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愛與(yu) 博愛：以“明君子”觀之

作者：張榮榮（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41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

摘    要：孔子的仁者愛人思想要求德行由低而高表現出三個(ge) 層次：親(qin) 愛親(qin) 族，敬愛賢能，博愛眾(zhong) 民。當孔子仁愛思想的內(nei) 在結構發展至自愛與(yu) 博愛層次時，“明君子”的內(nei) 在人格與(yu) 外在行為(wei) 特征趨於(yu) 圓善。仁者自愛意味著進德主體(ti) 在愛人過程中為(wei) 己正己、真愛人格、實現自我;仁者博愛意味著修業(ye) 主體(ti) 在修身過程中博施濟眾(zhong) 、親(qin) 民仁民、天下為(wei) 公。在先秦儒家看來，“明君子”即是當時代的真君子和“聖賢”，集博愛與(yu) 自愛於(yu) 一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通過學而知之、困而學之成就自己的“仁且智”者，是通過“致曲”實現的“自明誠者”，是“明明德於(yu) 天下者”。以“明君子”觀之，自愛與(yu) 博愛相輔相成，統一在“止於(yu) 至善”。故“明明德”必親(qin) 愛民眾(zhong) ，親(qin) 民方能彰顯光明。從(cong) 自愛與(yu) 博愛的統一性來看，孔子樹立的“明君子”形象當是禮治社會(hui) 的人格典範與(yu) 價(jia) 值引領。

近代思想家胡適指出，孔子學說以“仁”“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仁”的核心意涵是仁愛;“孔子又提出‘君子’一個(ge) 名詞，作為(wei) 人生的模範”[1]。承此之緒，“仁者愛人”的諸種表現均為(wei) 君子之風，而孔子對君子的終極定格是《荀子·子道》中能“自愛”的“明君子”形象：“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2]這段語錄凸顯了“仁者自愛”與(yu) “明君子”的關(guan) 係問題，但這兩(liang) 個(ge) 概念畢竟傳(chuan) 世文獻較少見，近世學者也少論及。“君子”一詞，雖被《易經》提及40餘(yu) 次、被《論語》提及100餘(yu) 次，但多是關(guan) 於(yu) 君子之德的規定和引導，與(yu) 《荀子·子道》究有不同。餘(yu) 英時說：“儒學事實上便是君子之學。”[3]但學術史上的君子論，包括梁啟超的《論君子》，均未著墨於(yu) “明君子”，從(cong) 而未能揭示“君子”典範的本質規定。按《荀子》的說法，自愛乃愛人之德的升華，愛人的高階表現乃是博愛。故本文擬從(cong) “仁者愛人”的層次性入手，尋求“明君子”的質素與(yu) 特征，並以“明君子”的視角探究自愛與(yu) 博愛的深層次關(guan) 係，借以求教於(yu) 方家。

一、親(qin) 愛親(qin) 族、敬愛賢能與(yu) 博愛眾(zhong) 民

韓愈《原道》開篇載：“博愛之謂仁。”這有兩(liang) 大意涵。一是指愛己及人、能近取譬，是“愛人”的諸種形態：親(qin) 愛親(qin) 族，敬愛賢能，博愛眾(zhong) 民。雖由親(qin) 及疏，愛人者的人格卻由偏狹而博大。在孔子看來，“愛有差等”。“尊賢”是齊家治國治事時的合宜與(yu) 進一步表現。尊敬賢能，即敬愛賢德，是親(qin) 愛親(qin) 族在仁愛路上的必然升階與(yu) 自然延伸。當“愛人”進而以博愛示民，便達致最高境界。二是特指“泛愛眾(zhong) ，而親(qin) 仁”，“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大學》的親(qin) 民、《孟子》的仁民，均是博愛的核心意涵。“君子進德修業(ye) ”，其德性修養(yang) 不斷提升，較高層級的德性自然涵蓋、整合了低層級德性。例如，親(qin) 民者自然親(qin) 親(qin) ，而親(qin) 親(qin) 之人則不一定親(qin) 民，它需要一個(ge) “明明德”的過程，具體(ti) 有三個(ge) 層次。

