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經世：從(cong) 《大學》經筵講義(yi) 看真德秀對朱熹思想的發展

作者：王琦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船山學刊》2020年第2期

內(nei) 容提要：真德秀作為(wei) 紹續朱子之學的南宋理學大家，學術界在肯定其對朱學護衛、傳(chuan) 播之功的同時，大多認為(wei) 其墨守朱熹成說，無所創建。通過兩(liang) 人《大學》經筵講義(yi) 在詮釋章節、詮釋重心、詮釋方式、詮釋傾(qing) 向等方麵的比較，可以發現，真德秀盡管在學術上沒有突破朱熹的整體(ti) 理論框架，但在推動理學經世方麵則多有創見。他將朱熹之學由高談心性義(yi) 理導向了經世致用，由理論建構導向了實踐踐履，由“內(nei) 聖”導向了“外王”，使得朱熹的理學思想以一種更具實踐性與(yu) 應用性的特征而為(wei) 統治階層所認同，從(cong) 而推動了理學的官學化與(yu) 社會(hui) 化，並為(wei) 明清實學的興(xing) 起奠定了理論基礎。

關(guan) 鍵詞：《大學》；經筵講義(yi) ；真德秀；朱熹；理學經世

真德秀作為(wei) 紹續朱子之學的南宋理學大家，世人對其護衛、傳(chuan) 播朱學之功倍加讚譽，《宋史·真德秀傳(chuan) 》稱其：“然自侂胄立偽(wei) 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shu) ，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概然以斯文自任，講習(xi) 而服行之。黨(dang) 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yu) 天下後世，多其力也。”[1]12964黃幹也說：“自濂溪而下六君子，扶持道統者，皆未得顯位於(yu) 時，惟公續斯道之脈。”[2]然而同時，真德秀又為(wei) 朱熹巨大的學術光環與(yu) 成就所籠罩，尤其是自黃宗羲稱其學術“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後，[3]2696學界大多依從(cong) 其說，對其學術評價(jia) 不高。[4]157-160真德秀果真是墨守朱熹成說，毫無創建，還是有所發明，另辟蹊徑？如何梳理兩(liang) 者之間的學術傳(chuan) 承關(guan) 係，並比較客觀地評價(jia) 真德秀的學術特點呢？所幸的是，真德秀不僅(jin) 與(yu) 朱熹一樣有著入侍經筵，擔任“帝王師”的經曆，而且都留下了《大學》經筵講義(yi) ，【1】這就為(wei) 我們(men) 梳理兩(liang) 者的學術關(guan) 係與(yu) 特點，留下了可資對比的可靠文本。

真德秀在經筵為(wei) 理宗所講《大學》經筵講義(yi) ，就是對朱熹《大學章句》的發揮。【2】而朱熹的《大學》經筵講義(yi) ，也是在其《大學章句》基本定型之後，為(wei) 適應帝王之學的要求，專(zhuan) 為(wei) 寧宗皇帝而重新撰寫(xie) 的經筵講學的講稿。[5]因而以《大學》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切入點，無疑更有利於(yu) 梳理兩(liang) 人之間的學術關(guan) 係。雖然真德秀的《大學》經筵講義(yi) 是在全麵肯定並接受朱熹學術思想基礎上而作的發揮，但是我們(men) 通過兩(liang) 人詮釋《大學》時，在經文釋章節、詮釋重心、詮釋方式、詮釋傾(qing) 向等方麵的不同，可以看出真德秀的學術傾(qing) 向與(yu) 特點。

一、經文詮釋章節：從(cong) 詳盡到簡明

關(guan) 於(yu) 經筵講學，朱熹有一個(ge) 基本的觀點：“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複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6]2576經筵講學不同於(yu) 普通講學的“可以令他去思量”，而是要求解經必須盡可能的詳實詳盡，讓君主在萬(wan) 幾之暇以最短的時間，盡快地掌握經典中所蘊含的修齊治平之道。因而朱熹在經筵講義(yi) 中，對《大學》所有的經文、傳(chuan) 文進行了闡釋，不僅(jin) 有字詞訓詁，句意疏通、章旨概括，而且用“臣竊謂”、“臣謹按”等引語另起一段，進行義(yi) 理發揮，字數從(cong) 百字至上千字不等。[5]

