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動心之後

作者：邢哲夫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走進孔子》2023年第4期

眾(zhong) 所周知，孔子是傳(chuan) 統政治秩序的捍衛者和改良者，反對犯上作亂(luan) 、臣子不臣。但是在《論語·陽貨》篇中，有幾章孔子與(yu) 犯上作亂(luan) 者關(guan) 係曖昧甚至願意合作的記錄，令曆代學者頭疼不已、聚訟紛紜。這又是怎麽(me) 回事呢？

《論語》“欲仕三章”及解釋

我們(men) 先看《論語·陽貨》篇裏是怎麽(me) 記錄的。一是魯國季氏的家臣陽貨（又名陽虎）想要見孔子，邀請孔子和自己合作。孔子不願意見他，因為(wei) 孔子一直反對“陪臣執國命”。“陪臣執國命”，是說作為(wei) 大夫的家臣僭越身份在國中專(zhuan) 權，而陽貨正是這樣的人。一天，陽貨給孔子送了一隻煮熟的小豬作為(wei) 見麵禮。來而不往非禮也，於(yu) 是孔子特意在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前去拜謝，不料時間掐得不準，路上正好遇到了陽貨。陽貨趁機將了孔子一軍(jun) ，他說：“隱藏自己經天緯地的大本事，眼看著國家走向混亂(luan) ，這是仁嗎？喜歡參與(yu) 政治又老是不抓住機會(hui) ，這是智嗎？不是吧？”陽貨又說：“日子一天一天過，歲月不等人啊！”孔子也感歎道：“好吧。我要出來做官了。”另一章記錄的是魯國季桓子的家臣公山弗擾率軍(jun) 在費這個(ge) 地方反叛，邀請孔子合作。孔子竟欣然欲往。學生子路很不高興(xing) ，他反對說：“您沒地方去便算了，為(wei) 什麽(me) 要到公山弗擾那裏去呢？”孔子感歎：“那要召我去的人，難道會(hui) 白白召我嗎？如果真能用我，我或許可以重新興(xing) 複東(dong) 周啊！”當然，孔子最終沒有前往。還有一章記錄了晉國大夫範氏的家臣佛肸發動叛亂(luan) ，並邀請孔子合作。子路又一次表示反對，並引用俗語說：“親(qin) 自幹壞事的人，君子是不到他那裏去的。”孔子說：“是的。但不是還有這樣的說法嗎？真正堅硬的東(dong) 西，磨也磨不薄；真正潔白的東(dong) 西，染也染不黑。我難道是匏瓜嗎？怎能總是掛在那裏不摘下來食用呢？”當然，最終孔子同樣沒有前往。（這三章都有孔子試圖應邀出仕的情節，為(wei) 方便起見，下稱“欲仕三章”。）

或許是出於(yu) 為(wei) 尊者諱的意圖，“欲仕三章”讓曆代學者解釋時費盡周章。如果說“陽貨欲見孔子”時，陽貨雖是執掌國命的陪臣，但當時還未發動叛亂(luan) ，因而孔子對陽貨半推半就還不算離經叛道，那麽(me) ，公山弗擾之叛、佛肸之叛乃是《論語》中的白紙黑字，要解釋清楚可謂勉為(wei) 其難。當然，先賢們(men) 依然沒有放棄努力。比如南宋金履祥、明代王鏊就認為(wei) ，公山弗擾之叛的對象是季桓子，季桓子是魯國的貴族寡頭季孫氏，他和孟孫氏、叔孫氏一起架空了魯定公，公山弗擾叛亂(luan) 正是為(wei) 了“張公室”，也就是維護魯定公的權威而和威脅君權的貴族勢力作鬥爭(zheng) 。清代趙翼認為(wei) ，公山弗擾邀孔子是在發動叛亂(luan) 之前“反形未露”之時，因為(wei) 叛亂(luan) 時孔子是魯國司寇，絕不可能應邀合作。清代崔述則斷定公山弗擾召孔子“此必無之事也”，元代陳天祥認為(wei) 《左傳(chuan) 》裏記錄的公山不狃叛亂(luan) 或為(wei) 真，但公山弗擾與(yu) 公山不狃並不是同一個(ge) 人，言外之意就是孔子弟子編《論語》時張冠李戴，謬種流傳(chuan) 。至於(yu) 孔子那句“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除了主流的“我將要在東(dong) 方興(xing) 複周禮”的解釋之外，還有如清代劉寶楠將“吾其為(wei) ”解釋為(wei) “吾豈為(wei) ”，解作“我怎麽(me) 會(hui) 另立中央？”清代翟灝認為(wei) “吾其為(wei) ”的“為(wei) ”讀第四聲，意思是幫助，即“將助周室申明君臣上下大義(yi) ”。而“佛肸以中牟畔”一章，曆代解釋也和公山弗擾一章異曲同工，比如翟灝、劉寶楠都認為(wei) 佛肸反對的是晉國的貴族趙簡子，趙簡子和季桓子一樣，都是威脅君權的寡頭。孔子的合作態度乃是“張公室”“譏世卿”的忠君立場的一以貫之。（以上注解見程樹德《論語集釋》）當然，也有一些現當代學者出於(yu) 各自意識形態立場，對此有新的解讀，如郭沫若認為(wei) 孔子幫助亂(luan) 黨(dang) 乃是“順應著當時的社會(hui) 變革潮流”（參見李澤厚《論語今讀》），而李澤厚認為(wei) 孔子這幾章的話語不過是一種在功名誘惑麵前的掩飾，算是少數不願意為(wei) 尊者諱的解釋。

