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與(yu) 《嶽陽樓記》

作者：李存山

來源：“屈子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三月十四日丁酉

          耶穌2022年4月14日

導言

熱播影視劇《清平樂(le) 》中的範仲淹給觀眾(zhong)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作為(wei) 中國士大夫的典範，處江湖之遠，則興(xing) 辦學校、興(xing) 利除弊、惠澤百姓；居廟堂之高，則革新政令、整飭吏治、改革科舉(ju) 、砥礪士風。宦海沉浮，數進數退，苟利國家，生死以之，並留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膾炙人口、千古傳(chuan) 誦的名句。

在誦讀《嶽陽樓記》之際，我們(men) 不僅(jin) 為(wei) 洞庭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氣象萬(wan) 千的景象所驚歎，更為(wei) 範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憂以天下、樂(le) 以天下的風度與(yu) 氣節所折服。範仲淹經曆了怎樣的波瀾人生？《嶽陽樓記》中的憂患精神與(yu) 愛國情懷，對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建構與(yu) 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產(chan) 生了什麽(me) 影響？折射了宋代的何種社會(hui) 、政治、學術與(yu) 文化風貌？

2020年9月5日下午，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博士生導師、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理事暨學術委員會(hui) 主任李存山教授蒞臨(lin) 屈子書(shu) 院講壇，以“範仲淹與(yu) 《嶽陽樓記》”為(wei) 主題發表演講。講座由鳳凰網湖南頻道全球同步直播，在線參與(yu) 人數多達45.4萬(wan) ；長沙理工大學教授、湖南汨羅屈子書(shu) 院執行院長王琦擔任嘉賓主持。

【範仲淹與(yu) 《嶽陽樓記】

李存山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老師、各位同道學友：

大家下午好！

我非常榮幸參加屈子書(shu) 院講壇第11期的學術交流。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題目是“範仲淹與(yu) 《嶽陽樓記》”。汨羅市離嶽陽市很近，大家都參觀過嶽陽樓，所以大家對《嶽陽樓記》都比較熟悉，我們(men) 在語文課本裏也都會(hui) 讀到這篇文章。範仲淹作為(wei) 千古名篇《嶽陽樓記》的作者，大家對他是比較熟悉的。但一般人都把範仲淹作為(wei) 一個(ge) 文學家，很少把他作為(wei) 思想家、政治家。今天我就想從(cong) 儒家文化，尤其是從(cong) 宋代儒學發展這個(ge) 角度，和大家做一次交流。也就是說，我想深入地講一講《嶽陽樓記》這個(ge) 千古名篇的寫(xie) 作背景與(yu) 思想內(nei) 涵。

範仲淹在《嶽陽樓記》正文的前麵寫(xie) 了一個(ge) 序，說：“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xing) ，乃重修嶽陽樓……”後署寫(xie) 作的日期是“時六年九月十五日”，也就是慶曆六年(1046)九月十五日，把日期寫(xie) 得非常清楚。他在《嶽陽樓記》中說“進亦憂，退亦憂”，這實際上概括了範仲淹一生的仕途經曆。因為(wei) 他自從(cong) 政以來，曾經“四進四退”，也就是四次被提拔到中央，又四次被貶到地方。這個(ge) 仕途經曆和範仲淹寫(xie) 作《嶽陽樓記》有密切的關(guan) 係。若要了解範仲淹寫(xie) 作《嶽陽樓記》的政治背景，就需要了解他的生平際遇，在慶曆六年之前，他到底經曆了什麽(me) 事。

01、範仲淹的身世

範仲淹生於(yu)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卒於(yu)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範仲淹在58歲時寫(xie) 成《嶽陽樓記》，六年之後就去世了。《嶽陽樓記》正是範仲淹在他的仕途達到最高峰，然後退下來在河南鄧州寫(xie) 的。此後他又到杭州、青州任職，最後被移官到潁州，但途中走到徐州的時候範仲淹就去世了。範仲淹的祖籍是蘇州，但他生在徐州，死在徐州。

範仲淹在徐州出生兩(liang) 年之後，他父親(qin) 就去世了，他母親(qin) 無所依靠，就改嫁給長山朱氏，這個(ge) “長山”就是今山東(dong) 省長山縣。範仲淹也改姓朱，名為(wei) “說”,讀為(wei) “悅”，“朱說”這個(ge) 名字一直用到他26歲中進士，之後才恢複範姓。

範仲淹21歲時寄居在長自山醴泉寺（今山東(dong) 省鄒平縣南）刻苦讀書(shu) 。直到23歲時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於(yu) 是他感憤自立，“佩琴劍徑趨南都”，南都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當時叫睢陽，又名“南京”。在臨(lin) 走的時候，範仲淹和他母親(qin) 相約“期十年登第來迎親(qin) ”。

關(guan) 於(yu) 範仲淹年少刻苦讀書(shu) 的故事，《範文正公年譜》引魏泰《東(dong) 軒筆錄》說：“公與(yu) 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shu) ，日作粥一器，分為(wei) 四塊，早暮取二塊，斷齏數莖，入少鹽以啖之，如此者三年。”也就是說，他在青少年讀書(shu) 時生活非常艱苦，每天做一碗粥，劃成四塊，放一點兒(er) 菜和鹽，這就是一天的食物，如此過了三年。成語“斷齏畫粥”講的就是範仲淹的這個(ge) 故事。青年毛澤東(dong) 在1917年《致黎錦熙信》中說：“擬學顏子之簞瓢與(yu) 範公之畫粥，冀可以勉強支持也。”青年毛澤東(dong) 在1917年想要有所作為(wei) ，而生活非常艱苦，他之所以能堅持下來，就是學習(xi) 了孔子的弟子顏淵之“簞食瓢飲”與(yu) 範仲淹之“斷齏畫粥”。

