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的風險

作者：伊麗(li) 莎白·克瑞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偉(wei) 大的批評家和隨筆作家威廉·哈茲(zi) 裏特（William Hazlitt）的隨筆“論孤獨的生活”至今已經過去了兩(liang) 個(ge) 世紀。他在文中鼓吹過這樣一種生活，“就好像沒有人知道有這樣一個(ge) 人，你希望誰也不認識他。”他認為(wei) ，成為(wei) “重大事件的沉默不語的旁觀者”比成為(wei) “人們(men) 關(guan) 注和好奇的焦點”可能更好。

哈茲(zi) 裏特的隨筆是在呼籲一種沉思默想的生活---呼籲對世界之美和複雜性更加深入的欣賞。它召喚我們(men) 忘記自我。但是，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哈茲(zi) 裏特是在一篇麵向數百萬(wan) 人最終都可能閱讀的公開文章中寫(xie) 這些話的。筆者的這篇文章麵臨(lin) 一模一樣的嘲諷。讀者可能好奇，既然我們(men) 真正關(guan) 心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的風險，為(wei) 何要將你的關(guan) 心展現在廣大讀者麵前？

事實上，這個(ge) 問題比哈茲(zi) 裏特設想的更複雜一些。畢竟，他本人並沒有選擇按沉思默想的方式作一個(ge) 默默無聞的寫(xie) 日記者。相反，他在追求兩(liang) 個(ge) 根本卻又相互矛盾的利益：首先，拒絕功名利祿，出人頭地，而是去追求深刻的認識、發人深省的見解和體(ti) 貼宜人的敏感性；其次，是再正常不過的人性欲望---與(yu) 他人交流。

雖然哈茲(zi) 裏特推薦的生活有一定吸引力，但是，我們(men) 大部分人希望做出或者說出讓人們(men) 覺得有可能接受或者受益之事---反過來，我們(men) 也希望從(cong) 他們(men) 說的話中受益。其實，幾乎所有人類活動的意義(yi) 都依賴於(yu) 身處人類共同體(ti) 的環境之中。因此，很難回避得出哈茲(zi) 裏特的結論，深度關(guan) 心自己的作品被人接受的情況---所有作家其實都是如此，無論他們(men) 是否選擇承認這一點。

雖然如此，對承認受到驕傲和自我誇耀誘惑的任何人來說，寫(xie) 作行為(wei) 帶來一種困境。我們(men) 渴望吸引人們(men) 的關(guan) 注，同時也竭力回避這種關(guan) 注。我們(men) 渴望和讀者互動，但是，我們(men) 看到讀者的讚許認可，虛榮心得到滿足，若遭遇批評則倍感痛苦。雖然更聰明的人告訴我們(men) 不要去閱讀評論，但是，在當今技術狀況下，讀者的反應是很難回避得了。就算我們(men) 可能對批評視而不見，但批評家的話仍然讓我們(men) 很受傷(shang) 。

那麽(me) ，我們(men) 應該如何思考公開展現自我---或者至少公開展現我們(men) 的思想和話語呢？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的誘惑力究竟何在？甚至讓人放棄學術寫(xie) 作呢？

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是一種表演

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的吸引力很容易看到。從(cong) 近期看，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讓人感到滿足，因為(wei) 數百萬(wan) 人能夠接觸到麵向公眾(zhong) 消費的作品。由於(yu) 現代技術的幫助，觀點能傳(chuan) 播得非常快捷和廣泛，而且幾乎在幾秒鍾之內(nei) 就能得到反饋意見。作者采取一種立場，推銷某種東(dong) 西，或者嘲弄別的東(dong) 西。他能加入某個(ge) 運動或吸引人們(men) 關(guan) 注某個(ge) 事業(ye) 。在此意義(yi) 上，寫(xie) 作甚至成為(wei) 政治上的積極行動主義(yi) 。

