【陳越光】是誰主持編輯了《梁漱溟全集》

是誰主持編輯了《梁漱溟全集》
作者：陳越光
來源：《文史哲》2018年第1期

中國文化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編者按：

梁漱溟先生(1893—1988)，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被譽為(wei) “中國最後的儒家”。

1984年中國文化書(shu) 院創院時，梁漱溟先生被推舉(ju) 為(wei) 首任院務委員會(hui) 主席。在那個(ge) 中國文化全麵複蘇的年代裏，年過90歲高齡的梁先生身先士卒披掛上陣，以極大的熱情多次站在三尺講台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蘇搖旗呐喊，直至生命的終點，其精神令人動容。1988年8月在梁先生去世僅(jin) 兩(liang) 個(ge) 月時，中國文化書(shu) 院學術委員會(hui) 決(jue) 定編撰《梁漱溟全集》，並由學術委員會(hui) 主席龐樸先生全麵主持。最終完成八卷本《梁漱溟全集》，將梁先生的寶貴思想遺產(chan) 展現於(yu) 世。

編撰《梁漱溟全集》是一個(ge) 極其艱難與(yu) 複雜的過程。2018年《文史哲》雜誌刊登了時任中國文化書(shu) 院副院長陳越光（現任院長）撰寫(xie) 的文章《是誰主持編輯了<梁漱溟全集>》，該文以大量翔實的原始資料為(wei) 基點，首次詳細披露了《梁漱溟全集》編撰過程中那些不為(wei) 外人所知的艱辛。

2023年10月18日是梁漱溟先生誕辰130周年，書(shu) 院公眾(zhong) 號特轉發此文，謹為(wei) 紀念。

摘要：1９８９年《梁漱溟全集》開始出版，１９９３年得以全部出齊。這是中國文化史、儒學史上的大事，其意義(yi) 必將愈來愈受到重視。組織此項工作的，是民間學術機構中國文化書(shu) 院；統籌、主持其事者，為(wei) 時任中國文化書(shu) 院學術委員會(hui) 主席、著名曆史學家、文化史學家龐樸先生。龐樸先生作為(wei) 《梁漱溟全集》編輯、出版的主持者，對八卷、五百多萬(wan) 字的《梁漱溟全集》的問世，發揮了最重要的推動作用。

作者簡介:陳越光，中國文化書(shu) 院副院長、北京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梁漱溟全集》，山東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先生（1８９３—１９８８）是中國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創建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投身農村工作，探索新農村建設；４０年代參與發起創建中國民主同盟並任秘書長；新中國成立後擔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１９８０年後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等職[1]。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梁先生並不享有體製的資源，甚至在１９８４年出版《人心與人生》一書還是自費出版，他兒子二十多年後回憶“好像是五千元上下，數目不大。卻是傾囊”[2]。他去世後，自然也不可能有官方機構出麵來組織梁先生全集的編輯出版。但是，梁先生１９８８年６月去世後不到一年，１９８９年５月《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就問世了，八卷本的全集在１９９３年６月出齊。是誰組織了這５００多萬字的全集編輯工作呢？

原來，梁漱溟先生自１９８４年起擔任了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正是這個由湯一介先生擔任院長的民間學術機構組織了此項工作，而統籌、主持此事的是時任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著名曆史學家、文化史學家龐樸先生。

梁漱溟先生去世兩個月，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日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就提出《關於編輯出版<梁漱溟全集>的設想》：梁先生的思想和他的人格為世人所景仰，被海外思想界推為“中國最後的儒家”，在目前海外不斷深入的“新儒家”探討和中國大陸的文化熱潮中，對梁漱溟的研究也不斷深入。梁先生一生著述甚豐，但是，這些著作有相當一部分發表在抗日戰爭以前，幾十年的社會動蕩，版本流失嚴重，許多著作今日已很難查閱。個別著作僅有初版本，甚至六十年未曾再版。為了使海內外學者能夠了解梁先生的思想全貌，促進學術研究和交流，中國文化書院將著手編輯出版《梁漱溟全集》。具體設想為，梁漱溟一生曾發表各種專著、論文集及小冊子２０餘種，連同散見論文約２５０萬字，擬編為１０卷，內容包括著作、演講、未曾發表的手稿、書信等。全集將在３年內出齊，著作的收集、整理和分卷等工作將在１９８９年５月底以前完成。全集在中國大陸出版，也考慮在台灣出版繁體字本[3] 。

