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men) 頭腦中的群體(ti) 意識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達坦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本文闡述不一致或我們(men) 為(wei) 何需要特立獨行，而非人雲(yun) 亦雲(yun) 。

躋身於(yu) 群體(ti) 之中賦予你了不起的威力，甚至令你陶醉，難怪我們(men) 需要叛逆者。

理查德·卡爾瓦（Richard Kalvar）拍攝（Richard Kalvar/Magnum）

隻要看一看學界，滿眼都是一堆又一堆綿羊般的個(ge) 人主義(yi) 者。

---勒內(nei) ·吉拉爾（René Girard）（1923-2015）

你是否注意到，在橫穿繁忙的大馬路時，你突然感到有一種迫切的衝(chong) 動，想加快腳步融入人群之中？無論你是在裏約熱內(nei) 盧還是曼穀，新德裏還是紐約，你的動物本能告訴你，作為(wei) 群體(ti) 一分子要比獨自一人冒險更安全得多。恐懼令我們(men) 更緊密地團結起來。這種證據並不僅(jin) 僅(jin) 是逸聞趣事。神經影像學實驗表明，當我們(men) 作為(wei) 群體(ti) 行動時，大腦杏仁體(ti) (大腦記憶區域）區域中的激活活動量增加，恐懼和其他負麵情緒都是在那裏處理的。我們(men) 在獨自一人行動時或許感覺到脆弱，容易受到攻擊，而成為(wei) 群體(ti) 的一分子給我們(men) 一種受到保護的意識。你本能地意識到在和其他人一起時，被汽車撞上的風險要大大降低，因為(wei) 風險在某種程度上分散在群體(ti) 成員之間。人群越大，風險越小。數量意味著安全性，而且不僅(jin) 僅(jin) 是安全問題。

加入群體(ti) 也伴隨著讓人陶醉和癡迷的權力意識：作為(wei) 群體(ti) 成員，我們(men) 一下子覺得比自己實際上更強大、更勇敢了。有時候我們(men) 還會(hui) 據此行動。同樣一個(ge) 人，獨自一人時可能不敢“打死一隻蒼蠅”，但是在義(yi) 憤填膺的群體(ti) 中，他可能毫不猶豫地放火焚燒政府大樓或搶劫賣酒的商店。我們(men) 這些平時溫、規矩、禮貌的人在網絡暴力時可能說出最惡毒的評論。群體(ti) 能創造奇跡，使其單個(ge) 成員的心理徹底改變，謹慎精明瞬間轉變為(wei) 蠢行，小心謹慎轉變為(wei) 魯莽行動，文明體(ti) 麵轉變為(wei) 野蠻醜(chou) 行。一旦陷入騷亂(luan) ，人們(men) 就很難停下來：你看到自己參加進來成為(wei) 一種難以拒絕的義(yi) 務，任何用私刑處死他人的行動，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無論是字麵上還是社交媒體(ti) 上，都表現出這種特征。英籍猶太人作家、評論家、社會(hui) 學家和劇作家埃利亞(ya) 斯·卡內(nei) 蒂（Elias Canetti ）在《群眾(zhong) 與(yu) 權力》 (1960)中寫(xie) 到：“與(yu) 眾(zhong) 多其他人一起進行的謀殺，不僅(jin) 是安全的、被允許的，而且是得到推薦的，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簡直難以抗拒。”

群體(ti) 也能夠給其成員過分膨脹的個(ge) 人價(jia) 值意識。無論其個(ge) 體(ti) 存在可能多麽(me) 空虛或悲慘，一旦屬於(yu) 某個(ge) 群體(ti) ，馬上就讓他們(men) 感受到被接納和被承認甚至感受到尊重。隻要真正投入自己的部落之後，個(ge) 人生活中的任何坑洞，無論多麽(me) 大，都能夠填滿；任何創傷(shang) 都能得到治愈。難怪邪教和幫派、邊緣組織或派別對陷入迷茫和困惑的靈魂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它們(men) 能提供一種滿足感和承認，這是家人、朋友或職業(ye) 都無法提供的東(dong) 西。群體(ti) 具有的心理療法作用就像劇毒物品具有治愈效果一樣。