如朱熹《經筵講義(yi) 》中對“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誌，此謂知本”的詮釋：

臣熹曰：猶人，不異於(yu) 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徳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誌，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yu) 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臣謹按：此傳(chuan) 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yi) 也。舊本脫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徳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誌，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yu) 眾(zhong) 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徳既明而民徳自新，則得其本之明効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yu) 分爭(zheng) 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7]706-707

朱熹首先對“猶人”、“情”等字詞進行了解釋，然後對該句的句意與(yu) 章旨進行了疏通與(yu) 概括，並再用“臣謹按”的按語另起一段，對前四章傳(chuan) 文的章旨進行小結，同時進一步闡釋為(wei) 何聖人能夠使民無訟，以及自新新民的本末先後之序，可謂訓詁與(yu) 義(yi) 理兼備，解釋得十分細致、詳盡。

真德秀則隻選取他認為(wei) 對人君為(wei) 學修德與(yu) 治國理政的最為(wei) 關(guan) 切的章節進行詮釋，而不再對《大學》所有經文逐條逐句地進行詮釋。有些是先列所抽取的經文，然後再以“臣某謂”、“臣某竊謂”、“臣（某）按”等按語引發對經旨的義(yi) 理闡發；有些則隻標章節而不列經文，直接闡發經典要義(yi) 。

在真德秀的經筵講學活動中，其《經筵講義(yi) 》僅(jin) 有三次列出《大學》經文。如端平元年十月十九日的講讀，僅(jin) 抽取以下經文進行詮釋：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曰：“穆穆文王，於(yu) 緝熙敬止。”[8]

真德秀通過對“克”、“顧諟”、“日新”、“作新民”、“於(yu) 緝熙敬止”等字詞的義(yi) 理發揮，明示帝王自明其明德而致緝熙之功達於(yu) 治國平天下的具體(ti) 方法與(yu) 路徑。[8]

十二月十二日講《大學平天下章》，真德秀重點詮釋了“楚國無以為(wei) 寶，惟善以為(wei) 寶。”以及《秦誓》曰：“若有一個(ge) 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8]以彰明選賢才遠小人對治國理政之重要性，希望理宗“不以金玉為(wei) 貴，而以賢才為(wei) 寶”。[8]

十二月二十七日講《大學平天下章》，真德秀隻闡發了《大學》“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zhong) ，食之者寡，為(wei) 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以及“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yu) 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yu) 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wei) 善之，小人之使為(wei) 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之文，[8]以儒家的“義(yi) 利之辨”為(wei) 切入點，闡發天子、士大夫治國理政應當以義(yi) 為(wei) 利，而不應以利為(wei) 利，否則就會(hui) 造成“舉(ju) 世之人皆趨於(yu) 利”，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的後果。[8]

其餘(yu) 的幾次進講，真德秀則不再列出經文，隻注明所講章節，如“《講筵卷子》十一月八日《大學格物致知章》”，“《講筵卷子》十三日《誠意章》”，“《講筵卷子》十六日《大學致知誠意章》、《修身正其心章》、《齊家在修其身章》”，“《講筵卷子》十八日《大學修身在正其心章》、《治國必先齊家》”，“《講筵卷子》二十七日《大學絜矩章》”等，不再一一地對經文進行疏解，並完全省略了字詞訓詁，采取了用“臣按”、“臣某謹按”等形式做按語，直接闡發經旨義(yi) 理，相對具有更大的自由度。

可見，與(yu) 朱熹跟寧宗講學盡可能地詳盡而全麵地闡發《大學》經文不同，真德秀則隻抽取他認為(wei) 最關(guan) 治道、最有利於(yu) 人君為(wei) 學修德、治國理政的經文進行詮釋。

二、詮釋重心：從(cong) 理論闡發到實處用力

如果說朱熹認為(wei) 經筵講學應“反複開導推說”，重在理論闡發，建構完善的理論體(ti) 係，以“發明正理，開啟上心”，[9]從(cong) 理論上說服、打動君主，按照儒家的價(jia) 值理想成君德立聖治，[5]那麽(me) ，真德秀則將詮釋的重點放到了如何引導帝王“做”一名合格的君主上，因而他在詮釋經典時總是直接點明帝王為(wei) 學修身、治國理政的關(guan) 鍵處，突顯“著力點”，以便其身體(ti) 力行地切實做工夫，將理學原則運之於(yu) 帝王修己治人的實踐。

