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契約文書(shu) 整理與(yu) 研究的新創獲

——國家重大招標課題“清水江文書(shu) 整理與(yu) 研究”最終成果概要

作者：張新民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貴州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22年第4期

摘要：“清水江文書(shu) 整理與(yu) 研究”以其2 500萬(wan) 字的學術成果總量，順利完成了國家重大招標課題的結題任務。其中主體(ti) 成果清水江鄉(xiang) 民家藏文書(shu) 的搜集考釋，乃是花費十年心力精心結撰的重要學術成果，不僅(jin) 改變了鄉(xiang) 村社會(hui) 研究的史料環境，而且推動了古文書(shu) 學的建構與(yu) 發展。而依據大量原始契約文書(shu) 展開分析與(yu) 研究，采用契約文書(shu) 、傳(chuan) 世典籍、田野調查三者互考互證的方法，也催生了一批質量一流的學術論著的出版或發表，顯示了可與(yu) 敦煌學、徽學媲美的清水江學蒸蒸日上發展的良好勢頭。而相關(guan) 學術論著研究題域深廣，也說明一個(ge) 新的區域學完整分析框架正在逐步形成。

關(guan) 鍵詞：清水江文書(shu) ；文書(shu) 學發展；考釋與(yu) 研究；區域學建構；成果總結;

作者簡介：張新民，男，貴州貴陽人，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教授，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榮譽院長。

基金：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清水江文書(shu) 整理與(yu) 研究(11&ZD096)

“清水江文書(shu) 整理與(yu) 研究”作為(wei) 國家重大招標課題的順利完成，以大量係列文獻整理專(zhuan) 書(shu) 和學術研究論著的形式，有力地推動了民間鄉(xiang) 土社會(hui) 大量遺存契約文書(shu) 的搶救、征集、整理和出版，繼長期興(xing) 盛不衰的敦煌學和徽學之後，形成了又一次利用新材料探討新問題的“清水江學”研究新局麵。課題組全體(ti) 成員經過前後十年的艱苦努力，一方麵重視民間文書(shu) 原始資料的搜集整理和考釋編纂工作，盡可能以大規模結集出版的方式向社會(hui) 貢獻一流的文獻整理精品；另一方麵也注意相關(guan) 研究工作的及時交流討論及出版發行，以紮實的學問功夫向學界交上一批能夠傳(chuan) 之久遠的專(zhuan) 題著述。因而不僅(jin) 在民間文書(shu) 的整理方麵形成了一套規範、係統、完整、科學的著錄考釋方法，而且也通過學術研究深化了對西南民族地區乃至更大範圍的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認知和了解。憑借紮實的文書(shu) 整理考釋功夫及大量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利用，采用契約文書(shu) 、傳(chuan) 世典籍、田野調查三者互考互證的學術方法，更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培養(yang) 了一批青年人才，形成了一支學術團隊，催生了一門新的學科(清水江學),受到學術界的廣泛好評。初步統計成果數量已達2500萬(wan) 字，字字句句均滲透著課題團隊的心血與(yu) 汗水，是長期甘坐冷板櫈換來的學術成績，雖身所親(qin) 曆者亦難道盡其中的甘苦。

一、民間文書(shu) 整理與(yu) 學術研究成果的雙創獲

根據項目設計及預期目標的要求，經征得國家社科基金規劃辦公室同意，我們(men) 按照項目進度及學界急於(yu) 使用資料的需要，首先整理並出版了22冊(ce) 的大型文獻專(zhuan) 書(shu) ——《清水江文書(shu) 係列·天柱文書(shu) 》,同時又逐一對每件文書(shu) 進行了考釋，完成了近八千份(冊(ce) )文書(shu) 的錄文考釋工作，撰成了44冊(ce) 凡68卷的《天柱文書(shu) 考釋》,並出版了三部重要學術論著，形成了大型送審學術結題報告《從(cong) 鄉(xiang) 土社會(hui) 認知傳(chuan) 統中國》部。並以占有大量第一手原始資料為(wei) 基本前提，輔以廣泛而深入的田野調查，根據個(ge) 人的學術專(zhuan) 長，陸續在《光明日報》《中國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社會(hui) 經濟史研究》《中國社會(hui) 曆史評論》《安徽史學》《山西師範大學學報》《吉首大學學報》《求索》《廣西民族研究》《廣西民族大學學報》《農(nong) 業(ye) 考古》《北方民族大學學報》《貴州民族研究》《貴州社會(hui) 科學》《貴州大學學報》等重要刊物上，發表了總數達112篇之多的專(zhuan) 題學術論文(截止於(yu) 2019年9月),均尚有待於(yu) 分類成冊(ce) 合編出版。其中引用率最高者達58次，即使置於(yu) 全國範圍內(nei) 進行比較，也顯得極為(wei) 突出。說明至少在清水江文書(shu) 的整理研究與(yu) 清水江區域學的建構完善方麵，課題組的相關(guan) 研究成果，已在社會(hui) 化或公共化的轉化過程之中，有了參與(yu) 知識再生產(chan) 與(yu) 學術再創造的不小新收獲。而與(yu) 文獻整理及學術研究同時配合，課題組還舉(ju) 行了規模大小不等的十餘(yu) 次學術研討會(hui) ，影響最大者即先後兩(liang) 次召開的“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中國地方社會(hui) 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敦煌文書(shu) 、徽州文書(shu) 整理研究百年經驗總結暨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學術研討會(hui) ”,不僅(jin) 吸引了大批海內(nei) 外學者積極參與(yu) 研究，有力地推動了清水江區域學的學術建構事業(ye) ，引起了政府部門和社會(hui) 各界的廣泛關(guan) 注，而且培養(yang) 了一批青年優(you) 秀人才，僅(jin) 碩博士學位論文達17篇之多，帶動的國家及省部級課題達30多項。

《清水江文書(shu) 係列·天柱文書(shu) 》與(yu) 《天柱文書(shu) 考釋》兩(liang) 部大型文獻整理專(zhuan) 書(shu) ，主要著錄並逐條考釋分藏在天柱地區各自然村落的民間家藏檔案契約，內(nei) 容除土地及山林交易文書(shu) 外，尚有賬簿、稅單、納糧執照、魚鱗冊(ce) 、訴狀、判辭、官府告示、算命書(shu) 、風水書(shu) 、清白書(shu) 、婚書(shu) 、休書(shu) 、碑銘、日記、教材稿本等各種鄉(xiang) 土文獻。時間上起明代，下迄民國年間，涵蓋地域則廣涉當地絕大部分鄉(xiang) 鎮及苗侗自然村寨，所收資料均為(wei) 首次向社會(hui) 公布的重要民間原始文獻，不僅(jin) 係統性、完整性、全息性特征突出，即史料價(jia) 值和學術研究意義(yi) 也頗引人注目。考釋工作則以文獻解讀與(yu) 田野調查互證的方法，解決(jue) 了大量包括苗侗語漢讀漢寫(xie) 在內(nei) 的疑難問題，為(wei) 學界提供了難得的大型文書(shu) 整理專(zhuan) 書(shu) 。

合觀已出版的《凸洞三村：清至民國一個(ge) 侗族山鄉(xiang) 的經濟與(yu) 社會(hui) 》《民間契約文書(shu) 與(yu) 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以清水江流域及天柱文書(shu) 為(wei) 中心的研究》《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中國地方社會(hui) 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三部研究專(zhuan) 書(shu) 及發表於(yu) 期刊的百餘(yu) 篇論文，主要涉及文書(shu) 學、習(xi) 慣法、生態環境、土地交易、林業(ye) 生產(chan) 、木材貿易、經濟狀況、婚姻關(guan) 係、民俗特點、家庭史、宗族史、苗疆開辟、社會(hui) 變遷等多方麵的問題，涵蓋社會(hui) 史、經濟史、民族史、文化史等多種學科領域，體(ti) 現了文獻整理與(yu) 學術探討雙管齊下展開研究的學風。其中如比較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徽州文書(shu) 的異同，尋繹清水江文書(shu) 的民族性與(yu) 地域性特點，探討當地土地買(mai) 賣與(yu) 地權分配及田賦製度變化的軌跡，分析“股”在較為(wei) 少見的流通和生活領域中的存在，評述鄉(xiang) 村社會(hui) 出繼立嗣和寡婦文化現象，考察民間習(xi) 慣法與(yu) 國家法的融突關(guan) 係與(yu) 實踐難題，深挖王朝政權開辟“苗疆”的策略依據及其目的，從(cong) 而回應西方“新清史”殖民擴張理論話語主張及敘事方法的桃戰等等1;均可從(cong) 中看到研究題域深刻廣泛，論述內(nei) 容翔實新穎。