青年毛澤東(dong) 1913年在《講堂錄》中記載：“範文正世家子，父喪(sang) ，幼隨母適朱，故名朱悅。初不知其為(wei) 範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極而泣。勵誌苦學，三年衣不解帶。”《講堂錄》中還記載：“有辦事之人，有傳(chuan) 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範希文，後如孔孟朱陸王陽明等是也。宋韓、範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也，範、曾辦事而兼傳(chuan) 教之人也。”他說的“前如諸葛武侯範希文”，指的就是諸葛亮和範仲淹。在宋朝的時候，韓琦、範仲淹並稱；清朝的時候，曾國藩、左宗棠並稱。青年毛澤東(dong) 認為(wei) 韓、左是“辦事之人”,範、曾是“辦事而兼傳(chuan) 教之人”。這是青年毛澤東(dong) 對範仲淹的一個(ge) 高度評價(jia) 。當時毛澤東(dong) 非常佩服曾國藩，他說“愚於(yu) 近人，獨服曾文正公”。而範仲淹和曾國藩一樣都是“辦事而兼傳(chuan) 教之人”。

青年毛澤東(dong) 在《講堂錄》中對範仲淹有較多的記述，我想這可能是楊昌濟先生對這一段曆史了解比較多，所以講課的時候講得比較多。《講堂錄》中又有：“五代綱維橫決(jue) ，風俗之壞極矣，馮(feng) 道其代表也。宋興(xing) 稍一振，然猶未也。逮範文正出，砥礪廉節，民黎始守綱常而戒於(yu) 不軌。其至也，程朱禮義(yi) 之士興(xing) ，天下風俗，駸駸比隆東(dong) 漢焉。”範仲淹所處的時代，就是剛經曆過唐末和五代十國，那時社會(hui) 動蕩、道德淪落，宋朝統一之後所麵臨(lin) 的就是儒學的複興(xing) 與(yu) 如何砥礪士風的問題，範仲淹在這裏起了一個(ge) 率先引領的作用。

關(guan) 於(yu) 宋代儒學的複興(xing) ，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曾經說過一段話：“本朝道學之盛……亦有其漸，自範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dong) 有孫明複，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朱子語類》卷一二九）道學指的就是理學。周、張、二程的學說在北宋時期主要稱為(wei) 道學，到了南宋時期多被稱為(wei) 理學。朱熹在總結宋代道學或理學的興(xing) 起和發展的時候，認為(wei) 自範仲淹開其端，而後有“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孫複、石介，他們(men) 被認為(wei) 是宋代理學的先驅。這“宋初三先生”都是範仲淹帶出來的，他們(men) 都是範仲淹門下的“賢士”。“宋初三先生”之後有周子、程子、張子。周子就是周敦頤，程子就是程穎、程頤，張子就是張載。“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這是朱熹對北宋儒學發展的一個(ge) 記述和評價(jia) 。

《宋史·範仲淹傳(chuan) 》記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複、石介、李覯之徒，（範）純仁皆與(yu) 從(cong) 遊，晝夜肆業(ye) ，至夜分不寢……”範純仁是範仲淹的大兒(er) 子，後來也當過宰相。這裏說“宋初三先生”是範仲淹門下的“賢士”，範純仁和他們(men) 一起交遊讀書(shu) ，“晝夜肆業(ye) ，至夜分不寢”，揭示了範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真實關(guan) 係。

青年毛澤東(dong) 說要“學顏子之簞瓢，範公之畫粥”。“顏子之簞瓢”這個(ge) 典故出自《論語》。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le) 亦在其中矣。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論語·述而》）孔子不是拒絕富貴，而是堅守道義(yi) 的原則，如果違背了道義(yi) 而追求富貴，孔子是不幹的，他把道德作為(wei) 人生最高的價(jia) 值取向。“飯疏食，飲水”，就是指吃的粗食淡飯。“曲肱而枕之，樂(le) 亦在其中矣”，雖然生活艱苦，但他在精神上仍然是愉悅自足的，因為(wei) 他實現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道德價(jia) 值。“顏子之簞瓢”，是孔子對其弟子顏回的表揚。孔子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le) 。”(《論語．雍也》）這是說顏回的生活窮苦，飲食隻能是粗食淡飯，住在粗陋狹窄的巷子裏，常人對此是不堪其憂，但顏回仍然能在精神上保持一種“樂(le) ”的境界。孔子和顏回在生活艱苦的狀況下，為(wei) 什麽(me) 能夠“不改其樂(le) ”，後來這個(ge) 話題成為(wei) 宋明理學家們(men) 經常討論的話題，叫“孔顏樂(le) 處，所樂(le) 何事”。按照周敦頤的解釋，就是在人的一生中價(jia) 值有高有低，當把道德作為(wei) 人生的最高價(jia) 值時，其他所謂的貧富窮達、利祿得失等就顯得不重要，乃至可以忽略不計了，所以他們(men) 在生活很艱苦的情況下仍然能保持一種“樂(le) ”的境界。

史料記載，範仲淹到南都（商丘）後，“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冬夜憊甚，以水沃麵，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如此刻苦讀書(shu) 五年，範仲淹乃“大通六經之旨，為(wei) 文章論說，必本於(yu) 仁義(yi) 孝弟忠信”（《宋史·範仲淹傳(chuan)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範仲淹在26歲時中進士。那個(ge) 時期中進士是非常難的，當時隨著印刷術的普及，讀書(shu) 人比以前多了，參加科舉(ju) 考試的人也多了，但是朝廷錄用官員的名額是很有限的，所以中進士在那個(ge) 時候是非常難的。我們(men) 在前麵講的“宋初三先生”，比範仲淹小幾歲，他們(men) 到四五十歲也沒有中進士，後來因有範仲淹的獎掖、推薦、提拔，他們(men) 才在宋代的儒學複興(xing) 中起了重要作用。

