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士人的“身名俱泰”論

作者：曾小明（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原道》第40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

內(nei) 容摘要：身名關(guan) 係是魏晉玄學的重要論題，在魏晉名士的思考中，名包括三種主要意涵：功德之名、名教之名與(yu) 隱逸放達之名。在魏晉士大夫貴身保身、去名存身與(yu) 追求功名的內(nei) 在矛盾與(yu) 衝(chong) 突中，石崇得益於(yu) 金穀之會(hui) 中的生命體(ti) 驗，實踐著儒家治世的理想，追求“身名俱泰”，強調保身貴身與(yu) 追求儒家名教功名並立，體(ti) 現了其對儒家重名教與(yu) 道家貴身思想的雙重追求。

魏晉名士“身名俱泰”論的提出有其獨特的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曆史背景：王導、謝安，作為(wei) 風流名士的領袖，是身名俱泰思想觀念的真正踐行者；阮籍、嵇康、陶淵明等名士也各自對身名俱泰這一命題作出回應，共同反映了魏晉士人團體(ti) 對身名追求的內(nei) 在衝(chong) 突。

石崇“身名俱泰”論的提出及魏晉士人對此的回應，為(wei) 名教自然之辯的深入發展提供了理論與(yu) 思想上準備，是通過名教與(yu) 自然之辯達成“名教即自然”的前奏。

關(guan) 鍵詞：魏晉；身名俱泰；石崇；陶淵明

魏晉政局動蕩，原有的神學體(ti) 係喪(sang) 失了維護名教的現實基礎，士人的名教觀念遭到衝(chong) 擊。伴隨政局起伏的魏晉士人普遍轉向玄談老莊，辨析名教自然等問題，在亂(luan) 世尋求身心安頓。在此背景下，保身與(yu) 重名是魏晉士人的內(nei) 在衝(chong) 突，身與(yu) 名的關(guan) 係成為(wei) 玄學中較為(wei) 重要的論題。

針對身與(yu) 名的關(guan) 係及具體(ti) 的修行方法，魏晉士人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基於(yu) 政治的變動無常以及受到老莊之學的影響，嵇康、王弼、張翰、郭象等士人多主張去名以存身，代表了魏晉士人對身名關(guan) 係問題的主流意見。與(yu) 之同時的“身名俱泰”論，也是回應身名關(guan) 係的重要理論。

一、魏晉名士的身與(yu) 名觀念

身名關(guan) 係問題是魏晉玄學的重要論題，而要考察身名關(guan) 係務必從(cong) 魏晉士人對身名的主體(ti) 性詮釋著手，了解他們(men) 理論視域中的身與(yu) 名的思想內(nei) 涵。而社會(hui) 變革時期，士人應對社會(hui) 問題並提出理論建構，呈現異彩紛呈的思想理論，其對身名的理解也不例外。這一時期在複雜的政治關(guan) 係中尋求如何保全自身，以及士人的主體(ti) 意識的增強等社會(hui) 思想在其身名觀中都能夠得到體(ti) 現。

首先，“身”在魏晉時期涵義(yi) 豐(feng) 富，其中以“身”作“我”的代稱得到強化，以《世說新語》為(wei) 例，“身”字出現的次數為(wei) 30處，其中11處做“我”解。如“身今日當與(yu) 君共談析理”，“冀罪止於(yu) 身，二兒(er) 可得全不”。

以“身”作“我”的廣泛運用，反映了魏晉士人麵對外在社會(hui) 環境適度放棄對名教觀念的執著，轉而重視對自我保全的時代性抉擇，也反映了這一時期士人主體(ti) 意識的崛起，符合“寧做我”的思想潮流，體(ti) 現了愛身、貴身思想在社會(hui) 現實生活層麵的影響。以自然之身作為(wei) 主體(ti) 生命存在的代稱或者象征，本身就是對自我身心的推崇。

