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苦痛與(yu) 生命覺悟

——劉強教授《疫病與(yu) 詩歌》演講及其抗疫詩歌引發的思考

作者：何仁富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一、“我病故我在”與(yu) “我感故我在”

2022年4月30日，聆聽“論語講師群·周末杏壇”劉強教授所做的《疫病與(yu) 詩歌》演講，並拜讀其撰寫(xie) 的《我的抗疫詩歌（選十六首）》和《疫中吟：上海封城詩歌日誌（二十一首）》，真實地體(ti) 會(hui) 到詩歌在疫病生活情態下的“興(xing) 觀群怨”。劉強從(cong) 疾病、身體(ti) 、精神的關(guan) 係出發，借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命題和蘇珊·桑塔格《作為(wei) 隱喻的疾病》，將疾病與(yu) 詩歌相聯係，提出了一個(ge) 很有意味的命題——“我病故我在”。客觀上說，疾病讓個(ge) 人的身體(ti) 以受苦的方式將個(ge) 人的思想、感受從(cong) 外在世界中抽身回來關(guan) 注自己當下的生命狀態和生命感受，個(ge) 人當下從(cong) 沉淪的“在者”狀態進入到了本真的“此在”狀態，確實昭示了個(ge) 人生命的“存在性”。但是，這種昭示並不是疾病本然地昭示出來的，而是借助疾病這一載體(ti) 或者工具昭示出來的，真正喚醒個(ge) 人存在的，是個(ge) 人當下的生命感受，是從(cong) 世界視域（也就是“在世”的沉淪中）抽身回來的自我生命感受。所以，“我病故我在”隻是表現，“我感故我在”才是真實的呈現。

這種呈現，我們(men) 在劉強的“詩歌”中也能夠體(ti) 會(hui) 出來，尤其是在最近完成的親(qin) 身經曆“抗疫”所生發出來的詩歌中。

在主要寫(xie) 於(yu) 2020年上半年的《我的抗疫詩歌（選十六首）》中，我們(men) 可以體(ti) 會(hui) 到，麵對“突如其來”且具有諸多“未知”因素的新冠疫情，置身於(yu) 相對“旁觀者”地位的詩人的獨特觀察、思考、體(ti) 驗和情感表達。第一首即為(wei) 《哀武漢》，一個(ge) “哀”字，已經足可以表達詩人對於(yu) 這場最先肇始於(yu) 武漢的新冠疫情的悲痛之情。“病蔓天人怒，詩成涕淚盈。”“整日心憂懼，何能患害輕。”既表達了詩人的個(ge) 人觀察體(ti) 驗，更表達了詩人作為(wei) 儒者對於(yu) 家國天下蒼生眾(zhong) 人的承擔與(yu) 惻隱。這種情感和思考在《痛悼李文亮》中得到了更為(wei) 充分甚至極致的表達：

山河嗚咽楚天悲，大夢千秋一哨吹。

真話卑微償(chang) 一命，謊言武猛敵千師。

可憐妻子交成病，卻見誡書(shu) 未到期。

國士無心羞國恥，白衣有血淚空垂。

而《疫中吟：上海封城詩歌日誌（二十一首）》，則是詩人身處上海，在此輪上海疫情爆發及應對過程中，作為(wei) 身處其中的“當事人”，麵對疫情本身以及應對疫情過程中所出現的諸多不盡如人意的現象、事件所呈現的個(ge) 人感受、體(ti) 驗、觀察、批判。這種以詩歌方式呈現出來的“疫情敘事”，也是一種獨特的生命敘事。讀這些詩，我們(men) 大致可以了解到詩人在這段時間獨特的“抗疫”生命經曆：

三月九日隔離校內(nei) 靜夜難眠：“……長夜幾多離別淚，人間何處有清歡。”

三月十日繼續隔離於(yu) 校內(nei) ：“……離居鬥室心煎迫，春鳥時鳴為(wei) 探看。”

三月十一日核酸檢測結果樂(le) 觀：“……欣聞檢測皆陰性，今夜重門能幾開？”

三月十二日因為(wei) 有密接者而不得不繼續隔離於(yu) 校內(nei) ：“行囊已備盼回家，禁令忽傳(chuan) 數又加。抖擻精神先洗澡，攤開鋪蓋再吃瓜。……”