範仲淹在登第後，作詩雲(yun) ：“長白一寒儒，名登二紀餘(yu) ……”（《範文正公集·年譜》）。他在南都苦學期間曾作詩《睢陽學舍書(shu) 懷》，其中一句是：“瓢思顏子心還樂(le) ，琴遇鍾君恨即銷。”顏子就是顏回，範仲淹所學的就是“孔顏之樂(le) ”的境界。《嶽陽樓記》裏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我覺得儒家實際上有兩(liang) 種“樂(le) ”：一種是“孔顏之樂(le) ”，還有一種是“天下之樂(le) ”。“天下之樂(le) ”是追求與(yu) 全社會(hui) 普遍的道德和幸福一致的“樂(le) ”，而“孔顏之樂(le) ”是個(ge) 人把道德作為(wei) 人生的最高價(jia) 值，這是一種“道義(yi) 之樂(le) ”，所以即使在生活非常艱苦的條件下也仍保持一種精神上自足的“樂(le)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這是追求“天下之樂(le) ”，但是在“天下之樂(le) “沒有達到之前，範仲淹是否就一直處於(yu) “憂”的心態呢？實際上，當時範仲淹還有一種當下自足的“樂(le) ”，這就是“道義(yi) 之樂(le) ”。因為(wei) 這種“樂(le) ”是道義(yi) 的，所以它一方麵是超越個(ge) 人功利的精神上自足的“樂(le) ”，另一方麵又是有道義(yi) 感的，有社會(hui) 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的。因此，在“瓢思顏子心還樂(le) ”之後，還有“琴遇鍾君恨即銷”。鍾君就是鍾子期，他是伯牙鼓琴的知音。當伯牙遇到了鍾子期這樣的知音，他的高超琴藝才得到了體(ti) 現，他也就沒什麽(me) 遺憾了。範仲淹說“琴遇鍾君恨即銷”，就是希望他也能得到“知音”，這在宋代的曆史環境下就是能考中進士，從(cong) 而能做官，也就有了能夠為(wei) 社會(hui) 、為(wei) 天下人做出重大貢獻的機會(hui) 。我們(men) 可以說，“瓢思顏子心還樂(le) ”是一種道德高尚的“內(nei) 聖”的境界，“琴遇鍾君恨即銷”則是一種具有社會(hui) 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的“外王”的誌向。在範仲淹的思想中，“樂(le) ”與(yu) “憂”或“內(nei) 聖”與(yu) “外王”是結合在一起的。

歐陽修也是那個(ge) 時期的一個(ge) 重要人物，他與(yu) 範仲淹是共進退的“戰友”，兩(liang) 人的關(guan) 係非常密切。在範仲淹去世之後，範仲淹的兒(er) 子請歐陽修為(wei) 範仲淹寫(xie) 了碑銘。關(guan) 於(yu) 範仲淹一生經曆的記載，最早寫(xie) 得比較詳細的就是歐陽修。歐陽修在《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範公神道碑銘並序》中說：“公少有大節，於(yu) 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概然有誌於(yu) 天下。”（《居士集》卷二十）後來朱熹對範仲淹也有一個(ge) 評價(jia) :“且如一個(ge) 範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wei) 己任，無一事不理會(hui) 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ye) 。”（《朱子語類》卷一二九）這裏說的“以天下為(wei) 己任”，也是儒家孔門弟子曾子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wei)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的一種精神表達。

範仲淹在中進士後曾經到安徽廣德縣做官，兩(liang) 年後遷文林郎，權集慶軍(jun) 節度推官。範仲淹在中進士做官後，就把母親(qin) 從(cong) 山東(dong) 迎侍到祖籍蘇州。範仲淹欲還範姓，而族人有難之者，他堅請雲(yun) “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覬”（《範文正公集·年譜》），這樣才恢複了範姓。

02、範仲淹與(yu) 慶曆新政

範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發生在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而慶曆新政的改革思想是範仲淹在十多年之前就開始醞釀了。在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的時候，範仲淹寫(xie) 了《奏上時務書(shu) 》，這是他以後一係列上書(shu) 倡行新政的開始。書(shu) 中提出“救文弊”，即要改革文風；“複武舉(ju) ＂，即要恢複科舉(ju) 的武科考試，以選拔將才。範仲淹最先認識到宋代“偃武修文”的弊端，而主張重視武備，文武並舉(ju) 。他還提出“重三館之選”，以改革科舉(ju) ；“賞直諫之臣”，以選賢任能等。他批評當時士人的學風和官員的吏治：“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tang) 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luan) 於(yu) 上，風壞於(yu) 下，恐非國家之福也。”（《範文正公集》卷七）範仲淹所主張的改革，主要針對的就是當時社會(hui) 在士風和吏治方麵的種種弊端。