群體(ti) 因而產(chan) 生一種自相矛盾的身份認同：你很了不起的，這並不因為(wei) 你融入群體(ti) 的事實而有任何損害，你了不起反而是因為(wei) 這個(ge) 事實。獨自一人時，你或許是個(ge) 默默無聞的小嘍囉，你的人生空虛得就像空殼，而一旦你成功建立起與(yu) 群體(ti) 的聯係，它那如火山噴發般的無邊無際的活力就溢出來流到你身上，把你的心靈填滿。你不僅(jin) 能在群體(ti) 中找到自己，而且這是你最不需要擔憂之處：你現在成為(wei) 讓人感到更偉(wei) 大、更高貴的東(dong) 西的組成部分，遠比你那可憐的自我神氣多了。你與(yu) 群體(ti) 生命的聯係不僅(jin) 填補了內(nei) 心空虛，而且給你迷茫困惑的生存帶來目的意識。個(ge) 人越是給群體(ti) 帶來迷茫和無所適從(cong) ，這群體(ti) 就越發變得充滿活力，當然也越來越危險。

這些都是本能性反應。無論我們(men) 做了多少理性化思考，它們(men) 仍然是我們(men) 身上隱蔽的生物學運行機製。經濟學家米歇爾·巴德利（Michelle Baddeley）在其著作《盲從(cong) 與(yu) 叛逆:從(cong) 眾(zhong) 、反從(cong) 眾(zhong) 行為(wei) 與(yu) 決(jue) 策的智慧》（2018）中注意到，“我們(men) 與(yu) 其他動物擁有共同的從(cong) 眾(zhong) 本能，集結成群的傾(qing) 向令人驚訝。”畢竟，那是我們(men) 生存下來的方式。漫長的進化史已經讓人類具有集結成群的本能，隻要快速瞄一眼我們(men) 最密切的動物親(qin) 屬就能確認這一點。荷蘭(lan) 靈長類動物學家、動物行為(wei) 學家弗朗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研究猿猴的社會(hui) 和政治行為(wei) 幾十年，在其書(shu) 《媽媽最後的擁抱》（2018）中得出結論，靈長類動物“天生就是社會(hui) 性的”---“這同樣適用於(yu) 我們(men) 。”生活在群體(ti) 中是“我們(men) 的主要幸存戰略。”我們(men) 未必卷入宗教崇拜、邊緣組織、民粹主義(yi) 政治之中，但是，我們(men) 都有從(cong) 眾(zhong) 與(yu) 合群的硬連接。我們(men) 一直都是在群體(ti) 中生活：我們(men) 一起打仗，我們(men) 一起和平，我們(men) 一起慶祝，我們(men) 一起喪(sang) 葬，我們(men) 一起工作，我們(men) 一起度假。群體(ti) 不僅(jin) 出現在外部，而且出現在我們(men) 內(nei) 心。群體(ti) 意識在我們(men) 的心靈中根深蒂固。

就我們(men) 生活中的實際行為(wei) 和我們(men) 活在世上的方式而言，這並非很糟糕的安排。多虧(kui) 了頭腦中的群體(ti) 意識，我們(men) 更容易和他人建立聯係，與(yu) 他人交流和合作，總體(ti) 上相互友好相處。因為(wei) 我們(men) 的群體(ti) 行為(wei) 特征，我們(men) 作為(wei) 群體(ti) 成員的生存要比獨自一人大得多。當我們(men) 開始使用頭腦反對自己的生物學本能時，麻煩就出現了。當我們(men) 的思考不是用來服務於(yu) 實用性目的，不是讓我們(men) 的世間存在在某種方式上變得更容易、更舒適，那就是沉思默想式的思考，是要從(cong) 外部看清赤裸裸的真相。

