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報複

作者：弗蘭(lan) 克·菲雷迪 著；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烏(wu) 克蘭(lan) 戰爭(zheng) 顯示我們(men) 從(cong) 來沒有擺脫過去。

一切都迅雷不及掩耳地發生了。就在俄羅斯入侵烏(wu) 克蘭(lan) 剛剛過去兩(liang) 周之後，人們(men) 突然痛苦地意識到冷戰的結束畢竟並沒有標誌著永久和平時代的開始。

有太長的時間，我們(men) 欺騙自己說這是一個(ge) 新時代。過去可以被遺忘在身後。但是，如今再也不能了。烏(wu) 克蘭(lan) 悲劇提醒我們(men) 認識到，曆史不可能被抹去，我們(men) 遲早不得不麵對這個(ge) 難以逃脫的真相。

回顧2014年，我出版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仍然看不見結局》，書(shu) 中暗示這場血腥的衝(chong) 突仍然在給我們(men) 的生活施加影響，當時很多評論家嗤之以鼻。他們(men) 指出冷戰已經結束，並將其呈現為(wei) 曆史的終結。現在，這已經成為(wei) 普遍傳(chuan) 播的心態。正如曆史學家馬克·馬佐爾（Mark Mazower）所說，1989年蘇聯解體(ti) 終結了“1917年開始的意識形態衝(chong) 突時代。”（1）

充斥著民族衝(chong) 突和政治鬥爭(zheng) 的曆史已經終結的這種意識反映在前綴“後-”的泛濫上。除了後工業(ye) 化和後現代等術語之外，我們(men) 現在有後曆史的、後國家的、和後邊界的等。這個(ge) 前綴實現了深刻的目的——它將現在和曆史本身區分開來。文學教授布魯克·托馬斯（Brook Thomas）說，“前綴‘後-’說明了‘一切都已經出現過的時代’。”（2）

因為(wei) 新冠病毒疫情，這個(ge) 前綴‘後-’心態通過新常態的觀念係統性地表達出來。在鼓吹新常態者看來，新冠病毒疫情標誌著完全不同時代的開始。《新常態》（2021）的作者詹尼弗·阿什頓（Jennifer Ashton）說，“我們(men) 再也回不到從(cong) 前了。”她認為(wei) 我們(men) 過去熟悉的生活已經終結。這個(ge) 觀點提出了曆史封閉和結束意識。從(cong) 前的生活方式在新常態的新世界已經成為(wei) 多餘(yu) 的東(dong) 西了。

但是，現在已經很清楚，舊常態並沒有走開。現在並不能與(yu) 過去割裂開來。曆史還沒有終結。很多歐洲人相信再也不會(hui) 出現在這個(ge) 大洲上的那種戰爭(zheng) 突然之間報複性地爆發了。

有人將俄羅斯入侵烏(wu) 克蘭(lan) 解釋為(wei) “舊世界秩序”的終結。但這個(ge) 觀點反映了全球化後冷戰時代穩定性的幻覺。烏(wu) 克蘭(lan) 戰爭(zheng) 顯示我們(men) 從(cong) 來不能擺脫過去。一連串的暴力衝(chong) 突等難題一再被提出來要去尋找令人滿意的答案。正如戰爭(zheng) 現在展示出的那樣，曆史有能力提醒我們(men) 認識到除非我們(men) 認真對待曆史，否則人類將陷入大的麻煩之中。

看不到終結

烏(wu) 克蘭(lan) 戰爭(zheng) 和橫掃當今西方世界的地緣政治問題的困惑並非來自烏(wu) 有鄉(xiang) 。它們(men) 與(yu) 20世紀前幾十年釋放的曆史威力密切相關(guan) 。他們(men) 顯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的連串事件繼續在打破21世紀的生活平靜。

牢記20世紀的偉(wei) 大戰爭(zheng) 不僅(jin) 僅(jin) 有地緣政治考慮的動機，這很重要；這些事件也受到國內(nei) 議題和意識形態承諾的影響。（3）那些到戰場上作戰的很多人受到了價(jia) 值觀和理想主義(yi) 的驅使。恰恰是沒有辦法實現這些理想的失敗加劇了當今社會(hui) 普遍存在的在道德、思想和政治上的迷茫無措。

