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guan) 係的新周期：戰略競爭(zheng) 、戰略相持和新關(guan) 係規範的探索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中國評論》（香港）2022年1月號

【摘要】中美關(guan) 係是當今世界體(ti) 係中最為(wei) 關(guan) 鍵和最具定義(yi) 能力的雙邊關(guan) 係。中美兩(liang) 國是各自所在文明、曆史、製度和規範的典範代表和相互鬥爭(zheng) 的主體(ti) 力量。隨著中國民族複興(xing) 進程的結構性展開和體(ti) 係化定型，美國長期的“民主東(dong) 方主義(yi) ”戰略受挫，民主價(jia) 值觀輸出與(yu) 市場規範改造遭遇中國自身文化和製度的阻斷與(yu) 反製，中美關(guan) 係陷入“新關(guan) 係規範”的共識危機。中美“新冷戰”以多種形式爆發和呈現，但尚未構成全體(ti) 係的定型認知和規範，拜登主義(yi) 則以“戰略競爭(zheng) ”定義(yi) 和調控中美宏觀關(guan) 係，具有冷戰性質但存在有限合作與(yu) 衝(chong) 突管理的餘(yu) 地，與(yu) 傳(chuan) 統冷戰有別。從(cong) 中國立場出發，中美關(guan) 係出現了後貿易戰階段的“戰略相持”特征和元素，需要從(cong) 毛澤東(dong) “持久戰”思想、美國霸權的“韌性衰落”以及中國民族複興(xing)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曆史鬥爭(zheng) 層麵進行深刻的理論詮釋和戰略分析，從(cong) 而澄清戰略誤判和曆史主觀性的幹擾，為(wei) 構想和理順中美關(guan) 係的“新關(guan) 係規範”提供真實命題和有效思考框架。新關(guan) 係規範在美國霸權的“自私捍衛”下難有實質性進展和突破，但“平視化”和“對等化”是不可逆轉的新原則和新思維，也是中美關(guan) 係一切鬥爭(zheng) 的評價(jia) 和調節基準。在民族複興(xing) 的新周期裏，中美關(guan) 係的鬥爭(zheng) 風險和規範理性並行，考驗兩(liang) 種文明與(yu) 兩(liang) 個(ge) 大國的曆史和政治智慧，也關(guan) 乎人類和平發展的21世紀前景。        

2021年11月11日，沒有了既往“雙十一”的繁華與(yu) 浮躁，中國的公共生活聚焦到了十九屆六中全會(hui) 的曆史決(jue) 議。這是一份總結過去百年、開啟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新時代及麵向民族複興(xing) 的裏程碑式政治文件。2021年11月16日，中美元首視頻會(hui) 晤，中美關(guan) 係進入新周期，一個(ge) 從(cong) 貿易戰的“守勢”逐步轉向綜合競爭(zheng) 的“均勢”的標誌性外交事件。2021年，中國國家哲學與(yu) 外交戰略發生重大轉變，從(cong) 既往的“韜光養(yang) 晦”調整為(wei) “平視有為(wei) ”。        

中國的戰略取向清晰自然：“平視”美國並在有關(guan) 技術、製度和全球治理領域展開有效競爭(zheng) ，以負責任大國的自我理解和實踐行動維護和促進多邊主義(yi) 全球秩序，反製和限定美國的自由帝國霸權，從(cong) 而積極探索中美關(guan) 係全新的規範原則和交往規則。中美關(guan) 係上的實力突破和規範重構，是21世紀全球秩序轉型和真正“多邊主義(yi) ”國際法範式確立的破冰之舉(ju) ，其中蘊涵著極其豐(feng) 富和深刻的國際法和國際關(guan) 係秩序變遷的規律和趨勢。2021年是中美“平視關(guan) 係”嚐試建構的第一年，美國總體(ti) 上並不願意接受中國的“平視”，認為(wei) 這是對美國霸權的規範性挑戰，尋求以“新冷戰”、“戰略競爭(zheng) ”、“民主同盟體(ti) 係”等霸權策略予以結構性壓製，而中國則堅持從(cong) 自身文明地位和國際法原則規範出發試圖與(yu) 美國建立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大國關(guan) 係規範。中美關(guan) 係探索新範式的新周期實質性展開，但其過程、風險和前景仍不甚明朗。中國民族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體(ti) 係性建構，決(jue) 定性嵌入了這一新關(guan) 係規範的生成過程。  

一、中美關(guan) 係的長期視角：民主的東(dong) 方主義(yi)