在過去25年左右---正好和因特網的誕生平行---大學教授們(men) 越來越多地扮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有時候在印刷媒體(ti) 上，但更多出現在網絡上，他們(men) 的思想很快被消費，隨後被拋棄。在最好的情況下，發表在網上的一篇文章迅速走紅，意味著數百萬(wan) 人通過社交媒體(ti) 和其他網絡平台轉發閱讀和分享。真正例外的是，一篇走紅的文章可能因此變成一本暢銷書(shu) 。

如今，我在研究生院指導的幾乎所有學生都發現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要比傳(chuan) 統的學術寫(xie) 作更有吸引力。在某種意義(yi) 上，這很難說是令人吃驚。學術寫(xie) 作更少受到廣泛關(guan) 注，與(yu) 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相比也更難寫(xie) 一些。它要求深入的研究、需要注明出處、需要查找很難獲得或很難理解的資源。而因特網上的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可能隻需要幾個(ge) 小時或幾天就可寫(xie) 出一篇令人滿意的文章。而且，學術論文需要作者花費很多時間和耐心才能看到成果發表出來。雖然終身教授的要求改變起來可能很慢，但是，現在的大學也越來越多地獎勵那些受到廣泛歡迎的通俗讀物了---比如某種癌症治療方法或者在自己家鄉(xiang) 舉(ju) 辦的反種族主義(yi) 訓練班，這些遠比深奧難懂的或許具有獨創性的和有意義(yi) 的著作比如中世紀哲學或者量子物理更受歡迎。

但是，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的主要風險是它往往將作者置於(yu) 作品的中心。一種讓人圍觀的欲望，一種讓人覺得自己聰明、智慧、學問淵博的欲望開始支配寫(xie) 作本身，雖然最初可能根本察覺不到。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或許而且常常將寫(xie) 作演變成為(wei) 一種把自己當做商品來推銷的平台。隨著這種轉變的發生，文章就變得更加多愁善感---畢竟，大部分讀者更容易受到挑釁的刺激，他們(men) 會(hui) 覺得平淡的話語有些乏味。溫和立場不如極端立場吸引人，明智的判斷不如誇張的言論吸引人。作家往往受到鼓勵去迎合當下人們(men) 的要求。“給我們(men) 激進的、引發爭(zheng) 議的和道德命令的紅肉，說出我們(men) 想聽的話，我們(men) 就回報給你更多的關(guan) 注。”實際上，參與(yu) 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的學者為(wei) 寫(xie) 這類短小的、隻有少量研究的、常常被人遺忘的豆腐塊文章所花費的時間往往比焦點集中在為(wei) 學界讀者撰寫(xie) 學術論文的學者更多。

在當今越來越數字化的時代，前輩有關(guan) 名聲和宣傳(chuan) 的不舒服看起來似乎有些老套過時了。我們(men) 現在很多人過著一種惹人注目的公共生活---而且過得心甘情願。人們(men) 樂(le) 此不疲地在臉書(shu) 和推特上展示他們(men) 收到了榮譽或獎勵時感到多麽(me) “榮幸”和“謙卑”。出版社則鼓勵潛在的作者在社交媒體(ti) 上培養(yang) 龐大的粉絲(si) 群。人人都被鼓勵創建和“塑造”網絡人設（online persona）。這通常意味著產(chan) 生超過必要限度的更多內(nei) 容，僅(jin) 僅(jin) 為(wei) 了維持作者在公共眼中的形象。

與(yu) 此同時，現代技術召喚我們(men) 一旦發生重大事件，就立刻跟上。它引誘我們(men) 認定自己必須時時刻刻關(guan) 注推特、博客、新聞網站和播客(一種類似於(yu) 廣播節目的音頻文件，可下載到計算機或MP3播放器收聽（podcasts）等上麵最新的熱門話題。它誘惑我們(men) 認為(wei) 自己知道的東(dong) 西比實際知道的東(dong) 西更多。

但是，有多少人能一直跟上每個(ge) 小時都在網上發文的幻覺呢？我們(men) 有多少人能每天甚至每周都發表真正的真知灼見呢？最有價(jia) 值的文章所需要的浸泡時間、沉思默想、評估和再評估、等待和修改將會(hui) 變成什麽(me) 呢？

