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背叛

作者：古斯塔夫·瓊森 著；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修道院陰謀（Cloister Conspiracy），雕塑家菲利普·傑克遜（Philip Jackson）* 2006年

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是法國猶太哲學家、作家，曾在法國索邦大學學習(xi) 曆史。他闡述知識分子和權力的致命結合的經典著作《知識分子的背叛》本身就是個(ge) 悖論。

朱利安·班達的書(shu) 名《知識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已經成為(wei) 一種傳(chuan) 統的提喻法(用局部代表整體(ti) 或用整體(ti) 代表局部的修辭手段)，描述的是在道德墮落麵前堅守真理，嚴(yan) 厲譴責那些屈服於(yu) 政治獨裁誘惑的知識分子。該書(shu) 出版於(yu) 1927年，當時法西斯分子和共產(chan) 主義(yi) 者的街頭巷戰每周都頻繁出現，《知識分子的背叛》就是闡述每一代人自身危機的書(shu) 。在班達看來，叛徒是莫裏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查爾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右翼組織法蘭(lan) 西運動（the Action Française）和其他反動的民族主義(yi) 者。這裏說的背叛是對思想探索使命的背叛。如果用班達貼切恰當的術語，知識分子--本來應該一輩子追求真理和正義(yi) 的人卻在鼓吹放棄托加袍(toga古羅馬市民穿的寬鬆大袍)而拿起刀劍。不是去挑戰權力，他們(men) 反而變成了權力的幫凶和意識形態煽動者。

歐洲的戰爭(zheng) 間隙是大鉸接力矩的曆史。班達著作的預言性威力部分源自他承認這個(ge) 事實：他是首批看透法西斯主義(yi) 新型恐怖的人之一。從(cong) 蘇聯角度看，法西斯主義(yi) 不過是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自然延伸，可以被忽略或者可以合作以便摧毀社會(hui) 民主黨(dang) ——這成為(wei) 恩斯特·台爾曼（Ernst Thälmann，斯大林主義(yi) 第三國際的傀儡，德國境外勢力頭子，希特樂(le) 的親(qin) 密戰友——譯注）的德國共產(chan) 黨(dang)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的官方路線“希特勒之後就輪到我們(men) 了”。出生於(yu) 猶太家庭的班達因為(wei) 撰寫(xie) 為(wei) 德雷福斯案辯護的小冊(ce) 子而提高了論辯能力，他很好地見證了複仇軍(jun) 國主義(yi) 從(cong) 偉(wei) 大戰爭(zheng) 廢墟上的崛起。他認為(wei) ，法西斯主義(yi) 代表了一種全新的威脅——不是把暴力視為(wei) 必要的惡而是（跟隨喬(qiao) 治·尤金·索雷爾Georges Sorel法國哲學家，工團主義(yi) 革命派理論家。提出神話和暴力在曆史過程中創造性作用的獨特理論——譯注）救贖本身。他寫(xie) 到“我們(men) 的世紀將被適當地稱為(wei) 依靠政治仇恨的思想組織起來的世紀。”當《知識分子的背叛》第二版在1946年出版的時候，這種分析似乎就像一種聽而不聞的預言。

班達用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故事介紹了《知識分子的背叛》。當托爾斯泰見證了一個(ge) 同僚軍(jun) 官鞭打行軍(jun) 途中掉隊的普通士兵時，他問這個(ge) 軍(jun) 官從(cong) 來沒有聽說過福音書(shu) 嗎？作為(wei) 回答，軍(jun) 官反問托爾斯泰：沒有聽說過軍(jun) 隊紀律嗎？對於(yu) 班達來說，軍(jun) 官那麽(me) 回答自有他的道理，但總要有托爾斯泰這樣的人來抗議，這是不可缺少的。這些人就是文人們(men) （clercs）——可以粗略地翻譯成“抄寫(xie) 員”（scribes），讓人聯想到基督教神職人員。“多虧(kui) 了這些抄文人，人類才能看清過去兩(liang) 千年犯下的罪惡，而且向善良致敬。”“這種矛盾對於(yu) 人類物種來說是個(ge) 榮譽，它打開了裂縫，讓文明能夠偶爾滲透進來。”