社會(hui) 與(yu) 現有知識之間的關(guan) 係存在某種接近於(yu) 宗教體(ti) 驗的東(dong) 西。

在這樣的處境下，如果我們(men) 要取得任何進步，我們(men) 就需要將群體(ti) 意識從(cong) 頭腦中趕出去，堅定地將其推向邊緣，雖然這項工作極其困難。這種激進思維方式隻能在清除眾(zhong) 多群體(ti) 意識的影響下才有可能出現：社會(hui) 壓力、政黨(dang) 身份、意識形態偏見、灌輸的宗教教義(yi) 、媒體(ti) 宣揚的潮流和時尚，唯智論擬態（intellectual mimetism）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主義(yi) 。這樣不相幹的因素即便不能完全讓我們(men) 盲目，至少很容易引導我們(men) 誤入歧途。難怪在大多數時候，我們(men) 並不能產(chan) 生新的、真正的知識，不過是循環社會(hui) 依靠的現有知識（群體(ti) 批準的和迎合群體(ti) 的知識）。

這種循環是多麽(me) 壯觀的場景啊。社會(hui) 與(yu) 其現有知識之間的關(guan) 係存在某種接近於(yu) 宗教體(ti) 驗的東(dong) 西。它不僅(jin) 在機構性核心中得到推崇如教科書(shu) 、百科全書(shu) 、學術界、檔案館、博物館---因而確保其得到最高的敬意，但並沒有榮耀和神聖到成為(wei) 宗教的地步。這裏有很好的理由：一個(ge) 社會(hui) 的現有知識是將社會(hui) 成員團結起來的粘合劑。其實，這種獨特的混合物---虔誠的謊言、方便的半真半假的論調、有用的偏見、自我恭維的陳詞濫調的混合體(ti) ---賦予社會(hui) 具體(ti) 文化心態和最終的身份認同意識。通過稱讚其現有知識，這個(ge) 社會(hui) 也在稱讚自己。在社會(hui) 學家塗爾幹（Émile Durkheim）看來，這正是宗教的定義(yi) 。

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富裕社會(hui) 》（1958）中注意到主流知識的傳(chuan) 播（他稱為(wei) “規範性智慧”）類似於(yu) 一種宗教禮儀(yi) 。他寫(xie) 到，這就是“一種類似於(yu) 大聲閱讀聖經或到教堂禮拜的認同行為(wei) 。”因為(wei) 社會(hui) 不可能在沒有禮儀(yi) （神聖的、褻(xie) 瀆神聖的，明確的、隱蔽的）的情況下運行和發揮作用，現有知識需要在聚集起來的民眾(zhong) 麵前得到稱讚---禮儀(yi) 性的、大聲的、表現出足夠尊重的。從(cong) 這個(ge) 視角看，學者們(men) 聚在一起開會(hui) ，並不是要分享某些新見解和突破性的理論，而是表現出禮拜天彌撒那樣的行為(wei) ，他們(men) 需要向社會(hui) 和自己保證社會(hui) 粘合劑仍然緊握在手。加爾布雷思寫(xie) 到他們(men) “聚集在一起構建學術集體(ti) 來傾(qing) 聽人人之前都聽過的優(you) 雅論調。”這種禮儀(yi) 的目的“並非傳(chuan) 播知識而是美化學習(xi) 和學者。”並不令人吃驚的是，在這種場合，學者---正如從(cong) 前的祭司那樣---身著特殊的服裝，中世紀的王袍或其他巫師般的長袍。隻需要想想法蘭(lan) 西學院（the Institut de France）院士聚集在一起參加祭祀活動時，穿著的特殊的標準製服（l’habit vert）和有些滑稽的院士佩劍（l’épée d’académicien）就明白了。膽敢嘲笑矯揉造作者必將有災禍降臨(lin) 。

我發現具有高度重要意義(yi) 的是，正如我們(men) 通常容易認為(wei) 的那樣，西方哲學正是由怪異人士或叛逆者---將嘲弄群體(ti) 意識視為(wei) 個(ge) 人使命和智慧之法者所創建。同樣具有重要意義(yi) 的是，此人將因為(wei) 其作為(wei) 而被群體(ti) 處死。蘇格拉底的雙麵故事就像其他類似故事一樣說明激進思考通常涉及到的東(dong) 西：一方麵是怪異性、桀驁不馴、大無畏的勇氣、甚至傲慢自大，另一方麵是懷疑和抵抗、怨憤和最終複仇。與(yu) 社會(hui) 要求做對的大膽反抗之後總是伴隨著社會(hui) 的血腥鎮壓---這是哲學思考在西方誕生的方式。這種誕生的創傷(shang) 從(cong) 來沒有真正離開過哲學界：後來的任何一次蘇格拉底式大膽舉(ju) 動的實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起社會(hui) 仇視和敵意。哲學家的反叛舉(ju) 動越大膽，社會(hui) 的回應就越殘酷。

