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文化視域中海南軍(jun) 坡節的三重敘事

作者：馮(feng) 建章（三亞(ya) 學院藝術學院副教授，藝術文化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9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

內(nei) 容摘要：“軍(jun) 坡節”是隋唐以來，海南北部風行了一千多年的民俗。它形塑著一代代海南北部各族民眾(zhong) 的心理結構和精神敘事。1950年代之前的木帆船時代，潭門漁民既是三沙諸島開發的主力，也是海南軍(jun) 坡文化的主要參與(yu) 者之一。這可以通過現有的地名、漁民口述以及當下的風俗得以驗證。相對於(yu) 108兄弟公、村公、祖宗、水井、關(guan) 公、媽祖，甚至盤古信仰，軍(jun) 坡文化賦予了潭門漁民不同的精神敘事，比如“慷慨悲歌”的家國敘事、“唯用好心”的承負敘事和“利益最大化”的耕海敘事等。家國敘事體(ti) 現了潭門漁民開發南海的“疆土意識”，承負敘事體(ti) 現了潭門漁民開發南海背後的中原文化意識，而耕海敘事體(ti) 現了潭門漁民開發南海的“市場意識”。當然，這三種敘事也得到了潭門漁民其他信仰與(yu) 風俗習(xi) 慣的滋養(yang) ，非軍(jun) 坡文化所“獨化”。

關(guan) 鍵詞：軍(jun) 坡；燕趙；嶺南；潭門；三沙；疆土 

帆船時代，三沙漁民精神敘事主要體(ti) 現在“潭門漁民”在三沙海域作業(ye) 形成的物質、製度與(yu) 精神文化建構。要建構帆船時代的三沙文化，就要研究潭門漁民的精神氣質。形塑當代潭門漁民精神氣質的莫過於(yu) 108兄弟公、村公和祖宗三大信仰。但在潭門可以發現許多與(yu) “軍(jun) 坡”有關(guan) 的文化。比如潭門村委會(hui) 西陸村與(yu) 草塘村中間有一個(ge) 叫“觀坡尾”的地方，當地人稱之為(wei) “東(dong) 坡村”。早年這個(ge) 地方並沒有人居住，漁民稱之為(wei) “軍(jun) 坡尾”；在日新村委會(hui) 的竹史蘿村附近有一叫軍(jun) 坡嶺的地方；日新村委會(hui) 的排灣村在“日據”時代之前，曾經有一座軍(jun) 坡廟等。筆者通過對蘇承芬、盧家炳、王書(shu) 金等漁民以及當地年老居民的采訪，掌握了1950年代之前，潭門漁民曾經參與(yu) 軍(jun) 坡節的足夠證據。即使是現今，潭門漁民雖不再在自己家裏操辦一年一度的“軍(jun) 期”，但他們(men) 每年都要受邀參加周邊仍然流行“軍(jun) 期”村落——如相臨(lin) 的原福田鎮多個(ge) 村落——親(qin) 朋的“軍(jun) 期”活動。也就是說，不但曆史上軍(jun) 坡文化曾經是形塑潭門漁民性格的文化資源之一，甚至於(yu) 今天的潭門漁民仍然受到軍(jun) 坡文化的影響。

日新村委會(hui) 排港村林興(xing) 文船長告訴筆者，在1950年代早期“軍(jun) 期”還曾經是潭門漁民最盛大的節日，但因為(wei) “日據”時代的強迫拆廟和隨後的“破四舊”，軍(jun) 坡文化在潭門失去了載體(ti) ，到1980年代之後再也沒能恢複。今天三沙市常住人口2500餘(yu) 人（不含駐地軍(jun) 警），戶籍人口448餘(yu) 人，無論是常住人口，還是戶籍人口90%以上為(wei) 潭門人。曆史上三沙漁民精神文化建構，其實落實於(yu) 潭門漁民的精神氣質建構，“軍(jun) 坡”非遺文化的內(nei) 在燕趙精神品格，對潭門與(yu) 三沙漁民精神氣質的形塑，起到了兄弟公、村公與(yu) 祖宗信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慷慨悲歌”的家國敘事

