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本塞源”論：陽明先生的良知政治思想

作者：劉懷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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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先生在青年時期，年輕氣盛，積極參加京城的文章詩會(hui) 團體(ti) ，針砭時事，不放過任何一個(ge) 反抗強權的機會(hui) 。最終在一次拯救同僚的行動中，遭到宦官劉瑾的報複迫害，被流放到貴州龍場（今貴州省修文縣）。經過一路的顛沛流離，到達龍場，陽明先生所麵對的是萬(wan) 山叢(cong) 棘、氣候環境異常惡劣的生存環境。從(cong) 昔日的京城官員到邊遠小吏，自從(cong) 前的世家公子到流落蠻荒的失勢罪人，巨大的落差，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沉重的打擊。然而，陽明先生的異人之處，正在於(yu) 身處困境，既不怨天尤人，又不自暴自棄，而是反躬自省。孟子雲(yun)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於(yu) 是日日洞中靜坐，省察克治，終於(yu) 悟得“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yu) 事物者，誤也。”這就是陽明先生龍場悟道體(ti) 悟良知的大致經過。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陽明先生居夷處困而悟得良知在我，可謂“困而知之”的至高典範。

良知之學，固然是以心性為(wei) 本，然而並非囿於(yu) 心性而止，而是以良知格正事事物物，以及天下之事事物物。良知，正是一身的主宰，主宰不明，那麽(me) 所接觸應對的事事物物，就不可能得正；因此，致良知才是根本要害。由此，陽明先生體(ti) 會(hui) 到從(cong) 前的憤世嫉俗，雖然或許出發點是好的，但是發錯了力。因為(wei) 亂(luan) 世惡人（亂(luan) 世惡人即屬於(yu) 陽明心學中“物”的範疇）不會(hui) 因為(wei) 我的憤世嫉俗而變成善，反而會(hui) 在憤世嫉俗的逐浪之中使良知愈加障蔽，使聖學根本更加模糊。隻有以我虛靈不昧之良知，應接一切事事物物，才能使事事物物皆歸於(yu) 正，這正是心外無物的道理。

自從(cong) 悟得良知乃吾性自足，陽明先生便不再積極針砭時弊，而是以弘揚良知之學為(wei) 己任。然而這並非脫離政治、不問世事，而是以正確的、符合天理的方式參政。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wei) 政？”子曰：“書(shu) 雲(yun) ：‘孝乎惟孝，友於(yu) 兄弟，施於(yu) 有政’，是亦為(wei) 政，奚其為(wei) 為(wei) 政？[1]”陽明先生以良知之學行教，正是以孔子的方式為(wei) 政。

喚醒世人的良知，使得世人不再遊離於(yu) 逐物遠性之地，從(cong) 而使得天下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各得其所，這正是陽明先生的政治思想所在。而“拔本塞源”論，便是陽明先生政治思想之集中體(ti) 現。

“拔本塞源”論是陽明先生《答顧東(dong) 橋書(shu) [2]》的最後一部分內(nei) 容。陽明先生在講說良知之學之初，時人多不理解，認為(wei) 解決(jue) 世間問題還是必須即事明理，致良知不過是牽合空虛之說。當時的顧東(dong) 橋致陽明先生的書(shu) 信，便持此一看法。對此，陽明先生不厭其煩，就顧東(dong) 橋之質疑一一書(shu) 麵作答。答至最後，深感世人迷惑於(yu) 邪說甚深，不得已乃拈出“拔本塞源”論，冀解大惑。陽明先生說：“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yu) 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惑於(yu) 異端邪說而猶自以為(wei) 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yu) 一時，終將凍解於(yu) 西而冰堅於(yu) 東(dong) ，霧釋於(yu) 前而雲(yun) 滃於(yu) 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yu) 天下之分毫也已。”拔本塞源，便是要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世人對聖人真學問的誤解。

茲(zi) 錄陽明先生“拔本塞源”論全文，以具體(ti) 揭明陽明先生之政治思想。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nei) 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qin) ，莫不欲安全而教養(yang) 之，以遂其萬(wan) 物一體(ti) 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yu) 聖人也，特其間於(yu) 有我之私，隔於(yu) 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複其心體(ti) 之同然。

