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能忍受的方法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達坦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孩子、成人和老年猶太人在比克瑙站台經受挑選過程（奧斯維辛專(zhuan) 輯）( Yad Vashem/Ushmm)

1951年7月1日的夜晚，一位年僅(jin) 28歲的作家打開華沙公寓裏的煤氣，吃了好多片巴比妥酸鹽(安眠藥)，然後睡覺。這是他自殺嚐試的第三次，終於(yu) 取得了成功：兩(liang) 天後他死在醫院裏。他的生命雖然短暫，卻比大部分人更富傳(chuan) 奇色彩。他曾經在納粹集中營呆過兩(liang) 年（在道特梅爾根（Dautmergen）的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慕尼黑阿拉赫達豪集中營（Dachau-Allach）。他不僅(jin) 活下來講述了那裏的故事，他的描述還創造了曆史，塑造了後代人看待和談論集中營的方式。記錄毒氣室附近生活的記錄者本人最後卻選擇打開煤氣自殺，這注定被解讀為(wei) 意義(yi) 豐(feng) 富的一種姿態，其自殺可能與(yu) 心理學家描述的“繼發性內(nei) 疚綜合症”有關(guan) ，或許可以和納粹集中營其他幸存者如普利莫·列維（Primo Levy）和讓·埃默裏（Jean Améry）的自殺合並起來一起討論。不過，塔杜施·博羅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 (1922–1951)案例則要更加複雜得多。

實際上，正如在《奧斯維辛和其他故事》中證明的那樣，有關(guan) 博羅夫斯基的一切都絕非簡單之事。無論是撰寫(xie) 前言的曆史學家提摩西·施耐德（Timothy Snyder）還是撰寫(xie) 緒論的譯者瑪德琳·勒文（Madeline G. Levine）都做得很好，他們(men) 重新塑造了博羅夫斯基寫(xie) 作和生死的複雜背景——政治、社會(hui) 、文化和思想背景。美籍波蘭(lan) 裔詩人、作家、翻譯家、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流亡者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łosz）在《被禁錮的心靈》(1953)中也有對他的記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博羅夫斯基被地描述為(wei) 希臘字母表的第 2 個(ge) 字母貝塔“Beta”。米沃什對他的描述既入木三分，又令人恐怖。他們(men) 在1942年第一次見麵時，米沃什認識到他麵前站著一位“真正的詩人”。博羅夫斯基令人好奇的“傲慢和謙遜的混合體(ti) ”令他印象深刻。米沃什寫(xie) 到，“在對話中，他似乎在內(nei) 心相信自己的優(you) 越感；他猛烈地攻擊但立刻縮回去，羞怯地將鋒利的牙齒藏起來。”這個(ge) 極具爆炸性的混合體(ti) 不僅(jin) 定義(yi) 了博羅夫斯基的生存，也與(yu) 他的死亡方式密切相關(guan) 。

如果有什麽(me) 東(dong) 西能夠為(wei) 20世紀的政治下定義(yi) 的話，那肯定是極權主義(yi) 國家的誕生：就像古代女神，誕生之後幾乎就完全成熟，不僅(jin) 設施齊全，而且效率高得驚人。沒有任何東(dong) 西能比集中營更好地抓住極權主義(yi) 的本質。在這方麵，就像在其他地方那樣，博羅夫斯基是他那個(ge) 世紀的典型：集中營在他的生活和寫(xie) 作中無處不在。施耐德在前言中說，集中營是“一種家庭管理方式”。在博羅夫斯基被關(guan) 押在希特勒的集中營之前很久，他的父母已經在斯大林的集中營度過了10年之久。甚至在博羅夫斯基親(qin) 身經曆集中營之前，他的詩歌已經習(xi) 慣於(yu) 把整個(ge) 世界都看作巨大的勞改營了，我們(men) 奴役自己到死為(wei) 止，既沒有獲救的希望，也沒有可辨別出的目的。在他看來，來到這個(ge) 世界，卻稀裏糊塗地被送進集中營肯定是龐大無比的滑稽鬧劇。“在我們(men) 身後依然然還有廢鐵和窟窿，一代又一代人嘲諷的笑聲依稀可以聽見。”

