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要“應時”

作者：房偉(wei)

來源：中國網·文化中國·原創專(zhuan) 欄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五月初八日庚寅

          耶穌2022年6月6日

房偉(wei) ，男，1984年生，山東(dong) 曲阜人，曆史學博士，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入選第五批山東(dong) 省齊魯文化之星。研究方向為(wei) 文廟祭祀、中國儒學史。著有《孔子祭祀》《文廟釋奠禮儀(yi) 研究》《孔府文化研究》等，在《光明日報》《原道》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研究成果多次榮獲省、市級獎勵，主持完成山東(dong) 省社科規劃項目多項。

禮，要“應時”

也許，中國人是世界各民族中對“時”最為(wei) 敏感的族群。中國人的“二十四節氣”，是古人觀察自然而窺測天道的結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自然有條不紊，和諧有序。盡管孟子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明智的古人從(cong) 來不否定天時的重要性。天時是“道”的某種體(ti) 現，違逆天時，其實就是在背道而馳，是萬(wan) 萬(wan) 要不得的。在“天人合一”思維指導下的中國人，向來主張做事要“順天應時”。對“時”的推崇，也體(ti) 現在禮樂(le) 文化之中。

禮首先要合乎天時。伴隨著四季更替，中國古代有“四時之祭”的傳(chuan) 統。古人依照四時的變化而祭祀自己的祖先，通常分別稱之為(wei) 春祠、夏礿、秋嚐、冬蒸。漢代以後，由於(yu) 二十四節氣逐漸發展完善，這些祭祖之禮就慢慢融匯到了與(yu) 節氣相關(guan) 的禮俗之中。春分、清明、立夏、夏至、秋分、冬至等節氣時，人們(men) 往往應時而祭祀自己的祖先。孟夏時節，小麥豐(feng) 收在望，處處瓜果飄香，在古代，正是祭祀的好時候。傳(chuan) 統社會(hui) ，收獲新鮮食物後，首先要祭獻祖先，稱為(wei) “薦新”。尤其是在有了新收獲的夏季，這種儀(yi) 式更為(wei) 常見。北方有的地方俗稱為(wei) “過夏麥”，或選取顆粒飽滿的麥穗，或將新麥做成饅頭、餃子，置於(yu) 祖先牌位前；南方也有類似禮俗，立夏時人們(men) 將櫻桃、新茶等時鮮薦於(yu) 祖廟。無論南北，其用心相同，即通過祭祀以感念祖先的生養(yang) 之恩，祈求獲得庇佑。中國人向來尊重自然，有知天、敬天、天人合一的傳(chuan) 統，會(hui) 根據四季變化、晝夜長短等自然規律來安排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事務。而禮樂(le) 本就源於(yu) 天道，是天道在人類社會(hui) 的體(ti) 現。所以《禮記》中才會(hui) 特別強調，祭祀一定要順應天時。

禮體(ti) 現出順應天時的理念，樂(le) 也是如此。中國古代音律以“黃鍾”為(wei) 首，從(cong) 低到高依次為(wei) 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故有“十二律呂”之稱。漢代以來，古人曾有意識地將律呂與(yu) 月份、節氣相配。《後漢書(shu) ·律曆誌》中就有“取律以候氣”的記載，說的是在緹室內(nei) 按方位設置“律管”，這是一種古時用來確定音高的標準器，每管末端則放置葭灰。據言，到了某一時節，相應律管內(nei) 這種由葦膜燒成的輕灰就會(hui) 動而飛出，由此表明該節候已至。對於(yu) 這一做法的科學性，我們(men) 暫且不論。但從(cong) 思想文化的角度看，這種律學與(yu) 曆法相結合的學說，源於(yu) 聲音之道與(yu) 天地之氣相通的理念，是古代人有意識地順應天時的一種表現。老杜詩雲(yun)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正是這一思想的生動描述。

其實就禮樂(le) 與(yu) “時”的關(guan) 係而言，《禮記》中更為(wei) 經典的表述則是“禮，時為(wei) 大，順次之，體(ti) 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這是說，在具體(ti) 實踐中，禮樂(le) 的使用既要適應時代、順乎倫(lun) 常、合於(yu) 人情，又要適合於(yu) 祭祀對象，符合祭者身份。其中最為(wei) 重要的就是，禮樂(le) 的製作、踐行與(yu) 傳(chuan) 承必須講求時變。換言之，“時”是製禮、行禮的重要標準，如果“時”發生變化，時代、形勢、場合不同，那麽(me) ，禮樂(le) 的表現形式和應用策略就該相應變通，絕不能泥古不化、食洋不化、照搬照抄。這與(yu) 儒家的“變通”精神是相一致的。很多人以為(wei) 儒家是保守的，甚至是“抱殘守缺”的老頑固。豈不知，儒家不光重視常道、重視傳(chuan) 承，也特別強調“變”和“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是《易傳(chuan) 》的智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大學》的理念。這種在傳(chuan) 承與(yu) 創新之間的巧妙平衡，才是儒家的真精神，中國人的大智慧！