雖然作為(wei) 劇院、歌劇或芭蕾舞團的)經理或者挑動政治爭(zheng) 端者來行動---帶著自信、博學多識和虛張聲勢的誇張言論大搖大擺探討當下的熱門話題可能非常好玩兒(er) ，但是，最有意義(yi) 的寫(xie) 作往往發生在作者並不呼呼人們(men) 關(guan) 注他們(men) 之時，而是關(guan) 注日常生活喧囂的表麵背後藏著的真相。這些深刻見解最好是用休閑時刻精心打磨出的語言傳(chuan) 達出來，過分泛濫的驕傲和自我關(guan) 注統統被消除，文章本身的精彩得以顯現。

今天的智慧環境讓真正的學術研究所需的緩慢而謙遜的工作變得十分困難。不是悠閑的反思，我們(men) 常常受到誘惑去針對評論快速做出回應，或者反駁別人的指控，大聲斥責或挖苦嘲諷，或者對朋友表達同情和憐憫。我們(men) 希望在自己試圖出名的時候人們(men) 都來圍觀，我們(men) 夢想被呼喚對眼前的任何事發表意見，指點江山。雖然我們(men) 拒絕了，但我們(men) 仍然瀏覽他人的文章以便了解他們(men) 是否提及我們(men) 。當別人撰寫(xie) 了“我們(men) 的”話題，或者說了我們(men) 本來可能宣稱是我們(men) 自己言論時，我們(men) 會(hui) 產(chan) 生一種嫉妒心理。在一定意義(yi) 上，哈茲(zi) 裏特的哀歎以及伊壁鳩魯（Epicurus）的著名告誡“默默無聞地活著”---似乎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胡思亂(luan) 想。

當今發生的任何事情，我們(men) 必須總是有言簡意賅的話說嗎？我們(men) 必須不停地主動貢獻出我們(men) 的想法，就像過分熱心的學前班小朋友一樣，把小手舉(ju) 得越來越高，拚命地揮動以便吸引老師的關(guan) 注嗎？作家如何承認和回避愈來愈誇張、競爭(zheng) 、和極端主義(yi) 的趨勢？

看不見的作家

人類尋求承認的欲望是難以回避的。正如哲學家喬(qiao) 治·桑塔亞(ya) 娜（George Santayana）曾經觀察到的那樣，“最高形式的虛榮是求名。”這是一種“很容易嘲笑揶揄”但“根本沒有辦法消除的”激情。

但是，或許人們(men) 能夠通過努力培養(yang) 出一種沒有利益糾葛的超脫之心來擺脫困境，不再竭力尋求讓人驕傲的關(guan) 注。我們(men) 都閱讀過一些作家，其著作似乎完全與(yu) 作者無關(guan) 。書(shu) 中並沒有明顯交代作者的個(ge) 性特征、性、或立場，裏麵任何東(dong) 西都是優(you) 雅的論證。有時候，人們(men) 在學術論著中看到這樣的東(dong) 西，作者成功地回答從(cong) 一開始就辨認出來的問題。沒有“自我”幹擾論證過程，作者藏在看不見的地方。作家溫柔地牽著我們(men) 的手帶領我們(men) 來到論證合理嚴(yan) 謹的結論處，這恰恰是我們(men) 自己也希望得出的結論。難怪寫(xie) 作課老師自古以來都一直回避使用人稱代詞“我”。

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的馬修·李·安德森（Matthew Lee Anderson）更喜歡這個(ge) 途徑，他認為(wei) 對於(yu) 基督徒來說，追求的目標應該“與(yu) 我們(men) 著作中的不可見性相稱，事實上甚至是要求這樣的。”他觀察到，在生活中常常出現的情況是“一個(ge) 人種樹苗，另一個(ge) 人澆水，第三個(ge) 人收獲。”但是大部分時候，我們(men) 隻注意到那個(ge) 收獲者。他寫(xie) 到，“那是我們(men) 的認識問題，那些真正遵循基督教誌向威力的人會(hui) 忽略這個(ge) 標準，充滿熱情地關(guan) 注需要做的事，拒絕承認那些標準，努力工作以便獲得天堂的獎勵。”