中美關(guan) 係是東(dong) 西方大國關(guan) 係、文明關(guan) 係乃至於(yu) 全球性權力關(guan) 係的最典型的縮影。美國對華認知和互動，始終帶有一種改造和征服這個(ge) 東(dong) 方真正的文明古國的殖民主義(yi) 衝(chong) 動和道德虛榮感，也始終帶有資本主義(yi) 利益動機和市場占有意識下的強大經濟理性。從(cong) 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開始，美國即試圖以市場、法治和民主的相關(guan) 規範影響和改造中國，從(cong) 租借地到廣泛的市場、文化和精英網絡的滲透控製。1898年，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試圖協調控製各國在中國市場的征服與(yu) 掠奪行為(wei) 及其破壞性，建立有利於(yu) 美國資本和文化影響力的競爭(zheng) 規則與(yu) 秩序模式。1917年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及國聯架構，開始以世界主義(yi) 立法者身份拋棄門羅主義(yi) ，走向全球舞台中央。1945年羅斯福主義(yi) 及其影響下的戰後世界秩序，基本實現了美國對全球秩序的文化領導權和規則製定權，國民黨(dang) 政府也基於(yu) 這一新世界體(ti) 係而得以躋身聯合國“五常”之列。但美國的改造中國戰略出現了嚴(yan) 重的誤判和錯失，它所扶植和控製的是代表中國權貴和買(mai) 辦利益的國民黨(dang) 政府，賦予中國超出其實力地位的席位也是基於(yu) 長期控製中國的戰略思考，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決(jue) 定性崛起及中國人民的自我解放打破了美國在100年時間（1844-1949）裏對中國的市場占有和民主改造的“大計劃”。鄒讜教授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詳盡研究和論述了“美國失敗”的來龍去脈。而美國教授絡德睦的《法律東(dong) 方主義(yi) 》則鉤沉分析了更長時段的美國“規訓”中國及其失敗的曆史，並提出了正麵對待和評價(jia) 中國法自主性和規範性的問題。        

1949年之後的中美關(guan) 係，是短暫熱戰、長期冷戰與(yu) 接觸和解的交替史。美國直接麵對的是接受馬克思主義(yi) 並紮根中國大地與(yu) 中國人民之中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後者的意識形態有效整合了民族主義(yi) 、天下主義(yi) 和馬克思主義(yi) 的批判思想體(ti) 係，形成“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自足觀念體(ti) 係和實踐道路。美國扶植的國民黨(dang) 政府的政治失敗，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普通東(dong) 方盟友的失敗，更是美國長期的“東(dong) 方民主化”戰略的決(jue) 定性失敗。與(yu) 搞定國民黨(dang) 所用的贖買(mai) 、籠絡和民主誘導方法及成效不同，麵對意識形態對立、民族主義(yi) 強烈且對全球治理抱有理想性追求和責任感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及其領導的社會(hui) 主義(yi) 中國，美國必須尋找到新思維和新方法。在美蘇冷戰的僵持和間隙之中，尼克鬆和基辛格尋找到了一種“接觸主義(yi) ”的新戰略，即通過在外交與(yu) 經濟關(guan) 係上對中國的有限接觸和引導，分化中蘇聯合體(ti) 係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並最終實現中國與(yu) 西方的價(jia) 值和製度對接。接觸主義(yi) 當然是一種功利主義(yi) 和實用主義(yi) ，而不是對中國文明、主權和發展道路的內(nei) 在尊重與(yu) 平等理解，接觸過程所適用的基本規範和規則由美國定義(yi) 、解釋和執行。毛澤東(dong) 晚年的外交與(yu) 世界體(ti) 係策略調整，使中美關(guan) 係出現了重要轉機，美國的接觸主義(yi) 初顯成效。接觸主義(yi) 真正結出製度性碩果，是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國對美的改革開放，由此開啟了中國以經濟建設和韜光養(yang) 晦為(wei) 中心的曆史新階段，一般稱為(wei) “鄧小平時代”或“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段也確實出現過對美國文化與(yu) 民主的“頂禮膜拜”，甚至出現過嚴(yan) 重的民主政治風波，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經受了相關(guan) 的政治考驗，走出了一條越來越堅定和體(ti) 係化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