“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是陽明先生良知之學的核心思想之一，也可以說是陽明先生政治思想的核心。“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便是良知之教。此一思想與(yu) 春秋經的“大一統”思想如合符契。何邵公對“大一統”的解釋是：“繼天奉元，養(yang) 成萬(wan) 物。[3]”這便是“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是自古聖人傳(chuan) 續不絕的為(wei) 政出發點，舍此之外，皆是利欲心，其德不配為(wei) 政。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yu) 聖人也”，這是說初民皆具聖人氣象，也就是說堯舜之民，人人自良知而行，無所障蔽。陽明先生為(wei) 了說明常人之良知與(yu) 與(yu) 堯舜孔子之良知無異，而發有著名的“聖人精金”說。陽明先生說：“聖人之所以為(wei) 聖，隻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wei) 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4]”然而常人畢竟與(yu) 堯舜孔子不同，其不同之處並不在於(yu) 良知有差別，而是才力之不同，猶如黃金之有輕有重。如果常人是一兩(liang) 二兩(liang) 黃金，那麽(me) 堯舜孔子是萬(wan) 兩(liang) 黃金。雖然輕重有所不同，然而均為(wei) 足色黃金，也就是說良知是相同的。而常人之良知與(yu) 堯舜孔子之良知相同，這正是“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的基礎，也即是陽明先生政治思想成立的基礎。

人的良知本來清明，隻是後來“間於(yu) 有我之私，隔於(yu) 物欲之蔽”，導致良知障蔽，這才需要堯舜孔子先覺者起而行教，以行“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政，“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複其心體(ti) 之同然。”這是政教所以興(xing) 起的緣由，即：一方麵是人的良知障蔽，一方麵是聖王仁心良知之自然流行。若無聖王仁心良知生生，則亦不可能有真正意義(yi) 上的教化。這就是蔣先生“聖王再興(xing) [5]”說的根本。聖王起而推其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以教天下，使天下之人人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複其心體(ti) 之同然，如此，天理流行大暢而無所壅塞，這便是堯舜之治，這便是大道之行。這是陽明先生的政治理想，也是所有聖賢君子的政治理想。

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聖王政教的根本，就是“允執厥中”。“中”就是天理良知，“允執厥中”就是誠允以行，不失天理，一切作為(wei) 皆自良知發出，而不是起“意”妄作、隨“意”逐物。堯、舜、禹以“允執厥中”相授受，《論語》所記載的大同小異：“堯曰：‘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6]”孔門亦以“允執厥中”行教，《中庸》雲(yun)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這便是良知之教，這便是“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政教必須不偏離這一根本，允執厥中。

政教的根本是天理良知，是“允執厥中”；政教的節目，也就是具體(ti) 表現，便相應地為(wei) 襄讚天理流行。襄讚天理流行，是智者利仁之事[7]。天理良知是仁，聖王導天理良知流行於(yu) 人道就是義(yi) 。天理流行而為(wei) 人道，以成五倫(lun) 之義(yi) ，即“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有親(qin) ”，是人之所以為(wei) 人之義(yi) 。至於(yu) 禽獸(shou) ，父子不相識，安在乎仁？因此，“父子有親(qin) ”之義(yi) ，正是天理流行於(yu) 人之根本。以“親(qin) ”義(yi) 係於(yu) 父子之倫(lun) ，方有人道可言。因此，“父子有親(qin) ”，便是人道之始。聖王之教，天理流行自“父子有親(qin) ”始，仁及尊卑上下，然後有國，這便是“君臣有義(yi) ”。因此，人倫(lun) 之本建於(yu) “親(qin) ”之上，邦國因於(yu) “義(yi) ”而存在。“夫婦有別”，亦即男女有別，因有別而相敬，能相敬則不相褻(xie) 亂(luan) 。因親(qin) 而有尊，因別而生敬，尊與(yu) 敬，是人道之大端，亦即政道之大端，禮樂(le) 之梁柱。因於(yu) 相敬，故而同姓不婚，異姓聯姻，仁之流行更加廣大，這是禮的根本。“長幼有序”，然後才有“緜緜瓜瓞[8]”，使得仁之流行至於(yu) 久遠成為(wei) 可能，這是智之義(yi) 方。至於(yu) 信及朋友，莫非天理普遍之流行也。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聖王以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為(wei) 天下之大本，其節目發為(wei)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倫(lun) 之義(yi) ，為(wei) 天下之達道。隻有行此道，才可以保證天理流行無阻，而無一民不得安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一脈相承，千萬(wan) 年堅守不易。陽明先生之政治思想，祖述堯舜，本乎此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這就是“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義(yi) 之所在。

