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來的中國何以成為(wei) 一個(ge) 問題？

作者：翟誌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來源：《原道》第40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

王人博先生在新著《1840年以來的中國》中指出，“曆史本身是一種複合性存在，它永遠都不會(hui) 以清晰的二元對立的兩(liang) 極呈現出來”，“對一部複雜的中國現代史來說，使用任何一個(ge) 二元對立結構的分析框架都不太合適”。不僅(jin) 是“任何一個(ge) 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都不太合適，將任何一個(ge) 概念、進路、理論、主義(yi) 作為(wei) 分析工具絕對化，都是對曆史的盲人摸象，其結論都是對曆史的人為(wei) 切割。1840年以來的中國在哪裏？是什麽(me) ？答案隻能通過對檔案、人物、事件、物件的闡釋來呈現，而這個(ge) 闡釋的過程，又不得不借助於(yu) 外來的概念、理論，乃至主義(yi) 。這是後人理解曆史的困境，也是理解曆史的不得不然。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來的中國》的意義(yi) 在於(yu) ，提供了一種理解中國的特殊方法，這種方法不是一種教條，而是一個(ge) 鮮活的實踐。

一、在境與(yu) 超脫

王人博先生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中提供理解中國的進路和方法，我將其稱為(wei) “在境與(yu) 超脫”，就是說對於(yu) 人物、事件、文本、語詞的闡釋首先回到曆史場景之中，從(cong) 發生學的角度在具體(ti) 的場景中進行描繪、複原、解釋、闡發，對曆史給予“同情的理解”。

這種“在境”方法有別於(yu) 曆史學家對於(yu) 曆史真實的探查——曆史學家在意的是真實，雖然這種真實未必是客觀真實；但作者在意的是“故事”，將細節勾連成一個(ge) 完整的“故事”——“故事”作為(wei) 一種方法，可以將場景的複雜性呈現出來，反而更接近曆史真實。“故事”是可以容納衝(chong) 突、矛盾、偶然、不確定性等因素的，其解釋力遠遠超過各種二元的框架或單向度的理論。無論是對魏源、嚴(yan) 複、梁啟超、孫中山的研究，還是對洋務運動、變法立憲、五四運動的研究，甚至對民權、民主、憲法這些概念的研究，都貫穿著這種“在境”的方法，曆史的複雜性躍然於(yu) 紙上。

當然，這並不是說王人博先生不使用各種既有的分析框架。恰恰相反，王人博先生不但使用，甚至經常使用二元的分析框架，比如古今、中西、核心—邊緣、先進—落後等等，作者分析工具的武器庫異常豐(feng) 富。

但這些分析工具的使用本身也是在境化的，它們(men) 被置於(yu) 特定的場景中，而之所以在某個(ge) 場景中選擇某些分析工具，並非這些分析工具先天地正確，或先天地適用於(yu) 這些場景，而是因為(wei) 場景中的人物或事件本身使用了這些分析工具，因此分析工具就不僅(jin) 僅(jin) 是分析的工具，同時也是分析的對象。比如，作者並不排斥核心—邊緣、先進—落後這樣的分析框架，但他在使用這樣的分析框架時，同時也對這些分析框架本身進行著反思。而之所以能這樣做，原因就在於(yu) 分析工具被在境化了，成了分析對象的一部分。

在境化的思考使得各種分析框架、理論資源都是可以同時使用的，這種使用不是王人博先生的偏好，而是場景自身所包含的。多元工具和理論的使用，使得作者處於(yu) 場景之中又可以超脫於(yu) 場景之外：“穿越”回曆史場景，與(yu) 人物對話，感受事件本身，但最終又超脫那個(ge) 場景。回到場景是為(wei) 了複雜性，超脫場景是為(wei) 了複雜性的可解釋性。很多人可以回到曆史場景，但卻把自己真的當成了場景中的人；很多人拒絕甚至不屑於(yu) 回到場景，然而“橫看成嶺側(ce) 成峰”的並不一定是廬山。要識廬山的真麵目，既要在此山中，也要在此山外。一個(ge) 偉(wei) 大的闡釋者不能被場景束縛，也不能被工具綁架，然而事實上任何闡釋者都逃脫不了場景的束縛和工具的綁架。