《關於編輯出版<梁漱溟全集>的設想》提出的第二天，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１日，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龐樸、院務委員會副主席王守常即在文化書院接待了來自台灣的沈重先生和劉先生，沈先生代表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前來洽談出版《梁漱溟全集》事宜。雙方主要討論了出書時間和稿費、編輯費數額等問題。龐樸強調“不好聽的話先講”，並且“不客氣地告訴你，還要和另一台出版社談”。沈重強調了他們出書快的優勢，力爭在遠流出版。最後雙方約定，９月中旬再定是否給遠流出版。當時，兩岸剛開始接觸，會談記錄中還有這樣一個細節：龐樸問：“如何聯係？”沈重回答：“直接寫信、電話都行，電話我們打不進來，打得過去。”龐樸又問：“我們的郵票即可？”答：“可。”[4]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上午，梁漱溟長子梁培寬先生來中國文化書院，與龐樸、李中華（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席）、王宗昱商談出版《梁漱溟全集》，文利姮記錄。龐樸先介紹了此前與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沈重談過，但未作決定。在新加坡與韋政通先生商談，根據名譽好、效率高、稿酬高的三原則，韋先生建議選三民書局。時間設想在明年６月２３日出第一卷，全書分八卷。台灣速度快，交稿後三個月可出。另外，國內三聯書店以及山東、廣西的幾個出版社都願出。

梁培寬先生除了談出版社的選擇、出個人全集的許可和收稿等具體問題外，還談到："先父在世時，有人曾問過他出文集的態度，他的態度是：有很多東西今天看起來沒什麽意思，不必求全。有保留價值的可印，否則浪費紙、筆、墨、讀者時間，有選擇的出。王守常不同意，作者認為意思不大，早期的觀點後來修正，後人應知演變過程，對研究的人還是需要全。先者？後者？折衷？我傾向折衷。過去在許多地方的講演，許多內容基本相似，有重複處，都選進去是否有必要？注釋一下，省點東西，先父沒有明確說哪部分留舍。《究元決疑論》專集是與很多人開始接觸（熊十力、蔡元培等），他認為東拉西扯，可以不要。

對於內容，龐樸說：“內容，回去後您的卡片和王（王宗昱）的目錄湊，求全，折衷好，理解重複（意思的重複）（馮先生全集中重複五次——李）、文字重複可避免，意思重複不可避免，具體的再談。是出全集不是出文集，全是全不了，盡量全。”李中華問：“日記的量大否？”梁答：“大部分是‘文革’開始後的，閉門思過，很平淡。”王宗昱說：“工作黃金時代的日記無。”龐樸說：“魯迅日記也是瑣事，但很有學問。先搞全目，搞分卷原則，基本八卷。二次交稿出版社接受得了，第一次交要胸有成竹，清楚。”

最後討論安排了建立編輯小組，征集舊稿、書信諸事[5]。

這期間，收集梁著的工作積極展開。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３日，龐樸致函中央黨校馬清健教授，介紹文利姮去中央黨校圖書館查閱梁漱溟著作目錄[6]。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山東人民出版社張士寶來中國文化書院，與龐樸、李中華、張文定洽談出版《梁漱溟全集》。全集預計４００萬字，１２—14卷。張士寶對目前出版社的不景氣吐了些苦水，但梁先生的人格、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地位，又在山東鄒平從事鄉村建設運動，出版社不想賺錢，不賠就好。所以，龐樸問：“能否接？”“接。”“６月上旬出書，１５０天搞定，行否？”“行。”[7]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上午，在中國文化書院大會議室召開了“《梁漱溟全集》編輯委員會工作會議”，龐樸、梁培寬、王宗昱、操軍、陳繼東、王小其出席，文利姮記錄。會議內容為：一、通過委托書（梁家屬委托書院出全集）；二、確定分卷原則，第一卷文章；三、規定編輯技術。

龐樸先介紹了在大陸和台灣選擇出版社的情況，大陸簡體字版選擇山東人民出版社，“熱情，義務，責任感很強。且學術地位、出版質量均高，我們選中山東”，“編輯由編委會負責，技術由出版社負責”。要求１２月３１日前交稿，第一卷５０萬字。龐樸布置：“現在到年底５０萬字，從點、注、校、抄，６０天，一天一萬字，不能低於此速度。今天把分卷原則定下後，就要開始工作了。”