說到文學藝術家，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曾經觀察到：

作家的真正價(jia) 值在於(yu) 其革命性的威力，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其反抗品質。偉(wei) 大藝術家必然是“不遵循傳(chuan) 統規範的人”，他肯定是頂著時代潮流遊泳的逆行者。

紀德說的偉(wei) 大藝術家品德也適用於(yu) 偉(wei) 大哲學家。“頂著潮流遊泳”逆行的能力應該被視為(wei) 思想界絕對的先決(jue) 條件。一位思想者除非與(yu) 社會(hui) 珍視和稱讚的現有知識唱反調，揭露不僅(jin) 在知識製造過程中而且在維持和神聖化這些知識的禮儀(yi) 中涉及的實質性群體(ti) 意識，否則將不會(hui) 帶來任何的改變。這通常意味著公然對抗負責維持現有知識的祭司階級，緊隨其後的必然是這位思想家或被逐出教區或遭排斥或被邊緣化。依據她做這事的程度高低，她將或公開或隱蔽地把頭腦中的群體(ti) 意識趕出去，抖落掉社會(hui) 強加給她的思維方式。在此階段，哲學家或許是徹底的孤獨者，身上滿是傷(shang) 疤，甚至被徹底打敗，但她的思維變得更清晰、更深刻，因為(wei) 她已經掙脫了群體(ti) 意識的束縛，獲得解放。

因為(wei) 他們(men) 切斷了他們(men) 與(yu) 其部落的紐帶，沒有任何東(dong) 西能阻止他們(men) 看到真相。

這就是思想史上的某些最佳時刻所發生之事。蘇格拉底的叛逆者指揮棒被傳(chuan) 遞給一連串哲學叛逆者，他們(men) 的豐(feng) 富多彩就像勇敢大膽一樣：從(cong) 古希臘哲學家犬儒主義(yi) 者第歐根尼（Diogenes the Cynic）到希波迪亞(ya) （Hypatia）到斯賓諾莎（Spinoza）到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到尼采（Nietzsche）到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到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他們(men) 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以開放的或更受保護的方式與(yu) 時代的群體(ti) 思維格格不入，留下一連串的痕跡，有思想異端邪說，有大膽的見解，也有頻繁的社會(hui) 醜(chou) 聞。

因為(wei) 這些人的所作所為(wei) ，他們(men) 使得思考在這樣一個(ge) 世界仍然充滿活力，其中包括思考在內(nei) 的一切都已落入模式化和常規陷阱，並逐漸陷入萎縮和死亡。顯然，我們(men) 被迫意識到自己需要一根刺插進肉裏，讓我們(men) 保持精神清醒和智慧活躍。特立獨行桀驁不馴的思想家很願意為(wei) 我們(men) 提供必不可少的不舒服。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自由論》（1859）中曾經首先稱讚怪異行為(wei) 等怪癖。他暗示，正是怪癖之人維持這個(ge) 世界的運轉，因為(wei) 他們(men) 慷慨供應了大膽視角、新鮮見解、新鮮觀點。他寫(xie) 到，“恰恰因為(wei) 意見的暴虐已達到把怪僻性做成一個(ge) 譴責對象的地步，所以為(wei) 了突破這種暴虐，人們(men) 的怪僻才更為(wei) 可取。”怪癖之人越多，這個(ge) 世界的道德和智慧狀況才越好。“凡性格力量豐(feng) 足的時候和地方，怪僻性也就豐(feng) 足；一個(ge) 社會(hui) 中怪僻性的數量一般總是和那個(ge) 社會(hui) 中所含天才異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的數量成正比的。今天敢於(yu) 特立獨行的怪僻之人如此之少，這正是這個(ge) 時代主要危險的標誌。”正是這種重新定義(yi) 的“怪癖性”是叛逆者大量擁有的東(dong) 西。他們(men) 思維方式的新穎性和犀利性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men) 決(jue) 心公然地或者講究策略地呆在任何群體(ti) 圈子之外，劃清定義(yi) 自我的界限和底線。如果聽任其不受幹涉，叛逆者不僅(jin) 處於(yu) 良好的位置觀察群體(ti) 思維、邊緣化和被排斥等如何運行，而且他們(men) 也不再因為(wei) 表達或者傳(chuan) 播自己的異端觀點而喪(sang) 失任何東(dong) 西。它們(men) 是“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有的理想---毫不妥協的“社會(hui) 批評家”，但是實際上這樣的人少之又少。正是他們(men) 的異議性嚴(yan) 謹、語言的威力、承諾的嚴(yan) 肅性---用紀德的話，他們(men) “偏偏與(yu) 人做對的品質”---將他們(men) 變成如此可敬的偉(wei) 人。碰巧的是，那也是區分天才叛逆者與(yu) 普通煽動者的界線，對煽動者來說，挑戰當權者不僅(jin) 僅(jin) 是思想義(yi) 務和內(nei) 心信念的問題，而且首先是尋求關(guan) 注的形式和表演性強迫症。

