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何需要人文學科？

作者：詹姆斯·赫弗南 著；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人文學科這個(ge) 詞本身就給出了答案。

1945年9月24日長崎：這個(ge) 城市被美國原子彈轟炸摧毀六周之後(Lynn P. Walker, Jr./Wikimedia Commons)

大約50年之前，路易斯安娜和華盛頓州精心製作的一對巨大的L型觸須接收了十億(yi) 年前和十億(yi) 光年那麽(me) 遠的空間中相撞的兩(liang) 個(ge) 黑洞的唧唧叫回聲。天文物理學家在那回聲中發現了愛因斯坦的引力波理論的證據---付出的成本超過十億(yi) 美元。如果你問，我們(men) 為(wei) 何需要這個(ge) 信息，它究竟有什麽(me) 用？你也可能會(hui) 問這樣的問題---本傑明·富蘭(lan) 克林（Ben Franklin）曾經提出問題---“新生嬰兒(er) 有什麽(me) 用？”就像新生兒(er) 的潛力，科學發現的價(jia) 值也是無限的。它沒有辦法計算，也不需要證明。

但是，人文學科需要。從(cong) 前沒有人問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需要學習(xi) 人文學科，因為(wei) 它的價(jia) 值就像科學發現的價(jia) 值一樣被認為(wei) 是不言自明的。現在，這兩(liang) 種價(jia) 值的分叉變得越來越大。達特茅斯學院的學費現在已經超過30萬(wan) 美元（筆者在此任職已經將近40年），鑒於(yu) 大學四年的教育成本越來越高昂，我們(men) 該如何為(wei) 文學等課程的學習(xi) 辯護呢？“現代語言學會(hui) ”2021年夏季通訊報告說到美國大學裏令人擔憂的統計數據：從(cong) 2009年到2019年，現代語言文學方麵的本科學位授予的比例已經下降29%。該文詢問“這些專(zhuan) 業(ye) 都到哪裏去了？”但是，這裏有個(ge) 更實用的問題：學習(xi) 文學究竟能給現實世界帶來什麽(me) 好處？

現在，對此問題的最容易答案是它通過暴露多個(ge) 不同視角刺激學生開動腦筋，使其準備好從(cong) 事我們(men) 時代最激動人心的工作：創業(ye) 。在小說家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在我彌留之際》中，密西西比河上一個(ge) 農(nong) 村家庭埋葬其族長的故事是從(cong) 15個(ge) 視角來講述的。要研究這樣的小說就不得不召喚不光不同而且可能截然相反的視角，由此培養(yang) 出一種適應性，而這正是經商成功所需要的品質，新興(xing) 創業(ye) 者必須學習(xi) 如何滿足客戶的種種需求，他或她必須能隨時準備好根據需要和時間的變化而做出新改變。

但是，這種為(wei) 文學學習(xi) 辯護的方式存在很大問題。如果你想要的是創業(ye) 適應性，你上商學院或許更高效地獲得這些東(dong) 西。你並不需要閱讀福克納或其他任何人的小說。

但是，你可能論證說，文學展現了最好的作品，因而訓練學生如何與(yu) 他人交流，而不僅(jin) 僅(jin) 是使用推特或短信。學習(xi) 文學不僅(jin) 僅(jin) 是看到語法規則如何發揮作用而且發現平行結構的對稱和隱喻的集中突然爆發等：兩(liang) 種主要的組織工具。亨利·詹姆斯（Henry Adams）曾經寫(xie) 到，“教育中沒有任何東(dong) 西比它以惰性事實形式積累的無知更令人吃驚的了。”文學向我們(men) 顯示如何激活這些事實，更多的是，如何讓它們(men) 合作和舞動起來，共同揭示真相。

