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競恒 著 《豈有此理？——中國文化新讀》出版暨鮑鵬山序

《豈有此理？——中國文化新讀》

李競恒 著

 ISBN 978-7-220-12937-7

定價(jia) ：79.00元

壹卷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年1月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從(cong) 多個(ge) 角度，重新審視被誤讀的中國傳(chuan) 統，糾正一些被誤解的曆史“常識”，如中國主流傳(chuan) 統君臣關(guan) 係是比較對等的，多有“師友之間”的模式，變化是從(cong) 金元開始的。在宋代及其以前，也沒有製度性的隨時向皇帝磕頭跪拜的傳(chuan) 統，跪奏始於(yu) 金，三跪九叩是清朝的產(chan) 物。又如婦女地位，其實並不是很多人想象那種“壓迫”關(guan) 係，程朱理學是反對纏足的，宋代婦女也享有財產(chan) 權和再嫁的自由。本書(shu) 也從(cong) 司法角度，介紹了儒家司法的無罪推定、反株連等傳(chuan) 統。

中國曆史一直存在不斷重建自治共同體(ti) 的脈絡，而儒家經濟思想也是傾(qing) 向於(yu) 自由市場，且對歐洲近代的重農(nong) 學派有積極的影響。此外，書(shu) 中還有一些內(nei) 容，探討了周禮其實是一種不成文習(xi) 慣法，介紹孟子的治理思想是以小共同體(ti) 為(wei) 本位的，還有辛亥革命時期“漢衣冠”的複興(xing) 等。

【作者簡介】

李競恒，四川江油人。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士生導師。複旦大學曆史學博士。著有《幹戈之影：商代的戰爭(zheng) 觀念、武裝者與(yu) 武器裝備研究》《論語新劄：自由孔學的曆史世界》《早期中國的龍鳳文化》等書(shu) 。

【名家推薦】

“國學”近年蔚為(wei) 顯學，“中華傳(chuan) 統文化” 更成了無處不在的日常用語。大潮當中，泥沙俱下，難免有許多如“重振夫綱”等讓時下青年疑惑甚至反感的言論和主張。幸好有李競恒兄這部新作，不落流俗，正本清源，用最可讀的語言煥發中國傳(chuan) 統本來麵目，使人得見先賢清鮮剛健的真精神。

——文化評論人、媒體(ti) 人  梁文道

本書(shu) 的語言顯然是學術的。但本書(shu) 涉及的問題，因為(wei) 是大眾(zhong) 輿論常常涉及以致耳熟能詳的，所以更容易引發更廣泛的讀者的興(xing) 趣。為(wei) 了照顧這些非專(zhuan) 業(ye) 讀者，更好地讓思想之光在大眾(zhong) 中傳(chuan) 播，他的語言又是努力活潑和通俗的。我讀了全書(shu) 之後，深感其價(jia) 值，深感其憂患，這些，觸動了我。我相信，這本書(shu) 討論的問題，對今天所有關(guan) 心中國文化、關(guan) 心中國現在和未來的讀者，都是重要的。而更多的讀者，也會(hui) 和我一樣，在李競恒先生冷靜客觀的筆下，感受到他的情懷。

——著名作家、學者，浦江學堂創辦人、百家講壇主講人鮑鵬山

中國曆史文化的敘述，長期被粗暴的“二千年皆秦製”簡單遮蔽。競恒此書(shu) ，立足思想問題意識，使用曆史梳理手段，對這一類的曲解誤讀進行了很好回應。這二千年是一個(ge) 不同朝代、不同時期的周、秦之製混合比例不斷變化的過程，不是一個(ge) 靜態、凝固的“皆秦製”那麽(me) 簡單。