二、開拓契約文書(shu) 整理研究理論與(yu) 方法突破的新空間

清水江下遊地區保留至今的大量契約文書(shu) ，主要散存於(yu) 民間社會(hui) 各自然村落，多數為(wei) 鄉(xiang) 民私家庋藏文書(shu) ，分布地域極為(wei) 寬廣，鄉(xiang) 民至今視為(wei) 珍寶。因而整理編纂工作一開始，我們(men) 即本著“搶救是根本，整理是關(guan) 鍵，公布是核心，研究是歸宿”的基本原則，以文書(shu) 整理及研究工作為(wei) 中心，一方麵推動文書(shu) 的搶救、保護和搜集工作，深刻影響了地方政府尤其是檔案部門的決(jue) 策行為(wei) ，擴大了清水江下遊地區各縣文書(shu) 的調查和征集範圍；另一方麵也強化了整理、編纂、公布或出版工作，改善了學界必需的史料利用環境，豐(feng) 富了以紮實史料為(wei) 立論基礎的學術研究成果，出版或即將出版一批高質量的契約檔案專(zhuan) 書(shu) 。

目前已經出版的《清水江文書(shu) 係列·天柱文書(shu) 》與(yu) 即將出版的《天柱文書(shu) 考釋》,可說是兩(liang) 部最有代表性的大型民間文獻整理專(zhuan) 書(shu) 。兩(liang) 書(shu) 一偏重於(yu) 原始民間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編纂，一著力於(yu) 原始民間文獻的釋讀、訓解和考證，即使衡以其他地區的相關(guan) 學術出版成果，均為(wei) 難得的契約文書(shu) 整理研究典範。其搜羅宏富，敘次井然，分卷列目合理，一一燦然在眉；而錄文精當，注釋準確，考證允洽，亦為(wei) 曆來文書(shu) 整理所罕見。至於(yu) 原先散見於(yu) 千家萬(wan) 戶之原始契據，裒然合為(wei) 一長編巨帙，遂變零落為(wei) 集中，化散亂(luan) 為(wei) 係統，讀者手此兩(liang) 書(shu) ，則宛如走進鄉(xiang) 民曆史與(yu) 生活的文化現場，可與(yu) 鄉(xiang) 民對話，能同農(nong) 夫談心，排比研究，受益無窮。僅(jin) 資料搜考匯編，避免散出佚亡一項，即耗盡心力時間，堪稱功夫之作。

整理考釋工作的另一重要原則，即嚴(yan) 格按照“在地性”或“歸戶性”方法編排。凡入錄之契約文書(shu) ，不分類型，不零星切割，均一律以鄉(xiang) 民家庭為(wei) 基本著錄單位，按照民間自然收藏秩序編目，突出其與(yu) 鄉(xiang) 民日常生活合為(wei) 一體(ti) 的生態特征。標題則先注明編號，次則時間、事主、事由、標的物、文書(shu) 類型、內(nei) 容性質，一一具體(ti) 明白。所載文書(shu) 既影印原件，以求一睹原物之真，盡量提供更多的原初曆史信息，又逐字逐句辨讀，一一出以釋文，疏通俚語方言，方便學者查考利用。有鑒於(yu) 考釋工作之難，人人視為(wei) 畏途，故在鼓勵課題組成員勤翻書(shu) 籍、廣查文獻、實地調研、不恥下問、多重互證的同時，也一再強調或告誡，必須力戒翻檢不勤、原委未窮、妄斷臆改、缺乏實證、釋義(yi) 欠妥、用語未準、直白粗疏、重複累贅、不當注而注、校對不嚴(yan) 等十弊,要皆以求真從(cong) 實為(wei) 鵠的，不敢有一絲(si) 一毫之輕忽。而所出釋文注解，均必須一一與(yu) 原件對應契合。同一家庭或家族的文書(shu) ，則一概統括條別，排列必以年代先後為(wei) 序，同時標出原始來源地，注明文書(shu) 原持有人，以表征固有家庭收藏來源及地域分布特點，尋繹文書(shu) 與(yu) 文書(shu) 之間的內(nei) 在脈絡關(guan) 係，建構與(yu) 曆史真實相符的知識譜係，避免缺乏歸戶性可能導致的訛誤。無論編纂原則或著錄方法，都極有新意和特點。

由於(yu) 嚴(yan) 格按照文書(shu) 戶屬形態從(cong) 事整理與(yu) 編纂，而文書(shu) 持有人往往又兼有當事人或血親(qin) 後裔的雙重身份，從(cong) 而完整地保存了原有的農(nong) 家歸戶性特征和村落歸屬生態格局，能夠有效及時地幫助學者回到文書(shu) 產(chan) 生的鄉(xiang) 村生活現場，透過寫(xie) 本手書(shu) 文字必有的“語景”進入原有生活實踐的“場景”,不能不說是極大地方便了學者的稽考查核和研究利用，從(cong) 而更好地依據時間空間雙重可靠定位標準展開客觀分析，比對其他缺少農(nong) 戶或村落著錄項的契約檔案整理專(zhuan) 書(shu) ，顯然也構成了文書(shu) 整理編纂方法上的一大重要創獲。

除歸戶性特征突出外，其他可舉(ju) 者尚有四點：一是民間性意涵突出；再為(wei) 曆時性線索清楚；三乃契式類型定位準確；四即內(nei) 容形式多樣。加上未打亂(luan) 其固有村落秩序，嚴(yan) 格遵循編年著錄敘次原則，故完整性和係統性特征也得到了凸顯，民族性特征更為(wei) 獨有，漢文化的影響也不可輕忽，不僅(jin) 填補了西南地區較少發現或整理出版大規模契約文書(shu) 的空白，同時也擴大了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文化研究的空間，增加了觀察或認知傳(chuan) 統中國完整全貌的邊地解讀視角和民族文化敘事視野。

天柱文書(shu) 整理與(yu) 研究用力最多的乃是考釋工作，由於(yu) 民間寫(xie) 本字體(ti) 構形多不規範，異體(ti) 字、俗體(ti) 字頻繁錯雜，加上漢字記苗語侗音及苗侗漢三語混雜的情況時有發生，解讀工作遠較一般古籍整理更為(wei) 艱難，麵臨(lin) 的挑戰也非一般文字工作所能比擬。而更為(wei) 困難者則為(wei) 地方術語的考釋問題，如涉及山林交易用語的“一刀砍過”“砍一不砍三”,關(guan) 係民間協商或習(xi) 慣法用語的“理岩”“合款”,表征木材體(ti) 量丈測麵積的“圍碼八十八兩(liang) ”,牽聯糯禾計量單位的“禾”“把”“手”“邊”(編、褊)等等，都屬地方性或民俗學知識範疇，攜帶大量鄉(xiang) 土文化信息，決(jue) 非僅(jin) 靠查閱文獻資料所能解決(jue) ，必須深入鄉(xiang) 村進行田野調查。可見田野調查有助於(yu) 資料的搜集，否則便談不上大規模文書(shu) 的整理與(yu) 編纂，但同時也是理解文獻的一種方法，否則亦難以掃除考釋工作中的障礙。其中任何一項成果的取得都來之不易，花費的時間精力遠非一般學術研究所能比擬。

天柱民間文書(shu) 涉及鄉(xiang) 民日常生活，從(cong) 普通人際交往到宗教信仰方方麵麵的問題，僅(jin) 經濟契約一類即有買(mai) 、賣、絕賣、永賣、典、當、租、佃、領、贈等多種類型，加以係統化整理編纂之後，即凸顯出其全息性特征和內(nei) 涵，能夠揭示出不同的分層經濟狀況及總體(ti) 結構模式，判斷人的經濟抉擇行為(wei) 方式與(yu) 文化影響因素所發揮的潛在作用，分析人的抉擇行為(wei) 與(yu) 其背後的社會(hui) 變化進程的交織互動關(guan) 係，同時通過不同學者多方麵的解讀和研究，有效推動曆史學、民族學、民俗學、社會(hui) 學、經濟學、法律學等學科的發展，改變西南與(yu) 華南、江南等地區學術研究長期畸輕畸重不平衡的現象，課題研究已出版的三部專(zhuan) 書(shu) 及百餘(yu) 篇論文均可作為(wei) 明證，名目繁多的學術論文大量引用已出版的《清水江文書(shu) 係列·天柱文書(shu) 》亦不難例證。課題成果已經並將持續推動西南史地文化乃至傳(chuan) 統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研究事業(ye) ，顯然已是無可爭(zheng) 辯的客觀事實。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比較徽州或其他地區的文書(shu) 出版成果，凡規模較大成係統者，均一概以影印方式付梓，而較少有全麵考釋乃至獨立成書(shu) 者。不作或不為(wei) 的原因很簡單，即“茲(zi) 事甚細，智者不為(wei) ，不為(wei) 終不能得其用”。原始民間文獻的整理工作是需要付出時間精力等巨大代價(jia) 的，必須具足笨人做笨事的耐力與(yu) 功夫才能有所收獲，而相關(guan) 考釋成果一旦公諸學界或社會(hui) ，則“學者資之為(wei) 治學利器，編者不能藉之以獲名”,但如果能做到“一人勞而千人逸”,則任何勞累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三、開辟文獻解讀與(yu) 田野調查互考互證的學術新路徑