總之，曆代注釋都試圖撇清孔子“臣不臣”的嫌疑，把孔子在叛臣麵前的動心理解為(wei) 理想主義(yi) 者在機會(hui) 麵前試圖一展抱負的曆史衝(chong) 動。曆代學者的解釋不可謂不嚴(yan) 謹，但是他們(men) 都把重點放在了事情的起因、過程，特別是孔子動心之處，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孔子最終沒有合作這一結果。在筆者看來，恰恰是不合作的結果才是故事裏最吃重的地方。而有趣的是，這三章並沒有直接記錄孔子不合作的結果，這一結果隻是曆史告訴我們(men) 的。如果發揮古人“不言之言”的微言大義(yi) ，我們(men) 似乎可以認為(wei) ，記錄《論語》的弟子認為(wei) 孔子最終的不合作乃是不言自明的。因而，我們(men) 不妨把“欲仕三章”作為(wei) 在出仕機會(hui) 麵前內(nei) 心衝(chong) 突的三幕劇，把陽貨、公山弗擾、佛肸看作是出仕誘惑的鏡像，把子路及最終不仕的孔子看作是抗拒誘惑的鏡像。在分析三幕劇之前，我們(men) 先來談談儒家的出仕觀。

儒家的出仕觀之一：“仕由其道”

儒家的出仕觀，一言以蔽之，就是“仕由其道”。孟子深入地論述了這一問題。而有趣的是，孟子在論述時恰恰以孔子作為(wei) 例子。我們(men) 可以根據孟子的分析，更好地認識“欲仕三章”中的種種難解之處。一次，孟子的學生周霄問道：“古代君子出仕嗎？”孟子說：“當然出仕啊。傳(chuan) 記裏說孔子三個(ge) 月沒有君主，就惶惶然不知所措，所以離開魯國周遊列國，都一定帶著禮器，這是求仕於(yu) 國君必備的禮儀(yi) （‘出疆必載質’）。這就是公明儀(yi) 所說的‘古人三個(ge) 月沒有君主就要哭喪(sang) ’。”周霄說：“哭喪(sang) ？不至於(yu) 急成這樣吧？”孟子說：“士失去了自己應有的地位，就像諸侯失去了自己的國家。這就好比一個(ge) 人什麽(me) 都沒有了，日常生活都癱瘓了，還不值得哭喪(sang) 嗎？”周霄又問：“那麽(me) 孔子‘出疆必載質’，又是為(wei) 什麽(me) 呢？”孟子說：“士要做官就像農(nong) 民要耕地。但是你見過不帶農(nong) 具的農(nong) 民嗎？”周霄於(yu) 是問了一個(ge) 最關(guan) 鍵的問題：“如果君子這麽(me) 急著出仕，那麽(me) 君子為(wei) 什麽(me) 又那麽(me) 難當上官呢？”孟子打比方回答道：“這就像適齡男子沒有不急著娶媳婦的，適齡女子沒有不恨嫁的。但如果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私定終身，這在世人麵前就如同小偷。做官也一樣。古人沒有不想做官的，但做官也要按照基本法啊！這個(ge) 基本法就是‘道’。不按著道去做官，那麽(me) 這和小偷有什麽(me) 區別呢？”（見《孟子·滕文公下》）這段對話告訴我們(men) ：出仕是當時君子實現價(jia) 值的必要的方式，當然也是必要的生存方式，但是出仕不能由著生存本能做主，也不能由著自我實現的衝(chong) 動做主，而必須要有出仕的“道”。這個(ge) “道”貫穿了從(cong) 出仕前到出仕後的整個(ge) 過程之中。那麽(me) ，這個(ge) “道”究竟是什麽(me) 呢？“道”就是禮法和道義(yi) 。孔子“出疆必載質”和古人的“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一樣，都是用禮法製度最大限度地節製人的本能。