——《原道》主編、湘潭大學碧泉書(shu) 院教授 陳明

既反對百多年來激進派汙名傳(chuan) 統，又不落入“國學大師”之以訛傳(chuan) 訛；既有曆史訓練，又有哲學視野；捍衛中國，卻不敵視西方；擁抱傳(chuan) 統，以達自由與(yu) 治理。李競恒博士此書(shu) ，有紮實的學術功底與(yu) 活潑的語言，態度平和中正，可謂雅俗共賞，左右鹹宜。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白彤東(dong)  

【目錄】

序  鮑鵬山

人文與(yu) 自由的中國傳(chuan) 統

告別五四的有色眼鏡

“家”的前生與(yu) 今世

從(cong) 師友到主奴：中國古代君臣關(guan) 係

給皇帝磕頭？豈有此禮！

不斷重建自治共同體(ti) 的中國史

儒家的商業(ye) 觀，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樣

中國古代女性

儒家的人道主義(yi)

中國曆史的人口重建

中國平民在全世界最早獲得姓氏

你以為(wei) 家譜土得掉渣，其實自古是貴族專(zhuan) 利

姓氏從(cong) 父，文明起點

父親(qin) 角色的社會(hui) 、文化意義(yi)

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看江浙兩(liang) 頭婚

西方不是“農(nong) 耕文明”？

獨尊儒術？

古代兒(er) 童與(yu) 成人

清明節和生死觀

中國平民剛獲得姓氏的時候有點任性

司法傳(chuan) 統與(yu) 正義(yi)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沒有私產(chan) 保護嗎？

中國古代司法的疑罪從(cong) 無、從(cong) 輕

儒家主張連坐嗎？

從(cong) “古今之爭(zheng) ”看張扣扣案

竹簡中的秦國冤案

無為(wei) 而治其實是儒家思想

秦人逃往楚，還是楚人逃往秦？

秦始皇愛護兒(er) 童？你想多了

秦和楚是“天下烏(wu) 鴉一般黑”？

天不生仲尼，萬(wan) 古如長夜？

修身齊家的“家”是什麽(me) ？

早期儒家是個(ge) 能打的武力團體(ti)

華夏的騎士傳(chuan) 統

燒 書(shu)

“規訓”與(yu) “屈服”：清代政治合法性的建立

古代精英承受更沉重的禮教

漢服可以是一個(ge) 開放係統，但被強製接受的內(nei) 容不算  

紂王形象和殷周鼎革史實

中國方言和漢字促進統一

重回思想史

思想史、左右之爭(zheng) 與(yu) “共同的底線”

比隆虞夏

 “古今之爭(zheng) ”與(yu) 原儒之道

天命中的“王權與(yu) 神祇”

酒的思想史

諸神的黃昏

衣冠之殤：晚清民初政治思潮與(yu) 實踐中的“漢衣冠”

試論周禮與(yu) 習(xi) 慣法

以儒化耶：以儒學背景信仰基督教的蔣中正

墨家失敗的原因

孟子與(yu) 三代時期的小共同體(ti) 治理

王官學新說：論三代王官學不是“學在官府”

大禹時代“執玉帛者萬(wan) 國”與(yu) 天下治理

孟子的“性善論”是為(wei) 小共同體(ti) 自治的辯護

後 記

【序】

一

人類曆史上，大概沒有一個(ge) 國家像中國這樣，其現代化過程如此波瀾壯闊，又如此曲折淹蹇；如此讓人讚歎，又如此讓人唏噓。在野士子，在朝官僚，西洋留學生，東(dong) 洋同盟會(hui) ；國民黨(dang) ，共產(chan) 黨(dang) ，一代又一代人持續奮鬥，拋頭顱灑熱血，蹈深海引快刀，可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隻求舊邦維新。而作為(wei) 一個(ge) 大國——無論其曆史之悠久，還是其幅員之遼闊，人口之巨量，中國的現代化，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是世界現代化的一具標尺，一個(ge) 分界點，她的成功，世界才可以說成功，她的步入現代，世界才可以說整體(ti) 上步入現代。