《清水江文書(shu) 係列·天柱文書(shu) 》與(yu) 《天柱文書(shu) 考釋》所收文書(shu) ,均來自當地各鄉(xiang) 鎮自然村寨，並按照村屬形態與(yu) 戶屬形態一一編目。涉及之鄉(xiang) 鎮村寨為(wei) ：翁洞鎮黃巡村、岑板村、克寨村、翁洞村、大段村；江東(dong) 鄉(xiang) 大坪村、江東(dong) 村、東(dong) 坡村；白市鎮對江村、地樣村、新舟村；高釀鎮優(you) 洞村、勒洞村、春花村、上花村、地壩村、地良村、木杉村、甘洞村、邦寨村、豐(feng) 保村；石洞鎮擺洞村、衝(chong) 敏村；竹林鄉(xiang) 南頭村、竹林鄉(xiang) 、梅花村、力木村、高坡村；坌處鎮大山村、蔣溪村；渡馬鄉(xiang) 共和村；蘭(lan) 田鎮地鎖村；遠口鎮遠洞村；蟠溪鄉(xiang) 平岑村。文書(shu) 類型則有土地買(mai) 賣契約、土地租佃契約、賬簿、稅單、家產(chan) 清單、納糧執照、訴狀、判辭、官府告示、算命書(shu) 、風水書(shu) 、清白書(shu) 、分關(guan) 書(shu) 、婚書(shu) 、休書(shu) 、過繼契約、陪嫁資契、保結書(shu) 、碑銘、日記、教材稿本等。均非僅(jin) 以舊錢臨(lin) 時充數，而是深山親(qin) 自采銅，多方查考，得之不易；而一旦鑄成新錢良幣，則舉(ju) 世流通，人人寶愛，學林受益無窮。今觀大量期刊成果不斷引用《天柱文書(shu) 》,即不難從(cong) 中證而知之。至於(yu) 考釋成果，除參考大量古今文獻外，更深入鄉(xiang) 鎮村寨，與(yu) 鄉(xiang) 民村夫交往，向寨老耆舊詢談，得諸田間地頭。材料既攜帶了大量鄉(xiang) 間民眾(zhong) 原始信息，研究亦為(wei) 文獻與(yu) 田野互證的結果。

天柱文書(shu) 考釋工作完成之前，先期發表的一係列成果，已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即以《天柱文書(shu) 》的出版為(wei) 例，不僅(jin) 引用而撰寫(xie) 論文者可說成百上千，形成了又一波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的清水江學研究新熱潮，而且獲得了學界的廣泛好評，贏得媒體(ti) 和社會(hui) 輿論的普遍關(guan) 注。其中如著名學者楊國楨介紹體(ti) 量萬(wan) 件以上契約文書(shu) 的形成及相關(guan) 成果時，便特別提到了《天柱文書(shu) 》的出版，認為(wei) “私藏契約文書(shu) 經過學者和當地政府的通力合作，深入田野調查，有了井噴式的發現，為(wei) 中國契約學的學科建設奠定堅實基礎”。而西南與(yu) 華北、中南等地區一樣，在文書(shu) 整理和研究方麵都取得了“新的突破”。“蘊含基層和民間日常生活、婚姻家庭與(yu) 宗族、財產(chan) 和繼承、社會(hui) 關(guan) 係、地方風俗習(xi) 慣等問題的大量信息”,“也逐漸為(wei) 經濟學、社會(hui) 學、文化人類學研究者所關(guan) 注”。尤其“整理編纂時全部歸戶到村、鎮，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的方法”,作者更以“豐(feng) 富了契約學研究的內(nei) 容”的說法，予以了高度的肯定性評價(jia) 。複旦大學朱蔭貴教授則反複強調，《天柱文書(shu) 》的出版乃是“民間文書(shu) 寶庫編纂整理和研究利用的又一重大進展”;“必將會(hui) 使外界對這些深藏於(yu) 貴州大山之中，原汁原味反映中國社會(hui) 原生態文書(shu) 的珍貴性有更多認識”。而尤為(wei) 重要的是，“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明清以來中國社會(hui) 經濟各個(ge) 領域的研究，受史料和文化傳(chuan) 承等影響，基本集中在東(dong) 部、中部和漢族文化地區，這種狀況使得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難說完整地代表了整個(ge) 中華文明，也成為(wei) 現有研究成果難以避免的弱點之一。清水江文書(shu) 的發現和整理研究，將會(hui) 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這一狀況，並使得我國東(dong) 部地區與(yu) 西部地區、漢族地區與(yu) 少數民族地區、發達地區與(yu) 不發達地區、平原地區與(yu) 山地地區的社會(hui) 經濟文化和其他學科的比較研究具備了可能”。如果著眼於(yu) 學術發展更長遠的未來，也可說《天柱文書(shu) 》一類大型文獻專(zhuan) 書(shu) 的出版，也“為(wei) 今後更長期的曆史研究和從(cong) 更廣泛的角度研究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有可能使中國的社會(hui) 科學研究在某些領域和課題上具有更加鮮明的中國特色，並大大增強站在世界學術研究前沿的可能性”。

與(yu) 楊國楨、朱蔭貴兩(liang) 位先生的看法類似，欒成顯、錢宗武、劉伯山、劉道勝、阿風、王振忠、戴安鋼、古永繼、孔令宏、相原佳之等海內(nei) 外學者，都一致盛讚《天柱文書(shu) 》的學術研究價(jia) 值，認為(wei) 大批珍稀文書(shu) 資料的付梓，必將推動清水江文書(shu) 及相關(guan) 領域的研究，發揮引領“學術之新潮流”,結出豐(feng) 碩的學術“預流果”,強化獨立的國際性顯學——“清水江學”蒸蒸日上、不斷繁榮的可能性作用。作為(wei) 前期紮實的資料整理工作，也可說《天柱文書(shu) 》的出版，提供了大量“研究苗、侗地區民族、經濟、文化方麵最真實的第一手實物史料”,乃是“近年來明清契約文書(shu) 研究的一件大事”。而大批高質量的成果已改變了西南地區學術研究長期滯後的現象，清水江文書(shu) 亦因此“成為(wei) 徽州文書(shu) 以外中國第二大民間契約文書(shu) 寶庫”。如果加上徽州文書(shu) 、浙江石倉(cang) 契約等大量整理成果，對比以北京為(wei) 代表的文書(shu) 整理工作現狀，甚至有學者認為(wei) 南北地區相較，相關(guan) 研究成果已呈現出“南強北弱”的態勢。至於(yu) 學木界的專(zhuan) 篇書(shu) 評，亦時見於(yu) 報紙期刊。其中如府建明先生便從(cong) 多個(ge) 方麵評價(jia) 了《天柱文書(shu) 》的整理出版工作，認為(wei) 從(cong) 文書(shu) 本身內(nei) 具的豐(feng) 富史料信息看，則不僅(jin) 可以更好地複原清水江文明的燦爛成就，重新書(shu) 寫(xie) “苗疆”的悠久曆史，而且也能更好地認識整個(ge) 西南曆史，並通過西南曆史更好地認識整個(ge) 華夏文明，從(cong) 而有力地推動民族史、經濟史、法律史等多種學科的發展。尤其是研究中國民間信仰、社會(hui) 習(xi) 俗、文化心理、家族關(guan) 係以及中央與(yu) 地方的互動關(guan) 係等等，該書(shu) 作為(wei) 一座資科寶庫所發揮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均極為(wei) 重大。南京師範大學謝開鍵也認為(wei) ，《天柱文書(shu) 》的編纂整理，其規模之大，可謂學術界與(yu) 出版界的空前盛事。而以土地契約為(wei) 主全麵收羅各類資料，也為(wei) 推動清水江文書(shu) 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文獻基礎，從(cong) 而必將加速清水江流域其他縣市文書(shu) 的整理和公布進程，意味著當地文書(shu) 出版與(yu) 研究的熱潮即將來臨(lin) 。

由於(yu) 大量文書(shu) 出版引發了學術研究熱潮，同時引起了政府和社會(hui) 各界的高度重視，《貴州大學學報》遂特意開設了“清水江學”特色欄目，一方麵反映稿件逐年增多的情況；另一方麵則滿足了社會(hui) 各界關(guan) 注與(yu) 閱讀的需要，均可見清水江學研究正在日益擴大其多方麵的社會(hui) 影響力。至於(yu) 尚待出版的《天柱文書(shu) 考釋》則填補了學界既有成果的空白，改變了影印成果多而釋文成果少的現象，乃是罕見耗費時間精力的功力之作，一旦出版亦將推動學術文化事業(ye) 的繁榮發展。