從(cong) 表麵上看，這聽起來是個(ge) 值得追求的目標。但是，在我們(men) 直接擁抱這個(ge) 理想之前，考慮一下徹底的默默無聞對於(yu) 作家及其作品來說會(hui) 造成什麽(me) 狀況可能會(hui) 有一些幫助作用。

想象這樣一個(ge) 世界，我們(men) 寫(xie) 的任何東(dong) 西都不會(hui) 給我們(men) 帶來任何好處。一切都純粹依據其自身美德來評價(jia) ---它的清晰性和說服力。在這樣的世界，我們(men) 不會(hui) 看到自己的作品是自我的延伸，或者我們(men) 簡曆上添加的另一篇著作條目，或與(yu) 人競爭(zheng) 中為(wei) 自己贏得優(you) 勢的另一項科研成果。相反，我們(men) 僅(jin) 僅(jin) 想表達一種觀點、一個(ge) 形象、一個(ge) 論證與(yu) 他人分享，毫無自私的想法，生產(chan) 的作品就好像母親(qin) 生了小孩讓他人養(yang) 育。這當然會(hui) 篩選掉潛在的作家。它可能滿足安德森回避世俗野心的呼籲還有哈茲(zi) 裏特呼籲的孤獨生活。

但是，匿名或者不可見性過於(yu) 極端，將有效寫(xie) 作中必不可少的東(dong) 西也扔掉了。畢竟，在所有優(you) 秀的寫(xie) 作中通常存在某種個(ge) 性元素，這是我們(men) 逐漸認識和喜愛的東(dong) 西。我們(men) 閱讀某些作家是因為(wei) 我們(men) 總在其中發現有趣的、新鮮的、好玩的、或者不同尋常的東(dong) 西。事實上，有時候我們(men) 想從(cong) 一篇文章中獲得的恰恰是印刷品隱藏不住的作者獨特的個(ge) 性。“我知道他可能會(hui) 說什麽(me) ”，我們(men) 不知不覺地在想“那肯定就是那個(ge) 波士頓口音或者南方口音，或者他可能像這樣轉過頭來，以他一貫的方式使用手勢來表達他的想法。”我們(men) 逐漸欣賞一個(ge) 人的風格，這個(ge) 風格或許不僅(jin) 體(ti) 現在作品中也體(ti) 現在真實生活中。

除非是私人日記，寫(xie) 作本來就是要讓作者之外的其他人閱讀的。書(shu) 信和電郵可能有指定的收信人，公司備忘錄向雇員傳(chuan) 達信息，廣告旨在讓消費者渴望購買(mai) 其產(chan) 品或服務。記者總是清清楚楚地為(wei) 公眾(zhong) 寫(xie) 作，學者則是為(wei) 受到一定限製的學術圈裏的人寫(xie) 作。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所有寫(xie) 作都有深刻的社會(hui) 性，這是難以避免的。寫(xie) 作對於(yu) 作者和讀者來說都很重要。

寫(xie) 作同時是個(ge) 澄清自己的思想以及與(yu) 他人交流的過程。作家可能問“我的論證或說明正確嗎？人們(men) 會(hui) 不同意或批評我嗎？”我能更好地向讀者闡明他們(men) 之前沒見過的東(dong) 西？我的思想是老掉牙的東(dong) 西？是在炒剩飯？我能給讀者提供某種同情心，一種曾經失去的友誼？或者仁慈的愛心來分擔共同的悲痛，甚至是艱難時刻的安慰？

同時，作者也想獲得讀者的關(guan) 注。發表任何東(dong) 西都是一種請求，是在召喚他人來關(guan) 注它。出版物就意味著一種希望，希望寫(xie) 出來的東(dong) 西得到適當關(guan) 注。作家實際上是在隱蔽地告訴世人“我有一些話想說，我想讓你聽聽”。文章發表出來以後最糟糕的後果是沒有人關(guan) 注，就好像根本沒有寫(xie) 出過東(dong) 西，就像還沒有出生的胎兒(er) 進入另一個(ge) 陌生的世界。