令人歎息的是，中國抬腳起步並不晚：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lin) 時政府第一任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臨(lin) 時政府成立，亞(ya) 洲的第一個(ge) 民主共和國就此誕生。中國，這個(ge) 世界上曆史文化積澱最深厚的國家，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和大本營，成了亞(ya) 洲第一個(ge) 建立共和政體(ti) 的國家。

正如《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所說，“資產(chan) 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men) 不 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chan) 階級的生產(chan) 方式；它迫使它們(men) 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在西方強大的現代文化和現代技術的碾壓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民族，根本沒有接招的能力：既不能引入、理解、消化和融入這種現代文化，也無力抵抗，隻能被動麻木地卷入。而中國，則是另一番情景：她竟然具備了麵對新世界、新文化、新時代的能力——既能審時度勢，判斷世界大勢，通曉古今之變，認知到國家的落後；又能把握未來方向，化被動為(wei) 主動，融入接納，迎頭趕上。

中國為(wei) 什麽(me) 有這樣的能力？

我的答案是：古老的中國為(wei) 中國的現代化準備了夠格的知識分子。他們(men) 既有來自體(ti) 製外的士人商賈，也有來自體(ti) 製內(nei) 的官僚大員。這些飽讀傳(chuan) 統經典的知識分子，其思想空間足夠開闊，其文化視野足夠遠大。我在《儒風大家》雜誌的專(zhuan) 欄文章《孔子過時了嗎》裏，有這樣一段文字：

在中國的現代化曆程中，那些先知先覺者，從(cong) 龔自珍到嚴(yan) 複，從(cong) 康有為(wei) 、譚嗣同、梁啟超到孫中山，從(cong) 蔡元培到胡適、陳獨秀、魯迅，還有那些因各種方便，可以就近觀察西方的徐繼畬、薛福成、郭嵩燾、王韜們(men) ，他們(men) 豈不都是飽讀傳(chuan) 統文化經典？他們(men) 思想活躍的事實，就已經證明：傳(chuan) 統文化不但不會(hui) 成為(wei) 人們(men) 思想的禁錮，恰恰是革命者的溫床。

這些傳(chuan) 統中國的傳(chuan) 統知識分子，他們(men) 以及他們(men) 的知識並不是為(wei) 了中國的現代化而儲(chu) 備，而是為(wei) 了管理和運行一個(ge) 古老帝國而準備。

但是，當中國猝然麵對一個(ge) 全新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時，當古老的帝國必須麵對無可選擇的現代化而不是在老路上行進時，他們(men) 那些來自傳(chuan) 統的學術訓練和文化儲(chu) 備，竟然足夠讓他們(men) 對一切應付裕如。他們(men) 有能力認識和麵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能力理解一個(ge) 新的世界，有能力麵對和走進新的時代。在對現代西方和現代文明的理解上，他們(men) 的理解力、接納力，其實是超過今日中國很多缺乏傳(chuan) 統經典儲(chu) 備的自由主義(yi) 知識分子的。

這足以證明，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有足夠的現代性，至少有對現代性足夠的接納融通空間。

而傳(chuan) 統文化培育出來的知識人，實際上成了一個(ge) 民族走向現代世界的先知先覺者、領路人、拉纖者，甚至殉道者。

這是中國文化的光榮，更是中國的幸運。

二

但是，中國有中國的不幸，一個(ge) 很大的不幸。

這個(ge) 不幸就是秦製。雖然秦製在秦朝滅亡以後被主流價(jia) 值觀質疑，從(cong) 而在後來的時代——自漢至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宋朝，中國幾乎已經看到了現代政治的曙光，但是，很不幸，這種君主政體(ti) 在和金、元遊牧奴隸製結合以後，其專(zhuan) 製獨裁，其傲慢顢頇，在明清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如果說，元朝之前中國的君主製，其君主統治國家，還是法家倡導的“通過固定的和確立的法律”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第二卷第一章)來統治，還有相當的製度設計來製衡君主一人獨大；而元朝及以後的君主製，則是典型的孟德斯鳩所說的，君主“在沒有法律和規則的情況下，從(cong) 他自己的意誌和隨意的念頭裏麵引出所有的事情”(同上)。我當然不是說元、明、清並無相應的君主行使自身權力和意誌的規範，但問題在於(yu) ，這些規範隻有在他們(men) 願意遵守的時候才是有效的。