但是，文學可能高度複雜。鑒於(yu) 其複雜性，鑒於(yu) 詩歌、戲劇和小說刺激我們(men) 了解它們(men) 什麽(me) 意思的欲望以及抗拒這種誘惑的方式，學習(xi) 文學再次招致人們(men) 指責它的效率低劣。如果你隻是想知道如何寫(xie) 出一篇好文章以便找到工作或做生意，或用魅力迷住創業(ye) 資本家，你無需學習(xi)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格言詩或喬(qiao) 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絕妙諷刺。你隻需要一本好的寫(xie) 作教材和眾(zhong) 多實踐即可。

那麽(me) ，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真正需要文學呢？從(cong) 傳(chuan) 統上說，文學向我們(men) 講授道德教訓，敦促我們(men) 尋找“故事的道德含義(yi) 。”但是，道德教訓可能很難從(cong) 旨在給我們(men) 講述人類體(ti) 驗真理的文學作品中提取出來，如莎士比亞(ya) 在《李爾王》中做的那樣。在該劇的一個(ge) 場景中，愚蠢但善良的老人葛羅斯特伯爵的眼睛被挖出來。在戲劇的結尾處，那個(ge) 善良、虔誠、吃了很多苦的考狄利婭（Cordelia），李爾王在第一幕中趕走的女兒(er) 遭遇了什麽(me) 呢？她和老國王本人一起死掉了。即使戲中所有的壞蛋最後也遭遇死的懲罰，我們(men) 並不能很容易地說考狄利婭為(wei) 什麽(me) 必須死掉，或者她的死亡所蘊含的道德意義(yi) 是什麽(me) 。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曾經宣稱，他當小說家的主要目的是讓我們(men) 看見。像莎士比亞(ya) 一樣，他的目的是讓我們(men) 承認和召喚人性中最大的矛盾之一：隻有人能喪(sang) 失人性。隻有人才會(hui) 將孩子從(cong) 父母身邊奪走關(guan) 在籠子裏，就像美國邊防巡邏者兩(liang) 年前對中美洲兒(er) 童所做的那樣。隻有人才會(hui) 將人活活燒死，就像當今時代伊拉克和大敘利亞(ya) 伊斯蘭(lan) 國（ISIS）所做的那樣。隻有人才會(hui) 使用年輕姑娘作為(wei) 人肉炸彈，就像最近一年活躍在非洲尼日利亞(ya) 一帶的恐怖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那樣實施了44次襲擊。

作為(wei) 此類恐怖活動的避難所，文學能夠為(wei) 我們(men) 提供視野眼光或者至少讓我們(men) 瞥見美、愛、以及和諧。它們(men) 是詩人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所說的“詩歌的矯正作用”---那是對人類野蠻殘忍暴力的補償(chang) ，沒完沒了地相互給對方製造痛苦。但是，文學最強大的形式從(cong) 來不是乘坐氫氣球飛上虛無縹緲的天空，或煽動著蛛絲(si) 般的翅膀飛到月亮上去。偉(wei) 大的文學不是逃避我們(men) 的非人性，而是直接麵對它，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持續保持對人性的信仰。托妮·莫裏森（Toni Morrison）的小說《寵兒(er) 》的寓意是什麽(me) ？女黑奴塞絲(si) 在攜女逃亡途中遭到追捕，因不願看到孩子重又淪為(wei) 奴隸遭到性剝削，她毅然殺了自己的幼女。在毫無仁慈之心的非人世界，殺嬰能成為(wei) 愛的表現嗎？這是文學堅持提出的問題。在人文學科的核心是人性問題，堅定不移地堅持用人類生活受到的影響來衡量一切。76年前，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促成了世界上從(cong) 來沒有見過的最具殺傷(shang) 力的武器，原子彈令美國所向無敵，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挽救了數不清的美國人的性命。但是，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扔下的原子彈焚毀了20多萬(wan) 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難怪奧本海默在後來說，“在某種意義(yi) 上，任何庸俗、幽默或誇張都無法消除其野蠻和殘忍，物理學家明明知道罪惡；這是他們(men) 不能喪(sang) 失的良知。”