三月十二日子夜出租車回到浦東(dong) 自己家中：“入夜忽聽可出門，如逢大赦自銷魂。……”

三月十三日所住小區被懷疑有密接者而被隔離於(yu) 家中：“魔都處處有驚雷，躲過前波後浪摧。大白今晨排虎陣，小區昨夜中花魁。……”

三月十四日懷疑的密接者沒住在本小區：“昨夜歸來又閉環，東(dong) 成西就過重山。方驚疫病如追影，忽暴烏(wu) 龍竟取關(guan) 。……”

三月二十八日，抗疫進入新階段，浦東(dong) 整個(ge) 封控：“一夜心驚疫起波，浦江兩(liang) 岸盡著魔。……新冠頂破天花板，四海爭(zheng) 傳(chuan) 搶菜歌。”

到四月三日，疫情並未減弱，所在小區也出現了感染者：“驚聞病例過七千……肉蔬爛敗堆成山。……行路難！行路難！人在作，天在看！海輪望穿魔都岸，幹戚亂(luan) 舞是虎年！”

四月四日浦東(dong) 封控第八天，家中枯坐，核酸待檢，出門無望，唯以書(shu) 酒消愁：“居然刺骨倒春寒，……囚中有酒莫加餐。”……

到此為(wei) 止的“抗疫詩歌”，基本上呈現的是詩人的個(ge) 體(ti) 生命在親(qin) 身經曆在校隔離、居家隔離、核酸檢測、小區陽性病例、書(shu) 酒消愁的生命感受、生命狀態，是詩人的“感”所呈現出來的詩人的“在”。當然，詩人之此情此感，確實是“疫病”給生發出來的。在沒有上海這場疫情之前，詩人的精神情感、生命感受完全在現實的生活和事業(ye) 中，是一種“在世”的狀態，並在這種狀態中以理性的文字、邏輯的話語、現實的生活昭昭然呈現著。而突如其來的疫情和隔離，讓這種昭然的“現實”和“理性”被擊潰，在校隔離中的焦慮，可以離校回家的歡欣、驚聞小區有密接者的驚異、密接者並未住在本小區自己的獨歎、浦東(dong) 封城的震驚、長期居家隔離的無奈……這些情感讓詩人的心從(cong) 世界中抽身回來，回到對自己生命狀態、生命感受的體(ti) 驗。詩歌也就在這樣的“本真”體(ti) 驗中被生發出來了。詩歌的“在”與(yu) 詩人的“在”是同時的、同步的！

二、“疫病政治學”與(yu) “疫病生命學”

一般而言，詩歌一定會(hui) 呈現詩人自己的“觀”和“怨”。“觀”是經驗現象的呈現。但是，任何經驗現象對於(yu) 有強烈情感體(ti) 驗的詩人來說，不可能隻是冷冰冰的現象和事實，而必然生發出相應的情感，焦慮、憂鬱、憤懣、懷疑，這些情感都會(hui) 在詩歌中呈現出來。加上詩人的人生觀價(jia) 值觀立場，詩歌就不再隻是簡單的“個(ge) 人情感”的直接書(shu) 寫(xie) ，而是有了社會(hui) 政治意義(yi) 。當然這種社會(hui) 政治意義(yi) ，有些是詩人直接表達出來的，有些則可能是被人“解讀”或者“解釋”出來的。不然，我們(men) 也就無法理解蘇東(dong) 坡所經曆的“烏(wu) 台詩案”了。

劉強教授的“抗疫詩歌”很鮮明地表達了他作為(wei) 儒者的立場，而且很多是直接的，不管是諷刺、感歎、哀怨或者是震驚、痛苦。比如：“南北物流止高速”“肉蔬爛敗堆成山”的無奈與(yu) 憤怒，“陰間幸喜無陽性，盛世堪悲有哀鴻”的悲歎，“魔都魂已散，羞聽人滬吹”的悲涼，“此冠非彼冠，打臉上海灘。精準發明廢，清零作業(ye) 難”的無奈，“攔路多豺虎，受傷(shang) 盡兔羊。平庸翻作惡，得誌便猖狂”的憤怒，“羞辱伴欺淩，無望待清零。病例萬(wan) 連增，人疫兩(liang) 無情”的痛苦，“嗟我生民苦，淚下如流霰”的悲歎……這些都是詩歌所呈現出的詩人的“觀”“怨”，也是詩人的立場表達。