於(yu) 是，中國的君主政治，就成了缺少有效製衡的真正的專(zhuan) 製體(ti) 製。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中國曆史，從(cong) 宋朝以後，是逆向行進的。常常是：進一步，退兩(liang) 步。

而這種倒退，恰恰是中國文化——以儒家為(wei) 中心的文化——逐步被抑製、扭曲、改造甚至被擯棄的結果。

與(yu) 之相應的，則是外來的較為(wei) 落後的文化入主中原。與(yu) 先秦時代的秦來自較為(wei) 落後的地區一樣，金、元等遊牧文化之影響中國，都是先例。並且，不是最後的例子。

一個(ge) 更大的悲劇性事件，是我們(men) 把自家的傳(chuan) 統文化當成了自己的敵人。

我們(men) 麵對著不請自來的西方資本，以及為(wei) 資本開道的堅船利炮，我們(men) 首先看到的是：我們(men) 的技術落後了。接下來，我們(men) 意識到：我們(men) 的製度落後了。人家有民主政體(ti) ，而我們(men) ，是君主專(zhuan) 製。

再往下的邏輯看起來非常順暢：那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沒有一個(ge) 更好的製度呢？因為(wei) 我們(men) 有一個(ge) 糟糕的文化傳(chuan) 統。

本來，我們(men) 除了專(zhuan) 製君主，我們(men) 還有作為(wei) 對這種專(zhuan) 製君主進行製約的儒家文化——雖然這種製約的有效性並不總如人意，但“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畢竟這是一種高懸政統之上的道統。孔子，作為(wei) 道統的代表，一直擁有至高的地位，以至曆代帝王都必須對他進行祭祀。在帝王的祭祀對象裏，除了天地、祖宗，就是孔子。孔子，是全體(ti) 中國人的最大公約數。

對於(yu) 統治者來說，他們(men) 固然需要一個(ge) 教化人民的偶像；但對於(yu) 下層人民來說，他們(men) 也需要一個(ge) 高於(yu) 政統的道統，需要一個(ge) 高於(yu) 權勢的道義(yi) ，需要一個(ge) 評價(jia) 權勢的標準，需要一個(ge) 起訴暴政的理由。孔子就是這樣的一個(ge) “理由”，人民製約、反抗、推翻暴政的“天理之由”。當曆代那些骨鯁士大夫和人民對著暴君喊出“無道昏君”這四個(ge) 字並挺身反抗或揭竿而起的時候，他們(men) 依據的這個(ge) “道”，就是孔子之道。無孔子之道，就是昏君、暴君，就該被推翻。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yi) 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下》)這個(ge) 作為(wei) 君主統治合法性的“仁義(yi) ”，就是孔子的“仁義(yi) ”，就是孔子之道。殘賊孔子之道，就是獨夫民賊，人民就有推翻他的權利！

在中國文化裏，在中國政治倫(lun) 理裏，孔子，是道統的核心象征，是社會(hui) 正義(yi) 的基本詮釋，是苦難民眾(zhong) 的最後希望，是人民反抗暴政的合法性來源。

今日很多論者，動輒文化決(jue) 定製度。其實，文化和製度之間，不是這麽(me) 簡單直接的母子關(guan) 係——文化是母，製度是子。製度壞，那一定是文化的原因，要改變製度，必先變革文化。這是“新文化運動”的倫(lun) 理思路，也是他們(men) 的邏輯思路。這種思路，到現在還在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些自詡自由主義(yi) 知識分子那裏頑強的存在著。

