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shu) 磊】孔子的本心

作者：李書(shu) 磊

來源：輯選自《重讀古典》，李書(shu) 磊著，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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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一書(shu) 最激動人心的是它開頭的幾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yu) 至善。”沒有這幾句綱領性的話，孔子的二十篇語錄就隻不過是些隨口答曰的閑言碎語；而這幾句話不僅(jin) 使孔學頓時生出整體(ti) 性的意義(yi) ，同時它的簡練、精粹和語氣的鏗鏘也使孔學獲得了一種凜然的氣勢，即佛經所說的真理應該具有的“威猛”。

這幾句話說得好，但朱熹的解釋卻解得糟。“明明德”他解為(wei) 發明被人欲所蔽的天理，“新民”解為(wei) 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於(yu) 至善”他則解為(wei) “明明德”與(yu) “新民”的程度：“皆當止於(yu) 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朱熹：《四書(shu) 集注》）王夫之的《四書(shu) 訓義(yi) 》基本上沿襲了朱熹的說法。朱熹的權威太大了，他不僅(jin) 壓製了後人的言論更可怕的是他還禁錮了後人的思想。他的注解把原始儒家的概念鍛煉為(wei) 他“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的刀鋒，同時他把“在止於(yu) 至善”解為(wei) 狀語也埋沒了原意可能有的豐(feng) 富性與(yu) 深刻性。“五四”以後，人們(men) 對這句話有了新解，我隨手翻到的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的《大學一解》一文，就把這句話同後文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結合起來看，說“格物”到“修身”屬“明明德”，而“齊家”到“平天下”屬“新民”，並把現代的大學教育當成“明明德”的過程，而將畢業(ye) 後服務於(yu) 社會(hui) 視為(wei) “新民”。在梅先生的理解裏，“明明德”不再是擯除人欲而成了德智體(ti) 美全麵發展，“新民”不再是居高臨(lin) 下地教化百姓而成了改善人們(men) 的生活與(yu) 精神。或許有人會(hui) 指責這是把《大學》作了當代化的解釋，但朱熹的解釋對他自己來說又何嚐不是當代化的。《大學》原文因為(wei) 過分哲學化所以難考其確指，於(yu) 是每一代人都有權利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闡釋它，《大學》不是朱家的而是大家的；而且，對於(yu) 本民族的文化經典，後人不斷的豐(feng) 富與(yu) 擴展不僅(jin) 是權利同時還是一種責任和義(yi) 務。