這個(ge) 時期，範仲淹還作有《四民詩》。所謂“四民”就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士、農(nong) 、工、商”四民結構。範仲淹在《四民詩》中對當時農(nong) 、工、商階層所處的困境表達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如關(guan) 於(yu) 農(nong) ，詩中說：“製度非唐虞，賦斂山呼吸。傷(shang) 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關(guan) 於(yu) 工，詩中說：“可甚佛老徒，不取慈儉(jian) 書(shu) 。竭我百家產(chan) ，崇爾一室居。”關(guan) 於(yu) 商，詩中說：“桑拓不成林，荊棘有餘(yu) 春。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為(wei) 鄰。”範仲淹站在農(nong) 、工、商的立場上，提出“琴瑟願更張，使我歌良辰＂，這就是主張改革，而改革的思想基礎就是“以民為(wei) 本”，改革的目的是要使廣大人民群眾(zhong) 過上幸福的生活。在《四民詩》中，範仲淹批評當時的士風和吏治，並且指出儒學在當時處於(yu) 衰敗的狀況。詩中說：“學者忽其本，仕者浮於(yu) 職。節義(yi) 為(wei) 空言，功名思苟得。”（《範文正公集》卷一）所謂“功名思苟得”就是批評當時的士人讀書(shu) 為(wei) 的是追求富貴。“仕者浮於(yu) 職”是批評當時的官員為(wei) 政敷衍，做事不負責任。當時的儒學處於(yu) 一種什麽(me) 狀態呢？範仲淹說：“裨灶方激揚，孔子甘寂默，六經無光輝，反如日月蝕。”（《範文正公集》卷一）“裨灶”本是春秋時期的一個(ge) 觀星術士，他曾根據星象預言鄭國將發生火災，而子產(chan) 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範仲淹在這裏說的“裨灶”實際上喻指佛、老。當時佛教和道教的思想特別流行，一些讀書(shu) 人和做官的人也受佛、道二教的影響，這就是“裨灶方激揚”，而儒家學說處於(yu) 衰落的狀況，這就是“孔子甘寂默，六經尤光輝，反如日月蝕”。當時儒家的經書(shu) 沒有真正受到重視，因為(wei) 自唐代以來的科舉(ju) 考試主要靠詩文辭賦取勝，而經學科的考試也主要靠“墨義(yi) ”背誦。範仲淹針對當時儒學衰落的狀況，提出“大道豈複興(xing) ，此弊何時抑”。宋代儒學的“複興(xing) ”這個(ge) 詞，我想應是範仲淹最先提出來的。他要改變儒學衰敗的狀況，這也促使他後來主持的慶曆新政，以民本思想為(wei) 基礎，重點在於(yu) 整飭吏治，而以改革科舉(ju) 、興(xing) 辦學校、砥礪士風、培養(yang) 人才為(wei) 本源。

天聖四年(1026)，範仲淹的母親(qin) 去世了。範仲淹在丁母憂期間，由他倡議，與(yu) 同年中進士的滕宗諒一同主持，在今江蘇南通、泰州、淮安、連雲(yun) 港一帶，建成數百裏的捍海堤，“民至今享其利”，稱為(wei) “範公堤”。《嶽陽樓記》中說的“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滕子京就是滕宗諒，他和範仲淹同年中進士，兩(liang) 人一直是好友。

天聖五年(1027)，範仲淹寓南都，當時晏殊為(wei) 留守，請範仲淹執掌南都府學即範仲淹曾在此學習(xi) 的應天府書(shu) 院。“書(shu) 院”在唐朝的時候就已經有了，但那時書(shu) 院的主要功能是藏書(shu) 。後來在唐末和五代時期，曆經戰亂(luan) ，由國家辦的學校大多被廢棄了，一些民間的書(shu) 院則起了文化傳(chuan) 承的作用。應天府書(shu) 院最初是五代時期由民間辦起來的，晏殊在留守南都期間重建了應天府書(shu) 院，聘請範仲淹為(wei) 書(shu) 院的主持。《宋史·晏殊傳(chuan) 》說：“（晏殊）改應天府，延範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xing) 學自（晏）殊始。”實際上也可以說，宋代興(xing) 學自範仲淹始。

範仲淹在主持應天府書(shu) 院期間，“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儉(jian) ，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cong) 學者輻輳，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yu) 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範文正公集．年譜》）後來宋代的許多名人都出自應天府書(shu) 院。如“宋初二先生”之一的孫複，他四次考進士都落選，窮困潦倒，在範仲淹主持應天府書(shu) 院期間，孫複曾兩(liang) 次到應天府書(shu) 院“索遊”乞求幫助，範仲淹說，看你的辭色不像“乞客”，為(wei) 什麽(me) 到這種地步呢？孫複說，因家裏有老母親(qin) 要贍養(yang) 。範仲淹說，如果你留在書(shu) 院，每月可得三千的贍養(yang) 費，是否能安心學習(xi) ？孫複大喜，於(yu) 是就留在了應天府書(shu) 院，範仲淹授之以《春秋》，後來孫複以解釋《春秋》經的著作而聞名士林。

同年，範仲淹有《上執政書(shu) 》，更明確地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的改革綱領。“固邦本”就是民為(wei) 邦本。《尚書(shu) 》中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指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隻有這個(ge) 根本穩固了，國家才能安寧。那麽(me) ，如何穩固國家的根本呢？範仲淹認為(wei) ，“在乎舉(ju) 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ju) ，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luan) 華也……”（《範文正公集》卷八）首先要“舉(ju) 縣令，擇郡守”，也就是要整飭吏治，選拔好的官員，以救民之弊。如果官員不好，老百姓的生活問題就難以解決(jue) 。如何培養(yang) 好的官員呢？這就是其次“重名器”,“慎選舉(ju) ，敦教育”，也就是要改革科舉(ju) ，興(xing) 辦學校，砥礪士風，培養(yang) 人才。第三是“備戎狄”，“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luan) 華也”。當時宋朝自“澶淵之盟”以後已經有四五十年不打仗了，軍(jun) 隊原來的士兵都已老了，新生力最不足，國家缺少武備，而當時宋朝麵臨(lin) 的形勢是遼與(yu) 西夏正虎視眈眈，所以範仲淹一直主張文武兼備，培養(yang) 將才，增強防禦，防止邊境受到遊牧民族的侵擾。

