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成立與(yu) 中華文明的精神奠基

作者：陳贇（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七月十三日戊午

          耶穌2023年8月28日

以經、史、子對人類知識進行分類，體(ti) 現了中國思想對人類知識譜係的獨特理解，這一理解意味著以經為(wei) 主幹、以史和子為(wei) 兩(liang) 翼的結構性安排。其中，經學創建既關(guan) 聯著這一知識譜係的成立，同時也意味著中華文明的精神奠基。從(cong) 世界文明視域看，經學成立的語境是沃格林意義(yi) 上的“天下時代”，後者意味著由“治出於(yu) 一”（精神與(yu) 權力尚未分化）到“治出於(yu) 二”（治教分殊為(wei) 兩(liang) 大領域）的秩序轉型。

“治出於(yu) 二”與(yu) 六經創建的背景

三代以上的社會(hui) 相應於(yu) 沃格林所謂的“宇宙論王製”，以“治出於(yu) 一”為(wei) 特征，君主既掌握統治權力，又獨占教化權力，“君巫合一”刻畫了其品質。王者在上天麵前代表人類社會(hui) ，在人類社會(hui) 這裏則以上天之子的身份代表上天，與(yu) 此相應，“在天之下的生存形式”被導向尊王與(yu) 敬天的一體(ti) 化，作為(wei) 共同體(ti) 成員的個(ge) 人以隸屬於(yu) 所在宗法共同體(ti) 的方式歸屬於(yu) 王者統治的具體(ti) 社會(hui) ，又以隸屬於(yu) 具體(ti) 社會(hui) 的方式歸屬於(yu) 宇宙論秩序。天（宇宙內(nei) 最高事物）與(yu) 王（人類社會(hui) 最高統治者）的相似性、社會(hui) 秩序與(yu) 宇宙節律的合拍，構成宇宙論王製的特點。王者建都於(yu) 神聖性強度最高的“中國”，後者意味著溝通上天的神聖中心，而神性從(cong) 那裏向四周輻射且強度逐級遞減。一切與(yu) 宇宙節律不合拍的例外、偶然和不規則等，則必須通過宇宙論儀(yi) 式（與(yu) 天地節律合拍的禮樂(le) 儀(yi) 式）來撫平，以達成集體(ti) 主義(yi) 生存的一致性。

在上述語境中，人類經驗以渾然未分的原初符號化形式加以表達。王者在治理實踐中有太史作為(wei) 秘書(shu) 負責記錄，百官也各有其史，太史總領諸史以讚治，由此形成了官僚係統皆從(cong) 史官分出、“原史”構成經驗表達之原初符號的現象。六藝（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分掌於(yu) 不同史官，並非個(ge) 體(ti) 化書(shu) 寫(xie) 與(yu) 表達，而是共同體(ti) “規範性的過去”，是形塑共同體(ti) 的方式，沉澱著共同體(ti) 凝聚共識的“集體(ti) 無意識”。這就決(jue) 定了其理事渾然、道器不分的品質，既無離“事”（以統治者治理實踐為(wei) 主體(ti) 的事務）的“空理”，也無獨立於(yu) 形下之器的形而上之“道”。

春秋時代禮壞樂(le) 崩造成了學術下移，治教得以分殊，統治者神性光環褪色，通天之權從(cong) 其壟斷中被解放，一切個(ge) 人皆可以盡心知性的方式通達天命。這就為(wei) 私學出現、個(ge) 體(ti) 化言說和非官方書(shu) 寫(xie) 活動提供了前提。作為(wei) “無定主”的遊士“不治而議論”“不任職而論國事”，擺脫固化的與(yu) 特定社會(hui) 的身份捆綁，從(cong) 而贏獲“退後一步，向前觀望”的生存論視野，這使得離於(yu) “事”之“理”、分於(yu) “器”之“道”成為(wei) 可能。而遊士階層的興(xing) 起，則為(wei) 作為(wei) 個(ge) 體(ti) 化的、非官方言說方式的子學提供了主體(ti) 。子學的誕生意味著各種不同性情和才質稟賦的人皆可以自身方式參與(yu) 學術，這促成了思想解放和學術爭(zheng) 鳴，但同時以“原史”為(wei) 符號的“古之道術”及其整體(ti) 性視野消退，百家各自為(wei) 方，“道術將為(wei) 天下裂”。百家異說的思想失序與(yu) 諸侯異政的政治失序，共同構成天下時代的秩序危機，而“經”和“聖”的符號創建，正是對這一危機的回應。

