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shu) 院教育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及應對舉(ju) 措

——兼論其對當下高校人才培養(yang) 的啟示

作者：魯小俊

來源：《新文科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

作者簡介：魯小俊，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明清書(shu) 院、科舉(ju) 與(yu) 文學。著有《中國文學編年史·清前中期卷》《〈三國演義(yi) 〉的現代誤讀》《清代書(shu) 院課藝總集敘錄》等，主編《清代書(shu) 院課藝總集叢(cong) 刊》，曾獲湖北省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二等獎、武漢大學查全性教授1977紀念獎，入選武漢大學“我最喜愛的十佳教師”。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專(zhuan) 項“清代書(shu) 院課藝整理與(yu) 研究”和重大項目“中國曆代書(shu) 院文學活動編年史”。

目次 

一、讀書(shu) 為(wei) 何：成聖賢，做好人

二、讀什麽(me) 書(shu) ：應試書(shu) ，不算書(shu)

三、成功之路：走捷徑，行不通

餘(yu) 論

摘要：古代書(shu) 院教育麵臨(lin) 的問題，大多緣於(yu) 科舉(ju) 考試的壓力。當下高校人才培養(yang) 的問題，多與(yu) 升學和就業(ye) 形勢相關(guan) 。其一，學習(xi) 目標方麵，古代有人讀書(shu) 隻是為(wei) 了考功名。書(shu) 院鼓勵生徒立誌成聖賢、做好人，並在日常行為(wei) 中躬行儒家倫(lun) 理規範。現今有人讀書(shu) 隻是為(wei) 了找個(ge) 好工作。學校可從(cong) 日常生活著手，引導學生養(yang) 成底線意識和家國情懷。其二，學習(xi) 內(nei) 容方麵，古代有人隻讀應試之書(shu) 以致學識鄙陋。書(shu) 院提倡研讀四部原典，旨在培養(yang) 博雅通儒。現今有人大學階段主要讀教材，較少深入研習(xi) 原典。學校除了日常引導外，可在考試設計方麵做探索，將分數與(yu) 博識相關(guan) 聯。其三，學習(xi) 方式方麵，古代有人想通過時文選本、考點類編走捷徑，但實際上成功的概率很小。書(shu) 院引導生徒拒絕二手和碎片化知識，反而有利於(yu) 科舉(ju) 成功。今天有人以績點、證書(shu) 為(wei) 急務，忽視自由探索、獨立思考。學校和用人單位皆有必要重視基礎和潛力，切勿過於(yu) 急功近利。要之，教育理想和人生現實之間，如何找到最佳平衡，是古往今來一直在求解的題目。

關(guan) 鍵詞：書(shu) 院教育；科舉(ju) 功名；人才培養(yang) ；存在問題；應對舉(ju) 措

“書(shu) 院製”是當前高校教育管理改革的熱點之一，不僅(jin) 多所高校參與(yu) 其中，國家也在政策層麵給予鼓勵和支持。一般認為(wei) ，“書(shu) 院製”的源頭有兩(liang) 個(ge) ，一是英美的住宿學院（residential college），一是中國古代的書(shu) 院。就後者而言，雖然都稱“書(shu) 院”，但當下高校設立的各種書(shu) 院，與(yu) 古代書(shu) 院的區別其實非常大。不過古今之間總有一些共通性的東(dong) 西，特別是麵臨(lin) 的問題和挑戰，頗有相近之處。本文要討論的是，當下高校人才培養(yang) 麵臨(lin) 的問題，與(yu) 古代書(shu) 院教育遇到的問題，有哪些是相似或相通的？麵對問題，古代書(shu) 院又是如何應對的？那些應對舉(ju) 措，能否給今人提供一些啟迪？

清道光間霍州知州李培謙曾對霍山書(shu) 院士子訓話，講到宋代“理學昌明”，士子聚於(yu) 書(shu) 院，所“求者無非身心性命之事”。現如今情況卻變得糟糕起來，“師之所講、弟子之所習(xi) ，不過沾沾於(yu) 文字之間。其所為(wei) 文又非出於(yu) 心得，大抵襲窠臼，講排場，敷衍補綴，以希冀主司一日之收錄，其於(yu) 身心性命固未嚐一計及之也”。這實際上是後期書(shu) 院的普遍現象。乾隆間杭州崇文書(shu) 院山長蔣士銓也談到“近日書(shu) 院”，“師既無道學相關(guan) 之心，弟各負揣摩自熟之見”，“此天下書(shu) 院之陋習(xi) 也”。這類現象，用康熙間河南學政張潤民《南陽書(shu) 院學規序》中的話來概括，就是：“古之學者以道，今之學者以文；古之學者身心性命，今之學者功名富貴。相習(xi) 成風，江河日下；世道人心，莫知砥柱。”“今不如古”之說能否成立，姑置不論，古代書(shu) 院遇到過的問題，在當下似乎又換了一副行頭繼續出場。

具體(ti) 來說，古今相通的問題至少有以下三個(ge) 。其一，古代有人讀書(shu) 就是為(wei) 了考科舉(ju) 功名，丟(diu) 掉了研習(xi) 聖賢之學的初心；今天有人讀書(shu) 隻是為(wei) 了找個(ge) 好工作，忽視家國情懷、健全人格的養(yang) 成。其二，古代有人把讀應試書(shu) 當作求學問，輕視原典的研讀；今天有人主要讀教材或本專(zhuan) 業(ye) 書(shu) 籍，很少鑽研原典或涉獵其他專(zhuan) 業(ye) 書(shu) 籍。其三，古代有人想通過“秘鑰”等捷徑，快速獲取考試成功；今天有人勤於(yu) 刷績點、考證件，旨在為(wei) 升學就業(ye) 積累資本。古代書(shu) 院問題的產(chan) 生，大多與(yu) 科舉(ju) 有關(guan) ，“書(shu) 院與(yu) 科舉(ju) 是一對難兄難弟”；當下高校人才培養(yang) 的問題，往往與(yu) 升學和就業(ye) 相關(guan) ，人才培養(yang) 和升學就業(ye) 也相互依存。考察古代書(shu) 院對存在問題的反思，以及相關(guan) 的應對措施，我們(men) 也許能夠從(cong) 中獲得一些啟示。