關(guan) 於(yu) 整飭吏治，範仲淹說：“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wei) 子孫之計，則誌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ju) 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shu) 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xing) 不亦難乎！”（《範文正公集》卷八）範仲淹多年在地方基層，深知當時吏治的敗壞，“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大多不是清官。當時的風氣是“衰老者為(wei) 子孫之計”，想的是送禮拉關(guan) 係，一切以自己的利益得失為(wei) 準。而年輕的官員則“恥州縣之職”，嫌自己的官小，為(wei) 政不負責任，不是真正為(wei) 老百姓辦事，既使有所舉(ju) 措也是為(wei) 了撈名譽。這樣就使地方縣政出現“簿書(shu) 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等種種弊端，而當時“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吏治腐敗的情況是很嚴(yan) 峻的，所以範仲淹主張的改革首先是要整飭吏治。

天聖六年(1028)，範仲淹被授以秘閣校理，這是他進入中央權力機構的開始，也是他仕途中的“第一進”。同年，孫複在應天府學習(xi) 了一年之後，就辭別了範仲淹，到泰山苦學，後來“宋初三先生”在泰山聚在一起。石介當時在泰山已經是一個(ge) 官員了，但他拜孫複為(wei) 師。胡瑗和孫複的年齡差不多，也一直沒有通過科舉(ju) 考試中舉(ju) ，他後來也到了泰山，三個(ge) 人一起苦學了十年。

第二年，範仲淹在朝中遇到一件事。宋仁宗為(wei) 皇太後祝壽，率百官朝拜於(yu) 天安殿。範仲淹上疏說這不合體(ti) 製：“天子有事親(qin) 之道，尤為(wei) 臣之理；有南麵之位，無北麵之儀(yi) 。若奉親(qin) 於(yu) 內(nei) ，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yu) 百官同列，虧(kui) 君體(ti) ，損主威，不可為(wei) 後世法。”（《範文正公集·年譜》）疏入不報。後來他又上疏，“請皇太後還政”。由於(yu) 仁宗最初是幼年即位，所以皇太後垂簾聽政，等皇帝已經年長了，皇太後仍然垂簾聽政，這就不合體(ti) 製。範仲淹因上疏而得罪了朝廷，被貶為(wei) 河中府（今山西蒲州）通判。他在中央不及一年，就被貶到地方，這是他仕途的“第一退”。

後來範仲淹曆經“四進四退”，他因此走過的地方特別多，遷官遍及現在的山西、安徽、浙江、江蘇、甘肅、陝西、河南、山東(dong) 等地，他無論到哪個(ge) 地方，都首先集師資、辦學校，所以他對宋代教育和學術的興(xing) 起，對人才培養(yang)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天聖八年(1030)，範仲淹又有《上時相議製舉(ju) 書(shu) 》，集中闡述了他的“慎選舉(ju) ，敦教育”思想，提出：“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他的教育思想是：“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ye) ，以教化為(wei) 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範文正公集》卷九）他首先重視儒經，以培養(yang) 士人的道德誌向；其次重視曆史、軍(jun) 事和時務等方麵的教育，這在後來影響了胡瑗，成就了胡瑗的“明體(ti) 達用之學”。範仲淹說的“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ye) ”，這個(ge) “經濟之業(ye) ”就是經國濟世之業(ye) 。他說要“成王佐之器”，就是要學習(xi) 一些具體(ti) 的實用的知識，能夠真正有用於(yu) 社會(hui) ，惠澤於(yu) 百姓。

明道二年(1033)，章獻太後去世，宋仁宗開始親(qin) 政。範仲淹又被提拔到中央，任右司諫。太後留有遺誥，以楊太妃為(wei) 皇太後，參決(jue) 國事。範仲淹又一次上疏反對，認為(wei) 仁宗的年紀已經大了，不能再讓一個(ge) 太後垂簾聽政，這樣不合體(ti) 製。同年，範仲淹出使到江淮一帶賑災，他回來以後，剛好碰上郭皇後被廢的事件。當時宋仁宗與(yu) 郭皇後不合，仁宗要廢後，範仲淹就率諫官禦史伏閣爭(zheng) 之，反對廢郭皇後。這一下又得罪了仁宗，於(yu) 是“貶知睦州，又徙蘇州”(《居士集》卷二十《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範文正公神道碑銘並序》）。這是範仲淹仕途中的第二進和第二退。

睦州就是現在的杭州淳安，屬於(yu) 桐廬郡，是富春江流經之地。範仲淹在那個(ge) 地方寫(xie) 過很多詩，如“瀟灑桐廬郡”等。富春江畔有個(ge) 釣魚台，就是東(dong) 漢初年嚴(yan) 子陵釣魚的地方。範仲淹在此處寫(xie) 過《嚴(yan) 先生祠堂記》，這篇文章也非常有名。《古文觀止》裏選用了範仲淹的兩(liang) 篇文章，一篇是《嶽陽樓記》，另一篇就是《嚴(yan) 先生祠堂記》。我一開始不太理解範仲淹為(wei) 什麽(me) 要寫(xie) 一篇讚揚隱士的文章，因為(wei) 嚴(yan) 子陵是東(dong) 漢初年的隱士，他和東(dong) 漢光武帝劉秀以前是好朋友，後來劉秀當了皇帝，便請嚴(yan) 子陵出來做官，但是嚴(yan) 子陵沒有做官的誌向，就隱居到了富春江。範仲淹在《嚴(yan) 先生祠堂記》中寫(xie) 道：“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歸江湖，得聖人之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yu) 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複為(wei) 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cong) 而歌曰：‘雲(yun) 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我初看時想，範仲淹作為(wei) 一個(ge) 入家士大夫，為(wei) 什麽(me) 對嚴(yan) 子陵的評價(jia) 如此之高，後來我領會(hui) 到，他歌頌的是隱士的那種不計較個(ge) 人功利得失的精神境界，他希望當時的士人也具有這樣的境界，而與(yu) 隱士所不同者，是儒家還有擔當社會(hui) 責任的誌向。

