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統天下觀的近代轉化與(yu) 中國話語建構

作者：李美香（中南林業(ye) 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講師）

來源：《原道》第40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

內(nei) 容摘要：隨著當前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崛起，中國話語建構意義(yi) 重大也正方興(xing) 未艾。新時代中國話語建構，須在麵向世界的同時立足中國視角，著力發掘優(you) 秀傳(chuan) 統思想文化的內(nei) 蘊，進行現代融通發展，以奠定當代中國話語建構中的民族文化自信根基。

天下觀，是傳(chuan) 統中國諸多核心觀念在近代不斷遭遇西方思想衝(chong) 擊中展開創造性轉化的典型代表。它在西方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劇烈衝(chong) 擊下被批判甚至解構，但其諸多核心內(nei) 蘊或隱或顯地被融入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概念形成和話語建構中，為(wei) 之提供了文化認同根基、世界主義(yi) 情懷和圓融現實路徑。

這一複雜艱難的近代轉化曆程，展現了中國傳(chuan) 統隨時代脈搏跳動而創造性發揚承繼的內(nei) 蘊和發展理路，對我們(men) 今天全麵認識挖掘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以推動其現代性創造發展和建構新時代中國話語體(ti) 係，具有重要價(jia) 值和啟示意義(yi) 。

關(guan) 鍵詞：傳(chuan) 統天下觀；文化內(nei) 核；世界情懷；現實路徑；中國話語建構

天下觀，是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核心範疇之一。一直以來，諸多中外學者認為(wei) 它在曆經近代西方民族國家思潮的強力衝(chong) 擊下不可避免地崩潰了。美國學者列文森從(cong) 西方文化衝(chong) 擊論視角認為(wei) ：“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是一個(ge) 使‘天下’成為(wei) ‘國家’的過程。”

這確實道出了中國傳(chuan) 統天下觀遭遇近代西方民族國家思想強勢衝(chong) 擊後向近代民族國家轉化發展的過程。然而，具體(ti) 梳理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概念的形成發展曆程，我們(men) 發現中國傳(chuan) 統的天下觀雖在曆經近代劇烈衝(chong) 擊後甚至其稱謂都少有提及，卻並未真正崩潰斷裂。

恰如羅誌田先生所說：“多歧互滲是一個(ge) 相當接近近代中國社會(hui) 原狀的時代‘真相’。當時一個(ge) 顯著的特點是西潮衝(chong) 擊引發劇烈而頻繁的變動，與(yu) 此相伴隨的另一明顯特點即傳(chuan) 統的中斷。其實那時也還有許多——或者是更多——不變的層麵，與(yu) 此相類，傳(chuan) 統的中斷也並非全斷，其間多有或隱或顯的傳(chuan) 承。”

在古今中西思想多歧互滲的近代中國，傳(chuan) 統天下觀雖被西方民族主義(yi) 和民族國家思想衝(chong) 擊甚至解構，但其文化內(nei) 核、“天下為(wei) 己任”宏闊情懷及層級倫(lun) 理融通範式，不斷在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yi) 的新概念新話語建構中進行著或隱或顯的創造性轉化發展和承繼賡續。

考察其近代轉化內(nei) 蘊和發展理路，對挖掘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思想資源以資文化自信樹立、思考其近代化創造轉化曆程和理路以資當前中國話語建構，均有重要價(jia) 值。

一、“以文化為(wei) 族名”築就近代中國文化根基

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天下”是一個(ge) 承載豐(feng) 富內(nei) 涵的概念，其闡述常見於(yu) 各種經典文獻。“天下”觀念的思想內(nei) 核，可從(cong) 《禮記·禮運篇》窺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此處“大道”即以“仁”為(wei) 核心的“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儒家道德文化。

顯然，傳(chuan) 統天下觀首先是一種儒家道德價(jia) 值文化，它表達了中國人關(guan) 於(yu) 世界秩序理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的“天下”，指以疆域為(wei) 範圍的天下，這是外在空間表達。疆域外延之天下及夷夏之辨是依據各地域與(yu) 儒家中心文化遠近的關(guan) 係而界定，“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