一、讀書(shu) 為(wei) 何：成聖賢，做好人

清初筆記《堅瓠集》中有一則故事：“吾邑某生從(cong) 某師讀書(shu) 山中，一日徒問其師曰：‘讀書(shu) 欲何為(wei) ？’師曰：‘為(wei) 科第也。’”接著就是關(guan) 於(yu) 科舉(ju) 功名“偶然”“必然”的故事，此處不論。讀書(shu) 就是為(wei) 了考取功名，這實在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普遍觀念。

進入書(shu) 院求學的人也不例外。明嘉靖間山東(dong) 提學副使呂高曾對濟南湖南書(shu) 院生徒講，諸位都是選拔進來的，自然有積極向上的誌向，隻可惜“所謂誌者，多不過科目外念”。同是嘉靖間的山東(dong) 博平進士烏(wu) 從(cong) 善，為(wei) 當地書(shu) 院擬的《博陵書(shu) 院條約》，說到人們(men) 對功名的誤解：“試問如何是功名？原是說建功立名也，世人不察，多以遊泮登科仕宦為(wei) 功名，是誤認了。人惟誤認功名，到頭隻落富貴之念。”將升學做官視作功名，這觀念狹隘了，認為(wei) 追求富貴是功名，這就更狹隘了。隻是這種狹隘的功名觀念，幾乎在任何時代都有普遍性。清光緒間睢縣洛學書(shu) 院崇祀理學家湯斌，山長黃舒昺所擬書(shu) 院學程引湯斌之言：“士子終日聚談，無一語講求道義(yi) ；終日誦讀，無一字照管身心。”反而是那些“講求道義(yi) ”“照管身心”的人，被“笑為(wei) 道學”；不隨大流的人，被“惡為(wei) 古板”。太多的人，在求學之路上迷失了初心。

求學的初心是什麽(me) ？或者說，讀書(shu) 是為(wei) 了什麽(me) ？這個(ge) 問題，可能有的人沒有想過，也可能有的人不會(hui) 常常想起。“今學者開口便雲(yun) 讀書(shu) ，到底讀書(shu) 將為(wei) 甚事？此處宜自猛省。”這是清乾隆間台灣道兼學政覺羅四明對台南海東(dong) 書(shu) 院生徒的“棒喝”。覺羅四明提供的答案是，讀書(shu) 是為(wei) 了做聖賢。他說，讀書(shu) 人應該“自拔於(yu) 流俗，將以聖賢為(wei) 必可為(wei) ”，並且“一切言動視聽以及五常、十義(yi) 之倫(lun) ，逐項須要認真，毋得仍前忽略”，從(cong) 而修齊治平，為(wei) 人表率，這才是讀書(shu) 人的本心和本分。

將培養(yang) 聖賢定為(wei) 教育目標，這不是台南海東(dong) 書(shu) 院的專(zhuan) 利。古代書(shu) 院教育的主要目標，就是養(yang) 成聖賢。以清乾隆間江西書(shu) 院的學規為(wei) 例，南昌《友教書(shu) 院規條》：“士人當誌在聖賢，力求仁義(yi) ，上通性命，內(nei) 治身心。”南安《道源書(shu) 院條約》：“今諸生當誌聖賢之德業(ye) ，以自勵其行能；當誌聖賢之事功，以自勉其材力。”新淦《凝秀書(shu) 院條約》：“願諸生當下立誌，決(jue) 以聖賢為(wei) 可求。”這些書(shu) 院學規是一個(ge) 縮影——宋代以來書(shu) 院學規的“立誌”條，所立之誌幾乎都是聖賢之學。

接下來的問題是，以聖賢之學為(wei) 誌向，這個(ge) 目標會(hui) 不會(hui) 太高，普通人難以企及？或者，這個(ge) 目標會(hui) 不會(hui) 太遠，無益於(yu) 生徒眼前的急務——考科舉(ju) ？

關(guan) 於(yu) 第一個(ge) 問題，書(shu) 院山長或地方官員的回答涉及兩(liang) 個(ge) 層麵。其一，普通人和聖賢本質上並無不同。清乾隆間湖南巡撫楊錫紱對嶽麓書(shu) 院生徒講：“須知古來聖賢豪傑，人人可為(wei) ，可惜為(wei) 風雲(yun) 月露、利祿功名之念誤了一生，致使七尺之軀，空與(yu) 草木同腐。”鹹豐(feng) 間武陟河朔書(shu) 院山長李棠階稱：“吾性命與(yu) 聖賢同，吾倫(lun) 常與(yu) 聖賢同，吾官骸與(yu) 聖賢同。”這些說法淵源有自，孟子就相信“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其二，雖然有難度，但值得去追求。清康熙間福州鼇峰書(shu) 院山長蔡世遠就反問：“如曰吾不能、吾不敢焉，嗚呼，求富者未必得富，而人求之；求貴者未必得貴，而人求之；求為(wei) 聖賢者，取諸其身而已足，而何不能，何不敢乎？”這一反問是很有力的。得富貴和成聖賢都不容易，但後者還是相對容易一些，因為(wei) 得富貴有賴於(yu) 很多外在因素，成聖賢則靠自身的努力就可以。難一些的富貴，大家都去追求，容易一些的聖賢，又有什麽(me) 不可以追求的呢？