景祐二年(1035)，範仲淹任蘇州知州，便奏請建立郡學。“先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鹹教育於(yu) 此，貴將無已焉。'”(《範文正公集·年譜》）這一年“詔蘇州立學”，範仲淹把家學之地讓出來，創建了蘇州郡學。此時，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範文正愛而敬之，聘為(wei) 蘇州教授，諸子從(cong) 學焉”(《宋元學案·安定學案》）。蘇州郡學，即現在的蘇州中學，在曆史上曾經培養(yang) 出很多人才。胡瑗的教育成就是“始於(yu) 蘇湖，終於(yu) 太學”,“蘇”就是蘇州，“湖”是湖州，在範仲淹的好友滕宗諒任湖州知州時，也曾聘胡瑗為(wei) 湖州教授，後來胡瑗又曾主持太學。胡瑗的教育方法被稱為(wei) “蘇湖之法”，又叫“明體(ti) 達用之學”。胡瑗是那個(ge) 時期的大教育家，在王安石當政時，朝廷裏“十常居四五”是胡瑗培養(yang) 出來的，他從(cong) 太學退休時，他的學生結帳百裏來送他。

這一年的冬十月，範仲淹又被提拔上來，任尚書(shu) 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製，召還判國子監，後又任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這相當於(yu) 首都的市長。在範仲淹權知開封府時，他“決(jue) 事如神”，有很多政績，“京邑肅然稱治”。當時京城有歌謠曰：“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文。”（《範文正公集．年譜》）這是範仲淹的“第三進”。

在此期間，範仲淹與(yu) 仁宗論遷都事，認為(wei) 開封無險可守，而洛陽險固，宜將有朝陵為(wei) 名，漸營儲(chu) 備，“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仁宗將遷都事與(yu) 丞相呂夷簡議，呂稱範“遷闊，務名無實”，於(yu) 是兩(liang) 人發生了分歧。之後，範仲淹上《帝王好尚論》《選賢任能論》《近名論》等等，大抵譏指時政，又獻《百官圖》，批評丞相用人不公。呂夷簡大怒，斥範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dang) ，離間君臣”(《範文正公集·年譜》），於(yu) 是範仲淹被貶，出知饒州（今江西鄱陽）。當時歐陽修為(wei) 範仲淹說話，亦坐罪，貶為(wei) 夷陵令（治在今湖北宜昌）。這是範仲淹仕途中的“第三退”。

景祐四年(1037)，李覯“鄉(xiang) 舉(ju) 不利而往鄱陽訪範公”(《李鞭集·年譜》）。是年，範仲淹徙知潤州（今江蘇鎮江），當時正值周敦頤在此為(wei) 母守墓三年，在此期間周敦頤也受到了範仲淹的影響。二程在十五六歲時受學於(yu) 周敦頤，“每令尋顏子、仲尼樂(le) 處，所樂(le) 何事”(《河南程氏遺書(shu) 》卷二上），而“孔顏樂(le) 處”的話題在宋代最早出自範仲淹。同年冬十一月，範仲淹又徙知越州（今浙江紹興(xing) ）。

康定元年(1040)，範仲淹複職天章閣待製，知永興(xing) 軍(jun) （今陝西長安）。七月，範仲淹與(yu) 韓琦並為(wei) 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八月，兼知延州（今陝西延安），抗擊西夏，“賊不敢犯”，謂“今小範老子腹中有數萬(wan) 甲兵”(《範文正公集·年譜》）。可見，範仲淹是能文能武，他當時和韓琦在西北抵禦了西夏對宋朝的侵擾。這一年，張載來謁，範仲淹勸讀《中庸》，“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wei) 有功”(《宋元學案·序錄》），後來張載成為(wei) 理學中“關(guan) 學”的代表人物。

據朱熹編《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二載：“範公使陝西，辟（胡瑗）丹州推官”，成為(wei) 範仲淹幕府中的人物。後來胡瑗因母親(qin) 去世，守喪(sang) 期間“改湖州州學教授”。當時滕宗諒知湖州，由此成就了胡瑗的“蘇湖之法”，即“明體(ti) 達用之學”。胡瑗的教育方法是“立經義(yi) 、治事二齋”，經義(yi) 齋是學習(xi) 儒家的經書(shu) ，而治事齋是“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這個(ge) “治事”所學的內(nei) 容，“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是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可見在宋朝時便已有一人專(zhuan) 一科又兼一科的分科教育了。這個(ge) 時期出了很多人才，如胡瑗的大弟子劉彝，他精通水利，據說江西贛州的地下水道就是劉彝設計的，至今仍在發揮作用。

慶曆三年(1043)，西夏遣使乞和。諫官歐陽修等上疏，言範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範文正公集·年譜》）。宋仁宗又把範仲淹提拔到中央，官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複除參知政事（相當於(yu) 副宰相）。範仲淹由此在中央核心層，與(yu) 韓琦、富弼、歐陽修等形成一股推動改革的勢力。這就是範仲淹仕途中的“第四進”。

範仲淹“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仁宗“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yu) 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居士集》卷二十《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範公神道碑銘並序》）。範仲淹寫(xie) 了《答手詔條陳十事》，首先指出改革的必要性：“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luan) 必生。……我國家革五代之亂(luan) ，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製度日削月侵，官壅於(yu) 下，民困於(yu) 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範文正公集·政府奏議》）在範仲淹的改革思想中有明確的本末、源流意識，他在上疏中陳述的“十事”，也就是慶曆新政的主要內(nei) 容，其中大多與(yu) 整飭吏治和改革科舉(ju) 相關(guan) 。