禎明三年（589年），隋兵攻入建康，陳後主陳叔寶被俘，陳霸先建立的陳朝宣告滅亡。陳朝滅亡的消息傳(chuan) 到嶺南並被確信後，冼夫人“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隋書(shu) ·譙國夫人傳(chuan) 》）冼夫人這種“忠君愛國”的儒家思維受燕趙文化影響。軍(jun) 坡文化的雛形是嶺南馮(feng) 氏和冼氏的祖先崇拜，在冼夫人去世後的相當長時間內(nei) ，她主要是受到馮(feng) 氏後裔的祭祀。冼夫人成為(wei) 廣泛的民間信仰是宋朝之後的事。1400多年來，曆代帝國君主先後冊(ce) 封冼夫人為(wei) 石龍郡太夫人、宋康郡夫人、譙國夫人、誠敬夫人、錦傘(san) 夫人、顯應夫人等，“承認了奉祀……的廟宇聯盟的權力與(yu) 榮耀”。帝國的冊(ce) 封賦予了冼夫人文化“國家敘事”的內(nei) 涵。冼夫人之夫馮(feng) 寶的祖先為(wei) 北燕王族。北燕王室馮(feng) 氏祖籍冀州，其所屬文化為(wei) 燕趙文化，“燕趙文化最鮮明、最核心的特色，慷慨悲歌……”。燕趙文化由於(yu) 地處多民族雜糅之地，在民族衝(chong) 突與(yu) 融合過程中，形成了“慷慨悲歌”的特質。這一特質的背後是儒家“忠君愛國”的敘事。“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戰國初年趙襄子姐姐代王夫人自剄的笄簪、荊軻刺秦王的匕首、高漸離拋向始皇帝的築琴、“聽敵虜來，父母幫拉出戰馬，妻子幫助取來弓箭，甚至有不等穿好盔甲就敢於(yu) 上前的”邊塞英姿、建安風骨、鄴下風流……都為(wei) 燕趙文化貼上了“慷慨悲歌”與(yu) “家國敘事”的特質。嶺南馮(feng) 氏奉北燕王馮(feng) 弘之子馮(feng) 業(ye) 為(wei) 始祖，他以滅國逃亡王族的身份，從(cong) 高麗(li) 飄洋過海落荒嶺南。無論是燕趙文化本身特質、王族經曆、流亡王族的身份（407-436），還是嶺南馮(feng) 氏在嶺南的奮鬥史，都強化了嶺南馮(feng) 氏文化中“慷慨悲歌”家國敘事的特質。

馮(feng) 業(ye) 、馮(feng) 融二公南渡後，雖皆貴為(wei) 太守，但治理不善，其勢力也僅(jin) 僅(jin) 偏安一隅。而經過冼太夫人與(yu) 丈夫馮(feng) 寶的經營，到其孫馮(feng) 盎歸唐時，已經統領嶺南八州兵馬，勢力遠遠超過南越國趙佗的地盤。也正因為(wei) 家族地位的顯赫，在百多年的時間內(nei) ，其家族為(wei) 家國敘事而做出的犧牲是可想而知的，如冼夫人的長子馮(feng) 綱（又名馮(feng) 玠）領兵遠征不知所終；陳朝時，歐陽紇叛軍(jun) 扣壓次子馮(feng) 仆為(wei) 人質,企圖脅迫冼夫人就範，而冼夫人派人明確地對馮(feng) 仆傳(chuan) 話“我為(wei) 忠貞，經今兩(liang) 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隋書(shu) ·譙國夫人傳(chuan) 》）；隋朝時，番禺人王仲宣反，孫子馮(feng) 暄因貽誤戰機被祖母係獄；隋大業(ye) 七年（611）馮(feng) 盎千裏行軍(jun) ，隨隋煬帝楊廣遠征高麗(li) ，一潰萬(wan) 裏；而冼夫人的五世孫馮(feng) 君衡時，嶺南馮(feng) 氏直接被“毀冠裂冕，籍沒其家”，誅殺九族，眾(zhong) 多後裔，或隱姓埋名，或退居海南，以至於(yu) 武則天之後長達幾百年的嶺南馮(feng) 氏族譜多語焉不詳……這種家族的家國敘事被濃縮在祖宗祭祀儀(yi) 式中，直接影響到了“軍(jun) 坡”文化的構建。