關(guan) 於(yu) 第二個(ge) 問題，也有兩(liang) 個(ge) 層麵的回答。其一，聖賢之道有助於(yu) 文章，自然也有助於(yu) 科舉(ju) 。誌在聖賢，就是“以體(ti) 諸身心者發而為(wei) 文，自然真切妥當，亦無不得科第之理”。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這樣呢？清康熙間井陘知縣周文煊《東(dong) 壁書(shu) 院記》講到：“時藝雖止進身之階，顧其理，孔、孟、程、朱；其經，《易》《詩》《書(shu) 》《春秋》；其取材變化，《左》《國》《莊》《騷》，班、馬、韓、柳、歐、曾……”聖賢之道不僅(jin) 與(yu) 舉(ju) 業(ye) 文章不矛盾，而且還有促進作用，這也是書(shu) 院教育的普遍理念。

其二，如果有所偏重的話，較之於(yu) 誌在科舉(ju) ，誌在聖賢更切實際。人人都追求科舉(ju) ，但是科舉(ju) 成功者畢竟是少數。所以“專(zhuan) 攻舉(ju) 業(ye) 而不得，則必至兩(liang) 失。專(zhuan) 誌聖賢而不得，猶不失我之真麵”。專(zhuan) 誌聖賢，得或不得，會(hui) 有兩(liang) 種出路：“儲(chu) 朝廷可用之才，有為(wei) 有守；作鄉(xiang) 黨(dang) 寡過之士，立德立言”，“縱不能即幾於(yu) 聖賢，亦不失為(wei) 端人正士，出則有為(wei) ，居則有守”。也就是說，如果做不了聖賢，也能做個(ge) 好人，這就夠了。南宋朱熹曾對建陽滄洲精舍生徒講：“隻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yi) ，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誌不立之病。”明代馮(feng) 從(cong) 吾在西安寶慶寺講學（此即關(guan) 中書(shu) 院前身），總結所講要義(yi) 為(wei) ：“千講萬(wan) 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可見做個(ge) 好人，也是人生的成功。相反地，如果隻是以科舉(ju) 為(wei) 誌向，“讀經書(shu) 止以供科舉(ju) ”，“讀子史止以博記覽”，不管能否考取功名，“處則為(wei) 俗儒，出則為(wei) 庸吏，此等人直謂之未嚐讀書(shu) 也可”，相當於(yu) 書(shu) 白讀了。

“立誌”的必要性、可行性等理論問題，曆代書(shu) 院不厭其煩，多次申述。而在實踐方麵，書(shu) 院又是如何引導生徒走向聖賢之路的？

各家書(shu) 院引導的路徑各有不同，但核心部分大體(ti) 一致，即要求生徒在日常生活中，躬行儒家倫(lun) 理規範，“舉(ju) 一心，行一事，必求其當於(yu) 聖賢與(yu) 否”，這是成為(wei) 聖賢或好人的必由之路。南宋乾道間，呂祖謙主持婺州麗(li) 澤書(shu) 院，要求諸生“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wei) 本”，“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等等。淳熙間朱熹主持白鹿洞書(shu) 院，所作《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的主要內(nei) 容是：“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是“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為(wei) 學之序”。後世書(shu) 院的各種日常行為(wei) 規範，基本上都是呂祖謙、朱熹所訂學規的沿用、引申和發揮。

反觀當下高校，有相當數量的學生認為(wei) ，讀書(shu) 就是為(wei) 了找個(ge) 好工作，這與(yu) 古代有些生徒讀書(shu) 就是為(wei) 了考科舉(ju) ，何其相似乃爾！

參照古代書(shu) 院的引導目標，現今人才培養(yang) 亦可有兩(liang) 個(ge) 方向。其一，古代立誌做聖賢，在當下就是培養(yang) 家國情懷。從(cong) 讀書(shu) 是“為(wei) 了中華之崛起”到“立大誌、明大德、成大才、擔大任，努力成為(wei) 堪當民族複興(xing) 重任的時代新人”，這是古代聖賢之誌的當代演繹。其二，朱熹所言做“好人”，接近於(yu) 當下的“成人教育”。如前所述，古代的“好人”，約等於(yu) “鄉(xiang) 黨(dang) 寡過之士”“端人正士”；今之所謂“成人”，可理解為(wei) 能夠守住底線的人，即如會(hui) 計不做假賬，學者不說假話。“好人”與(yu) “成人”，貫通古今，具有很高的契合度。

參照古代書(shu) 院的引導路徑，現今也宜從(cong) 日常生活著手，於(yu) 點滴中養(yang) 成“好人”和“聖賢”。以同學關(guan) 係為(wei) 例，這是大學生活中很重要又易出問題的方麵，“血壓高了，大學裏都是什麽(me) 奇葩室友”之類的吐槽時有所見。其實古代書(shu) 院也有這類糟心事，宋淳熙間朱子門人陳文蔚說：“近世以來，朋友道弊。”清乾隆間江西巡撫陳宏謀也談到：“近世友道不講。”對於(yu) 這類問題，很多書(shu) 院都在學規中苦口婆心，諄諄教誨。如元代青浦《孔宅書(shu) 院學規》：“朋友居五倫(lun) 之一，關(guan) 係最重”，“今日同居書(shu) 院，正與(yu) 於(yu) 朋友之倫(lun) 也。宜抒素心，共敦古處，訂交一日，相期百年”。現今學工部門有更多的好辦法處理學生關(guan) 係（如南京大學用大數據算法為(wei) 新生匹配室友），而古代書(shu) 院將這個(ge) 問題與(yu) 倫(lun) 常教育相聯係，無疑是更高的站位。