四、鄉(xiang) 村族群社會(hui) 生活的再揭示與(yu) 再了解

與(yu) 契約文書(shu) 的整理考釋及編纂出版同步，課題組也積極推動了相關(guan) 的學術研究工作。研究工作既重視縱的時間軸上史跡變化發展的連貫性，力求揭示社會(hui) 變遷發展的真實曆史圖景，也關(guan) 注橫的空間軸中地方民族或族裔交往活動的互動性，多方展現區域內(nei) 部民眾(zhong) 生存生活形式多樣的社會(hui) 文化麵相，尤其注意河流水運及其所連結的大小驛路所發揮的交通聯結作用，盡可能地透過“小問題”“小曆史”發現“大意義(yi) ”“大曆史”,即使局部問題也要融入整體(ti) 的通識探究眼光，雖為(wei) 地方性的史實也力求能夠進入中國曆史的闡釋係統，任何個(ge) 案分析都不能喪(sang) 失全國性的曆史書(shu) 寫(xie) 特征。而西南地區作為(wei) 中國曆史地圖上的一個(ge) 重要組成板塊，無論任何少數民族都參與(yu) 過傳(chuan) 統中國的國家構建活動，從(cong) 而早就曆史性地整合鑄就在中國廣袤範圍的實體(ti) 中，因而缺少了西南地區“漢”與(yu) “非漢”所有民族域族裔的積極參與(yu) 和配合，便很難設想現代中國的版圖幅員會(hui) 如此的遼闊和寬廣。

目前課題組已公開出版了《凸洞三村：清至民國一個(ge) 侗族山鄉(xiang) 的經濟與(yu) 社會(hui) 》《民間契約文書(shu) 與(yu) 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以清水江流域及天柱文書(shu) 為(wei) 中心的研究》《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中國地方社會(hui) 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等三部學術專(zhuan) 書(shu) 。大型叢(cong) 書(shu) 《清水江區域學文庫》也在籌劃編輯中，今年年底便將有六部專(zhuan) 著陸續出版問世，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清水江區域研究已呈蒸蒸日上之勢。

《凸洞三村：清至民國一個(ge) 侗族山鄉(xiang) 的經濟與(yu) 社會(hui) 》一書(shu) ，乃是利用大量契約文書(shu) 撰成的專(zhuan) 著，曾獲貴州省哲學社會(hui) 科學2015年著作類成果三等獎。該書(shu) 以黔東(dong) 南天柱縣侗族聚居區的凸洞鄉(xiang) 為(wei) 研究個(ge) 案，盡可能地反映清代以迄民國當地經濟社會(hui) 生活的特殊發展麵相，從(cong) 而更加深入地分析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產(chan) 、生活、交往的一般性地域特征。內(nei) 容涉及地方曆史沿革與(yu) 經濟政治環境、土地買(mai) 賣與(yu) 地權分配、土地價(jia) 格及其社會(hui) 影響因素、民族地區田賦製度變化軌跡、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殖產(chan) 興(xing) 業(ye) 活動、傳(chuan) 統侗族社會(hui) 與(yu) 土地買(mai) 賣等。其占有原始資料之多，僅(jin) 各種類型的文書(shu) 即達3 200餘(yu) 件，同時又利用文書(shu) 歸戶性特征，觀察內(nei) 涵了不少有趣細節的地權轉移經濟行為(wei) ，涉及與(yu) 土地買(mai) 賣有關(guan) 係者達1 098人(戶)數，轉移耕地(田或土)數則為(wei) 1 158次。書(shu) 中排比大量原始資料例證，顯示“自耕農(nong) ”而非“地主”或“領主”經濟，才是西南地區鄉(xiang) 村生活的主體(ti) 經濟形態。而土地買(mai) 賣活動盡管活躍，但土地的流向卻分散到眾(zhong) 多參與(yu) 其事的中小農(nong) 戶手中，從(cong) 而極大地限製了地權轉移大規模集中的可能，土地的零星分散及稀薄化依然構成了地方社會(hui) 的主要特點。而頻次頗高的家產(chan) 切割析分現象，也決(jue) 定了土地積累很難超過兩(liang) 代以上，顯然也極大地限製或消解了擁有大量地權財富的地主的產(chan) 生，小農(nong) 家庭生存生產(chan) 形態的經濟結構始終不可動搖，占有大量土地資源的地主階層實際並未形成。而從(cong) 社會(hui) 經濟與(yu) 社會(hui) 文化雙向整合的研究角度看，具有地緣性民族社會(hui) 認同特點的“侗款”等習(xi) 慣法，也明顯透露出保護個(ge) 人或家庭私有財產(chan) 的法律性政治-文化信息，必然會(hui) 在以人為(wei) 出發點的經經濟—文化實踐活動中有所落實或體(ti) 現。如果結合大量來源於(yu) 生活實際的契約文書(shu) 展開研究，則可看到其一方麵承認私人占有土地的正當性與(yu) 合法性，並為(wei) 其提供了土地自由買(mai) 賣必需的文化包容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麵保護私有財產(chan) 即意味著不允許侵犯他人的法權利益，必然也限製了非法占有他人土地的無理要求及霸道行為(wei) 。因此，侗族內(nei) 部的禮俗文化環境與(yu) 生活實踐邏輯，並沒有為(wei) 豪強大戶兼並土地提供太多的土壤氣候條件。是書(shu) 逐章逐節層層展開的分析與(yu) 討論，無不立足於(yu) 第一手原始資料說話，采用了實證計量的合理統計方法，乃是契約文書(shu) 與(yu) 典籍文獻多方互較取證的結果，同時也得力於(yu) 鄉(xiang) 村農(nong) 戶的實地調查，故從(cong) 中總結出來的結論都極富曆史啟發意義(yi) 。

《民間契約文書(shu) 與(yu) 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的出版，乃是課題組與(yu) 複旦大學曆史係合作的實質性成果。內(nei) 容也廣涉文書(shu) 史料價(jia) 值、土地買(mai) 賣、地權轉移、木材流動、宗族凝聚、婦女地位等多方麵的民間社會(hui) 現象，涵蓋了文書(shu) 學、社會(hui) 史、經濟史、民族史、文化史等諸多領域。主體(ti) 部分仍為(wei) 較具曆史學本位特征的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研究，但涉及的分支學科或分析框架則顯得異常豐(feng) 富。由於(yu) 所引材料均為(wei) 鄉(xiang) 民私家收藏的原始契據資料，參與(yu) 撰文者不少是著名經濟學家或文書(shu) 學專(zhuan) 家，因而該書(shu) 不僅(jin) 是分析探討西南地區民間契約文書(shu) 的力作，同時也是重新認知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的佳作。誠如該書(shu) 序言所說，如果將清水江文書(shu) “譬為(wei) 未辟之山林，未發之金錫”,那麽(me) 通過多年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相關(guan) 學術成果的陸續問世，現在則是山林已啟，金錫始發”。反映原始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雖然艱辛，但大量具有創獲意義(yi) 的成果問世也令人感到欣喜。是書(shu) 的出版改變了既有成果多關(guan) 注林木生產(chan) 及貿易方麵的研究，較少針對諸如土地買(mai) 賣或地權轉移一類問題展開探討的偏頗，其中不少問題如鄉(xiang) 村風水先生及寡婦文化現象的研究,更可說是開了風氣之先，說明透過多種類型的文書(shu) 所匯聚起來的全息圖景來觀察鄉(xiang) 村社會(hui) 生活，尚有大量的研究題域或學術空間可以繼續深挖或開拓。

《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一書(shu) 則是課題組主持召開的“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中國地方社會(hui) 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的論文結集。會(hui) 議綜述曾以專(zhuan) 文形式載於(yu) 相關(guan) 學術刊物，從(cong) 而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是書(shu) 內(nei) 容主要集中於(yu) 清水江流域，範圍廣涉民間契約文書(shu) 研究、魚鱗冊(ce) 考辨、經濟類契據解讀、木材貿易活動再認識、區域社會(hui) 史新探索等諸多問題，既有新領域的再開拓，也有舊題域的再突破。與(yu) 《民間契約文書(shu) 與(yu) 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一書(shu) 的學術旨趣類似，篇首序言也特別強調任何研究均必須以資料的準確占有與(yu) 詳盡分析為(wei) 前提，否則便難以確保研究結論的可靠或解釋向度的合理。更重要的是，傳(chuan) 統中國幅員廣大，社會(hui) 結構及族群分布極為(wei) 複雜，因而不僅(jin) 有必要從(cong) 中心來認知中國，同時也應該從(cong) 周邊來解釋中國。而課題組文獻整理與(yu) 學術研究同時並重的治學思路，即使透過會(hui) 議的舉(ju) 辦及論文的結集出版亦可看出。通閱全書(shu) 亦不難了解，中國幾千年的大一統立體(ti) 政治格局，特別是多元一體(ti) 的複雜文明形態，決(jue) 定了地方史總是國家史視域普遍涵蓋下的地方史，國家史則是廣泛提煉了地方史內(nei) 容的國家史，即使對村落聚居區或複雜族群特殊材料的分析或解讀，折射出來的也是學者對中國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普遍關(guan) 懷與(yu) 認知。與(yu) 對大傳(chuan) 統的不斷深入探討和分析必然有裨於(yu) 富有特色社會(hui) 科學體(ti) 係的建構一樣，地方小傳(chuan) 統的研究也能幫助我們(men) 更好地了解或分析傳(chuan) 統中國廣袤複雜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實際。因而表麵是一個(ge) 個(ge) 孤立的個(ge) 案研究，其實都可以在區域學的敘事框架中加以整合。而區域學的敘事框架也是彈性的開放的敘事學體(ti) 係，它本身也是更大範圍的國家史整合性研究不可戓缺的部分。關(guan) 鍵是我們(men) 如何在其中找到符合曆史實際與(yu) 邏輯的關(guan) 聯，從(cong) 而在小地方發現大問題、大意義(yi) 和大曆史。區域性的研究固然首先要滿足區域學建構的需要，但也未嚐不能達致建構國家史的更高一層的目的。