學術的美德

所有這些將讓學術寫(xie) 作置於(yu) 何地？如果寫(xie) 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交流形式，學術研究旨在麵對非常狹隘的受眾(zhong) ，甚至可能就沒有幾個(ge) 人閱讀，它為(wei) 何還能作為(wei) 一種體(ti) 裁持續下來呢？所有學術寫(xie) 作都必須麵向公眾(zhong) 嗎？要將調查和發現轉換成為(wei) 受過教育的大眾(zhong) 多數都能明白的話語？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學術寫(xie) 作變成裝腔作勢的、充斥著專(zhuan) 業(ye) 術語的乏味無聊之物，或者這些因素的結合體(ti) 。就像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一樣，它也可以成為(wei) 個(ge) 人推銷的工具，用以展示自己的聰明或博學。但是，在最好的情況下，學術著作激發人們(men) 理解的熱情，提出超越日常瑣事的深刻見解。因此，它與(yu) 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的要求格格不入。

學者和必然更小的讀者圈子獲得了某種解放，他們(men) 無需顧忌這樣的要求，即所寫(xie) 的一切都必須以遠遠不能達到最佳效果的最小公分母“相關(guan) ”。與(yu) 現實、或政治事務保持距離或許是表達獨創性見解的必要條件，讀者和作者都需要與(yu) 日常生活保持一定的心理超脫和距離才能欣賞理論的複雜性，引用和評估證據，或讚同或駁斥某個(ge) 觀點或一組觀點。當然，學術寫(xie) 作者應該尋求清晰表達觀點，但其作品無需像博客貼子那樣及時和輕鬆愉快。

認定讀者擁有一定程度的專(zhuan) 業(ye) 知識作為(wei) 既定事實也有獨特的價(jia) 值。針對學界讀者的學術寫(xie) 作不是從(cong) 最初開始，它能假設讀者已經擁有某些基礎知識，可快步加入探索曆程，比從(cong) 前更快更深地直入主題。

針對學界讀者的學術寫(xie) 作可以自由地探索在不熟悉者看來顯得怪異的觀點。其實，學者應該擁抱其話題的深奧難解，根本用不著為(wei) 其大量論文幾乎沒有什麽(me) 人閱讀而道歉，很多期刊沒完沒了地直接送到大學圖書(shu) 館中。古典學者賈斯汀·斯托弗（Justin Stover）已經提出過這個(ge) 論證。

從(cong) 這個(ge) 視角看，當今朝向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的趨勢並不是打著“相關(guan) 性”旗號所取得的值得敬佩的進步，而是對整個(ge) 學術研究事業(ye) 的誤解。斯托弗認為(wei) ，學術著作的寫(xie) 作有很多理由，但“它們(men) 的寫(xie) 作不是為(wei) 了讓人閱讀的，至少不是正常意義(yi) 上理解的那種閱讀。”

以類似的方式，晦澀難解的作品的大量生產(chan) 或許恰恰構成大學學術活動的核心。過去很多世紀裏產(chan) 生了論述亞(ya) 裏士多德和彼得·倫(lun) 巴德（Peter Lombard, 1100-1160年），是一位意大利羅馬天主教神學家和主教。他的神學專(zhuan) 著《四部語錄》成為(wei) 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神學的標準教科書(shu) ---譯注）的數不清的評論文章。斯托弗認為(wei) ，這隻是“學術著作過量生產(chan) ”的最早案例。當今學術過量生產(chan) 似乎比從(cong) 前嚴(yan) 重得多。因為(wei) 現在有很多“專(zhuan) 業(ye) ”學者，他們(men) 都必須寫(xie) 論文才能在職業(ye) 生涯上取得進步。

從(cong) 玩世不恭的立場看，學術成果的增加產(chan) 生了太多研究不足和文筆很差的論文。甚至很多學者都承認這個(ge) 問題，但是，我們(men) 或許可以用更積極的態度看待這個(ge) 處境。