親(qin) 愛親(qin) 族作為(wei) 仁愛的初始形態，也是本真形態。《中庸》雲(yun) ：“仁者，人也，親(qin) 親(qin) 為(wei) 大。”通過對心性活動和人類社會(hui) 關(guan) 係的觀察，尤其是對人文現象的洞察，孔子認識到人的本質最初不過是真感情流露的“仁”。“在孔子看來，在所有的情感中，血緣之愛是無可置疑的，兒(er) 子愛他的父親(qin) ，弟弟愛他的哥哥，這都是從(cong) 血緣中自然生出來的真性情，這種真性情引出真感情，這種真感情就是‘孝’、‘弟’。”[4]《論語·學而》：“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與(yu) !”自然流露又情感真摯的血緣親(qin) 情作為(wei) “人之本”符合情理，乃人性中善良與(yu) 正義(yi) 的源泉和依據。人一旦有了真感情，並且依之處理社會(hui) 關(guan) 係，便有了“愛人”之心，層層外推，愛人之德遂於(yu) 家國天下良性傳(chuan) 播。孔子認定，在人間真感情基礎上建立的社會(hui) ，才可能是符合禮治秩序的社會(hui) ，[5]也才可能有禮樂(le) 製度，而這種愛人的真感情就是“仁”，禮樂(le) 的根本也是“仁”。

敬愛賢能也即“尊賢”，是親(qin) 愛親(qin) 族的進一步表現，也是仁愛的基本形態。“尊賢”建立在仁愛基礎上，用以調適“親(qin) 親(qin) ”不宜調節的關(guan) 係。按照《中庸》的思想邏輯，“尊賢”不僅(jin) 是“仁愛”的基本形態，更是社會(hui) 化程度更高的表現。尊賢的根據在於(yu) “節愛理宜”，節愛並非不愛，乃是“中庸”之愛。可見“尊賢”乃更為(wei) 理性之愛，因而也是更加“合乎禮義(yi) ”之愛，可稱為(wei) “敬愛”。

從(cong) 文字發生學上看，“尊賢”之“尊”有“敬”與(yu) “愛”之意。據《說文解字》《周易·係辭》《禮記·曲禮》載，尊表“重”“貴”。敬本指古禮器，始見商甲骨文，古字形像雙手捧酒樽，表敬獻。後衍義(yi) 為(wei) “尊重”“尊敬”，又或是“尊敬的人”，尊重、尊敬實已有了“理宜”“恭謹”之愛的意味。《戰國策·秦策三》謂“質仁秉義(yi) ，行道施德於(yu) 天下，天下懷樂(le) 敬愛”，質仁秉義(yi) 、行道施德乃敬愛之本，賢者所以值得被敬愛在於(yu) 其集中了仁義(yi) 道德。社會(hui) 結構中，賢者躍起乃春秋時期社會(hui) 分化與(yu) 進步的必然趨勢，孔子所倡導的“尊賢”是對知識階層中的卿大夫、士人和商賈等賢能的尊敬與(yu) 愛戴。麵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便要圖事情、立事功、講事理，否則不能平治天下。

博愛眾(zhong) 民，相對於(yu) 親(qin) 親(qin) 、尊賢，表現為(wei) “愛眾(zhong) ”“親(qin) 民”，乃“愛人”的第三種形態，也是高階形態。在孔子仁愛思想框架內(nei) ，博愛的核心是“愛民”。《論語·雍也》中的“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當是“博施愛於(yu) 民”。據《說文解字》，“仁”的本義(yi) 為(wei) “施恩於(yu) 人”，恩即愛也。“濟眾(zhong) ”是對“施恩”的進一步定義(yi) ，“親(qin) 民”即是“親(qin) 愛民眾(zhong) ”。《管子·形勢解》說：“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qin) 民’，而民親(qin) 矣。”這裏的“親(qin) 民”顯然為(wei) “親(qin) 近、愛撫民眾(zhong) ”的意思。於(yu) 此才有後來《孟子》的仁民思想，才有韓愈的博愛思想。

孔子的博愛思想，濫觴於(yu) 周公的保民、愛民思想。周公製禮，著眼點不限於(yu) 諸侯，更多關(guan) 注下層百姓。三監之亂(luan) 後，周公冊(ce) 封胞弟康叔於(yu) 商都朝歌，先後以《康誥》《酒誥》《梓材》告誡幼年康叔，如“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欲至於(yu) 萬(wan) 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春秋後期，民眾(zhong) 地位上升，與(yu) 貴族之間的矛盾也漸趨尖銳。“適應著新時代的需要，孔子將周公的‘保民’思想加以改造，發展為(wei) 自己的‘仁學’”，[6]於(yu) 是周公“保民”思想中的安民、養(yang) 民、愛民等內(nei) 涵，為(wei) 孔子改造、發展為(wei) 安人、愛眾(zhong) 、用中於(yu) 民等觀念。