《清水江區域學文庫》的出版，已納入了孔學堂書(shu) 局的年度出書(shu) 計劃，根據書(shu) 局的要求分別報送專(zhuan) 家評審，反饋的意見均給予了高度的評價(jia) 。擬出的著述有《清至民國時期清水江流域民間借貸研究》《清代至民國清水江流域林業(ye) 契約文書(shu) 研究》《晚明至民國時期清水江流域土地買(mai) 賣與(yu) 地權分配研究》《近500年清水江流域文明發展史研究》《從(cong) 鄉(xiang) 土社會(hui) 認知傳(chuan) 統中國》《在苗疆發現曆史》等，均為(wei) 課題研究團隊成員多方互動催生出來的學術成果，反映人才隊伍形成後持續發展的活潑生機和創新力量。

五、“苗疆”曆史的再發現與(yu) 再認知

與(yu) 上述專(zhuan) 書(shu) 成果先後同時，課題組成員通過大量原始文書(shu) 的調查搜訪與(yu) 考釋性解讀，同時也反複稽考核對各種名目繁多的傳(chuan) 世典籍，並結合地緣優(you) 勢進行田野調查，以典籍、文書(shu) 、田野三重互證的方法，發表了一批數量可觀的學術論文。

期刊論文舉(ju) 其較有代表性者，如《清水江土地文書(shu) 考述：與(yu) 徽州文書(shu) 之比較》《春花魚鱗冊(ce) 初探》《明代萬(wan) 曆年間貴州土地清丈述論》《試論清水江文書(shu) 中的“股”》《民國前期清水江流域田地價(jia) 格研究》《“出典回佃”式交易研究：以清中後期貴州錦屏縣為(wei) 例》等係列論文，或利用新發現的魚鱗冊(ce) 及土地契約原始文本，或征考合同契約及租借典當文書(shu) ，或廣采傳(chuan) 世典籍文獻，多方麵展開了民族地區社會(hui) 生活—經濟史的研究。其中如魚鱗冊(ce) 的攢造，盡管其所登載的耕地麵積範圍不大，但仍明顯具有地域族群文化特色，足以說明永佃製在耕地經營中已普遍存在。而大量土地契約文書(shu) 如與(yu) 徽州文書(shu) 相較，二者雖在整體(ti) 上大致相同，具見前者繼承並吸收了中原契約文書(shu) 的基本要素，但在契約內(nei) 容事項的表述上，又清楚地顯露出地方特色和民族習(xi) 俗特點。利用《天柱文書(shu) 》及其他鄰縣具有明顯地屬形態和戶屬形態的典當文書(shu) ，則能進一步發現當地遺存的清至民國時期的“出典回佃”契約，乃是典人佃種典出的土地並向承典人交納租穀的一種經濟行為(wei) 。“出典回佃”式典交易利率整體(ti) 上低於(yu) 借錢還錢模式的利率，是出典和承典雙方理性思考後選擇的雙贏信貸方式，其產(chan) 生不僅(jin) 是傳(chuan) 統中國農(nong) 村金融信貸方式不斷更新變化的重要體(ti) 現，也是農(nong) 村土地資源優(you) 化配置的表現。而借助於(yu) 歸戶性所提供的時空定點可靠信息，也能有效解決(jue) 出典人是否回贖典產(chan) 的學術研究難題，可以大體(ti) 判定清至民國時期當地“典”交易的典產(chan) 回贖率為(wei) 10.2%,從(cong) 而探尋出一條學術界較少涉及的典產(chan) 回贖率分析與(yu) 探討的方法論新路徑。民間借貸是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內(nei) 容，互助幫扶性質的無息借貸則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明清以來當地民間無息借貸行為(wei) 盛行，則展示了鄉(xiang) 民社會(hui) 長期存在的自治互助實踐行為(wei) 現象。

民間文書(shu) 所反映的社會(hui) 生活實態是多方麵的，《清水江文書(shu) 所見清、民國時期的風水先生：兼與(yu) 徽州文書(shu) 的比較》《國家法與(yu) 習(xi) 慣法的扞格：以<天柱文書(shu) >中的侗族離婚訴訟案為(wei) 例》《鄉(xiang) 俗與(yu) 國法之爭(zheng) ：以〈天柱文書(shu) 〉中龍映薑、楊翠桃爭(zheng) 田案為(wei) 例》《清至民國清水江流域侗族婦女公益事務探微：以三門塘碑刻為(wei) 中心》《晚清至民國時期鄉(xiang) 村社會(hui) 生活的出繼立嗣文化現象：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書(shu) 為(wei) 中心》等係列論文，則涉及地方社會(hui) 禮俗、習(xi) 慣法、婦女、婚姻、立嗣、家庭、宗族等問題，從(cong) 不同角度揭示了鄉(xiang) 民日常社會(hui) 生活的完整圖景，反映了族群與(yu) 族群以及國家與(yu) 地方之間的長期複雜互動關(guan) 係，均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家藏文書(shu) 新資料，乃是開創民族地區學術研究新風氣的重要力作。

清水江流域的開發，主要沿著下遊漢族地區不斷向上遊非漢族地區延伸，逐步深入到以雷公山為(wei) 中心的“苗疆”,即所謂“廣袤三千裏”的“生苗”區。“苗疆”地區長期未能納入帝國“版圖”,從(cong) 未受過“王化”的影響，乃是朝廷政令不到的地域，甚至康熙年間首次利用西方現代測繪技術編製的《皇輿全覽圖》,也因為(wei) 當地無從(cong) 進入國家視野而成為(wei) 認知盲區，表現在輿圖繪製上則隻好戮人眼目地留自，實即王朝帝國權力體(ti) 係長期失控的“內(nei) 邊疆”或“內(nei) 部邊疆”,所謂華夏(漢文化區)之外的“煙瘴”之地,不為(wei) 國家府州縣甚至土司治理體(ti) 係所轄的“邊裔”,中央王朝的直接統治權力始終無法進入的“邊徼”。生活在其中的不少部落或人群，則長期處於(yu) 無國家的狀態之中。近年來西方廣泛流行的所謂“新清史”,往往立足於(yu) 他們(men) 的全球史視野和認知立場，動輒就將清雍正年間的“開辟苗疆”及“改土歸流”,比附為(wei) 與(yu) 其類似或相同的殖民主義(yi) 擴張。針對西方學者多見於(yu) 其論著的強勢學術話語，課題組遂利用當地大量契約文書(shu) 及相關(guan) 傳(chuan) 世文獻，展開了一係列填補空白的分析與(yu) 研究。

與(yu) 近年來西方學者多重視傳(chuan) 統中國西南邊疆的分析討論不同，中國學者的注意力則主要集中在從(cong) 西藏到東(dong) 北一線的邊疆問題，同樣重要的西南邊疆問題則極少受到重視，對西方學者相關(guan) 的“殖民性質”敏感話題甚少表述。課題組為(wei) 回應西方學者的學術話語理論桃戰，主要依據大量堅實的第一手原始資料，重新判定“苗疆”的開辟盡管也付諸了血腥武力，造成了地方族群的各種苦難和不幸，但整體(ti) 地看，仍是王朝國家內(nei) 部的開發經營活動，完全是為(wei) 了邊疆治理體(ti) 係的安全與(yu) 穩定，並無土地和人口資源掠奪的利益訴求。而開辟“苗疆”後采取的一係列善後措施，其中最突出者即主動施行“因俗而治”的國家政治—文化策略，從(cong) 而使原有的習(xi) 慣法意義(yi) 上的“苗例”依然獲得了國家法係的認可,“議榔”“侗款”一類儀(yi) 式和習(xi) 俗製度也得以長期有效地保存，地方族群內(nei) 部自我的治權始終未被消解，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民族性特征依然十分突出。