要進行認真的研究---調查一個(ge) 更大領域的特別的、受到限製的方麵---就是在做出貢獻，類似於(yu) 完成微小但十分重要的任務以便提供和維持更大單位和機構的運行。沒有哪個(ge) 個(ge) 體(ti) 能單獨完成所有工作，但是，人們(men) 仍然要打掃腳板，重新給椅子裝上墊子。對弗裏德裏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作---或許隻是有關(guan) 一篇文章或一本書(shu) 說出一些有意思的話如果和采用籠統的、不加思考的方式談論尼采的陳詞濫調比起來，究竟有多大價(jia) 值？更不要說有關(guan) “德國哲學”或者更籠統的“西方思想”了。如果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顆粒狀的小東(dong) 西的確可能更有價(jia) 值一些。

學術寫(xie) 作中值得關(guan) 注的其他方麵是其好處或許不僅(jin) 在於(yu) 生產(chan) 的著作而在於(yu) 生產(chan) 著作的個(ge) 人體(ti) 驗。數以千計的亞(ya) 裏士多德評論意味著數以千計的人在思考亞(ya) 裏士多德的著作，他們(men) 以休閑的速度閱讀他，長時間深入反思，並能對其說些什麽(me) 。沒有人能從(cong) 這個(ge) 經曆中走過而不受任何影響。留在那些仔細研究和思考者心中的殘餘(yu) 就其本身來說肯定就是有價(jia) 值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學術研究的真正價(jia) 值不僅(jin) 在於(yu) 產(chan) 生的話語本身，而在於(yu) 它塑造的品質---耐心、尊重、善於(yu) 思考等等。好無疑問，閱讀學術著作的快樂(le) 是一種“更困難的快樂(le) ”。正如英國作家和批評家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英國著名文藝批評家、作家。他是上世紀末提倡“為(wei) 藝術而藝術”的英國唯美主義(yi) 運動的理論家和代表人物---譯注）在“論文體(ti) ”中所寫(xie) ，麵對學術讀者的學者有必要“留下某些東(dong) 西給讀者自願的智力。”他引用蒙田的話“首先向過路者傳(chuan) 教，成為(wei) 向我遇見的第一個(ge) 無知者的老師是我厭惡之事”---接著，觀察到學者“應該羞於(yu) 為(wei) 讀者的智慧提供幫助，這樣的幫助未必得到讀者的稱讚。”他得出結論說，“對於(yu) 真正認真的人來說，去應對需要付出持久努力的挑戰，得到追求者給予的回報，更加親(qin) 密地抓住作者的含義(yi) 才是令人快樂(le) 的刺激”（添加了強調）。換句話說，學術寫(xie) 作就像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一樣，也是社會(hui) 性的和對話性的；隻不過它要求讀者做出更大的努力，具備更多的技能。

在某種意義(yi) 上，學術研究甚至比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更有對話性質。在學術研究中，作者不僅(jin) 僅(jin) 是寫(xie) 給讀者，他還在考慮其他人的觀點，他引用的人要麽(me) 支持他的觀點或者駁斥他認定錯誤的東(dong) 西。真正的學者沒有一個(ge) 是完全自學成才的，沒有一個(ge) 可獨立於(yu) 他所在的傳(chuan) 統。要在有關(guan) 某個(ge) 著作或人或者觀點或者現象的長期對話中說出一些相關(guan) 的話---這就是適當理解的學術研究的本質。

謙遜地寫(xie) 作

看起來或許完全現代，成名成家的驅動力---說出一些獨創見解，及時表達經過深思熟慮的深刻想法---並不僅(jin) 僅(jin) 是當代人的困境。在1852年，英國神學家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譴責了要求公共作家的“可視性”（viewiness）。他抱怨那些記者，說他們(men) 的智慧“就像每天都穿著正裝在公眾(zhong) 麵前誇耀賣弄，衣服總是新的，花樣百出，快速旋轉，就像蠶繭一樣身不由己。”當今，為(wei) 公眾(zhong) 寫(xie) 作的人讀到這些話，沒有哪個(ge) 不禁感到難辭其咎的。紐曼的譴責並沒有到此為(wei) 止，“因為(wei) 大人物的客人必須在夜宴上炮製出他自己的好故事或者演唱自己的歌曲，”他繼續說，“記者有嚴(yan) 格的義(yi) 務不得不在早餐桌上即席發言，闡明自己的清晰觀點，講述要點和核心真理。”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1836年提出了類似的要點：他觀察到，“最近一些年一直有人抱怨不僅(jin) 在商界而且在思想界，江湖騙子越來越多，尤其是吹噓和誇獎。”人們(men) 可能納悶，對我們(men) 當今的人，紐曼和密爾會(hui) 說些什麽(me) 。比起19世紀中期的作家們(men) ，我們(men) 是否更糟糕得多了呢？