要之，古代書(shu) 院以“聖賢”“好人”為(wei) 培養(yang) 目標，是對讀書(shu) 旨在求功名富貴的撥亂(luan) 反正。“不獨以文章取科第而已，願以行己有恥為(wei) 士人第一義(yi) 。”當下高校也當鼓勵學生以家國情懷、健全人格為(wei) 第一義(yi) ，而不僅(jin) 僅(jin) 是拿個(ge) 好文憑、找個(ge) 好工作。大學生若能養(yang) 成“行己有恥”的底線意識，“精致的利己主義(yi) 者”或可少一些。

二、讀什麽(me) 書(shu) ：應試書(shu) ，不算書(shu)

清乾隆間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有個(ge) 故事，說人睡著後，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shu) ，字字皆吐光芒”。像鄭玄、孔安國，其光“上燭霄漢，與(yu) 星月爭(zheng) 輝”，其他人學問漸差，光也就越弱。有個(ge) 老學究睡著後，“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wei) 黑煙，籠罩屋上”，沒有光芒。這個(ge) 故事的意思很明確：應試的學習(xi) 不是求學問，真學問不會(hui) 出自考試。鄭玄、孔安國之所以光芒萬(wan) 丈，乃因其所學與(yu) 考試無關(guan) ；老學究雖然讀書(shu) 一生，但“高頭講章”之類都是應試書(shu) 籍，自然字字黑煙。而現實中的情況是，很多人都把讀考試書(shu) 當作求學問，“反認他鄉(xiang) 是故鄉(xiang) ”。這一情況，在曆代書(shu) 院之中也比較普遍。而書(shu) 院教育的一個(ge) 努力方向，就是對這種現象予以糾偏。

書(shu) 院的糾偏努力，包括以下兩(liang) 個(ge) 層麵。

其一，“俗學”之外，提倡“古學”“新學”。

書(shu) 院的學習(xi) 內(nei) 容，大致有三塊：應試之學（明清時期主要是八股時文），即“俗學”；傳(chuan) 統四部之學，即“古學”；晚清時期又增加了時務、泰西之學，即“新學”。科舉(ju) 時代，士子專(zhuan) 注於(yu) 舉(ju) 業(ye) ，由此導致知識麵的狹隘，這個(ge) 問題由來已久。北宋蘇軾就曾感歎“後生科舉(ju) 之士，皆束書(shu) 不觀，遊談無根”。明清以八股取士，問題似乎更嚴(yan) 重。明代楊慎慨古學之廢，論舉(ju) 業(ye) 之弊有雲(yun) ：“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脈，皆失其真。”清乾隆間任丘桂岩書(shu) 院山長邊連寶提到：“近世習(xi) 舉(ju) 子業(ye) 者，把黃邊老墨作半世夫妻廝守，除四書(shu) 本經而外，一切線裝書(shu) 俱束而不觀。”他舉(ju) 例說，有高掇巍科之人，竟不知威烈王是哪個(ge) 朝代的人，“真堪捧腹”。出現這些可笑、可悲、可歎之事，皆緣於(yu) 士子集中精力專(zhuan) 攻科舉(ju) ，無暇顧及廣博的知識和學問，以致“黑煙籠罩，光芒微弱”。

拒絕俗儒、陋儒，養(yang) 成博雅的通儒，關(guan) 鍵在於(yu) 重返“古學”的傳(chuan) 統，引導生徒廣泛研讀經史子集典籍。清乾隆間寧鄉(xiang) 玉潭書(shu) 院山長周在熾對生徒講：“試思諸經而外，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書(shu) ，何啻數百種；製義(yi) 而外，詩、賦、歌、詞、序、記、傳(chuan) 、銘、詔、誥、疏、引、啟、發之類，何啻數十種。平心捫腹，所讀何書(shu) ，所長何種，正恐可約略數也。”這些“數百種”“數十種”書(shu) 籍或文體(ti) ，或者是科舉(ju) 不考的，或者是非決(jue) 定性的考試內(nei) 容，很多人便放置一邊，無暇也無意翻閱涉獵。但問題在於(yu) ，“古稱博極群書(shu) ，無所不讀，方為(wei) 通儒。今乃以尺寸之編，將以此了讀書(shu) 之名而終其身，其自待不已薄哉”。周在熾由此鼓勵生徒，“已往莫追，來者可奮”，博綜典籍，該覽群書(shu) ，方不負讀書(shu) 人之身與(yu) 名。至光緒間，山長遜學齋主人順應時代變化，鼓勵生徒留心時務：“諸生苟有當世之誌，經史外尤宜兼及時務之書(shu) ”，“不特可儲(chu) 為(wei) 將來服官之用，即於(yu) 製舉(ju) 業(ye) 亦大有裨也。”要之，無論“古學”還是“新學”，其指向都是博雅通識，這對於(yu) 專(zhuan) 心“俗學”導致的弁陋空疏，具有正本清源的意義(yi) 。