叛逆者心靈的特別份額，他們(men) 內(nei) 心對任何權威或者當權者的不信任，他們(men) 打破偶像，徹底劃清與(yu) 自己出生和成長的社會(hui) 的界線，所有這些都給他們(men) 特殊的機會(hui) 認識到社會(hui) 承受不起的更高真理。叛逆者並不在乎時尚潮流、權威人物或等級體(ti) 係，對任何當權者禮儀(yi) 很少有耐心。因為(wei) 他們(men) 切斷了自己與(yu) 其部落的紐帶，沒有任何東(dong) 西能阻止他們(men) 看到真相。他們(men) 的異議不僅(jin) 使其獲得自由，而且給他們(men) 新眼光。

雖然或許已經非常博學多識，斯賓諾莎的哲學構成隻是在他正式從(cong) 教區被驅逐出去之後才變得完整。這個(ge) 非同尋常的嚴(yan) 厲天條（這是根據天使的命令和聖人的統帥，我們(men) 開除教籍、驅逐、詛咒巴魯赫·斯賓諾莎，我們(men) 將詛咒寫(xie) 在律法書(shu) 上，白天詛咒他，晚上詛咒他，他躺下必受咒詛，起來受咒詛，願主不意欲寬恕他，願主的暴怒和灼熱烘烤他）幫助這位年輕的巴魯赫成為(wei) 當今名聞天下的斯賓諾莎。徹底將其從(cong) 社會(hui) 中驅逐出去，進入未知的冷酷世界，等同於(yu) 叛逆者新生。多虧(kui) 這種嚴(yan) 重創傷(shang) 的行為(wei) ，他們(men) 現在實現充分的存在。

但是，我們(men) 不應該過分激動。叛逆者成為(wei) 如此勇敢之人並不意味著他們(men) 能占上風並最後取得勝利。雖然他們(men) 有神氣十足的派頭、大無畏的勇氣、和偶爾的成功，叛逆者從(cong) 來不是勝利者。他們(men) 可能贏得一兩(liang) 場戰鬥，但不能贏得戰爭(zheng) 。因為(wei) 即使我們(men) 最具活力最自發性的行動遲早要屈服於(yu) 模式和常規，從(cong) 長遠看，最終占上風的是既有體(ti) 製當權派，即使有時候它在此過程中可能采取策略性退卻和調整。作為(wei) 社會(hui) 群體(ti) 思維方式的表現，智慧機構是默許的勝利者。它與(yu) 叛逆者的交鋒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

