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筵進講與(yu) 理學經世 ——評王琦教授《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

作者：吳光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3年第2期

柳詒徵先生說：“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純出於(yu) 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為(wei) 然。”[1]宋政即士政，一語揭示了宋代政治的本質。這是從(cong) 漢唐時期的“尊經”發展到了宋初的“尊士”，不能不說是曆史的進步。宋初所確立的以儒立國、崇文抑武的文治政策，極大地提升了士大夫的政治主體(ti) 意識與(yu) 文化主體(ti) 意識。他們(men) 不僅(jin) 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高度責任感全麵參與(yu) 國家事務與(yu) 社會(hui) 治理，而且以“經術正所以經世務”[2]的熱情進行學術創新與(yu) 思想重構，促進了理學思潮的興(xing) 盛與(yu) 儒學的新發展，使得“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yu) 趙宋之世”[3]，政治與(yu) 學術風貌為(wei) 之一新，形成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與(yu) “革新政令”“創通經義(yi) ”的宋學精神[4]。

然而“革新政令”與(yu) “創通經義(yi) ”如何貫通？君臣共治天下的局麵又是如何促成的？其間雖然與(yu) 士大夫們(men) 積極參政議政、著書(shu) 立說、創辦書(shu) 院、授徒講學，自下而上的呼籲、推動與(yu) 努力，從(cong) 而形成的一種政治氛圍關(guan) 係密切，但在君主集權社會(hui) ，皇帝所擁有的卻是最後的權源。任何帶有根本性質的變法或改製都必須從(cong) 這個(ge) 權力的源頭處發動才有可能成功，所以皇帝個(ge) 人的意誌仍然是決(jue) 定性的力量。一代學術與(yu) 政治風貌的形成都離不開最高層的提倡與(yu) 支持[5]。

王琦教授通過對史料的仔細梳理與(yu) 研讀，獨具慧眼地發現了宋代為(wei) 實現治道重構而建立的“尚文”的祖宗家法，除了“規模一以經術，事業(ye) 付之書(shu) 生”[6]，令武臣讀書(shu) ，重用士大夫外，其實還包括了對上之為(wei) 人君者“無不典學”、身為(wei) 典範的要求。為(wei) 此，宋太宗任命了宋代第一位侍讀呂文仲，以備日閱經史顧問之用，欲一年讀遍《太平禦覽》；真宗則設置了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以“召對詢訪”，其讀書(shu) 十分勤奮，甚至在“暑月或衣單絺，汗流浹體(ti) 而詳覽不輟”[7]74-85；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聽經筵官們(men) “邇英講學，遊心聖道，終身未嚐少倦”[7]131。正是在太宗、真宗、仁宗諸帝持續不斷的努力下，以君德聖治成就為(wei) 目的的經筵講學製度逐漸得以成型與(yu) 完善，不僅(jin) 為(wei) 帝王學習(xi) 經史提供了專(zhuan) 門的師資隊伍、組織機構與(yu) 製度保障，而且為(wei) 士大夫通過經筵講學，以儒家經旨義(yi) 理影響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平台，“帝學”應運而生，成了宋代儒學的新動向[8]。

由於(yu) 人君之學“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是以堯舜等聖王為(wei) 法，“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7]131，通過經典學習(xi) 與(yu) 義(yi) 理探求，掌握蘊含在其中的修齊治平之道。這就必然要求經筵官在講學時突破傳(chuan) 統章句訓詁之學的束縛而轉向經典“義(yi) 理”詮釋，一種以崇尚義(yi) 理為(wei) 特征的新經學體(ti) 例——“經筵講義(yi) ”隨之興(xing) 起，並在南宋時蔚為(wei) 大觀。這時不僅(jin) 出現了“五經”經筵講義(yi) ，而且產(chan) 生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9]。“四書(shu) ”在儒家經典體(ti) 係的確立成為(wei) 宋代思想史學風轉變的一大特點。王琦教授敏銳地捕捉到這種新經學學風、體(ti) 例的產(chan) 生與(yu) “四書(shu) ”在儒家經典中作用日益凸顯的新動向，論證了其與(yu) 理學發展密切相關(guan) 的邏輯與(yu) 史實。而理學代表人物程頤、楊時、朱熹、真德秀等入侍經筵進講“四書(shu) ”的深刻義(yi) 理，無疑大大促進了以“四書(shu) 五經”為(wei) 核心的儒家新經典體(ti) 係的形成與(yu) 理學思潮的興(xing) 盛。