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wei) 教，而學者惟以此為(wei) 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xi) ，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nong) 、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wei) 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qin) ，弟其長，信其朋友，以複其心體(ti) 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yu) 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

信得過良知，相信人人之良知皆“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yu) 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這是政教之所以可行的根本。王道之世，人人皆自覺勤勉精進於(yu) 人所同者，所擁護的隻有良知，所向慕的隻有德性。因此，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士農(nong) 工商，雖其職業(ye) 有所不同，其心則一致，皆是良知之自然流行，人人都沐浴在如此和煦春風之中，這便是生活的真諦。而一旦心被外物客氣所轉，良知障蔽，形成“意見”，天理之流行便被隔斷，邪氣趁機僭入，生活便很容易被打亂(luan) ，人將陷入被邪道驅使之境地。這就像一個(ge) 健康的身體(ti) ，鈣質均衡分布。而一旦身體(ti) 鈣質不均，就會(hui) 造成一方麵骨質缺鈣，一方麵骨質增生的現象。失去生活的社會(hui) ，與(yu) 此類似，大部分人“缺鈣”，少數人“骨質增生”，這便是不均的表現，社會(hui) 其實處於(yu) 各種“權閥”、“財閥”的驅使之下。隻有王道之下，良知普遍清明，天理普遍流行，才可能實現均平。

“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這裏提到的聞見、記誦、辭章、功利，便是“物”。陽明先生在答徐曰仁問時，說：“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ti) 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9]”這是自天理良知自然發用上說。良知澄明之人自然可以以良知體(ti) 物，所謂“率性之謂道”。然而一旦率性之幾不能“允執厥中”，那麽(me) 由心體(ti) 物的良知自然發用，就會(hui) 逆轉而為(wei) 人被物化的良知障蔽狀態，這就是《樂(le) 記》所說的“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人被物轉，便會(hui) 生出許多“意見”來，被“意見”牽著走，而失卻由良知自然發用的生活。這，便是陽明先生畢生致力於(yu) 扭轉的謬見俚俗。而通過教化，恢複唐虞三代之善政，使得人人生活於(yu) “性分之所固有”，便是陽明先生的政治理想。而堅守此理想而不移的，正在於(yu) 對良知的切身體(ti) 悟而深信不移。

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wei) 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yu) 禮樂(le) 、長於(yu) 政教、長於(yu) 水土之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yu) 學校之中。迨夫舉(ju) 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wei) 輕重、勞逸為(wei) 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yu) 煩劇而不以為(wei) 勞，安於(yu) 卑瑣而不以為(wei) 賤。

對良知之學持懷疑態度的，大多誤以為(wei) 良知之學重內(nei) 而遺外，對此陽明先生多有反覆辨明，良知之學即內(nei) 即外，心物一體(ti) ，無內(nei) 外之分，體(ti) 物而不可遺。陽明先生於(yu) 此處不僅(jin) 從(cong) 另一角度說明了良知不遺外，更進一步揭示了政教的一個(ge) 重要原則：政教應當致力於(yu) 人所同者，而不可舍本逐末求乎人所異者。人所同者，便是良知。人所異者，便是知識技能。致力於(yu) 人所同者，則人所異者皆可以各致其才而盡其用。

成德，便是致良知。“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wei) 事”，便是政教致力於(yu) 人所同者。一個(ge) 好的社會(hui) ，善的社會(hui) ，是人人以良知為(wei) 同，而才能各異。由此，才可以人人各安其職，各盡其能。對於(yu) 有才能之人，“舉(ju) 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那麽(me) 能人便不至於(yu) 馳逐於(yu) 功利之中，而陷溺於(yu) 物化之地。“舉(ju) 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揭示了善政應當遵循的兩(liang) 大原則：一是能發明良知，也就是順應天理良知，唯德是舉(ju) ；二是克用才能，使有才能之人可以終身居其職而不易。做不到這兩(liang) 個(ge) 原則，就容易墮落至於(yu) 驅民馳逐於(yu) 功利的惡政。