基於(yu) 在疫病中的詩歌所具有的獨特社會(hui) 政治意義(yi) ，劉強特別將美國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yu) 人》中提出的觀點概括為(wei) “疫病政治學”，以此作為(wei) 闡發“疫病與(yu) 詩歌”這一議題的理論支撐。諸如“病菌的微寄生”“大型天敵的巨寄生”和“民主瘟疫”等概念及其所表達的意涵，的確大大拓展了我們(men) 對於(yu) 疫病的認識，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拓展了我們(men) 對於(yu) 人類自己、社會(hui) 與(yu) 政治、宇宙與(yu) 自然的認識。

其實，關(guan) 於(yu) “疫病政治學”，凡是從(cong) 大曆史視角去審視人類的疫病史，都不可避免的要進入社會(hui) 政治的視域，並發現二者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美國學者西格裏斯特在《疾病與(yu) 人類文明》的導言中說：

疾病不僅(jin) 遍及整個(ge) 文明史，而且早在人類出現很久之前就普遍存在。我們(men) 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假設：疾病就像生命本身一樣古老，因為(wei) 一直以來就存在超出任何生物體(ti) 的適應能力的刺激。既然人類曆史上任何時期都出現過疾病，那麽(me) ，一切人類製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響，並且不得不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對付它。法律試圖控製人與(yu) 人之間、以及人與(yu) 物之間的關(guan) 係，因此不得不把病人考慮在內(nei) 。如果不處理疾病和痛苦所帶來的問題，那麽(me) ，宗教和哲學就不可能解釋世界，文學和藝術也不可能充分地再現世界。而且，人類一直在努力通過科學來掌控大自然，而征服疾病始終是這一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1]

也就是說，疾病的曆史甚至早於(yu) 人類的曆史。一部人類曆史始終是在與(yu) 疾病打交道的曆史，人類的社會(hui) 政治不可避免地會(hui) 被卷入對疾病的解釋、應對和處理之中。大規模的傳(chuan) 染病更是如此。從(cong) 某種程度上說，疾病永遠具有社會(hui) 政治意義(yi) 。

美國人巴裏依據大量的曆史資料和數據，對發生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進行了係統的研究和闡釋，並細致入微地刻畫了科學家、醫學工作者和政治家們(men) 在巨大壓力下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怯懦、信仰和價(jia) 值觀。他為(wei) 500多頁的巨著《大流感》，加上了一個(ge) 血腥而富有詩意的副標題——“最致命瘟疫的史詩”。這場大流感遍及美洲、歐洲、亞(ya) 洲，過去估計全球死亡人數約2000萬(wan) ，最新的權威估計數字為(wei) 5千萬(wan) —1億(yi) 。這個(ge) 數字不僅(jin) 高於(yu) 曆年來命喪(sang) 艾滋病的人數總和，更遠超中世紀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數。作者撰寫(xie) 這本書(shu) 時是1997年初，幾個(ge) 月後香港爆發禽流感。曆經七年的研究完成該書(shu) ，作者最後發出這樣的感歎：“下一輪大流行會(hui) 有多嚴(yan) 重？會(hui) 有200萬(wan) 人、2000萬(wan) 人還是2億(yi) 人喪(sang) 生呢？美國會(hui) 有多少人死去？沒人說得準。”並溫馨地提示大家：“流行病再怎麽(me) 溫和，也至少將再現1918的恐怖情形之一：殯儀(yi) 館的棺材告罄，這一點幾乎是肯定的了。而這已是在溫和的疾病流行中最樂(le) 觀的景象了。”基於(yu) “疫病政治學”的反思，作者在書(shu) 的最後特別提醒我們(men) ：

讓政府公布疾病真相是一件較為(wei) 困難的事。這也許是1918年（大流行）最大的教訓，也是仍未被吸取的教訓。如果交流足夠開放，監控足夠良好，領導層足夠果斷，那麽(me) 就確實有一絲(si) 希望通過隔離病例、區域封鎖和抗病毒治療等手段將新的流行性病毒扼殺在其起源地。[2]