美國對中國的“接觸主義(yi) ”具有分化中蘇關(guan) 係和引導中國民主化的雙重目標，前者非常成功，甚至導致了蘇聯陷入危機和解體(ti) ，但後者並不順利，遭遇到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意識形態和國家製度上的嚴(yan) 格警惕和阻斷。美國顯然過分高估了自身的改造能力和影響力，同時嚴(yan) 重低估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力和中國文化的自主性。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尼克鬆開啟訪華破冰之旅後，中美關(guan) 係的發展始終存在接觸和對抗的二元性和關(guan) 係波動性。中國領導層從(cong) 根本政治層麵並未真正信任美國，也從(cong) 未放棄對自身文化與(yu) 政治道路的堅持。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中，中方赫然寫(xie) 明“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表明中美關(guan) 係必須經受“壓迫-反抗”的鬥爭(zheng) 和曆史考驗，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中國人民的鬥爭(zheng) 精神和意誌不可侮辱。1974年，鄧小平代表黨(dang) 中央和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發表毛澤東(dong) “三個(ge) 世界”劃分的理論，這是毛澤東(dong) 的世界觀和世界體(ti) 係理論，其中第一世界的美蘇被作為(wei) 超級大國和冷戰霸權對待，其他發達國家處於(yu) 依附性的第二世界，而中國確認了自身的第三世界國家身份，做國際正義(yi) 事業(ye) 的參與(yu) 者和引領者。改革開放並沒有真正改變“三個(ge) 世界”劃分的世界觀和鬥爭(zheng) 哲學。而作為(wei) 改革開放時代之國家精神標誌的八二憲法，也以“四項基本原則”為(wei) 政治穩定之錨和國家治理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彭真等在關(guan) 於(yu) 憲法修改草案說明中均明確堅定地予以申明。1989年政治風波是重大政治考驗，是“接觸主義(yi) ”的一個(ge) 特定政治後果，也是整個(ge) 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曆史性失敗風潮的波及，是大氣候與(yu) 小氣候的交織，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沒有因此而失敗或解體(ti) ，反而更加堅定自身的信仰和道路，更加堅信隻有“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才能將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堅持下去，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美國對中國推行的長期“東(dong) 方民主化”戰略以及作為(wei) 其變種的“接觸主義(yi) ”在2012年十八大之後麵臨(lin) 根本性的政治失敗和意義(yi) 挫折。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的，不可能造成“資本家”的主權和專(zhuan) 政，也不可能催生一種想象中的“中產(chan) 階級”公民社會(hui) ，更不可能單純成為(wei) 美國資本和優(you) 勢技術的長期“血汗工廠”和剝削對象，淪為(wei) 資本世界產(chan) 業(ye) 鏈上的“經濟殖民地”。有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性事件刺激美國作出了改變“接觸主義(yi) ”的戰略決(jue) 策：其一，十九大報告及其黨(dang) 的全麵領導、民族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係統提出，美國看到了一個(ge) 意誌飽滿、鬥爭(zheng) 堅定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全體(ti) 係的中國，而這個(ge) 中國的曆史演變與(yu) 西方民主道路及對美依附性嚴(yan) 格不相關(guan) ；其二，以華為(wei) 為(wei) 代表的中國“技術主權”的崛起和挑戰，對美國穩固的技術霸權和專(zhuan) 利“紅利”造成衝(chong) 擊，對美國的全球安全網絡和監控體(ti) 係構成刺穿和壓製的壓力，但美國打壓華為(wei) 的國家級行動並未奏效，“孟晚舟案”以中國正當維權的階段性勝利告終。在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中國經濟體(ti) 係博弈鬥爭(zheng) 的過程中，美國的統治精英產(chan) 生了決(jue) 定性的“戰略警醒”甚至“中國恐懼”，中國威脅論近些年在美國已無需事實論證即可成為(wei) 國會(hui) 立法、媒體(ti) 論辯與(yu) 社會(hui) 商談的“默認”前提。2020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鬆圖書(shu) 館的“新鐵幕演說”宣布了“接觸主義(yi) ”的曆史死刑，“遏製主義(yi) ”成為(wei) 新戰略，中美新冷戰啟幕，且並不以總統換屆和拜登主義(yi) 政策的某些調整而有任何實質性改變或逆轉。

二、戰略競爭(zheng) ：拜登主義(yi) 的“新冷戰”外衣

最近十年來，中美關(guan) 係麵臨(lin) 質變，這是所有嚴(yan) 肅的觀察家和政治人士都有的感受。一個(ge) 非常直觀的指標是，美國兩(liang) 黨(dang) 政治分裂到處呈現，但在涉及中國的法案上卻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一致”，而且立法審議過程中極少見到對中國的正麵解釋或辯護，呈現出“一邊倒”的政治正確性。對中美新的大國關(guan) 係，美國戰略學界有嚐試用“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概括的，也有使用“半脫鉤”概念的，更有人鼓吹“新冷戰”定位的。這些對華新戰略與(yu) 新思維的多種形式的嚐試，在2016年以來的特朗普主義(yi) 風行時期特別活躍，但並未形成穩定的共識與(yu) 概念。在2017年12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中國被界定為(wei) “主要對手”和“修正主義(yi) 國家”，但中美之間到底是何種關(guan) 係，在具體(ti) 性質和規範上仍然不夠清晰。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但其“交易的藝術”以及拿原則問題做交易的習(xi) 慣，導致美國極大損害了盟友體(ti) 係和軟實力基礎，未能迫使中國就新版中美貿易協議的極端版本簽字，隻是簽署了非常初步性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2020年1月），並隨即受到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對衝(chong) 及特朗普敗選的擱置。貿易戰暴露了美國的實力短板和霸權脆弱性，反而催生了中國的戰略自信和進取意誌，“孟晚舟案”上的持續鬥爭(zheng) 及其結果就是例證。

盡管美國官方並未穩定使用“新冷戰”來定位新的中美關(guan) 係，但“合作”顯然已經不是中美關(guan) 係主軸。拜登政府在評估和確定中美關(guan) 係基本路線時，反複在“競爭(zheng) ”、“對抗”、“合作”之間考量與(yu) 組合：一方麵，拜登主義(yi) 對具有“新冷戰”性質的特朗普主義(yi) 進行批判性評估後決(jue) 定繼承其基本盤，延續特朗普對華政策的主要遏製性元素，繼續在高科技領域推進“脫鉤”，而僅(jin) 僅(jin) 在有利於(yu) 美國經濟民生的有限領域恢複合作及“再掛鉤”，最終確定了“戰略競爭(zheng) ”（strategic competition）的主導性政策路線；另一方麵，拜登主義(yi) 更加重視民主同盟關(guan) 係和反華統一戰線的建構，以及通過軟實力與(yu) 普適價(jia) 值的“過度政治化”利用構築圍堵和限製中國的龐大世界體(ti) 係，“民主峰會(hui) ”就是拜登路線的最佳寫(xie) 照。  