“天下”是依據天道即儒家仁道文化的推進範圍而變動不居的。因此，不管是從(cong) 思想內(nei) 涵還是從(cong) 其疆域外延而言，傳(chuan) 統天下觀均凸顯出鮮明的文化內(nei) 核特征。這在中國古代現實的“治國平天下”國家政治實踐理想中，化為(wei) 孟子“王者無外”“以德行政者王”的“王道”觀點，中國古代政治意義(yi) 上的國家是以儒家倫(lun) 理道德文化為(wei) 核心的載體(ti) 。

金耀基先生對此有洞見：“古代中國是一個(ge) 國家，但它不同於(yu) 近代的民族國家，它是一個(ge) 以文化而非種族為(wei) 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ti) ，或者稱之為(wei) ‘文明體(ti) 國家’，它有一獨特的文明秩序……因此，中國人最關(guan) 切的是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統一”。

然而，這種以儒家倫(lun) 理道德文化內(nei) 核為(wei) 基礎的傳(chuan) 統天下觀，使得中國人缺乏近代主權意義(yi) 上的民族觀念和國家意識。這直接導致中國在近代屢屢不敵伸張主權政治的西方民族列強。在國家狀況愈下、危機步步緊逼之時，近代知識分子開始對此展開反思和探索。

1900年，梁啟超指出：“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則以數百兆人立國於(yu) 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於(yu) 不知國家為(wei) 何物，因以國家與(yu) 朝廷混為(wei) 一談”。此處梁啟超所說的“至今無一國名”指的是政治主權意義(yi) 上的國家稱謂，他尖銳批評近代中國積弱的根本在於(yu) 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的淡薄。

因而要救國救亡，必須轉化傳(chuan) 統文化意義(yi) 上的天下觀和國家觀，引進近代西方凸顯主權意識的民族國家觀念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自此，在中國存續數千年的以文化為(wei) 內(nei) 核的傳(chuan) 統天下觀開始其近代轉化曆程。

1902年，梁啟超依據伯倫(lun) 知理的國家觀念，介紹了現代民族國家的作用和內(nei) 涵：“自16世紀以來，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yi) Nationalism所磅礴衝(chong) 激而成。

民族主義(yi) 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語言，同宗教，同習(xi) 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顯然，梁啟超在此所說的“民族主義(yi) ”，已經跟傳(chuan) 統天下觀和王道國家強調道德價(jia) 值取向和文化內(nei) 核有所不同，其明顯意旨是突出政治意義(yi) 上的主權國家觀念和民族獨立。美國學者列文森所言的使‘天下’成為(wei) ‘國家’的過程，與(yu) 此處梁啟超的近代民族主義(yi) 和民族國家建構方向是一致的。

這個(ge) “天下”向“國家”的轉化和建構過程，其實是中國傳(chuan) 統天下觀的文化內(nei) 核與(yu) 西方民族國家觀念相融合的過程。梁啟超在闡述“民族國家”時，強調西方的主權觀念與(yu) 民族獨立。但他在構建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最核心範疇“中華民族”概念時，卻強調要吸收中國文化的特質。

作為(wei) 近代最早提出“中華民族”概念的先驅，他在1902年《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中華民族”：“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故於(yu) 其間產(chan) 出兩(liang) 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

至於(yu) “中華民族”的思想內(nei) 核，梁啟超認為(wei) ，不能簡單照搬西方“一個(ge) 民族、一個(ge) 國家”的思想，必須結合中國自身的文化特質，“淬厲而增長之”：“凡一國之立於(yu) 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yu) 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複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chang) 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與(yu) 已知者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蓋大地今日隻有兩(liang) 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dong) 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liang) 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倫(lun) 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迎親(qin) 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wei) 我家育寧馨兒(er) 以亢我宗也”。

從(cong) 上述引文，我們(men) 可以很清楚看到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yi) 建構上，明確反對純粹照搬移植外來文明，主張在以本國所以立於(yu) 天地之特質基礎上“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走“兩(liang) 文明結婚”融合歐美、中華的理路。

