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瓶裝舊酒”的圖謀
    
    
    由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聯手，據說有50多位專家學者合力，耗時一年多終於完成的這份近500頁的世行報告《2030年的中國》，就中國未來20年，開出了所謂的“世行藥方”。
    
    
    此情此景，讓人不由想起11年前的俄羅斯。當年威望更甚於佐利克的薩克斯向葉利欽推薦“休克療法”時，葉利欽欣然笑納，結果是俄羅斯的經濟一瀉千裏，幾乎萬劫不複。薩克斯比之佐利克，同樣的普世心腸；“休克療法”較之“世行藥方”，同樣的符合市場經濟的經典理論。前者把俄羅斯導向了深淵，後者又將把中國導向何方？
    
    
    更重要的是，這兩個藥方的提供者，薩克斯和佐利克，在身份上還有微妙的區別。薩克斯隻是純粹的學者，他創造的“休克療法”，早年在玻利維亞確曾取得不俗的業績。因此，“休克療法”雖然坑害了俄羅斯，但人們一般並不認為薩克斯是“有意謀害”，他隻是食書不化，該承擔責任的是葉利欽和蓋達爾。但是佐利克卻不同，這位前美國政府外交顧問、白宮辦公廳副主任、貿易代表以及副國務卿，是小布什政府單邊主義政策的重要參與者，也是小布什“遏製”中國戰略的主要操盤手。秉承小布什“向專製宣戰”的決心，佐利克的觀點更是鮮明而直接：“世界上仍然存在邪惡……美國將以軍事優勢為基礎塑造未來的世界秩序。”——對於這一“未來的世界秩序”之最大可能障礙的中國，佐利克內心的看法和態度不言而喻。沒有證據顯示，佐利克在美國副國務卿等職位上展露的理念和觀點不是出自內心，而隻是應景之詞；同樣沒有理由推測，佐利克在世界銀行行長任上，就會改變他多年來形成的核心理念和態度，畢竟美國依然是他宣誓效忠的祖國，而世行本來就是美國控製的、通過迂回途徑幫助實現美國利益的工具。
    
    
    應該說，還是美國人最了解佐利克，美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湯姆•巴裏評價說：佐利克一方麵要求其他國家、尤其是貧窮國家促進經濟自由化，另一方麵卻維護美國自身的保護主義，自由貿易隻是用於打破其他國家貿易壁壘的敲門磚以及實現美國利益的工具，美國國家利益才是佐利克心中左右切換的杠杆，“佐利克隻把自由貿易理論當作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工具，一旦美國短期利益甚至國內政治因此受損，佐利克就會放棄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轉而倒向重商主義和單邊主義”，“佐利克之所以接受‘實現美國全球霸權’的新保守主義主張，隻不過是希望更為睿智地使用美國的實力”——就是這樣一個人，卻突然露出一副要“拯救中國”的嘴臉，主動向中國提出開展“合作研究”的建議，並最終搞出個什麽“世行藥方”，又怎麽能讓人不懷疑他是試圖用經濟手段完成在副國務卿任上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未能完成的搞垮中國之目的？
    
    
    對於這樣一個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人，對於這樣一個有前科的人，作為中國官方政策研究權威機構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究竟毫無警惕之意就與其湊到一塊，義無反顧地充當人家的工具和**，將槍口對準自己的國家。當然，這其實也沒有什麽可奇怪的，當年的俄羅斯也是因為有著蓋達爾、丘拜斯等一批身居高位的官方經濟學者與薩克斯配合默契，才會“休克”得那麽徹底。今天的佐利克，完全是踩著薩克斯當年成功的腳印在走（俄之失敗，即美之成功）；而今天的中國，蓋達爾隻會更多，絕不會罕見。
    
    
    二，市場化的陷阱
    
    
    “世行藥方”的中心詞是市場化，這對於它自己來說，不是一個新鮮詞。遵循美國的意誌，世行一直在給發展中國家開出同樣的萬應靈丹，其出發點正像湯姆•巴裏評價的那樣：一方麵要求其他國家、尤其是貧窮國家促進經濟自由化，另一方麵卻維護美國自身的保護主義，自由貿易隻是用於打破其他國家貿易壁壘的敲門磚以及實現美國利益的工具。其效果更乏善可陳，搞垮了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經濟，搞亂了南美、東南亞和非洲的一些國家。正因為如此，世界銀行這方麵的工作經常遭到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學者的嚴厲批評，指責它為了美國或西方國家的經濟利益，往往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中過快地、不正確地、按錯誤的順序引入或在不適合的環境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造成破壞。
    