第一條“明黜陟”，就是要嚴(yan) 明對官員的考核，按實際政績升遷或貶黜。

第二條“抑僥(jiao) 幸”，就是嚴(yan) 格限定把官職賞延給大臣子弟，革濫賞，省冗官。

第三條“精貢舉(ju) ”，即前書(shu) “慎選舉(ju) ，敦教育”，改變科舉(ju) 的“專(zhuan) 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yi) 取諸科”，將考試方法改為(wei) “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經旨通者為(wei) 優(you) 等，墨義(yi) 通者為(wei) 次等”,“使人不專(zhuan) 辭藻，必明理道”(《範文正公集·政府奏議》）。這樣就開啟了宋代儒學重視“義(yi) 理之學”的方向。在慶曆新政時期，“天子開天章閣，與(yu) 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同時在京師建立太學，“天子詔下蘇、湖”取胡瑗之教學法，以此“為(wei) 太學法，至今著為(wei) 令”(《宋元學案．安定學案》)。這些在改革科舉(ju) 、振興(xing) 教育方麵的舉(ju) 措，對後來的宋學發展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四條“擇官長”，即前書(shu) “舉(ju) 縣令，擇郡守”，采取了分級推舉(ju) 知州、知縣的形式，“得前件所舉(ju) 之人，舉(ju) 主多者先次差補”，相當於(yu) 得推薦票數多者優(you) 先錄用。

第五條“均公田”，即均平授予郡縣官員以“職田”,“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sang) 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能使官員的日常生活得到保障，這樣才能要求官員保持廉潔。

第六條“厚農(nong) 桑”,即興(xing) 修農(nong) 田水利，發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

第七條“修武備”，即逐漸恢複唐代的府兵製。

第八條“減徭役”，即精簡機構，減輕農(nong) 民負擔。

第九條“覃恩信”，即在皇帝郊祭大赦天下時，要切實使“恩信”澤及下民，不能虛以應事。

第十條“重命令”，即嚴(yan) 明法令，凡違製枉法者，治以重罪。

在這十條中，第一、二、四、五條都是關(guan) 於(yu) 整飭吏治的問題，第三條則是“慎選舉(ju) ，敦教育”，旨在培養(yang) 一批新的人才。慶曆新政就是以民本思想為(wei) 基礎，以整飭吏治為(wei) 首要，以改革科舉(ju) 、興(xing) 辦學校、砥礪士風、培養(yang) 人才為(wei) 本源，兼及經濟、軍(jun) 事等方麵的改革。據史料記載，這十條裏除了恢複府兵製沒有得到認可外，其他九條宋仁宗都同意了，從(cong) 而以政令的方式向全國頒布實行。

但是新政僅(jin) 行及一年，便因觸犯了一部分權貴階層的利益，致使“謗毀浸盛，而朋黨(dang) 之論，滋不可解”(《範文正公集·年譜》）。在一種很不利的政局下，範仲淹與(yu) 富弼等“恐懼不敢自安於(yu) 朝，皆請出按西北”。一年之後，範仲淹以西北有戰事為(wei) 名，離開了首都，改任河東(dong) 陝西宣撫使。隨著範仲淹等人的貶離中央，慶曆新政便夭折了，這是範仲淹仕途中的“第四退＂。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慶曆新政隻實行了一年，但是其改革科舉(ju) 、興(xing) 辦學校、砥礪士風、培養(yang) 人才，對宋代儒學的發展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

慶曆五年(1045)，範仲淹知邠州（今陝西邠縣），此年作有《邠州建學記》。年末，因有人誣陷範仲淹、富弼助石介謀亂(luan) ，遂罷範、富安撫使之職。範仲淹引疾求解邊任，遷知鄧州（今河南鄧縣）。慶曆六年(1046)，範仲淹在鄧州寫(xie) 成了千古名篇《嶽陽樓記》。慶曆新政的發起、推行和夭折，以及範仲淹的“四進四退”，就是《嶽陽樓記》的政治背景。

03、《嶽陽樓記》的道德情懷

《嶽陽樓記》作為(wei) 一篇文學作品，有著重要的審美意義(yi) 。它的文字是情景交融，而不同的情感反映了不同的精神境界。

其中有“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xiang) ，憂攙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還有“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灑臨(lin) 風，其喜洋洋者矣”。不同的人登嶽陽樓而有不同的精神境界，有的感到悲傷(shang) ，有的感到欣喜。我認為(wei) ，範仲淹在這裏說的“感極而悲者”和“喜洋洋者”是有一定寓意的。“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近於(yu) 佛教的看破紅塵的“悲”。佛教講慈悲，“苦、集、滅、道”，認為(wei) 六道輪回，人生最終是“苦”的，所以主張用佛說“涅槃”來解脫塵世間的悲苦，這就是看破紅塵的悲。“心曠神怡，寵辱偕忘”，近於(yu) 道家或道教的隱千山水之間，不計較功名利祿，追求齊物逍遙的“樂(le) ”。