孔子對管仲之“仁”評價(jia) 頗高。《論語·憲問》載：“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輔佐齊桓公成為(wei) 霸主，不僅(jin) 未以犧牲百姓的生命財產(chan) 為(wei) 代價(jia) ，更重要的是其舉(ju) 措使天下得以匡正，維護了禮製文化，避免了禮樂(le) 製度的衰亡。同樣的“博愛”觀念，孔子合宜地處理了“馬廄失火”案。據《論語·鄉(xiang) 黨(dang) 》：“廄焚。子退朝，曰：‘傷(shang) 人乎?’不問馬。”麵對馬廄失火，孔子“愛眾(zhong) ”“親(qin) 民”立場鮮明、情感真摯，這是當時代的“仁民”之愛，是更具普遍性的人性之愛。

“博愛”最早見諸文獻，大約在春秋後期。漢代劉向說“君道”：“晉平公問於(yu) 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wei) ，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wan) 方;……此人君之操也。’”[7]師曠此中所說人君之道“務在博愛”，博愛之意當與(yu) 上文提及的保民、養(yang) 民、愛民諸義(yi) 相合。這與(yu) 春秋後期“仁”學觀念的演化及出現的親(qin) 親(qin) 之愛、赤子之情，及其對人君之於(yu) 士大夫的治事理政的浸染不無關(guan) 係。孔子博愛的原初之意雖以保民、養(yang) 民、安民為(wei) 底色，但當他令其嵌入愛親(qin) (親(qin) 親(qin) )、愛賢(尊賢)、愛民(愛眾(zhong) )的仁愛思想進階中時，孔子的“仁愛”思想便被賦予道德這一高尚義(yi) 內(nei) 涵。

二、仁者自愛是君子人格的至高境界

“仁者愛人”的德行，乃“仁者自愛”的德性使然。某種意義(yi) 上，自愛甚至是君子人格更為(wei) 高尚的表現。“使人愛己”作為(wei) “愛人”的前提，其可持續性需要愛己心性的不斷進修，最高境界是“自愛”。孔子由低而高，給出士、士君子和明君子三種人格範型：一是智德上做到能使別人了解自己、仁德上做到能使別人關(guan) 愛自己的人可稱為(wei) “士”;二是智德上了解他人、仁德上關(guan) 愛他人的人可稱為(wei) “士君子”;三是智德上有自知之明、仁德上又能自愛、自敬的人可稱為(wei) “明君子”。可見，“自愛”乃仁愛更高層次的指向。西漢的揚雄曾說過：“人必其自愛也，而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而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8]“至”指“至極”，“自愛”乃仁者的至高境界，這一境界的人格典範即是“明君子”。

透過由低而高的人格範型，會(hui) 發現“自愛”高階特性的前提有三。

其一，“自愛”以“愛人”為(wei) 前提。孟子深諳孔子“仁者自愛”的精神。《孟子·離婁下》：“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認為(wei) ，有仁心的人自然會(hui) 親(qin) 愛他人，講禮義(yi) 之人自然會(hui) 敬愛他人。親(qin) 愛他人之人，會(hui) 常返回到自身親(qin) 愛自己，而敬愛他人者也多會(hui) 敬愛自己。因此仁德高尚之人必定是自愛、自敬之人，真正懂得者也必然能推己及人，有如《論語·雍也》中記載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類人自然會(hui) 愛人，並贏得他人之愛。董仲舒以為(wei) ，為(wei) 仁者要以愛人為(wei) 先，不愛他人之人即使足夠自愛也未能稱得上仁：“春秋為(wei) 仁義(yi) 之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yi) 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而義(yi) 不予。不被澤於(yu) 人，雖厚自愛，而仁不予。”[9]董仲舒從(cong) 仁統攝義(yi) 的視角，不僅(jin) 指出自愛之於(yu) 仁者的重要，更強調自愛的本質特征即是“正我”與(yu) “愛人”。

