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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民作者簡介:張新民,西曆一九五〇生,先世武進,祖籍滁州,現為(wei) 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教授(二級)兼榮譽院長。兼職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理事,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中國明史學會(hui) 王陽明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著有《存在與(yu) 體(ti) 悟》《儒學的返本與(yu) 開新》《陽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與(yu) 體(ti) 悟》《貴州地方誌考稿》《貴州:學術思想世界重訪》《中華典籍與(yu) 學術文化》等,主編《天柱文書(shu) 》,整理古籍十餘(yu) 種。 |
尋找大學中的人文精神傳(chuan) 統——我在貴州大學的曆史記憶與(yu) 學術生活歲月
作者:張新民
來源: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
編者按:2022年8月,由貴州大學出版社組織編寫(xie) 的《百年貴大口述史》由貴州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近日,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陽明文化研究院)暨貴州大學中華傳(chuan) 統文化與(yu) 貴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獲貴州大學出版社特意贈書(shu) 。《百年貴大口述史》收錄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創院榮譽院長張新民教授口述史:尋找大學中的人文精神傳(chuan) 統——我在貴州大學的曆史記憶與(yu) 學術生活歲月。
張新民,字止善,號迂叟,男,1950年11月生,貴州貴陽人,祖籍安徽滁州,先世武進。2002年到貴州大學工作。現為(wei) 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教授兼榮譽院長、孔學堂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貴州陽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長、貴州省文史館館員。兼任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中華孔子學會(hui) 理事、中國明史學會(hui) 王陽明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中華儒學會(hui) 副會(hui) 長、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理事、貴州省儒學研究會(hui) 會(hui) 長等。長期從(cong) 事中國傳(chuan) 統曆史文化的研究,治學範圍廣涉文、史、哲等多方麵領域。撰有《貴州地方誌論綱》《貴州地方誌考稿》《中華典籍與(yu) 學術文化》等學術專(zhuan) 著,主編大型文獻集成《黔南叢(cong) 書(shu) 》《民間契約文書(shu) 與(yu) 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中國地方社會(hui) 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等文集,另有《華嚴(yan) 經今譯》等古籍整理專(zhuan) 書(shu) ,創辦並主編《陽明學刊》《人文世界》,在《光明日報》《民族研究》《文史哲》等刊物發表論文300餘(yu) 篇。
口述人:張新民
我一生與(yu) 兩(liang) 個(ge) 大學——貴州大學、貴州師範大學的關(guan) 係最深,而尤以在貴州大學生活和工作的時間最久。無論是前輩師長,還是同事好友,乃至我教過的學生,都構成了我一生中最寶貴的記憶內(nei) 容。作為(wei) 上一輩的老學者,我的父親(qin) 也在貴州大學生活和工作了30年。兩(liang) 代人的曆史記憶匯集在一起,承載的內(nei) 容既多,寄寓的感情也深,這似乎也成了貴州大學變化發展的一個(ge) 縮影。因而回首往事,想要表達或傾(qing) 訴的內(nei) 容實在不少,我隻能稍加勾勒,不過留作紀念而已。
山水比德:老一輩學者的誌節和風範
我出生在原貴州大學附近的靜暉村,那是緊靠校園的教職工宿舍。傳(chuan) 統中國“孟母三遷”的故事曆來深入人心,故事說孟母幾次遷居,都是為(wei) 了孟子能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後的選擇是“居學宮之旁,其(孟子)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人稱孟母“善以漸化”。我很慶幸,不需要任何選擇,出生地就在黌舍,幾乎一生都在貴州大學和貴州師範大學的校園生活。其中,似乎與(yu) 貴州大學最有緣分。我的出生地就在貴大校舍,我在這裏生活和工作的時間最長,這裏留有我和父親(qin) 兩(liang) 代人的曆史記憶,我也因此成為(wei) 學校建設發展的當事人與(yu) 見證人之一。
1948年,國立貴州大學的校長是張廷休,曆史學係主任是黎東(dong) 方。張廷休善治元史,以專(zhuan) 精見長;黎東(dong) 方重視明清,以博通獲譽,二人都是史學出身。或許由於(yu) 他們(men) 二人知道我父親(qin) 參與(yu) 編輯過《蒙藏月刊》,出版過《成吉思汗評傳(chuan) 》等多部專(zhuan) 書(shu) ,才禮聘他到貴州大學任教的。
