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舉(ju) 通史》的“通史”特色

作者：徐梓（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來源：人民政協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正月廿六日乙巳

          耶穌2023年2月16日

劉家和先生在《論通史》一文中，闡明了中西史學一個(ge) 明顯的區別，在於(yu) 中西方對於(yu) “通史”態度的迥然異趣。西方並無“某國通史”之說：所謂的General history，實則是綜合概括的曆史；Universal history是普遍的曆史，Global history是指全球史，Ecumenical history則是普世曆史或世界曆史，Total history是指整體(ti) 的曆史。我們(men) 翻譯的許多外國史書(shu) ，之所以冠以“通史”之名，是譯者為(wei) 了符合中國讀者的口味、根據自己的理解酌情加上去的。中國史學則不然，繼司馬遷的《史記》之後，先後有梁武帝的《通史》、杜佑的《通典》、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鄭樵的《通誌》、馬端臨(lin) 的《文獻通考》等等，都是以“通”命題，以“疏通知遠”“通古今之變”為(wei) 宗旨。中國史學因此形成了章學誠所說的“通史家風”，或者說“通史”寫(xie) 作的傳(chuan) 統。劉海峰教授主編的《中國科舉(ju) 通史》，正是接續這一傳(chuan) 統的新成果。

從(cong) 體(ti) 例上說，“通史”是相對於(yu) 斷代史而言的。《易·係辭》說：“往來不窮謂之通。”真正的通，要求時間上的沒有窮盡，無論是麵對無邊無際的過去，還是朝向無始無終的未來，都要具有無限性。但是，就像沒有一個(ge) 人能寫(xie) 出一部包羅萬(wan) 有的史書(shu) 一樣，也沒有一個(ge) 人能寫(xie) 出一部包括一切時間的曆史。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通史”與(yu) 其說是一種實情，毋寧說是一種理想和追求。在我們(men) 的意識中，一部史書(shu) ，如果不是像《史記》以後的所有正史那樣，以一個(ge) 特定的朝代為(wei) 斷限，而能夠跨越多個(ge) 王朝，就是通史。隻要打通王朝的壁壘，在一個(ge) 較長的時段中考察特定曆史問題的興(xing) 衰起伏，就能滿足通史的最基本要求。

中國的科舉(ju) 從(cong) 隋朝興(xing) 起，直到清末廢止，長達1300年，貫穿於(yu) 漫長的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後半程，這為(wei) 通史的寫(xie) 作提供了一個(ge) 很好的對象。《中國科舉(ju) 通史》分科舉(ju) 前史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遼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用6卷、340多萬(wan) 字的篇幅，全景呈現了這一製度從(cong) 興(xing) 起、變革、定型以及最終被廢除的全過程，可謂原始察終，本末詳具。即便是在同一個(ge) 王朝之內(nei) ，也按照曆史發展的時序展開論述。如《隋唐五代卷》的主體(ti) 部分，分為(wei) 初唐科舉(ju) 、盛唐科場萬(wan) 象、中唐科場風雲(yun) 、晚唐科場風氣，分別討論了唐朝近三百年科舉(ju) 繼承與(yu) 發展、逐步完善、改革與(yu) 發展、紛爭(zheng) 與(yu) 調和的曆史。《明代卷》分為(wei) 明初、洪熙至天順、成化至萬(wan) 曆、明末四個(ge) 曆史時期，逐一論述其繼往開來、走向完備、成熟與(yu) 鼎盛、僵化與(yu) 改革的特質，考論行事，見盛觀衰，給讀者以科舉(ju) 史的整全印象。

“通史”既要體(ti) 現出體(ti) 例上的跨越王朝和時間上的長時段，更要有精神上的“通古今之變”。所謂的“通古今之變”，是在一個(ge) 長時段的基礎上，通過具體(ti) 史實的考察，以了解時勢起伏、興(xing) 衰、成敗、窮達的變化，從(cong) 而把握曆史發展的走向和趨勢。如果沒有曆史的視野，沒有一定的觀察距離，我們(men) 就會(hui) 陷於(yu) 麵牆而立的尷尬：距離太近，反而什麽(me) 都看不清楚；要看穿廬山的真麵目，就有必要擺脫“身在此山中”的窘境。正是因為(wei) 如此，任何一個(ge) 曆史事件，它所在的時空背景越大，我們(men) 在它身上發現的意蘊也就越豐(feng) 富、越深刻。這也是長時段曆史研究的價(jia) 值所在，通史寫(xie) 作的意義(yi) 所在。

《中國科舉(ju) 通史》雖然分卷編寫(xie) ，各自成卷，但因為(wei) 有精心的擘畫、長期的交流和充分的研討，所以相互之間不僅(jin) 能察前觀後，注意銜接，而且彼此呼應，主旨一以貫之。各卷執筆人雖然是各個(ge) 斷代科舉(ju) 史的權威，但因為(wei) 長期浸淫於(yu) 此，對科舉(ju) 史有一個(ge) 整體(ti) 的理解。這就使得他們(men) 能在科舉(ju) 發展的整體(ti) 格局中、能在與(yu) 其他斷代的比較中，把握各個(ge) 曆史時期科舉(ju) 的階段性特征。

在每一卷的卷首，統一有與(yu) 一章篇幅相侔的《導語》，這實際上是這一卷的主旨和主題，是這一曆史時期科舉(ju) 階段性特征的集中體(ti) 現和精煉概括。如宋代卷的《導語》，強調經過一係列改革，宋代的科舉(ju) 擴大了取士名額，建立起了保障公平的製度，科舉(ju) 和學校之間緊密結合。遼金元卷的《導語》則指出：“遼金元三朝以漢族科舉(ju) 為(wei) 藍本，結合各自的民族特點和統治需要進行改造，使科舉(ju) 呈現出各自鮮明的民族特色。”這都是對這一時期科舉(ju) 主要內(nei) 容和重要特點的深刻揭示和高度概括。