王人博先生也沒有使用一套完整的理論或方法來超脫，如果真的有的話，那就意味著作者已經被這套理論或方法綁架。我個(ge) 人認為(wei) ，作者超脫出來的方式是自覺與(yu) 反思，他對他討論的問題和分析問題的框架，時刻保持著一種敏感和警醒，時刻對自己的言說進行著反思。這無法說是一種理論或方法，我認為(wei) 這是一種思考的“狀態”，不是一個(ge) 完成時，而是一個(ge) 進行時，時刻在進行著。這本書(shu) 的魅力就在於(yu) 授讀者以漁，而不是授讀者以魚。

二、結構與(yu) 憲製

但這不是一本“故事”書(shu) ，不是對於(yu) 曆史事件的再挖掘，不是對曆史人物的獵奇式窺視，也不是所謂的再解釋或借古諷今。書(shu) 中隱含著一以貫之的主題，作者對於(yu) 事件、人物、語詞的選擇都是服務於(yu) 這個(ge) 主題的，那就是憲製。

王人博先生在書(shu) 中喜歡用一個(ge) 詞——“結構”。曆史處在某種結構中，我們(men) 對曆史的認知也是結構化的產(chan) 物。一位憲法學家思考1840年以來的中國，很容易將其放置在各種結構之中。比如中心—邊緣、普遍性—特殊性，它們(men) 與(yu) 其說是抽象的理論，毋寧說首先是一種現實的結構，既是地域性的結構，也是思維的結構。

除此之外，還有各種或宏觀或微觀的權力結構、地緣結構、經濟結構、倫(lun) 理結構乃至人情和心理結構。所以在境化也好，超脫也好，曆史終究不是任人打扮的花姑娘，原因就在於(yu) 曆史被鑲嵌在這些結構中，如果心中沒有這些結構，那才是“亂(luan) 花漸欲迷人眼”。作者在“書(shu) 前的話”中特別提示了結構問題。但如前所述，作者從(cong) 沒有將某種結構絕對化，而是在不同的場景中考慮場景所處的結構。

不過有一個(ge) 結構是始終在場的，那就是憲製。這個(ge) 憲製要做廣義(yi) 理解，不隻是政治權力的結構，還包括一部憲法能夠存活並發展所依賴的各種結構，地域、政治、軍(jun) 事、精神、人情等等。憲製內(nei) 在的結構依賴於(yu) 這些外在的結構，反過來又規範這些外在的結構，憲製成熟的狀態一定是內(nei) 外結構統一的狀態。

1840年的特殊性就在於(yu) ，它意味著一種成熟狀態的打破，一種新的狀態的開啟，這種新狀態的核心就是憲製。對於(yu) 現代世界來說，憲製成為(wei) 一種新道統，古今也好，中西也好，現代國家最終收束於(yu) 憲製結構。1840年開啟了近現代中國的“製憲會(hui) 議”。從(cong) 憲製生成的角度看，這類似於(yu) 1215年對於(yu) 英國憲製生成的意義(yi) 。因此，對中國憲製的討論必須要放置在這個(ge) 將近200年的曆史長程中。憲法是有時間意識的，是有曆史意識的，每一部憲法文本的背後都是一部曆史，都是各種力量、文化、思想衝(chong) 撞的曆史。