    
    雖然一次次地失敗（對美國來說是成功），一次次地給其他國家造成了重大甚至是毀滅性的損失，世行這些來自美國的曆任行長們，卻既不氣餒，更不臉紅，反而一次次都能為自己找到開脫的理由。可見，西方經濟學理論最強大的地方，不是它的療效，而是它為治療失敗進行辯解的話語能力。現在，這個人又毫不臉紅地跑到中國來了。雖然被他們奉為市場化樣板的美國引發了這次全球性的金融風暴，雖然奉行市場化理論的優秀學生歐洲陷入了債務危機，雖然近幾十年唯有“半市場化”的中國一直保持著高效增長，而且最好地抵禦了西方傳遞過來的經濟危機，但所有這一切事實，都絲毫影響不了中外這些人閉著眼睛大聲合唱：中國必須進一步完全市場化，目標是向歐美看齊——一些人這樣唱是因為利益，美國的或他們自己個人的利益；一些人這樣唱是因為書上是這麽寫的，在他們的眼中，書本重於事實。老師自己都已經這樣了，基礎條件要差得多的學生再學老師，能好嗎？何況，實踐證明中國現在這樣適應性更好，為什麽成績好的，要學習成績差的呢？這樣的問題，對這些人來說顯然沒有自己的利益或觀念重要。
    
    
    
    三，國有企業的謎題
    
    
    
    “世行藥方”的一個重心，是破除國有企業壟斷，促使國有企業私有化，尤其是引進外資。中國重點國企的高效率，是中國經濟贏得國際競爭、保持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支點。而國企竟然高效，這顯然與市場經濟的經典理論相悖，也引起了許多人的疑惑。話語強大的西方經濟萬金油理論對此當然不乏解釋，他們的說法是國企效率好是因為壟斷，因為享有其他企業所沒有的優勢，因為不平等的競爭。——這種說法並沒有錯，就像從鏡子裏看某人，你說某人長得怎麽樣並沒有錯一樣。但是，鏡子中所反映的，隻是某人的一個截麵，而不是全部。西方經濟學解釋力的強大之處，就在於它可以提取任何經濟現象的一個截麵。但也隻是一個截麵而已，在它的特定角度之外，它則是一片茫然。
    
    
    如果我們不拘泥於西方經濟學的特定視角，而是從現象和事實出發，從國有企業在當下中國的成功出發，來重新審視問題，就可能得出新的結論。國企今天在中國成功的理由，其實和私企當年在深圳成功的理由相似。假設甲、乙代表了兩種相反的機製，各自有不同的優缺點和適應性，當大環境為甲時，如果乙的模式能夠獲得某種特殊的支持，從而得以在甲的環境中存活，那麽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時享有甲、乙兩種機製的優點，克服兩種模式的缺點。這就是當年全國計劃體製下“深圳模式”能夠突飛猛進，今天重點國企以及南街村、華西村等集體企業能夠表現優異的原因，這也是今天在其他地方再采用“深圳模式”卻不可能達到同等效果、歐美國家的國有企業如果沒有特殊支持也不可能有良好表現的原因。
    
    
    這就是國企成功的奧秘，也是“中國模式”在經濟方麵的一個體現。要說不平等競爭，確實存在，但這種不平等首先是對外企而言的。中國的國企憑借自己的體製優勢，獲得了相對於外企的國際競爭力，這是中國經濟長勝不敗的一個原因，也是佐利克急急忙忙一出手就直指國企的原因。對於國內私企而言，國企的所謂不平等競爭影響不大，因為國企並沒有涉足多少競爭性行業，而是自我局限在少數幾個戰略性行業內。既然不在同一個競技場上競賽，又何談平等不平等競爭呢？國企領域之外，私企可以存活的空間還很大。今天私企的問題，絕不是什麽國企壟斷、擠壓的問題，而是自我轉型、升級的問題，是政府對中小企業減稅減負、提供更好服務的問題。
    
    
    更進一步說，國企是當下中國穩定的一塊基石。說到國家競爭，人們總愛說槍杆子、筆杆子。這兩杆子對於一個政權確實重要，但穩定最根本的基礎，還是國家對經濟的掌控力。為什麽西方大國能夠左右一些小國的政權更替？根本原因就是它們掌控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為什麽貌似民主的一些國家，政權實際上被掌控在資本財團的手上？不僅僅是因為競選需要募捐，需要資本家的支持，這方麵的利益交換、政策回饋隻是小頭。關鍵在於：當大資本掌控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時，執政者從國家和民眾的整體利益出發，也不得不遷就和屈服於資本的意誌。這才是最厲害的，資本家以腳投票的威力，遠比選民選票的威力大，這就是財富階層在民選國家能夠控製政治權力的根本奧秘。這其中的滋味，今天的中國人其實已經在開始品味：每當反腐的呼聲強烈時，就有人出來說：可不能對貪官動真格的，否則當心人家把財產轉移到國外去；當有人呼籲要對富豪加稅時，也會遇到這種阻攔。
    