我想問的是：為(wei) 什麽(me) 不是一種製度造就了一種文化，造就了民族性？為(wei) 什麽(me) 同一種文化傳(chuan) 統，東(dong) 、西德國民性不一樣，東(dong) 、西歐不一樣，朝鮮半島國民性不一樣？

其實，新文化運動的先賢們(men) ，他們(men) 已經指出了：長期的君主政體(ti) ，尤其是元明清以後的專(zhuan) 製政體(ti) ，養(yang) 成了我們(men) 民族性中的諸如奴性、愚昧、野蠻、迷信等文化問題。他們(men) 在批評國民性的時候，已經有意無意地說明了：製度才是根本，製度往往造就文化。

三

但不幸的是，麵對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新文化先賢們(men) 的批判鋒芒，卻一致對準了傳(chuan) 統文化。

當然，他們(men) 這樣做沒有問題。因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確實有很多問題，對中國文化的反思也確實非常必要。但是，造成中國曆史、中國現實、中國國民性諸多問題的，是鼓吹君主獨裁、致力於(yu) 建設權力通吃社會(hui) 的法家，而不是儒家。如果我們(men) 能區分這些，對孔孟之儒手下留情，我們(men) 未必不能從(cong) 發生學的角度，從(cong) 原始儒家的“三代”描述和向往中，找到自家的思想資源，走進現代。

秦暉先生指出過，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他們(men) 發現歐美的時候，他們(men) 的感覺是發現了中國一直夢寐以求的“三代”。儒家心目中的“三代”，當然還不是西方的“現代”，但是，這些飽讀儒家經典的知識分子，在西方的“現代”中看到的竟然是他們(men) 在經典中讀到的“三代”，這至少可以證明：他們(men) 理解的“三代”，與(yu) 西方的“現代”至少是不抵牾的，是可以直通的。

所以，即便我們(men) 從(cong) 文化的角度去找中國的病根，我們(men) 也還有機會(hui) 避免最壞的情景出現。

但是，最壞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我們(men) 喊出的口號是：“打孔家店”。

是的，我們(men) 沒有去“刺秦”，我們(men) 去“刺孔”了。我們(men) 看起來痛恨專(zhuan) 製君主，但是我們(men) 幹了一件專(zhuan) 製君主——比如朱元璋——試著幹卻沒有幹成的事：我們(men) 終於(yu) 把孔孟打倒了。若朱元璋地下有知，當額手相慶：唯一製約君主的力量，被我們(men) 毀掉了。權力被鬆綁了，從(cong) 孔子以來的政教分離，終於(yu) 又一次如權力者所願，政教合一了。專(zhuan) 製君主不僅(jin) 代表了世俗政權，還代表了天道真理。而權力輪子下的我們(men) ，則失去了文化的紐帶，失去了文化共同體(ti) 及其保護，我們(men) 成了原子狀態的單個(ge) 的人，心靈無有安頓，人身無處依托，而我們(men) 還以為(wei) 我們(men) 擺脫了一切羈絆獲得了自由。

這是中國的悲劇。也是世界的噩夢。

“打孔家店”，現在已經成了完成式，成了“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已然坍塌，已然不再成為(wei) 我們(men) 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的信念或約束，我們(men) 的政治中已經沒有了儒家道統，我們(men) 的國民生活中也不再有孔教和禮製。但是，即便如此，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把諸多社會(hui) 問題歸咎於(yu) 孔子和儒家。這很諷刺和荒謬，但卻是確確實實存在的事實。

今天的中國社會(hui) ，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文化——抱有偏見以至敵意的人，仍然非常普遍。概述之，有以下幾種人物類型：

一、深受上一世紀新文化運動影響，接受其既定結論，而沒有進一步思考者；

二、深受上一世紀“文化大革命”、批儒評法尤其是批林批孔運動影響而沒有走出來者；

三、民粹主義(yi) 者。他們(men) 認為(wei) 孔子講禮製，講等級差別，從(cong) 而與(yu) 他們(men) 理解的現代平等思想相衝(chong) 突；其實，他們(men) 既不能理解古代中國的禮製，也並不真正了解現代西方的平等；