“苗疆”開辟設置國家行政區劃新疆六廳後，盡管“漢”與(yu) “非漢”在文化上仍明顯存在差異，但共同的國家文明體(ti) 的身份認同作為(wei) 一種價(jia) 值心理取向，也隨後在當地社會(hui) 不斷發育發展和變遷的社會(hui) 曆史進程逐步加強。特殊地域的族群認同與(yu) 共同的國家文明體(ti) 認同並未發生實質性的衝(chong) 突。如同地方族群在王朝國家治下吸收或接受了大量漢文化一樣，漢文化也在其傳(chuan) 播過程中雜入了不少地方族群文化的影響因子，因而當地區域文明在長期保持自身族群文化形態屬性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多元文化交相輝映的地域性文明複合體(ti) 特征。多樣或多元性固然長期存在，但統一或趨同性也在明顯加強。大量民間契約文書(shu) 的遺存保留和分析解讀，則提供了長時段的生活周期資料及衡量分析的標準。尤其不同類型的文書(shu) 貯存了大量社會(hui) 、文化及人群多方麵的複雜曆史變遷發展信息，能夠更加客觀可靠地觀察民間社會(hui) 生活及禮俗文化的變化，從(cong) 而看到“漢”“苗”兩(liang) 種文化的互滲互透及融突磨合，反映“苗疆”或剿或撫乃至後來秩序再造的王朝善後經略開發過程，本質上仍是“內(nei) 部邊疆”多民族雜居地區“華”“夷”秩序重建的曆史變遷過程。由“苗疆”而“新疆”由“舊疆”而內(nei) 部“腹地”,漢文化區的滲透覆蓋無論廣度深度都在明顯加快，內(nei) 地化或國家化的發展始終都是當地社會(hui) 轉型變遷的主流。地方社會(hui) 的改塑固然有賴於(yu) 國家力量的有效滲入，但鄉(xiang) 村民眾(zhong) 自覺不自覺地推動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王化”的長久政治策略最終取代了“霸道”的臨(lin) 時性政治手段，地緣族群認同與(yu) 國家文明共同體(ti) 認同不斷融突整合，西南民族地區逐漸成為(wei) 國家邊疆治理體(ti) 係最為(wei) 穩定的區域，遠非西方殖民擴張僅(jin) 靠蠻力征服能夠同日而語。

十分明顯，“苗疆”由“化外”進入“化內(nei) ”的曆史進程，客觀地看也是“漢”“苗”兩(liang) 種或多種文化不斷融突整合的過程，區域內(nei) 部的聚落或族裔盡管發展程度並不平衡，但在不斷開發的曆史過程中也逐漸縮小了差距。其中最突出或應該引起注意的，便是無論國家的語言或禮儀(yi) 標識，也隨著重建的過程不斷湧入，並逐漸滲透或影響了基層百姓的日常生活。後者已從(cong) 被征服的部落或土司社會(hui) 群體(ti) ，逐漸轉化為(wei) 王朝國家的齊一化編戶人口。區域社會(hui) 的“內(nei) 地性”與(yu) “中國性”特征不斷得以強化，“邊地性”或“邊裔性”標識也隨之逐漸淡化並最終化為(wei) 既往的史跡。

六、區域學理論與(yu) 實踐的再探討與(yu) 再建構

清水江流域分布著苗、侗、漢等多種民族或聚落人群，乃是多個(ge) 民族或聚落人群共享的地緣性區域社會(hui) ，不僅(jin) 民族或族裔分布狀況多樣，即文化生態結構亦顯得多元。不同的民族或聚落人群透過互動交流積累了共同發展的大量曆史經驗，當然就值得今人以共同地域史屬性的敘事方法來加以研究或書(shu) 寫(xie) 。正是有鑒於(yu) 此，課題組成員的學術旨趣與(yu) 學術抱負，便是要建構完整的區域學研究分析與(yu) 書(shu) 寫(xie) 敘事框架，在注意揭示區域內(nei) 部人群族際交往交流整體(ti) 曆史變遷過程的同時，也極為(wei) 重視傳(chuan) 統中國王朝政治與(yu) 邊地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融突互動，了解中國文化長期紮根其中的農(nong) 耕文明土壤及其多元生活形態，深入探討作為(wei) 生活世界主體(ti) 的鄉(xiang) 民的日常生產(chan) 勞作及人際交往方式，並在以下幾方麵作了嚐試性的初步探討，取得一些西南史地研究長期較少關(guan) 注的學術成果，從(cong) 而透過區域的多樣性來分析判斷中國文化特有的整體(ti) 性，又依據中國文化特有的整體(ti) 性來了解把握區域文化的多樣性。內(nei) 在於(yu) 完整全麵的中國性之中的區域文化多樣性，顯然是不能缺少包括清水江流域在內(nei) 的西南經驗元素的。所以，研究各個(ge) 區域社會(hui) 與(yu) 認知整個(ge) 傳(chuan) 統中國，在我們(men) 看來始終是同一致思與(yu) 探討過程中相互聯係著的兩(liang) 個(ge) 重要方麵。

1.契約文書(shu) 類型學研究

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舉(ju) 凡各種社會(hui) 經濟交往行為(wei) ，包括由此而引起的各種糾紛的協商凋解機製，都主要依靠與(yu) 之相應的各類契約文書(shu) 來加以維係或實現。契約文書(shu) 作為(wei) 維係或強化傳(chuan) 統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秩序建構的方法，已深入到普通百姓日常交往生活及社會(hui) 行為(wei) 的方方麵麵。大量不同類型的清水江文書(shu) 的遺存和公布，正好提供了研究鄉(xiang) 村社會(hui) 複雜分層秩序結構交叉運作多方麵的材料依據。而當地民間契約文書(shu) 的產(chan) 生、演變、積累和發展，不僅(jin) 與(yu) 王朝國家開發、經營、改造、治理的整體(ti) 曆史進程同步，同時也與(yu) 漢文化的滲透、傳(chuan) 播、擴散、嵌入的地緣移動軌跡一致。其中明代衛所軍(jun) 事移民及商屯、民屯民間移民沿著水道驛路的遷入留住，當是“文字入邊”與(yu) “儒學下鄉(xiang) ”的直接推動者和傳(chuan) 播者，同時也使缺乏書(shu) 麵文字書(shu) 寫(xie) 資源的苗侗族裔聚落人群，開始接受漢字書(shu) 寫(xie) 係統和儒家文化價(jia) 值，從(cong) 而以手寫(xie) 紙契文本取代了“木刻”“埋岩”“插草”一類的立契方式，逐漸擴大了前者的空間涵蓋範圍和人群使用範圍。正是以此為(wei) 基本出發點，課題組特別重視當地契約文書(shu) 書(shu) 寫(xie) 格式變化的研究，以為(wei) 其本身也是社會(hui) 經濟—禮俗文化變遷發展的一個(ge) 曆史性縮影。而文書(shu) 的大量搜集及排比、分類、編目、考釋等工作，本身就是文書(shu) 學研究及建構最吃緊的基礎性工作，因而有必要認真探討“契”“約”“字”“據”的類別特點，合同契與(yu) 單契的異同，以及婚書(shu) 、休書(shu) 的書(shu) 寫(xie) 方式，風水書(shu) 、占卜書(shu) 、宗教科儀(yi) 書(shu) 的文本特征等，並關(guan) 注各類文書(shu) 文本自身的書(shu) 寫(xie) 格式、內(nei) 容結構及曆史演變狀況，分析文書(shu) 各類係統與(yu) 鄉(xiang) 民社會(hui) 日常生活的對應關(guan) 係，探討文書(shu) 書(shu) 寫(xie) 格式及具體(ti) 內(nei) 容適應土地製度變化所折射出來的時代差異特征，從(cong) 文書(shu) 文本與(yu) 社會(hui) 生活兩(liang) 方麵探尋更深層的文書(shu) 分類依據。既認識到文書(shu) 的持續性書(shu) 寫(xie) 代表了社會(hui) 經濟生活方式的延續性存在，也看到文書(shu) 內(nei) 容形式階段性的改變即意味著社會(hui) 經濟生活情景的時代變遷。在“以契證史”或“契史互證”發表多方麵實證研究成果的同時，也注意及時總結長期調查搜集和編纂整理相關(guan) 文書(shu) 的實踐性經驗，從(cong) 而嚐試性地為(wei) 中國文書(shu) 學(契約學)的建構和發展補充新的理論主張，為(wei) 豐(feng) 富中國社會(hui) 科學的知識體(ti) 係做出自己必要的貢獻。

2.契約文書(shu) 與(yu) 其他地區文書(shu) 的比較研究

與(yu) 清水江文書(shu) 的整理編纂與(yu) 運用研究起步較晚不同，簡帛學、敦煌學、徽學不僅(jin) 文獻整理出版工作起步甚早，積累的學術文化資源和研究成果經驗極多，從(cong) 而形成了影響很大的專(zhuan) 門性學科，並為(wei) 前者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可資借鑒的經驗。因此，無論是著眼於(yu) 清水江文書(shu) 自身特質的分析判斷，還是瞻望末來清水江學的遠景發展，都應該多方麵地開展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其他地區文書(shu) 的比較工作。由於(yu) 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徽州文書(shu) 的類型結構最為(wei) 相近，所以目前最應注意者即廣采雙方最有代表性的典型資料以作比較對象，展開從(cong) 形式結構到具體(ti) 內(nei) 容等一係列的比觀互照工作。盡管目前所進行者主要仍為(wei) 土地買(mai) 賣契約異同方麵的比較性研究，但通過比較仍不難看到清水江文書(shu) 既滲入了不少大傳(chuan) 統漢文化的特征，與(yu) 徽州文書(shu) 有著多方麵的一致性，同時也表現出明顯的小傳(chuan) 統民族習(xi) 俗文化特征，具有突出的地域差異性或文本特色性。其他如典當契約的比較研究、借貸字據的對照分析等，也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至於(yu) 通過比較揭示清水江文書(shu) 的書(shu) 寫(xie) 特征，了解少數民族與(yu) 漢族交流融合的具體(ti) 狀況，探討王朝國家典章製度向邊地延伸所引發的各種經濟文化變動現象，分析其在不同地區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下的演變軌跡和實態狀況，把握文書(shu) 類型數量或定型發展與(yu) 資源環境變遷的對應關(guan) 係，辨識鄉(xiang) 規禮俗差異反映在文書(shu) 文本上的實物見證，注意契約文書(shu) 與(yu) 傳(chuan) 世典籍的互證與(yu) 互考，為(wei) “王朝史”走向“民眾(zhong) 史”提供更多的實證性研究成果，則尚有大量的學術空間需要繼續開拓和發展，存在不少題域空白等待今後的學者不斷發現和填補。