其次，“身”除了作“我”的代稱外，指代“生命”亦比較常見，如“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wei) 身後名邪”。這些事例中的“身”皆有生命的涵義(yi) ，以身指代生命。另外，“身”還有“形體(ti) ”“形骸”之義(yi) ，這也是與(yu) “心”相對而言的最基本義(yi) ，如“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

顯然，“身”做“生命”之義(yi) 時，又包含了“形體(ti) ”“形骸”意義(yi) 上的“身”，可以看做是身、心合一體(ti) ，是活潑潑生命體(ti) 的呈現。這裏的“身”回歸了身的生命本義(yi) ，強調作為(wei) 生命主體(ti) 的自我以及自我存在的生命形態。

由於(yu) 身具有我之代稱和活潑潑生命的基本涵義(yi) ，在兩(liang) 漢經學的進一步衰落、魏晉玄學義(yi) 理得以向士人們(men) 生活實踐場域的全麵滲透時，全身與(yu) 貴身內(nei) 化為(wei) 魏晉名士的生活觀念。貴身這一觀念在《列子》所論述的楊朱身上表現尤為(wei) 典型。

從(cong) 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wei) 也”來看，把身體(ti) 的保全看作是士人最為(wei) 重要的事情，正如陳來所說：“不是說不同意拔掉一根毫毛以利於(yu) 天下百姓，而是說即使把整個(ge) 國家送給我來換取我的一根毫毛也是不能同意的，把個(ge) 人身體(ti) 的保全看得比任何其他個(ge) 人利益都重要。”

正是基於(yu) 此，魏晉士人大多注重養(yang) 身、保身，如潘尼《東(dong) 武館賦》中“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嵇康的“安心以全身”和陸雲(yun) 的“慎微如顯，乃保身以終”等均是全身貴身觀念的直接表達。

值得指出的是，無論是潘尼、嵇康，還是陸雲(yun) ，抑或是借用楊朱之口，在表達全身貴身這一思想觀念時，總是以名聲名位來做對比。也就是說，魏晉名士在思考身心價(jia) 值時，往往以名位作為(wei) 參照。這種身與(yu) 名的思考，自然受到玄學的影響，道家對個(ge) 體(ti) 生命與(yu) 名利之間的看法契合士人們(men) 彷徨的心靈。

基於(yu) 理想與(yu) 社會(hui) 現實的內(nei) 在張力，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魏晉士大夫在追求社會(hui) 功名和個(ge) 體(ti) 生命安頓的衝(chong) 突中呈現一種焦灼狀態。他們(men) 在人生價(jia) 值與(yu) 目標的重大問題上，將入世求名與(yu) 出世保身進行權衡，體(ti) 現出魏晉士人對身與(yu) 名追求的矛盾心態。

在魏晉名士的思考中，名包括三種主要意涵：功德之名、名教之名與(yu) 隱逸放達之名。因為(wei) 魏晉名士對名的獨特理解，所以他們(men) 對社會(hui) 名聲的獲得途徑與(yu) 方式便表現出與(yu) 魏晉前後士大夫的巨大差異，他們(men) 不再基於(yu) 儒家的“立德、立功、立名”以功業(ye) 和德性獲得社會(hui) 認可的名聲，而是以“宅心事外”來獲得社會(hui) 名聲。

《晉書(shu) 》在樂(le) 廣的本傳(chuan) 中指出：“廣與(yu) 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yu) 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le) 為(wei) 稱首焉。”樂(le) 廣、王衍以“宅心事外”，“遺事為(wei) 高”獲得極高的社會(hui) 名聲，何晏、阮籍等當時眾(zhong) 多名士社會(hui) 名聲的獲得途徑與(yu) 方式也與(yu) 之大同小異。

事實上，這一現象是魏晉時期士人對名實不符的社會(hui) 問題的一種反動，因為(wei) 在他們(men) 眼中原有的名實相副，追求儒家倫(lun) 理道德的舊有秩序已經不複存在。故而士人轉而追求率真本性而獲取社會(hui) 聲譽成為(wei) 了一種新的被認可的途徑。