因此，知識分子維持了文明幾千年，但在歐洲曆史上某些東(dong) 西溜掉了。受到19世紀浪漫主義(yi) 和曆史主義(yi) 的影響，文人開始鼓吹強權就是真理，他們(men) 試圖在他們(men) 種族國家和階級的集體(ti) 仇恨中抵消啟蒙宣揚的個(ge) 性。他們(men) 製造殘忍崇拜，這是連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或者約瑟夫·德·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法國反現代派的君主主義(yi) 者）都不屑於(yu) 做的事。班達注意到，當馬基雅維利建議君主殘酷無情地推行其主張時，他從(cong) 來沒有說殘酷無情本身是善——隻是必要的惡。因此，法西斯主義(yi) 者的心態否認了文明生活的本質。班達假設了文人和普通人的二分法：前者構成追求精神和思想真理的高貴僧侶(lv) 群，而後者則追求物質報酬。普通人成為(wei) 宗派仇恨的人質，因而在理論上隻有知識分子才能被相信代表真理說話，因為(wei) 他們(men) 是把真理放在首位的人。但是，班達警告說，政治權力可能誘惑知識分子放棄自己的真正目的：“文人的失敗就是從(cong) 他宣稱要講究現實之時開始的。”但是，《知識分子的背叛》本身就是一本旨在產(chan) 生實際效果的書(shu) 。因此，這個(ge) 信息本身包含著悖論——它是鼓吹反對辯論的辯論書(shu) 。

班達沒有幼稚到認為(wei) 知識分子能夠或者應該完全擺脫政治的地步。他認為(wei) 知識分子群體(ti) 的背叛源自他們(men) 玷汙了自己的思想誠信，他們(men) 讓充滿黨(dang) 派偏見的權宜之計淩駕於(yu) 對真理的承諾上。在班達看來，知識分子在看到真理、美和公平正義(yi) 等“超驗性價(jia) 值”遭到詆毀誹謗的時候，他們(men) 應該“堵截曆史，呐喊停下！”（“stand athwart history,yelling Stop!”）。矛盾的是，當他們(men) 參與(yu) 到政治抗議活動中的時候，他們(men) 實現了作為(wei) 知識分子的角色。班達引用若幹參與(yu) 活動的經典案例：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幹預德雷福斯案件，伏爾泰（Voltaire）為(wei) 讓·卡拉斯案Jean Calas辯護（法國胡格派教徒。1761年被控謀殺兒(er) 子以阻止他成為(wei) 羅馬天主教徒。他堅決(jue) 聲辯自己無罪,但經受審被判處死刑。應其遺孀之請求，伏爾泰領導一場爭(zheng) 取宗教寬容和刑法改革的運動,此後卡拉斯一案得以平反昭雪。——譯注）斯賓諾莎斯賓諾莎跟在維特兄弟派(frères de Witt)來的殺手背後,他想在劊子手的門上張貼一張海報,來諷刺“最糟糕的野蠻人”（ultimi barbarorum）。班達認為(wei) 《知識分子的背叛》本身就是說明知識分子責任的典型案例。

《知識分子的背叛》是個(ge) 驗證，說明法國是觀念能夠在沒有嚴(yan) 謹性情況下繁榮發展之地；它更多是一種感歎而非精心設計的嚴(yan) 謹論證。班達常常隨意地假設一些東(dong) 西，他本來應該提供證據和考察來證明的。他常常求助於(yu) 籠統的術語如“人人都讚同”或“我們(men) 隻需要睜開雙眼”。但是，恰恰就是在這些時刻——當他認為(wei) 他說了某種顯而易見的話時，他犯下了錯誤。他從(cong) 來沒有解釋知識分子如何能夠知道真理；相反，他們(men) 似乎知道真理就像他們(men) 是柏拉圖說的虛擬的哲學王。班達沒有必要創造一個(ge) 延續千年的文人和普通人的區分來指控莫拉斯和巴雷斯背叛了知識分子的使命。因此，班達沒有必要過分強調他本來已經牢固的指控。但是，愛德華·薩義(yi) 德（Edward Said）說得有道理，他說《知識分子的背叛》克服了自身的缺陷——或許它是最具有教育意義(yi) 的，因為(wei) 它顯示那些認為(wei) 他們(men) 知道真理的人往往能最令人信服地說假話。

要看到這最後一點的威力，不妨考慮一下班達自己的職業(ye) 生涯軌跡。班達在1930年代變得更左傾(qing) ，直到他拜倒在斯大林腳下為(wei) 止。當巴黎在1940年代落入納粹國防軍(jun) （the Wehrmacht）之後，他被迫隱藏起來，在1944年時差一點被逮住。在戰後初期那幾年，他呼籲將與(yu) 納粹合作者——包括某些文人——以叛國罪的名義(yi) 處決(jue) 。他認為(wei) ，這些作家犯下兩(liang) 次背叛的罪過，一個(ge) 是背叛了知識分子的使命召喚，一個(ge) 是背叛了國家。到這時，他已經承擔起責任重擔。他本人已經屈服於(yu) 自己曾經警告過的集體(ti) 仇恨。馬克·裏拉（Mark Lilla）在序言中引用了班達有關(guan) 西班牙內(nei) 戰時共產(chan) 主義(yi) 者犯下大屠殺之罪的證言：