“軍(jun) 坡”文化就其外在形式而言，是一種“準軍(jun) 事”文化，是為(wei) 了紀念冼夫人與(yu) 馮(feng) 寶率領的馮(feng) 家軍(jun) “發軍(jun) ”紀念活動。拋開軍(jun) 坡文化背後的嶺南馮(feng) 氏家國敘事不論，就“軍(jun) 坡”文化作為(wei) 一種“準軍(jun) 事”文化本身而言，又跟中國儒家經典中國家對“戰爭(zheng) ”的態度有關(guan) 。中國儒家經典對於(yu) “戰爭(zheng) ”的態度，一向都是本著“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意識敬而遠之，“兵者，凶器也。爭(zheng) 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淒愴”。

燕趙文化“慷慨悲歌”特質、馮(feng) 氏“滅國”“滅族”經曆、古代對戰爭(zheng) 的“淒愴”覺知等，都強化了軍(jun) 坡文化的家國敘事。即便是經過現代意識洗禮的當代瓊北民眾(zhong) ，參與(yu) “軍(jun) 坡”時都是一幅肅穆的表情，其核心環節沒有歡聲笑語。這雖與(yu) 神人相交內(nei) 涵和“裝軍(jun) ”主題有關(guan) ，但更多的原委是背後的家國敘事。

這種“慷慨悲歌”的家國敘事強化了潭門漁民遠航三沙保衛“祖宗海”的觀念與(yu) “悲情意識”。在潭門漁民看來，三沙海域是他們(men) 的祖先留下的“祖產(chan) ”。保衛“祖宗海”是潭門漁民的一種文化模因。當他們(men) 還在繈褓裏的時候，祖輩與(yu) 父輩經常遠航數月，他們(men) 就會(hui) 問祖母或母親(qin) “爺爺幹嘛去了？”“爸爸去哪裏了？”他們(men) 的祖母或母親(qin) 就會(hui) 回答他們(men) ，“他們(men) 去了很遠的地方，那裏有很多的魚、貝殼和海參……那裏要什麽(me) 有什麽(me) ”。他們(men) 自小就養(yang) 成了對三沙的向往，並會(hui) 默默認為(wei) 那裏是他們(men) 祖上的“領地”。所謂“自古做海半條命”“能鬥山不鬥水”“寧可死在海裏也不死在家裏”“再大的風浪也是船底過”“踏平南海千頃浪”等口頭禪，西太平洋的台風、黑風暴、海盜、深潛、鯊魚、觸礁、暗礁、船體(ti) 故障、他國“歹毒”的軍(jun) 警等，任何一項不確定因素的出現，都可能使整船漁民葬身魚腹，搭上身家性命。從(cong) 曆史文獻與(yu) 當地漁民的記憶來看，潭門不但自明清時就有政府駐軍(jun) ，而且當地漁民自小就習(xi) 拳練武。政府軍(jun) 的存在不但有保境安民的功用，而且宣傳(chuan) 了國家敘事。據《古今圖書(shu) 集成》一書(shu) 記載，清政府在潭門一帶一直有駐防，“清瀾、潭門港把總一員，戰守兵150名，哨快船3隻”。至今，與(yu) 潭門漁民聊天中還可以聽到很多國家敘事的故事與(yu) 情懷，這是內(nei) 陸民眾(zhong) 中少有的。漁民，特別是老船長家中的擺設也經常可以看到國家主義(yi) 的象征性符號，比如中國地圖、毛主席畫像等。這是帆船時代國家敘事的延續。
這種國家敘事還落實於(yu) 他們(men) “保家”“安民”的行動中。民國年間，潭門孟子園村的“王氏晉善祖祠”不但是村裏孩童讀私塾的地方，而且還兼教習(xi) 武藝。鄭慶楊在其著作中印證了孟子園村曾有過拳師的說法，“在滿清時期，長坡鎮的龍灣村、潭門鎮的孟子園村都設有武館傳(chuan) 授武藝。在當年當地曾湧現了一批著名拳師。如：龍灣村的美緒和孟子園村的王國良等”。