關(guan) 於(yu) 具體(ti) 的涉獵要求，很多書(shu) 院有指導意見。哪些是必讀書(shu) ，哪些是選讀書(shu) ；哪些需要精讀、先讀，哪些可以泛讀、後讀，各家書(shu) 院多有明確區分。《讀書(shu) 分年日程》《書(shu) 目答問》《西學書(shu) 目表》等閱讀指南，也廣受書(shu) 院師生的歡迎。至於(yu) 能不能完成閱讀任務，有書(shu) 院引述程子之言：“一月之中，十日為(wei) 舉(ju) 業(ye) ，餘(yu) 日即可為(wei) 學。”提供時間分配的參考經驗。也有書(shu) 院提出若不能通讀四部，亦可專(zhuan) 攻一門：“即質有不逮，或專(zhuan) 習(xi) 一經，以一說而通眾(zhong) 說，或專(zhuan) 習(xi) 一史，以一史而通諸史。或通天文算術，或為(wei) 古文駢體(ti) ，或習(xi) 詩詞，或研《說文》、小學、金石文字，各成專(zhuan) 門名家之業(ye) 。”總之，書(shu) 院學習(xi) 需要拓展知識麵，不能被科舉(ju) 指揮棒牽著鼻子走。

其二，“俗學”之內(nei) ，融入“古學”“新學”。

參加科舉(ju) 考試，這是書(shu) 院生徒的現實需求，本身不僅(jin) 無可非議，甚至值得鼓勵。明嘉靖間長沙知府蔣弘德就說，有人主張廢除舉(ju) 業(ye) ，以為(wei) 這樣才可以見道。其實拋開舉(ju) 業(ye) 而求學問，也很容易懈怠。讀書(shu) 人追求仕進，猶如農(nong) 夫耕種，適得其所。而且考試內(nei) 容也能夠見出學問：“首之以經書(shu) ，所以識其知道理、明經術之功；次之以論判，所以試其精議論、練刑名之功；又次之以五策，所以試其博洽古今、處置時務之功。”不僅(jin) 明代如此，清代也差不多：“春秋兩(liang) 闈，經策與(yu) 製藝兼試；殿廷試以策論；館閣試以詩賦；至提學歲科兩(liang) 試，則經解古學別為(wei) 一場：固未嚐專(zhuan) 重時文而以經學詞章為(wei) 可忽也。”至清末科舉(ju) 改製，鄉(xiang) 會(hui) 二試、生童歲科兩(liang) 考，除了考“中國政治史事論”，也考“各國政治藝學策”。可見科舉(ju) 考試本身是包括了“古學”“新學”在內(nei) 的。讀書(shu) 人若能正確對待，“以此讀書(shu) ，可以審聖賢之精；以之作文，可以發聖賢之蘊”。由此而言，“舉(ju) 業(ye) 即道也，何可廢也”。

既然“舉(ju) 業(ye) 即道”，做時文以經史為(wei) 根底，自是應有之義(yi) 。清乾隆間章學誠主講肥鄉(xiang) 清漳書(shu) 院，教授的內(nei) 容即是八股時文。他教導生徒，考的雖是四書(shu) 文，但希望“諸生貫串經書(shu) ，融會(hui) 傳(chuan) 注，自以意義(yi) 發揮，更取他書(shu) 印證，蓋學問之一端也”。考時文雖屬“俗學”，但同時也可融入學問，這就是學術追求與(yu) 功名目標的統一。“以此為(wei) 舉(ju) 業(ye) ，即舉(ju) 業(ye) 之上乘；以此為(wei) 學問，即學問之首最。”章氏的這種觀念和主張，在書(shu) 院中也具有普遍性。“時文雖科舉(ju) 之學，然非多讀古書(shu) 不能詣極。”“儲(chu) 在陸先生雲(yun) ：‘便欲作時文，亦須胸中有一部芝麻通鑒。’語非輕薄，殊堪猛省。”“從(cong) 未有不研極四書(shu) ，穿穴六經，謹胎息於(yu) 舊文時墨，而能弋取科名者。”諸如此類的論說，都是從(cong) 有利於(yu) 考試、有利於(yu) 功名出發，強調廣泛的閱讀、深厚的功底對於(yu) 科舉(ju) 成功的重要意義(yi) 。

具體(ti) 實施方麵，將“古學”“新學”納入日常講學和考課，當是最重要的舉(ju) 措。以清代書(shu) 院為(wei) 例，廣州學海堂、杭州詁經精舍、上海格致書(shu) 院等，這些專(zhuan) 門研習(xi) “古學”“新學”的書(shu) 院後文另說；大量以八股時文為(wei) 研習(xi) 內(nei) 容、從(cong) 事科舉(ju) 培訓的書(shu) 院，也設立小課（或稱散課、經古課、詩賦課、策論課），專(zhuan) 研經史詞章、西學時務。例如揚州安定書(shu) 院和梅花書(shu) 院，這兩(liang) 所書(shu) 院都以考課時文為(wei) 主業(ye) ，今存《梅花書(shu) 院課藝》《安定書(shu) 院課藝》，是生徒所作八股文的總集。同時這兩(liang) 所書(shu) 院也以“古學”為(wei) 小課，今存《梅花書(shu) 院小課》《安定書(shu) 院小課》，就是生徒考課經史詞章的總集。其中的題目如《三宅三俊解》《〈史記〉得失考》《書(shu) 陶淵明集後》以及《漢宣帝麒麟閣功臣頌》《擬卞蘭(lan) 〈座右銘〉》《募修北固山鐵塔疏》等，都是與(yu) 時文無直接關(guan) 聯的內(nei) 容。書(shu) 院將其納入考課，既有助於(yu) 擴充知識麵，“課士以詩賦雜文，所以勤博習(xi) ”，對於(yu) 科舉(ju) 功名，也有潛在的積極作用，因為(wei) “詩文經古，異曲同工，以是掇巍科，登秘閣，備侍從(cong) ，效賡颺，潤色鴻業(ye) ，必自好秀才始”。