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qin) 。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nong) 、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ye) ，以相生相養(yang) ，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幷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le) ，而不恥於(yu) 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故其精神流貫，誌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癢屙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cong) ，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複心體(ti) 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yu) 論也。

所謂善政，是可以人盡其才，而無有錯位的。才力淺的，可以安於(yu) 其所從(cong) 事的職業(ye) ，不致於(yu) 希高慕外。才力深的，可以“出而各效其能”，以濟天下。而無論才力深淺，皆能“精神流貫，誌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一個(ge) 善政社會(hui) ，其良知德性是人人共同的土壤，而才能則是百花齊放。人人可以憑自己的興(xing) 趣誌向養(yang) 成自己的才能，使才能得到自由發揮。而各自的才能表現雖然不同，但“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這就是“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的終極表現。

因此，人才不必由國家刻意培養(yang) ，在良知善政之下，人自然恥其不能，而自勉精進於(yu) 才能。就像堯舜之朝的皋陶、夔、稷、契，均是因其本來之才而受到舉(ju) 用，而非事先培養(yang) 而成。刻意培養(yang) ，未有不拔苗助長的，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因此，善政執政的重點，應該是著力於(yu) 人所同者，而非強製於(yu) 人所不同者。人所同者，天理良知也。人所不同者，才能也。正是因為(wei) 知識才能是個(ge) 人才華的自由發揮，不應該受到幹涉，所以說“知識技能，非所與(yu) 論也”。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悖其道而行之，著力於(yu) 人所不同者，而無視於(yu) 人所同者，那麽(me) 這樣的社會(hui) ，短期內(nei) 或許可以靠強力維係，必然不可能長久。

記得小時候在農(nong) 村生活，如果一家需要蓋房子，那麽(me) 同村會(hui) 做土坯的就會(hui) 帶著他的石錘來幫搗土坯，會(hui) 砌墻的就會(hui) 帶著他的瓦刀來幫砌墻，會(hui) 木工的就會(hui) 帶著他的刨子鋸子來幫做梁柱門窗，其他沒有手藝的就過來幫搬的搬、挑的挑，總之就是各人都可以自然貢獻其所擅長的才能手藝，當成自己家的事來做，這就是“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

陽明先生在此指出的“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cong) ，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複心體(ti) 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yu) 論也”，就是政教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致力於(yu) 人所同者，而非求乎人所異者。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猖。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複以此為(wei) 教，而學者不複以此為(wei) 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yu) 外，以內(nei) 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qing) 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鬥爭(zheng) 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yu) 禽獸(shou) 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如果以道為(wei) 標準來劃分曆史時代，那麽(me) 堯舜是帝道時代，夏商周是王道時代，三代以後秦漢以降是霸道時代。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10]”陽明先生所說的“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yu) 外，以內(nei) 濟其私己之欲”，就是孟子說的“以力假仁者霸”。

霸道有兩(liang) 個(ge) 特點：一是必然追求成為(wei) 大國，二是隻能以力服人，做不到讓人心悅誠服。霸道之世，政教不從(cong) 天理良知出，而是由“意”發出。意有誠有不誠，遇到能大體(ti) 誠意的明君，政治就會(hui) 清明一些，而對於(yu) 不知誠意為(wei) 何物者，政治就不可預期了。這樣的政治，人所同的天理良知得不到培護，人所不同的才能技藝無所用處，自然也很難得到自由發揮；這樣的社會(hui) ，人心馳騖，得權勢者必然貪汙橫行，鄉(xiang) 野也必然是惡霸地痞猖獗。這種現象，不僅(jin) 使在下之民遭受苦難，同樣也危及在上之君，貪官惡霸往往是君民同所憤恨的對象。因此一旦貪官惡霸被正法，民眾(zhong) 便“歡虞如也[11]”，感恩戴德，奔走相告。民對君的感情於(yu) 是更加深厚，更加擁護，然而等平靜下來，便一切照舊。