首先，既有體(ti) 製將試圖摧毀或者鎮壓挑戰者。不是它承受不起對異議者寬容，就像任何形式的有組織權力一樣，它需要表現出胸有成竹、穩定可靠和不可戰勝的樣子。其實，將挑戰者邊緣化、驅逐出境、使之成為(wei) 替罪羊等禮儀(yi) 都是旨在讓共同體(ti) 的團結變得更緊密---使其圍繞權力中心聚集起來。通過粗暴地驅逐令人討厭的家夥(huo) ，該群體(ti) 再次向自己確認其正義(yi) 性和強大威力。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猶太人社區領袖將斯賓諾莎驅逐出社區的嚴(yan) 厲懲罰是有一定理由的。萬(wan) 一就算付出了最的的努力，驅逐出境的行動仍然失敗了，即異議者的聲音繼續被人聽到（來自鄰近城市或國外，甚至來自墳墓之外），既有體(ti) 製將假裝將其忽略：得不到我們(men) 認可的東(dong) 西都沒有真正的價(jia) 值。最後，當這種策略不能奏效變得越來越清楚時，既有體(ti) 製將采取最嚴(yan) 厲的斷然措施，這是很少失敗的舉(ju) 措：它擁抱叛逆者的話語，然後將其變成主流思想。如果克爾愷郭爾最後證明太難忽略或消除，那就通過將其思想消化在教科書(shu) 的形式中，然後將其講授給厭煩得要死的本科生們(men) ，以此來終止他的影響力。任何天才的思想都承受不了這樣的對待。如果你不能壓製尼采的思想，你就能做一些對他來說更具破壞性之事：將其變成學術研究領域。凡殺不死我的，會(hui) 使我更荒謬可笑（這是對尼采名言的模仿，“凡殺不死我的，會(hui) 使我更強大。”---譯注）。尼采本人預測到這個(ge) 動作並不能讓打擊的致命性更少一些。

主要是通過學界群體(ti) 使用的專(zhuan) 業(ye) 術語的著作最終打敗了叛逆者。我們(men) 不難發現這裏麵的諷刺色彩：叛逆者以既有體(ti) 製為(wei) 背景定義(yi) 自己，尖刻地嘲弄它，盡一切努力破壞它。既有體(ti) 製在做什麽(me) 呢？它將其變成各種主義(yi) ，很少有哪種報複比這更甜蜜了。斯賓諾莎一死，就誕生了斯賓諾莎主義(yi) 。如果尼采今天神奇地複活，他看到我們(men) 如何在尼采課程、研討會(hui) 和學術交流會(hui) 上將其見解“問題化”，很可能感到羞恥和尷尬而再死一次。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教授資格論文的主題被法蘭(lan) 克福大學認定為(wei) 不滿意，因而沒有給他當老師的機會(hui) 。今天，很少有哪所大學不講授本雅明的著作---包括其教授資格論文在內(nei) ，但其著作很少不受製於(yu) 讓靈魂遲鈍的“問題化過程”。（1925年，本雅明申請教授資格，將教授資格申請論文《德國悲劇的起源》提交到法蘭(lan) 克福大學文學係。學校教授們(men) 評價(jia) 這篇論文：“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雲(yun) 。”---譯注）羅馬尼亞(ya) 裔法國哲學家蕭沆（Emil Cioran）在活著的時候向大學發起毫不留情的攻擊。他認為(wei) 大學已經成為(wei) 公眾(zhong) 的危險---“精神的死亡”。學界的教授們(men) 開始忙於(yu) 將其“問題化”。既有體(ti) 製總是贏得勝利。

這種報複性的“問題化”的終極結果是高度處理過的產(chan) 品，單調乏味而且很不健康：就像罐頭食品一樣，這是罐頭思維。曾經是新鮮活潑、野性十足、充滿激情活力的觀點已經被徹底放血、清洗、和消毒---然後淹沒在晦澀難解的濃厚術語醬汁中保存下來。在此，術語是關(guan) 鍵成分，是嬗變劑。因為(wei) 它主要通過學界群體(ti) 使用的專(zhuan) 業(ye) 術語的著作最終打敗了叛逆者。沒有任何東(dong) 西能經受住它的侵蝕，沒有任何東(dong) 西在曆經此次浩劫之後還能保持原樣。任何曾經是叛逆者著作中無法還原的個(ge) 人性的、色彩繽紛的、怪異的東(dong) 西現在都被還原成非個(ge) 人性的共同點。術語讓人人整齊劃一，沒有任何區分，不顯示任何親(qin) 疏遠近----沒有任何仁慈。它成為(wei) 陷入瘋狂的平等。