3.魚鱗冊(ce) 等文書(shu) 的解讀及賦役製度研究

由於(yu) 清水冮流域長期“熟界”與(yu) “生界”並存，“漢區”與(yu) “非漢區”交錯，“苗”與(yu) “侗”人群星羅棋布聚居，“屯田”“民田”“苗田”類型複雜多樣，不僅(jin) 人丁戶籍難以準確統計，即賦役製度及征收變化情況亦模糊不清。而大量土地買(mai) 賣契約的存在——尤其是《春花魚鱗》《三裏均攤案》一類成冊(ce) 文獻的發現——則提供了不少田賦變化及征收的曆史信息，據此則可了解當地賦稅不均的具體(ti) 情況，以及早期由“苗田”而“稅田”,“編戶齊民”賦稅製度逐漸取代士司納糧製度與(yu) 無賦稅自然經濟製度，土司“土民”逐漸轉化為(wei) 國家戶籍“民人”,國家對“民人”土地不動產(chan) 經濟收入征收控製權逐步加強的社會(hui) 變遷過程。至於(yu) 按“禾”“稨(邊)”“籽”等地方計量單位納稅，則說明“攤丁入畝(mu) ”政策的推行，一旦與(yu) 民族地區的生活實際結合，或多或少總會(hui) 有變通性的靈活處理。凡此種種的研究結論，均能彌補僅(jin) 靠傳(chuan) 世文獻展開分析的不足，從(cong) 而重新評估西南地區賦役製度施行過程中，必然出現或產(chan) 生的複雜社會(hui) 行為(wei) 現象。因而進一步擴大原始史料的搜集利用範圍，多方擷采魚鱗冊(ce) 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戶帖、實征冊(ce) 、田土號簿、歸戶冊(ce) 等文書(shu) 資料，必能更加深入地揭示民族地區賦役製度的一般性特征，了解地方行政機製變通運作的實際模式，認知民族地區裏甲人戶的變動特征及變動原因，辨識人丁數量與(yu) 土地占有的比例分配狀況，分析宗族內(nei) 部及宗族與(yu) 宗族之間財富支配轉移的比重頻率和分布形態，評估土地買(mai) 賣轉移變動的周期性比例和頻率，把握階級構成情況及其與(yu) 經濟結構的對應關(guan) 係，總結族產(chan) 結構特征與(yu) 所有製形態特征，凸顯王朝國家賴以存在的經濟製度或經濟基礎的具體(ti) 經驗形態，豐(feng) 富自明代中葉以迄民國年間社會(hui) 經濟史的研究與(yu) 書(shu) 寫(xie) 內(nei) 容。盡管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解決(jue) 了不少疑難問題，填補了部分研究空白，但仍有待於(yu) 形成規模體(ti) 係，上升為(wei) 係統性的理論學說。

4.林業(ye) 契約及相關(guan) 問題的研究

以清水江—沅江為(wei) 水道交通運輸依托，自明未清初以來，當地社會(hui) “人、財、物”的流動便明顯加快。其中最突出者，即木材貿易從(cong) 種植到砍伐再到長途販運，已經成為(wei) 區域性的普遍化社會(hui) 經濟活動，從(cong) 而最終形成了木材長程貿易經濟文化圈。一方麵晉商、徽商、贛商開始攜帶大量白銀進入“苗區”購賣木材，另一方麵木材也源源滾滾順流輾轉銷往長江兩(liang) 岸各地，不僅(jin) 強化了西南少數民地區與(yu) 江南漢文化地區的經濟聯係與(yu) 交往，而且推動了當地社會(hui) 的分工及市場的發育及形成，加快了商品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結構變遷的節律，影響了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日常生活行為(wei) 及族裔人群的協商交際方式，甚至“苗疆”腹地也納入了範圍廣袤的木材貿易經濟文化圈。相關(guan) 研究成果還涉及人工育林方法、林木管理經營方式、林地買(mai) 賣租佃方式、林木利權及分股方式等問題，從(cong) 而厘清了林木自然性與(yu) 商品性結合後，其所引發的一係列木商社會(hui) 經濟文化現象。

5.析產(chan) 分家文書(shu) 、承繼文書(shu) 及相關(guan) 問題研究

主要利用清水江文書(shu) 極為(wei) 突出的歸戶性特征，結合廣泛而深入的田野調查，探討了鄉(xiang) 族宗法製度、宗族傳(chuan) 承譜係、家族群體(ti) 結構關(guan) 係、分家財產(chan) 轉移過程、家庭財產(chan) 繼承分割方式，探究了侗苗聚落(村寨)社會(hui) 組織結構形態，了解到析產(chan) 而不分戶的經濟製度原因和宗法製度原因，揭示了“諸子均分”原則導致地權占有數量稀薄化或零碎化的真實曆史現象，考察了家族共有生活習(xi) 俗與(yu) 財產(chan) 私有觀念共同運作的機製原理，區分辨識了共業(ye) 分股與(yu) 析產(chan) 分家的經濟比例關(guan) 係，初步討論了地權(林權)分化的內(nei) 部結構運動方式。已有了一批有分量的學術探討成果，為(wei) 未來的突破性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6.婚書(shu) 、休書(shu) 、繼承書(shu) 及相關(guan) 問題研究

考慮到民族地區社會(hui) 生活的特殊性，課題組尤其關(guan) 注當地苗侗族群的婚姻關(guan) 係及其具體(ti) 運作機製，注意戀愛和婚姻關(guan) 係中兩(liang) 性交往或相處的秩序規範倫(lun) 理，以及男女之間不同的身份地位及社會(hui) 構成原則，婚姻與(yu) 宗族延續或祖先祭祀的內(nei) 在文化觀念聯係，婚姻圈與(yu) 文化圈形成產(chan) 生的對應關(guan) 係。其中也注意到前人從(cong) 未涉及的底層社會(hui) 生活樣態與(yu) 老年寡婦的相關(guan) 問題，深入分析了寡婦的財產(chan) 繼承權、處置權、分配權、守貞行為(wei) 與(yu) 婚外性行為(wei) 等一係列社會(hui) 文化現象。而當地苗侗婦女名目繁多的社會(hui) 公益活動，當也是值得重現的地域文化現象。認真檢讀大量民國時期的土地買(mai) 賣文書(shu) ，則可了解當地婦女充當了不同的財產(chan) 處分角色，盡管其在家庭中的身分地位往往發揮了決(jue) 定性的作用，多數婦女未必就有爭(zheng) 取法律保護的權益意識，但仍擁有了較大的財產(chan) 支配處分權。相關(guan) 學術成果數量雖不多，但仍展開了初步的開拓性研究工作。

7.商業(ye) 文書(shu) 與(yu) 區域社會(hui) 經濟貿易活動研究

清水江流域無論王朝官方京城用木采辦或民間商貿置木轉販，都沿著下遊“熟苗”或“熟界”區向上遊“生苗”或“生界”區漸次推進，因而木材的開采遠銷及經濟貿易圈形成的過程，當也是王朝國家力量針對整個(ge) 清水江流域由局部控製到完全控製的過程。而清水江文書(shu) 涉及木材貿易活動的內(nei) 容頗多，足可反映各地商人雲(yun) 集，木材運輸繁忙，多民族協商互動的經濟文化圖景。由於(yu) 木材貿易活動頻繁，與(yu) 木材順流而下直達江南同步，白銀也逆流而上進入苗區，因而清水江水道既可稱為(wei) 木材之路，也可稱為(wei) 白銀之路，二者都連結著數量不少的市場，不僅(jin) 形成了一定的貿易交換體(ti) 係，而且也改變了地方社會(hui) 的經濟文化格局。與(yu) 官方的“皇木”采辦主要依靠行政權力不同，民間的木材貿易則完全依靠市場調節，所以相關(guan) 材料不僅(jin) 多見於(yu) 清水江文書(shu) ，即在徽州文書(shu) 中亦時見記載。由於(yu) 討論涉及的問題尚多，其中如林權析分及土地購置規模化所導致的生產(chan) 效應，青山買(mai) 賣經濟行為(wei) 所引發的勞動及杉林貿易時空優(you) 化現象，生產(chan) 交易活動提供了林權行為(wei) 財富積累的必要條件，甚至產(chan) 生了“栽手”“旱夫”“排夫”等一類集林木種植、護養(yang) 、砍伐、運送、放排為(wei) 一體(ti) 的專(zhuan) 門從(cong) 業(ye) 人群，出現了以維護共同性經濟利益為(wei) 根本訴求的地緣性放木組織，凡此都可說是著眼於(yu) 人、地、林三者的規模化互動關(guan) 係結構，依據大量林木貿易文書(shu) 仔細分析得出的可靠結論。如果進一步廣采各種文書(shu) 資料，同時結合其他各種典籍文獻，繼續擴大討論分析的範圍，不斷深化和擴大既有的研究題域，則完全可以填補諸如徽州文書(shu) 研究、福建文書(shu) 研究缺乏西南地區經濟文化內(nei) 容，考察地域範圍不夠廣泛的空白或缺憾。課題組所積累的前期成果及相關(guan) 經驗，已充分彰明其研究前景的廣闊、豐(feng) 富及可觀。