《莊子·天運》篇有言：“禮義(yi) 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所以，除了上述順應天時的內(nei) 涵外，“禮樂(le) 應時”還體(ti) 現為(wei) 禮樂(le) 要順應時代的發展變化。一個(ge) 時代有一個(ge) 時代的禮樂(le) ，時代改變了，禮樂(le) 製度也必須隨之修訂，應時而變。自唐代以來，中國曆代都會(hui) 頒布官方禮典作為(wei) 國家禮製的基本準則。從(cong) 唐代《大唐開元禮》，到宋代《政和五禮新儀(yi) 》，再到明代《大明集禮》、清代《大清會(hui) 典》，雖然吉、凶、軍(jun) 、賓、嘉“五禮”的體(ti) 係大致相同，但涉及到具體(ti) 儀(yi) 程時，大都會(hui) 根據各自朝代的特點進行修訂，這體(ti) 現的就是“應時”的基本精神。即使在當代，國家層麵的禮樂(le) 建設依然需要根據時代要求而有序推進。每年國家烈士紀念日在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的儀(yi) 式，歡迎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來華訪問的儀(yi) 式以及國慶節的閱兵儀(yi) 式等，與(yu) 古代的吉禮、賓禮、軍(jun) 禮多有相通之處，但當代社會(hui) 的這些禮樂(le) 儀(yi) 式是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是符合當前時代要求的。

時代性也是後人取舍古禮的重要標準。南宋大儒朱子曾與(yu) 郭子從(cong) 通過書(shu) 信討論喪(sang) 服製度。古禮規定，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古時上曰衣，下曰裳。“男子殊衣裳”是指不論吉凶，衣和裳的顏色均不同；而婦人在服喪(sang) 時，上衣與(yu) 下裳的顏色必須同一，此之謂“婦人不殊裳”。然而，在他們(men) 所處的南宋時期，由於(yu) 時代變遷，這些衣裳之製已經不為(wei) 人知，甚至還被認為(wei) 是迂闊怪誕，以為(wei) 非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顧時代需要，在社會(hui) 中強行推廣古代的喪(sang) 服禮製，其後果可想而知。朱子則是相當開明的，他回信說：“若考得古製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為(wei) 難，即且從(cong) 俗，亦無甚害。”在他看來，考訂古禮並能夠以此改進現有禮俗自然是好的，但如果不被時人所認同，難以推行，那麽(me) 也切不可拘泥於(yu) 古代，依順時下的禮俗習(xi) 慣也是可以的。所以，經過他損益古今之禮而成的《朱子家禮》能夠在當時、後世通行七八百年之久，就可以理解了。今天的我們(men) 實際上也麵臨(lin) 著與(yu) 朱子相同的狀況，比如古代的“三年之喪(sang) ”、官員的“丁憂”製度等，在講求效率的當代，顯然已經難以推行。但這些製度中所蘊含的孝道之義(yi) ，卻又是當代社會(hui) 所缺失並亟待增強的。所以，這就需要在尊重傳(chuan) 統的基礎上，對古禮進行符合時代要求的改造。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這也正是當下提倡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目的所在。

禮樂(le) 文化既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又具有一定的曆史繼承性。所以，踐行禮樂(le) 文化，既要順應時代要求，又要注意針對不同場合、不同身份和不同對象來具體(ti) 運用。也就是說，禮樂(le) 要合乎事宜，因地製宜，這也是“禮樂(le) 應時”應當具有的內(nei) 涵之一。孔子講過，用麻布製作禮帽子符合古禮的規定，現在大家改用絲(si) 織成的布來製作，這樣容易製成且更為(wei) 節儉(jian) ，我讚成現在的做法；臣子拜見君王先在堂下先行跪拜禮，然後再升堂而拜，這是符合古禮規定的；現在隻在堂上行禮，這是驕泰的表現，我遵從(cong) 古禮。可見，在對待禮的態度上，孔子是崇尚聖賢但不遠離古製，順應習(xi) 俗而不偏離時宜。漢代桓寬將此概括為(wei)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製。”顯然，孔子是既明且智的。