四、一些自由主義(yi) 知識分子。他們(men) 的知識結構主要來自西方經典，其中不少人對中國經典知之不多，隔膜嚴(yan) 重，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中國現代化之障礙；

五、其他並無深入思考而人雲(yun) 亦雲(yun) 者。

這些人中，除了第四類，文化層次和社會(hui) 階層普遍不高，理性思考能力不強，但他們(men) 人口基數大，數量多，憑借著數量優(you) 勢，再借來第四類人的現代西方文明的大旗，幾乎凝聚成了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對孔孟儒家的基本認知和態度。

中國的文化悲劇和國運悲劇在延續。

四

當然，對這個(ge) 悲劇性的曆史，國內(nei) 的學術界實際上已經有了相當明晰的反思。

問題是，這種反思，並未獲得一致認可，並且，由於(yu) 這種反思隻是在高峻的學術圈子裏發生，在專(zhuan) 業(ye) 的壁壘裏自說自話，還無法以它的智慧之光照亮現實，無法糾正大眾(zhong) 的公共認知，從(cong) 而無法改變公共話語和公共生活。

也就是說，學界中的人，應該不隻滿足於(yu) 圈子內(nei) 部的研究和沙龍式交流，不隻滿足於(yu) 在艱深而狹窄的專(zhuan) 業(ye) 學術雜誌上發表自己的成果，而是應該走出來，讓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以傳(chuan) 播，並且是向大眾(zhong) 傳(chuan) 播。

李競恒先生本書(shu) 所做的，就是這樣的糾正和傳(chuan) 播。我以為(wei) ，這是中國現在最迫切需要的工作。

李競恒先生學術基礎紮實，學術訓練規範，學術視野廣闊，對李競恒先生的學問，我一直是欽敬的；對他的著作，也是抱持學習(xi) 的態度的。當李競恒先生給我發來微信，希望我給他這本書(shu) 寫(xie) 個(ge) 序的時候，雖然我覺得自己不是合適的人選，而且最近幾年我也一再表示不再為(wei) 人寫(xie) 序，但我一刻也沒有猶豫，馬上答應了。因為(wei) ，這本書(shu) 裏的一些文章，我已經在其他地方讀到過，我知道他的學術關(guan) 注點在那裏。而且，我們(men) 有共鳴。我前幾年也在《儒風大家》開設過為(wei) 孔子辯護的專(zhuan) 欄“被誤解的孔子”，恰好也是二十幾篇，恰好也要結集出版。他為(wei) 傳(chuan) 統辯護，我為(wei) 孔子辯誣，我們(men) 做著同樣的工作，有著同樣的關(guan) 懷。

這本書(shu) 不難讀，李競恒先生要解決(jue) 的，都是一些具體(ti) 而微的問題。但是，見微知著，他的學術指向卻非常宏大。通讀全書(shu) ，我的感受是：

這是一部憂患之書(shu) 。

這是一部溫情之書(shu) 。

這是一部責任之書(shu) 。

這是一部學術之書(shu) 。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今日學術從(cong) 業(ye) 者，從(cong) 憂患角度著書(shu) 立說者，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guan) 懷者，有，但比例不高。我說李競恒先生這本書(shu) 是憂患之書(shu) ，是因為(wei) 我讀出了他的現實指向和學術關(guan) 懷。顯然，他的興(xing) 趣不僅(jin) 僅(jin) 是從(cong) 學術的角度去澄清一些長期以來被廣為(wei) 誤解的問題，他的真正目的，其實是對一個(ge) 更大問題的關(guan) 懷，這個(ge) 更大的問題，是中國的現代化，是本民族幾千年的文化及其命運。所以我又說它是一本溫情之書(shu) ——他對中國文化，有一種同情之理解，又有一種來自理解的同情。