“經”與(yu) “聖”的符號創建

經的符號創建係出於(yu) 對“原史”的轉化。“原史”是王官記述的以“君巫合一”的帝王為(wei) 主體(ti) 的政教實踐，“經”則是“聖人”對“原史”的改造：“原史”承載的是先王之“法”，“經”則由“法”以明“道”；“原史”終歸於(yu) “政”，教陰附於(yu) 政中，“經”則重在立“教”。由此，“經”的符號，不能脫離“聖”的符號。“聖”在三代的內(nei) 涵隻是聰明性，並無其他。隨著三代宇宙論王製終結，有別於(yu) “政治性天下”的“精神性天下”被發現，“聖”被構想為(wei) 其擔綱主體(ti) ，“聖”的符號被賦予精神性、道德性、天下性、神秘性等內(nei) 涵；“聖”者不僅(jin) 以其個(ge) 體(ti) 人格通天道、立人極，成為(wei) 大寫(xie) 之人的典範，還被構想為(wei) 對秩序格局具有開端能力的“作者”，故《樂(le) 記》謂“作者之謂聖”。以“盡倫(lun) ”“百世之師”“人倫(lun) 之至”等界定的“聖”，本質上是“天爵”，並非作為(wei) “人爵”的隸屬為(wei) 特定時代和社會(hui) 的統治者所能予奪。

“原史”中的三代“王”者為(wei) 一代創製，“聖人”則通過六經為(wei) 百世立法。《周官》曰“史掌官書(shu) 以讚治”，“原史”具有讚治的實踐品格。柳詒徵強調，“此為(wei) 吾史專(zhuan) 有之義(yi) 。由讚治而有官書(shu) ，由官書(shu) 而有國史”，這意味著帝王參與(yu) 具體(ti) 社會(hui) 和時代的治理實踐，成為(wei) 立法創製者；“經”則是在“原史”的禮法規範功能失效的前提下，聖人從(cong) 道義(yi) 層次上確立的“義(yi) 法”，“經”超出了具體(ti) 朝代和特定社會(hui) ，是在天、地、人、神的宇宙場域為(wei) 人類文明所確立的秩序，其核心是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原理，而非將個(ge) 人納入具體(ti) 社會(hui) 的規範。因而，“聖”和“經”都不能化約為(wei) 一個(ge) 具體(ti) 社會(hui) 和時代內(nei) 部的符號，而是具有神聖性和超越性的品格。

“經”和“聖”兩(liang) 大符號最終都匯聚到孔子那裏，孔子也從(cong) 一個(ge) 曆史人物轉化為(wei) 中國文明的符號化肉身。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yu) ，在秩序危機中，孔子“退而修詩書(shu) 禮樂(le) ”，從(cong) 具體(ti) 社會(hui) 和時代中後退，以述作六經的方式對上古文明進行全麵係統的整理。由不同王官掌握但因此也無法會(hui) 通的六藝學，通過孔子及其弟子得以獲得一以貫之的理念化處理。這一處理因應西周以來以詩書(shu) 禮樂(le) 造士的貴族教育傳(chuan) 統，並為(wei) 之提供了更有力道的典範教材。更重要的是，六經的創建本質性地開創了新的秩序格局，六經的述作構成了在失序時代為(wei) 文明和秩序奠基的活動。正是通過六經，超越具體(ti) 社會(hui) 的教化空間得以開辟，孔子也成為(wei) 精神性天下的擔綱者，成為(wei) 中華文明在“治出於(yu) 二”格局下的人格化身。六經的意義(yi) 在於(yu) ，宇宙論王製的“儀(yi) 式化一致”不再可能而百家又各異其說的狀況下，為(wei) 共同體(ti) 帶來基於(yu) 經典的“文本性一致”；六藝由原史轉為(wei) 六經，意味著超越特定時代和具體(ti) 社會(hui) 的神聖文本空間的創建。不僅(jin) 三代以上的帝王之統被納入基於(yu) 聖人之統中，而且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的百家之學和六藝之史也有了折中的判準。揚雄“眾(zhong) 言淆亂(luan) 則折諸聖”、司馬遷“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yu) 夫子”，都道出了這一神聖文本空間創建的偉(wei) 大意義(yi) 。正是六經的成立，才使得“治出於(yu) 二”最終成為(wei) 可能。