在鄭慶楊的筆下，海盜是潭門人躲不開的孽債(zhai) ，“海盜離不開海，凡有海的地方，如果不是海盜的巢穴，就是海盜侵害之地。凡是跟大海打交道的人，如果不是海盜，就是海盜物色的獵物”，鄭慶楊的這一說法很好地表述了潭門漁民“保家”“保境”的重責。《潭門灣浪花》一書(shu) 也曾記載武舉(ju) 馮(feng) 孝友消滅海盜的事跡。潭門港沿海岸線一千多座衣冠塚(zhong) 訴說著潭門漁民開發三沙的家國敘事。千百年來，潭門漁民以生命為(wei) 代價(jia) 為(wei) 中國政府保有了一份“曆史性權利”的三沙主權訴求。

二、“唯用好心”的承負敘事

一定意義(yi) 上說，軍(jun) 坡文化的核心是冼夫人文化。對於(yu) 冼夫人文化的內(nei) 涵，多有學者闡釋，如周宗賢、黎國器。彭朝暉的詮釋相對更為(wei) 全麵，“狹義(yi) 上，冼夫人文化體(ti) 現為(wei) 助政為(wei) 國、維護一統的國家觀，力促民族團結、中華一家的民族觀，為(wei) 建功業(ye) 、帶頭俚漢通婚的婚姻觀，以家作則、以公為(wei) 重的公私觀，為(wei) 民請命、鏟奸除惡的為(wei) 政觀，立定好心、仁義(yi) 為(wei) 懷的處世觀和為(wei) 民觀；也可概括為(wei) 愛國愛鄉(xiang) 、維護統一、民族團結、護佑百姓、改造社會(hui) 、發展經濟”。近年來，“好心”是冼夫人文化研究的重點之一，但很少有學者從(cong) 宗教的角度進行闡釋，更沒有學者從(cong) 道教“承負”的角度進行過解讀。

在冼夫人的年代，俚人沒有文字，他們(men) 依靠口語“八卦”隻能組成一個(ge) 個(ge) 人數相對有限的“峒”，而能夠突破信息溝通障礙，凝聚起上千峒人心和力量的，隻有儒家、道教和佛教經典的“虛構故事”。馮(feng) 冼聯姻之前的冼氏，雖世為(wei) 南越首領，在嶺南之地是掌控十餘(yu) 萬(wan) 家的部落首領，在當地絕對算得上世家豪酋，但冼氏非普通的俚人，應該是南越國之後俚化的漢人。冼夫人的“好心”文化應該是建立在儒佛道三教經典上的一種敘事。“好心”文化緣起於(yu) 冼夫人“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史載的家訓。曆史上冼夫人對儒家經典的熟撚已經被後人所肯定，如“解環質佩，善讀閫外《春秋》”等，“好心”文化與(yu) 儒經《大學》“止於(yu) 至善”的心性觀相契合，“好心”文化內(nei) 含的“忠君”“愛國”“重民”“愛民”“福民”等多符合儒家的經典論述。冼夫人文化中的“好心”文化其實與(yu) 道教《太平經》“承負”思想有著一定的關(guan) 聯性。由於(yu) 曆史的久遠和史籍的缺憾，雖然我們(men) 不能考證冼夫人是否皈依過道教，但我們(men) 可以肯定嶺南馮(feng) 氏應該是受到了道教影響。嶺南馮(feng) 氏的族源為(wei) 南北朝時以今遼寧朝陽（舊稱龍城）為(wei) 都城的北燕王室，北燕是北朝中唯一為(wei) 漢人（所謂鮮卑化的漢人）所建政權。再往前推嶺南馮(feng) 氏的族源為(wei) 河北長樂(le) 信都，即今河北衡水冀州區。嶺南高州馮(feng) 氏家譜裏存在一個(ge) 從(cong) 長樂(le) 馮(feng) 氏，到北燕王馮(feng) 弘，再到馮(feng) 業(ye) —馮(feng) 代（馮(feng) 誼）—馮(feng) 融—馮(feng) 寶—馮(feng) 仆—馮(feng) 盎等的譜係。