美國國會(hui) 在2021年重點推進《戰略競爭(zheng) 法案》，整合與(yu) 強化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nei) 對中國的遏製、脫鉤與(yu) 發展限製，並刺激挑動中國周邊矛盾，濫用“台灣牌”遏製中國發展進程。這一法案思維還衍生出一係列具體(ti) 和個(ge) 別領域的相關(guan) 法案。“戰略競爭(zheng) ”是一個(ge) 刻意中性化表達的對華新戰略概念，因拜登政府至少從(cong) 表麵上不願意簡單而直接地繼承“冷戰”遺產(chan) 和話語，盡管其具體(ti) 行動和政策細節符合“冷戰”的基本曆史和規範。上世紀的美蘇冷戰給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盟友造成了嚴(yan) 重的地緣經濟和政治傷(shang) 害，也在西方社會(hui) 留下了心理傷(shang) 痕，而且中國與(yu) 蘇聯不同，是一個(ge) 在文化上更和平、經濟上更易於(yu) 合作以及政治上存在溝通餘(yu) 地的東(dong) 方國家，不是“戰鬥民族”，也不是“霸權國家”。美國直接以“冷戰”進行對華政策動員和具體(ti) 實施，其價(jia) 值感召力和具體(ti) 執行力都會(hui) 大打折扣。但“戰略競爭(zheng) ”則不同，以維護西方民主和市場競爭(zheng) 規則為(wei) 名義(yi) ，容易在形式上與(yu) 傳(chuan) 統“冷戰”相區別，也容易從(cong) 價(jia) 值觀安全和產(chan) 業(ye) 鏈安全角度說服盟友跟進，更可以對美國國內(nei) 不同政治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最大公約數”的政治整合，因而是一個(ge) 非常符合民主黨(dang) “政治虛偽(wei) 主義(yi) ”的高端話術與(yu) 新概念。對普通美國人及美國盟友而言，“冷戰”或“新冷戰”會(hui) 讓人產(chan) 生即刻的曆史聯想和不適感，但基本沒有人會(hui) 質疑與(yu) 中國展開“戰略競爭(zheng) ”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甚至也不會(hui) 去懷疑這種競爭(zheng) 對民主和市場規則的西方範式的規範性運用。“戰略競爭(zheng) ”及其政治動員和行動體(ti) 係，是拜登主義(yi) 對華政策的“巧實力”，也是對中國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的最具威脅性的概念和思維。

就其本質而言，“戰略競爭(zheng) ”並不是相對和平的“接觸主義(yi) ”的延續或變種，而是美國“新冷戰”的概念和技術偽(wei) 裝，其本質仍然是“冷戰”思維和方法，是全體(ti) 係的激烈對抗和遏製，對中美關(guan) 係的固有基礎、地緣安全與(yu) 合作體(ti) 係以及全球性的和平基礎、產(chan) 業(ye) 鏈穩定性及共同的全球化增長前景構成結構性撕裂和損害。中美關(guan) 係的穩定規範，不是美國單方麵性質的“戰略競爭(zheng) ”，中國也不可能簡單順從(cong) 美國的競爭(zheng) 規則和利益精算體(ti) 係，而是追求一種“平視對等”的、更合乎國際法規範與(yu) 中國長期發展利益的新關(guan) 係規範。同時，中國必須在應對美國實質展開的“戰略競爭(zheng) ”與(yu) 國家利益極端挑釁過程中充分揭露這種“偽(wei) 競爭(zheng) ”的霸權屬性、冷戰危害性及對世界和平發展的基礎性破壞作用，運用國家實力和國際體(ti) 係內(nei) 的和平發展力量予以製度鬥爭(zheng) 和精準反製。2021年6月，中國最高立法機關(guan) 製定《反外國製裁法》，邁出了依法反幹預、反製裁涉外法治鬥爭(zheng) 的決(jue) 定性步伐。

麵對具有“新冷戰”性質的美式“戰略競爭(zheng) ”，我們(men) 需要回溯中美關(guan) 係及其鬥爭(zheng) 的長期曆史，從(cong)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既要對1972年上海公報中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正義(yi) 鬥爭(zheng) 精神有追溯和激發，又要對1974年“三個(ge) 世界劃分”的世界體(ti) 係戰略有重新理解和創造性運用，更要麵對中美長期鬥爭(zheng) 的艱巨性和風險性而回溯1938年毛澤東(dong) 《論持久戰》的“持久戰”意誌和智慧。而今日中美關(guan) 係中的“持久戰”正是為(wei) 了民族複興(xing) 和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正當目標和根本利益。“戰略競爭(zheng) ”的戰場是全體(ti) 係、全天候、有形和無形交織以及長期性和風險性並存的，更加考驗當代中國文化、中國政治體(ti) 係和中國人民的定力、進取心和持久團結奮鬥的能力。          