概言之，孔子述作六經的意義(yi) 在於(yu) 承上啟下，既總結和保存了三代以上的古代文明，同時又開啟了“治出於(yu) 二”的新格局。伴隨著諸子們(men) 對孔子的消化，素王和聖人的符號與(yu) 孔子結合，六經逐漸被視為(wei) 中華文明的根本性精神命脈。鄭樵有言，“自書(shu) 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shu) 、禮、樂(le) 而會(hui) 於(yu) 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wei) 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孔子會(hui) 通古今，融貫六藝，在此基礎上確立人極，一切製度創設都要以人性為(wei) 根據，六經的述作也為(wei) 為(wei) 王者的製度創設確立了基本原理。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作為(wei) 神聖文本的六經，就是聖人所立之法。

經學在何種意義(yi) 上為(wei) 文明奠基

“原史”關(guan) 聯著民族及其文明的起源與(yu) 形成曆程，六經則側(ce) 重突出在這一曆程中顯現的民族精神與(yu) 文明秩序原理。“原史”關(guan) 聯著民族的共同文化記憶，六經則是中華民族通過其代表性人格而構建的具有規範性和神聖性的“過去”，它承載著秩序和文明原理，後者通過作為(wei) 該民族精神傳(chuan) 承者的聖賢人格得以表達。一代又一代的大寫(xie) 人格前赴後繼，探尋秩序和生存意義(yi) 從(cong) 而組構為(wei) 文明的曆程就是民族精神的實質，它作為(wei) 由聖人心誌提升了的民族性文化記憶，雖與(yu) “原史”相通，卻代表了超越王朝、族裔、地理等區隔而達成的恒定而神聖的曆史文化宇宙。

早期人類共同體(ti) 往往“以發生在過去的事件作為(wei) 自己的統一性和獨特性的支撐點”，一個(ge) 具體(ti) 社會(hui) 需要“過去”，以借此進行自我定義(yi) ，正如海卡爾（Muhammad Huykal Haykal）所說，“隻有使過去複活，一個(ge) 民族才能存活”。在具體(ti) 民族不斷融合和擴展自身時，它必須對自己的精神性中心進行升級處理。六經的成立對中華文明而言就是具有精神突破意義(yi) 的文化升級，孔子之讚《易》、作《春秋》等，主導了“經”的符號創建。作為(wei) 一種在教化領域的立法行動，六經的創建以“仁”為(wei) 橫攝理念，開辟了一個(ge) 不同於(yu) 帝王時代的新紀元，將文明與(yu) 秩序的基礎最終確定在仁義(yi) 禮智信（五常之德可統之於(yu) 仁）所共構的普遍人性上，從(cong) 而不同於(yu) 五帝之德（基於(yu) 傳(chuan) 統和習(xi) 慣法的統治）、三王之禮（建基於(yu) “儀(yi) 式化一致”的“家天下”禮製），這就是精神性天下的基礎；以“中”為(wei) 縱攝理念，對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對帝王和聖人加以連接貫通，使之成為(wei) 中華文明曆史演進的不同紀元。