東(dong) 漢末年張角創始的“太平道”其策源地就在包括長樂(le) 信都在內(nei) 的河北和山東(dong) 一代。張角的太平道“以善道教化天下”為(wei) 宗旨，太平道之名源於(yu) 《太平經》。《太平經》是最早對道教“承負”思想做出係統闡述的道經。《太平經•解承負訣》中曰：“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惡，或有力行惡反得善，因自言為(wei) 賢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惡者，是承負先人之過，流災前後積，來害此人也；其行惡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積畜大功，來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萬(wan) 萬(wan) 倍之，先人雖有餘(yu) 殃，不能及此人也，因複過去，流其後世，成承五祖。”太平道雖在黃巾起義(yi) 後瓦解，但其對後世仍有相當的影響。其許多術數觀念、道術規製和教義(yi) 為(wei) 後世各種宗教所承襲，如唐宋時期“明教”尊張角為(wei) 其教主，清代中期川陝白蓮教起義(yi) 仍受太平道影響。《太平經》至今是道教所謂“十三經”之一。

“軍(jun) 坡”文化從(cong) 生發、形式，到內(nei) 涵，都明顯打上了道教的烙印。其一，軍(jun) 坡文化在海南的發展，離不開道教在海南傳(chuan) 播的背景，“皇帝與(yu) 地方精英的推崇並不意味著冼夫人一定要以神化的姿態出現，海南道教的發展也對此產(chan) 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其二，軍(jun) 坡節的整個(ge) 過程，始終貫穿著“道士”的參與(yu) 。無論是起師、上市靜街、請公看戲、做齋煉神、通香火、請公沐浴、降童、過火山、奏皇樓、皇樓招兵、上皇樓、扶降新童，還是軍(jun) 坡節的高潮“穿杖”“遊軍(jun) ”等，都有道士參於(yu) 其中並發揮至關(guan) 重要的主導作用。其三，冼夫人文化中的“好心”文化內(nei) 含有為(wei) 子孫積福的道教“承負”思想。“道教的介入使得冼夫人神化有了成熟的宗教載體(ti) ，借助道教既有的話語體(ti) 係，在道教民間化的進程中，關(guan) 於(yu) 冼夫人顯靈的各種故事流傳(chuan) 下來，冼夫人也被最終‘打造’成為(wei) 一位有求必應的道教神靈”。如果說軍(jun) 坡節期間的“百通令旗”體(ti) 現了軍(jun) 坡文化“神通”的一麵，那麽(me) 軍(jun) 坡文化中的“好心”文化，既體(ti) 現了儒家“積善之家皆有餘(yu)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yu) 殃”，佛教“萬(wan) 法皆空，因果不空”的因果文化，也體(ti) 現了道教“天道承負，因果報應”的“承負”文化。而由“承負”文化衍生出來的愛國、愛民、民族團結、法製、和諧等思想，與(yu) 燕趙文化的“擔當”意識互為(wei) 表裏，影響了潭門漁民習(xi) 練拳術、抵禦海盜、對抗台風、保衛“祖宗海”等的意識與(yu) 行為(wei) 。