三、戰略相持：平視、對等和新關(guan) 係規範的展開

中美關(guan) 係的新周期，從(cong) 美國立場出發催生的基本關(guan) 係範式是具有新冷戰性質的戰略競爭(zheng) 。戰略競爭(zheng) 相對冷戰具有更強的政治動員力和規範說服力，以市場和民主規範為(wei) 內(nei) 核，以中國威脅和西方生活方式巨變為(wei) 外部危機因素，推動形成更加緊密的美國霸權體(ti) 係和盟友“再結盟”體(ti) 係。從(cong) 中國方麵而言，經過貿易戰3年多的防禦和對峙，以及新冠疫情防控上的民族信心的逆襲式增長，開始呈現出“平視”的前所未有的新原則和規範視野，並逐步形成一種長期“戰略相持”的戰略判斷和共識。

戰略相持論的形成有三個(ge) 實質性基礎：其一，毛澤東(dong) 的《論持久戰》的戰略階段論；其二，美國霸權的“韌性衰退”；其三，中國民族複興(xing) 與(yu) 全球治理的體(ti) 係性成長。同時，中美戰略相持出現了“平視化”、“對等化”的新規範，新的關(guan) 係規範開始呈現和展開。  

（一）戰略相持作為(wei) “持久戰”的本質環節

我們(men) 先來看戰略相持論的第一個(ge) 基礎，即毛澤東(dong) 思想的相關(guan) 元素。毛澤東(dong) 思想體(ti) 係中關(guan) 於(yu) 國際戰略的部分，可以為(wei) 理解當下的中美關(guan) 係及其走向提供重要的啟示和指導。從(cong) 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國民思想之波動情形十分類似於(yu) 1937年抗戰爆發後的基本格局：一方麵是民族主義(yi) 的“速勝論”，其間夾雜新老左派的偏頗曆史觀和單向度鬥爭(zheng) 哲學，以及對改革開放路線的批判性理解；另一方麵是全盤細化的“投降論”，其間夾雜著既得利益之官僚與(yu) 買(mai) 辦階層的利益精算和政治妥協本質，以及一部分知識精英“自我東(dong) 方化”之後文化自信與(yu) 政治立場的災難性喪(sang) 失，如同“去勢”之喪(sang) 家之犬。毛澤東(dong) 當時提出的持久戰分析框架，將中國的抗戰劃分為(wei) 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ge) 階段，是有其民族精神和宏觀實力分析之科學基礎的：一半是基於(yu) 民族之愛的堅定信念，一半是基於(yu) 中日實力對比及國際環境變化的社會(hui) 科學分析，得出了具有戰略可靠性的分析結論，成為(wei) 全民抗戰（包括國民黨(dang) 主戰力量）的精神支柱。

戰略相持論是持久戰理論的關(guan) 鍵環節，是從(cong) 防禦轉入反攻的拉鋸戰和全體(ti) 係的對抗戰。持久戰思想抵製了“低調俱樂(le) 部”的投降主義(yi) ，也克服了偏離理性根基的冒進民族主義(yi) ，而實行一種具有理性基礎和可持續操作性的持久戰思維和方法。戰略相持是“持久”鬥爭(zheng) 的本質體(ti) 現，是逐步尋求和造成有利於(yu) 我國之戰略態勢並為(wei) 戰略反攻積極創造條件、積蓄能量的過程，是對手之戰略優(you) 勢逐步消磨和鈍化的過程。戰略相持階段在當代中美鬥爭(zheng) 條件下，有學者認為(wei) 長達30年（2020—2050），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是與(yu) 中國民族複興(xing) 的曆史節點以及美國霸權衰落的韌性高度相關(guan) 的。但就我個(ge) 人的判斷而言，中美關(guan) 係的戰略相持的最本質、最激烈和最具風險性的鬥爭(zheng) 周期應當是15年，即2020—2035年，之後的中美關(guan) 係鬥爭(zheng) 盡管仍然具有戰略相持的基本性質和主要特征，但對中國方麵有利的戰略態勢和條件已初步形成，存在局部實行戰略反攻的可能性。         

從(cong) 思想淵源上，毛澤東(dong) 思想當然提供了中美戰略相持分析的基本概念和邏輯框架，但具體(ti) 的戰略階段內(nei) 情勢分析和策略設計，則需要立足習(xi) 近平新時代予以精準化和可操作化。2017年十九大報告在中美貿易戰爆發前發布，甚至成為(wei) 刺激美國戰略快速轉變和啟動貿易戰的一個(ge) 重要動因。十九大被BBC稱為(wei) 是“站在世界地圖前的大會(hui) ”，美國政府更是動用戰略分析力量研究和應對十九大提出的“中國夢”及其戰略挑戰。2019年中央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啟動中國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南部戰略升級計劃，實現“一國兩(liang) 製”與(yu) “一帶一路”的戰略性對接。2021年的十九屆六中全會(hui) 曆史決(jue) 議更是開啟第二個(ge) 百年的曆史新征程。這些均可視為(wei) 對中美關(guan) 係“戰略相持”階段的精神動員和策略體(ti) 係的準備。