科舉(ju) 製度的產(chan) 生，以自由報考、統一考試、進士科的設置為(wei) 標誌，出現在隋朝。但《中國科舉(ju) 通史》在此之前，還專(zhuan) 門設置了《科舉(ju) 前史卷》。這是因為(wei) 科舉(ju) 製度“作為(wei) 中國和東(dong) 亞(ya) 國家帝製時代設科考試、選才任官”的製度，本質上是一種選任官員的製度。而中國選任官員的製度，並不是由科舉(ju) 製度肇端，在它之前，還有世卿世祿、軍(jun) 功入仕、客卿養(yang) 士、九品中正製等途徑，尤其是察舉(ju) 製，不僅(jin) 延續時間長、社會(hui) 影響大，而且分科察舉(ju) 、引入考試等做法，可以說種下了科舉(ju) 的種子。科舉(ju) 製度顯然不是憑空產(chan) 生的，它和以前的選官製度是怎樣的關(guan) 係？察舉(ju) 製過渡到科舉(ju) 製的內(nei) 在機製是怎樣的？科舉(ju) 製產(chan) 生之後為(wei) 什麽(me) 會(hui) 成為(wei) 較為(wei) 穩定的選官製度？科舉(ju) 製度和它之前的選官製度相比有怎樣的優(you) 勢？等等，這些問題，如果停留在科舉(ju) 階段論科舉(ju) ，是得不到解決(jue) 的。要說明科舉(ju) 製度出現的基礎，說明它的合理性，就有必要把它納入選官製度的整體(ti) 框架中進行考察。或者說，《科舉(ju) 前史卷》的設置，集中體(ti) 現了由世卿世祿製到察舉(ju) 製、由察舉(ju) 製到科舉(ju) 製這樣一種“通古今之變”的用心。

“通史”的“通”，不僅(jin) 體(ti) 現在曆時性的時間上，而且體(ti) 現在共時性結構上。按照劉家和先生的說法，這二者不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且是統一的、合二為(wei) 一的關(guan) 係。“古今縱向曆時性之變，正是這些內(nei) 外橫向共時性之變的結果；而一切時代的橫向的共時性的結構，又是縱向的曆時性發展的產(chan) 物。縱向的曆時性的發展與(yu) 橫向的共時性的變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這也就是說，特定時期各種社會(hui) 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動了曆史的發展變化；而曆史的這一發展變化，又形成了各種社會(hui) 因素所在位置及相互關(guan) 係的新的結構。

科舉(ju) 在舊時吸引了全社會(hui) 的神經，在現今也吸引了各個(ge) 學科學者們(men) 的注意。正如主編劉海峰教授所說：在長達1300年的漫長歲月裏，“科舉(ju) 不僅(jin) 關(guan) 乎政治風向、國勢強弱、教育體(ti) 製、辦學目標、階層流動、科場文體(ti) 、學術發展，而且牽涉應試方式、職業(ye) 選擇、社會(hui) 習(xi) 俗、文風變易、文學作品、婚姻取向等等。”因此，要寫(xie) 出科舉(ju) 通史，不隻需要縱向上、曆時性的“通”，還要寫(xie) 出橫向上、共時性的“通”，即對於(yu) 科舉(ju) 相關(guan) 的各種要素及其相互關(guan) 係做係統性的考察。

科舉(ju) 不隻是考試，它對中國社會(hui) 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有的學者稱隋朝開始了科舉(ju) 時代，還有的學者幹脆稱此後的中國社會(hui) 為(wei) 選舉(ju) 社會(hui) 。如果要將科舉(ju) 相關(guan) 的各種要素及其相互關(guan) 係做係統性的考察，那不啻是要寫(xie) 一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後期的曆史。如何既不局限科舉(ju) 考試、科舉(ju) 製度的狹隘，又不是沒有邊界，泛濫無歸，把握好兩(liang) 者之間的平衡，就是決(jue) 定《中國科舉(ju) 通史》學術品質的一項重要工作。

主編和各冊(ce) 著者都意識到，科舉(ju) 通史不同於(yu) 科舉(ju) 製度通史，它不隻是要完整呈現這一製度的規製和要求，還要說明這一製度是選賢任能、公正公平觀念的落實，更要說明這一製度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具體(ti) 實施和實施效果，說明這一製度對中國政治、社會(hui) 風氣和文化教育的影響。比如，《隋唐五代卷》中的科場風氣，《宋代卷》中貢士莊、貢士庫和科舉(ju) 費用的籌集，《清代卷》中科舉(ju) 與(yu) 教育的變遷、科舉(ju) 對社會(hui) 的影響等等，這些內(nei) 容，都超出了單純科舉(ju) 製度的範疇。《明代卷》的著者郭培貴教授，2008年即開始此書(shu) 寫(xie) 作的準備工作，2015年出版《中國科舉(ju) 製度通史·明代卷》之後，又用了5年的時間修改此書(shu) ，就是為(wei) 了和單一的製度史拉開距離，呈現明代科舉(ju) 立體(ti) 、完整的風貌。

總之，《中國科舉(ju) 通史》表現出顯著的“通史”特色，這不僅(jin) 體(ti) 現在它跨越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後半程、貫通1300年的長時段格局，也不僅(jin) 體(ti) 現在它超越製度史、熔鑄所有相關(guan) 內(nei) 容為(wei) 一爐的整體(ti) 風貌，更體(ti) 現在它原始察終、“通古今之變”的通史家風。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