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經學，不能沒有理論

——我近三十年經學研究曆程中的理念與(yu) 心得

作者：薑廣輝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四月初六日壬午

          耶穌2023年5月24日

《中國經學史》，薑廣輝著，嶽麓書(shu) 社2022年12月第一版，398.00元

經學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主幹和主導，是研究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最重要的學問。這對於(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知識分子而言，幾乎無人不知。傳(chuan) 統社會(hui) 自唐代以後有科舉(ju) 考試，從(cong) 縣一級的考秀才，到省一級的考舉(ju) 人，再到中央朝廷的考進士，都是要考經學的。所以，古代的讀書(shu) 人都熟知經學。

反觀現代社會(hui) ，若問什麽(me) 是經學，大概會(hui) 有99%的人回答不上來或回答不好。不僅(jin) 大學中理工科的學生如此，即使是從(cong) 事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的學者，如果其研究範圍不在經學這一塊，哪怕他是有名的教授，也未必都能回答好這個(ge) 問題。這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和現代社會(hui) 的一個(ge) 重大區別。

經學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非常重要，但在上個(ge) 世紀初，卻被從(cong) 西方傳(chuan) 來的哲學所取代了。從(cong) 此之後，經學在社會(hui) 上漸漸被否棄和遺忘。這種情況延續了差不多有一百年。在這個(ge) 過程中，許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學術人物都把經學踩在腳底下。民國建立之初，蔡元培擔任南京臨(lin) 時政府的教育總長，主持了一個(ge) 重要會(hui) 議，其核心內(nei) 容就是廢除“尊孔讀經”。1949年後，經學進一步式微。1951年，顧頡剛說：“董仲舒時代之治經，為(wei) 開創經學，我輩生於(yu) 今日，其任務則為(wei) 結束經學。故至我輩之後，經學自變而為(wei) 史學。”經學研究大家周予同也說：“經學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可是經學史的研究才剛剛開始。”他還強調，我們(men) 現在研究經學，就好比是醫生檢查糞便。在這種情況下，經學還能起來嗎？那時候，即使按照“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觀念來看待，經學也隻能歸屬於(yu) “糟粕”一類。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96年，我在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申請了一個(ge) 經學研究的課題。當時，我也並不能確定對於(yu) 經學究竟應該怎麽(me) 評價(jia) 。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前麵這些人說的都不對。為(wei) 什麽(me) 我這麽(me) 認為(wei) 呢？因為(wei) 全世界各大民族都有他們(men) 自己的經典，而且各個(ge) 民族都非常尊重他們(men) 自己的經典，他們(men) 民族的核心價(jia) 值觀也都體(ti) 現在這些經典裏。為(wei) 什麽(me) 到了我們(men) 中華民族就不是這樣了呢？於(yu) 是，我試著列舉(ju) 了一下中國古代都有哪些核心價(jia) 值觀，列舉(ju) 完了以後又去搜索這些價(jia) 值觀最早出自哪裏。結果發現，它們(men) 基本都在儒家的經典裏麵。所以，我就產(chan) 生了這樣的一個(ge) 新的觀念：“中華民族的經典就是‘六經’，‘六經’是中華民族核心價(jia) 值觀的集中體(ti) 現。”這是我最初的一個(ge) 看法。這個(ge) 看法很重要，這意味著要對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學術給予客觀的評價(jia) ，意味著對於(yu) 近百年來人們(men) 對經學的錯誤認識進行一次大翻案。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wei) 要提出一種新觀念、新認識，必須在理論闡述上能說服人，才會(hui) 被人們(men) 普遍接受。