（二）韌性衰落：美國霸權的複雜性    

戰略相持論第二個(ge) 基礎是美國霸權的衰落趨勢及其堅韌性。霸權，是一個(ge) 在國際法、國際關(guan) 係和文化領導權範疇時常浮現的概念，又是一個(ge) 含義(yi) 模糊、捉摸不定及令人愛恨交織的概念。美國霸權的形成是一種典型的西方文化現象和政治現象，其根源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雅典主導的“提洛同盟”，而公元前429年伯裏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演講則屬於(yu) 典型的“民主帝國主義(yi) ”宣言，將雅典作為(wei) 希臘乃至於(yu) 全世界的“學校”，將雅典民主作為(wei) 普適而優(you) 越的政治製度。我曾經仔細研讀比較伯裏克利演講與(yu) 美國總統演講的基本氣質和內(nei) 容，能夠清晰發現內(nei) 裏的曆史連續性和民主霸權繼承性。拜登的“民主峰會(hui) ”，其氣場、心思、想象力和戰略意圖，與(yu) 伯裏克利的古典心靈之間若合符節。羅馬帝國更是在疆域、法度和征服性上放大了西方帝國的霸權及其文明優(you) 越性。霸權本身是奇特混雜之物，其中兼具“說服與(yu) 強製、意識形態與(yu) 暴力、仁與(yu) 惡”（佩裏·安德森《原霸：霸權的演變》中譯本第220頁）之二元性，並非純粹的“強製”、“暴力”與(yu) “惡”。

美國霸權就是這樣的混雜形態，是軍(jun) 事與(yu) 製度的“恐怖暴力”和文化與(yu) 經濟的“普適價(jia) 值”的整合體(ti) 係，於(yu) 是出現了彼稱“民主”、我批“霸權”的對立世界觀與(yu) 規範性衝(chong) 突。拜登“民主峰會(hui) ”在中美關(guan) 係上留下的不是美國民主的和平包容性，而是一種軟實力的霸淩，是“軟刀子”殺人，其痛苦和羞辱程度絕不低於(yu) 特朗普的硬實力貿易戰。但西方霸權的興(xing) 衰規律亦值得深切關(guan) 注和研判。美國的霸權從(cong) “自由帝國主義(yi) ”係統轉向“製裁帝國主義(yi) ”，從(cong) 規則本位轉向實力本位，從(cong) 全球化轉向逆全球化，從(cong) 精英民主轉向民粹民主，從(cong) 接觸主義(yi) 轉向遏製主義(yi) ，從(cong) 自由貿易轉向美國優(you) 先的保護主義(yi) ，是一種實質性的帝國理性收縮和撤退。發生於(yu) 2021年8月的“阿富汗大撤軍(jun) ”更是當代版的“西貢時刻”，是美式民主霸權輸出的決(jue) 定性失敗。古希臘曆史學家狄奧多羅斯·西庫盧斯曾這樣總結霸權的興(xing) 衰規律：“追求霸權者憑借勇氣與(yu) 智慧實現霸權，憑借克製和仁愛增進霸權，憑借令人驚懼的恐怖維持霸權。”（轉引自安德森書(shu) 第220頁）這是對美國霸權的最佳曆史寫(xie) 照。特朗普的“極限施壓”和拜登的“民主峰會(hui) ”都屬於(yu) 帝國夕陽光景，是疲憊帝國對霸權的最後留戀與(yu) 抗爭(zheng) 努力，也是帝國理性轉向國家恐怖邏輯的可怕嚐試。    

但預言美國霸權脆弱崩解及世界權力快速轉移，則顯然忽視了美國霸權的曆史綜合性質、自我修補調整能力和製度堅韌性。美國霸權之衰落屬於(yu) 一種緩慢進行的“韌性衰落”，是存在曆史反複和進退變奏的，主要理由在於(yu) ：

其一，美國文明體(ti) 係是西方數千年文明積累和帝國理性沉澱的曆史綜合體(ti) 係，是一種登峰造極的終極形態。這種體(ti) 係既包容放大了西方文明的全部精華和力量，也攜帶和感染了西方文明內(nei) 在的全部張力、矛盾性、霸權複雜性和破壞性，其內(nei) 部存在著自我修複和自我毀滅的雙重基因編碼，存在複雜元素的對衝(chong) 、放大與(yu) 再綜合的多層次運動和鬥爭(zheng) ，存在強大的曆史和製度活力，不是簡單文明體(ti) 的脆弱解體(ti) 可比。

其二，美國霸權的實力構成依然清晰而成體(ti) 係。這種霸權因素包括美國民主體(ti) 係與(yu) 法治體(ti) 係的自我調整能力、美軍(jun) 的全球控製能力、美元的儲(chu) 備貨幣地位與(yu) 金融霸權體(ti) 係、美國高科技的卡脖子優(you) 勢與(yu) 創新基礎、美國盟友體(ti) 係的協同能力、長臂管轄的法律製裁能力等。

其三，美國霸權的價(jia) 值構成仍然具有文化領導權優(you) 勢。這方麵包括民主價(jia) 值觀的知識基礎和製度優(you) 勢、自由主義(yi) 的普適意識形態、人權理論和人權幹預體(ti) 係、普通法的法律霸權、簡式英語的語言文化霸權以及全球範圍內(nei) 的科學領導權等。     