我說文人現在必須選邊站。他必須選擇一邊，即便這一邊威脅了自由，至少這個(ge) 威脅的目的是給所有人麵包而不是為(wei) 了富有的剝削者的利益。他必須選擇一邊，即便這一邊必須殺人，至少它殺的是壓迫者而不是被壓迫者。文人必須站在這個(ge) 暴力群體(ti) 一邊，因為(wei) 他隻有這個(ge) 選擇，要麽(me) 是他們(men) 的勝利要麽(me) 是別人的勝利。他將為(wei) 他們(men) （共產(chan) 主義(yi) 者）簽名，甚至獻上他的生命。但是，他仍然擁有評判他們(men) 的權力。他要繼續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

因此，班達站在了共產(chan) 黨(dang) 一邊，同時認為(wei) 他繼續保留批判精神——為(wei) 政治史提供了另一個(ge) 認知不協調的案例。如果斯大林的人民內(nei) 務委員會(hui) （N.K.V.D.）在西班牙抓住了他，或者他生活在蘇聯，他或許最終像尼古拉·薩爾曼諾維奇·魯巴蕭克（Nikolai Salmanovich Rubashov）一樣在獻出簽名和生命之前就已經喪(sang) 失批判精神。班達有一種天真和正義(yi) 感的不幸混合體(ti) 。在他看來這不是荒謬，在烏(wu) 克蘭(lan) 大饑荒（the Holodomor）之後不久，他還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謀殺辯護，其理由是他們(men) 至少給人們(men) 提供了麵包。

班達道德墮落的登峰造極（ne plus ultra ）之舉(ju) 出現在1949年，當他為(wei) 匈牙利共產(chan) 黨(dang) 領袖拉科西·馬加什（Mátyás Rákosi）的擺樣子公審辯護，其中包括處決(jue) 外交部長拉伊克·拉斯洛（László Rajk），虛假指控是此人是“鐵托主義(yi) 者間諜”。拉斯洛的擺樣子公審打擊了歐洲左派的信譽，以至於(yu)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將其列為(wei) 最顯著的“喀琅施塔得(蘇聯城市;為(wei) 軍(jun) 港;要塞)”（Kronstadt moments）時刻之一，其他事件還有莫斯科擺樣子公審、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1956年匈牙利。班達在拉斯洛被處決(jue) 後不久訪問布達佩斯。他呆在布裏斯托爾賓館（Hotel Bristol），在那裏他會(hui) 見了匈牙利作家格奧爾格·法盧迪（György Faludy）。法盧迪回顧了班達參觀工廠的印象是多麽(me) 深刻，當他參觀了城市的生產(chan) 廠——離開時完全上當受騙了，他根本就沒有懷疑過那裏的工人實際上是安全部門雇傭(yong) 的演員。他問法盧迪，“你看，法國工人什麽(me) 時候能夠擁有這樣的轎車和工資收入？”在他返回法國之後，他感謝馬加什邀請他前往布達佩斯，並將他為(wei) 斯大林辯護比作左拉為(wei) 德雷福斯辯護。

但是，班達的虛偽(wei) 並不能抹殺《知識分子的背叛》的核心前提。的確，他沒有能夠聽從(cong) 自己的警告，但這隻能證明這些警告的強大威力——因為(wei) 它顯示甚至那些尤其是那些最相信自己的人在一陣陣的義(yi) 憤填膺之際往往麵臨(lin) 背叛自己高尚原則的風險。

* 英國雕塑家菲利普·傑克遜（Philip Jackson），以嫻熟的技巧利用人類的肢體(ti) 語言來傳(chuan) 達人類的生存條件，他的人物雕像充滿了神秘古老的氣質，又放佛是敘事歌劇人物般的存在，他精心雕刻的每一個(ge) 作品都精致優(you) 雅，具有壓倒性的氣勢，真正令人振奮。——譯注

譯自：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 by Gustav Jönsson

https://www.americanpurpose.com/articles/treason-of-the-intellectuals/ 

作者簡介：

古斯塔夫·瓊森（Gustav Jönsson），隨筆作家和批評家，住在格拉斯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