貪官惡霸現象屢禁不絕、屢殺不盡的根源，恰恰在於(yu) 所行的是霸道而非王道。霸道體(ti) 製之下，人所同的天理良知得不到培護，蔽而不申，自然是禽獸(shou) 之道橫行，而人道往往被壓製。“既其久也，鬥爭(zheng) 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yu) 禽獸(shou) 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這種現象，就是良知障蔽的普遍表現，它可以解釋一切不可理喻的“野蠻戰勝文明”的現象。要知道，良知是有力量的。良知的力量，“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隻有建立在良知之上的政治，才可以征服一切野蠻。

然而霸道之所以能維持，在於(yu) 其一方麵假行仁義(yi) 以惑眾(zhong) ，“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yu) 外”，一方麵假借民心以成己之私，屢行小惠以博取民眾(zhong) 的擁護。子產(chan) 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yu) 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wei) 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避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wei) 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12]”“惠而不知為(wei) 政”，這是霸道的通病。王道之下，人人由良知而行。而霸道之下，在位者長行小惠，民眾(zhong) 便不再知有良知，而唯在位者之意是從(cong) ，因此富強之說、傾(qing) 詐之謀、攻伐之計任意興(xing) 起，“一切欺天罔人”。行小惠而壞大義(yi) ，這恰恰是三代以降往往被稱譽為(wei) 政治清明的表現，卻不知早已偏離聖學遠甚。人治不免於(yu) 意必固我。以良知教，行良知之政，使得人人“複心體(ti) 之同然”，人人由良知而行，主宰於(yu) 良知，而非被人主宰。摒棄人治，普遍發明良知，從(cong) 而恢複堯舜之治，這就是陽明先生達致政治理想的仁術。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shang) ，搜獵先聖王之典章法製，而掇拾修補於(yu) 煨燼之餘(yu) 。蓋其為(wei) 心，良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chuan) 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習(xi) 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複於(yu) 世者，僅(jin) 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可複覩。於(yu) 是有訓詁之學，而傳(chuan) 之以為(wei) 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wei) 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wei) 麗(li) 。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力於(yu) 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wan) 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鬥巧、獻笑爭(zheng) 妍者，四麵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sang) 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ye) 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yu) 其說，而終身從(cong) 事於(yu) 無用之虛文，莫自知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wei) 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ye) 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xi) ，愈趣愈下。其間雖嚐瞽惑於(yu) 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嚐折衷於(yu) 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yu) 今，功利之毒，淪浹於(yu) 人之心髓而習(xi) 以成性也幾千年矣！

不明良知之學，則雖欲挽救世道，不僅(jin) 枉費心力，更多情況下反而會(hui) 助紂為(wei) 虐。蔣先生說，世之儒者，仁心擔當很容易做到，氣魄擔當也不難，難的是義(yi) 理擔當。義(yi) 理不明，便可能連良知的門也望不到，雖依於(yu) 仁心氣魄，所為(wei) 所行難免意必固我，反而越來越使得聖學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到頭來解決(jue) 不了問題，隻好引進其他學術思想，眾(zhong) 說紛紜，於(yu) 是人民人心成了各家各派群起角力之場域。到這地步，民眾(zhong) 淪為(wei) 執牛耳者之利淵，人已不成其為(wei) 人，更不用說良知了。世道淪落如此，與(yu) 天下之人皆相視如一家之親(qin) 的堯舜之治，已不啻千裏萬(wan) 裏。

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zheng) 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le) 者，又欲與(yu) 於(yu) 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台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wei) 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嚐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wei) 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

良知泯失，則良治善政亦不可得，於(yu) 是人人生而自危，難免於(yu) 向利而生。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13]”施政均平，使得天下人人居處安和，這是王道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做到如此，隻有致良知，行“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理於(yu) 天下。發政施為(wei) ，能做到“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充遍，就是“均”；使民養(yang) 生送死無憾，就是“安”。政均而教安，天下人人甘之若飴，雖有大誘深惑不可動其心，權勢名利自然見恥。

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誌，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wei) 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wei) 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wei) 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wei) 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難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wan) 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jue) 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xing) 起者，吾誰與(yu) 望乎？