    
    無論如何，今天的中國還沒有到“財富控製權力”這一步，迄今為止，權力還能夠壓住財富，原因之一就是有著強大的國企，經濟命脈是掌控在政權自己手中，國外的財團不能遙控，國內的資本也不能左右。正因為如此，國企成了佐利克們的眼中釘，希望由私人尤其是外資取而代之；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決不能任其得逞、如願。國企需要改革，消費者的利益需要保護，但出路決不是所謂的打破壟斷，所謂的市場化和私有化，而是加強對國企的監管，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繳的利潤，降低產品的價格。。佐利克說：“中國自身的發展經驗和全球的發展經驗都表明，如果能夠進一步加大競爭，可以提高效率，提高生產率水平，進而帶來更高水平的工資收入。”——確實，世界範圍內有一些地方的經驗曾揭示，打破壟斷有利於提高效率、降低產品價格，但這隻是根據某些現象提煉出來的結論，而不是某個天神或上帝頒布的不容改變的律法。當現象賴以存在的環境變化時，結論就會改變；當觀察的對象發生變化時，結論也會改變。中國的國企，就是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經典理論所考察對象的新的市場主體。
    
    
    國企改革的目標是加強監管，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繳利潤，降低產品價格，要做到這些，以國企的性質而言，本來並不難。之所以現在成了難事，完全是因為前一步市場化的結果——通過國企海外上市，引入境外的戰略投資者，中國最賺錢的企業，成了國外投資者的錢袋，中國政府和民眾反而享受不到多少收益。這些國企的管理者們，從自我利益出發，以“股東利益”、“現代企業製度”、“國際規範”等等作為擋箭牌，抵擋來自政府的，涉及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繳利潤、降低產品價格等方麵的指令，這也是他們當初極力主張國企“改革”、今天還鼓噪要進一步“改革”的原因。因此，真正的國企改革，無論是為了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繳的利潤，還是為了降低產品的價格，保護消費者的權益，方向都應該相反，前提應該是從境外的投資者手中贖回股份。佐利克不是說國企改革的目的是“應把更多的紅利返還給社會，需要實行一些結構調整，從而建立良好社會保障體製”嗎？要實現這一點，到底是境外的股東越多越好，還是越少越好，甚至是沒有更好呢？答案不言而喻，因此，我們就要請問佐利克先生了：為什麽給我們推薦一種與你自己所說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的“改革”方案呢？
    
    
    
    四，經濟學需要變革和創新
    
    
    
    人們有理由懷疑佐利克“難得糊塗”的動機，也有理由懷疑一些學者為虎作倀的出發點。但是，顯然並不是所有讚同和支持“世行藥方”的人，都是企圖搞垮中國以從中獲利。利益是有限的，能夠參與核心分配的，永遠隻是少數人，大多數人注定隻能賠錢賺吆喝。他們之所以心甘情願隻付出不收獲，和革命烈士一樣，隻是因為理念。這些人從接觸經濟理論起，讀的就是西方的書，上的就是西方的課，西方經濟學理論就是他們經濟方麵的眼睛和耳朵，離開了這樣的工具，他們既不能看也不能聽，你要他們怎麽辦？雖然西方經濟學在西方以外的地方經常失敗，雖然西方經濟學家自己也說，用經濟學理論預測，十次有九次錯，對的那一次還隻能歸功於運氣，但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有一種強大的事後解釋力，它是史上最強的“事後諸葛亮”。無論正確、失敗，它事後總能得出一套說法，從而讓其使用者能夠獲得一種邏輯上的自洽，一種心理上的舒服。不要小看這一點，很多知識分子尤其是理論工作者就吃這一套。為了這種自慰式的滿足，他們願意情深不渝、百折不回。
    
    
    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經濟學者提出了新的考驗。一個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現象是，國內外包括吳敬璉等人在內，這麽多的經濟學者談論危機，探討危機爆發、蔓延的根源，但很長時間內，談的都隻是表象，隻是皮毛，談不到根源與根本。反而是民族主義學者王小東，一出言就直中源頭。時到今天，幾年過去了，當年王小東一個人的觀點，已成為今日學界乃至政商界的共識，這時候，又有學者跳出來摘桃子，大言不慚仿佛這種觀點原來是他獨創一般——這些人就不能稍微讓人不惡心一點點嗎？
    