西方世界的道德和政治世界觀在三個(ge) 關(guan) 鍵方麵一直受到20世紀地緣政治衝(chong) 突的徹底塑造。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削弱了右派的道德權威。法西斯主義(yi) 的恐怖行徑迫使右派處於(yu) 防禦位置，其思想和政治的聲譽受到嚴(yan) 重削弱。其次，左派理想和實踐在冷戰中聲名狼藉，這很大程度上歸咎於(yu) 貼近斯大林主義(yi) 。結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那些自封的右派或者左派常常竭力要賦予其政治觀意義(yi) 。任何一方都沒有成功地恢複那刺激他們(men) 政治先輩行動的理想主義(yi) 和思想信念。“意識形態終結”論的支持者廣泛討論了左派和右派意識形態的這種削弱。但是，這些評論忽略了20世紀的大衝(chong) 突對當今世界產(chan) 生影響的第三種方式——也就是，通過文化戰爭(zheng) ，這場戰爭(zheng) 已經持續了一個(ge) 多世紀。

這場文化戰爭(zheng) 在根源上是有關(guan) 社會(hui) 及其過去的關(guan) 係。其實，一直在進行中的主要就是反對過去的遺產(chan) 。一段時間後，這場戰爭(zheng) 已經嚴(yan) 重削弱了西方文化反思曆史的能力，似乎曆史可以被超越或被壓製。正是這種觀念導致許多傳(chuan) 記和評論家得出西方世界已經成為(wei) 不會(hui) 發生戰爭(zheng) 的地區的結論。當然，血腥衝(chong) 突繼續，但是在敘利亞(ya) 或阿富汗等地區。似乎西方已經離開戰爭(zheng) 很遠了。

但是，不再如此了。後曆史世界的幻覺已經被殘酷的烏(wu) 克蘭(lan) 戰爭(zheng) 徹底戳破了。

曆史記憶的喪(sang) 失

這場文化戰爭(zheng) ——這種反對曆史遺產(chan) 的轉向——源於(yu)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是普遍存在的道德迷茫氛圍。隨後的戰爭(zheng) 間隙充斥著對歐洲衰落的悲觀描述。社會(hui) 學家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1936年注意到，存在大量的文獻談到西方文明的“終結”、“危機”、“衰落”或死亡。歐洲精英受到這種衰敗意識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yu) 很多人放棄了自己成長過程中形成的世界觀。

就那英國為(wei) 例。其統治精英實際上放棄了一直以來對帝國使命的承諾。因此，英國作為(wei) 仁慈帝國領袖的權威已經不再可靠。該精英群體(ti) 的成員尤其是知識分子群體(ti) 越來越時髦的做法就是誇耀英國的過去和價(jia) 值觀已經變得多麽(me) 無關(guan) 緊要。這個(ge) 觀點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是尤斯塔斯·佩裏爵士（Lord Eustace Perry）在1934年的名言，沒有“任何我們(men) 還在相信的天生觀點。”他補充說“我們(men) 已經喪(sang) 失了維多利亞(ya) 時代先輩們(men) 輕而易舉(ju) 獲得的自信心，美國當代人也有這種自信心。”1930年，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也反思了他竭力要承認的現在。他寫(xie) 到，“我常常納悶任何其他年代的人是否看到過我們(men) 生活時代的如此令人吃驚的數據和價(jia) 值觀革命。我在成長過程中相信永久的和至關(guan) 重要的東(dong) 西無論是物質的還是普遍常識，很少還能持續。而我確認不可能發生或者我曾經被教導不可能發生的東(dong) 西都已經發生了。”

值得讚揚的是，丘吉爾承認不惜進行一場戰爭(zheng) 也要竭力保持作為(wei) 歐洲文明基礎的價(jia) 值觀的重要性。歐洲統治階級的其他成員卻不這麽(me) 認為(wei) 。相反，他們(men) 尋求與(yu) 這些價(jia) 值觀保持自我意識到的距離，試圖將現在與(yu) 過去割裂開來。

德國社會(hui) 學家費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1920年代指出，現代技術專(zhuan) 家治國傾(qing) 向於(yu) 帶著“掩蓋起來的仇恨和輕蔑”看待社區生活的習(xi) 慣和傳(chuan) 統。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這種反傳(chuan) 統的精英反應還有將過去從(cong) 現在中清除出去的欲望變得越來越強烈。實際上，至少在過去60年裏，過去不僅(jin) 一直被頻繁描述為(wei) 進步的障礙，而且成為(wei) 影響現在的惡劣因素。