其二，“自愛”以“自知”為(wei) 前提。孔子的仁愛觀中仁智並舉(ju) ，仁德為(wei) 本，含攝智德。若沒有智德的提高，仁義(yi) 升華無從(cong) 談及。“自知”也即“知自”，自己認識自己，是智德追求的高階境界。倘若不能如實把握自己各方麵的情況，不清楚自我優(you) 勢和劣勢，就難以真正做到自重、自尊、自愛，更勿說愛人與(yu) 安人、安天下。在孔子那裏，認識自己的方式是“自省”。《論語·裏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nei) 自省也。”“省”即自省、內(nei) 省、反省之意，即在事有不達之時要通過自我反觀、反思、自察而知曉、明白事理，找到自身的原因。關(guan) 於(yu) “自省”，孔子有諸多箴言。《中庸》載：“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在認識與(yu) 實踐、做人與(yu) 做事不能實現既定目標時，當從(cong) 主體(ti) 自身尋找原因、尋找差距，使得主體(ti) 認知更加符合客觀對象的實際情況。孟子從(cong) 這一箴言中發現“正鵠”在於(yu) “正己”，進一步豐(feng) 富了其內(nei) 涵：“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10]自知、自省的要義(yi) 在於(yu) 修己、為(wei) 己和正己，使自己成為(wei) 一個(ge) 明白人，最終成為(wei) “仁智並舉(ju) ”的“明君子”。隻有實現了“智德”的高階目標“自知”，才有可能實現“仁德”的高階形態“自愛”。

其三，“自愛”以“仁型於(yu) 內(nei) ”為(wei) 前提。據馬王堆漢墓竹簡《五行》，孔門後人為(wei) 近乎聖人的君子人格給出了四個(ge) 規定，即“仁義(yi) 禮智聖”的前四個(ge) 特質：“仁型於(yu) 內(nei) ”“義(yi) 型於(yu) 內(nei) ”“禮型於(yu) 內(nei) ”和“知型於(yu) 內(nei) ”。“型於(yu) 內(nei) ”，指“仁愛”統攝的仁義(yi) 禮智思想觀念猶如模型具於(yu) 內(nei) 心，內(nei) 化成德，從(cong) 而鑄成較穩定的品格與(yu) 性格特質，形塑成“明君子”人格。“明君子”的形塑乃仁義(yi) 禮智四要素的型鑄，是仁、知、勇集中發力的結果：“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11]自愛需要知人、愛人，同時還需要勇氣，因為(wei) 暴露和蕩滌自己的假惡醜(chou) 比揭露他人的假惡醜(chou) 更需要大無畏的精神與(yu) 勇氣。所以在“仁智並舉(ju) ”時，還需要“勇”德來加以完善。作為(wei) 孔子後學的道德文編，《五行》中提出的仁、義(yi) 、禮、知是構成君子內(nei) 在精神品格的基本要素。此四種要素是對仁、智、勇三達德的擴展與(yu) 發揮，其內(nei) 涵與(yu) 外延基本一致。“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nei) 省不疚，夫何憂何懼。’”[12]可見，君子到了不憂、不惑、不疚、不懼時，胡適稱此已可見君子“一種模範的人格”[13]。其時，君子也到了“仁型於(yu) 內(nei) ”“義(yi) 型於(yu) 內(nei) ”“禮型於(yu) 內(nei) ”和“知型於(yu) 內(nei) ”的“自愛”之時。道德既形塑於(yu) 內(nei) ，人格必模範於(yu) 外。

自愛的上述德性儲(chu) 備，歸根結底還是修己、成己。《孟子·盡心下》說：“仁也者，人也。”《說文解字》注：“謂能行仁恩者人也。”《孟子·告子》曰：“仁，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為(wei) 心也。“仁”在“從(cong) 人從(cong) 二”意義(yi) 上有親(qin) 愛他人之意，古“仁”還有“從(cong) 身從(cong) 心”之說。可見仁愛的本義(yi) 中已深蘊修己的心性活動，即是自愛。《中庸》雲(yun)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nei)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14]“《中庸》‘成己，仁也’的觀念與(yu) 我們(men) 討論的‘仁者自愛’思想，基本精神上完全相通、一致。”[15]“性之德”，在外成就他人，仁民愛物;在內(nei) 修己成己，形塑人格。愛人與(yu) 自愛相輔相成，構成現實中的真君子，或稱“明君子”。