以對“格物致知章”的詮釋為(wei) 例，朱熹先引程氏之言，闡發了格物與(yu) 致知的內(nei) 涵，進而闡發格物致知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就在於(yu) “萬(wan) 物各具一理，而萬(wan) 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而格物致知之所以必要是因為(wei) “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yu) 天下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yu) 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則會(hui) 因理有未窮，進而導致知不盡、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的嚴(yan) 重後果。[7]708-710這樣朱熹就通過理一分殊等原理，論證了為(wei) 學必以“格物致知最為(wei) 先務”。[7]708-710進而引申至王者子弟當由小學而入之大學之重要性，從(cong) 理論上圓融地論證了從(cong) 格物到致知之間的內(nei) 在邏輯聯係及為(wei) 學的重要性。[10]

而作為(wei) 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對朱熹所建構的理論建構自然從(cong) 內(nei) 心深處表示認同，並將其作為(wei) 理所當然的真理加以接受，因而在經筵講學時，他常常是言必稱朱熹：“朱熹以為(wei) 說得極好”、“又嚐聞朱熹之說”、“朱熹嚐言”、“朱熹之說當矣”、“熹之言至為(wei) 精切”等等。[8]但即便是如此，真德秀也並未一謂地重複或墨守朱熹，而是另辟蹊徑，將重心轉移到引導帝王如何“做”上。為(wei) 此，他在詮釋經典時，不僅(jin) 點明理解其理論的關(guan) 鍵處，而且力圖將其落到實際可用功處。對格物致知章的詮釋，真德秀開篇即言：“朱熹嚐言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而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的原因就在於(yu) “理無形而物有跡”，“欲人就事物上窮究義(yi) 理，則是於(yu) 實處用其功”，而不要墜入佛老之空虛髙遠中。常人猶且不可馳心於(yu) 高妙，更何況“以一身應萬(wan) 事萬(wan) 物之變”的帝王，否則就會(hui) 給國家帶來大惑大患，因而“此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為(wei) 治國平天下之先務也。”那麽(me) ，帝王應該如何格物致知呢？真德秀聯係帝王身心實際與(yu) 時政說道：“至於(yu) 輔臣奏對，尤當從(cong) 容訪逮，政事因革，俾陳其利病之原，人材進退，必叩以賢否之實，如有未諭，反複審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厭籲咈。以至言官之奏論彈劾，群臣之進見對敡，率霽天威，俯加酬詰，俾攄底藴，盡究物情如此，則於(yu) 國家之事日益明習(xi) ，而舉(ju) 措用舍之間無不適當矣！凡此皆所謂格物也。”人君如果能夠於(yu) 事物上窮理，則自然可做到物格、知至。接著又聯係國家近日用兵失敗的教訓，指出其“輕舉(ju) 而無成”的原因就在於(yu) “緣隻見得理之一偏，而未嚐周思曲慮到窮極之處”，“此亦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因而在國家的政治及軍(jun) 國大事上，既不可輕敵，也不可畏敵，亦不可忘敵，而應“與(yu) 大臣講求策畫，申儆將帥，嚴(yan) 設堤防，謀未十全，姑務固守，執可一定，奮然必為(wei) 如此，方是見得義(yi) 理周盡”，理事相須，所以無弊。[8]