博羅夫斯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故事是以第一人稱講述的，其身臨(lin) 其境的直接性令人不安。敘述者——既是作者本人又不是——讓我們(men) 看到親(qin) 身經曆集中營的觀察者的玩世不恭角度。結果，這種憤世嫉俗體(ti) 現出很了不起的敘述手法：這讓他帶著超脫、不偏不倚和幽默感來看待眼前的一切。雖然聽起來有些奇怪，給這些故事的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歡鬧：到處都存在著玩笑、俏皮話和歡樂(le) 的氣氛。任何東(dong) 西都不能逃脫敘述者尖刻的幽默，甚至死亡也不能——尤其是死亡。有個(ge) 時候他似乎覺得自己“在哼唱一首被稱為(wei) ‘火葬場探戈’的流行歌曲”。在開篇故事“這是我們(men) 的奧斯維辛”中，敘述者連同其他室友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他們(men) 對此地感到自豪：

你們(men) 在比克瑙（Birkenau）集中營的人對在此發生的文化奇跡根本沒有任何概念，離煙囪僅(jin) 僅(jin) 幾公裏遠。請考慮這個(ge) 畫麵：他們(men) 在演奏唐克列德（Tancred）的前奏曲和柏遼茲(zi) （Berlioz）的樂(le) 曲，還有一個(ge) 名字中有很多a字母的作曲家的芬蘭(lan) 舞曲。博羅夫斯基的斷頭台幽默不僅(jin) 僅(jin) 是笑聲問題，而且是一種應對無法言說之事的方式——生存策略。他的敘述者這樣寫(xie) 到“這裏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我們(men) 盡可能讓自己開心些。你想想還有什麽(me) 其他方法讓你忍受這樣的命運？”

當你不知不覺地被扔進世界的鬧劇中，仍然站立起來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抵抗的笑聲，大聲地嘲笑這場鬧劇。在一個(ge) 毫無意義(yi) 的世界，這或許是找到意義(yi) 和抓住意義(yi) 的唯一方式。敘述者喜歡在鬧劇達到最高潮時的這最後的笑聲。

在寫(xie) 到博羅夫斯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體(ti) 驗描述時，米沃什說“我讀過很多有關(guan) 集中營的書(shu) ，但是，沒有任何一本像他的故事那樣令人恐懼，因為(wei) 他從(cong) 不進行道德說教，他隻聯係。”博羅夫斯基在1942年作為(wei) 詩人首次亮相，但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他發現自己沒有能力使用詩歌傳(chuan) 達體(ti) 驗了。或許在他看來，使用六音步詩行描述毒氣室或為(wei) “旋流器”（Zyklon）找到韻律是一種褻(xie) 瀆。不使用隱喻，也沒有裝飾，博羅夫斯基僅(jin) 憑天生記者的驚人嚴(yan) 謹精準地抓住集中營體(ti) 驗赤裸裸的殘酷性。

在實際生活中，犯人博羅夫斯基關(guan) 心他人，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幫助他們(men) ，表現出他的同情心和團結意識。但是，我們(men) 從(cong) 他敘述者的眼睛中看到的世界裏沒有這種情感，這裏人處在與(yu) 自我的永恒鬥爭(zheng) 之中，為(wei) 了能夠生存下去一直願意做任何事。在“哈門澤（Harmenze）的一天”中，一個(ge) 名叫伯克爾（Beker）的犯人從(cong) 哲學上區分了饑餓和“真饑餓”，並主動提出給後者下定義(yi) ：“當一個(ge) 人看著另一人時將其看作可以吃的東(dong) 西，這是真饑餓。我已經體(ti) 驗到這種饑餓了。”這是博羅夫斯基給自己分配的任務，即描述這個(ge) 世界，使其變得可以理解。

作為(wei) 波蘭(lan) 人，博羅夫斯基的敘述者（就像他本人一樣）是無需送進毒氣室的，主要是在醫療設施、建築工地或鐵路維護方麵幹活的“附屬”工人。這讓他處於(yu) 很好的位置來觀察死亡工廠的運作過程。有一天，他和其他附屬工人在緊挨著煙囪的一塊兒(er) 臨(lin) 時場地踢足球。他擔任守門員，注意到列車進來，人們(men) 被趕下車帶走了。他一直在踢足球，隨後意識到剛剛發生之事：“就在我身後，在這個(ge) 角球和那個(ge) 角球的間隙，他們(men) 已經用煤氣毒死了三千人。”這是典型的博羅夫斯基風格：純粹的，無任何反思的觀察，記錄中不摻雜任何情感。正是這種令人發瘋的冷漠和平靜使他成為(wei) 最出色的記錄工具。三千人的死亡不是醜(chou) 聞，也不是戲劇性事件。在博羅夫斯基的描述中，這是尋常的隨意性事件，這更令人擔憂。這就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其他故事》中縈繞在腦海中，令你發自內(nei) 心感到極度擔憂的文本。讀這樣的文章讓你感到惡心，這恰恰是博羅夫斯基想達到的效果。