其四，美國精英層的霸權維護意識和行動能力仍然健全。美國深層勢力（deep state）的代表理性和操盤能力仍然強大，對民意的訴諸和引導能力仍然可信，從(cong) 而中美關(guan) 係的鬥爭(zheng) 格局依然勝負難明。

我們(men) 既要從(cong) 戰略上洞察美國霸權的曆史性衰落不可避免且跡象暴露，又要從(cong) 戰術上充分重視美國霸權的堅韌性和自我修複能力，做到知己知彼，做到戰略定力和戰略進取心的有機結合。

（三）民族複興(xing) 與(yu) 全球治理：新關(guan) 係規範的中國基礎

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是一個(ge) 新戰略航標，從(cong) 中國自身也對中美關(guan) 係造成了新關(guan) 係規範的引導效應：其一，民族複興(xing) 作為(wei) 新時代本質精神，具有壓倒性、支配性和引領性，2021年的建黨(dang) 百年大會(hui) 和十九屆六中全會(hui) 曆史決(jue) 議均聚焦於(yu) 此，呈現前後戰略思維的一致性；其二，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作為(wei) 包容性全球化與(yu) 全球治理的新哲學和新思維，對美國的“西方中心論”與(yu) 冷戰性質的全球體(ti) 係構成價(jia) 值擠壓和體(ti) 係鬥爭(zheng) 。無論是上述的民族性目標還是全球性目標，都不是以美國的價(jia) 值和規範為(wei) 基礎，而是中國自身文明與(yu) 製度的曆史性成長和表達。

民族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中國式“雙軌製”，根源於(yu) “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思想創新和民族化，也與(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相呼應。在十九屆六中全會(hui) 曆史決(jue) 議中，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在思想體(ti) 係和方法論上演變成了一個(ge) 雙軌的交互體(ti) 係：一方麵是馬克思主義(yi) 與(yu) 中國具體(ti) 實際相結合，是理論聯係實際的實踐轉化過程；另一方麵是馬克思主義(yi) 與(yu) 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yi) 真理性和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之思想性的規範結合，這是史無前例的，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新思想和新方法。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及其具體(ti) 構成，因而有了更加豐(feng) 富的曆史和思想維度，以及貫通民族實踐過程和世界秩序演變過程的開闊哲學空間和思想創造領域。   

民族複興(xing) 作為(wei) 新時代的本質精神和根本法，是阻斷和反製美國“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有效政治原則和民族性共識。美國以人權與(yu) 民主“肢解”中國政治製度、否定中國文化與(yu) 生活方式正當性的“東(dong) 方主義(yi) ”隱秘邏輯和戰略進程被完全打斷。無論是新疆人權問題，還是香港民主問題，都屬於(yu) 美國新冷戰的慣用策略，以全體(ti) 係動員的方式進行汙名化、製裁、國際調查和話語權施壓，但不能取得通常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取得的政治成果，其顛覆性的政治圖謀不能得逞。甚至在台灣問題上美國采取“切香腸”戰術以及無限製地武裝台灣和支持台灣國際化，以此達到分裂中國和破壞中國民族複興(xing) 進程的戰略目的，但也不能取得預期效果。美國還試圖在輿論戰上拆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中國人民之間的血肉聯係和政治代表關(guan) 係，挑動中國社會(hui) 發生維權運動和公民社會(hui) 的民主運動，並大量投資和培養(yang) 親(qin) 美的知識分子、網絡大V以及某些商人勢力和腐敗官僚勢力，製造“第二個(ge) 蘇聯”的解體(ti) 悲劇。這些有形和無形的遏製和幹預手段，美國一直不遺餘(yu) 力，但一直未有突破性進展，根本原因在於(yu) 中國有著“大一統”的民族政治基因，中國人民對民族複興(xing) 真誠向往和具有奮鬥熱情，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百年曆史及其政治代表性有著基本的曆史認同和政治支持。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牢牢抓住“為(wei) 中國人民謀幸福，為(wei) 中華民族謀複興(xing) ”的曆史發展主題，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美國的民主戲法與(yu) 顏色革命的全套技戰法就遭遇了基本失靈的戰略窘境。民族複興(xing) 及其堅定的曆史趨勢，以及民族複興(xing) 必然包含的對黨(dang) 的領導的長期堅持和對台灣統一的最終實現，是中美新關(guan) 係規範建構的必要前提和基礎。如果美國不能正確認知和接受中國民族複興(xing) 的基本事實與(yu) 核心法理，就難以尋找到建立中美關(guan) 係穩定規範架構的共識基礎。         