其實，在兩(liang) 千多年的經學傳(chuan) 承和研究過程中，經學研究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問題和弊端。這個(ge) 弊端到了清代乾嘉時期表現得最為(wei) 明顯。首先，我們(men) 要肯定的是，乾嘉時期的經學考據學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這是應該認真加以總結和繼承的。乾嘉考據學分為(wei) 以惠棟為(wei) 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wei) 首的皖派，其中戴震的皖派影響最為(wei) 深遠。戴（震）、段（玉裁）、二王（王念孫、王引之）的考證學成就在當時耀眼奪目，成為(wei) 後世經學研究者崇拜的榜樣。可是按照這個(ge) 路數研究經學，就會(hui) 發現路子越走越窄，走到哪裏去了呢？走到繁瑣、細碎的考證上去了。經學研究離不開對於(yu) 細節問題的考證，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細節決(jue) 定成敗”。但是，單有這一條是不夠的。隻從(cong) 微觀研究，不從(cong) 宏觀研究；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最終會(hui) 迷失經學研究的大方向。這樣的經學研究在當時就被不少學者譏諷為(wei) “蟲魚之學”，或者叫“餖飣之學”，不被人重視。更關(guan) 鍵的是，經學這門有著兩(liang) 千多年傳(chuan) 統的學問，發展到此一時期，在解釋中國曆史的宏大問題時，顯得蒼白無力。要扭轉這一弊端，就必然要求經學研究者注重理論的探索，以回應時代的需要。

下麵，我將向大家介紹近三十年來，我研究經學所秉持的理念和理論。

一、“文化記憶”理論

我們(men) 研究經學，繞不開上古曆史。關(guan) 於(yu) 上古史，顧頡剛先生提出了“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說，影響極大。他認為(wei) ，在西周的文獻中，隻提到“大禹”，到了孔孟的時候出現了“堯、舜”，到了戰國的時候又出現了“神農(nong) 、黃帝”。越往後出現的人物，年代越靠前。由此認為(wei) 古史是先秦人編造出來的。當時顧頡剛受到胡適的影響，胡適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顧頡剛這個(ge) 假說就屬於(yu) “大膽假設”。此觀點不脛而走，不僅(jin) 影響了中國學者，更影響了外國學者，導致大家都開始質疑中國是否真有五千年的曆史。

對於(yu) 顧頡剛先生的觀點，我是不讚同的。我注意到顧頡剛先生的“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說隻是一種觀點的表達，並無更多論證。我通過對上古傳(chuan) 說和後來曆史材料的梳理，提出這樣一個(ge) 看法：中國上古史屬於(yu) “口傳(chuan) 曆史”，是上古先民一代一代口耳相傳(chuan) 傳(chuan) 下來的。當文字發明以後，自然先記載切近的史事，文字記載逐步發達之後，才會(hui) 追記遠古的曆史。這個(ge) 理論在西方叫“文化記憶”理論。

如果說顧先生的學說是一個(ge) 假說，那麽(me) 我的這個(ge) 觀點當然也是一種假說。我的這個(ge) 假說是有論證的。怎麽(me) 論證呢？中國上古傳(chuan) 說有一個(ge) 序列，從(cong) “有巢氏”開始說起，之後是“燧人氏”“伏羲氏”“神農(nong) 氏”（炎帝），然後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在這個(ge) 序列裏，每一個(ge) 時代的發明，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對應的說明。美國人摩爾根寫(xie) 的《古代社會(hui) 》把古代社會(hui) 分成蒙昧時代三個(ge) 階段和野蠻時代三個(ge) 階段，加一起是六個(ge) 階段。這六個(ge) 階段以後才進入文明時代。把我國上古史的這個(ge) 序列以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曆史材料與(yu) 摩爾根所提出的古代社會(hui) 的六個(ge) 階段進行對比，不難發現，摩爾根所說的從(cong) 蒙昧時代到野蠻時代的六個(ge) 階段的特征恰恰跟我們(men) 的古代傳(chuan) 說中所描述的曆史發展情況相對應。這說明我們(men) 古人所記載的曆史是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並不是什麽(me) 人心血來潮、胡編亂(luan) 造的。學者若對我的論證有興(xing) 趣，請參看我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一卷《前言》中的第二節《如何看待儒家寄寓價(jia) 值理想的古史傳(chuan) 說》和第一章《論中國文化基因的形成》中的第一節《中國史前各文化階段的分期》。