需要指出的是，魏晉時期是一個(ge) 舊有社會(hui) 秩序破壞而新的社會(hui) 秩序逐步建構的過度時期，名教自然問題、有無問題、言意問題都得到廣泛的討論。何晏、阮籍的“高名於(yu) 世”卻又“口談浮虛”，直接導致了《崇有論》的產(chan) 生。裴頠撰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崇有之論，以釋其藪”，來糾正當時崇尚浮華而求名的社會(hui) 風氣。

裴頠的指責並非個(ge) 別現象，由於(yu) 魏晉名士與(yu) 儒家遵循道德規範、克製自我私欲而獲得社會(hui) 名聲的途徑保持一定的距離，因而經常受到持儒家立場的士大夫的批判：“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shang) 化，必此人也。’”庾翼與(yu) 祜顧對王衍的批判，均是站在儒家立德立功立名的立場上，以“達則兼治天下”為(wei) 標準來評判王衍的聲譽與(yu) 名位。

王衍因通達所獲得的名聲，並沒有積極參與(yu) 到對社會(hui) 風俗的規範，實現儒家士人常有的移風易俗的抱負與(yu) 理想。與(yu) 儒家對進入仕途的士大夫所賦予的德性與(yu) 功業(ye) 的背離，則成為(wei) “敗俗傷(shang) 化”的首惡。

二、石崇的“身名俱泰”論

關(guan) 於(yu) 身名關(guan) 係，儒家主張重視名，強調殺身成仁，舍生取義(yi) ，是成名、揚名的重要途徑。然而到了魏晉時期，由於(yu) 社會(hui) 變動，原有的價(jia) 值體(ti) 係的崩潰，導致了名教脫離了應有之義(yi) 。魏晉堪稱中國曆史上的“多事之秋”，生活於(yu) 斯的士人常遭朝不保夕、身名俱裂的厄運，士林身心因此而備受煎熬。

陸機即哀歌“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俯仰獨悲傷(shang) ”，又慨歎“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儒家名教受到巨大衝(chong) 擊，人們(men) 對名的追求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故而在動亂(luan) 時代保身顯得更為(wei) 迫切，士人普遍追求去名存身的思想。

魏晉名士對於(yu) “名與(yu) 身孰親(qin) ”的思考，將名和一己之身心聯係起來，提出存身去名、越名任心、賤名貴生等諸多重要的見解。但魏晉士大夫並沒有完全脫離儒家思想的本質，他們(men) 追求的隱逸放達之名本質也是對名不副實的儒家倫(lun) 理的批判，而不是對儒家道德的完全否定。

如陶淵明追求的高潔姿態本即是對儒家道義(yi) 本真的堅守，魏晉士人的儒家入世本質就決(jue) 定了魏晉名士不可真正放下或者遠離名聲名位的追求。這可以從(cong) 當時名士間的人物品評中得知：“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郗超與(yu) 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發。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

無論是“一代才名”，還是“才名皆勝”，“名”成為(wei) 魏晉名士品評中的一個(ge) 關(guan) 鍵字眼。魏晉名士雖然倡導賤物貴身，追求身心自由，但是他們(men) 從(cong) 未放棄士大夫這一特殊身份。

在魏晉士大夫貴身保身、去名存身與(yu) 追求功名的矛盾與(yu) 衝(chong) 突中，仍然有人努力實踐著儒家治世的思想，追求身名俱泰，努力在魏晉動蕩的時代保全自我，並有所作為(wei) 。這部分魏晉名士一方麵以名獲利，進入國家士大夫行列，享受國家製度所賦予的特權；另一方麵，又崇尚老莊，推崇自然，反對以身殉物，實踐著“莊周為(wei) 模則”“遁心遺名”的生活理想。