不過，梅貽琦也沒有發揮出“在止於(yu) 至善”的應有意義(yi) ，他隻是說了句逃避的話搪塞過去了：“至善之界說難言也，姑舍而不論。”（梅貽琦：《大學一解》，載《清華學報》第13卷1期）而我覺得“止於(yu) 至善”在這裏並非無關(guan) 緊要，不能舍而不論。在我的閱讀中，“止於(yu) 至善”並非是“明明德”與(yu) “新民”的修飾語，“明明德”與(yu) “新民”也並非兩(liang) 件事，它們(men) 同“止於(yu) 至善”一起說的乃是同一件事，即做大學問的過程也即一個(ge) 人人性完善的過程。治學與(yu) 人性完成在這裏合二為(wei) 一，不可“分割”，孔子說“古之學本為(wei) 己”(《論語·憲問》）就是這個(ge) 意思。學不是單純的求知而是一個(ge) 修身的過程，這是古代“學”的基本含義(yi) 。“明明德”是說弄清宇宙人生的一切道理，獲得充分的知識，掌握真理並養(yang) 成健全的人格，然後就是“新民”，即參與(yu) 政治活動與(yu) 社會(hui) 改造，按知識、真理的準則更新人們(men) 的生活與(yu) 思想，以個(ge) 人的身體(ti) 力行為(wei) 大家做表率：這實際上接近於(yu) 馬克思所說的“實踐”。“哲學家隻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yu) 改造世界。”（馬克思語）而在中國文化中，改造世界同樣也是哲學家的本職。“新民”之後是“止於(yu) 至善”,“止於(yu) 至善”是說經過社會(hui) 改造的實踐，人們(men) 的知識得到了修正和擴大，人格得到了極大的豐(feng) 富與(yu) 提高，達到了真知與(yu) 解放的狀態，實現了人的自然定性和人類本質，獲得了真正的滿足、自由與(yu) 完善，這是學問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應居而不移。“明明德”是為(wei) 了“新民”，而“新民”也是為(wei) 了進一步的“明明德”，這二者的交互作用才能使人性達到最高的完成即“至善”。“至善”是充分認識真理、充分發揮生命能量之後的真覺悟與(yu) 大和諧，是人的一種無上狀態，也是人生存的最後目的。馬克思說無產(chan) 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chan) 階級自己，佛教說隻有行大慈悲才能得大自在，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這個(ge) 過程。在《大學》的旗幟下，學問因加入了實踐而變得生機勃勃，實踐因終歸於(yu) 學問而變得意味深長；人生因為(wei) 有了現世的最高目標而獲得了真正的意義(yi) ，目標因為(wei) 有了現實的企及途徑而具有了真實的性質：塵世生活因為(wei) 有了這一切而擁有了不被任何“天國”和“來世”剝奪的魅力。《大學》因而也成了我們(men) 這些中國文化的傳(chuan) 人安身立命的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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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le) 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是《論語》的開篇。打開《論語》首先讀到的竟是這幾句妙不可言的話，遂先入為(wei) 主地確定了我對孔子永遠的喜愛。要知道我們(men) 這一代人是在怎樣的一種惡緣中接近孔子的啊。少年時讀的是梁效、羅思鼎的文章，是批孔的，那時的官方文獻居然把孔子蔑稱為(wei) 孔老二，可見仇惡之深，青年時讀的是陳獨秀、魯迅、吳虞的文章，也是辟孔的，呼孔學為(wei) “孔家店”，亦必欲“火燒”“砸爛”之。在這種背景下我能夠對孔子始終不絕善意，甚至成年後冷靜麵對孔學時也能夠原諒它的某些庸俗與(yu) 荒謬，主要是因為(wei) 這幾句話奠定了我對孔學的信服，這幾句話實在是太獲我心了。我覺得編纂《論語》的孔門之徒實在是個(ge) 可人，他懂得怎樣賦予他的老師以真正偉(wei) 大的氣象。《論語》以孔子任何別的話開頭都沒有這樣從(cong) 容舒緩、如太陽一樣冉冉升起的風度。假若用第三句開頭：“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這雖擲地有聲但卻太尖銳、太促迫了。假若用第五句（第二、第四句不是孔子的話而是有子、曾子的話）開頭“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雖是至理之言但又局限於(yu) 政治，太狹窄、太功利了。其他任何“子曰”都不像“學而時習(xi) 之”諸句這樣，這是一種有王者胸襟的常人之心，是一種容納萬(wan) 象的淡泊之誌。這幾句話把孔子包括急惶之厄在內(nei) 的人生與(yu) 命運提升到一種大豐(feng) 富與(yu) 大和諧的境界，使他具有了區別於(yu) 能人和賢人的聖人之德。“以遠大為(wei) 期，而不爭(zheng) 近小之功利；守性情之正，而不隨外物以遷流”：王夫之的話（《四書(shu) 訓義(yi) 。卷五》）隻不過強道出了這種境界的某些可道之處，而這種境界如佛似禪，從(cong) 本質上是不可道的。

這些話我們(men) 隻能從(cong) 字句上解說。“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le) 乎？”學習(xi) 而體(ti) 悟真理的過程，是一個(ge) 滿足人的本質需要的過程，學習(xi) 之中每有會(hui) 心。便漾起自然的、不可抑止的喜悅。朋友自遠方來，滿足的則是人的情感需要，可以共剪窗燭，伴雨夜讀，或者亦禦亦射，相攜出遊；於(yu) 是不禁喜形於(yu) 色，歡聲笑語。說（悅）在心，樂(le) 在外；“不亦說乎”是那種不足為(wei) 外人道的拈花而笑，而“不亦樂(le) 乎”因為(wei) 與(yu) “自遠方來”的“來”字相接，直給人一種喜笑顏開、披衣出迎的動作感。程頤解“不亦樂(le) 乎”雲(yun) ：“以善及人，而信從(cong) 者眾(zhong) ，故可樂(le) 。”這意思是說又有信徒慕名而至，又有了送上門來的買(mai) 賣，所以孔子很高興(xing) 。這就是宋儒偏執、狹隘和不可愛的地方，他們(men) 以為(wei) 人生除了教化就沒有別的事情了，喜怒哀樂(le) 皆係於(yu) 此：這是以市儈(kuai) 式的功利心來測度孔子了。學說的後世繼承者往往不能理解學說的創始人更深遠、更遼闊的本心，往往執著於(yu) 學說的名相而不能自拔，程頤就是一例。緊接著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所說的是一種圓滿之後的自足，而自足是人生快樂(le) 最有力的保障。