父親(qin) 常談起他在老貴州大學的學生,記得有幾位故去的老先生,如貴州師範大學教授胡克敏、貴州文史館館員謝振東(dong) 、貴州大學教授張世德等,都是省內(nei) 頗有成就的學者。父親(qin) 晚年愛憶舊,提起他們(men) 時,多會(hui) 順便談及學校掌故,總是充滿了感情。我對老貴州大學的一部分認知,便是從(cong) 父親(qin) 那裏獲得的。
父親(qin) 大半生的教書(shu) 生涯,都是在貴州大學度過的。我無法計算他培養(yang) 了多少學生,但知道人數必然不少,有他的詩“抱甕灌園三十年,芳菲桃李各爭(zheng) 妍”可證。他以為(wei) 國家培養(yang) 人才為(wei) 自己應盡的天職,幾乎所有的心血都用在了學生的身上,總是希望後來者有更多的成就,也有他的詩“待得庭園紅染遍,護花不惜化泥滓”可證。我自己能以教書(shu) 治學為(wei) 生活本身必具的內(nei) 容,也是父親(qin) 潛移默化影響的結果。
談到我自己,除了下鄉(xiang) 3年,與(yu) 農(nong) 民終日相處,知道了稼穡艱難和民生疾苦,生命別有一種特殊的體(ti) 悟外,其實自幼至長至老,我的一生都在校園生活,校園的文化氛圍似乎已浸入了自己的骨髓,影響可謂既深且大。
我的出生地靜暉村與(yu) 花溪公園緊緊毗鄰,貴州大學校歌中的“溪山如黛,常沐春風,學府起黔中”,似乎也構成了我生命中的永恒意象,讓我一生都在山水人文中遨遊。尤其童年時代,父母的管教十分開明,並不在學業(ye) 功課上嚴(yan) 加管束,因而我整天都在校園內(nei) 外與(yu) 玩伴無憂無慮地嬉戲,甚至上了小學也不知道父親(qin) 是幹什麽(me) 的。一次在校園裏與(yu) 玩伴打鬧時,我猛然抬頭看見父親(qin) 正在教室給學生授課,模樣明顯與(yu) 平時所見有異,一副威嚴(yan) 肅然的樣子,才知道他竟然是大學裏的教書(shu) 先生。我後來也在同樣的教室為(wei) 本科生和研究生講課,天地還是那個(ge) 天地,校園還是那個(ge) 校園,但學生一代換了一代。我眼前會(hui) 浮現出父親(qin) 當年授課的身影,難免不與(yu) 懸隔千年的夫子一樣,發出“逝者如斯”的人生慨歎,感到兩(liang) 代人的生命前後相接,遂不能不以在廣袤大地上耕耘的農(nong) 夫比況,為(wei) 薪火相傳(chuan) 的勞作能夠成就人才而感到快樂(le) 和欣慰。
父親(qin) 的教學是認真的,不僅(jin) 上課的時數多,而且講授的科目也不少,從(cong) 上古史、中古史到文獻學、史學名著選講,大凡與(yu) 中國史有關(guan) 的課程,他都講授過。父親(qin) 家居則終日閉門讀書(shu) ,備課常至深夜。“文革”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公布牛鬼蛇神霸占課堂時數,他竟名列第一。然而凡是聽過他的課的人,甚至與(yu) 他交往稍多者,沒有不受益的,也沒有不稱讚的。我曾多次作為(wei) 旁聽生去聽他的課,課後總能聽到學生的議論和誇讚,也暗中感到十分驕傲。似乎較諸課堂上的受益,又多了一層想去主動尋找的快樂(le) 。後來自己獨立為(wei) 學生授課了,也在教風和教法上受到父親(qin) 的影響,以為(wei) 就像漢代最重私相授受的經學家一樣,自己也深得罕見難聞的秘傳(chuan) 家學。
與(yu) 父親(qin) 交往的學界名流,我親(qin) 見親(qin) 聞的人數也不少。僅(jin) 以任教於(yu) 貴州大學的老先生為(wei) 例,便有李淑元、朱厚錕、趙伯愚、張汝舟、鄺炯燊、毛國琪、成啟宇等老先生,他們(men) 都是當時頗有口碑和聲望的著名學者,也是我輕易就能在家中看到的常客。
黔中老宿李淑元先生,早年曾與(yu) 黃齊生、王若飛、謝六逸、劉方嶽等同赴日本留學,在貴州大學中文係執教後,則主講中國文學史,尤以精研元曲見長。李先生為(wei) 人雅淡灑逸,頗有道家人物風範;家中珍藏善本古籍頗多,盡管愛書(shu) 如命,亦樂(le) 捐公用;能夠一字不遺地背誦《詩經》,熟稔黔中掌故,樂(le) 道他人之長。記得他每次敲門由父親(qin) 迎入家中,便仿佛感到有陣陣清風拂麵而來。我竊比他為(wei) 羲皇時代夫子,也最喜歡聆聽他與(yu) 父親(qin) 討論黔中掌故。
織金大家朱厚錕先生,早年畢業(ye) 於(yu)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擅長英國文學,譯著頗多,又專(zhuan) 精唐宋文學,詩作亦不少,故曾同時兼任中文、外語兩(liang) 係教授。“文革”中,朱先生受盡折磨,仍風骨凜凜,弦歌不輟,有魏晉名士風度。“文革”剛結束,聽到粉碎“四人幫”消息後,他即犯忌從(cong) “牛棚”跑出,到我家與(yu) 父親(qin) 大談時事和人生感悟,談到興(xing) 盡之處便挺身直立,放大音量朗讀他的新作《滿江紅》。音聲繞梁回旋,猶如黃鍾撞響,振人心誌。我雖少年不諳世事,但也神魄精氣俱受震蕩。我們(men) 兩(liang) 家世代交往,不僅(jin) 父輩往來密契,子女聯係亦多。我後來還教過厚錕先生的孫子,課後交談多要言及家世交往舊事。
與(yu) 李、朱兩(liang) 位先生同在一係任教的,記得還有趙伯愚先生。他曾師從(cong) 黃季剛,是“章黃學派”的黔中傳(chuan) 人,長於(yu) 音韻文字之學,亦研究貴州方言。趙先生不僅(jin) 是常來我家做客的大學者,而且他的夫人趙師母,以及李淑元先生的夫人李師母,與(yu) 我母親(qin) 也是往來密切的好朋友。大學教授也有家庭生活的另一麵,我母親(qin) 與(yu) 兩(liang) 個(ge) 師母的來往,也增添了不少家庭趣事,讓我從(cong) 中側(ce) 聞不少掌故和趣事。
談起另一位大學者張汝舟先生,我心中便會(hui) 感到陣陣不安和懺悔。事情得追溯至他被打成右派時,批判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貼滿校園,我們(men) 一群小孩子不懂事,便常尾追在他後麵,齊聲連喊:“右派分子張汝舟,右派分子張汝舟……”記得汝舟先生總是頭也不回,一路小跑似的匆匆向前走。他個(ge) 子矮小,卻頗有古風,但當時總是低頭走跑,就連碰見小孩也有意回避。現在隻要一想起當時的情景,我心中便如針紮般感到後悔。