他們(men) 往往將身和名統一起來，倡導身名俱泰。《晉書(shu) 》石崇本傳(chuan) 記載：“嚐與(yu) 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yu) 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yu) 人雲(yun) 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

石崇將身與(yu) 名緊密聯係在一起，“身名俱泰”的提出正是他身處高位，對保身與(yu) 存名皆自信得意之時。這首先是受到魏晉重身貴身思想影響而強調身，同時出於(yu) 對儒家積極入世思想的實踐以及早年的政治成就，因而他提出身名俱泰強調保身存名的雙重追求。

石崇所追求的“名”顯然不是超逸放達之名。“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yu) 楷誌趣各異，不與(yu) 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嚐與(yu) 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石崇強調儒家禮儀(yi) ，偏向名教。

石崇所追求的“名”就是中下層士族所孜孜追求的“功名”，也就是說，石崇具有的是傳(chuan) 統的儒家價(jia) 值觀。《晉書(shu) ·顏含傳(chuan) 》載孝子顏含“絕棄人事，躬親(qin) 侍養(yang) 父兄，十有三年”，石崇則“重含惇行贈以甘旨”，禮孝子、重惇行，見對儒家孝悌傳(chuan) 統之承傳(chuan) 。

外戚楊駿專(zhuan) 權，“公室怨望，天下憤然。駿暗於(yu) 古義(yi) ，動違舊典，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遂大開封賞，欲以悅眾(zhong) ，剛愎自用，不允眾(zhong) 心”。石崇有感朝政昏亂(luan) ，奮起直諫，“與(yu) 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請惠帝，製度名牒，皆悉具存。尚當依準舊事”。麵對權傾(qing) 一時的楊駿，石崇能抗諫直言，尤見濟世抱負與(yu) 忠勇之心。

石崇追求身名俱泰，強調保身貴身與(yu) 追求儒家名教功名並立，這需要在複雜的政治鬥爭(zheng) 中保持長期的優(you) 勢地位，其提出這一思想的時候也正好反映了其春風得意的政治現狀。《晉書(shu) ·劉琨傳(chuan) 》載：“時征虜將軍(jun) 石崇河南金穀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wei) 當時所許。”

石崇《金穀園詩序》雲(yun) ：“時征西大將軍(jun) 、祭酒王詡當還長安，餘(yu) 於(yu) 眾(zhong) 賢，共送往澗中，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xie) 詩署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文辭之中流露了石崇這一時期的心境。

如石崇前期多為(wei) 激進昂揚的箕山之作，其取材於(yu) 《諸宮舊事》的《楚妃歎》，即為(wei) 一首詠歌賢妃樊姬進忠言輔佐楚莊王成就霸業(ye) 之事的篇什，從(cong) 某種程度上說，石崇追求身名俱泰正好反映其仕途的通順。

這一思想也得益於(yu) “金穀之會(hui) ”中的生命體(ti) 驗，“感生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人生期短，命運無常，生命易逝，為(wei) 了緩解死亡恐懼所帶來的焦慮不安，石崇等人追求“娛目歡心”，重視對當下之身的重視與(yu) 愛護。

“身名俱泰”思想並不是為(wei) 了溝通天人，追求對天道的終極探求，而是著眼於(yu) 生命實踐場域中身心當下的及時享受。正如朱漢民所說：“晉人的名實包括道德、詩文、地位等精神享受在內(nei) 的名望。所以，士大夫所追求的‘身名俱泰’，其實也就是身與(yu) 心的雙重滿足。”

正是因為(wei) 此，石崇將身名俱泰貫徹於(yu) 他的生活理念之中，從(cong) 他的詩歌中以可以得到很好的應證。他在《楚妃歎》序中寫(xie) 道：“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yu) 後。”這是他寫(xie) 此詩的緣由，但是在詩歌結尾卻指出：“譬彼江海，百川鹹歸。萬(wan) 邦作歌，身沒名飛。”在《答策腆詩》亦明確指出：“贈爾話言，要在遺名。惟此，可以全生。”在石崇看來，保身是享受名的基礎。