那麽(me) ，中國傳(chuan) 統中可融入“中華民族”這一近代民族主義(yi) 和民族國家建構之中的東(dong) 西是什麽(me) ？楊度在1907年《中國新報》上發表的《金鐵主義(yi) 說》一文給出了清晰答案：“中國向來雖無民族二字之名詞，實有何等民族之稱號……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自命其國曰中國，自命其民族曰中華。即此義(yi) 以求之，則一國家與(yu) 一國家之別，別於(yu) 地域，中國雲(yun) 者，以中外別地域遠近也。一民族與(yu) 一民族之別，別於(yu) 文化，中華雲(yun) 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jin) 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學統之種名，乃為(wei) 以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yi) ，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wei) 夷狄，夷狄可以進為(wei) 中國，專(zhuan) 以禮教為(wei) 標準，而無親(qin) 疏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為(wei) 華，以文化言，不以血統言，可決(jue) 知也。故欲知中華民族為(wei) 何等民族，則於(yu) 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已含定義(yi) 於(yu) 其中。與(yu) 西人學說擬之，實采合於(yu) 文化說，而背於(yu) 血統說”。

文中楊度厘清了傳(chuan) 統“中華”一詞的含義(yi) ，指出傳(chuan) 統“中華”這一概念“專(zhuan) 以禮教為(wei) 標準”、“以文化為(wei) 族名”的思想內(nei) 涵，可推之為(wei) 構建近代“中華民族”的思想內(nei) 涵。而“專(zhuan) 以禮教為(wei) 標準”、“以文化為(wei) 族名”，實際上就是中國傳(chuan) 統“天下”觀念中的“文化認同”理念。

隻有這樣，中國近代民族主義(yi) “與(yu) 西人學說擬之”，可以通過“實采合於(yu) 文化，而背於(yu) 血統說”的途徑，化解了西方近代基於(yu) 單一種族的民族國家思想與(yu) 中國自古以來作為(wei) 一個(ge) 多民族國家的特殊國情之間的矛盾衝(chong) 突，從(cong) 而為(wei) “中華民族”這一近代民族新概念提供話語構建的文化認同思想基礎和多民族國家政治整合現實保障。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發布《中華民國臨(lin) 時大總統宣言書(shu) 》，提出“國家之本，在於(yu) 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wei) 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wei) 一人，此為(wei) 民族之統一”。可以說是以“文化認同”為(wei) 基礎的“中華民族”從(cong) 思想理論到現實政治整合的見證。

此後，孫中山多次發文和重申號召以“文化及精神的調洽”為(wei) 基礎，構建“大中華民族”的觀點：“努力於(yu) 文化及精神的調洽，建設一大中華民族”。至此，中國基本完成由傳(chuan) 統天下觀的文化內(nei) 核向近代“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基礎的創造性轉化。“中華民族”從(cong) 此成為(wei) 基於(yu) 文化認同的國家民族統一共同體(ti) ，凝聚各族人民，推動近代中國前行。

正如李禹階所言，以文化為(wei) 中華民族的判斷標準，這是天下體(ti) 係在民族主義(yi) 時代的最大遺產(chan) 。這一“最大遺產(chan) ”彰顯的是近代中國在構建民族國家核心範疇“中華民族”時，既最大限度保留了中國傳(chuan) 統思想話語的價(jia) 值內(nei) 核和意蘊，又創新性地吸收了西方民族觀念有益成分的近代民族話語建構理路。

二、“以天下為(wei) 己任”涵養(yang) 近代中國世界情懷

錢穆先生曾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指出：中國古代人，一麵並不存著極清楚極顯明的民族界線，一麵又信有一個(ge) 昭赫在上的上帝，他關(guan) 心於(yu) 整個(ge) 下界整個(ge) 人類之大群全體(ti) ，而不為(wei) 一部一族所私有。

從(cong) 此兩(liang) 點上，我們(men) 可以推想出他們(men) 對於(yu) 國家觀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們(men) 常有一個(ge) “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他們(men) 常願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於(yu) 天下，來求天下太平。