在我的少年時代,汝舟先生的名言——“天下學問在安徽,安徽學問在合肥,合肥學問在家鄉(xiang) ,家鄉(xiang) 學問在我張汝舟”一度在校園廣為(wei) 流傳(chuan) ,就連我們(men) 小孩也聽說了。但是真是假,我至今仍不知。成人後,我陪父親(qin) 回老家安徽滁州,準備去看望當時已在滁州師專(zhuan) 任教的汝舟先生,才知道他的家鄉(xiang) 在全椒——滁州南麵的一個(ge) 屬縣。我才明白原來我們(men) 兩(liang) 家是同鄉(xiang) ,他誇讚的地方竟是我的家鄉(xiang) ,詫異之外又有幾分歡喜,原因是父親(qin) 平時言談,從(cong) 未誇讚過家鄉(xiang) 學風。後來我也讀了汝舟先生的不少書(shu) ,但早在之前便已知道了他的學問,不過多是從(cong) 父親(qin) 那裏聽來的,隻是懺悔的事始終潛藏在心中,從(cong) 不敢在父親(qin) 或其他任何人麵前提及。
與(yu) 伯愚先生一樣,汝舟先生也是“章黃學派”的傳(chuan) 人,長於(yu) 訓詁考據,精於(yu) 天文曆法,深得“章黃學派”精髓,而又能推廓光大。值得一提的是,除汝舟先生與(yu) 伯愚先生外,早期在貴州大學執教、同樣是“章黃學派”傳(chuan) 人的,尚有湯炳正、朱穆伯兩(liang) 位先生。炳正先生離開貴州較早,今天的年輕學者或已不甚了解,但我則常聽父親(qin) 提起,知道他對《楚辭》的研究造詣極深,雖無緣一親(qin) 謦欬,但無形中也間接受了影響。穆伯先生是我的老師王燕玉先生的老師,入黃(侃)門時間甚早,故在北京大學讀書(shu) 期間,便不滿胡適諸子之學不出王官之說,撰文力加駁斥,亦深得師門之傳(chuan) 。與(yu) 汝舟、伯愚兩(liang) 位先生一樣,穆伯先生也長於(yu) 音韻訓詁之學。四位“章黃學派”傳(chuan) 人同時執教於(yu) 貴州大學,似也成為(wei) 大學校史極有趣的一段學術佳話。
與(yu) 我父親(qin) 同在一係執教的,是曾在日本留過學的鄺炯燊先生。他住在城區省府路的一個(ge) 四合院內(nei) ,在校區有一間單身房,就在我家樓上,他每周到花溪上課,必到家中與(yu) 父親(qin) 長坐閑談。偶爾我也會(hui) 陪同父親(qin) 去城中拜訪他,侍立聆聽,聞知了不少名人趣事。
炯燊先生早年畢業(ye) 於(yu) 中山大學社會(hui) 學係,後來才東(dong) 渡日本到東(dong) 京帝國大學留學,他一生轉輾多處任職,最後則長期執教貴州大學講席,專(zhuan) 門講授日本史。我的不少日本知識,就是從(cong) 他與(yu) 父親(qin) 的閑談中習(xi) 聞而來的,父親(qin) 生前的學術交往讓我在少年時代便多方麵地受益。
外語係主任毛國琪先生也是安徽人,算是父親(qin) 的同鄉(xiang) 。他住在我家樓上,或許是同鄉(xiang) 兼鄰居的關(guan) 係,不僅(jin) 父輩交往較多,子女亦關(guan) 係密切。國琪先生懂多國語言,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父親(qin) 很為(wei) 他抱不平,我因此也知道他的不少逸聞。他是貴州外語事業(ye) 的開山人,同時也是學校外語專(zhuan) 業(ye) 的創業(ye) 者之一。在我早年幼稚的眼光中,他的身上有一種西方洋學的派頭,較之汝舟先生身材的矮小,他的個(ge) 頭更顯高大。我因為(wei) 好奇西方文化,對他的舉(ju) 止行為(wei) 充滿了興(xing) 趣。隻要他與(yu) 父親(qin) 交談,就不懂禮似的跑去旁聽,也側(ce) 聞了不少書(shu) 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父親(qin) 晚年撰寫(xie) 《史通箋注》,上午在家埋頭伏案寫(xie) 作,下午到圖書(shu) 館查閱資料。成啟宇先生當時是圖書(shu) 館館長,有時也會(hui) 幫著父親(qin) 找書(shu) ,或父親(qin) 查書(shu) 休息之際,到他那裏去小坐閑聊。啟宇先生熟悉古籍,讀書(shu) 頗多,凡讀一書(shu) ,必逐句圖點,有所心得,必旁批側(ce) 注,蟻陣細字滿紙皆是。我曾看過他對《明史紀事本末·開設貴州》的批注,天頭地腳,字裏行間,橫寫(xie) 豎書(shu) ,幾致無從(cong) 辨識。可惜他恪守述而不作傳(chuan) 統學風,很少匯集成帙刊發,嚴(yan) 謹似已接近苛刻,頗令急功近利者汗顏。
啟宇先生是貴州石阡人,熟悉黔省曆史掌故。1985年,我的《貴州地方誌論綱》出版,他居然也在上麵有所批注,並當著我父親(qin) 的麵極力誇讚,可惜我沒有看到他的批注本,事後忙於(yu) 課務也始終未能經眼。他的上萬(wan) 冊(ce) 藏書(shu) 後來捐給了石阡檔案館,我長期想去逐一遍覽,可惜願望至今尚未實現。
我透過家庭和父親(qin) 的交往活動,以我早年的人生經曆和膚淺體(ti) 悟,心中能夠回憶起來的貴州大學校園,不僅(jin) 充滿了文化的生命活力,具有一種誘人的學術神聖感,同時也聚集了一大批名師耆德,即使較諸其他外省名校,似也毫不遜色。“文獻”兩(liang) 字之傳(chuan) 統訓釋,一般認為(wei) “文”即文字記錄的著述文本,“獻”則為(wei) 賢人口耳相傳(chuan) 的語體(ti) 言行。馬端臨(lin) 撰《文獻通考》,便特別強調“當時臣僚之奏疏”“近代諸儒之評論”,以及“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盡管都屬“獻”的範疇,但嚴(yan) 格講也與(yu) 著述體(ti) 的“文”同樣重要。因而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chuan) 之是非者”,如同傳(chuan) 統經史、曆代會(hui) 要及百家傳(chuan) 記類的典籍一樣,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史科價(jia) 值,不能不兼收博采,以濟成文典籍史事記載之不足,否則便難以成就人生理想中的學術事業(ye) 。