同樣，如今似乎人人都在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雖然這或許並不像我們(men) 想象的那樣是新鮮玩意兒(er) 。早在1836年，密爾就哀歎“在幾乎人人都能拚寫(xie) 單詞，能夠和願意寫(xie) 作時，該怎麽(me) 辦呢？除非你閱讀過一切，否則很難知道應該閱讀什麽(me) 了。”這個(ge) 世界“貪婪地吞下思想食品，為(wei) 的是狼吞虎咽地吞下更多。囫圇吞棗”。最終，公眾(zhong) “處於(yu) 懶散之人的困境中，他不能讓自己認真思考自身的事務，因此，贏得影響力的人不是說話最廣泛的那個(ge) 而是說話最頻繁的那個(ge) 人。”他宣稱，“這些是激烈競爭(zheng) 必然造成的結果，整個(ge) 社會(hui) 陷入這樣一種狀態，其中任何人若非投身於(yu) 言過其實的誇張中，他的聲音就淹沒在喧鬧的嗡嗡聲中。”“在這麽(me) 擁擠嘈雜之地，成功並不取決(jue) 於(yu) 這個(ge) 人是什麽(me) 而是取決(jue) 於(yu) 他看起來似乎是什麽(me) 。”

對於(yu) 當時和現在的作家來說，我們(men) 認為(wei) 我們(men) 必須強製性地管理自己的形象和宣揚自己的品牌，這樣我們(men) 產(chan) 生的一切才擁有最偉(wei) 大的影響力，並獲得最廣泛的認可。實際上，幾乎所有這一切都不在我們(men) 的控製之中。沒有人真正知道他的話語或行動未來可能有什麽(me) 影響。一首偏離正題的詩歌或文章可能改變某個(ge) 人的生活軌跡，或者，更常見的是，寫(xie) 出的文章被忽略或被遺忘。

大學教授們(men) ---包括我自己在內(nei) ---將從(cong) 區分為(wei) 大眾(zhong) 寫(xie) 作和學術寫(xie) 作中受益，看到各自的風險和回報，各自都有自己互不相連的受眾(zhong) ，各自都有不同的目標。我們(men) 能更清晰地開始兩(liang) 種類型的寫(xie) 作，知道自己在做什麽(me) ，並更加謹慎地對待我們(men) 能期待的結果。我們(men) 可能更加警惕驕傲和自我誇大的誘惑，因為(wei) 這些念頭必然會(hui) 悄悄溜進來，在我們(men) 耳邊悄聲低語，我們(men) 是重要人物，更有誘惑力的是，我們(men) 有巨大影響力。

自我克製和謙遜的美德擁有了自身的吸引力。這些美能出現在我們(men) 的性格上也能出現在我們(men) 的文字中。密爾建議我們(men) “清晰地說出一切，同時沒有附加裝飾。隻使用能傳(chuan) 達你意思的話語，而不要因為(wei) 虛榮而吸引人們(men) 去關(guan) 注你自己。”

今天的作家如果記得已經發表的那部分生活常常是極其微小的一部分，他們(men) 或許能做得更好。聚光燈之外發生的事往往更有意義(yi) ，那裏沒有聽眾(zhong) ，沒有讀者參與(yu) ，也沒有必要報道。

作者簡介：

伊麗(li) 莎白·克瑞（Elizabeth Corey），貝勒大學政治學副教授。

譯自：The Perils of Public Writing by Elizabeth Co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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