記得1998年，由中、美兩(liang) 國學者參與(yu) 召開了一個(ge) 學術討論會(hui) ，我提交了《論中國文化基因的形成》這篇論文，杜維明先生給兩(liang) 邊的學者做翻譯。當談到我這篇論文的時候，他說薑先生在這一次會(hui) 議中提供了一篇最長的文章，有3萬(wan) 字，薑先生討論了一個(ge) 中國古代神話故事的問題。我當時就打斷他的話，我說杜先生，我要聲明一下，我講的是“傳(chuan) 說”，不是“神話”。“傳(chuan) 說”和“神話”有區別。傳(chuan) 說裏邊有曆史的影子，神話就不一定，我們(men) 的傳(chuan) 說跟西方的神話是不一樣的。

二、“文化基因”理論

前麵說到《論中國文化基因的形成》這篇文章，它在1997年就寫(xie) 好了，最先是為(wei) 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1998年6月在北京香山主辦的“儒學的人論”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寫(xie) 的會(hui) 議論文，後來發表於(yu) 《國際儒學研究》第六輯上。在這篇文章裏，我提出了一個(ge) 概念，即“文化基因”。現在我們(men) 談“文化基因”沒有人覺得奇怪，覺得很自然。可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並不自然，那時候用這個(ge) 概念就會(hui) 受到質疑。

記得那時在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的一個(ge) 小型會(hui) 議上，我講了關(guan) 於(yu) “文化基因”的觀點，有一位從(cong) 事科學哲學研究的資深研究員當場表示反對。他說“基因”是一個(ge) 生物遺傳(chuan) 學的概念，不能移植到文化上來，文化沒有基因。我就跟他辯論。我說一個(ge) 延續兩(liang) 三千年的文化，它有一些一直不變的東(dong) 西，那個(ge) 一直不變的東(dong) 西是不是可以用“文化基因”來表示呢？當時我看了那些中國上古史的材料以後，我的腦子裏就產(chan) 生了一個(ge) 很堅定的理念：文化是有基因的。我在《論中國文化基因的形成》這篇文章的開頭部分寫(xie) 到：“文化研究的深入，需要我們(men) 進入文化基因的層次，所謂‘基因’，是借用生物遺傳(chuan) 學的術語（英文是gene）。這種研究……是研究元典產(chan) 生的曆史原因、條件和過程，從(cong) 中發現隱藏在曆史現象後麵的必然性的東(dong) 西。”又說：“文化的‘基因’，與(yu) 生物學的‘基因’不同，它不能直接成為(wei) 科學實驗的對象，而隻能通過曆史分析和邏輯分析的方法來認識它。”在這篇文章中，我論證了中國“文化基因”的形成，指出在上古的時候，中華文明已經同西方文明分道揚鑣了。

對於(yu) 中、西文明分道揚鑣的問題，我的老師侯外廬先生曾提出一個(ge) 很重要的觀點，即“中國文明的發展路徑”。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重視血緣關(guan) 係，其實西方人早期也重視血緣關(guan) 係，後來由於(yu) 地理環境、生存競爭(zheng) 和社會(hui) 動蕩等複雜原因，血緣關(guan) 係變得不重要，地緣關(guan) 係開始變得更為(wei) 重要。可是中國古代社會(hui) 不管怎麽(me) 發展，血緣關(guan) 係卻越來越得到強化。古人們(men) 把血緣關(guan) 係跟政治關(guan) 係連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文化特征，就是重視各種人際關(guan) 係。

這篇文章發表於(yu) 25年前，今天回過頭看，我依然覺得這篇文章非常重要。因為(wei) 這是學術界第一次用“文化基因”的理論來解釋中國上古史。中國上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各種曆史材料用這樣一個(ge) 理論貫通起來了。正因為(wei) 如此，我在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的時候，第一章就是《論中國文化基因的形成》。現在，“文化基因”這個(ge) 概念已經普遍為(wei) 大家所接受、所熟悉了。隻是有時也會(hui) 有人問：講“文化基因”，是否意味一種“文化宿命論”？我會(hui) 回答：講“文化基因”並不是說文化會(hui) 一成不變，文化基因也會(hui) 有變異，也是可以改造的。