回憶父親(qin) 平常居家往事,他在閉戶讀書(shu) 寫(xie) 作之際,除老輩學人外,也常有年輕教師前來問學請益。記憶中來得最多的是侯紹莊先生,他是雲(yun) 南大學畢業(ye) 的高才生,在校期間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文章,畢業(ye) 後被分配到貴大,並被指定為(wei) 父親(qin) 的助教。那時的助教兼有助手的含義(yi) ,必須先聽老先生的課,逐漸培養(yang) 成熟後,才能獨立上講台,為(wei) 學生正式開課。因此,紹莊先生曾長期聽我父親(qin) 授課,同時兼做課堂板書(shu) 一類的雜事,自然也就成為(wei) 我家中的常客,乃是當時與(yu) 父親(qin) 接觸得最多的青年教師。
盡管紹莊先生十分年輕,在“文革”中仍受到激烈衝(chong) 擊,我的父親(qin) 當時也住進“牛棚”,正常聯係實已中斷。直到“文革”結束,他們(men) 才恢複了往來。記憶中,紹莊先生每有新作,都會(hui) 攜稿前來與(yu) 父親(qin) 商討,我一有機會(hui) 即侍陪旁聽,也學會(hui) 了不少作文方法。20世紀80年代初,父親(qin) 曾與(yu) 紹莊先生聯合招收研究生,招收簡章公布了,研究生初試和複試也通過了,或許是紹莊先生性格孤傲的緣故,招研究生一事竟被阻攔,準備進校的考生也被直接辭退。事後,紹莊先生一氣之下,調動去了貴州民族學院。父親(qin) 一向以溫和寬厚待人,晚年尤以“守拙”自處,盡管心神早已超脫淡然,但仍為(wei) 人才流失深致歎惜。曆史係以後20年未能招收研究生,發展速度遠遠滯後於(yu) 其他高校,不能說與(yu) 此事毫無關(guan) 係。2002年,我主動調入貴州大學,重新申報建設了中國古代史碩士點,才算稍稍彌補了之前的損失。調離後的紹莊先生長期任職民院曆史係主任,著述成果頗豐(feng) ,也為(wei) 貴州學術事業(ye) 作出了不少貢獻。
縱觀以上老輩學者的人格風範,他們(men) 不媚世,不趨俗,高風亮節,傲然獨立,無一不具有傳(chuan) 統士人的氣節和品性。他們(men) 始終不離講學論道的交往方式,突出地表現出傳(chuan) 統士人特有的超然自得的精神情趣,均構成了校園生活隨時可見的風景線,成為(wei) 學生趣談的重要內(nei) 容。而令我印象最深的,則是他們(men) 長期心性涵養(yang) 和道德修持所外顯出來的儀(yi) 態容貌,舉(ju) 止動默所表達出來的思想情操,學問從(cong) 生命中自然湧出的雍雅自在。我既長期在校園生活中感悟領受,當然就不僅(jin) 在早年的生命成長過程中播下了仿效的深根,影響了整整一生,而且我也深為(wei) 他們(men) 潤物無聲培養(yang) 了大量人才的逸事所感動,知道庠序人文氣息對青年學生的影響是何等重要,因而始終強調貴州大學最應珍惜的,其實是自己積漸已久的人文精神傳(chuan) 統。
就我而言,至少從(cong) 少年時代起,雖懵懂不諳世故,卻也見聞了不少風格各異的前輩趣談,領略了校園的人文氛圍,增加了不少書(shu) 本之外的“活”知識。我以為(wei) 文化完全可以活化為(wei) 人的存在方式,現身為(wei) 可觸可感的思想行為(wei) ,始終反對學校市場化的任何做法,顯然是受到不少雅人賢士身教行為(wei) 無形影響的結果,不能說不是早年生活最寶貴的人生幸事和一生中最值得珍藏的記憶財富。雖漸入老境,也可時時細嚼品味,仿佛源頭活水總能消解部分暮氣。
仁智雙彰:人文精神傳(chuan) 統的固守與(yu) 堅持
1953年貴州大學撤銷後,我即隨父親(qin) 遷往貴陽師範學院(現貴州師範大學)。1958年貴州大學恢複後,我又隨父親(qin) 再返重新組建的貴州大學,記憶內(nei) 容最多的仍是重建後的貴大新址的校園生活。無論是父母的家庭日常生活行為(wei) 、老輩學者的笑貌音聲,還是置身其中隨時可觸可感的校園人文氛圍,甚至包括我下鄉(xiang) 親(qin) 身體(ti) 驗到的鄉(xiang) 民交往互助生活,都使我深感固有傳(chuan) 統文化盡管有著上下分層的不同,但其植根的土壤卻是如此深厚,不僅(jin) 華夏民族乃是有著燦爛悠久文明的民族,即中國也是有著漫長豐(feng) 富曆史文化傳(chuan) 統的中國。我從(cong) 自身的觀察和體(ti) 驗出發,始終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是“活”的、有生命的,也是可與(yu) 現代性有機接榫並進行創造轉化和發展的。
或許是有感於(yu) 孟子“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的說法,我始終認為(wei) ,大學老師兼有教學與(yu) 科研雙重責任,尤其是以人文理念為(wei) 核心價(jia) 值的學者,麵對如何恢複或重建富有生命活力的中國文化的時代大問題,不能不以回應的方式率先進行自己嚴(yan) 肅認真的思考和應答。
如同每一個(ge) 靈魂都需要一個(ge) 強健的身體(ti) 才能展現其真實存在一樣,中國文化也需要無數充滿符號意義(yi) 的載體(ti) ,才能顯示其不死的永恒大義(yi) 。於(yu) 是,我決(jue) 心創辦一個(ge) 書(shu) 院,一個(ge) 在體(ti) 製內(nei) 有自己特殊文化義(yi) 涵的書(shu) 院,一方麵以此證明中國文化的命脈仍在現代大學體(ti) 製中有所延續;另一方麵也借此來提升校園的人文精神與(yu) 人文氛圍,使學生在其中而受熏陶感染,自覺地對中國文化懷抱敬意,敢於(yu) 以國家興(xing) 亡和民族盛衰為(wei) 己任,不斷通過讀書(shu) 學習(xi) 來成就自己的人生與(yu) 誌業(ye) 。
