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孔孟之間的儒學傳(chuan) 承——讀宋立林教授新著《孔門後學與(yu) 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

作者：房偉(wei)

來源：「洙泗社」公眾(zhong) 號

時間：西元2023年4月20日

編者按：《孔門後學與(yu) 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為(wei) 宋立林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項成果，凝結著作者十多年來對儒家文化研思心得，於(yu) 2021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房偉(wei) 博士讀後有感，撰為(wei) 書(shu) 評，由問題而入，盡詮釋而出，體(ti) 貼入微，頗中肯綮。本文刊於(yu) 《中華讀書(shu) 報》2023年4月12日第10版。刊行之時，限於(yu) 版麵，有所刪削，難免於(yu) 文意有損。茲(zi) 征得作者同意，由本號發布未刪減版。

熟悉儒學史的朋友們(men) 或許都知道，秦火之後，漢唐經學倡“周孔之教”，宋明理學重“孔孟之道”。實際上，自唐宋以來，孟子逐漸成為(wei) 後儒心目中最“懂”孔子的人，並由此躋身“亞(ya) 聖”之位，“孔孟”合稱也成為(wei) 學界的共識。不過，孔子與(yu) 孟子間尚有一個(ge) 半世紀的曆史，在這期間，儒家思想是如何得到傳(chuan) 播與(yu) 弘揚的？作為(wei) 傳(chuan) 承主體(ti) 的“孔門後學”又經曆了怎樣的學派紛爭(zheng) 與(yu) 學術嬗變？可以說，孔孟之間的這段“留白”是儒學研究必須講清楚的關(guan) 鍵環節。曲阜師範大學宋立林教授《孔門後學與(yu) 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正是對儒學史上這一重大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該著通過對“孔門後學”學術傳(chuan) 承與(yu) 思想特征的精準把握，更加豐(feng) 富且立體(ti) 地呈現了“孔孟之間”一個(ge) 多世紀的儒學發展與(yu) 詮釋史，這對於(yu) 學界相關(guan) 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義(yi) 。

一、 新材料帶來新契機

對於(yu) 孔孟之間的這段儒學發展史，古人早已有關(guan) 注。《史記·儒林列傳(chuan) 》雲(yun)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wei) 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後陵遲以至於(yu) 始皇，天下並爭(zheng) 於(yu) 戰國，儒術既黜焉。”《漢書(shu) ·藝文誌》亦言：“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sang) 而大義(yi) 乖……戰國從(cong) 衡，真偽(wei) 分爭(zheng) ，諸子之言紛然殽亂(luan) 。”在漢代人看來，孔子去世後，儒學逐漸式微，以致諸子蜂擁而起，天下聚訟紛紜，直到孟子“辟楊墨”、荀子“非十二子”，儒學方才重新煥發出巨大的思想能量。

不過，漢代人的認識似乎也並非完全準確。《韓非子·顯學》中曾講到：“世之顯學，儒、墨也。自孔子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le) 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後，儒分為(wei) 八，墨離為(wei) 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複生，將誰始定世之學乎？”這就是著名的“儒分為(wei) 八”說，是韓非對孔門後學學術分化的簡要概括。雖然韓非的本義(yi) 是表達儒家學派內(nei) 部在孔子之後分化嚴(yan) 重，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就會(hui) 發現，其中的“子張之儒”“孟氏之儒”“孫氏之儒”分別與(yu) 子張、孟子與(yu) 荀子（即孫卿或孫卿子）相對應，換言之，“儒分為(wei) 八”也正說明儒學的發展是連貫的，自孔子迄至荀子，儒學一直是世之“顯學”，“式微”一說是值得商榷的。

那麽(me) ，孔門後學時代究竟是儒學的黯淡還是榮光？孔孟之間又曆經了怎樣的內(nei) 部分化與(yu) 發展？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men) 往往有文獻“不足征”的感歎，這一方麵當然是由於(yu) 與(yu) 孔門後學直接相關(guan) 的史料本來就比較稀缺，另一方麵，則是由於(yu) 受“疑古思潮”的影響，原本就非常珍貴的文獻資料被進一步地否定、解構，以至於(yu) 孔門後學中原本活潑的諸儒形象、豐(feng) 滿的學術思想、複雜的傳(chuan) 承譜係被人為(wei) 地化約為(wei) 簡單的姓名符號。好在，地不愛寶，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一大批出土文獻重見天日，為(wei) 學界帶來重探早期儒學的曙光。特別是90年代郭店儒簡的發掘和釋讀，成為(wei) “孔孟之間的驛站”（龐樸先生語），展現了一個(ge) 戰國之際的儒家世界，“孔孟之間”的思想詮釋也迎來深入推進的契機。李學勤先生也曾指出，郭店簡、上博簡儒家著作的出現補充了儒家孔子與(yu) 孟子之間淪於(yu) 缺失的重要空白。宋立林教授對此有著強烈的學術敏感性，正如他在本書(shu) 《緒論》中所講到的，這段曆程在早年間囿於(yu) 材料的困乏，不得已留下缺憾。隨著以郭店簡、上博簡為(wei) 代表的地下文獻的問世，解決(jue) 這一學術“留白”的機會(hui) 和可能出現了。