禮樂(le) 還需要因地製宜。比如，祭祀孔子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位列國家祀典的禮製，長期位於(yu) “中祀”乃至“大祀”的地位，影響可謂既深且遠。舉(ju) 行孔子祭祀的場所被稱為(wei) “文廟”，在傳(chuan) 統中國，有學校的地方就一定會(hui) 建有文廟，“學”與(yu) “廟”是相依而存在的。文廟屬於(yu) 國家禮製性建築，國家層麵對它的建築製度有相應規定，不可僭越。但由於(yu) 各地建立文廟的選址不同，文廟與(yu) 學校的方位關(guan) 係就會(hui) 有因地製宜的變化，一般而言，廟學布局有三種基本形式，即前廟後學，左廟右學，右廟左學。北京國子監孔廟始建於(yu) 元代大德十年（1306），是元、明、清三代的國家最高學府所在地，為(wei) “左廟右學”的布局。隨著中華文明在海外的傳(chuan) 播，祭祀孔子也被“儒家文化圈”內(nei) 的一些國家所接納，成為(wei) 所在國追求先進文明的見證。在禮儀(yi) 實踐上，各國都增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形式，韓國將古代朝鮮曆史上最為(wei) 重要的18位儒學家從(cong) 祀文廟，越南則將授予教授資格的儀(yi) 式安排在當地文廟舉(ju) 行，這些同樣體(ti) 現了因地製宜的特色。

日本內(nei) 閣文庫藏漢籍善本明永樂(le) 十六年朝鮮刊陽村權近著《禮記淺見錄》

禮樂(le) 以時為(wei) 大的理念，來源於(yu) 中國文化中因時而變易的傳(chuan) 統。《易傳(chuan) 》中經常談到“時”，如卦辭中就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損益盈虛，與(yu) 時偕行”“凡益之道，與(yu) 時偕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等說法。“時”的智慧啟發我們(men) ，世間萬(wan) 物處於(yu) 發展變化之中，要以曆史的、辯證的思維方式看待事物的發展。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因時而變異”並非單向的、斷裂式的變化，而是一種多向度的、傳(chuan) 承性的變化，是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這正是孔子所說的“損益”。

子張問孔子：“今後十代的禮製現在可以預知嗎？”孔子回答說：“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來，每個(ge) 曆史時期的禮樂(le) 製度都有繼承和創新的問題，世事變遷，禮法自有損益。外在的禮儀(yi) 雖每代有變，而其實質內(nei) 容即禮義(yi) 應該保持連續性。所以，何止是十代，一百代以後也是可預知的。

正是由於(yu) 這種“損益”的特質，所以古人講：“禮者，義(yi) 之定製，義(yi) 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yi) 隨時製宜。故協合於(yu) 義(yi) 而當為(wei) 者，則雖先王之未有此禮，可酌之於(yu) 義(yi) 而創為(wei) 之禮焉。”這說明，禮樂(le) 的“應時”必協諸“義(yi) ”。孟子與(yu) 淳於(yu) 髡之間曾有一次關(guan) 於(yu) 禮的論辯。淳於(yu) 髡拋給孟子一個(ge) 看似兩(liang) 難的問題：“如果嫂子掉到水裏了，能用手去拉她嗎？”之所以稱為(wei) “兩(liang) 難”，是因為(wei) 在孟子的時代，“男女授受不親(qin) ”是符合當時禮法規定的，伸手救援也就意味著“違背”當時禮的要求。但孟子並沒有猶豫，而是非常肯定地說到：“如果不救，那就是豺狼。”在孟子看來，禮的規定是原則，自然應當遵行，但當麵臨(lin) 著極為(wei) 特殊的狀態時，禮則需要變通。具體(ti) 到淳於(yu) 髡所設定的情境來說，“男女授受不親(qin) ”是禮，但當嫂子溺水，生命受到威脅時，那就必須伸出援手進行幫助。這是因為(wei) ，任何禮的規定，都是將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而禮的目的性，也是在於(yu) 建立穩定的社會(hui) 秩序，保護個(ge) 人權利，禮必須以人為(wei) 本。在這經與(yu) 權、原則與(yu) 變通之間，孟子始終站在“道義(yi) ”的一邊，為(wei) 我們(men) 樹立了光輝的人格榜樣。

大盂鼎銘文拓片

應時，除了要順應天時，與(yu) 時俱進之外，還有一個(ge) 意思，就是“回應時代”。每個(ge) 時代有每個(ge) 時代的問題，尤其是今天，在古今中西的糾葛不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然出現的情況下，時代給我們(men) 提出了更尖銳更棘手的人文、社會(hui) 難題。從(cong) 自身的視角，發揮自己的優(you) 勢，回應“時代之問”，破解“時代難題”，助推中國人身心生活的優(you) 化，讓整個(ge) 社會(hui) 更和諧有序，人民生活更富有尊嚴(yan) ，禮樂(le) 乃至整個(ge) 傳(chuan) 統文化才有生命力可言。正如賀麟先生說：“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基於(yu) 學者對於(yu) 每一時代問題，無論政治、社會(hui) 、文化、學術等各方麵的問題，皆能本典型的中國人的態度，站在儒家的立場，予以合理、合情、合時的新解答，而得其中道。”對於(yu) 新時代的禮樂(le) 建構而言，更是需要這種“合理、合情、合時的新解答”，在強調禮樂(le) 之“合理”“有情”的同時，更應該呼籲禮樂(le) 之“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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