為(wei) 客觀準確地還原研究對象的思想原貌，揭示經筵講義(yi) 、帝學、理學之間思想演變的邏輯聯係，把握思想觀念與(yu) 社會(hui) 思潮、學術與(yu) 政治之間的互動，王琦教授從(cong) 政治史、思想史、社會(hui) 史、文化史等多重視野中，係統地對帝學及其新經典體(ti) 係形成、經筵講義(yi) 興(xing) 起與(yu) 宋代學術轉型之間的關(guan) 係進行了深入挖掘，指出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承載著士大夫的學術理念與(yu) 價(jia) 值追求的帝學教材與(yu) 經筵講稿，寄寓了其重構社會(hui) 秩序、致君堯舜、道濟天下的政治理想，是理學思想發展與(yu) 帝王之學形成的關(guan) 鍵環節[9]。同時，全書(shu) 通過對朱熹、真德秀等個(ge) 案研究與(yu) 經筵講義(yi) 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宋儒運用理學思想建構帝學理論的實質是希望以儒家的價(jia) 值理念影響帝王及政治，以道統規範治統，正君心而立紀綱，限君權而出治道，確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實現。帝學理論不斷地發展與(yu) 建構的過程，其實就是帝王理想“角色”不斷被士大夫“期待”與(yu) “塑造”的過程[10]。帝學與(yu) 理學相互交織、相互影響，不斷推動著宋代學術的發展。這些均為(wei) 拓展宋代儒學研究的視域與(yu) 內(nei) 容做出了有益探索。

王琦教授以見微知著的考訂論證作為(wei) 其邏輯支撐，全麵梳理了宋代經筵官們(men) 通過“四書(shu) ”經義(yi) 的創造性詮釋，在經筵進講中向帝王傳(chuan) 播儒家經旨義(yi) 理的情況，探析了經義(yi) 詮釋與(yu) 君德成就、治道建構之間的內(nei) 在聯係，及其對“四書(shu) ”新經典體(ti) 係形成的影響，從(cong) 一個(ge) 新的角度展現了理學官學化與(yu) 社會(hui) 化的途徑。同時作者還注重對經筵活動中君臣間有關(guan) 學問與(yu) 治道的切磋、“經筵留身”後的時政探討與(yu) 信息交流等“曆史動態”的挖掘，力圖多角度多層次地展現士大夫們(men) 是如何從(cong) 自身的立場出發，通過經筵這一兼具教育與(yu) 政治功能的場域，從(cong) 學術切入政治，引導帝王以“學”明“道”、成“德”致“治”，培養(yang) 內(nei) 聖外王合一的“理想聖王”，實現社會(hui) 政治秩序的重建。此外，經筵活動的開展，不僅(jin) 提升了宋代諸帝崇儒重理的文治形象，對引領天下學風、士風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而且拓展了其收集信息、谘詢時政，進行政治決(jue) 策的渠道與(yu) 空間，進而為(wei) 君臣在價(jia) 值理念與(yu) 治國策略上達成共識提供了契機，奠定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思想基礎，促進了學術與(yu) 政治的互動、“創通經義(yi) ”與(yu) “革新政令”的貫通，從(cong) 而造就了宋代獨特的學術風貌與(yu) 士大夫政治[11]，深化了現有的四書(shu) 學與(yu) 經世學的研究。

呂中的《宋大事記講義(yi) 》說：“人君起居動息之地，曰內(nei) 朝、曰外朝、曰經筵三者而已。”[12]揭示了經筵作為(wei) 帝王學習(xi) 儒家經史的禦前學術講席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程頤所說的“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13]，不僅(jin) 全麵肯定了士大夫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而且高揚了經筵官們(men) 以師儒身份教育帝王，成就堯舜聖君的重要責任與(yu) 使命，是對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主體(ti) 地位的經典概括。王琦教授以經筵講義(yi) 為(wei) 切入點，緊扣經筵講學中的經典與(yu) 詮釋、人物與(yu) 活動、製度與(yu) 行為(wei) 等諸多要素，探究其與(yu) “四書(shu) ”新經典體(ti) 係形成、理學思潮興(xing) 盛及帝學發展之間的邏輯聯係，生動地展現了學術與(yu) 政治、思想與(yu) 社會(hui) 之間的互動，可謂抓住了宋代儒學發展的關(guan) 鍵，突破了宋明以後的思想史研究多拘於(yu) 理氣心性等常見命題範疇的局限，開拓了宋代儒學與(yu) 理學研究的新領域與(yu) 思想演變的新天地，讀之不僅(jin) 使人耳目一新，而且有益於(yu) 當今治國理政之實踐與(yu) 儒學的現代轉化。

參考文獻：
 
[1]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M].東方出版中心,1988:516.
 
[2] 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10544.
 
[3]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4] 錢穆.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7.
 
[5] 餘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231.
 
[6] 陳傅良.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太上皇帝表[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740.
 
[7] 範祖禹.帝學校釋[M].陳曄,校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8] 王琦.朱熹帝學思想研究[D].長沙:湖南大學,2017:17-19.
 
[9] 王琦.論宋代經筵講義的興起[J].中國哲學史,2018(2):28-33.
 
[10] 王琦,朱漢民.論宋代儒家新帝學的興起[J].鵝湖,2019(12):6-16.
 
[11] 王琦.學術與政治的互動——以真德秀與徐元傑經筵講讀為例[J].湖南大學學報,2021(1):30-34.
 
[12] 呂中.宋大事記講義[M]//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2529.
 
[13] 程頤.論經筵第三劄子[M]//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