石崇“身名俱泰”沒有得士大夫的積極回應，主要曆史時代困境決(jue) 定這一思想實踐的困難。當時不少士人輕視石崇其人格，依據《晉書(shu) ·石崇傳(chuan) 》，以石崇“與(yu) 潘嶽諂事賈謐”對其進行質疑。然而石崇年輕時獲得功名是因為(wei) “伐吳有功”，加上自己的“好學不倦”，骨子裏具有藐視權貴的正氣。

對其兄石統得罪扶風王司馬駿而無罪釋放的事情，石崇堅持不寫(xie) 謝恩折而是上書(shu) 一封義(yi) 正詞嚴(yan) 的表，深獲武帝賞識。可見石崇本身是具有較高的品德修養(yang) 與(yu) 人生追求。但是惠帝當朝，石崇置個(ge) 人安危不顧，上書(shu) 惠帝，痛斥輔政權臣楊駿。

石崇的上書(shu) 不僅(jin) 沒有得到惠帝的認可與(yu) 采納，反而被貶黜出京城，幾經陷害，差點喪(sang) 失生命。這場因為(wei) 正義(yi) 所帶來的政治危機改變了石崇的人生軌跡與(yu) 生命態度，做出了“諂事賈謐”的仕途選擇。

作為(wei) 賈謐“二十四友”的石崇，“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晉書(shu) 》稱其“卑佞如此”，同時，《晉書(shu) 》列舉(ju) 石崇與(yu) 貴戚王愷、羊琇之徒的鬥富比奢的事例，都是對石崇的批判與(yu) 否定。

其實，作為(wei) 石崇的對手王愷，在比富的過程中竟然屢次獲得武帝的幫助，因此，我們(men) 就不能單純的將比富看做是個(ge) 人物質生活上的奢侈追求，更應該看做是一種政治上的取悅。石崇後期政治的失意正是因為(wei) 其對名教的追求而導致的，相較早期政治得意之時追求身名俱泰，此刻的石崇早已萌生了去名存身保全自己的隱逸思想。

如在晚期作品的《思歸引》中，石崇就流露出了欣羨山林的逸隱之趣。《思歸引》言:“餘(yu) 少有大誌，誇邁流俗，弱冠登朝，誌在不朽”，然而遭挫去官後，“晚節更樂(le) 放逸，篤好林獲，遂肥通於(yu) 河陽別業(ye) 。……出則以遊目弋釣為(wei) 事，入則有琴書(shu) 之娛”。

在觸犯權貴而連遭貶謫、免官後，石崇的思想也隨之悄然變化。《晉書(shu) ·石崇傳(chuan) 》提及石崇外放荊州刺史期間，“任俠(xia) 無行檢，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可知，遷謫貶黜、理想遭挫的人生經曆確實促成了石崇思想向明哲保身的轉變。石崇為(wei) 時代所困，由主張身名俱泰轉向了去名保身，回歸魏晉士人思想大流。

三、魏晉士人對石崇的呼應

“身名俱泰”雖然係石崇明確提出，但也是當時眾(zhong) 多名士的人生理想。作為(wei) 政治家和軍(jun) 事統帥的王導、謝安，均為(wei) 當時風流名士的領袖，他們(men) 既追求著身體(ti) 的舒適與(yu) 自由，又享受著社會(hui) 賦予的名聲厚望，是身名俱泰觀念的踐行者。

王導輔政的三十餘(yu) 年間，無論榮辱升降，均以玄學淡然之心處之，王導既追求功業(ye) 又不為(wei) 名利所拘成為(wei) 東(dong) 晉士人人格理想的表率。東(dong) 晉玄學名士孫綽在《丞相王導碑》中對王導的人生態度及境遇作了較為(wei) 細致的記錄：“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