六經已經不同於(yu) 作為(wei) 民族集體(ti) 無意識的“原史”，而是被聖賢人格典範化並提升了的規範性原理。與(yu) “原史”關(guan) 聯的是宇宙論秩序，社會(hui) 秩序被符號化為(wei) 一個(ge) 小宇宙，人以成員身份通過辨識其在宇宙中的位置來贏獲生存的意義(yi) ；六經成立則促成了中華民族從(cong) “自然民族”到“曆史民族”的轉進，與(yu) 宇宙節律的合拍讓位於(yu) 一種此前時代和此後時代業(ye) 已被分別的紀元性意識，生存意義(yi) 的問題再也無法脫離古今之變的視域。而在曆史意識的深層則是民族意識對文明及其進程和原理的接納。通過文字書(shu) 寫(xie) 而構建的文明正典，代替了神廟、儀(yi) 式、宮室、服飾等象征性事物，代替了宇宙內(nei) 眾(zhong) 神，構成一個(ge) 可以向個(ge) 人的思想、情誌、生活隨時開放，個(ge) 人也可以隨時參與(yu) 其中的文明化場域。於(yu) 是，一個(ge) 大寫(xie) 之人因此就可以奠定在正典中，由此而來的認同就不再僅(jin) 僅(jin) 是對一個(ge) 具體(ti) 社會(hui) 的集體(ti) 歸屬，而是個(ge) 人對一個(ge) 文明傳(chuan) 統的精神性歸宿，這種歸屬超出了族群興(xing) 衰、王朝代謝而具有更加穩定的結構。

“經”的成立將具體(ti) 政治社會(hui) 中的生存從(cong) 宇宙論秩序的內(nei) 嵌中解除給定的捆綁，重置在曆史文化的宇宙中，使得那些在一個(ge) 具體(ti) 社會(hui) 內(nei) 部無法貞定的道義(yi) 問題可以納入曆史與(yu) 神聖義(yi) 法的審視中。在“原史”中，民族精神不能以理念的方式表達自己，而是與(yu) 具體(ti) 事物捆綁。六經則不同，它是在“三代”宇宙論王製崩潰後，從(cong) 超越社會(hui) 的精神領域奠定秩序的努力。“經”的重點不再作為(wei) 民族意識之代表的帝王英雄之事跡，而是形而上的“道”，所謂“經”以載“道”，其實質內(nei) 涵就是承載理念化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並非隻是該民族的自我意識，而是該民族在曆史過程中探尋秩序、追尋意義(yi) 而臻於(yu) 文明的方式。王禕指出：“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yu) 經，即其所以有功於(yu) 斯道也。”所謂“道”，與(yu) 其說是道體(ti) ，毋寧說是體(ti) 道經驗：“斯”對“道”的限定，並非否定“道”的普遍性，而是對人敞開之道並非就是道體(ti) 自身，而是人的體(ti) 道經驗，任何體(ti) 道經驗都不能占據、擁有道體(ti) ，而是道體(ti) 通過不同的體(ti) 道經驗敞開自身；體(ti) 道經驗具有風土性，由此而有不同的民族與(yu) 文明，但這並非對天道普遍性的否定。盡管每個(ge) 民族各有其經，每個(ge) 民族的經都無法占有道，但經對於(yu) 體(ti) 道經驗的不完全性，決(jue) 定了“經”本身的未完成性，它在成立以後，仍然麵臨(lin) 著不斷被解釋、在解釋中不斷被豐(feng) 富的開放性。

六經為(wei) 中華民族提供了共識化的精神中心，秩序和意義(yi) 的探尋者都以其生存投入其解釋，從(cong) 而使得六經具有跨世代的開放性，在曆史綿延中不斷展開為(wei) “斯文之統”。古六藝的“原史”敘事，經由六經的轉化，成為(wei) 常道在特定曆史時刻顯現或作用的方式，成為(wei) 典範化了的曆史。“經”的常道性格的確立並不意味對“史”的貶抑或泯除，相反，“經”在“史”中展開並充實自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故事，不再是周期性的、可重複性的、可以通過儀(yi) 式行為(wei) 不斷被展演的非曆史性神話或寓言，而是作為(wei) 承載常道之曆史性展開的人和事；他們(men) 一旦被納入六經，納入聖人之統，就構成中華文明的活著的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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