當敘述者的確允許自己做出觀察並得出結論時，他維持了手同樣穩定和聲音同樣冰冷。“看看我們(men) 生活其中的原初世界：歐洲沒有殺過人的人很少有！很少有人是他人不希望殺掉的人。”有時候，他的哲學超脫讓他設想一個(ge) 他完全不在場的未來世界，但他是用痛苦為(wei) 這個(ge) 世界的創造做出了貢獻的。博羅夫斯基讓我們(men) 瞥見了希特勒贏得勝利的世界：

如果納粹贏得了勝利，這個(ge) 世界將了解我們(men) 的什麽(me) 呢？龐大的建築將快速崛起，還有高架、工廠、高聳入雲(yun) 的紀念碑。我們(men) 的手將被壓在每塊兒(er) 磚頭下麵，鐵路道軌枕木和水泥板會(hui) 壓在我們(men) 背上。他們(men) 會(hui) 屠殺我們(men) 的家人、病人和老人。他們(men) 會(hui) 殺掉孩子。

沒有人會(hui) 知道我們(men) 。詩人、律師、哲學家、牧師將會(hui) 淹沒我們(men) 的聲音。他們(men) 會(hui) 創造真善美，他們(men) 會(hui) 創造宗教。在“在散步的人”中，敘述者在集中營的一幢建築物的樓頂幹活。多虧(kui) 了他所在的位置，他能看到焚毀的整個(ge) 機械裝置過程。從(cong) 屋頂上能看到清晰的焚燒柴堆和工作的火葬場。一群人走進去，脫衣服，接著衝(chong) 鋒隊員們(men) 很快地關(guan) 上窗戶，將窗戶擰緊。幾分鍾之後，這時間還不足以給窗戶蓋上一層柏油紙，他們(men) 就打開窗戶和邊門，讓此地通風。一位特遣隊員Sonderkommando）會(hui) 過來把屍體(ti) 拖到柴堆上。就這樣從(cong) 早上到黑夜，天天都這樣重新開始。

我們(men) 已經閱讀了很多有關(guan) 納粹大屠殺的材料，我們(men) 對它的理解已經變得有些遲鈍了。我們(men) 知道有關(guan) 集中營的這麽(me) 多細節，以至於(yu) 我們(men) 不再能抓住這場景的真正意味是什麽(me) ——我們(men) 看不到它的罪大惡極。人類總是在殺人。他們(men) 非常殘忍和野蠻地殺人，但也很笨拙，使用的工具效率不高，組織協調很糟糕，失敗率也很高。雖然從(cong) 前的大規模屠殺都保存下來，雖然他們(men) 做出了最好的努力，他們(men) 本打算要殺掉的受害者總有機會(hui) 成功逃脫。但是，正如這場景揭示的那樣，到了20世紀中期，人類已經有了大規模屠殺的科學，依靠沒有任何缺陷的官僚製度的幫助，能最終在真正工業(ye) 化的程度上相互摧毀。一旦我們(men) 被塞進焚化爐，逃跑的機會(hui) 基本接近於(yu) 零。

三千人的死亡不是醜(chou) 聞也不是戲劇。在博羅夫斯基的描述中，這是尋常的、和隨意性的世紀，這讓人更加擔憂。那被認為(wei) 是某種進步。其實有這樣一種感受，戰爭(zheng) 本身和伴隨著戰爭(zheng) 的大屠殺就是掌握技術的啟蒙野心的進一步延伸。敘述者說“人類曆史上從(cong) 來沒有更強大的希望降臨(lin) 在人身上，而且從(cong) 來沒有像這場戰爭(zheng) 這樣產(chan) 生這麽(me) 多的罪惡，難怪我們(men) 要消失在煤氣爐中。”有這麽(me) 多這麽(me) 痛苦獲得的知識，長達多個(ge) 世紀的科學和方法進步——所有這些都在為(wei) 野蠻殘暴服務。