需要指出的是，將傳(chuan) 世文獻與(yu) 出土簡帛相結合進行早期儒學研究是宋立林教授長期以來堅持的研究方法和路徑。從(cong) 2013年作者出版《“儒家八派”的“再批判”——早期儒學多元嬗變的學術史考察》（上、下），到2018年作者又出版《出土簡帛與(yu) 孔門後學新探》，再到2021年《孔門後學與(yu) 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的出版，展現的正是這樣一種久久為(wei) 功的學術堅守。正如孫海燕教授所說：“以上三書(shu) ，以傳(chuan) 世文獻與(yu) 出土簡帛相印證，熔史學考究與(yu) 哲學思辨於(yu) 一爐，對孔、孟之間的儒學嬗變做了係統梳理，分別言之，堪稱立林兄孔門後學研究的‘三部曲’。”（見本書(shu) 《序》二）

二、 新視角收獲新認知

出土文獻的發掘和整理以及由此而重新激活的傳(chuan) 世文獻極大擴展了材料的選擇範圍，不過，對於(yu) 學者而言，如何更好地運用這些文獻，則是一種更大的考驗。就《孔門後學與(yu) 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一書(shu) 而言，作者對於(yu) 孔門後學在早期儒學發展史上的貢獻進行了重新定位和深入闡釋，由此打開了新的研究視角，收到了新的創獲。

比如，在作者看來，一種學說要想更好地傳(chuan) 承與(yu) 發展，除了學派創始人的傑出貢獻，更要有後來者的不斷創新與(yu) 詮釋，早期儒學就是如此。作為(wei) 儒家宗師，孔子一生在教學與(yu) 政治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與(yu) 教化、修養(yang) 、從(cong) 政、天道與(yu) 性命等有關(guan) 哲學智慧，極富開創性。這其中，孔子本人的貢獻當然是首要的，不過我們(men) 決(jue) 不能忽視孔門七十子及其後學的特殊貢獻，他們(men) 一方麵總結整理孔子言論，擴大儒家學派影響；一方麵詮釋孔子思想，踐履儒家學說。在這裏，作者敏銳地注意到孔門後學作為(wei) 思想叩問者和文獻整理者的重要角色。他認為(wei) ，我們(men) 通常把孔子單獨作為(wei) 儒學創立者的理解是不準確的，孔子弟子及其後學同樣是儒學的創立者，儒學是孔門集團集體(ti) 智慧的結晶（詳見第一章）。這種判斷觀照到孔門弟子在儒家學派形成中的貢獻，以更寬廣、更理性的視角打量孔門弟子與(yu) 孔子的思想互動，無疑是更全麵的。

再比如，本書(shu) 的第三到第六章，作者分別分析孔門後學對儒家天道天命觀、人性論、修養(yang) 論、政治觀的哲學詮釋。將孔門後學的詮釋內(nei) 容劃分為(wei) 天道天命論、人性論、修養(yang) 論和政治論四個(ge) 層麵，是作者在本書(shu) 中提出的一個(ge) 重要論點。其中，他對天道觀與(yu) 天命論加以區分，認為(wei) 孔子的天道觀兼具自然之天與(yu) 義(yi) 理之天的雙重內(nei) 涵，天命論同樣是對運命之命與(yu) 天賦使命的雙重包含，並直言天命論的提出彰顯出人人平等之進步觀念（見第三章）。在探討人性論時，作者通過對《易傳(chuan) 》《中庸》《孔子家語》等相關(guan) 文獻的疏解，結合孔子的整個(ge) 思想體(ti) 係，邏輯地推導出孔子對於(yu) 人性的看法是傾(qing) 向於(yu) 善的，並將之稱為(wei) “隱性的性善論”；他還進一步指出孔門後學對於(yu) 人性論的探究實際上背離或扭曲了孔子的人性論的發展路向，真正符合儒家內(nei) 在義(yi) 理結構的隻有思孟一係（見第四章）。這種認識當然首先是建立在作者紮實的文獻分析基礎之上的，同時，這也是來源於(yu) 作者對儒家思想特質的某種人文性觀照，即儒家思想並非單純的知識體(ti) 係或踐履原則，它更是一種終極關(guan) 懷和信仰。換言之，將“人性善”作為(wei) 孔子、儒家人性論的主導，實際上就是肯定每個(ge) 人都可以通過自我生命的踐履而“吾性自足”地獲得人生之終極價(jia) 值，這無疑是符合儒家義(yi) 理發展的內(nei) 在理路的，而且本質性地區別於(yu) 依靠外在而超絕的上帝來求得自我救贖的西方文化。

從(cong) 總體(ti) 上講，作者的這些新視角，不僅(jin) 揭示了孔子與(yu) 後學的思想生命曆程，更是通過統合創新，重新書(shu) 寫(xie) 了孔門後學詮釋孔子思想的複雜過程，這些都體(ti) 現出作者深邃的學術洞察力。