“好心”文化背後的“承負”觀，不但賦予了漁民保衛“祖宗海”的重責，也賦予了潭門漁民遠航，會(hui) 獲得祖宗庇佑的信念。他們(men) 之所以崇拜祖先，之所以每月初一、十五定時祭祀祖先，一是傳(chuan) 統的慣性，二是他們(men) 相信在波詭雲(yun) 譎的茫茫大海上，祖先神可以護祐他們(men) 。同時在他們(men) 的靈性世界裏，他們(men) 也相信每次以生命為(wei) 抵押的遠航，都屬“積善行德”“蔭庇子嗣”之舉(ju) 。甚至潭門漁民中至今廣為(wei) 流布的“108兄弟公”信仰，背後仍然是祖先神“承負”說的敘事。

三、“利益最大化”的耕海敘事

在冼夫人之前長達580多年的時間裏，中央政權對海南島失去了有效的治理。在冼夫人孫子馮(feng) 盎帶嶺南八州歸附唐王朝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裏，嶺南基本穩固地置於(yu) 中央政權的管治之下。冼夫人成為(wei) 中央政權治理嶺南和海南的一個(ge) 符號。葛劍雄認為(wei) 隋朝在疆域建置上“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yu) 在海南島重新設置行政區”。後人讚譽冼夫人為(wei) “女中奇男子，千古推為(wei) 第一，可與(yu) 郭汾陽、霍票姚並傳(chuan) ”。而後兩(liang) 者，或是中華民族抵禦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或是開疆拓土的民族英雄。

軍(jun) 坡文化內(nei) 含有“準軍(jun) 事”文化，唐胄稱其為(wei) “裝軍(jun) 容”。近世學者也有類似論述，“軍(jun) 坡活動被廣泛接受的起源就是為(wei) 了紀念冼夫人入瓊伐黎平定海南，整個(ge) 軍(jun) 坡活動就是模擬冼夫人操練軍(jun) 隊的整個(ge) 流程”，“（澄邁）加樂(le) 軍(jun) 坡的‘頭’被稱為(wei) ‘軍(jun) 長’……一般有軍(jun) 長1位，副軍(jun) 長30多位”，“從(cong) 軍(jun) 坡—公期這一民俗儀(yi) 式來看，則可以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來探究，一是……二是：由於(yu) 黎漢間的激烈衝(chong) 突，漢人采取對抗黎族人的一種方式”，“裝軍(jun) 就是進行盛大的部隊檢閱儀(yi) 式……並且由幾千人穿成冼夫人士兵的衣服，跟隨冼夫人去巡查，出征”。

潭門漁民每次三沙遠航，背後都是一種“利益最大化”的耕海敘事。這裏的“利益最大化”主要表現為(wei) 對優(you) 質漁業(ye) 資源的占有與(yu) 獲取。而這種敘事在一定條件下，會(hui) 轉化為(wei) 一種“準軍(jun) 事”行動，或對正規軍(jun) 事行動的助攻作用。

一是捕撈盡可能多的漁獲。潭門的《更路薄》記載有從(cong) 潭門到曾母暗沙、馬來西亞(ya) 、新加坡等地的航線，我們(men) 不可能想象這些線路是由幾艘20、30噸位的帆船“聯邦”一次性完成該航路。《更路薄》中所記載的任何一條航線，都是冒險的結果，是以生命的折損為(wei) 代價(jia) 的。而潭門漁民之所以能記錄下200多條航線，其背後是對財富的衝(chong) 動與(yu) 欲望，與(yu) 西方大航海時代的探險家有著同樣的“財富”動機。二是“站峙”的權力。“潭門漁民搭乘漁船到西南沙的某座島嶼或沙洲長期居住，一年甚至多年固定不變的在某島定居而從(cong) 事生產(chan) 和生活”。潭門漁民長期在三沙某些海島上“站峙”，有的長達近18年之久。三是對優(you) 質漁業(ye) 資源的“優(you) 先權”。“各船主如果要在西沙宣德群島的珊瑚礁旁放網攔捕海龜，各漁船必須依照登岸燒香叩拜永興(xing) 島的‘兄弟公’先後順序排列，先拜的有優(you) 先權在宣德群島範圍選擇海龜經常出沒的深水道海域下網捕抓海龜。這是海南漁民不成文的規定”。潭門漁民三沙諸島捕撈不成文的規定，形成了三沙早期的製度文化，但前提是他們(men) 得擁有三沙海域的捕撈權。