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創辦書(shu) 院的過程盡管艱難,但也獲得了四麵八方朋友的熱情支持,一座新古典主義(yi) 的書(shu) 院終於(yu) 在校園中心區屹立建成。台灣朋友聞訊後捐贈了上萬(wan) 冊(ce) 圖書(shu) ,幾個(ge) 老先生花了一周時間來裝箱,僅(jin) 運費就用去11萬(wan) 元。鐫刻在書(shu) 院背牆右麵的《禮運·大同篇》也是台灣友人贈送的,它既作為(wei) 兩(liang) 岸學術界彼此認同的符號標誌,也表達了大道運行和天下為(wei) 公的文化理念。
尤當一提的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孫、第三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德成先生,曾擔任台灣地區考試院院長,曆來聲望極高。他通過我的台灣朋友知道創辦書(shu) 院的消息後,也托人遠道送來了親(qin) 筆手書(shu) 的楹聯:“崇儒尚易民主頌,有教無類自由風。”我請人輾轉表示謝意,他卻回答說:“大家都在為(wei) 文化做事,這是我應該做的。”我對此十分感動。我聽到他越海傳(chuan) 來的答語後,突然想起東(dong) 坡《四十年前元夕與(yu) 故人夜遊得此句》中的“縱橫滿地霜槐影,寂寞蓮燈半在亡”。我以為(wei) ,德成先生不唯對中國文化充滿了深深的敬意,具有無限的認同感,更重要的是還由衷地眷念和感懷舊友,具有無限的赤子懷鄉(xiang) 之心。書(shu) 院創立後,我總是對學生強調,要樹立獨立自主的完整人格,撰寫(xie) 獨立判斷和自由思考的文章,發抒自由認知及分析的思想,一部分原因也與(yu) 他的影響有關(guan) 。
我最難以忘懷的,則是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先生,他也在書(shu) 院修建落成之際捐贈了一尊孔子銅像。恩佳先生是大儒陳煥章的門人,也可說是康有為(wei) 的再傳(chuan) 弟子。恩佳先生於(yu) 1992年接任孔教學院院長一職後,接續煥章先生未盡之事業(ye) ,多次往返海峽兩(liang) 岸及香港、澳門,宣揚儒學思想學說精義(yi) 。應他的邀請,我於(yu) 1997年前往香港參加“儒學與(yu) 當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遂與(yu) 其由相識到相知,並時有信劄往返,頗能同調而共鳴。因此,書(shu) 院建築尚在施工階段,他便親(qin) 自專(zhuan) 程到學校校園考察,以便決(jue) 定是否贈送孔子銅像。我知道後則找了一部私車將他接到學校,他踏著稀泥到書(shu) 院工地上勘驗,事畢即匆匆告辭。我根本就沒有什麽(me) 款待,似乎茶水一杯也談不上,心中感到非常內(nei) 疚。但不久後,他就打電話告訴我孔子銅像已經運出,還配了大理石的基座,派了專(zhuan) 門負責安裝的師傅,在我們(men) 這裏開創了西南地區孔子銅像進高校的首例。我無從(cong) 報答,自己花錢買(mai) 了一套《康有為(wei) 全集》送他,他喜歡得不得了,勉強算是未破“禮尚往來”的禮俗。
此後,我因整理和研究清水江文書(shu) ,經常前往清水江兩(liang) 岸各地進行田野調查,從(cong) 而了解到天柱縣人民政府欲修建其文化名勝——三星岩文化苑。受當地政府委托,我又再次禮請恩佳先生贈送了一尊孔子銅像,安放在三星岩文化苑區中心位置,我自己則用文言體(ti) 撰寫(xie) 一篇《十德碑序》的小文,由天柱縣人民政府鑄刻為(wei) 銅質匾牌,安放在孔子銅像前側(ce) 。揭幕典禮當天,思佳先生不顧年事已高,又專(zhuan) 門乘機轉車,親(qin) 臨(lin) 現場表示祝賀,場景十分感人。而貴州大學、天柱縣人民政府、孔教學院三方,能夠相互跨地有效合作,現在回想起來,也是一個(ge) 難得的學術佳話。
當然,關(guan) 心和支持書(shu) 院修建的朋友和單位,還可以舉(ju) 出不少。例如,北京的名律師李慶幾次赴築詢訪,贈送了一係列的孔子《聖跡圖》;江蘇宏德基金會(hui) 與(yu) 我們(men) 長期合作,贈送了銅製大鼎;正安縣人民政府同我們(men) 共話東(dong) 漢名賢,贈送了一尊尹珍石雕坐像;錦屏縣人民政府因整理契約文書(shu) ,贈送了“貴山書(shu) 院”大型石刻;天柱縣人民政府贈送了2座當地造型別致的奇石;貴陽市政協為(wei) 了幫助美化院內(nei) 環境,贈送了10多盆庭院盆景;貴陽市文化廳有鑒於(yu) 學校的文化傳(chuan) 承傳(chuan) 統,贈送了“貴山書(shu) 院進士題名”石碑,等等。麵對如此眾(zhong) 多無私無我的關(guan) 心和幫助,我始終心懷無從(cong) 報答的感恩。我隻是一個(ge) 毫無交際和辦事能力的書(shu) 生,是文化的力量吸引和感染了大家,離開了四麵八方、眾(zhong) 緣和合的幫助,我根本不可能辦成影響如此之大的書(shu) 院。
在重視書(shu) 院硬件建設的同時,我們(men) 當然也強調軟件建設的重要性。早在書(shu) 院創建之初,我即從(cong) 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知識積累出發,多次談到書(shu) 院建設必具的幾個(ge) 功能。具體(ti) 而言,則有以下內(nei) 容:一是“求道”和“論道”,開展各類學術和文化研習(xi) 活動,不僅(jin) 啟發人的心智,也要彰顯人的性靈,提升人的生命情操。二是必須重視人文禮義(yi) ,透過習(xi) 禮的方式來提升個(ge) 人的文明行為(wei) 品質,達到養(yang) 德和修身的目的,最終則改變校園風氣,淨化社會(hui) 環境。三是刊印出版書(shu) 籍,以書(shu) 籍的形式傳(chuan) 播思想和知識,書(shu) 院創辦了《陽明學刊》《人文世界》一類的刊物。
在書(shu) 院的創辦及修建的同時,我們(men) 還發起並成立了貴州省儒學研究會(hui) ,開展了一係列的公益講學活動,其中既有學者之間小型的沙龍式的學術討論,也有麵向全校師生的大型演講。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長年不斷的四季會(hui) 講,即在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定期邀請省內(nei) 外著名學者,圍繞大家共同關(guan) 心的各種熱點話題,以討論對話的方式,麵向全校師生進行論辯式的活潑學術演講。