三、“中國文化的‘根’與(yu) ‘魂’”理論

我還要講一講中國文化的“根”與(yu) “魂”的問題。2004年3月23日，我在《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院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經學研究的回顧與(yu) 展望》。我在文中提出這樣一個(ge) 觀點：“‘六經’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根，‘六經’所承載的核心價(jia) 值觀是中華民族的魂。”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又過了十年，我出了一本書(shu) ，六十萬(wan) 字，是在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題目就叫《中國文化的根與(yu) 魂》。“根”與(yu) “魂”這個(ge) 概念現在也被學界廣泛接受了。但是當時我提出這個(ge) 理論的時候也是有人反對的，認為(wei) 不能把“六經”提到這麽(me) 高的地位。

現在，我依然認為(wei) 這個(ge) 理論是很重要的，是符合曆史實際的。“六經”是中國所有的文獻裏最早而且最重要的文獻。從(cong) 《尚書(shu) 》到《春秋》，這中間有大約1700年的曆史，如果把“六經”砍掉，中國曆史就少了1700年，而且“六經”中所提出的若幹理念也就隨之沒有了，由“六經”衍生出來的諸子百家的來源也不清楚了。

胡適寫(xie) 《中國哲學史大綱》，最為(wei) 得意的是把“六經”砍掉，直接從(cong) 老子、孔子講起。蔡元培為(wei) 他寫(xie) 序，讚揚說：“截斷眾(zhong) 流，從(cong) 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而我認為(wei) ，這是把中國文化的“根”斬斷了，把中華民族的“魂”去掉了。所以，自此以後的中國哲學史基本上是不怎麽(me) 談前麵這“六經”的。

“六經”是中國最早的文獻，你不在前麵談，直到漢代才去談，這是本末倒置，源和流的關(guan) 係沒有弄清。班固寫(xie) 《漢書(shu) 》的時候說得非常清楚，說諸子百家“亦六經之支與(yu) 流裔”，意思是六經與(yu) 諸子百家是樹幹與(yu) 分支、江河之源與(yu) 流、衣服之衣領與(yu) 後擺的關(guan) 係。什麽(me) 在前，什麽(me) 在後，說得很清楚。但是我們(men) 後來的中國哲學史，按照西方哲學的範式把這些都砍掉了。所以，我提出中國文化的“根”與(yu) “魂”的理論，就是要把被顛覆了的經學傳(chuan) 統重新恢複過來。這個(ge) 問題，在2020年我的《新經學講演錄》一書(shu) 出版時說得更簡潔而清楚：“中華文化的根就是六經，六經所承載的核心價(jia) 值觀就是中華文化的魂。六經去，則學無根；學無根，則國無魂。”

四、儒家經學中的十二大價(jia) 值觀

接下來我要談一談價(jia) 值觀的問題。我寫(xie) 過一篇文章，叫《儒家經學中的十二大價(jia) 值觀》，發表在《哲學研究》2009年第7期上。

我並沒有討論價(jia) 值觀的本質是什麽(me) 等純理論性的問題。在我看來，價(jia) 值觀很簡單，就是你認為(wei) 什麽(me) 理念對於(yu) 人類社會(hui) 是最重要的。價(jia) 值觀是有層麵的，在某個(ge) 範圍裏什麽(me) 問題、什麽(me) 關(guan) 係是最需要考慮的。所以分出層麵是很重要的。分出層麵就會(hui) 打破混沌狀態。我在這篇文章裏就分了四個(ge) 層麵：第一個(ge) 是哲學層麵，第二個(ge) 是政治層麵，第三個(ge) 是家庭、社會(hui) 層麵，第四個(ge) 是國家、邦國、天下層麵。