孔子在這《論語》的開篇表達的實際上是一種樂(le) 生主義(yi) 。這裏沒有講為(wei) 什麽(me) 要樂(le) 生的大道理，隻是一個(ge) 樂(le) 生者自然的表現。由此我們(men) 聯想到“樂(le) ”在孔子學說和實踐中的地位。《論語》中多處講到孔子的樂(le) 生之趣：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讓學生“各言爾誌”而“吾從(cong) 周”(《憲問》；窮困時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le) 亦在其中矣”(《述而》，評論自己時說“其為(wei) 人也，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yun) 爾”(《述而》。在孔子看來，人的本性是完美的和健康的；人後來偏離了自己的本性，這種偏離不僅(jin) 帶來了種種的惡更重要的是它還帶來了種種的苦：人的痛苦就是人的墮落的標誌。人的行為(wei) 與(yu) 人的本來需要相敵對，這就是人精神痛苦的根源。隻有當人擺脫外物的役使與(yu) 自身的異化重新同自己的本性相統一時，人才能重歸快樂(le) 。仁、義(yi) 、禮、智等種種美好的價(jia) 值源於(yu) 人的本心，人們(men) 若能夠擺脫障礙重新獲得這些價(jia) 值他們(men) 也就是回到了迷失的自我之中，孟子解釋為(wei) “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孟子·告子章句上》)；而隻有“求其放心”，他們(men) 才能進入“樂(le) ”的狀態，所以孔子在比較得道的境界時說“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le) 之”(《論語·雍也》。由此可見“不亦說乎”、“不亦樂(le) 乎”、“人不知而不慍”的樂(le) 生主義(yi) 並不是孔子的餘(yu) 情，而是他的根本道性的體(ti) 現；正是樂(le) 生主義(yi) 作為(wei) 一種根本精神奠定了孔學與(yu) 現代馬克思主義(yi) 人道主義(yi) 相結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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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yu) 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這裏講的是孝，而且主要是父亡之後恪守父道的孝。在父親(qin) 死後對父親(qin) 的孝道是孔學中一個(ge) 很重要的範疇，包括喪(sang) 盡其禮即“慎終”、祭盡其誠即“追遠”，也包括這裏所說的“三年無改於(yu) 父之道”；與(yu) “三年無改於(yu) 父之道”相近的還有三年守墓、三年守製之禮。為(wei) 什麽(me) 要這麽(me) 盡孝呢？曾子有一個(ge) 回答，說是“慎終追遠，民德舊厚矣”(《論語。學而》)。這回答讓人聽來覺得很不舒服，好像盡孝就是統治者的一種表演，好讓下民見而化之，養(yang) 成淳厚的道德。由此看來曾子並不是孔子的好學生。其實孔子認為(wei) 盡孝並不是為(wei) 了什麽(me) 功利目的，而是出於(yu) 人的一種天性，是對父親(qin) 的親(qin) 情所致，三年的守製之期恰與(yu) 兒(er) 子幼小不能自理時父親(qin) 三年的養(yang) 育之恩相抵。