這一提醒，在今天沒過時，還具有十分切實的現實警示意義(yi) ！

恐懼源於(yu) 蒙昧，就像在叢(cong) 林中被未知的猛獸(shou) 追蹤著。所有成功的恐怖電影都是利用了人們(men) 對未知事物的恐懼，對我們(men) 無法看見、無從(cong) 知曉的威脅的恐懼，以及孤立無援的恐懼，而在所有的恐怖電影中，一旦怪獸(shou) 露出原形，恐懼就凝縮成具體(ti) 形象，不複存在了。害怕還會(hui) 有，但由未知而產(chan) 生的極端恐懼消散了。因此，麵對洶湧的疫病，為(wei) 了避免因為(wei) 蒙昧而來的恐懼，當權者必須珍惜公眾(zhong) 對他們(men) 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過飾非，也不試圖操縱任何人。無論真相有多麽(me) 恐怖，領導者都必須將其公之於(yu) 眾(zhong) 。隻有這樣，人們(men) 才能打破恐懼。

無獨有偶，英國人霍尼斯鮑姆選取近百年來全球暴發的9例特大傳(chuan) 染病案例，回顧了一個(ge) 世紀以來人類與(yu) 瘟疫相生相殺的曆程，撰寫(xie) 了《人類大瘟疫：一個(ge) 世紀以來的全球流行病》一書(shu) 。霍尼斯鮑姆的著作中頻繁使用的幾個(ge) 關(guan) 鍵詞是：“大瘟疫”“恐慌”“歇斯底裏”“傲慢”。作者通過研究近一百年來人類的“疫病政治學”，最後告訴我們(men) ：

回顧過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將來一定會(hui) 出現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經驗告訴我們(men) ：問題不在於(yu) 流行病是否會(hui) 出現，而在於(yu) 何時出現。瘟疫或許無法預測，但我們(men) 應該知道它們(men) 一定會(hui) 再次來襲。[3]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表明，這一判斷無疑是真理！疫情影響範圍之廣泛、持續時間之長久，超出了人們(men) 的想象，也在相當程度上考驗著人的承受力。幾年來，人們(men) 已經有諸多的經曆、反思、懷疑、抱怨、呐喊等等各種精神感受。人們(men) 也總期待著科學家、疫病專(zhuan) 家、政治家們(men) 是否可以更加精準地預測疫情、提醒人們(men) 預防疫情。

但是，嚐試預測災難是風險極大的一件事情，任何預測都有可能帶來新的不確定性。霍尼斯鮑姆舉(ju) 了世界衛生組織2009年的預測為(wei) 例來說明這一點：

2009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兩(liang) 種各自流行了10餘(yu) 年的著名HINI豬流感病毒發生重組，成為(wei) 墨西哥豬流感病毒，並可能會(hui) 引發大流行，於(yu) 是啟動了全球流感大流行的防備計劃。理論上，這會(hui) 是21世紀第一場疾病大流行。正如西班牙流感一樣，墨西哥豬流感也是HINI流感，它可能會(hui) 是一場史上罕見的大流感，有可能會(hui) 像1918-1919年的流感疫情那樣，引發大量的人患病和死亡，各國政府均應做好準備。然而，盡管世界衛生組織的聲明引發了廣泛的恐慌，預期中的“病毒末日”卻並未來臨(lin) 。當人們(men) 意識到墨西哥豬流感並不比季節性流感更嚴(yan) 重時，人們(men) 開始指責世界衛生組織，認為(wei) 其“捏造”這次疾病大流行預警的目的是幫助疫苗製造商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團獲益。[4]

由此可見，即使是最專(zhuan) 業(ye) 的的機構、最專(zhuan) 業(ye) 的的人員，在災難預測上都不是絕對可靠的！

隻是，不管你是否預測，該來的總是會(hui) 來。

2019年隆冬之際，“新冠肺炎”在武漢暴發，不到3個(ge) 月就引發全球大流行。2020年3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鑒於(yu) 新冠病毒的傳(chuan) 播和迅速擴大的影響，這次疫情從(cong) 特征上可稱為(wei) “大流行”。至今，這場“大流行”還在進行中。10年前的預言，以另一種病毒、另一種方式不幸在全世界人的見證下成為(wei) 了現實。在比人類還久遠的疫病麵前，人類不得不低頭！