儒家經學中的核心價(jia) 值觀，從(cong) 哲學層麵來看，有三種重要觀念，即天人合一觀念、人性本善觀念和以義(yi) 製利觀念。天人合一實際是講人和自然界的關(guan) 係；以義(yi) 製利是講自我和他人、集體(ti) 的關(guan) 係。這個(ge) 問題很重要，當下有一個(ge) 很流行的說法，叫“精致的利己主義(yi) ”，其實就是在“義(yi) 利”問題上，以我為(wei) 中心，把自己擺在一個(ge) 不恰當的地位。這個(ge) 問題在當代是很普遍很嚴(yan) 重的，其實古代也不是沒有這個(ge) 問題，古人用了儒家的理論來引導人們(men) 樹立正確的價(jia) 值觀。

其次，從(cong) 政治層麵來看，有三個(ge) 重要思想，即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和德治思想。

第三，從(cong) 家庭、社會(hui) 層麵來看，也有三個(ge) 重要思想，即五倫(lun) 思想、孝道思想和仁愛思想。中國古代特別強調孝道，這和西方文化有非常大的區別。西方人不把孝道作為(wei) 價(jia) 值觀。我與(yu) 一些西方學者接觸發現，他們(men) 中有人認為(wei) 孝道是最不人道的、最不符合人性的。但是，有一次我去法國講學，講到了孝道，參會(hui) 的很多法國老年人倒是很羨慕。他們(men) 問，你們(men) 中國現在還有孝道嗎？我說還有！因為(wei) 法國的老人非常孤獨，子女大多不管他們(men) 。所以我覺得，孝道對我們(men) 非常重要。尤其是現當代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hui) ，如果家庭裏不管老人，而把老人推向社會(hui) ，那將會(hui) 是非常大的社會(hui) 負擔。再一個(ge) 就是仁愛思想，仁愛思想是麵向社會(hui) 的，麵向陌生人的。古人在家庭裏講“親(qin) 親(qin) ”，“親(qin) 親(qin) ”推到外邊去，就有仁愛，仁民而愛物，要愛其他人，直至對動植物都愛，它是由內(nei) 往外推的。

第四，從(cong) 國家、邦族、天下層麵來看，也有三個(ge) 重要思想，即“大一統”的國家觀念，“協和萬(wan) 邦”觀念和“大同”“太平”的社會(hui) 理想。“大一統”講的是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地方要服從(cong) 中央。中國古代的“大一統”觀念在我看來到現在仍然是進步的核心價(jia) 值觀。它維護著國家的統一。“大一統”的意思不是“很大的一統”的意思。“一統”就是統一，“大”是“尊大”“尊重”的意思，它在這裏是個(ge) 動詞。因此，“大一統”就是推崇、重視統一。我覺得到現在為(wei) 止，“大一統”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價(jia) 值觀，是我們(men) 不能丟(diu) 的。“協和萬(wan) 邦”是講我國和其他國家的關(guan) 係要協和。“大同”“太平”的社會(hui) 理想，淵源於(yu) 儒家的“天下大同”的社會(hui) 理念，這一直是中華民族的社會(hui) 理想，雖然距離我們(men) 很遙遠，但我們(men) 從(cong) 來沒有放棄對這一社會(hui) 理想的追求。

上麵就是我提出的“儒家經學中的十二大價(jia) 值觀”。我把這篇文章作為(wei) 《中國經學思想史》的最後一章，這是帶有總結性質的。

五、儒學是一種“意義(yi) 的信仰”

最後我要談的是，儒學是一種“意義(yi) 的信仰”，這也是我提出的一個(ge) 理論。前麵四個(ge) 理論，我認為(wei) 到目前為(wei) 止大家都接受了。但是有一個(ge) 理論我覺得大家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接受。沒完全接受的原因應該是我沒講清楚講透徹。但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學者餘(yu) 敦康先生就認為(wei) 這個(ge) 理論非常重要。他曾經說，廣輝你什麽(me) 事都不要做，你就把“儒學是一種‘意義(yi) 的信仰’”這個(ge) 理論論證好就可以了。所以我新出版的《中國經學史》最後麵有一個(ge) 《後論並記》，副標題就是《再談儒學是一種“意義(yi) 的信仰”》。因為(wei) 在2003年出版的《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一卷中已經有一章，題目就叫做《儒學是一種“意義(yi) 的信仰”》。餘(yu) 敦康先生認為(wei) 我的這篇文章沒有說透，我自己也感覺沒說透，所以在《中國經學史》裏又討論這個(ge) 問題。這時我覺得自己弄明白了，也應該說透了。但是也有一點遺憾，好像該說的話有些沒說。那些沒說的話，我就在這裏做一個(ge) 補充。