作為(wei) 高尚人格的塑造，自愛須基於(yu) “心性”覺醒的“恥”感。楊伯峻注“有恥且格”曰：“不但有廉恥之心，而且人心歸服。”[16]胡適認為(wei) “有恥且格”體(ti) 現了君子的“模範人格”[17]，即是說仁者自愛始於(yu) 廉恥之心，兼有歸正之意。有恥乃自愛的心性基礎，恥感是人格的自省能力，是反映自我對假惡醜(chou) 的自淨與(yu) 真善美的自愛能力。《論語·子路》謂“三省吾身”“行己有恥”，既是維護人格尊嚴(yan) 的自愛之舉(ju) ，又是勇於(yu) 摒棄弱點的知恥之心。認識自己、改變自己、完善自己，是高尚人格的特質，也是剛勇踐仁的能力。《孟子·盡心上》強調“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yu) 人大矣”!“誌士仁人”若能知恥，勇氣、正氣便可被激發，自尊、自強之心便有助於(yu) 推動修齊治平之大修為(wei) 。所以朱熹重申：“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yu) 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wei) 。”[18]

有格，是自愛的價(jia) 值目標，這個(ge) 目標就是孔子用“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感化大眾(zhong) 的君子“模範人格”。因此，“有恥且格”的“格”是“人格”，亦是人之“格”。在《論語集釋》中，何晏釋“格”為(wei) “正”;皇侃在《論語義(yi) 疏》中引用郭象和沈居士的說法，亦將“格”釋為(wei) “正”。北宋鹹平年間，邢昺疏亦釋“格”為(wei) “正”，說“民有愧恥而不犯禮，且能自修而歸正”。“革麵洗心”，“變革不正以歸於(yu) 正”，此是格，也是革。[19]簡言之，“格”是人或事物內(nei) 在的正當性存在。《禮記·緇衣》雲(yun) ：“教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格心”，朱子注曰：“格其非心”[20]。“格心”既強調歸正即糾正、匡正之意，又強調“格”乃內(nei) 心、本心使然，與(yu) 董仲舒反複強調的自愛實則不是“愛我”而是“正我”一致。因此，自愛不是為(wei) 了自己謀利益和謀好處，而是謀求高尚人格。

三、“明君子”當“明明德於(yu) 天下”

《大學》中自愛及博愛的描述很多，大學之道即是仁愛之道。《大學》開篇的修身即是自愛，意味著從(cong) 個(ge) 人考察已然具備君子之德。身修以下乃“明明德”之事，以上乃“親(qin) 民”之事、博愛之行。“明明德”而“親(qin) 民”，則君子“盡善”而近“至善”，此時君子方為(wei) “明君子”。古之大學施教對象乃貴族，即“國子”。西周時期明確規定，大學的教學對象是從(cong) 天子到公卿、大夫、士之子，庶人子弟隻有才學俊秀者才有可能入大學深造，而後才能治國安民，亦即《禮記正義(yi) 》所謂“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wei) 政也”。孔子樹立君子和“明君子”的人格模範，正是為(wei) 大學者擬定高尚的人生目標和人格境界。

孔子曰：“人有五儀(yi) ，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21]儀(yi) 者，儀(yi) 表、法度，引申為(wei) 典範，五儀(yi) 即五種等次。“明君子”雖在先秦經典中較為(wei) 鮮見，但於(yu) 人格典範等次中高於(yu) 士人、士君子，處於(yu) 君子及賢者間的高階等次。從(cong) 現存先秦儒家文獻記載的孔子及其門人言論看，在修己安人、進德修業(ye) 階次中，“明君子”被定義(yi) 為(wei) “明明德者”或“自明誠者”，僅(jin) 次於(yu) “天生德予於(yu) ”的聖人，是現實生活世界中的賢明之人。真正的聖人連孔子也沒見到過，隻見過“君子”之人。《論語·述而》即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君子相較於(yu) 聖人，可謂“明君子”，“自誠明”“可以與(yu) 天地參”的“至聖”，乃“聖人之性者也”。它代表本體(ti) 意義(yi) 上人類總體(ti) 的人性、終極人性。由之可知，“明君子”當有三個(ge) 特征。