博羅夫斯基在戰後出版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故事，馬上就變成了經典。幾乎是一夜之間，他成了那一代人的良心。他的描述吸引了廣泛的讀者，也吸引了此時正在建立自己版本的極權主義(yi) 的波蘭(lan) 共產(chan) 黨(dang) 的關(guan) 注。他們(men) 雖然喜歡博羅夫斯基的反納粹小說，但對其意識形態譜係擁有嚴(yan) 肅的保留意見。博羅夫斯基可能使用了一些手腕，但最終他非常守規矩，絕不做出格之事。新上台的共產(chan) 黨(dang) 政權對他采取經典的胡蘿卜加大棒政策：1949年，他們(men) 譴責他是“受惠於(yu) 西方文學的腐朽世界主義(yi) 分子”，與(yu) 此同時，為(wei) 他提供了待遇優(you) 厚的體(ti) 製內(nei) 高級官員的崗位。

這個(ge) 花招奏效了。博羅夫斯基接受了這個(ge) 胡蘿卜。請別忘了米沃什在遇見博羅夫斯基時印象深刻的“傲慢自大和謙遜的危險混合體(ti) ”。不久之後，博羅夫斯基在被指派擔任駐柏林的波蘭(lan) 大使館負責媒體(ti) 事務的官員。他的工作是將新聞報道和間諜活動結合起來，帶有強烈的政治投機色彩。

除此之外，博羅夫斯基發表了嚴(yan) 厲的自我批評，譴責其奧斯維辛小說無意間表達了對法西斯的支持。“即使我親(qin) 身經曆了納粹集中營，我卻沒有能用階級術語分析描述它。我並不真正知道自己在經曆什麽(me) 。我曾經有野心要展示真理，但最後在客觀上成了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幫凶。”當博羅夫斯基從(cong) 集中營返回時，他肯定認為(wei) 他已經將荒謬之事拋擲腦後。現在，他發現已經攜帶著它來到戰後波蘭(lan) 。顯然荒謬的是，無論博羅夫斯基走到哪裏，它都如影隨從(cong) 。

米沃什最後一次見博羅夫斯基是在1950年。“害羞的詩人變成了徹底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一個(ge) 知名吹鼓手”和禦用文人。米沃什回憶說，“每個(ge) 星期，政府每周簡報上都會(hui) 發表他的一篇文章。”如今，博羅夫斯基和奧斯維辛故事中的敘述者已經沒有多大區別了。

熱衷投機、玩世不恭、為(wei) 了生存隨時願意做任何事。但諷刺的是，他沒有。博羅夫斯基或許成了投機分子，但他不是傻瓜。比如，他忍不住發現，即使政權給他大量優(you) 惠待遇，但也開始抓捕和折磨他最好的朋友。當他試圖幹預時，政權視而不見。他肯定已經意識到，他現在已經與(yu) 暴徒沆瀣一氣，這種意識逐漸毒化了他。難怪在他接近生命終結之時，博羅夫斯基癡迷於(yu) 熱情歌頌共產(chan) 黨(dang) 政權並最終溺死在該政權中的另一個(ge) 詩人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 1893–1930）的自殺。

博羅夫斯基被埋葬在華沙軍(jun) 人公墓，場麵隆重肅穆，倍享哀榮。樂(le) 隊演奏“國際歌”。鬧劇現在已經結束了，不過，最後的笑聲不是他自己發出的。

譯自：The Only Way to Stand It by COSTICĂ BRĂDĂŢAN

https://www.commonwealmagazine.org/only-way-stand-it 

本文評論的書(shu) ：

Here in Our Auschwitz and Other Stories

Tadeusz Borowski

Trans. by Madeline G. Levi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8 | 392 pp.

作者簡介：

科斯提卡·布拉達坦（Costica Bradatan），《洛杉磯書(shu) 評》宗教和比較文學版編輯，德克薩斯理工大學哲學係教授，澳大利亞(ya) 昆士蘭(lan) 大學哲學榮譽研究教授，著有《生死之間：哲學家實踐理念的故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和《失敗頌》（哈佛大學出版社即出）。

本文得到作者的授權和幫助，特此致謝。——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