錢穆先生此處所言的“超乎國家觀念之上”“超越國家的疆界”而“關(guan) 心整個(ge) 下界整個(ge) 人類之大群全體(ti) ”終極旨歸彰顯著中國傳(chuan) 統天下觀的宏遠廣闊品格，“行道於(yu) 天下”“求天下太平”是基於(yu) 儒學“天下歸仁”思想的“關(guan) 心人類大群全體(ti) ”宏闊情懷和“天下為(wei) 己任”責任擔當意識。它迥然不同於(yu) 近代西方民族國家觀念“一個(ge) 人民、一個(ge) 民族、一個(ge) 國家”，有著“世界為(wei) 己任”的宏闊世界主義(yi) 情懷和擔當精神。

古代中國有關(guan) 國家、天下關(guan) 係的闡發在先秦諸子百家典籍中隨處可見。無論是墨家基於(yu) 兼愛非攻思想的“視人之國，若視其國”，還是儒家基於(yu) 仁學的“克己複禮，天下歸仁”，都蘊含著鮮明的超越一家一國狹隘範圍而直指關(guan) 懷天下的宏闊旨歸。

這是推動曆代儒家士人戮力追求理想社會(hui) 的動力。從(cong)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到“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天下意識不斷激勵曆代士人的宏闊責任擔當。一生奔波、周遊列國的孔子是踐行此追求和擔當的典範。

孔子之後，肩負此種責任意識的不乏其人：“樂(le) 以天下，憂以天下”的孟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的範仲淹、“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朱熹。

明末清初“天崩地坼”之際，顧炎武將其發揚為(wei) “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耳矣”。此處“天下”與(yu) “國”被對舉(ju) ，明確表達了傳(chuan) 統天下觀超越國家界限的“天下為(wei) 己任”情懷擔當。這就是錢穆先生說的，中國人傳(chuan) 統的文化觀念，終是極為(wei) 宏闊而適於(yu) 世界的，它不局促於(yu) 一民族一國家，具有宏通的世界意味。

在近代，雖然傳(chuan) 統的天下觀曆經劇烈衝(chong) 擊而轉化，但其中承載的“天下為(wei) 己任”情懷和責任擔當精神卻傳(chuan) 承下來了。近代中國出路探索的思想先賢們(men) 都沒有把民族建國目標僅(jin) 僅(jin) 局促於(yu) 一族一國的狹小空間中。

傳(chuan) 統天下變為(wei) 近代世界，“以天下為(wei) 己任”轉化為(wei) “以世界為(wei) 己任”，其間蘊含的宏闊情懷和擔當依舊。康有為(wei) 以“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qin) ，人人平等，天下為(wei) 公，是謂大同”描繪自己的理想社會(hui) 和世界。

他的弟子梁啟超一戰後遊曆歐美，在目睹一族一國之近代西方民族國家因狹隘利益爭(zheng) 奪而釀至生靈塗炭的歐戰慘狀後，曾用一長段話表明自己對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終極旨歸的新思考：“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類全體(ti) 有所貢獻。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人類全體(ti) 才是“自我”的極量，我要發展‘自我’，就須向這條路努力前進。為(wei) 什麽(me) 要有國家？因為(wei) 有個(ge) 國家，才容易把這國家以內(nei) 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攏起來繼續起來增長起來，好加入人類全體(ti) 中，助他發展。所以建設國家是人類全體(ti) 進化的一種手段，就像市府鄉(xiang) 村的自治結合，是國家成立的一種手段。就此說來，一個(ge) 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強便了，卻是要叫自己國家有助於(yu) 人類全體(ti) 。不然，那國家便算白設了”。

我們(men) 可以看到，梁啟超明顯已經超越早期強調以近代西方民族主義(yi) 思想建構政治意義(yi) 的近代中國民族國家認識。他在反思現實和融通中西的思想演繹中，進一步思考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的終極旨歸決(jue) 不應是局促於(yu) 排他性殘忍競爭(zheng) 的一族一國狹小空間，而應有更廣闊的人類全體(ti) 情懷，國家設立、建設和富強終歸須通向人類全體(ti) 發展進化，若非如此，“便算白設了”，失去其意義(yi) 。