如果說上述三個(ge) 原委都還僅(jin) 僅(jin) 限於(yu) 漁民個(ge) 體(ti) 性或小群體(ti) 性敘事的話，那麽(me) 這種敘事在一定的契機下就會(hui) 上升為(wei) “開疆拓土”和“保家衛國”的國家敘事。鄭慶楊作為(wei) 研究潭門漁民文化第一人，在其《藍色的記憶》《北海航母》《情係碧海築長城》《藍色的誘惑》《藍色的史詩》等專(zhuan) 著中，記載最多的就是關(guan) 於(yu) 潭門漁民二十世紀如何在三沙海域抗擊侵略者，保衛“疆土”與(yu) 南海“主權”的事跡。

鄭慶楊在著作中記載了潭門漁民抗擊法國入侵者的故事。他在書(shu) 中曾轉述1933年8月香港《南華早報》題為(wei) “法國新島嶼”一文。該文提到南沙群島時說，“來自海南島的中國人已定居在這些小島上”。在《藍色的記憶》一書(shu) 中，鄭慶楊論述最多的就是關(guan) 於(yu) 潭門漁民抗擊法國的侵略與(yu) 占領。如漁民符鴻光把南威島的法國旗撕破，漁民在太平島把法國的機艇弄翻、把法國人的帳篷點燃、用荔枝炮攻擊法國軍(jun) 艦等等。但由於(yu) 武裝實力的不對稱性，潭門漁民最終無法阻擋法軍(jun) 占領西南沙諸島，且有許多漁民死傷(shang) ，如著名船長李蟠業(ye) 的兒(er) 子李根堂臀部中彈受傷(shang) 等，但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法國侵略三沙諸島的抗議。二戰後，法國殖民者又卷土重回三沙諸島，潭門漁民再次展開了與(yu) 法國侵略者鬥智鬥勇的鬥爭(zheng) 。1946年，在國軍(jun) “永興(xing) 號”“中建號”“中業(ye) 號”等軍(jun) 艦收複三沙諸島時，他們(men) 不講任何私利，用肩膀背國軍(jun) 上岸、幫助國軍(jun) 駁運物資、與(yu) 守島的國軍(jun) 一起過春節、幫助國軍(jun) 加固營房等。1946年，由於(yu) 潭門漁民的幫助，國軍(jun) 順利完成了對西南沙諸島主權的收複。潭門漁民是西南沙諸島回歸的見證者。鄭慶楊作為(wei) 潭門漁民的後代著作中充滿了“疆土”“主權”意識，也反過來證明了潭門漁民的“利益最大化”的耕海敘事與(yu) “開疆拓土”意識的內(nei) 在一致性，正如西方海盜與(yu) 政府聯手而開啟了“大海航”時代的殖民活動。

通過對燕趙文化、嶺南馮(feng) 氏文化、海南軍(jun) 坡文化與(yu) 潭門漁民文化之間互動關(guan) 係的研究，我們(men) 可以窺見海南島和三沙諸島文化建構的奧秘，以及儒道佛經典文化、姓氏文化和民俗化互動的內(nei) 在機製，這對於(yu) 研究中華民族“大一統”觀念的傳(chuan) 播與(yu) 功能，以及邊疆史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