即使是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人類已經可以足夠驕傲的21世紀，“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盡了最大努力來預測流行病的到來，並為(wei) 迎戰它們(men) 做準備，卻總是被打個(ge) 措手不及？”——“傲慢”，或許是其中一個(ge) 起決(jue) 定作用的關(guan) 鍵詞。

《人類大瘟疫》一書(shu) 的作者尖銳地指出了一個(ge) 普遍存在而人們(men) 又不願意麵對的事實：大瘟疫的定期降臨(lin) ，是人類為(wei) 自己的“傲慢”付出的代價(jia) ，持這種“傲慢”態度的甚至包括疫病的狙擊手——科學家。在作者看來，科學家有責任“規避智識的傲慢，並警惕任何關(guan) 於(yu) 自己知識廣度和深度的幻覺或自以為(wei) 是”。當然，這種自以為(wei) 是的傲慢還普遍存在於(yu) 政治人物、醫務工作者以及普通大眾(zhong) 之中。

傳(chuan) 染病從(cong) 未遠離人類。在日益全球化的時代，盡管有了新的醫療技術以及普及的疫苗和抗生素，但人類“本質上比以前更容易受到傷(shang) 害”。在每場瘟疫之中，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恐慌、流言與(yu) 不信任情緒總是如影隨行。瘟疫來襲時，我們(men) 總是希望迅速獲取準確、全麵的信息，但是曆史告訴我們(men) ，這又是一種近乎不切實際的期盼。專(zhuan) 業(ye) 人士、政治人物、利益集團都有可能在“疫病政治學”的邏輯中讓相關(guan) 信息不對稱。與(yu) 此同時，盡管信息的渠道可以被管製，焦慮與(yu) 恐懼卻不會(hui) 因此而消失；焦慮和恐懼又為(wei) 流言蜚語營造出了滋生的溫床；而且，汙名化與(yu) 偏見還常常與(yu) 流言相伴。這就是“疫病政治學”警示我們(men) 不得不接受和麵對的現實。

世界本就如此。它不會(hui) 因為(wei) 我們(men) 一廂情願的期待就變得簡單。謙虛的科學家會(hui) 說科學不能解決(jue) 一切問題，謹慎的曆史學家會(hui) 強調了解曆史不能預知未來。但麵對複雜的傳(chuan) 染病，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可以選擇不做旁觀者，我們(men) 可以從(cong) 曆史經驗、科學原理和理智辨析中汲取更多，反思更多。我們(men) 不該因為(wei) 人類在某些大瘟疫後幸存，就無視自己曾經的傲慢與(yu) 紕漏。回首瘟疫史，在紀念人類展現出的智慧、力量與(yu) 勇氣的同時，我們(men) 也不該忘記那些痛苦的離別、犧牲和哀愁。所以，“疫病政治學”所引發的，應該是更深層次的“疫病生命學”——這是我們(men) 作為(wei) 個(ge) 體(ti) 生命如何在遭遇疫病的情態下自我療愈、自我拯救之道。

三、“詩歌的治愈”與(yu) “疾病的治療”

西格裏斯特的《疾病與(yu) 人類文明》第一章的標題即是“活著不易”。人，活著不容易！疾病如影隨形，伴隨終生。

對個(ge) 人而言，疾病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生物過程，而且還是一段經曆，它很可能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曆，對你的整個(ge) 一生都有影響。既然人是文明的創造者，那麽(me) ，疾病通過影響人的生活與(yu) 行為(wei) ，從(cong) 而也影響著他的創造。疾病有時候不僅(jin) 僅(jin) 襲擊單獨的個(ge) 人，而且還襲擊整個(ge) 群體(ti) ；或是流行病的為(wei) 害一時，或是地方病的長期肆虐。此時，一種疾病牢牢控製了一個(ge) 群體(ti) 或地區。這些群體(ti) 和文化生活就不能不反應這種疾病的影響。[5]

劉強教授疫病中的詩歌，既是對於(yu) 這場影響了全球的疫病的一種“文化反應”，也是他作為(wei) 個(ge) 體(ti) 生命對這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曆的記錄、敘述。當然，任何生命敘事都具有自己的療愈作用，所以，詩人以詩歌來記錄自己經曆疫情的生命感受，其實也是詩人自己麵對疫情的一種自我療愈。劉強對此是有充分自覺的，所以也才特別強調了詩歌的“療愈”功效。這是非常有見地的。