在本書(shu) 的前言《告別五四的有色眼鏡》中，李競恒先生說：

五四及其後學的思維方式與(yu) 知識生產(chan) ，其實占據了長期的優(you) 勢，我們(men) 還需要更好地挖掘和整理本國曆史文化傳(chuan) 統，才能獲取有效的認知。有鑒於(yu) 此，筆者曾在一些刊物上發過一些小文章，對一些常見的誤會(hui) 稍微做出了些解釋……希望對五四這一百年來的反思做一點點小補充。由於(yu) 這一主題過於(yu) 龐大，這本小書(shu) 未必能給出一個(ge) 整體(ti) 性的全麵解釋，但筆者希望達到的效果是，一些讀者能從(cong) 更客觀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中國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告別這一百年來的有色眼鏡。

一百年來，有多少學術累積，又有多少觀點已經成為(wei) 先驗的存在，成為(wei) 不證自明的共識。正如李競恒先生所言，“五四及其後學的思維方式與(yu) 知識生產(chan) ，其實占據了長期的優(you) 勢”，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性做整體(ti) 的否定性鑒定，對中國文化現代化轉型做整體(ti) 性消極判斷，這種五四以來主流的宏大敘事已經到了不證自明的程度，並且彌漫於(yu) 中國的輿論場。要“告別這一百年”，告別一百年的成見，這是多大的學術誌向？正如魯迅所問的，“從(cong) 來如此，便對麽(me) ？”敢於(yu) 對一百年來的學術和話語體(ti) 係發出這樣的疑問，正是李競恒先生這本書(shu) 的價(jia) 值所在。本書(shu) 涉及的二十多個(ge) 問題，看似很小，其實都對應著五四以來的諸多宏大敘事，每一個(ge) 小問題都輻輳這樣的大主題。五四以來對中國文化的整體(ti) 誤判，都建立在對這些具體(ti) 問題的誤判之上，李競恒先生把這些問題集中起來，一一加以化解，這種做法，比用宏大敘事去反駁宏大敘事更加有效，看似他解決(jue) 的是一些具體(ti) 而微的小問題，實際上是一點一點銷蝕掉五四以來對中國文化整體(ti) 否定的基礎，瓦解了否定中國文化這種大論調的立足點。

魯迅先生說：“要我們(men) 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men) 。”(《隨感錄》三十五)李競恒先生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溫情，乃是源於(yu) 對這種文化的信任——相信這種文化乃是我們(men) 安身立命之根，生生不息之源，走向現代之起點和法門。中國文化的命運，其實就是中華民族的命運。以拋棄本民族文化，全盤移植外來文化來換取國家的現代化，代價(jia) 巨大，且付出巨大代價(jia) 之後亦不可能成功。而從(cong) 本民族文化中闡發現代性，生成現代化，才是正當之路，也是當今世界所有現代化轉型成功的國家的通例。中國這樣曆史悠久、幅員遼闊、人口眾(zhong) 多的國家，當更該如此。這是今日人文學者的責任，擔當這樣的責任，需要他們(men) 的學術能力和價(jia) 值生成力，更需要他們(men) 繼往開來的願力。

其實，做學問的人都知道，越是具體(ti) 的問題，越是難做，越是難以做踏實，做成鐵案。做這類事，需要老實的態度，需要紮實的學問，有幸的是，李競恒先生有充分的學術準備，使他有能力出色地完成這項工作。所以，我說這是一本學術之書(shu) 。

還有一點很重要：本書(shu) 的語言顯然是學術的。但本書(shu) 涉及的問題，因為(wei) 是大眾(zhong) 輿論常常涉及以致耳熟能詳的，所以更容易引發更廣泛的讀者的興(xing) 趣。為(wei) 了照顧這些非專(zhuan) 業(ye) 讀者，更好地讓思想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