如果說“出疆必載質”強調的是禮法，那麽(me) 孟子在另一處所說的“可以仕則仕”強調的則是道義(yi) 。孟子學生公孫醜(chou) 請教伯夷、伊尹與(yu) 孔子的異同。孟子說：“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事奉，不是自己的民眾(zhong) 就不使喚；世間有道則做官，無道則退隱，伯夷就是這樣的。想著‘天下誰不能是我的君主呢？天下誰不能是我的臣民呢？’不管世道如何都積極進取，伊尹就是這樣的。應該做官就做官，應該辭職就辭職，應該繼續幹就繼續幹，應該馬上走就馬上走，孔子是這樣的。他們(men) 都是古代的聖人，我還做不到他們(men) 這樣。我的願望，就是學習(xi) 孔子。”（參見《孟子·公孫醜(chou) 上》）“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強調的正是孔子“邦有道則仕”（《論語·衛靈公》）的道義(yi) 追求。也正是因為(wei) 擁有這種道義(yi) 追求，但又具備一定的現實性和靈活性，孔子才超越了偏激狹隘的伯夷和一心進取的伊尹，成為(wei) “出於(yu) 其類，拔乎其萃”（《孟子·公孫醜(chou) 上》）的聖人。

孔子的“可以仕則仕”在孟子那裏有具體(ti) 的表現：“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yang) 之仕。”（《孟子·萬(wan) 章下》）孟子認為(wei) ，孔子被季桓子舉(ju) 薦為(wei) 中都宰和司寇，按照自己的主張進行社會(hui) 治理，三月而魯國大治，是理所應當的“見行可之仕”。孔子到衛國，衛靈公願意用孔子治國，直到衛靈公問兵陣於(yu) 孔子，孔子才有用非所學之感而辭職，這是一種依據環境做決(jue) 定的“際可之仕”。衛孝公能以士之待遇禮遇孔子，孔子卻之不恭。雖然沒有那麽(me) 理想，但聖人也要吃飯，所以，“公養(yang) 之仕”也是可以的。簡而言之，“行可之仕”是道義(yi) 正當的許可，“際可之仕”是社會(hui) 環境的許可，“公養(yang) 之仕”是生存需要的許可。雖然高下有別，但終歸是一種不逾底線的“可”，是“仕由其道”的“可”。

回過頭來再看“欲仕三章”，這裏的複雜曖昧之處就在於(yu) 三個(ge) 機會(hui) 都是處於(yu) 可與(yu) 不可之間，或者說存在著“行可”而“際不可”的矛盾。應該說，在“欲仕三章”中，孔子用於(yu) 自我辯護的“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吾豈匏瓜也哉？焉能係而不食”都是屬於(yu) “行可”，也就是說在道義(yi) 層麵，孔子完全可以問心無愧。如果能夠複製“三月而魯國大治”的輝煌，多一個(ge) 平台多一條道路，何樂(le) 而不為(wei) ？但問題在於(yu) 當時的情況過於(yu) 複雜，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下，陽貨、公山弗擾、佛肸可都不是吃素的。孔子與(yu) 他們(men) 合作無疑是一種開盲盒的冒險：要麽(me) 真正實現“東(dong) 周”的理想，天下歸仁；要麽(me) 就是龍戰於(yu) 野、血沃中原，而自己則是為(wei) 虎作倀(chang) 。為(wei) 了避免最壞的結果，也是為(wei) 了真正地做到“仕由其道”而不是淪為(wei) 反諷，孔子最終選擇了不合作，用“際可”的審慎精神去節製“行可”的理想主義(yi) 。《論語·公冶長》中還記錄了一個(ge) 故事：孔子讓學生漆雕開去做官。漆雕開說：“我對做官還沒有信心。”孔子聽了很高興(xing) 。（參見《論語·公冶長》）誠然，做官是一種價(jia) 值的實現，但是這也需要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否則將如天下蒼生何？

總之，孔子在選擇是否與(yu) 叛臣合作之前經曆了深入的權衡甚至是激烈的心理鬥爭(zheng) ，最終以不合作的結果實踐了“仕由其道”。把握了這一點，曆代學者們(men) 的繁瑣考證完全可以省略。

儒家的出仕觀之二：“不仕無義(yi) ”