由此可見，與(yu) 朱熹重在理論建構與(yu) 闡發不同，真德秀將重心放在了“實處用其功”上，點明修己之人的做工夫的關(guan) 鍵處，引導帝王學為(wei) “聖王”，將理學原則運之於(yu) 成君德立聖治的實踐。如在“釋新民”章時，真德秀點出“《康誥》《帝典》兩(liang) 語切要處，在“克”之一字。”望理宗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則堯帝文王可及矣。”在解“誠意”章時，真德秀徑直指出“自欺、自慊兩(liang) 言，乃此章之綱領”，而“‘謹獨’二字為(wei) 入德之門”，人君當在一“敬”字上下功夫，“以文王為(wei) 法，臨(lin) 朝必敬，而退居深宮，亦必敬；對群臣必敬，而退與(yu) 嬪禦近習(xi) 處，亦必敬，如此則於(yu) 謹獨之道得矣。”講“大學絜矩章”時，真德秀言：“蓋天下之不平，自人心不恕始”。人君之絜矩之道則是“處宮室之安，則憂民之不足於(yu) 室廬；服綺繡之華，則憂民之不給於(yu) 繒絮；享八珍之味，則憂民之饑餒；備六宮之奉，則憂民之曠鰥。以此心推之，使上下、尊卑、貧富、貴賤，各得其所。欲有均齊而無偏陂，有方正而無頗邪”。[8]諸如此類詮釋比比皆是，重在凸顯經義(yi) 切於(yu) 己之可實行之關(guan) 鍵處，用理學來指導政治、生活等方麵的實踐。

三、詮釋方式：從(cong) 議論說理到經史結合

由於(yu) 真德秀與(yu) 朱熹兩(liang) 人在經筵講學時經典詮釋的重心不同，必然導致其詮釋方式的不一樣。朱熹重在以“正理”啟沃君心，引導帝王接受理學的思想觀念與(yu) 價(jia) 值理想，因此他采取了議論說理的方式，通過嚴(yan) 密的理論論證與(yu) 邏輯推理，力圖講清楚為(wei) 什麽(me) 、是什麽(me) 等問題。[11]如《大學》解題時，他以人人皆有的天理之性以及氣秉物欲之蔽闡發人以“學”去蔽複性的可能性與(yu) 必要性，[7]691-692對《大學》三綱領闡發時，對明德、明明德、親(qin) 民、至善的內(nei) 涵的界定，以及如何通過自新新民而明明德於(yu) 天下的路徑的闡釋等，[12]無不是力圖通過議論說理、等方式，引導帝王以《大學》為(wei) 框架，以理學思想為(wei) 內(nei) 涵，成君德出聖治。[11]當然其間朱熹也間或引用了程頤、程顥、謝良佐、尹焞等當時學者的言論，以及《詩經》《尚書(shu) 》之言，以增強說理的說服力，但總體(ti) 數量偏少，主要還是以議論說理為(wei) 主。

真德秀則將詮釋的重心放在了引導帝王“如何做”等問題上，因而他采取了經史結合的詮釋方式。真德秀認為(wei) 當時學界有一種不良傾(qing) 向，喜歡將儒者之學分為(wei) “性命道德之學”與(yu) “古今世變之學”，“尚評世變者,指經術為(wei) 迂；喜談性命者,詆史學為(wei) 陋”，“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將“經”與(yu) “史”、“理”與(yu) “事”截然兩(liang) 分，從(cong) 而在實際中就會(hui) 造成“理不達諸事,其弊為(wei) 無用。事不根諸理,其失為(wei) 無本”的弊端，因而真正的善學者應該是“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13]他所推崇與(yu) 踐行的就是這種經史並用結合、理事結合的學問。這樣的一種觀念，也深深地影響了他對經典詮釋的方法。因而，在經筵講學中，他一方麵引經據典，增強論證的權威性；一方麵運用曆史故事，以生動可感事例，指引人君汲取經驗教訓，闡發治國平天下之道，從(cong) 而使得其經典詮釋具有經史結合的特點。

真德秀《經筵講義(yi) 》所記共計八講，基本每一講都援引經典或先儒議論。如其“十月十九日”的進講，就引用了《論語》《孟子》《易》以及《詩經》之《周頌》《大雅》《敬之》《維清》等經典。“十一月八日”進講，除引用《舜典》外，還引用了程頤、朱熹等先儒言論。“十一月十三日”進講，援引了《中庸》以及《詩經》之《大雅》《思齊》。“十一月十六日”進講，主要引用了朱熹及高宗皇帝的言論。“十一月十八日”進講，援引了《論語》《中庸》與(yu) 《詩經》之《桃夭》《蓼蕭》，以及朱熹的議論。“十一月二十七日”進講，援引了杜牧《賦阿房宮》。“十二月十二日”進講，援引了《楚語》與(yu) 蘇軾的言論。“十二月二十七日”進講，援引了《易》與(yu) 韓愈的《原道》、董仲舒《對策》。[8]相較朱熹而言，真德秀援引經典的範圍及頻率要比朱熹寬廣得多。這些對《詩經》《中庸》《論語》《孟子》等經典與(yu) 先儒言論的援引，無疑可以增強理論的權威性與(yu) 信服力。