今天，西方政治和文化精英聲明放棄任何曆史延續性意識。現在西方社會(hui) 的很多機構認為(wei) 與(yu) 過去割裂似乎成了一種文化命令。這種聖戰令人遺憾的後果是它塑造了西方精英群體(ti) 中的曆史健忘症文化。這種健忘症影響了西方精英處理地緣政治和軍(jun) 事議題的途徑。

其實，他們(men) 已經得出結論——在此之前——在全球化的時代，民族國家之間的衝(chong) 突已經喪(sang) 失了大部分意義(yi) 。他們(men) 覺得，傳(chuan) 統的戰爭(zheng) 已經在快速變成瀕危物種。這意味著軍(jun) 隊的作用和權威可以適當削弱。所謂的安全專(zhuan) 家們(men) 宣稱主要威脅可能來自伊斯蘭(lan) 主義(yi) 者或虛擬空間裏的恐怖主義(yi) 或其他非國家因素。

這種曆史健忘症不僅(jin) 僅(jin) 導致軍(jun) 隊遭到貶低——而且導致國家精英與(yu) 自己國民的陌生和疏離。我曾經在在從(cong) 前的文章中說到，“當領袖喪(sang) 失對國家的信心時，地緣政治就變成不穩定的東(dong) 西。”畢竟，美國國務院或英國外交部如果很少有國家利益認識，他們(men) 如何進行地緣政治思考呢？答案就是任意性的或者混亂(luan) 不堪的。太常見的情況是他們(men) 想象自己生活在後國家世界，其中其他國家的領袖也都擁有類似的世界主義(yi) 價(jia) 值觀。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在一段時間裏，普京讓西方領袖最驚恐不安的並非他的地緣政治野心，而是他不願意認同他們(men) 的覺醒價(jia) 值觀。美國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是支配西方外交的地緣政治文盲的典範。他從(cong) 美國文化戰爭(zheng) 的棱鏡解釋美國與(yu) 俄國的關(guan) 係。在2014年3月對歐洲青年的一場演說中，在俄羅斯吞並克裏米亞(ya) 之後，他將自己反對俄羅斯的立場比作反對美國內(nei) 部有些顯然“落後的”文化價(jia) 值觀。奧巴馬毫不費力地從(cong) 俄羅斯占領克裏米亞(ya) 跳躍到稱讚身份認同政治。他這樣做暴露了美國領袖喪(sang) 失地緣政治事物的清醒認識已經到了何種地步。

曆史不能被抹殺

對國家和國家利益的貶低與(yu) 愛國價(jia) 值觀如義(yi) 務和責任的地位越來越低密切相關(guan) 。難怪很多西方評論家發現很難理解烏(wu) 克蘭(lan) 人的英雄主義(yi) 和頑強抵抗。有些人可能在詢問，如果我們(men) 受到攻擊——我們(men) 的國民是否能奮起反抗？

情況在1914年完全不同。為(wei) 一個(ge) 事業(ye) 而戰鬥甚至不惜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這種觀念吸引了數百萬(wan) 青年為(wei) 國作戰。其實，有些浪漫主義(yi) 思想的知識分子甚至在偉(wei) 大戰爭(zheng) 期間稱讚英勇犧牲。今天，相當數量的民眾(zhong) 無法想象人們(men) 能在戰爭(zheng) 中找到意義(yi) 。同樣，在戰爭(zheng) 中死亡不再被認為(wei) 是英雄——而是被看作徒勞的浪費。克裏斯托弗·科克爾(Christopher Coker）在其著作《發動一場沒有戰士的戰爭(zheng) 》中解釋說，戰爭(zheng) 已經變得和指導日常生活的價(jia) 值觀割裂了。難怪西方軍(jun) 人中盛行的是安全觀而不是英雄主義(yi) 。現在的英國陸軍(jun) 指揮官必須為(wei) 士兵訓練的各個(ge) 方麵做出風險評估。2007年，英國特種部隊（the SAS）前司令邁克爾·羅斯上將（General Sir Michael Rose）談到安全觀對英國軍(jun) 隊的道德風貌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他說，“道德懦夫”鼓勵了最近曆史上軍(jun) 隊道德風貌的“災難性崩潰”。