這種“以人類全體(ti) ”為(wei) “自我極量”的終極旨歸和情懷顯然與(yu) 中國傳(chuan) 統天下觀的“天下為(wei) 任”宏闊品格一脈相通。

民族主義(yi) 權威論述者安東(dong) 尼.史密斯曾強調現代的民族主義(yi) 和民族國家不能憑空而來，隻能在原有族群傳(chuan) 統的基礎上重新建構：“通常隻要一個(ge) 現代國族自認為(wei) 擁有獨特的族群曆史，所謂“被發明的傳(chuan) 統”，就會(hui) 暴露出它事實上比較接近於(yu) 過去曆史的‘重新建構’”。

因此，雖近代中國災難重重、民族危亡，但在近代哲人們(men) 這兒(er) ，從(cong) “己”到“民族”到“國家”，都主張“維持全人類之利益”和“直負全世界之責任”，這就是“接近於(yu) 過去曆史的‘重新建構’”。

孫中山先生論近代中國之國家建設目標說：“主張和平、主張大同，使地球上人類最大的幸福，由中國人保障之；最光榮之偉(wei) 績，由中國人建樹之；不止維持一族一國之利益，並維持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焉”。

民國學人強調中華民族複興(xing) 大業(ye) 時說：“我儕(chai) 生而為(wei) 中華民族，不徒負複興(xing) 中國之責任，直負複興(xing) 全世界之責任。”在他們(men) 建構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和闡發民族主義(yi) 過程中，傳(chuan) 統儒家天下觀蘊含的“以天下為(wei) 己任”宏闊情懷和擔當，融匯於(yu) 近代中國吸納引進的西方民主政治話語和思想，滋養(yang) 出近代中國民族國家一種超越一族一國狹小界限的宏闊世界情懷和擔當，在近代的政治概念話語中賡續著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優(you) 秀品格和力量。

三、層級倫(lun) 理範式賦予世界主義(yi) 融通路徑

世界主義(yi) （Cosmopolitanism）主張全人類是一個(ge) 共同體(ti) ，它在西方是基於(yu) 民族國家狹隘利益紛爭(zheng) 而釀至災難性戰爭(zheng) 的反思結果。其成果包括古希臘斯多葛派哲學家們(men) 的“世界公民”觀念、奧勒流《沉思錄》中對宇宙一體(ti) 的思考、啟蒙運動時期康德的“世界憲法”“永久和平”論以及共產(chan) 國際運動時期馬克思提出的以人類共同幸福為(wei) 目標的世界主義(yi) 觀。

這一係列思想與(yu) 中國傳(chuan) 統天下觀一樣，具有超越狹隘民族國家觀念、關(guan) 懷整個(ge) 人類社會(hui) 的世界情懷。但在如何融通個(ge) 人、國家和世界之間關(guan) 係的思想基礎及現實路徑上，有著傳(chuan) 統天下觀底蘊的近代中國方案呈現出自己獨特的良性互動一貫範式和融通路徑。

近代西方以個(ge) 體(ti) 的獨立自由、平等人權為(wei) 基礎構建了現代文明，其民族主義(yi) 和民族國家也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

因此，近代西方世界主義(yi) 一方麵需整合、協調各民族國家利益關(guan) 係，建構超越民族國家狹隘競爭(zheng) 的和諧共生世界體(ti) 係和全球秩序；一方麵又無法回避各民族國家從(cong) 個(ge) 體(ti) 到國家的獨立價(jia) 值觀念導致的必然衝(chong) 突競爭(zheng) 關(guan) 係。

由此，其結構從(cong) 個(ge) 體(ti) 到國家再到世界，各個(ge) 因素都具有獨立資格，形成的是“同心圓”式結構，這一結構無法相互融通，無法克服其獨立性和斷裂性，難以走出構建基礎原則和現實路徑、理想目標之間衝(chong) 突的困境，無法真正達到和實現其世界主義(yi) 的理想目標。

對此問題，中國傳(chuan) 統天下觀有自己獨特的構建基礎和推進範式，它清晰表述於(yu) 著名的儒家“八條目”中：“古之欲明明德於(yu)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修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