範仲淹說：“嗟夫！予嚐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wei) ，何哉？”這裏的“或異二者之為(wei) ”，就是儒家與(yu) 佛教、道教有不同的價(jia) 值取向。“古仁人之心”，就是先秦儒家與(yu) 佛、道二教的不同的道德境界。我覺得宋代儒學的複興(xing) ，首先就是要把士人，包括沒有功名的讀書(shu) 人和已經做了官的人，重新聚集到儒家的旗幟下，就是要使士人建立一種儒家的價(jia) 值取向、人生追求。這種人生追求應該是什麽(me) 樣的呢？就是應該不計較個(ge) 人功利，不為(wei) 個(ge) 人的功利得失而動心，不是“功名思苟得”，而是如《嶽陽樓記》裏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就是歐陽修評價(jia) 範仲淹時說的“於(yu) 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居士集》卷二十《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範公神道碑銘並序》）。其實，佛、道二教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可以達到這種超越個(ge) 人功利的境界，但是他們(men) 沒有儒家的“慨然有誌於(yu) 天下”“以天下為(wei) 己任＂、治國安邦、潤澤斯民的社會(hui) 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所以，除了超越個(ge) 人功利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外，關(guan) 鍵是範仲淹在後麵講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le) 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乎！”這裏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其核心精神還是要“以民為(wei) 本”,“憂其君”也是憂朝廷不能夠選賢任能，不能夠任命合格的官員以為(wei) 民做事。所以，這裏的關(guan) 鍵是有社會(hui) 的憂患意識，擔當社會(hui) 責任，追求“天下之樂(le) ”。

“天下之樂(le) ”的思想，源於(yu) 孟子所說：“樂(le) 民之樂(le) 者，民亦樂(le) 其樂(le)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le) 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天下之樂(le) ”是指天下之民的道德與(yu) 福祇都達到了高度和諧，即“德福一致”的“樂(le) ”,這需要有一定的外在條件。在沒有達到這種“樂(le) ”之前，儒家是“先天下之憂而憂”。那麽(me) ，在範仲淹的思想中是否隻有“憂”呢？其實，範仲淹之所以能夠長期保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的境界，是因為(wei) 他內(nei) 心還有一種當下的精神上自足的“樂(le) ”，這就是“孔顏之樂(le) ”或“道義(yi) 之樂(le) ”。這種“樂(le) ”就是範仲淹在《睢陽學舍書(shu) 懷》中說的＂瓢思顏子心還樂(le) ”，因為(wei) 這種“樂(le) ”是道義(yi) 的，所以它內(nei) 在地包含著對社會(hui) 的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因此，在“瓢思顏子心還樂(le) ”之後就是＂琴遇鍾君恨即銷”，也就是“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以“孔顏之樂(le) ”的境界而追求“天下之樂(le) ”，這就是儒家的“憂樂(le) 圓融”。在《嶽陽樓記》的最後，範仲淹說：“噫，微斯人，吾誰與(yu) 歸！”這表明了他高度認同和歸往先秦儒家的價(jia) 值取向。

在寫(xie) 成《嶽陽樓記》兩(liang) 年之後，範仲淹＂徙知荊南府，鄧人愛之，遮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cong) 其請也”(《範文正公集·譜》）。“鄧人”就是河南鄧州人。因為(wei) 鄧人挽留，範仲淹就繼續留任鄧州。皇佑元年(1049),範仲淹徙知杭州。此時範仲淹的身體(ti) 巳經不好,“子弟以公有退誌，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wei) 逸老之地。”範仲淹說：“人苟有道義(yi) 之樂(le) ，形骸可外，況居室乎！”

（《範文正公集·年譜》）由此可見，範仲淹始終保持了“憂樂(le) 圓融”的心態。

皇祐三年(1051)，範仲淹知青州。皇祐四年(1052)，範仲淹徙知安徽潁州，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病故。他臨(lin) 終前給宋仁宗上《遺表》，其中表達了他對慶曆新政夭折的深深遺憾。他說：“事久弊則人憚於(yu) 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yu) 迂闊，以進賢授能為(wei) 樹黨(dang) ，以敦本抑末為(wei) 近名，洎忝二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他希望仁宗”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yu) 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jiao) 幸，製治於(yu) 未亂(luan) ，納民於(yu) 大中“(《範文正公集》卷十六）。其中說的“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可見“人欲”在當時還是一個(ge) 高度肯定的詞，但是後來理學家提出“循天理，滅人欲”,這本來先是針對皇帝與(yu) 官員提出來的,可是後來把它變成了對一般老百姓的要求，這就成為(wei) 一種道德的“異化”。“人欲”在範仲淹那個(ge) 時期，指的是人民的願望，所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就是執政者要按照老百姓的願望來執政，這是範仲淹在臨(lin) 終時的社會(hui) 憂患與(yu) 希望。

後人評價(jia) 範仲淹“一生粹然無疵”“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學貫天人，材兼文武，濟貧活族，出將入相”“在布衣為(wei) 名士，在州縣為(wei) 能吏，在邊境為(wei) 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wei) 一代宗臣而已”(《範文正公集》附錄《諸賢讚頌論疏》）。

《宋元學案·序錄》說：“慶曆之後，學統四起。”雖然慶曆新政隻實行了一年，但在它的改革科舉(ju) 、興(xing) 辦學校、砥礪士風的影響下，確實培養(yang) 了一大批新的人才。例如，《範文正公集》的“序”最初是蘇軾寫(xie) 的，他在“序”中說，當他在家鄉(xiang) 上小學的時候，就立誌以範仲淹、歐陽修等人為(wei) 楷模，等他後來到京師應舉(ju) 中進士時，範仲淹已經去世了，他以沒有見到範仲淹而深表遺憾。蘇軾年少時生活在四川眉縣一個(ge) 很偏僻的地方，而慶曆新政對他的一生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可見慶曆新政的影響是深遠的、普遍的。可以說，範仲淹是宋代儒學複興(xing) 的開創性人物，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guan) 學、二程的洛學，以及蘇軾、蘇轍的蜀學和王安石的新學等，都受到範仲淹及其慶曆新政的影響。

範仲淹這個(ge) 曆史人物是值得我們(men) 紀念的，他在《嶽陽樓記》中所表達的“憂樂(le) 圓融”“憂樂(le) 天下”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價(jia) 值取向，是值得我們(men) 當今深刻領會(hui) 和學習(xi) 的。

我今天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王琦整理並經主講嘉賓最終審定）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