此外，為(wei) 增強經典的可感性、趣味性與(yu) 易理解性，真德秀在經筵講學中還較多地運用了曆史故事，為(wei) 宋理宗提供了是生動可感的治國借鑒。如在詮釋《齊家在修其身章》時，以曆史上瞽䏂不愛舜而愛傲、薑氏不愛鄭莊公而愛叔段、唐玄宗不愛王氏而愛惠妃所導致的國家之禍亂(luan) 的故事，警醒人君齊家之重要性，指出不可因“愛惡一偏”而導致“善惡易位”，進而引發身不修、家不齊、國不治等一係列嚴(yan) 重後果，從(cong) 而生動形象地闡發了修身與(yu) 齊家的關(guan) 係。[8]在闡釋《治國必先齊其家章》時，真德秀援引漢高祖劉邦寵戚姬而疏呂後以致後日人彘之禍，唐太宗於(yu) 事親(qin) 友兄弟而有慚德以致三百年家法不正的故事，勸誡人君以道齊家，確保國家治理秩序。而在《大學平天下章》的詮釋中，真德秀將唐太宗時以房玄齡為(wei) 相而能“持眾(zhong) 美效之君”以興(xing) 唐，與(yu) 唐玄宗以李林甫為(wei) 相妒賢嫉能而壞唐的史事進行對比，指出人君如何選拔並觀察所使用的大臣是否具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從(cong) 而揭示人君應該選拔具有能“容”之賢臣來輔助君主治理天下。[8]

四．詮釋傾(qing) 向：從(cong) 切己體(ti) 察到經世致用

朱熹與(yu) 真德秀的《經筵講義(yi) 》均為(wei) 引導當世帝王成君德出治道而作。由於(yu) 朱熹認為(wei) ：“天下之事千變萬(wan) 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yu) 人主之心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yu) 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正。”[14]618將正君心作為(wei) 解決(jue) 社會(hui) 政治問題的根本，因而朱熹在進行經典詮釋時，更注重君主的“內(nei) 聖”修養(yang) ，要求其從(cong) 切己處體(ti) 察。而真德秀則將《大學》作為(wei) “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15]1，因而在詮釋時更注重發揮其經世致用的效能，具有“外王”的實踐傾(qing) 向。

同樣是理論聯係君主實際，朱熹會(hui) 說：“臣願陛下清閑之燕從(cong) 容諷味，常存於(yu) 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yu) 修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yu) 修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嚬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修親(qin) 悅，舉(ju) 而措諸天下無難矣”。[7]698-699更為(wei) 強調切己體(ti) 察的“內(nei) 聖”工夫，認為(wei) 隻要身修家齊，自然家國天下可得而治。

而真德秀更注重經世致用。在經筵進講中，他經常會(hui) 聯係朝廷的政治實際，引導理宗將經典中的治國理政之道運之於(yu) 朝廷政治運作。如在解“湯之《盤銘》”引申至帝王當如何日新其德時，真德秀直言不諱地直擊理宗的要害：“陛下昨為(wei) 權臣所蔽，養(yang) 晦十年，天下之人未免妄議聖德。一旦奮然更新，天下鹹仰聖德，如日月之食而更也然，自今以往，日新又新之功，一或不繼，則未免又失天下之望。須是常屏私欲，而存天理；常守恭儉(jian) ，而去驕奢；常勤問學，而戒遊逸；常近君子，而遠小人；常公而不私，常正而無邪，今日如是，明日又如是，以至無日而不如是，則其德無日而不新，仰視成湯何遠之有？”希望理宗能夠遠小人而近君子，“修明政刑，信必賞罰，崇獎廉能，汰斥貪繆”，從(cong) 而新己、新民、新朝廷而新天下，實現天下大治。既針砭了時弊，又提出了具體(ti) 的實施措施。又如在解“絜矩之道”時，真德秀在解釋什麽(me) 是君王的絜矩之道後，便直接聯係當時冬日大寒，百姓“有饑凍切膚之慘”，戍邊將士“有風沙眯目之悲”的社會(hui) 生活實際與(yu) 政治時局，希望理宗能夠“以惻怛之心，施惠䘏之政”，即使是“仁未能徧及”，“然能選良吏以字之，擇良將以拊之，使民無剝膚之苦，士有挾纊之溫”等等。[8]相較朱熹而言，真德秀更注重經世致用，以實事顯實功，具有“外王”的傾(qing) 向。