此段所揭示的是個(ge) 體(ti) →家→國→天下的層級遞進結構範式，“平天下”的宏遠理想與(yu) 治國、齊家以及個(ge) 體(ti) 的修身，都構建於(yu) 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的明德基礎上。

在這個(ge) 自小而大的層級遞推倫(lun) 理秩序中，各層級的構建基礎和價(jia) 值取向是統一的，以德修身，家庭、國家依符合仁道的道德規範治理，最後“天下”在這種文化價(jia) 值認同中達到和諧有序共存，是謂“平天下”。個(ge) 體(ti) 對家、國、天下都負有不能推卸的義(yi) 務。

孟子對這個(ge) 序列做了逆推式論述，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見，中國傳(chuan) 統的“個(ge) 體(ti) —家—國—天下”倫(lun) 理秩序，既有各元素的互相融通，又有從(cong) 小我到天下的一致貫通層級遞進。

在中國傳(chuan) 統家國同構的文明體(ti) 係中，“家”“國”“天下”是連綴在一起，逐級上升遞進，以人類全體(ti) 為(wei) 終極旨歸。這無疑是一個(ge) 構建在儒家仁道文化基礎之上，層級遞進互通融洽的融通一貫範式。這一“平天下”範式提供的是實現多民族協調整合、實現大一統目標的現實路徑。

在近代，中國賢哲們(men) 在引進西方世界主義(yi) 概念以建構中國近代世界主義(yi) 話語體(ti) 係和思想時，目光如炬或改造或剔除西方世界主義(yi) “同心圓”式結構和路徑，自覺將中國傳(chuan) 統天下觀念中的融通一貫的層級範式融合進來。

劉師培是典範代表，他將西方倫(lun) 理與(yu) 中國《大學》所闡述倫(lun) 理進行比照：“西人之治倫(lun) 理學者，析為(wei) 五種：一曰對於(yu) 己身之倫(lun) 理，二曰對於(yu) 家族之倫(lun) 理，三曰對於(yu) 社會(hui) 之倫(lun) 理，四曰對於(yu) 國家之倫(lun) 理，五曰對於(yu) 萬(wan) 有之倫(lun) 理，與(yu) 中國《大學》所言相合。《大學》言‘正心、誠意、修身’，即對於(yu) 己身之倫(lun) 理也；《大學》言‘齊家’，即對於(yu) 家族之倫(lun) 理也；《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即對於(yu) 社會(hui) 、國家及萬(wan) 有之倫(lun) 理也”。

西方倫(lun) 理的“社會(hui) ”、“國家”比附於(yu) 中國《大學》的“治國”，“萬(wan) 有”對應比附為(wei) “平天下”，劉師培指出“蓋以己身對社會(hui) ，則社會(hui) 為(wei) 重，己身為(wei) 輕”，“蓋以國家較家族，則家族為(wei) 輕，國家為(wei) 重”。對於(yu) 個(ge) 體(ti) 與(yu) 社會(hui) 來說，個(ge) 體(ti) 為(wei) 輕，社會(hui) 為(wei) 重；對於(yu) 家族和國家來說，家族為(wei) 輕，國家為(wei) 重。就這樣，西方的倫(lun) 理要素構成與(yu) 秩序安排，就化成了“個(ge) 體(ti) —家—國—天下”範式的中國化解讀。

把個(ge) 體(ti) →家→國→天下的層級遞進倫(lun) 理範式直接融合於(yu) 西方世界主義(yi) 思想的另一思想家是蔡元培先生，他在《國民雜誌序》一文中，詳細闡述了“家”“國”“世界”的倫(lun) 理序列：“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國之利害為(wei) 標準。故有利於(yu) 家，而又有利於(yu) 國，或無害於(yu) 國者行之。苟有利於(yu) 家，而有害於(yu) 國，則絕對不可行。此人人所知也。以一國比之於(yu) 世界，則亦為(wei) 較小之群。故為(wei) 國家計，亦當以有利於(yu) 國而有利於(yu) 世界，或無害於(yu) 世界者為(wei) 標準。而所謂國民者，亦同時為(wei) 全世界人類之一分子”。