雖管綜時務，一日萬(wan) 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己以招岩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yi) 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yu) 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luan) ，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勳舉(ju) ，非夫領鑒玄達，百煉不渝，孰能莫忤於(yu) 世而動與(yu) 理會(hui) 者哉？”

備經世故的王導，既有補救時艱的政治才能，同時也保持了超然名利之外的玄靈之心。盡管孫綽對王導人生態度的描述有過度美化傳(chuan) 主的可能，但是由此來推測王導主張“身名俱泰”的人生態度是較為(wei) 可行的。

較王導稍後的謝安也是“身名俱泰”論的積極踐行者。謝安在年少時深受王導器重而“少有重名”，多次受到政府官員的推薦與(yu) 拔用。從(cong) 謝安四十一歲出任恒溫府司馬到東(dong) 晉執政宰相，真正踐履著士人“身名俱泰”的理想。

謝安為(wei) 晉室的鞏固與(yu) 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力阻恒溫奪取晉室帝位，又大膽選拔賢才，從(cong) 而贏得了淝水之戰的勝利。他倡導破舊迎新，減輕百姓負擔，均為(wei) 他帶來極大的聲望。因而《晉書(shu) 》評價(jia) 其“謝安以時望輔政，為(wei) 群情所歸”。

他主政期間，一直與(yu) 孫綽、支遁、許詢保持密切交往，切磋佛學義(yi) 理，進行玄學論辯，探討著個(ge) 人身心自由與(yu) 生死解脫，延續著王導“恬暢樂(le) 道，未嚐以風塵經懷”的任性重情的生活方式。他“寓居會(hui) 稽，與(yu) 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他“與(yu) 孫綽等泛海”，“放情丘壑”。

謝安在給王坦之的信中說：“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當然，王坦之對謝安追求濠上之樂(le) 難以理解，所以他給謝安的回信中指出：“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且天下之寶，故為(wei) 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wei) 不可以天下為(wei) 心乎？”

王坦之推崇的是“天下之寶”應該以“天下為(wei) 心”，國家棟梁之臣應該處處以國家重任為(wei) 要，而要克製住濠上雅趣的內(nei) 心欲望。孫綽評價(jia) 謝安曰：“足不越疆，談不離玄。心憑浮雲(yun) ，氣齊皓然。仰詠道誨，俯膺俗教。”此處的“一仰一俯”就是石崇所倡導的“身名俱泰”。

如果說王導、謝安等人所追求的“身名俱泰”中的名更多的具有儒家立功立德立名內(nei) 涵的名聲名位的話，那麽(me) 阮籍、嵇康、陶淵明等人所踐履的身名俱泰的名更多的傾(qing) 向於(yu) 個(ge) 人獨立人格魅力之名聲，也呈現了典型的矛盾心態。阮籍、嵇康、陶淵明的詩文中都有過對渴望建功立業(ye) 的書(shu) 寫(xie) ，但是他們(men) 所麵對的現實是不斷惡化的政治環境。

以陶淵明為(wei) 例，他反對虛偽(wei) 的名教與(yu) 對世俗名利的追逐，但他也未能完全遊離於(yu) 名教之外，正如袁行霈所說：“陶淵明並沒有完全擺脫名教的束縛，立善求名對他還有誘惑的力量。”陶淵明的詩作如“生有高世名，既沒傳(chuan) 無窮”，正是這種心態的例證。

陶淵明多次將身與(yu) 名並列，如“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這暗示著他對名的接受。明代何孟春注釋“身名同翳如”時曾指出：“百年後，身與(yu) 名且不得存，況外物乎？”何氏在理解陶詩時，凸顯了陶淵明將身名與(yu) 外物比照的思想觀念，領會(hui) 了陶淵明身名俱泰的人生追求。

但是陶淵明晚年也曾感歎“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從(cong) 陶淵明的人生經曆來看，他主張以愛身惜身為(wei) 本，追求生前生命的潤澤和適意，鄙棄名利的羈絆和製約。