與(yu) 中國民族複興(xing) 及獨立自主政治道路的選擇相比，美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更加難以接受，也更加難以自我認定處於(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之外。美國不能接受在基督教體(ti) 係和美國民主體(ti) 係之外存在異己性的普遍體(ti) 係。美國霸權的本質關(guan) 注不是“天下為(wei) 何”，而是“誰之天下”。關(guan) 於(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諸多理念和實踐性倡議，本是普遍、中性並符合全人類基本利益的，但就是因為(wei) 由中國提出和推動，就會(hui) 被判定為(wei) 是“中國威脅”和“中國陰謀”，就會(hui) 遭遇來自西方輿論、外交、政治、法律、地緣等多個(ge) 維度的嚴(yan) 厲和過渡的攻擊與(yu) 破壞。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本身是一個(ge) 本體(ti) 性的哲學範疇和人類社會(hui) 的建構性命題，是開放性和多元性的，邏輯上並不存在主體(ti) 性霸權和對美國的排斥性，但卻觸痛了美國的霸權神經及其敏感性。中國不僅(jin) 有理念倡議，還有實踐行動，主要付諸於(yu) “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建設項目與(yu) 製度合作體(ti) 係，這本來是填充和矯正美國式全球化的戰略增益行為(wei) ，卻被判定為(wei) 是中國的“帝國式”擴張行為(wei) ，是對美國建立的“基於(yu) 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修正和挑戰。在2021年4月份美國《戰略競爭(zheng) 法案》的草案版本中甚至提出了每年撥款3億(yi) 美元用於(yu)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專(zhuan) 項抹黑中國的倡議和行動。而美國的印太戰略及其執行細節，顯著體(ti) 現出對中國的戰略敵意和激烈的戰略競爭(zheng) 的取向。美國無法以民主方法改變中國，如今又試圖以“惡性戰略競爭(zheng) ”的方法破壞中國與(yu)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共享的新全球化合作體(ti) 係，破壞“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良性實踐和體(ti) 係性建構。

四、通過曆史鬥爭(zheng) 實現新的和平“大地法”  

中美關(guan) 係由此陷入“新關(guan) 係規範”的共識危機：其一，美國不能接受中國民族複興(xing) 的基本方案和製度模式，認為(wei) 是對美國民主普適性的挑戰和對美國霸權的體(ti) 係性壓製；其二，美國也不能接受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新全球化體(ti) 係和真正立足和平發展普適價(jia) 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認為(wei) 是對美國全球霸權體(ti) 係的結構性修正和破壞。美國唯一能夠接受的隻是：中國接受美國的霸權和民主。

新加坡資深戰略家和政治家馬凱碩在其新著《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yu) 戰略抉擇》中對中美關(guan) 係的戰略糾纏和衝(chong) 突風險性有過精辟的分析，就其出路提出了一個(ge) “大逆不道”但非常具有戰略突破性的構想：美國是否能夠坦然接受成為(wei) “世界第二”的角色而從(cong) 容思考和應對與(yu) 中國之間的大國關(guan) 係？沿著馬凱碩的思路繼續推理下去：中美關(guan) 係的新關(guan) 係規範架構是否能夠達成和可持續，實際上取決(jue) 於(yu) 美國對自身霸權的“理性放棄”而不是幻想中國對美國霸權的“全盤接受”，而如果美國以退為(wei) 進，真正從(cong) 多元主義(yi) 和東(dong) 西方文明平等的新規範出發，拿得起，放得下，將是全人類在21實際的最大福祉，否則全人類和平發展的一切成果包括美國人民的幸福生活都可能被美國霸權的“自私捍衛”而綁架套牢和持續受損。當然，這種推理置於(yu) 西方文化中心論邏輯和美國霸權的自負與(yu) 自私性格之中，近乎天方夜譚了，是典型的“與(yu) 虎謀皮”的主觀願望罷了。

因此，中美關(guan) 係的“持久戰”和偉(wei) 大鬥爭(zheng) 不可避免，但這是一種本質上的文明競爭(zheng) 和文明博弈，是進步正義(yi) 與(yu) 保守霸權在“平視”和“對等”預期下的新鬥爭(zheng) ，我們(men) 都是這一偉(wei) 大曆史的見證者和參與(yu) 者，無一例外。而希望與(yu) 絕望，幸福與(yu) 悲苦，文化與(yu) 暴力，規則與(yu) 失序，和平與(yu) 恐怖，開放與(yu) 封閉，機遇與(yu) 風險，忠誠與(yu) 背叛，意誌與(yu) 怯懦，進步與(yu) 倒退，一切皆有可能，直到中國的民族複興(xing) 和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實至名歸”，直到美國霸權基於(yu) 必然性事實而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正當性存在和文明價(jia) 值，直到人類和平新的“大地法”規範性生成，曆史性鬥爭(zheng) 才有了決(jue) 定性結果。施米特二戰後在悲悼歐洲傳(chuan) 統國際公法秩序衰落和美國自由帝國霸權降臨(lin) 之際，於(yu) 《大地的法》中構想和呼喚的新的曆史鬥爭(zheng) 和新的和平“大地法”，竟不期然落到了東(dong) 方中國的文明之肩和政治肉身。這到底是曆史的誤會(hui) 還是曆史的期許？      

這或許就是中美關(guan) 係長期“戰略相持”與(yu) 規範鬥爭(zheng) 的文明本質和世界曆史本質之所在。    

作者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北京黨(dang) 內(nei) 法規研究會(hui) 常務理事，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