除了麵向校內(nei) 師生舉(ju) 行各種類型的講學活動外,書(shu) 院及儒學會(hui) 也發起並支持一批地方知識精英,創辦了公益性的“知行講壇”。“知行講壇”創辦的宗旨,乃是集思想、學術、理論、知識為(wei) 一體(ti) ,為(wei) 貴陽市民建構一個(ge) 能夠進行學術討論和文化交流的自由空間,每月定期邀請一位省外知名專(zhuan) 家擔任講席,根據市民的文化需求開展形式多樣的講學活動。為(wei) 方便市民聽講,講壇先設在市區達德學校,後又移至省圖書(shu) 館,前後共堅持了5年,舉(ju) 辦講座達56期,現場聽講人數累計超過8000人,影響了不少知識分子和讀書(shu) 人群。由於(yu) 講壇活動的口碑相傳(chuan) ,影響範圍的日益擴大,因而每期活動內(nei) 容,媒體(ti) 都有詳略不同的報道。更重要的是還引起了學界的反應,例如《貴州文史叢(cong) 刊》便開設了“知行講壇”專(zhuan) 欄,一年四期定時揭載演講整理稿全文。
木鐸振響:道義(yi) 凝聚起來的力量和支持
書(shu) 院大量的學術討論和文化交流活動,不僅(jin) 引來了眾(zhong) 多海內(nei) 外友好人士的關(guan) 心和支持,同時也幫助與(yu) 不少學術機構建立了常規性的聯係,其中最受益的當然是學校在讀學生。
出於(yu) 對在讀學生的關(guan) 心,為(wei) 了更好地幫助他們(men) 繼續求學,在海內(nei) 外學術機構和朋友的支持下,書(shu) 院還先後設立了宏德、煜岑、印順、菩提四個(ge) 獎學金。
宏德獎學金由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hui) 資助,是其與(yu) 書(shu) 院長期合作的重要項目,主要用於(yu) 獎勵有誌研究清水江文書(shu) 的年輕學生,從(cong) 而為(wei) 清水冮學的建構與(yu) 發展儲(chu) 備後續人才。該基金會(hui) 秉承的宗旨是“弘道養(yang) 德,博文篤行”,致力於(yu) 傳(chuan) 統學術文化研究的提高與(yu) 普及,與(yu) 書(shu) 院的合作是全方位的。獎學金的發放主要是鼓勵年輕學者專(zhuan) 心治學,希望他們(men) 能致力於(yu) 珍稀曆史文獻的搜集發掘及整理研究事業(ye) 。
執教於(yu) 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煜教授和夫人黎貽岑,他們(men) 用自己的薪金積蓄成立煜岑獎學金,主要目的是解決(jue) 貧困學生無錢讀書(shu) 的問題。獎金的發放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情義(yi) 卻頗能溫暖人心。學界稱王煜先生為(wei) “道教研究第一人”,每有新作出版,必率先遠道寄贈,近年聯係日漸稀少,或傳(chuan) 聞其身體(ti) 欠佳,甚望早日康複。
印順獎學金由印順文教基金會(hui) 提供,主要獎勵具有現代性意義(yi) 的佛學研究論文的撰寫(xie) 者,針對的對象則為(wei) 在讀研究生。印順法師著述等身,他的著述集凡23卷,大陸版已由中華書(shu) 局全部出齊,曾寄送我2套,一套存放在書(shu) 院藏書(shu) 樓供師生使用,一套分贈貴州師大曆史學院資料室。
最令人感動的是菩提獎學金的發放,它是由一群美籍華人積攢的日常生活費(包括小孩子自願捐贈的零花錢)積少成多所構成的慈善基金,主要用來資助經濟困難的學生順利完成學業(ye) ,以期他們(men) 畢業(ye) 後,能夠回饋撫養(yang) 過自己的家庭或故土、服務培養(yang) 過自己的民眾(zhong) 及社會(hui) 。記得2008年冬天凝凍災害發生時,貴陽市民自發組織“綠絲(si) 帶”誌願者公益服務活動,主動幫助受災害影響出行不便的群眾(zhong) 。遠在美國的提供菩提獎學金資助的朋友了解情況後,不斷打來越洋電話,反複表示關(guan) 心、同情和慰問,甚至直接聯係困在鄉(xiang) 下領過獎學金的窮孩子,輾轉地給鄉(xiang) 村送去了急需的物品。我後來接受記者的采訪,有感於(yu) 他們(men) 一貫堅持的送愛心行動,專(zhuan) 門談到了良知與(yu) 愛的實踐化問題,希望良知與(yu) 愛能成為(wei) 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普遍現象,一部分的原因即與(yu) 他們(men) 的行為(wei) 示範有關(guan) 。
我們(men) 創辦書(shu) 院的一個(ge) 重要目的,就是既要將其設計成一個(ge) 使人身心愉悅的理想讀書(shu) 地,也要真正建成一個(ge) 可以凝意奮誌的品德鍛煉場。而在培養(yang) 學生的實踐方法上,尤其強調必先有偉(wei) 大的人格,然後才有偉(wei) 大的事業(ye) 。生命的學問與(yu) 知識的學問,二者必齊頭並進鞏固發展,不可或缺,不能偏廢。人生的一切知識、技藝、思想和學問,都應該以對國家社會(hui) 人類能有貢獻為(wei) 終極價(jia) 值目的。
書(shu) 院的辦學理念與(yu) 文化理想,同樣也得到了不少師友的關(guan) 心和支持。校內(nei) 學者蔣希文先生曾當麵告訴我,書(shu) 院的辦學理念甚獲其心。王鍈先生未見過我的父親(qin) ,但總是對我說,別人是“觀其父而知其子”,他是“觀其子而知其父”,認為(wei) 透過書(shu) 院的辦學理念及文化抱負,他也看到了兩(liang) 代人的風格特征。史可資先生不顧高齡,費時2個(ge) 月,一筆不苟地為(wei) 我們(men) 精心代抄了《學規》,事畢,他頗為(wei) 高興(xing) 地說:“茲(zi) 事必可傳(chuan) 世。”他認為(wei) ,文章與(yu) 書(shu) 法相得益彰,當可永遠垂為(wei) 人間典範。其實書(shu) 法遠遠勝過文章,老先生的神筆無人不讚歎。