“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xing) 起者，吾誰與(yu) 望乎？”陽明先生此語雖為(wei) 勉勵君子而發，然直與(yu) 孟子“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之氣概相同。大概龍場悟道之初，陽明先生尚著意於(yu) 生死焦慮[14]，至此已然擴充良知之學至於(yu) 政治焦慮、曆史文化焦慮[15]，從(cong) 而形成其以良知為(wei) 本的政治思想。此一政治思想，遠紹堯舜，直承孔子，可稱之為(wei) “良知政治思想”。對於(yu) “良知政治思想”，陽明先生深信雖處“功利之毒，淪浹於(yu) 人之心髓而習(xi) 以成性也幾千年矣”以下，雖麵對的是人人不解而極度“勞苦而繁難”之世，“而良知之明，萬(wan) 古一日”。

陽明先生的政治思想，以致良知為(wei) 根本一貫之道，以“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為(wei) 統係，以天下一家、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流行，而無人己之分、物我之間為(wei) 終極目標。如此，天下人人皆能行乎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yu) 外者。如此，功利之毒自然無所入間，民安而物美，萬(wan) 般百為(wei) 皆可得而興(xing) 。然而，將良知之學推行於(yu) 天下，不可能像平時教訓弟子那般，人人啟發之以精微、示之以心性工夫，必須有賴於(yu) 政教施為(wei) 。具體(ti) 就是以“允執厥中”為(wei) 根本，以“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倫(lun) 之義(yi) 為(wei) 節目。由是可知，陽明先生所提倡之良知之教，實屬“時義(yi) 之大”。良知之教與(yu) 良知政治思想合驅並行，則堯舜王道之治可期。

良知政治思想的核心重點，在於(yu) 通過政教，以“複其心體(ti) 之同然”。這其實就是蔣先生以“政治儒學”保證“心性儒學”之說的先聲，所謂“先聖後聖，若合符節”。然而有一點是陽明先生對於(yu) 政治思想的獨到貢獻，這一原則雖堯舜孔子複起，亦不可易。這一原則就是：政教應當致力於(yu) 人人所同之上，而非人人相異之上。人人所同，就是天理良知，聖賢與(yu) 常人的良知並無二致。人人所異，就是才能秉賦。政教致力於(yu) 人人所同的天理良知，“允執厥中”，是政均人和的根本。隻有政均人和，才能使人人所異的才能秉賦得到自由發揮。政教致力於(yu) 人人所同的天理良知，才可以避免以“君意”、“民意”、“權意”、“閥意”幹政，從(cong) 而避免各種主觀臆斷的人治，由此才可以避免使得人民淪為(wei) “君意”、“民意”、“權意”、“閥意”等等非法政權下的良知障蔽的奴隸，從(cong) 而使得人人可以成為(wei) 真正意義(yi) 上的良知人、自由人。若心體(ti) 同然之良知不明於(yu) 世，那麽(me) 再滄海桑田，君權換了民權，隻是風景不同罷了。

劉懷崗 夏曆壬寅歲五月望

西元2022年6月14日於(yu) 深圳

注釋：
 
[1] 見《論語·為政第二》。
 
[2] 見《傳習錄中》
 
[3]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傳文何休注。
 
[4] 見《傳習錄上》，陽明先生答希淵問。
 
[5] 見蔣慶先生《政治儒學默想錄》一書，或發表於伟德线上平台的“聖王再興說”一文。
 
[6] 見《論語·堯曰第二十》。
 
[7]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見《論語·裏仁第四》。
 
[8] 《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緜》詩句。
 
[9] 見《傳習錄上》。
 
[10] 見《孟子·公孫醜上》。
 
[11] 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見《孟子·盡心上》。
 
[12] 見《孟子·離婁下》。
 
[13] 見《論語·季氏第十六》。
 
[14] 據陽明先生年譜記載：陽明先生至龍場，“時瑾憾末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雲雲。
 
[15] 蔣慶先生於《心學散論》一文中指明，吾人之焦慮有兩種：“生死焦慮”與“曆史文化焦慮”。“人處世間，見草木枯榮，有情無常，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遂生出離解脫之想，此乃生死焦慮。”“壓迫吾人心靈使吾人不安者，除自然生命之生死外，尚有非出於自然生命者。此種焦慮，吾名之曰‘曆史文化之焦慮’。”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所謂聖賢大學問，一定是“能將生死焦慮與曆史文化焦慮以‘中和之道’解決之”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