若說術語僅(jin) 僅(jin) 是一種“學院派風格”是錯誤的。術語不是一種風格---它是風格的死亡。它是慢性暗殺。淹沒在術語中，受製於(yu) 腐蝕性的著作，叛逆者的風格豐(feng) 富性根本沒有生存的機會(hui) 。你如果將這種罐頭版本的思考放入口中品嚐，你感覺不到任何滋味。無論叛逆者本人的東(dong) 西多麽(me) 美味或風味獨特，無論它們(men) 相互之間差別有多大，如今的味道卻幾乎都一樣----處理過的思想的那種毫無例外的相同性。你若有意在叛逆者的作品---同行評審論文、學術會(hui) 議論文集、博士論文、大學教科書(shu) 等等中尋找其獨特精神的蛛絲(si) 馬跡---你的搜尋注定徒勞無功：你發現的隻能是乏味無聊。

這個(ge) 係統將它們(men) 統統吞噬了，徹底將咀嚼之後再吐出來。叛逆者現在安全了，可以供公眾(zhong) 消費了。他們(men) 被徹底打敗了。

你是否注意到，在當今學術界，我們(men) 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衝(chong) 動，要加快湧向群體(ti) 核心？害怕落單，害怕暴露出自己的脆弱性，我們(men) 願意做任何事以便擠在最濃密之地。無論是在倫(lun) 敦還是洛杉磯，無論是在巴黎還是在北京，我們(men) 總是竭力融化在學界群體(ti) 中---就好像這是學者能做的最自然之事。我們(men) 的生存本能告訴我們(men) ，加入群體(ti) 之中最安全，而不是與(yu) 群體(ti) 對著幹。其實，要處在群體(ti) 的核心而不是呆在邊緣地帶。我們(men) 使用一種時髦的說法“建立網絡”，雖然它騙不了任何人：這是一種本能反應，很少遮掩的生存衝(chong) 動的表現。

為(wei) 了擠進核心，大部分資源似乎處於(yu) 最集中的部分，我們(men) 願意做任何事：竭力在進行無論碰巧是什麽(me) 潮流，無論我們(men) 有沒有什麽(me) 話要說，盲目地模仿身處權力和影響力位置的人；采用時髦術語（à la mode）和最新術語，無論多麽(me) 乏味無聊或者愚蠢，在任何重要之事上都避免冒險，總體(ti) 上盡量不做任何讓我們(men) 顯眼之事，它將讓我們(men) 的安全遭遇威脅。我們(men) 知道，在我們(men) 的內(nei) 心深處，對任何渴望擁有真正知識的人---看到事物本來的樣子---這種政治遊戲是注定失敗的秘笈，但是，這並不令我們(men) 過於(yu) 擔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個(ge) 世紀之前曾經注意到，“塵世智慧教導我們(men) 按常規方式失敗要比非常規方式取得成功更好。”當你的主要理想是呆在群體(ti) 核心，你能做群體(ti) 的常規告訴你要做之事---要麽(me) 名滿天下，要麽(me) 默默無聞。

我們(men) 追求知識不是要限製我們(men) 的群體(ti) 意識，而是要更好地滿足其要求。

在其對怪異性的怪癖頌歌之中，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對他所處的時代說過這樣的話，“今天敢於(yu) 獨行怪僻的人如此之少，這正是這個(ge) 時代主要危險的標誌。”回顧起來，密爾的時代看起來是最具叛逆色彩的時代。1859年，《自由論》出版，這也是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起源》出版的時期，也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出版的日子。尼采已經開始了他在前一年舒爾普福塔（Schulpforta）的學習(xi) ，正準備好要引起轟動。克爾愷郭爾已經去世四年，其觀點開始產(chan) 生一定的影響（《對於(yu) 我作者事業(ye) 的視角:一次直接的溝通》也是在185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剛剛完成其強製性的服兵役，這伴隨著他的監獄刑期——他璀璨的文學生涯在等著他。如果密爾的思想時代因為(wei) 缺乏怪異者而陷入危險中，那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簡直就已經墮落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了。