由上觀之，陶淵明對“名”的態度看似是存在矛盾的，但從(cong) 陶淵明對身名關(guan) 係的思想理路上看，陶淵明所否定的“名”是以束縛身體(ti) 損害生命為(wei) 代價(jia) 的虛偽(wei) 名教之名，而對自然形成的隱逸放達之名，陶淵明也是表示認可的。從(cong) 某稱程度上看，陶淵明既然主張存身去名，就也是主張“身名俱泰”的。

由於(yu) 魏晉時期政治高壓中的種種阻礙，以及深藏在士人心底的經世治國的理想因子，所以存身去名與(yu) 身名俱泰一直糾結在士人的思想意識中。一方麵，魏晉士人認為(wei) 身貴名賤，應當超然於(yu) 政治上的寵辱得失；另一方麵，魏晉士人對政治理想、人生哲學等問題又有天然的關(guan) 切，他們(men) 重釋“名”的義(yi) 蘊，對“名”也表示出了某種程度的肯定。

在陶淵明等魏晉士人的具體(ti) 理論框架中，“身”與(yu) “名”不再是對立的兩(liang) 個(ge) 概念，而是被巧妙地融入到了他們(men) 的理想人格之中。可以說魏晉士人所反對的名是脫離本質內(nei) 涵的名教，而追求的則是個(ge) 體(ti) 身心自由與(yu) 名教本真的高潔。

客觀來說，這反映了作為(wei) 士大夫的魏晉士人既沒有完全放棄對儒家入世精神的執著追求，又意欲擺脫時代動蕩，名教衰敗帶來的集體(ti) 不安，故而大多數士人都是徘徊於(yu) 名教自然之間。

而石崇則因為(wei) 其早期的政治成功以及對儒家入世精神的追求而努力於(yu) 名教的踐行，同時受到魏晉玄風影響而貴身重身，體(ti) 現出身名俱泰的雙重追求。但曆史證明，“身名俱泰”的人生追求在魏晉時期存在巨大的政治風險，故而晚年其亦轉向去名存身。

綜上所述，魏晉名士具有隱逸與(yu) 出世的雙重人格特征，是儒家學說與(yu) 道家學說的結合，體(ti) 現了積極入世與(yu) 追求個(ge) 體(ti) 超越的內(nei) 在矛盾。然而在魏晉的社會(hui) 中，不同的士人體(ti) 現的人生追求雖然相似，但存在個(ge) 體(ti) 的差異；也因為(wei) 個(ge) 人政治曆程地位的變化而呈現出個(ge) 體(ti) 人生態度的變化。

追求主體(ti) 的隱逸超脫是魏晉士人的整體(ti) 特征，而身處廟堂的士人則身處富貴而多一份對名教的執著，這在石崇、謝安等在朝為(wei) 政時期的人生追求較為(wei) 集中的體(ti) 現。陳寅恪認為(wei) ：“號稱名士者其出口下筆無不涉及自然與(yu) 名教二者同異之問題，其主張為(wei) 同為(wei) 異雖不一致，然未有設置此事不論者。蓋非討論及此，無以見其為(wei) 名士也。”而魏晉名士關(guan) 於(yu) 名與(yu) 身的討論與(yu) 思考，歸根結底還是名教自然之辯的一種表達。

從(cong) 王弼的“尚名好高，其身必疏”，到嵇康的“越名任心”，再到石崇的“身名俱泰”以及陶淵明等士人對“身名俱泰”論的回應可知，“名與(yu) 身孰親(qin) ”的討論與(yu) “身名俱泰”論的提出，本身即是對名教自然矛盾的努力調和，既追求名教的規範與(yu) 富貴，也努力實現個(ge) 體(ti) 的自由，實現名教自然的合二為(wei) 一，這就是身名俱泰的本質。石崇的“身名俱泰論”，為(wei) 名教自然之辯的深入發展提供了理論與(yu) 思想上準備，是通過名教自然之辯達“成名教即自然”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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