    
    為什麽國內外這麽多的經濟學者，擁有這麽多的資源，卻抵不過一個非經濟學專業的王小東？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人都隻是經濟學理論的奴隸，而不是主人。從他們成為俘虜的這一刻起，就不再用自己的眼睛來觀察經濟現象和事實，而是透過厚厚的有色鏡片來看待一樣；得出的，都是早已經設定好的固定的結論。
        
    
    立足於活生生的現象和事實，這本是亞當.斯密時代創造經濟學理論時所秉持的基本方法，但經過這麽多年邏輯和數學的繁衍，經濟學的理論越來越精致，許多方麵卻離基本的現象與事實越來越遠；同時，現實世界中的經濟現象與事實及其背景，也越來越多樣化、複雜化，離經濟學創立時代的現象與事實及其背景也越來越遠。這就是經濟學在今天適應性越來越窄的悲劇之所在，也是經濟學急須變革與創新的原因。
    
    
    當然，經濟學在它原初的生長環境——西方，並沒有完全脫離實際，一些研究新現象和事實的成果，時有出現，甚至還獲得諾貝爾獎。但一個同樣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現象是，對於與西方土壤完全不同的中國，經濟學顯然缺乏跳出原來的立足點、從更根本處重新建構的能力。中國以一種西方理論明顯不能涵蓋的方式，橫衝直闖30年，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經濟學者能夠立足於中國成功的基本現實，從現象和事實出發，提煉出一套解釋中國的理論——這麽多的經濟學家，這麽豐富的事實和經驗素材，長達30年幾近一代人的時間，還不能搞出一個屬於自己的站得住腳的理論，我如果是搞經濟理論的，早就找一塊豆腐一頭撞死了。
    
    
    當然，從西方成形理論出發，這些人對中國經濟並非沒有解釋。因為必須服從於從另一種經驗背景下提煉出來的理論，所以對於新的“不符合規矩”的成功者，隻能否定。因此，中外經濟學者對中國的解釋如出一轍：中國經濟是不合規矩的，是沒有完全市場化的，所以它的發展是虛假的，或暫時的、偶然的，必須趕快向西方老師看齊，不然立馬就會崩潰。這種“崩潰論”從20多年前唱起，一直沒有停止，今天的演唱者所羅列的理由，和一二十年前並沒有多少區別。你們別看佐利克的“世行藥方”說什麽“中國已經到達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的戰略轉變”，就以為他們發現了什麽新的問題，得出了什麽新的結論。其實，這一二十年他們一直就是這麽嚷嚷的，沒有半點新鮮。確實，今天的中國有問題（誰會沒有問題？），經濟需要轉型，需要由依靠規模擴張向依靠技術創新轉變，需要由出口和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轉變，但這些與佐利克們說的市場化、打破國企壟斷，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五，中國的最大危險，中國體製的最大軟肋
    
    
    
    中國體製的最大軟肋是反腐無力，以至於一些權貴家族竊取了全體國民的財富。這些人擁有巨額財富後，貪婪不會停止，隻會想要更多；同時還有更多的權貴，希望躋身於巨富的行列，所以權貴們追逐財富的腳步永不停歇。
    
    
    正因為如此，他們瞄上了現在看起來利潤最豐厚的國企及其所在行業，所以他們無一例外地支持佐利克式的“改革”。毫無疑問，隻要一改起來，喝頭口湯的總是他們，他們並不在乎為此將讓“境外投資者”分走很大一塊蛋糕。在此前的多項改革中，他們都是這麽幹的，實踐已證明此點。
    
    
    這些人才是佐利克式“改革”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正因為有他們在背後默默無聞地使勁，站在台前的佐利克們和蓋達爾們，才顯得這麽給力。這三方力量合在一起，就能hold住中國經濟的大勢走向，佐利克式“改革”就勢不可擋。
    
    
    人們不難看到，從佐利克到中國的蓋達爾，伎倆並不高明，方案更是撇腳，從個人身份到藥方，都有著不良前科。但是，為什麽佐利克還敢於雄糾糾氣昂昂地跑到中國，來兜售他的老鼠藥呢？原因即在他深明中國的國情。他很清楚，他的對手將是誰，他又能獲得什麽樣的盟友，雙方的力量對比如何。從這個意義上說，蠢的不是佐利克，而是那些輕視、嘲笑他的人。
    
    
    這，才是中國的最大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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