梁培寬說：“委托書已寫好了，我想原寫的我和弟弟委托書院與出版社洽談出版，現在我想再加一項可代簽合同。”龐樸答：“當然加上後我們的權力就更大了，這是對書院的信任。要不要考慮把欽東、欽寧（梁漱溟孫子——筆者注）寫進去？”梁：“不需要。法律上無權，欽寧是學法律的。這樣沒什麽問題。”

第一步，收的原則。討論中王宗昱提出兩個問題：１．《中國——理性之國》；２．梁先生以前的演講,學生筆記、別人記錄,如何處理？梁培寬說：“家父對是否考過的文章區別非常嚴格,北大儒家哲學油印本，當時兩學生整，不大承認的意思。《生命與意識》比較重視。”但龐樸認為：“收集內容要盡量全，因是全集而不是選集，是學者著作不是自傳。雖一些觀點今天看來不恰當，對作者的發展曆程研究有必要。《論語》就是學生記錄的，梁過目的記錄可收，未過目的，反映真實麵目亦可收。有變化有發展是正常的，否則僵化了。符合梁思想。時間、地點、記錄人，才７０年的時間，能搞清楚的盡量搞清楚。寧願收不能丟，手法上處理一下。《理性之國》內容政治觀點從現在角度看，過時，難以成立。但反映當時一些曆史也有價值。”對此，梁培寬說：“弟弟、表哥鄒老師表示隻在全集中收，永不出單行，作為整體的一部分存在，以免別人看此一篇易誤解（台若出單冊追究版權）。袁洪壽先生說，此稿先父曾作為禮物給毛主席祝壽，送到中南海門口，有人出來迎他，‘今天是主席生日，我要送一份禮’，‘不收禮’，‘是書稿’，‘府右街門收’。至西門，送禮一律不收，特殊情況經請示收下，未知是否轉給主席[8]。說明先父對此稿很重視。年事高了，自己改動不便，我花了４、５個月的時間改，改得不行，麵目全非，不是整體，學林田先生要出，後換成《中國文化要義》，收時需在文章後麵說明。”[9]

這部寫於“文革”期間的著作——《中國——理性之國》，最後本著“全集要全”的原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但加了這樣一份“題記”：“《中國——理性之國》一書是著者唯一未曾公諸於世的專著，約１７萬字，現收入全集首次發表。此書動筆於‘文革’開始後第二年（１９６７年），完成於‘文革’中期（１９７０年）。如著者所說，它是‘在環境條件困難中’寫出的；就是說，是在無法了解社會真相、極不適宜進行學術探討的環境下寫成的。因而，著者真誠地放棄了自己曾一貫堅持的某些觀點，對一些人所詬病的錯誤卻持肯定態度。１９８４年，著者曾試圖在親屬協助下對原稿作必要的修改，終以體腦均衰而未果。此次發表，旨在為讀者提供一份全麵了解著者學術思想所不可少的材料，以資研究而已。”[10]對於這個“題記”，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後來說，“初稿是由我起草，別人定稿的”，但當他寫作《我生有涯願無盡———記父親梁漱溟》時“回看十年前寫的題記，我得承認當時沒有看懂”[11]，也就是說這個“題記”是曲解了梁先生的! 而那個定稿的“別人”，從當時情況看隻能是龐樸，不知龐公後來是否再讀過此書此“題記”，是否能認同此說？

第二步，討論了分卷方案。龐樸提出“以《史記》卷１０的點校後記（指《史記》第１０冊末所附《‹史記›點校後記»）為準”的編輯原則,王宗昱提出分工等工作原則.最後,龐樸要求:“提要去掉,作者原注、編後、現注、編後、現注、角注、星號、標點添加，錯可改，不損壞作者原意為準，按現在規範做”，“學術性的注不做，隻做技術的，非常特殊的說明，可做”，“１２月２５日完稿”[12]。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梁家兄弟與中國文化書院簽署了如下委托書：

現委托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代表梁漱溟著作版權所有人梁培寬梁培恕負責辦理《梁漱溟全集》的編輯和與出版單位洽談及簽約事宜。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委托人梁培寬、梁培恕簽名，受委托人龐樸簽名，中國文化書院蓋章[13]。