校外文化老人陳福桐與(yu) 楊祖愷兩(liang) 位先生雖已是年過九旬的耄耋老人,也根據書(shu) 院的辦學理念和環境特征撰寫(xie) 了不少勉勵學生立誌向學的楹聯。例如懸掛在勉學堂的一副長聯,即出自陳福桐老先生的手筆:
念東(dong) 漢講堂務本,授儒家經典,曆唐宋明清,洪範繼承,聖言昭著,宣孝悌,盡忠誠,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引西方學理維新,運格致精神,用聲光化電,思潮迭起,國力富強,重和諧,求創造,與(yu) 古今同體(ti) ,與(yu) 世界同懷。
聯語既表達了書(shu) 院的辦學理念與(yu) 文化理想,也寄寓了老人對年輕學子的無限關(guan) 懷和殷切希望。
除陳福桐和楊祖愷兩(liang) 位老先生外,關(guan) 心和支持書(shu) 院的人尚可舉(ju) 出很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陳德謙先生,他不僅(jin) 參與(yu) 了書(shu) 院的整體(ti) 布置謀劃,貢獻了不少良策美議,還常常騎著自行車到工地,逐字逐句校對碑刻和抱柱聯語。而包括德謙先生在內(nei) ,幾位老人的所作所為(wei) ,盡管都極為(wei) 費心耗神,但無一不是出於(yu) 義(yi) 務。一大批老輩學人當上了義(yi) 工,讓我既感慨拖累的人實在太多,至今,不少老人已經故去,讓我加倍內(nei) 疚再也無力回報。心想,或許“天不喪(sang) 斯文”變成真正的生活現實,才是今人對他們(men) 最好的酬答和紀念。
在學校體(ti) 製創辦書(shu) 院的另一重要目的,是為(wei) 國家培養(yang) 未來的棟梁型人才。為(wei) 了更好地涵養(yang) 學生的德業(ye) 心智,本著誌道、據德之外,尚有必要依仁、遊藝的精神,書(shu) 院也注意透過 “吾與(yu) 點也”的教學方式,讓學生能夠自由神遊於(yu) 藝境,從(cong) 而更好地豐(feng) 富人生應有的詩興(xing) 內(nei) 容。其中可舉(ju) 者,即支持和幫助在校學生,先後成立了民樂(le) 團、古琴社、書(shu) 法協會(hui) 、漢風府四個(ge) 社團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遊”的活動。
徜徉在“藝”的精神天地之中,透過各種“遊”的活動的開展,性靈才情也因此而得以升華,校園生活也因此而得以豐(feng) 富,不期然而然也實現了誌道、據德的教育目的。這裏沒有一絲(si) 一毫的空洞說教,但卻是人格精神全麵發展最好的教育。
當然,作為(wei) 大學體(ti) 製內(nei) 的學術研究機構,嚴(yan) 正的治學態度和精神也極為(wei) 書(shu) 院所必需。學術研究能夠與(yu) 教學活動進一步有效結合,則必然更有利於(yu) 學生專(zhuan) 業(ye) 特長的培養(yang) 。2002年,我從(cong) 師大調到貴大後,首先完成的一項重要學生培養(yang) 工作,就是創建了中國古代史和宗教學2個(ge) 碩士點。而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教學活動,我們(men) 始終強調文獻是根本,理論是提高,隻有將紮實的文獻功夫與(yu) 深厚的理論素養(yang) 結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培養(yang) 出未來一流的科研型學術人才。而舉(ju) 凡指導研究生的人文教師,尤其是真正有誌學問的年輕學者,我認為(wei) 都應做到學問是有思想的學問,思想是有學問的思想,最終則使自己成為(wei) 思想與(yu) 學問雙殊勝的教學科研複合型人才。因此,不僅(jin) 教師,即使是學生,我們(men) 也要求他們(men) 必須在文獻與(yu) 理論兩(liang) 個(ge) 方麵痛下功夫。無論選擇任何研究題目,都必須立足於(yu) 大量材料,才能“論從(cong) 史出”有根有據地說話,詮釋不到位或詮釋過度,都為(wei) 嚴(yan) 正的學術研究所不允許。所幸學生大多十分用功,考上名校博士生的人數曆來不少,相當一部分現在已為(wei) 高校或科研機構的學術骨幹,不少人已成為(wei) 博士生導師。我總結自己的教學科研經曆,總以為(wei) 講學成就大過著述成就,看到學生的成績勝過了自己,則由衷地為(wei) 他們(men) 感到驕傲。
薪火相傳(chuan) :學術事業(ye) 持續不斷的創辟與(yu) 開新
為(wei) 了倡導良好的學風,凝聚更多的學術資源,發揮學科特色的優(you) 勢,形成一流的學術隊伍,書(shu) 院在重視教學科研的同時,還創辦了《書(shu) 院文化論壇》《貴州儒學通訊》《人文世界》《陽明學刊》等學術刊物。其中,《陽明學刊》創辦最早,影響也最大,為(wei) 國內(nei) 首家以研究陽明學為(wei) 中心的刊物,贏得了海內(nei) 外學界的高度評價(jia) 。
為(wei) 什麽(me) 要特別想到創辦《陽明學刊》呢?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必須從(cong) “先立乎大”入手思考學術問題,以學術傳(chuan) 承和不斷發展的方式,守護並綿延民族集體(ti) 智慧生命的根脈,發揚光大中國文化的精神。而有沒有一流的人文學科,不僅(jin) 關(guan) 係學校的校園氛圍,更重要的是還會(hui) 影響學校的辦學質量,難以產(chan) 生能夠體(ti) 現民族集體(ti) 智慧精神的思想性人物。因此,我長期希望能辦一個(ge) 理想的同仁刊物,以刊物的形式來凝聚更多的學術資源,推動人文學科的健康發展,不要留給後人思想蒼白貧乏的譏評。盡管我們(men) 的學術抱負很大,但也清楚所定的目標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我們(men) 不過是過渡性的一代,所作所為(wei) 不過是架橋鋪路而已。