其一，知至而明，即“明明德”於(yu) 致知。《大學》雲(yun) “物格而後知至”，是“明明德”的知識論基礎。隻有物我知識充滿於(yu) 心，知彼知己，明了包括自身在內(nei) 的情理、事理，才有可能做到明智地待人接物。知至首先在於(yu) “格物”，也即感知事物;其次在於(yu) 獲得事物之理;最後是正確認識自己。格物即是研究事物。“格”，本義(yi) 為(wei) 樹之枝格，《史記·律書(shu) 》引申為(wei) “萬(wan) 物皆有枝格”。後來引申為(wei) 法式、規範，《禮記·緇衣》載：“言有物而行有格也。”再後來，則引申為(wei) 糾正、匡正。《孟子·離婁上》說：“人不足與(yu) 適也，政不足閑也;惟大人為(wei) 能格君心之非。”作為(wei) 使役動詞，格有“使……正確而條理”之意。因此古之“格物”，即使萬(wan) 物條理歸正於(yu) 內(nei) 心。所以，朱熹將“格物”理解為(wei) 窮盡事物之理，王陽明理解為(wei) 使良知歸於(yu) 內(nei) 心。作為(wei) 使役動詞，“格”可令認識主體(ti) 有係列的動態表現，隻要最後結果獲得事物的正確原理即可。所以格物包括了感知、認知事物等諸多方法。通過格物對物事進行研究，明了相對有效的方法路徑即“物格”。理解了“物格”，便不難理解“知至”。知至是知識充滿於(yu) 心而無所不知，其中包括認知自己的實際狀況。就是說，不僅(jin) 了解和認識客體(ti) ，也了解和認識主體(ti) 。《論語·為(wei) 政》中的“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有兩(liang) 層意思：一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才是真正的智慧;二是知道是知，知道自己不知道也是知，且是更重要的知即自知。然而能正確認識自己的人才是明智之人，即《老子》所謂的“自知者明”。因此知至而明之知，既有觀之知，也有學之知(包括習(xi) 之知);既有親(qin) 知，也有推出之知;既有關(guan) 於(yu) 客體(ti) 之知，更有關(guan) 乎主體(ti) 之知。君子既掌握了豐(feng) 富知識，又豈對修齊治平的道理不明?所以，“明君子”必定是通過學而知之、困而知之而成就自己的“仁且智”者。《中庸》雲(yun)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歸仁，始於(yu) “格物致知”。《中庸》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孔子認為(wei) ，“仁且知”“生而知之者”甚少，大多數乃學而知之、困而學之，這也形成了三個(ge) 等次：“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wei) 下矣。”[22]所以孔子終生講學論道，旨在闡述學以成人(仁)的道理。孔子認為(wei) ，如若做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則如《中庸》所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自然是“明君子”。

其二，誠身而明，即“明明德”於(yu) 擇善。《中庸》雲(yun)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實身心的辦法就在於(yu) 明白至善，如若不能明善而善惡不分，便無法做到誠身。如果說知至而明在明真假，誠身而明則在明善惡。誠身由誠意及正心構成，互為(wei) 因果。《大學》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君子若真誠，獨處時也會(hui) 表裏如一、謹慎行事。君子“誠其意”與(yu) “不自欺”“慎其獨”意思大致一致，皆指對於(yu) 明德至篤、至信又意念真誠。明善才能擇善，擇善而固執之，才能明明德。故《中庸》雲(yun)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雖然誠意是意念真誠、不自欺欺人，但僅(jin) 有誠意還不夠。誠意可能為(wei) 喜怒哀樂(le) 懼等情感支配役使，使人成為(wei) 感情的奴隸而失去控製。《大學》說：“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le) ，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23]正心，就是心端正、無邪念。“程頤說，進修之術，‘莫先於(yu) 正心誠意’，朱熹也讚之為(wei) ‘萬(wan) 世學者之準程’。”[24]王陽明曰：“蓋心之本體(ti) 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陽明強調意誠為(wei) 心正的前提：“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25]誠意，正心，從(cong) 而心明意誠。“生而知之”“不思而得，從(cong) 容中道”“自誠明”者可遇不可求，縱使孔子本人也不敢妄稱。現實中的道德模範就是能夠明善而擇善，且能一以貫之的誠之者、明白人。“明君子”即是通過“致曲”實現的“自明誠者”。《中庸》雲(yun)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wei) 能化。”[26]對次於(yu) 天性至誠的聖人之性來說，自明誠須憑依“曲折”堅持、砥礪奮進，方能達至致誠。