儒學是一種“意義(yi) 的信仰”，我的這一理論提得非常早。它最初發表在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主辦的《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1997年第3期上，是此期雜誌的首篇文章。這一理論的提出到現在已經26年了。這也是我的人生信念。在《中國文化的根與(yu) 魂》這本書(shu) 的扉頁，我寫(xie) 了兩(liang) 句話，“讓意義(yi) 化為(wei) 生命，讓生命化為(wei) 意義(yi) ”。這兩(liang) 句話的意思就是要把曆史上前人認為(wei) 的那些最有意義(yi) 的思想轉化到我們(men) 的生命中來，我們(men) 同時也要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把這些重要意義(yi) 在實踐中展現出來。

“意義(yi) 的信仰”這個(ge) 提法，乍聽起來很生僻，好像還有點玄奧，但是它的意思，如果用大白話講，中國人一聽就能明白。我們(men) 拿一個(ge) 實際的例子來說，假如說外國的一個(ge) 基督教信徒，你對他說“上帝與(yu) 你同在”，他會(hui) 非常感動，產(chan) 生出巨大的動力。可是同樣的意思，你跟中國老百姓講“老天保佑你”，中國人會(hui) 半信半疑，不會(hui) 當真，原因是中國人腦子裏沒有這樣一個(ge) 堅定的宗教信仰。在中國人看來，什麽(me) 對人生最有意義(yi) ，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來看，經常出現這樣的一個(ge) 句式，就是以什麽(me) 為(wei) “大”，以什麽(me) 為(wei) “重”，這是中國人信仰的。比如“不孝有三，無後為(wei) 大”，這句話對中國人影響就非常大。我們(men)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有許多格言，比如說“人命大於(yu) 天”，這也是中國人的信仰。我們(men) 還有一個(ge) 觀點，就是“家比天大”。我們(men) 中國人重視家，家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信仰。中國人還有一個(ge) 理念叫“國比家大”。在國和家的利益發生衝(chong) 突的時候，會(hui) 服從(cong) 國，這是中國人特有的、深植於(yu) 內(nei) 心的“意義(yi) 信仰”。這些格言也好，經典也好，民諺也好，都反映著中國人的人生信仰，我把它們(men) 概括為(wei) “意義(yi) 的信仰”。從(cong) 這些格言和民諺中，可以看出中國人的真實信仰是什麽(me) 。關(guan) 於(yu) “意義(yi) 的信仰”的具體(ti) 內(nei) 容，不同個(ge) 人、不同學派會(hui) 有所不同。但曆史上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最大公約數”的意義(yi) 信仰，就是我前麵講的“儒家經學中的十二大價(jia) 值觀”。這是傳(chuan) 統中國意義(yi) 信仰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千百年來人們(men) 處理各種關(guan) 係最重要的原則。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意義(yi) 的信仰”就是對核心價(jia) 值觀的信仰，而對核心價(jia) 值觀的信仰必須與(yu) 民族文化心理相契合。

以上我介紹了近三十年來我研究經學所秉持的理念和理論。曾經，為(wei) “經學”翻案在學術上可說是一個(ge) 禁區，為(wei) 此，我不得不感謝學界同仁和社會(hui) 上對我的寬容。希望我新出版的《中國經學史》以及這裏所講的觀點對大家能有若幹參考價(jia) 值。

（本文內(nei) 容係作者2023年世界讀書(shu) 日在湖南長沙嶽麓書(shu) 社的演講。唐陳鵬、周家琛據演講整理，並經作者審校）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