有疾病就會(hui) 有治療。疾病是伴隨著人和人類的，所以，治療其實也是伴隨人和人類的。隻是，不同的治療彰顯了人們(men) 對於(yu) 疾病的不同認識。古代人以巫術治療，因為(wei) 他們(men) 不認為(wei) 疾病是個(ge) 人身體(ti) 的原因導致的。中國人用針灸和中藥方子治療，因為(wei) 他們(men) 不認為(wei) 疾病隻是身體(ti) 的某個(ge) 器官的問題，而是整個(ge) 機體(ti) 的辨正作用。基於(yu) 近代西方科學而來的近現代西方醫學，則是典型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為(wei) 他們(men) 相信，人體(ti) 是一個(ge) 原子機器，疾病就是零件出問題了。即使麵對新冠疫情這樣從(cong) 未經曆的新型病毒，西方人的疫苗生產(chan) 邏輯和中國人的疫苗生產(chan) 邏輯也是不一樣的，何況中國人還有自己中醫藥對於(yu) “瘟疫”的理解和辯證綜合治療邏輯。這些不同的治療，確實是基於(yu) 對疾病的不同認識和解釋。

當代醫學進步的一個(ge) 重要表現，就是醫學人文或者說人文醫學的發展。敘事醫學作為(wei) 醫學人文的一個(ge) 重要的新理念，恰恰彰顯了人類不同文化之於(yu) 疾病的“療愈”作用。詩歌可以，繪畫也可以；文學可以，藝術也可以；音樂(le) 可以，哲學也可以！

誠如劉強教授所說，所謂“病從(cong) 口入”雲(yun) 雲(yun) ，基本上是個(ge) “甩鍋”式的說法，因為(wei) 疾病本質上並非來自身體(ti) 之外，而是來自生命本身。真正進入反思層麵來看，我們(men) 都不能簡單地將疾病歸因於(yu) 身體(ti) 之外的要素，而必須從(cong) 生命本身來理解疾病。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疾病是與(yu) 我們(men) 共存一體(ti) 的——這是一種寄生互生的關(guan) 係。對疾病，我們(men) 隻能心存感念，甚至充滿謝忱。實際上，厭惡疾病，痛恨疾病，戰勝疾病，最終厭惡、痛恨、戰勝的隻可能是我們(men) 自己。我們(men) 完全可以用一種不同的方式來看待疾病，把它看作是我們(men) 身體(ti) 的一種大聲抱怨，是身體(ti) 對我們(men) 自己並不自知的某種生活的不滿，看作是一種有益於(yu) 我們(men) 更大生命利益的善意的提醒，一種明顯的警示和間接的暗示。目的是讓我們(men) 有機會(hui) 、有時間去關(guan) 注我們(men) 生命中的某些更為(wei) 重要的東(dong) 西，去關(guan) 注我們(men) 心理-精神層麵上某種更為(wei) 嚴(yan) 重的事態。如果我們(men) 忽視它，不把它當回事，就必然會(hui) 導致無可挽回的身體(ti) 的損害和持久的情感方麵的痛苦，甚至導致死亡。

我們(men) 完全可以說，疾病不是病——僅(jin) 就疾病論疾病而言，它才是病。因為(wei) 疾病所病的是身，救的是心，患的是局部，治的是整體(ti) ，擾亂(luan) 的是短暫，成全的是久安。與(yu) 其把疾病看成是化學失衡、物養(yang) 不良，還不如把它看成可能是我們(men) 的生活態度（世界觀、價(jia) 值觀）或我們(men) 的生活方式出了問題，我們(men) 的精神出了問題。個(ge) 人疾病是如此，疫病作為(wei) 一種流行性的人類總體(ti) 疾病，又未嚐不是如此呢？

疾病更可以是一種機會(hui) ，正是它的存在才會(hui) 使我們(men) 把注意力從(cong) 物質轉向生命，從(cong) 瞎忙轉向沉思。事實上，隻有當我們(men) 處於(yu) 吐露絕望與(yu) 病痛的況境時，我們(men) 才能理解生活之最重大的意義(yi) 。生命的意義(yi) 是在嚴(yan) 重的病痛之中，由那種構成我們(men) 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之間的窘況的東(dong) 西創造出來的。隻有當我們(men) 麵對病痛或死亡所造成的一種真相而感到震驚之後，我們(men) 才有可能轉向那些賦予生活世界以存在價(jia) 值的意義(yi) 之源。