其三，親(qin) 民而明，即“明明德”於(yu) 天下歸仁。如果說君子以“明明德”為(wei) 內(nei) 涵，旨在塑造一自愛的模範人格主體(ti) ，那麽(me) 從(cong) 知行合一視角為(wei) 王陽明視為(wei) 君子模範的“大人”，抑或是孔子理想中的“明君子”，還當是一個(ge) 博愛眾(zhong) 民即親(qin) 民的行為(wei) 主體(ti) 。“明明德”者，是根於(yu) “天命之性”的“靈昭不昧者”，要做體(ti) 用結合的“親(qin) 民”之人。[27]首先，親(qin) 民使人明智。《中庸》雲(yun)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yu)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liang) 端，用其中於(yu) 民，其斯以為(wei) 舜乎!”[28]孔子讚歎舜的明智，舜的大智慧來自於(yu) 他能集天下人之智。一是“好問而好察邇言”。好問，猶如孔子說的“不恥下問”“以能問於(yu) 不能”，若能做到虛懷若穀、集思廣益，自然能提高明辨是非善惡的能力。二是“隱惡而揚善”。聽到不合理的言論隱而不宣，以便群眾(zhong) 知無不言;聽到合理的建言加以宣揚，鼓勵擴大群眾(zhong) 言路。三是“執其兩(liang) 端，用其中於(yu) 民”。把握事物的兩(liang) 個(ge) 極端，用中庸之道施予百姓。化天下百姓智慧為(wei) 自我智慧，乃明智之舉(ju) 。再者，親(qin) 民使天下文明。親(qin) 民即讓親(qin) 親(qin) 之愛能近取譬，由親(qin) 族不斷擴展至國家天下，達到博愛眾(zhong) 民、協和萬(wan) 邦的境界，天下歸仁之時也即天下文明之日：“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yu)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shou) 之走壙也。”[29]所謂“民為(wei) 邦本”，其乃天下一家、天下為(wei) 公的道德基礎，也是文明社會(hui) 政治和思想意識形態的基礎。

綜上所述，以“明君子”觀之，自愛與(yu) 博愛相輔相成，統一性在“止於(yu) 至善”。如王陽明所論“明明德”與(yu) “親(qin) 民”的相互關(guan) 係：“明明德必在於(yu) 親(qin) 民，而親(qin) 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30]“明明德”必然親(qin) 愛民眾(zhong) ，親(qin) 民才能彰顯光明之德。因此孔子仁愛思想的內(nei) 在結構，升高至自愛與(yu) 博愛階次，標誌“明君子”人格與(yu) 行為(wei) 特征趨於(yu) 完善。仁者自愛，意味進德主體(ti) 在愛人中為(wei) 己正己，真愛人格，實現自我;仁者博愛，意味修業(ye) 主體(ti) 在修身中博施濟眾(zhong) ，親(qin) 民仁民，天下為(wei) 公。在先秦儒家看來，明君子就是那個(ge) 時代的真君子和“聖賢”，其集博愛與(yu) 自愛於(yu) 一身，達而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己身，是通過學而知之、困而知之成就自己為(wei) “仁且智”者，是通過“致曲”實現的“自明誠者”，是“明明德於(yu) 天下者”，也是孔子理想中禮治社會(hui) 的人格典範與(yu) 價(jia) 值引導者。

注釋
 
1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頁。
 
22梁啟雄：《荀子簡釋》，中華書局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頁。
 
3餘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271頁。另見吳寧：《士君子、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原道》2016年第4期。
 
4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複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頁。
 
5 石磊：《禮以順天：<禮記>中的天道思想述論》，《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6 趙吉惠：《中國儒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頁。
 
7 王天海等譯注：《說苑》，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7頁。
 
8  參見龔德隆：《中華教育經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頁。
 
9 參見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57頁。
 
10 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268頁。
 
11 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177頁。
 
12 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152頁。
 
13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頁。
 
14 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38頁。
 
15 王楷：《仁者自愛：儒家傳統的道德生命觀及其哲學基礎》，《孔子研究》2012年第5期。
 
16 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2頁。
 
17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頁。
 
18 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41頁。
 
19 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89-90頁。
 
20 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62頁。
 
21 王德明：《孔子家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頁。
 
22 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196頁。
 
23 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11頁。
 
24 參見朱怡庭：《倫理學小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頁。
 
25  《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71頁。
 
26 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37頁。
 
27 《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969頁。
 
28 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24頁。
 
29 朱熹：《四書集注》，嶽麓書社2004年版，第312-313頁。
 
30 《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