有趣的是，《論語·微子》中有三章從(cong) 反麵和“欲仕三章”形成某種呼應，這裏且稱之為(wei) “遇隱三章”。一是楚國一個(ge) 叫接輿的狂人路過孔子的車歌唱道：“鳳凰啊，鳳凰啊，你的德性怎麽(me) 就這麽(me) 糟糕了呢？過去的事不可以改變，未來的事還可以把握。算了吧，算了吧，現在從(cong) 政的人都很危險啊！”孔子下車想追上他和他說話，但是接輿跑掉了。二是長沮、桀溺兩(liang) 人耕田，孔子路過時讓子路打聽渡口。長沮知道是孔子問路之後，就說：“他（總是四處周遊找事做）應該是知道渡口在哪的。”子路又去問桀溺。桀溺知道來者是孔子門徒後，邊種地邊說道：“天下局勢如洪水滔滔，你們(men) 和誰能夠改變它呢？而且你與(yu) 其跟隨躲避惡人的人，還不如跟隨躲避整個(ge) 世道的人。”子路將所見所聞告訴孔子。孔子歎息道：“既然我們(men) 不能和鳥獸(shou) 同群共處，那麽(me) 如果不和人共處，又能和誰共處呢？如果天下太平有道，我就不會(hui) 老想試著去改變他們(men) 了。”三是子路跟孔子出遊卻掉隊了，遇到了一個(ge) 荷杖老人。子路問：“您看見夫子了嗎？”老人說：“四體(ti) 不勤，五穀不分，算什麽(me) 夫子？”雖然如此，老人還是招待了子路一宿。第二天，子路把見聞告訴孔子，孔子讓子路再去見見這位老人，老人卻不見了。子路感歎道：“不做官是道義(yi) 有虧(kui) 欠的啊（不仕無義(yi) ）。長幼之節不能廢棄，君臣之義(yi) 又如何能廢棄呢？總想著潔身自好，卻混亂(luan) 了大的綱常倫(lun) 理。君子做官，是為(wei) 了行其大義(yi) 。雖然大道不行，也不妨知其不可而為(wei) 之啊。”

以上三章傳(chuan) 遞了幾點信息：第一，孔子及子路不讚賞逃避社會(hui) 責任的隱士，而出仕正是一種承擔社會(hui) 責任的途徑，如鄭玄所說的：“仕，事也。”儒家主張立誌做大事而非做大官，但做事難免需要做官，雖然做官本身不是目的；第二，隱士們(men) 對做官有一種庸俗化、汙名化的偏見，認為(wei) 做官就是要與(yu) 黑暗的世道同流合汙，不理解做官的真正意義(yi) ；第三，孔子很想和他們(men) 對話談心。雖然“不患人之不己知”（《論語·憲問》），但是道理要講清楚。可是隱士們(men) 的高冷堵塞了對話之路。有趣的是，“欲仕三章”中的子路一直以道義(yi) 的名義(yi) 反對孔子出來做官，而在“遇隱三章”裏，子路同樣以道義(yi) 的名義(yi) 反對不做官。兩(liang) 者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對應。從(cong) 孔子生平看，“遇隱三章”之事應該是發生在“欲仕三章”之事的後麵。孔子用自己的言傳(chuan) 身教，讓子路明白了“仕由其道”的道理。不管做不做官，都應該以是否符合道義(yi) 為(wei) 轉移。正是在這種標準下，子路才對“不仕無義(yi) ”的隱者們(men) 提出了批評。

孔子的弟子子夏認為(wei) “仕而優(you) 則學，學而優(you) 則仕”（《論語·子張》），其本意是行有餘(yu) 力則學習(xi) ，學有餘(yu) 力則出仕，但這竟成了後人曲解儒家為(wei) 利祿之徒的證據。通過上述故事我們(men) 可以知道，儒家從(cong) 來沒有把做官本身當作目的，而認為(wei) 做官應該是在符合道義(yi) 禮法的前提下實現價(jia) 值的工具。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做大事而非做大官”，才是儒家士人的真正理想所在。因此，在新時代，為(wei) 政之際叩問自己的初心，應該是領導幹部的“心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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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邢哲夫 ，中共惠州市委黨(dang) 校教師。在《中華讀書(shu) 報》《博覽群書(shu) 》《書(shu) 屋》《文史天地》《學習(xi) 與(yu) 研究》《名作欣賞》《粵海風》《戲劇與(yu) 影視評論》《中國紀檢監察報》《工人日報》《東(dong) 方藝術》《刑偵(zhen) 劇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