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０日，作為甲方的山東人民出版社與作為乙方的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正式簽署了“《梁漱溟全集》編輯、出版契約”。雙方約定，包括梁先生生前的全部專著、論文、文稿、函電、日記、筆記、傳記等，預計４００萬字的《梁漱溟全集》，由乙方負責收集、整理、校點、按內容及年代編輯，繕寫為通行簡體漢字，於１９９０年底以前分批分期送交甲方。甲方分八冊精裝陸續出版，第一卷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接稿，６月２０日上市；第二、三卷於１９８９年內，第四、五、六卷於１９９０年內，第七、八卷於１９９１年內先後上市。並規定，甲方在全集各卷出版後，按國家規定向著作權繼承人支付稿酬，並按稿酬的三分之一（不低於每千字７元）向乙方支付編輯費[14]。

此後編輯工作全麵展開，但在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３日的“梁全集編委會議”上，梁培寬除了對各卷的分工一一提出具體建議，還是表示：“《理性之國》猶豫，１９７０年，‘反修’，‘未來打大旗’，怕對曆史不負責任，對讀者不好，貽誤眾生影響視聽。”龐樸則以老舍、章太炎、梁啟超的各種例子說服他：“梁啟超先生告訴林再林書稿全在箱裏，編、選全權交給你，因林有選擇給後人帶來麻煩，梁續集、修訂本等。還是以全好，年月日寫清，注也不注，全集出，不出單行本。”[15]

《梁漱溟全集》八卷精裝本，於１９８９年５月至１９９３年６月分卷出版，全集５２４．５萬字，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書的各卷扉頁上標明為“中國文化書院文庫論著類”及“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

第一卷１９８９年５月出版,編輯工作的主持者為王宗昱、梁培寬，參加編輯工作的還有操軍、王小其、陳繼東、文利姮；第二卷１９９０年３月出版，編輯工作的主持者為王維新，參加編輯工作的還有李鬆勤、王禹之、王永茂、文利姮；第三卷１９９０年５月出版，編輯工作的主持者為王宗昱；第四卷１９９１年２月出版，編輯工作的主持者為梁培寬、梁培恕、馬勇、胡曉春、劉定祥，參加編輯工作的還有文利姮；第五卷１９９２年８月出版，編輯工作的主持者為劉定祥，參加編輯工作還有梁海萍、譚吉華、李善欽、唐海英、詹永媛、文利姮；第六卷１９９３年１月出版，編輯工作的主持者為梁培寬、梁培恕；第七卷１９９３年６月出版，編輯工作的主持者為梁培寬、梁培恕；第八卷１９９３年６月出版，編輯工作的主持者為梁培寬、梁培恕和田鎬、孫明磊[16]。

龐樸先生為全書寫了簡短的《編後記》，他在《編後記》中說明：“梁先生生前曾經說過，他的某些文章，由於時過境遷，不再有什麽保存價值；另外某些論點，隨著認識深化，已有了重大變化；因此，他不甚主張編纂全集。我們則考慮到，作為一代宗師，梁漱溟先生的言論和活動，涉及多方，著之竹帛，已然成為曆史的一個部分，也早已成了世人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因此，應該出版全集，公諸於世，並保持其曆史原貌。這樣做，既是對曆史負責，也是對梁先生的紀念；當然也就為關心者、研究者提供了方便。”[17]

注釋
[1] 參見《梁漱溟先生生平》（１９８８年）；梁培寬、梁培恕選編：《師道師說：梁漱溟卷》作者簡介，北京：東方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2] 梁培恕：《我生有涯願無盡——— 記父親梁漱溟》，香港：世紀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第４８８頁。
[3]《關於編輯出版<梁漱溟全集>的設想》，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日。
[4]“與台灣遠流出版社談‘梁書’出版”記錄，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１日。
[5]“與梁培寬先生商談出版全集”記錄，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
[6]“龐樸致馬清健信”，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３日。
[7]“與山東人民出版社談出版”記錄，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
[8]《梁漱溟全集》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６日日記“早起寫一信，以收回章處之稿，徑送最高”。全集並有注：“著者原擬請章士釗先生轉送《中國——— 理性之國》一稿於毛澤東，未果。遂於毛誕辰日親自送中南海；後無回音。”見《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９２６頁。
[9]“梁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工作會議”記錄，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
[10]《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０頁。
[11]梁培恕：《我生有涯願無盡——— 記父親梁漱溟》，香港：世紀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第４２５-４３４頁。
[12]“梁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工作會議”記錄，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
[13]《委托書》，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14]《<梁漱溟全集>編輯、出版契約》，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０日。
[15]“梁全集編委會議”記錄，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３日。
[16]見《梁漱溟全集》各卷的“出版說明”。
[17]龐樸：《編後記》，《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１１７９-１１８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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