在此，蔡元培在近代“天下”向“世界”轉變的時代背景下，將“天下”一詞換成了“世界”。他以“小群”與(yu) “大群”的利害關(guan) 係，分別對比了“家”“國”利害關(guan) 係與(yu) “國”“世界”利害取舍標準，在“小群”和“大群”之間，必須是“小群之利害，必以不與(yu) 大群之利害相抵觸者為(wei) 標準”。

由此可見，中國傳(chuan) 統話語“個(ge) 體(ti) →家→國→天下”層級遞進倫(lun) 理規範在近代完美的融入了其世界主義(yi) 核心規範之中，成為(wei) 了“個(ge) 體(ti) →家→國→世界”層級遞進倫(lun) 理規範的近代版本。當然，蔡元培也在闡發世界主義(yi) 的基礎時特別突出個(ge) 體(ti) 的獨立原則和重要性，然而“夫獨立，非離群索居之謂。

人之生也，集而為(wei) 家族，為(wei) 社會(hui) ，為(wei) 國家，烏(wu) 能不互相扶持，互相挹注，以共圖團體(ti) 之幸福。而要其交互關(guan) 係之中，自一人之方麵言之，各盡其對於(yu) 團體(ti) 之責任，不失其為(wei) 獨立也”，蔡元培對個(ge) 體(ti) 獨立性的強調還是鑲嵌於(yu) 家族、社會(hui) 、國家的團體(ti) 序列體(ti) 係之中，沒有離開“家族”“社會(hui) ”“國家”範疇的。

這說明，近代中國世界主義(yi) 觀在保持了“個(ge) 體(ti) —家—國—天下”的逐級遞升倫(lun) 理路徑的同時，也適當地融合西方世界主義(yi) 的某些有益因素。這展示的恰是在創造近代新範疇新概念過程中如何處理好承繼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話語與(yu) 吸納他民族優(you) 秀文化的良好進路。

總言之，通過梳理傳(chuan) 統天下觀之文化內(nei) 核、“以天下為(wei) 己任”情懷和“個(ge) 體(ti) —家—國—天下”層級遞進倫(lun) 理範式在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民族主義(yi) 和世界主義(yi) 話語概念建構過程中的轉化曆程和理路，我們(men) 可以看到這是傳(chuan) 統到了近代必須以“新”出之而後可傳(chuan) 可存的艱難轉化遭遇。

以新話語、新概念存舊觀念、舊思想的近代轉化，這一看似詭譎的發展理路說明：一方麵，思想文化話語會(hui) 不斷因應時代變化和發展需要而重構發展，新概念、新表述、新話語體(ti) 係的建構是社會(hui) 發展之必然常態；另一方麵，新話語、新觀念、新思想建構在世界文明交匯日益密切的全球化背景下，在廣泛吸收融匯各種外來文化合理因素的同時，必然也隻能深深紮根於(yu) 自身曆史文化的土壤，這不僅(jin) 是由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底蘊和頑強生命力所決(jue) 定，也是現代國家話語建構需要辯證關(guan) 照並建立普遍與(yu) 特殊、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良好互動融匯要求使然。

當前中國正快速發展和崛起，中國話語建構也正方興(xing) 未艾，如何在宏闊世界文化視野裏追求中國文化和話語的自身現代定位。陳明先生提出，我們(men) 需要“從(cong) 一個(ge) 國家民族的自我發展（而不是某種價(jia) 值理念之實現）及其約束條件的角度理解和處理古老帝國之現代轉型這個(ge) 從(cong) 近代開始至今仍在艱難進行的問題”。

通過回望近代中國賢哲們(men) 構建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yi) 的複雜艱難探索曆程，我們(men) 可以明了新時代中國話語構建的未來方向、理路和路徑，應該堅定以自覺發掘本民族文化傳(chuan) 統的內(nei) 在精華為(wei) 立足，麵向世界，隨時代脈搏跳動而創造性激活傳(chuan) 統，使之因時因需進行現代轉化發展和賡續，發揮其現代價(jia) 值，奠定當代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之中國話語建構文化自信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