另外，在《孔門後學與(yu) 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一書(shu) 中，作者並沒有局限於(yu) 西方詮釋學的常規套路而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文本詮釋，反而重點突出顏子、曾子以生命曆程踐履孔子學說，以孔門弟子“活潑潑底”生命曆程來向我們(men) 展示了一種極具儒家特質的“生命詮釋”（見第二章）。而儒學從(cong) 本質上講就是一種生命的學問，生命化的詮釋方式更能切中傳(chuan) 統儒家的精神旨趣，也更有利於(yu) 推動儒學融入現代社會(hui) 。作者對儒家思想特質與(yu) 時代性的把握由此可見一斑。

三、新創獲引出新思考

人文學術的發展進步絕非一朝一夕之事，往往需要幾代學人的不斷探索和積累。不過，在某些曆史時期，新材料的發現往往會(hui) 起到加速器的作用。早在一百多年前，王國維先生就曾在題為(wei)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演講中提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yu) 新發見”。他還將殷墟甲骨、漢晉簡牘、敦煌遺書(shu) 和內(nei) 閣大庫檔案視為(wei) “四大發現”，這些都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發展產(chan) 生了重大的影響，後來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正式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即由此種認識而來。

如果我們(men) 認同王國維先生將19世紀末20世紀初稱為(wei) “發見時代”，那麽(me) 得益於(yu) 20世紀70年代以來馬王堆帛書(shu) 、郭店楚簡、上博簡、清華簡等帛書(shu) 、竹簡的發現與(yu) 整理，我們(men) 所在的當下毫無疑問是一個(ge) 更大的發現時代。這當然不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數量眾(zhong) 多，遠超以往，更重要的是，這些帛書(shu) 、竹簡多成書(shu) 於(yu) 戰國秦漢時期，正是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形成的關(guan) 鍵時代，其內(nei) 容則事關(guan) 中國文化特質的根本性問題，而由此所獲得的知識與(yu) 推論以及所造成的影響，也絕不限於(yu) 帛書(shu) 、竹簡的成書(shu) 年代，因而會(hui) 對整個(ge) 中國學術史的研究帶來重大的影響。正是由此，我們(men) 才能夠對中國各曆史階段學術思想的演變進行新的闡釋和總結。比如，對於(yu) 先秦儒學的發展而言，孔子、孟子和荀子是當之無愧的高峰，但是思想的發展並非線性的，或者說一蹴而就的，這猶如自然界中山峰與(yu) 山峰之間的連接，筆直的通路往往是不存在的，除了曲徑通幽，懸崖峭壁也是常態。宋立林教授通過對“孔門後學”的研究，對孔孟之間的思想曆程進行了深刻剖析，那麽(me) 孟荀之間，甚至孔荀之間呢？顯然，這還留待我們(men) 繼續進行深入探討。

當今出土文獻的不斷湧現極大地改變著人們(men) 的視域和觀念，為(wei) 學術史的重寫(xie) 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不過從(cong) 根本上講，無限逼近曆史真相、尋找價(jia) 值本源是人類不懈追求的信念和目標，所以，重寫(xie) 學術史更是學術自身發展的必然，是符合曆史的發展規律及人們(men) 的認識規律的。這也正是李學勤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重新估價(jia) 中國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時代”的同時，還積極倡導“重寫(xie) 學術史”的思想深刻性所在。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任何學術史的書(shu) 寫(xie) 毫無疑問都鐫刻著時代的印記，同時也展示著學者對於(yu) 時代的關(guan) 切和回應。在《孔門後學與(yu) 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一著中，作者並沒有局限於(yu) 西方詮釋學的常規套路而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文本詮釋，反而重點突出顏子、曾子以生命曆程踐履孔子學說，以孔門弟子“活潑潑底”生命曆程來向我們(men) 展示了一種極具儒家特質的“生命詮釋”（見第二章）。而儒學從(cong) 本質上講就是一種生命的學問，生命化的詮釋方式更能切中傳(chuan) 統儒家的精神旨趣，也更有利於(yu) 推動儒學融入現代社會(hui) 。作者對儒家思想特質與(yu) 時代性的把握由此可見一斑。

在當前“第三次學術大轉型”的時代（王學典先生語），“重寫(xie) 學術史”需要借助傳(chuan) 世文獻與(yu) 出土文獻，以客觀公正、開放包容的態度深入分析學術發展的複雜過程，進一步揭示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發展的特色和規律。更為(wei) 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堅守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進行學術範式的轉換與(yu) 創新，應該成為(wei) 學者們(men) 的共識和自覺。唯此，“重寫(xie) 學術史”才會(hui) 更有價(jia) 值和意義(yi) 。

作者簡介

房偉(wei) ，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孔子研究院禮樂(le) 文明中心副秘書(shu) 長，山東(dong) 孔子學會(hui) 副秘書(shu) 長，曆史學博士，入選第五批山東(dong) 省齊魯文化之星。研究方向為(wei) 文廟祭祀、中國儒學史。著有《孔子祭祀》《文廟釋奠禮儀(yi) 研究》《孔府文化研究》等，在《光明日報》《原道》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研究成果多次榮獲省、市級科研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