當下高校類似的情形是，有部分學生“不讀書(shu) ”。這裏說的不讀書(shu) ，不包括那些沉迷他事、荒廢學業(ye) 的行為(wei) ，而是指有些學生盡管手不釋卷，但隻是讀教材，很少讀原典，或者主要閱讀本專(zhuan) 業(ye) 書(shu) 籍，很少涉獵其他專(zhuan) 業(ye) 書(shu) 籍。尤其對於(yu) 文科生而言，這是大問題。

以中文係學生為(wei) 例，如果隻讀文學史教材，能否在期末考試、研究生入學考試中取得好成績？有可能。因為(wei) 多數情況下，考試基本上不出教材的範圍，而且用教材語言答題可保證不出錯，容易得高分。一個(ge) 中文係學生，他不必讀《李太白集》或《杜工部集》，僅(jin) 僅(jin) 熟讀文學史，也能對李杜說出個(ge) 一二三四。但實際上，缺少原典閱讀，再認真的學生，也隻是如紀昀小說所調侃的那樣，“一團黑煙，沒有光芒”。要解決(jue) 這一問題，除了日常引導（如舉(ju) 辦讀書(shu) 會(hui) 活動）之外，考試設計也可突破教材範圍，重點考察學生讀原典的能力。武漢大學“奇葩”考試、南京大學“花式”作業(ye) 等，都是這方麵的嚐試。原典內(nei) 容、跨學科知識融入考試，有如考時文的書(shu) 院兼課“古學”“新學”，是“博識”與(yu) “功名”的結合。

三、成功之路：走捷徑，行不通

“舉(ju) 業(ye) 即道”，追求科舉(ju) 成功合情合理；廣泛涉獵對於(yu) 博識和功名的意義(yi) ，也很好理解。既然這樣，為(wei) 何科舉(ju) 仕進的路上，還有很多人聞見不廣、學識鄙陋？

關(guan) 鍵在於(yu) 時間緊、任務重，於(yu) 是有人就想走捷徑。清道光間桐城桐鄉(xiang) 書(shu) 院創辦者戴鈞衡說：“自科舉(ju) 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應試，父兄以為(wei) 不才；二十而不與(yu) 膠庠，鄉(xiang) 裏得而賤之；讀經未畢，輒孜孜焉於(yu) 講章時文；迨其能文，則遂舉(ju) 群經而束之於(yu) 高閣。”都想趕在某個(ge) 時間點實現某個(ge) 目標，甚至越快越好，晚了就會(hui) 焦慮不安，最簡便的辦法就是“減負”——減少閱讀量，隻抓重難點，其直接後果必然是“不惟無湛深經術、明體(ti) 達用之儒，即求一二明訓詁章句、名物典章者，亦不可多得”。

這一現象絕非個(ge) 例，在科舉(ju) 時代晚期，走捷徑者尤為(wei) 普遍。清嘉慶間江西學政汪廷珍談到，當今學人“不論何等才質，專(zhuan) 一求其速化，揠苗助長”，結果“天資卓越者往往斫而小之，中人以下遂至心如廢井”。汪氏主考江西各郡，發現：“生童中多有文理頗順，問以四書(shu) 白文，不能記憶；五經、三傳(chuan) ，竟未識麵。又有十一二歲童子，五經尚未開卷，而試牘闈墨，成誦已多。”汪氏感歎，“敗壞人才莫此為(wei) 甚”。天分差一些的，往往四五十歲還沒有功名，可“教者反以此為(wei) 捷徑。此無他，為(wei) 之師者本從(cong) 此途而來，舍此無以為(wei) 教耳”。通過捷徑成長起來的教師，隻會(hui) 教學生走捷徑，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光緒間鞏秦階道道員姚協讚也說到，“近日讀書(shu) ，《儀(yi) 禮》《爾雅》絕不與(yu) 聞，《公羊》《穀梁》皆成贅說。《周禮》《禮記》無不裁減，《春秋》則但讀《左傳(chuan) 》，其中又多裁減”。追求速成，時間不夠，隻好削減閱讀書(shu) 目，一再實行“自我閹割”。

問題是，減少了閱讀量，又憑什麽(me) 應對考試呢？這就要靠“秘鑰”了。前引汪廷珍所言“試牘闈墨”，相當於(yu) “優(you) 秀作文選”，就是一種“秘鑰”。還有一種“秘鑰”，是知識點的分類匯編，類似於(yu) “考點大全”。本來，正確的備考方式，應當是以閱讀四書(shu) 五經為(wei) 主，兼及四部其他典籍。可這需要沉潛多年，還未必能夠掌握考試要訣。有助於(yu) 速成的各種“秘鑰”也就應運而生，雍乾之際時文選本即已“汗牛充棟”，道光時“坊間刻本，如山如海”

在一些士子的認知中，考點“但須索之《五經類編》《四書(shu) 備考》等書(shu) ，已足給求，何事重勞搜剔”？他們(men) 備考的方式，就是“但取腐爛時文，極力揣摩，不惟聖賢教人之心一毫不知，而於(yu) 四書(shu) 五經亦遂茫然不解，遂謂為(wei) 取科第之秘鑰”。