我們(men) 創辦《陽明學刊》,是在陽明學研究相對處於(yu) 低潮,即評價(jia) 王陽明及其後學,負麵的看法始終多於(yu) 正麵的看法,學界研究相對冷清的情況下,步履艱難地籌備並開始著手的。書(shu) 院無級別、無編製固不必論,即經費亦需自己四處籌措。但居然就在這樣寂寞艱苦的條件下,憑著內(nei) 心發動的那一念,好像與(yu) 天地精神有所感通似的,我們(men) 居然辦出了國內(nei) 第一家有關(guan) 陽明學的專(zhuan) 刊,也算有了一點開風氣的功勞。現在,陽明學已成了全國性的研究熱點,論文每年都在成倍地增加,新出的專(zhuan) 門刊物也有了好幾家。然而,誠如錢鍾書(shu) 先生所說:“大抵學問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yang) 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殷鑒不遠,例證頗多。因此,我反而加倍懷念那些冷清研究的寂寞歲月,不願追逐潮流地做文章趕時髦,希望盡快從(cong) 名利場中淡然退出,已有多年不過問辦刊和編務的事了。
如果說王陽明和整個(ge) 儒學專(zhuan) 統屬於(yu) 大傳(chuan) 統範疇的研究,那麽(me) 清水江文書(shu) 及更大範圍的西南鄉(xiang) 村社會(hui) 就屬小傳(chuan) 統範疇的研究了。大、小傳(chuan) 統的交流互動長期不斷,譬如我所關(guan) 心的“儒學下鄉(xiang) ”和“文字入邊”,就牽涉大、小傳(chuan) 統之間的融突整合問題,二者絕非完全不相往來的兩(liang) 個(ge) 封閉世界,有著大量複雜變遷發展的曆史文化現象需要梳理,因而書(shu) 院在重視大傳(chuan) 統研究的同時,也極為(wei) 關(guan) 心小傳(chuan) 統的探討。
記得早期呼籲搶救清水江文書(shu) 時,由於(yu) 新華社記者的報道,我們(men) 的聲音還引起了國務院和省裏的重視,最終促成了錦屏文書(shu) 特藏館的修建,也算書(shu) 生議政的意外收獲,為(wei) 地方政府和鄉(xiang) 民社會(hui) 做了一件好事。
記得10多年前,我在國家重大課題“清水江文書(shu) 整理與(yu) 研究”的開題會(hui) 上曾談到,希望通過紮紮實實的課題研究,能夠出版一批研究成果,培養(yang) 一批青年人才,形成一支學術團隊,催生一門新的學科(清水江學)。現在經過10多年的努力,不少當年的年輕學者已步入中年,我自己也由中年進入老境,貢獻給社會(hui) 的成果雖未必完全符合心中高懸的預期目標,但收獲也不能說就不充沛豐(feng) 盈。因此,盡管我每每內(nei) 疚拖累了一大批年輕學者,但大量成果的存在也算勉強有了一個(ge) 曆史的交代。
回憶10多年來,我們(men) 整理和研究清水江文書(shu) 所走過的道路,總有一些情景或場麵令人終生難忘。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hui) 的朋友長期往返於(yu) 南京和貴陽,次數之多已難以計算。而他們(men) 每次到來,都有研討座談會(hui) 的召開,細心到每個(ge) 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的環節,都有詳盡的詢問和具體(ti) 的幫助。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陳樺、黃愛平、孫喆等專(zhuan) 家教授一行7人,聞知我們(men) 整理和研究清水江文書(shu) 後,受戴逸先生委托,也專(zhuan) 門遠道赴築,不僅(jin) 與(yu) 課題組共商文書(shu) 搜集整理大事,還深入黔東(dong) 南地區實地考察。最後有鑒於(yu) 民間契約文書(shu) 整理工作的重要,乃決(jue) 定將清水江文書(shu) 的搜集整理納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hui) 文獻整理項目,成為(wei) 黔省唯一入選國家清史編纂工程的重大課題。其工作作風之嚴(yan) 謹負責,也令我們(men) 十分感佩。
最難以忘懷的,是複旦大學學術團隊與(yu) 我們(men) 的長期合作。他們(men) 不但與(yu) 我們(men) 一起查閱研讀民間手寫(xie) 契約文書(shu) ,讚歎我們(men) 對原始文獻抱持的開放態度,共同發表或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還以“清水江文書(shu) 的整理與(yu) 研究”為(wei) 題,成功申報了複旦大學“985工程”重大課題,舉(ju) 辦了專(zhuan) 門性的學術論壇。兩(liang) 校異地合作,同調共鳴,彼此受益,佳話甚多。尤其是各自本著特有的學術立場和觀察視野,透過密切的學術交往活動,不僅(jin) 擴大了清水江學研究的影響範圍,而且也拓寬了跨區域分析比較的學術發展空間。
與(yu) 陽明學的研究日趨深入,已無多少剩義(yi) 可供發明不同,清水江文書(shu) 的研究是隨著新材料的公布而逐步開展起來的,學界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了文書(shu) 的搜集和整理上,可謂勞數人而逸萬(wan) 人。因而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研究工作,實際才剛剛起步。所以,我們(men) 現在所做的清水江文書(shu) 整理考釋工作,盡管積累了大量第一手的原始資料,仍不過是從(cong) 深山中采回了銅礦,要真正將銅礦鑄成美錢良幣,化作大量的一流成果論著,則必需薪火前後相傳(chuan) ,有待來者的振作奮起。
文:中國文化書(shu) 院(陽明文化研究院)中華傳(chuan) 統文化與(yu) 貴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貴州大學出版社 辦公室 圖:張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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