2018年，當時的國防部參謀長尼克·卡特上將（General Sir Nick Carter）說，他關(guan) 心的是年輕人不再理解“為(wei) 國服務的觀念”。在思考能否依靠年輕人將來支持軍(jun) 隊時，他認定當今年輕人的教育和社會(hui) 化方式存在嚴(yan) 重問題。他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如果社會(hui) 不再培養(yang) 年輕人的忠誠和義(yi) 務觀念，這個(ge) 社會(hui) 肯定出現了嚴(yan) 重問題。從(cong) 前，忠誠、義(yi) 務和愛國主義(yi) 等觀念彌漫在英國的各個(ge) 角落。今天，它們(men) 已經讓位於(yu) 身份認同政治價(jia) 值觀。甚至清醒的、思想嚴(yan) 謹的機構如國防部也已經成為(wei) 覺醒教條的獵物。國防部職員被建議在使用“女性”這個(ge) 詞語時要小心，以免得罪跨性別群體(ti) 人士。鼓勵國防部職員推廣了他們(men) 更喜歡的代詞。

在俄羅斯入侵烏(wu) 克蘭(lan) 之後，國防部的有些部門似乎更感興(xing) 趣的是探討其性別和性取向身份認同而不是設計製定防禦軍(jun) 事入侵的戰略。其實，就在俄羅斯坦克跨越烏(wu) 克蘭(lan) 邊界前進時，國防部的藍色快狗（blue-tick，用來分析詞的常用度分布的數據）可驗證的“性少數群體(ti) 網絡（LGBT+ Network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跨性別、間性人等都屬於(yu) 性少數群體(ti)  ——譯注）”推特賬戶仍然在解釋“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酷兒(er) ”、“性別認同疑惑者”等術語的含義(yi) ——按照國防部的說法，“這是探索你的性取向或性別身份認同的過程”。在接下來的幾天，英國士兵們(men) 還在忙著呼籲“引進素食軍(jun) 服”。看到這樣幼稚的行為(wei) ，人們(men) 忍不住想起羅馬哲學家西塞羅（Cicero）的警告“對曆史的無知就永遠是個(ge) 長不大的孩子。”

這裏，利害攸關(guan) 的關(guan) 鍵議題不僅(jin) 僅(jin) 是對代詞的關(guan) 心幹擾了對地緣政治現實的考慮，而是說西方國家在缺乏曆史感的情況下難以賦予國家利益以意義(yi) 。其實，幾十年來貶低曆史意識的傾(qing) 向所造成的嚴(yan) 重後果之一就是與(yu) 過去有關(guan) 的價(jia) 值觀如愛國主義(yi) 、勇氣、忠誠統統都已經被拋棄了。恰恰是這種價(jia) 值觀是讓社會(hui) 準備好應對仍然存在衝(chong) 突和戰爭(zheng) 的世界的必要條件。

曆史意識對於(yu) 理解俄羅斯入侵烏(wu) 克蘭(lan) 的議題來說也必不可少。非常清楚的是，最近幾十年來，西方外交沒有能明白塑造俄羅斯領袖的曆史影響。不能理解俄羅斯領袖的世界觀導致低估沒有解決(jue) 的權力平衡產(chan) 生的威脅，尤其是對烏(wu) 克蘭(lan) 來說。西方政客和外交官在這方麵的無知和困惑是忘掉曆史的間接後果。

西方精英在道德上已經被繳械投降了。他們(men) 或許擁有經濟實力和先進的武器，但他們(men) 缺乏捍衛國家利益的道德資源。現在他們(men) 遭遇的是真實的戰爭(zheng) 前景，到了必須做出艱難抉擇的時刻。嚴(yan) 肅對待曆史對於(yu) 理解當前的問題至關(guan) 重要。西方必須恢複作為(wei) 民主文化基石的曆史理想。否則，在他們(men) 玩弄性別代詞的時候，羅馬已經陷落了。

作者簡介：

弗蘭(lan) 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國肯特大學社會(hui) 學榮休教授，至今在其領域內(nei) 耕耘，被學界內(nei) 外讚為(wei) 最活躍的社會(hui) 學家，著述頗豐(feng) ，《身份認同危機百年：社會(hui) 化的文化戰爭(zheng) 》，《恐懼：推動全球運轉的隱藏力量》（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恐懼文化》《恐懼政治》《知識分子都到那裏去了？》《偏執狂父母》等。

注釋：

(1) 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by M Mazower, Penguin Books, 1999, pX

(2)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Fashioned Topics, by B Thoma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00

(3) See ‘Internal Causes and Purposes of War in Europe, 1870-1956: A Research Assignment’, by AJ Mayer,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1, No3, (1969) pp291-303

譯自：The Revenge of History by Frank Furedi

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22/03/13/the-revenge-of-history/ 

本文得到作者的授權和幫助，特此致謝。——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