而事實上，走捷徑是危險的。危險之一，“秘鑰”未必對科舉(ju) 功名有實際效果。汪廷珍認為(wei) ：“斷未有深於(yu) 經術理學、詩古文詞，而時文竟無一可觀者也；亦未有目不見全經，手未披古籍而工為(wei) 時文者也。”清道光間福州鼇峰書(shu) 院山長陳壽祺說：“五十年前，墨卷盛行。舉(ju) 子胸累千篇時文，而卒困於(yu) 場屋者，不可勝數；其能研究經史，文章卓然自立，而竟為(wei) 時命所厄者，千百中亦未有一二。”這可視為(wei) 經驗之談。不浸淫於(yu) 典籍，一味走捷徑、求速成，能不能寫(xie) 好八股時文，能不能獲得舉(ju) 業(ye) 成功，實在是個(ge) 問題。危險之二，通過“秘鑰”就算僥(jiao) 幸成功，辦事能力可能也很有限。清乾隆間新淦知縣朱一深對凝秀書(shu) 院生徒講：“士子讀書(shu) 明理，原期實用”，“若第苟圖捷徑，獵取功名，一切大政大謨，姑以俟之異日，則已晚矣。”姚協讚也說：“即偶有幸得科第者，而於(yu) 臨(lin) 政處事、治己理民，每多顛倒任情、優(you) 柔不斷，致局外之人遂譏儒生之無用，不學無術。”為(wei) 何會(hui) 這樣？根本原因在於(yu) ，那些時文選本、考點類編，是二手的、碎片化的知識。沒有營養(yang) ，何以成材？

所以很多書(shu) 院對所謂“秘鑰”深惡痛絕，禁止學生帶這些書(shu) 進來。清乾隆間肥鄉(xiang) 清漳書(shu) 院山長章學誠，對《五經類編》《四書(shu) 備考》等書(shu) 的評價(jia) 是：“庸惡陋劣，其為(wei) 學術人心之害，固已無待言矣。”蔚縣《文蔚書(shu) 院學規》要求：“看書(shu) 必先讀朱注，不可泛誦時下講章。作文必本之經籍古文、先輩大家，不可徒取時下墨卷考卷。”清光緒間高淳《尊經書(shu) 院學規》要求：“坊間所售石印《大》《小題文府》諸書(shu) ，最是誤人才智，蔽塞性靈。諸生來院，慎勿攜帶此書(shu) ，誤人自誤。”當然，如果是生徒自編選本或類書(shu) ，僅(jin) 供自己使用，則是完全可以的。“從(cong) 全書(shu) 之中，摘錄比次，蓋其人自竭心思耳目，以意推尋，使就條貫，則其精神固已徹全書(shu) 也。”自編選本或類書(shu) ，相當於(yu) 讀書(shu) 筆記，是自己的心得所在，而且已經細讀過原典了，也不存在二手、碎片的問題。

禁止帶“秘鑰”，還隻是“堵”，另設研習(xi) “古學”“新學”的書(shu) 院，則相當於(yu) “疏”，不必諄諄告誡，就已與(yu) “秘鑰”絕緣。清代後期，這類書(shu) 院大量出現，著名的有杭州詁經精舍、廣州學海堂、南昌經訓書(shu) 院、武昌經心書(shu) 院、福州致用書(shu) 院、成都尊經書(shu) 院、上海格致書(shu) 院、昆明經正書(shu) 院，等等。這些書(shu) 院的研習(xi) 內(nei) 容，可以《詁經精舍文集》為(wei) 例：共十四卷，包括論、說、記、考、解、釋、辨、賦、序、銘、頌、詩、策問等文體(ti) ，題如《孔子去魯證》《宋高宗禦書(shu) 石經考》《南宋中興(xing) 四將論》《第一樓賦》《重修曝書(shu) 亭記》《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ce) 封琉球詩》等。這正符合“課士首重經解，兼及策論、詩賦、雜文”“不徒囿於(yu) 時文俗學”的辦學宗旨。

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古學、新學書(shu) 院的生徒，絕大多數也是要參加科舉(ju) 考試的，他們(men) 的成績如何？以詁經精舍和學海堂為(wei) 例，據李兵的考證和統計，“詁經精舍的鄉(xiang) 試錄取比例達到了20%”，“學海堂專(zhuan) 課肄業(ye) 生的科舉(ju) 及第率也達到了20.3%以上，與(yu) 詁經精舍大致相當”。其他書(shu) 院也有類似情形，如光緒五年（1879年）九月八日，成都尊經書(shu) 院山長王闓運在日記中寫(xie) 道，“共中正榜廿一人，副榜二人，皆餘(yu) 所決(jue) 可望者”，“堂課七次，取第一者中五人，所列三等者無一中，何必四書(shu) 文乃能決(jue) 科，甚以為(wei) 喜。”不靠“秘鑰”，沉潛經古學問，反而有利於(yu) 科舉(ju) 功名，這恐怕是那些“徒向考墨卷中求生活”者沒有想到的。科舉(ju) 考試的路上，如果說真有什麽(me) 捷徑可走，經古之學、時務之學才是捷徑。

反觀今日高校，學生希望有機會(hui) 繼續深造，希望畢業(ye) 找個(ge) 好工作，這些都是正當的訴求和願景。隻是，升學、就業(ye) 競爭(zheng) 依然激烈，“內(nei) 卷”日益嚴(yan) 重。加之大類招生的趨勢之下，為(wei) 了能分流到理想的專(zhuan) 業(ye) ，“大一變高四”幾乎成為(wei) 普遍現象，“內(nei) 卷”已然貫穿整個(ge) 大學階段。於(yu) 是乎，刷好績點、考各種證，成為(wei) 通向高文憑、好工作的“捷徑”。其結果，大學越來越像高中，越來越像考研考公基地。

這顯然是與(yu) 大學的教育目標不相符合的。大學的教育目標，各個(ge) 學校不一樣，以武漢大學為(wei) 例，學校“著力培養(yang) 誌存高遠、腳踏實地，具有強烈社會(hui) 責任感和民族情懷、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zheng) 力的拔尖創新人才”。可如果大學期間，學生仍以績點、證書(shu) 為(wei) 第一要務，這樣的教育目標還能實現嗎？培養(yang) 拔尖創新人才，重在自由探索、獨立思考；刷績點、考證書(shu) ，則主要靠掌握已有的知識。兩(liang) 者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問題還有另一麵，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道理大家也都明白，然而時代的大潮澎湃而至，能夠盡量少受幹擾，稍稍保持初心，已屬難能可貴了。項目、論文、獎勵等，這是教師晉升的“秘鑰”。當教師都無法擺脫這些“秘鑰”的誘惑或困擾，又如何要求學生出淤泥而不染？