1966年底，唐君毅先生罹患視網膜脫落的眼疾，在日本京都治療修養(yang) 四個(ge) 多月。期間，唐先生在病榻上深刻反省自己的生命、病痛而斷斷續續寫(xie) 下了四萬(wan) 多字的長文——《病裏乾坤》。疾病，既是《病裏乾坤》產(chan) 生的機緣，也是該文本切己反思的重點，同時也是唐先生由此引出儒學治療學和生命教育的基點。唐先生對疾病的認知不是局限於(yu) 生理的病變與(yu) 用藥上，而是從(cong) 生命存在的文化價(jia) 值去麵對疾病所帶來的種種生存困惑，將疾病問題提升到身心的文化層次上來[6]。由此，對疾病的治療，也就不隻是科學上的相關(guan) 技術，而是更重視生命的倫(lun) 理秩序與(yu) 文化規範。曾昭旭教授將《病裏乾坤》看作《人生之體(ti) 驗續編》的再續編，以為(wei) 是唯唐先生能寫(xie) 出的“文字般若”，是一切以求道自命的人當深心體(ti) 味的生命撫慰劑[7]。唐先生《病裏乾坤》所彰顯的就是一套儒家的“疾病意義(yi) 治療學”。

我們(men) 的身體(ti) 不單單是麵鏡子，還是一塊銀幕。我們(men) 真正的心態與(yu) 情感，意識到或幽閉了的情感，都會(hui) 自動在銀幕上顯現出來。倘若我們(men) 不喜歡銀幕上映出的圖像，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放映機裏的膠片。實際上，在我們(men) 個(ge) 人的身心劇場裏，我們(men) 隻有三種選擇：或者離開劇場（即死亡）；或者專(zhuan) 門在身體(ti) 上下功夫（生理治療、藥物治療、食品治療、保健治療之類）；或者在放映機裏置入新膠片（即改變我們(men) 對身體(ti) 的看法，對疾病的看法）。

我們(men) 該選擇什麽(me) 呢？

倘若疾病已經發生，我們(men) 就應該提醒自己：要去治的可能並不是症狀，不是病，甚至可能不是病人，而是治我們(men) 的生活，治我們(men) 的心，治我們(men) 的世界觀、生命觀、價(jia) 值觀，治我們(men) 對自身專(zhuan) 屬的個(ge) 人藍圖的某種背叛與(yu) 偏離。人對世界的看法本身就會(hui) 構成對他生命最好的營養(yang) 。因為(wei) 健康或者病態，實際上不是取決(jue) 於(yu) 別的，而是取決(jue) 於(yu) 人對世界的態度，取決(jue) 於(yu) 人對生活的立場。個(ge) 人是如此，群體(ti) 亦然，人類亦然。

作者簡介：

何仁富，1966年生，浙江傳(chuan) 媒學院社科部教授，生命學與(yu) 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長。主要從(cong) 事道德哲學、生命哲學、生命教育、新儒家的研究工作，擔任《思想道德修養(yang) 與(yu) 法律基礎》《哲學導論》《論語生命學》《生命哲學與(yu) 生命教育》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出版專(zhuan) 著7部，發表學術論文80餘(yu) 篇。

注釋：
 
[1] （美）亨利∙歐內斯特∙西格裏斯特著，秦傳安譯：《疾病與人類文明》，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第2-3頁。
 
[2] （美）約翰∙M∙巴裏著，鍾揚等譯：《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83頁。
 
[3] （英）馬克∙霍尼斯鮑姆著，穀曉陽等譯：《人類大瘟疫——一個世紀以來的全球性流行病》，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第386頁。
 
[4] （英）馬克∙霍尼斯鮑姆 著，穀曉陽等 譯：《人類大瘟疫——一個世紀以來的全球性流行病》，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第385-386頁。
 
[5] （美）亨利∙歐內斯特∙西格裏斯特著，秦傳安譯：《疾病與人類文明》，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第2頁。
 
[6]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7《病裏乾坤》，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4頁。
 
[7] 曾昭旭：《病裏乾坤序》，《唐君毅全集》卷7《病裏乾坤》，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