8.訴訟文書(shu) 及民間習(xi) 慣法研究

清水江上下遊之間的“爭(zheng) 江案”,乃是學術研究的長期性熱點，課題組已有一批成果拓展或深化了既有的分析討論。而民間契約本身也是對當事人雙方或多方具有規約力量的法律性條款，所謂“朝廷有律法，鄉(xiang) 黨(dang) 有禁條”,既可說是國家法的地方化語言表達，也可說是國家成文法與(yu) 民間習(xi) 慣法的自覺整合，是借用國家法的權威來隱喻民間習(xi) 慣法的重要，從(cong) 而更有效地向鄉(xiang) 民昭示或強化其正當性與(yu) 合理性。從(cong) 早期的依從(cong) “苗例”辦理“苗疆”內(nei) 部爭(zheng) 訟到改從(cong) 大清律例處理地方糾紛事務，當也標誌著當地從(cong) “化外”之地向“化內(nei) ”之地的轉型。而利用其他訴訟文書(shu) 探討民間糾紛個(ge) 案的具體(ti) 緩和方式和調解程序，尤其是“議榔”“侗款”等習(xi) 慣法製度所發揮的作用，了解其對鄉(xiang) 族社會(hui) 規約或型塑的深層曆史根源，特別是維係和建構地方秩序或明或暗的範導力量，以及國家法與(yu) 地方法融突整合的複雜曆史過程，譬如“因俗而治”法律實踐過程中的靈活性特殊個(ge) 案的範例意義(yi) ，“因俗”作為(wei) 一種國家策略最終如何朝著“易俗”的政治—文化發展方向轉型，所謂“易俗”的過程既是族群身份界劃逐漸模糊化或消解化的過程，也是邊緣與(yu) 中心文化落差緩慢融突整合的過程，其過渡期間多種文化因素不斷交叉滲透，不斷整合的複雜社會(hui) 現象，無論從(cong) 內(nei) 部分析或外部觀察，都頗值得研究。與(yu) 此同時，當然也應了解民事法秩序與(yu) 諸如“神判”“神決(jue) ”等地方巫文化現象在生活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或區分聯係，審視民間習(xi) 慣法裁斷之所以鬼神化的內(nei) 在心理取向和外在社會(hui) 需要的深層結構原因，尋繹“神判”“神決(jue) ”的意義(yi) 隱喻邏輯與(yu) 生活的真實經驗的內(nei) 在聯係，描繪個(ge) 體(ti) 或族群在社會(hui) 矛盾衝(chong) 突關(guan) 係中的具體(ti) 倫(lun) 理處境，提出化解宗族或鄉(xiang) 黨(dang) 以血親(qin) 或地緣為(wei) 情感基礎的倫(lun) 理與(yu) 國家法律意誌或權力力量矛盾衝(chong) 突的理論思考線索，總結多民族和諧共存共榮的曆史經驗教訓。這也是課題組特別關(guan) 注的一大學術研究方向，已陸續發表了一批嚐試性探討分析的論文成果。

9.文書(shu) 語匯與(yu) 方言研究

隨著大量文書(shu) 資料的整理編纂和結集出版，民間語匯和方言的多樣性、豐(feng) 富性已逐漸呈現在學者麵前。尤其清水江流域生活著苗、侗、漢等多個(ge) 族群，加上地處黔湘交界的腹心地帶，河流運輸交通提供了經濟—文化交往的便利，相互之間通婚己成為(wei) 社會(hui) 生活中的常態，因而苗、侗人群講漢語，漢族人群講苗語、侗語，苗語、侗語文化圈重疊交叉，民間多種語言混雜交流形成特殊方言，無論語言係統或與(yu) 之對應的文化信息，都顯得極為(wei) 錯綜複雜，長期互動融合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極為(wei) 突出，最終則形成了多元化的語言文化生態景觀。多元化的語言文化現象必然會(hui) 在民間契約文書(shu) 的書(shu) 寫(xie) 上有所反映，因而凡涉苗侗專(zhuan) 門術語，或寫(xie) 音，或譯意，或寫(xie) 音譯意二者混雜參合，或同名而漢字記音異寫(xie) 兼漢字意譯異寫(xie) ，而苗侗專(zhuan) 門術語往往又蘊藏著他們(men) 長久積澱的集體(ti) 曆史記憶，有著特殊的文化意涵或風規習(xi) 俗隱喻，稍有不慎即容易牽強附會(hui) 生硬解讀，從(cong) 而影響文書(shu) 內(nei) 容的合理分析與(yu) 判斷，導致研究結論的離題偏頗或失實訛誤。因而憑借田野調查的有利條件，同時立足於(yu) 文書(shu) 文本的可靠正確解讀，課題組通過考釋已做了大量相關(guan) 的文字破譯工作，不僅(jin) 能更好地了解當地方言形成的曆史原因，看到民族交流與(yu) 融合的微妙細節，揭示多元語言長期並存的有趣生態文化現象，探討民族自我記憶的本質與(yu) 文化事像表征的本質，而且也能進一步摸清民族方言形成的地緣因素，揭示族群互動的深層次文化交流特征，透視社會(hui) 變遷引發的各種有趣語言心理問題，把握血緣、文化、語言與(yu) 族群認同或族群建構的微妙發生學曆史意義(yi) 。

10.其他綜合性研究

清水江文書(shu) 涉及鄉(xiang) 民生活與(yu) 區域文化的內(nei) 容極為(wei) 複雜豐(feng) 富，舉(ju) 凡教育、科舉(ju) 、社會(hui) 交往、儒學傳(chuan) 播、宗族建構、民間信仰、禮俗秩序、祠堂建築等等，無論有形的文化生活事像與(yu) 習(xi) 俗儀(yi) 式內(nei) 容，可見的禮法秩序結構和倫(lun) 理生活秩序結構，抑或無形的深層精神取向和價(jia) 值關(guan) 懷，不可見的宗教文化觀念及神靈崇拜意識，抑或可見的宗教信仰儀(yi) 式或燒香乞神行為(wei) ，都可憑借文書(shu) 與(yu) 文獻互證的方法，同時輔以必要的田野調查，亦即文書(shu) 、文獻、田野多重證據的參照發明，開拓出新的研究題域或新的研究方向。其中尤宜注意者，即民間社會(hui) 複雜多元的信仰體(ti) 係，既是最能代表鄉(xiang) 村社會(hui) 普通百姓內(nei) 在生活心理和文化意識的“深層結構”,也是大、小傳(chuan) 統互滲互透交織成長和不斷發展的草根基礎，總是以隱晦難言的方式間接曲折地反映了他們(men) 的思維、信念、禁忌和價(jia) 值觀，需要結合其主觀精神生命訴求與(yu) 客觀社會(hui) 生活需要展開多方麵的分析討論，才能清楚如實地予以客觀揭示，從(cong) 而更加深入地進入鄉(xiang) 民族裔群體(ti) 真實的內(nei) 心世界，擴大或豐(feng) 畗民間信仰和民間宗教研究的地域性成果。因此，一方麵應該如實分析鄉(xiang) 村民眾(zhong) 的日常生計活動與(yu) 社會(hui) 文化認同，提煉總結他們(men) 通過世世代代的實踐積累起來的地方性知識；另一方麵也有必要如實了解他們(men) 的情感世界與(yu) 精神世界，還原恢複他們(men) 固有的傳(chuan) 統生活方式的本來樣態。無論是可說的外顯的“表層結構”的生活事相，還是難言的內(nei) 隱的“深層結構”的精神心理，都是傳(chuan) 統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整體(ti) 研究必須認真關(guan) 注和分析的重要對象，最終則憑借清水江文書(shu) 所表征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生活圖景，通過紮實深入的實證調查和學理探究，再現傳(chuan) 統知識形態及其組合結構方式的整體(ti) ，展示民間信仰和民間宗教與(yu) 傳(chuan) 統儒釋道思想連結整合的渠道與(yu) 模式，發掘基層民眾(zhong) 生存生活精神需求與(yu) 宗教思想形成的深層內(nei) 在動因，總結曆代政府“因俗而治”處理和對待民間信仰和民間宗教的經驗得失與(yu) 教訓，擴大曆史民族誌心靈史與(yu) 社會(hui) 生活史全麵完整的敘事學範圍，豐(feng) 富中國人文社會(hui) 科學大、小兩(liang) 種傳(chuan) 統兼顧的研究題域及書(shu) 寫(xie) 內(nei)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