麵對急功近利的現實，古代書(shu) 院的應對舉(ju) 措，簡言之就是“回到原點”。拋開各類考試輔導資料，是回到典籍的原點；另設專(zhuan) 門研習(xi) 學問的書(shu) 院，是回到學術的原點。關(guan) 鍵之處在於(yu) ，回到原點之後，書(shu) 院生徒的科舉(ju) 成功率也有提升。當下高校麵臨(lin) 類似的現實，如何讓學生不圍著績點、證書(shu) 轉，潛心學問又能順利升學就業(ye) ？關(guan) 鍵可能還是在出口處。如果研究生招生院校、用人單位“回到原點”，重基礎、重潛力，而不光看績點、看證書(shu) （近似於(yu) 科研評價(jia) 的“破五唯”），學生急功近利之風會(hui) 不會(hui) 稍歇？

餘(yu) 論

提到古代書(shu) 院，今人容易產(chan) 生很多美好的、浪漫的遐想。而事實上，古代書(shu) 院既有朝氣蓬勃之象，也有暮色沉沉之境。不同時代的不同書(shu) 院，在教育理念上也時有抵牾。如前所述，很多書(shu) 院對生徒以成聖賢、做好人相期許；也有書(shu) 院站位沒這麽(me) 高，“成己成物，揚名顯親(qin) ，光耀無窮，是何等快事”，這樣的定位倒也“接地氣”。很多書(shu) 院都強調考課的重要性，所謂“立賞罰以示獎勸”“立課期以校得失”，“（膏火）定以隨課升降，俾可人思自奮”；也有書(shu) 院反對“考較高下”，因為(wei) 這會(hui) “啟人爭(zheng) 心”，故而“不定考試，惟稽課程，有褒貶而無等第。非僅(jin) 免爭(zheng) ，亦以崇厚”。有的書(shu) 院會(hui) 講之時，“來者不拒”，無論是何身份，“但願聽講”，皆可報名參加，甚至“果胸中有見者，許自己上堂講說”，因為(wei) 書(shu) 院相信“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沒有必要區別身份；而多數書(shu) 院則對訪客有嚴(yan) 格限製，“凡有雅人來此，不許阻擋，至於(yu) 短衣或赤腳者，可令在門外觀望，倘有粗言惡氣或形跡可疑者，不許放入”之類，已屬較為(wei) 寬鬆的了。

即便同一書(shu) 院，在某些方麵的規定也會(hui) 有變化。明成化初，白鹿洞書(shu) 院曾經要求，“凡上司按臨(lin) ，先生迎於(yu) 枕流橋內(nei) ，諸生迎於(yu) 枕流橋下，路旁拱立”，隨後還有一整套繁文縟節。至嘉靖初，考慮到“終日趨承，不惟妨廢學業(ye) ，抑且沮抑士氣”，因此將“一切虛禮盡革”。這可算書(shu) 院獨立精神的一次勝利。而到了萬(wan) 曆初，“虛禮”又有部分恢複：“洞中師生迎送拜揖，毋得輒自屈膝，以負上司期待作養(yang) 之意，其迎送悉照正統間廣東(dong) 李提學齡舊規，以枕流橋為(wei) 止。”這是不得已的折中調和，所幸不“屈膝”的底線還能夠保留。

站在現代社會(hui) 的角度看，古代書(shu) 院的某些做法是有局限性的。以讀書(shu) 為(wei) 例，前文說到，為(wei) 了補救學問空疏之失，書(shu) 院鼓勵生徒博覽群書(shu) 。但這裏的“群書(shu) ”，是把有些書(shu) 籍排除在外的。“老莊、仙佛之書(shu) 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曾被列入“無益之書(shu) ”，因為(wei) 它們(men) “無關(guan) 於(yu) 聖人之道”。“毋看《水滸傳(chuan) 》及笑資戲文”，因為(wei) 它們(men) 也是“無益之書(shu) ”。至於(yu) “近日之淫詞豔曲，尤宜焚棄，不得寓目”。以上進了黑名單的書(shu) 籍，在現代大學的課程體(ti) 係中，要麽(me) 是文史哲等專(zhuan) 業(ye) 的必讀書(shu) ，要麽(me) 是通識教育的常見書(shu) ，這大概是古代書(shu) 院師生無法也不敢想象的事情。

盡管存在以上各種狀況，古代書(shu) 院仍然具有豐(feng) 富的現實意義(yi) 。它不是完美的偶像需要膜拜，也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複製，而恰恰因為(wei) 不完美，今人更容易從(cong) 它那裏找到共鳴。它遭遇過的諸多問題，今人能夠感同身受；它糾偏的種種努力，哪怕是不成功的嚐試，也可以帶來智慧的啟迪。本文所談的三個(ge) 方麵，即學習(xi) 目標過於(yu) 短淺，學習(xi) 內(nei) 容過於(yu) 狹隘，學習(xi) 方式過於(yu) 取巧，既是古代書(shu) 院教育麵臨(lin) 的問題，也是當下高校人才培養(yang) 存在的現實。至於(yu) 問題的產(chan) 生，古代主要緣於(yu) 科舉(ju) 考試的壓力，當下則跟升學和就業(ye) 形勢密切相關(guan) 。教育理想和人生現實之間，如何找到最佳平衡，是古往今來一直在求解的題目。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