我們(men) 在思考問題上的群體(ti) 意識，正如在任何別的事情一樣，是如此廣泛和普遍，我們(men) 的思想一致性是如此先進，幾乎沒有看到密爾的問題。本來應該給我們(men) 超脫的空間，讓我們(men) 和生存本能保持一定距離的思考，現在已經到了和群體(ti) 意識難以區分的地步了。我們(men) 追求知識不是要限製我們(men) 的群體(ti) 意識，而是要更好地滿足其要求。為(wei) 了增加我們(men) 支配他人的權力。實際上，因為(wei) 它是學界權力通過殘酷無情和道德化的結合而得以維持下來的本質，我們(men) 不惜做出卑躬屈膝的行為(wei) ，雖然我們(men) 聲嘶力竭地宣揚種種美德。

欺負他人和嘩眾(zhong) 取寵。我們(men) 為(wei) 公開信簽名，要求開除我們(men) 的某個(ge) 同事，在社交媒體(ti) 上對他人進行人格刺殺，或者讓他人陷入嚴(yan) 厲的“批鬥會(hui) 議的掙紮階段”----所有這些都是打著崇高道德和高貴政治的幌子。我們(men) 的行為(wei) 越卑劣，我們(men) 唱的調子就越高。我們(men) 已經不僅(jin) 僅(jin) 是一幫暴徒。我們(men) 已經墮落成為(wei) 根本不可能之物：一幫學界混蛋。

我們(men) 已經陷入嚴(yan) 重的疾病中。稍微有些安慰的是，我們(men) 遭遇的條件（慢性熱衷交際（gregaritis）似乎已經成為(wei) 常態；一種疾病不會(hui) 因為(wei) 幾乎人人都得了，其危害性就變得更少。在《非同尋常的大眾(zhong) 幻想與(yu) 全民瘋狂》（1841）中，查爾斯·麥凱（Charles Mackay）注意到“群體(ti) 思維；將會(hui) 被看到，他們(men) 集體(ti) 陷入瘋狂，而他們(men) 隻是在很緩慢地醒悟過來，一個(ge) 一個(ge) 慢慢醒悟。”如果我們(men) 恢複自己的理智，關(guan) 鍵是我們(men) 學習(xi) 如何不陷入群體(ti) 意識中。我們(men) 或許擁有群體(ti) 意識的硬連接，我們(men) 的生存都歸功於(yu) 它，但是我們(men) 隻有在遠離群體(ti) 的時候才能擁有精神上的完整性。生物學本質和精神屬於(yu) 截然相反的兩(liang) 個(ge) 領域。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當今我們(men) 最迫切需要的是某種我們(men) 這個(ge) 衝(chong) 動性、一致性橫行的時代最難獲得的東(dong) 西：真正的叛逆者精神。正是從(cong) 叛逆者、異議者和其他賤民那裏，我們(men) 能夠學到非群體(ti) 思維的技能，但是，他們(men) 太少，而且太遙遠了。如果這還不夠糟糕的話，技術我們(men) 能成功地抓住他們(men) ，他們(men) 的治療方法也是動蕩不定的、不確定的和難以持久的。而且，從(cong) 全局來看，既有體(ti) 製總是取得勝利。

這更是我們(men) 要成為(wei) 叛逆者的理由。

譯自：The herd in the head by Costica Bradatan

https://aeon.co/essays/on-nonconformism-or-why-we-need-to-be-seen-and-not-herded 

作者簡介：

科斯提卡·布拉達坦（Costica Bradatan），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榮譽學院文科教授，澳大利亞(ya) 昆士蘭(lan) 大學哲學榮譽研究教授，著有《生死之間：哲學家實踐理念的故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和《失敗頌》（哈佛大學出版社2023年）。《洛杉磯書(shu) 評》宗教和比較文學版編輯，主編兩(liang) 套叢(cong) 書(shu) 《哲學電影製片人》（布魯姆斯伯裏出版公司Bloomsbury）和《無局限》（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出版社）。

本文得到作者的授權和幫助，特此致謝。——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