憲法是對衝(chong) 突的收束，無論用的是哪國的概念、哪家的思想，最終都是在這片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在這本書(shu) 中，王人博先生對1840年以來所有憲法文本的討論，都將其置於(yu) 這個(ge) 曆史生成結構中，即便是那個(ge) “最差的憲法”（“七五憲法”），也是這個(ge) 成長曆史不可剔除的一部分。憲製不是一個(ge) 文本，也不是一個(ge) 製度，而是一個(ge) 民族的生存狀態，但其又要以文本、製度的方式表達和呈現，這是憲法學者的困境，也是憲法學者的價(jia) 值所在。

三、設局與(yu) 破局

1840年以來的中國何以成為(wei) 一個(ge) 問題？原因在於(yu) 中國陷入了一種“困局”之中。誠如王人博先生在書(shu) 中所說，“西方為(wei) 中國設下的局，中國須先認清其中的玄機，而最終的破局還得仰仗自己的智慧”。因此，設局與(yu) 破局就成為(wei) 理解這本書(shu) 的一條關(guan) 鍵線索，也是理解1840以來的中國的一條關(guan) 鍵線索。1840年就是設局的開始，之後的各種應變，都是破局的嚐試。直至今日，中國仍在這個(ge) 困局之中——當下中國的境遇，更是考驗破局的智慧。如果說憲製問題是王人博先生作為(wei) 一位法學家的學術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麽(me) 作為(wei) 思想家，作者的所思所考則可以概括為(wei) “中國問題”。

在書(shu) 中，作者坦言受到何天爵《真實的中國問題》的影響。“中國問題”不能等同於(yu) “中國的問題”，“中國問題”必須放置在西方設局之中才稱其為(wei) “中國問題”，就像“德國問題”和“日本問題”一樣，都是外在強者造成的問題。不僅(jin) 何天爵關(guan) 注真實的“中國問題”，當年羅素訪問中國後，很快就寫(xie) 了一本《中國問題》，還專(zhuan) 門拿“日本問題”做對比。在所有國家中，王人博先生也特別關(guan) 注日本，我想一個(ge) 可能的原因是“日本問題”與(yu) “中國問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同構性。而梁漱溟先生將其一生所思，概括為(wei) “人生問題與(yu) 中國問題”（王人博先生在其他的著作中，思考了梁漱溟所謂的人生問題）。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中，這個(ge) “中國問題”被更為(wei) 具象化地表述為(wei) 近代的“困局”。

書(shu) 中所有討論，從(cong) “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開始，都在這個(ge) 困局中打滾，而促使王人博先生思考這個(ge) 問題的原因，也是因為(wei) 我們(men) 今天仍深陷困局無法自拔。在2020年的當下閱讀《1840年以來的中國》，“困局”更為(wei) 複雜，“破局”更為(wei) 艱難。西方為(wei) 中國設的局尚未破，中國不期然地設了“局中局”，東(dong) 方西方都在破局，都在考驗破局的智慧。“中國問題”不再是中國的中國問題，而一躍成為(wei) 世界的“中國問題”，“中國問題”的解決(jue) 也不再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而成為(wei) 一個(ge) 世界問題。借用書(shu) 的結尾的話說，“中國的曆史進程駛入了另一個(ge) 嶄新階段”。但新階段仍未脫離困局，隻不過從(cong) 近代的困局變成了當代的困局。究竟如何破局，作者沒說，但套用作者之前的話，可以說，“破局的方法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能破局的方法”。

這本書(shu) 讀罷，關(guan) 於(yu) 設局與(yu) 破局問題仍是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但寫(xie) 這篇讀後感時，突然想到，或許人類曆史就是一個(ge) 破局史，人類始終處在各種局中，破局就是人生常態，國家亦然。因此這個(ge) 所謂的中國問題，這個(ge) 所謂的近代的困局，將是1840年以來的中國的“新常態”，我們(men) 的思考也要基於(yu) 這個(ge) 新常態，麵對那個(ge) 跟中國平起平坐甚至更為(wei) 強大的西方/他者，中國要尋求與(yu) 自己的和解，也要尋求與(yu) 西方/他者的和解。

所謂的破局，終究是一場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