五、結語

通過真德秀與(yu) 朱熹《經筵講義(yi) 》的比較，我們(men) 發現雖同是對《大學》的詮釋，但兩(liang) 人在經文詮釋的章節選擇、詮釋重心、詮釋方式、詮釋傾(qing) 向等方麵存在不同。朱熹重在理論闡發，以議論說理的方式，引導帝王切己體(ti) 察，具有“內(nei) 聖”的特點，而真德秀則將重點放到了引導帝王“如何做”上，采用經史結合的方式，點明帝王為(wei) 學修身、治國理政之切要處，力圖發揮理學經世致用的功能，具有“外王”的傾(qing) 向。正如漢學家包弼德所言：“朱熹利用《大學》來說明君主和學者該如何修身，真德秀則把《大學》作為(wei) 一個(ge) 參照點，作為(wei) 皇帝操行的規範。”[16]121真德秀麵對著朱熹所建構的龐大而精密的理學思想體(ti) 係，雖然難以從(cong) 理論上再次進行突破，但是他卻另辟蹊徑，他將朱熹之學由高談心性義(yi) 理導向了經世致用，由理論建構導向了實踐踐履，由“內(nei) 聖”導向了“外王”，使得朱熹的理學思想以一種更具實踐性與(yu) 應用性的特征而為(wei) 統治階層所認同，從(cong) 而推動了理學的官學化與(yu) 社會(hui) 化。其“羽翼”朱熹《大學》精神所做的《大學衍義(yi) 》更是被視為(wei) 能指導帝王經世治國的“帝王之學”，備受推崇。[15]1-3因此，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而言，真德秀雖然沒有突破朱熹的整體(ti) 理論框架，但是在推動了理學思想向經世之學的發展等方麵多有創見，從(cong) 而有補於(yu) 理學的“空疏”之弊，並為(wei) 明清實學的興(xing) 起奠定了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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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01.中華書局，1986.
 
[7]朱熹.經筵講義//朱子全書.第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真德秀.經筵講義//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徐鹿卿.辛酉進講//清存正稿.卷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王琦.從正誠之學到堯舜之治：朱熹帝學思想探析.原道，2019(37).
 
[11]王琦.朱熹帝學思想研究——以<經筵講義>為中心的考察.湖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
 
[12]王琦.朱熹理學化的帝學思想——以<經筵講義>為中心的考察.湖南大學學報，2018(5).
 
[13]周敬甫晉評序.西山文集.卷2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朱熹.己酉擬上封事//朱子全書.第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15]真德秀.大學衍義序//大學衍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16]包弼德.曆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注釋：
 
[1]經筵講義是宋代興起的一種新經學體例，是儒家士大夫詮釋經旨義理並對帝王進行教育的經筵講稿與帝學教材。朱熹的《（大學）經筵講義》進呈的時間是紹熙五年（1194），擔任煥章閣待製兼侍講時為宋寧宗講學而做。真德秀為宋理宗進講《大學》經筵講義是在端平元年（1234），擔任翰林學士知製誥兼侍讀。關於宋代經筵講義的代興起、發展過程請參看王琦：《論宋代經筵講義的興起》，《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
 
[2]朱熹第一次序定《大學章句》的時間是淳熙四年（1177），第二次序定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其後又修改多次，在其入侍經筵進講《大學》經筵講義前，其主體內容已經基本確定。真德秀在其端平元年所進的《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中自言“又，於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大學章句》”，可知其《大學經筵講義》就是對朱熹《大學章句》所做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