然而，到底什麽(me) 是人的天性？這就有分歧了。孔子認為(wei) 天性就是兒(er) 子親(qin) 父，弗洛伊德則認為(wei) 仇父。將弗洛伊德的理論同中國的孝道聯係起來是很有些貼切的，居於(yu) 海外的中國學者王友琴曾判定兒(er) 子對母親(qin) 的孝道乃是對於(yu) 戀母情結的一種覺悟和因勢利導的規範與(yu) 限製（《戰略與(yu) 管理》93.1.)；如此看來，兒(er) 子對父親(qin) 的孝道也可以用仇父情結來解釋了。事實上弗洛伊德自己為(wei) 仇父情結就找到過出人意料但今天已經廣為(wei) 人知的注腳，那就是莎士比亞(ya) 筆下的哈姆雷特。弗氏認為(wei) 哈姆雷特之所以猶疑不決(jue) 不願意下手殺死謀害父親(qin) 並娶走母親(qin) 的凶手，是因為(wei) 他意識到自己也同樣有殺父娶母的衝(chong) 動。感到自己和那凶手同樣有罪從(cong) 而不具有懲罰凶手的道義(yi) 權力。按照這樣的邏輯來理解“三年無改於(yu) 父之道”，可以將“三年無改”看作是對父親(qin) 負疚心理的表現，看作是對本能的仇父心理的贖罪。仇恨父親(qin) 是一種本能，敬愛父親(qin) 是一種公德，公德並沒有能扼殺本能，而本能也不可能衝(chong) 破公德：孔子“三年無改”之禮乃是本能對公德的一種屈服，是本能在公德壓抑下的一種變態、一種自我掩飾和自我解救。

現代人用現代理論解釋古籍往往唐突了先賢，但這種解釋也同樣可以看作是現代人親(qin) 近先賢的一種努力，不經過這種解釋先賢永遠是遙遠而怪異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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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三十而立。”(《論語·為(wei) 政》）在我年過三十的時候，這句話似祝似咒，如喟如歎，總是在我的心中響起。“立”，對於(yu) 一個(ge) 男人來說是真正關(guan) 心關(guan) 情的詞匯，思之令人動容。“立”首先是“成立”。在經過純真又邪惡、暴烈而溫情的青春之煉獄後，一個(ge) 人成立了。青春是一個(ge) 依憑生物本性行事的自然時代；一個(ge) 無知而又熱情衝(chong) 動的生物在這個(ge) 早已森嚴(yan) 壁壘、早有既定規律與(yu) 規則的世界上左奔右突，有得則喜，有失則悲：這就是青春。青春可讚歎亦可悲憫。而三十歲時青春的創傷(shang) 已愈，迷途已返，知道了世界本來的內(nei) 容，知道了事情實際的份量，知道了自己生於(yu) 此世的使命乃至實踐使命的道路，人生由自發進人了自覺。“立”同時還是“站立”。人在三十歲有了自己的人生道理，也就有了自己堅定的原則，有了捍衛原則的責任和力量，不再盲從(cong) 於(yu) 別人的思想，不再屈服於(yu) 異己的勢力。不過，“三十而立”在我的感受裏卻又並不意味著生命和精神的凝固和老化，恰恰相反，由於(yu) 盲目而混亂(luan) 的青春時代的結束，人在此時開始了真實而新鮮的經驗，此時此刻世事與(yu) 人生的豐(feng) 富、博大與(yu) 神秘對人形成了真正強烈的誘感，人們(men) 會(hui) 萌生一種躍躍欲試的童心。在這一點上，我就不太喜歡孔子接著說的話：“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這種人生圖景過分地清醒、寧靜而愉快了，聽來既讓人覺得放心又讓人感到沮喪(sang) 。如果沒有緊張、衝(chong) 突與(yu) 冒險，生命還值得經曆嗎？如果沒有這一切我們(men) 還有興(xing) 趣從(cong) 三十歲活到七十歲嗎？作為(wei) 一個(ge) 老人孔子回顧往事的時候對自已有限一生的明達妥當感到滿意，而我們(men) 作為(wei) 剛過而立的壯年憧憬未來時卻根本就不滿足於(yu) 人生的有限性本身。人生的無限可能性（盡管它往往隻是一種信仰）才是我們(men) 人生的動力。在這裏我們(men) 和孔子之間出現了年齡的鴻溝。生命起點上的人和生命終點上的人很難有同情，在我們(men) 和孔子之間四十年的年齡距離比兩(liang) 千年的時代距離更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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