這樣說，奧本海默並非激進的、非科學的。對於(yu) 不惜犧牲其他任何利益去取悅軍(jun) 方的政府，他可能有些叛逆不忠。奧本海默拒絕加入到鼓吹軍(jun) 備競賽的另一波熱潮中即研製開發氫彈，未能通過忠誠調查（security clearance對參加秘密工作人員等進行的忠誠調查），隻好在懷疑的陰雲(yun) 下度過餘(yu) 生。

但是，他對轟炸廣島和長崎的反應表現出了人文學科旨在培養(yang) 的人文關(guan) 懷。現在我們(men) 比從(cong) 前任何時候更需要這種人文關(guan) 懷，恐怖主義(yi) 惡魔般殘酷無情，加上我們(men) 無人機襲擊的巨大破壞性，這些往往不僅(jin) 打擊犯罪分子而且傷(shang) 及無辜平民---“附帶破壞”(collateral damage指軍(jun) 事行動造成的平民傷(shang) 亡或非軍(jun) 事設施的破壞）的受害者。

我們(men) 需要文學來見證這些傷(shang) 害---我們(men) 我們(men) 在製造戰爭(zheng) 的過程中奪去的生命還有對心靈的扭曲。對這種心靈的描述之一就出現在被稱為(wei) 《重新派遣》的書(shu) 中。這是美國海軍(jun) 陸戰隊退役軍(jun) 官菲爾·克萊（Phil Klay）撰寫(xie) 的有關(guan) 駐伊拉克美軍(jun) 士兵的小說集。在其中一個(ge) 故事中，一位一等兵對隨軍(jun) 牧師說，“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殺伊拉克人，就這麽(me) 回事。其他任何東(dong) 西都是正當的，采取行動心靈就變得麻木不仁。殺死聖戰者是唯一讓人覺得做事的舉(ju) 動。別再浪費時間了，幹吧。”

這裏，人性去了哪裏？這個(ge) 士兵隻剩下一些東(dong) 西認識到他已經被武器化，變成了殺人機器。文學這樣竭力為(wei) 人性說話同時為(wei) 或許經受住最糟糕磨難考驗的任何人性殘餘(yu) 說話。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在二戰期間寫(xie) 的小說《鼠疫》中象征性地描述了戰爭(zheng) 就像一場鼠疫襲擊了阿爾及利亞(ya) 城市。故事是醫生講述的---他常常徒勞地掙紮著挽救所有能挽救的生命---雖然數以百計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瘟疫到來之前已經死去。最後，他說，這個(ge) 故事“無非顯示了人們(men) 在當時不得不做些什麽(me) ，並指出今後如遇播撒恐怖的瘟神憑借它樂(le) 此不疲的武器再度逞威時，又該做些什麽(me) 。”（此句借自劉方譯《鼠疫》https://dushu.baidu***.com/pc/reader?gid=4305618322&cid=10514238 ---譯注）

如果這些話在我們(men) 時代似乎有些怪異地回響共鳴，請考慮這位醫生對如何開啟這場反對恐怖的鬥爭(zheng) 時說的話。“所有不能當聖賢、但也不容忍災禍橫行的人決(jue) 心把個(ge) 人的痛苦置之度外，努力當好醫生時又該做些什麽(me) 。竭盡全力成為(wei) 治愈恐懼的人。”花費數萬(wan) 億(yi) 美元使用子彈和炸彈進行了反恐鬥爭(zheng) 之後，現在我們(men) 比從(cong) 前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文學和人文學科，因為(wei) 它們(men) 試圖治愈，試圖滋養(yang) 我們(men) 擁有的無價(jia) 之寶：人性。

作者簡介：

詹姆斯·赫弗南（James A. W. Heffernan），達特茅斯學院英語教授，著有《西方文學中的好客與(yu) 背叛》（2014）等。他的《一觸即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政治與(yu) 文學》即將出版。

譯自：Why We Need the Humanities By James A. W. Heffer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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