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憲政的父子童話
    作者：劉陽（資深媒體人）
    來源：南方都市報2011年06月19日
    
    
    
    早在2003年，康曉光就在《文化民族主義論綱》中提出：儒學教育必須納入官方教育體係；國家必須支持將儒教設為國教；儒教必須通過非政府組織在海外傳播。細查之，近年來這些建議竟都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實施--孔子的國家公祭年年搞，孔子學院全球建，“儒教研究中心”也成立了。結果，文化還是粥清米可數，民族主義倒煮成了一鍋夾生飯“信仰缺失”成為今年兩會代表嘴裏的時髦菜。
    
    正當眾人被投資大佬王功權微博上的《私奔之歌》攪動心緒之際，他忽然一扭頭開始與人論道，發布《中國文化憲章》，把道解釋成權利法則，要“還道於民”。幾乎同時，有學者康曉光在互聯網上拋出一篇《儒家憲政論綱》，讀起來頗覺擰把。但當我嚐試沿著私奔者的視角重讀“論綱”，才相信世上之事原來並無巧合，先前許多憋悶之處竟透亮了。
    
    王功權說，一提傳統文化，人們就習慣談儒釋道，其實錯了，被獨尊為大的儒家是父係農業社會的產物，“囿於為帝製服務的殷勤需要，而徹底丟失了炎黃文化的普世價值的核心本質”。從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看重出發，他鼓勵人們一舉跨越儒家積弊，重返中華民族在母係社會時期的結晶———炎黃文化，尋求民主的動力。那邊廂，康曉光在《儒家憲政論綱》裏孜孜鼓吹建立一個“父愛主義國家”，裁仁愛為衣，替威權遮體，端出一盤隨時可能化掉的雜拌糖果填補民眾對權利的渴望。兩相對比，爹親還是娘親，成為讓眾多孩子為難的一個問題。
    
    別的且不論，母係社會至少有一個好處，女方坐鎮家中，對異性、資源和道理的獨斷性沒有那麽強，不同女性可以分享同一個男人，感情淡薄了男人就自行散去，孩子從母不從父，也無分手費一說。等到父係社會，以德治國，皇帝像爹，一日為爹，再怎麽不稱職，也終身是爹，家庭內部再無輪崗的可能。政府像父親一樣，威嚴、慈愛，有時喝點小酒；人民要孝順，而為尊者諱的需要，必然鼓勵信息管製，不能總是提到酗酒問題。
    
    對孩子來說，誰給我糖吃誰就最親。在康曉光眼裏，民族選擇政府形式的唯一原則就是民族利益最大化，憑此既可對抗普世價值，又能消解意識形態。但是即便這個“唯利是圖”的民族，活在當下的“中國人民”也無權代表，因為除了活人，還有先人和後人。這兩種“人”無法出場，所以當代儒士要責無旁貸地擔起“三個代表”的職責，代表先人、代表今人、代表後人，集空前的正確性於一身，把整個國家的前途綁在自己的腰帶上。若幹名精通法律的儒士將組成最高權力機關———憲法法院，滿世界地搞違憲審查。這份苦心孤詣，令人匪夷所思。而這種不容懷疑的正確性，將使父愛主義政府勇敢地將觸角深入社會肌理，令私人領域與公共生活難分彼此。
    
    私奔者的嗅覺最靈敏，以筆者之心揣測，他們最想回避的一定就是這樣的社會了。作為“一個普通的有嚴重缺欠的公民，甚至是一個已經身敗名裂的所謂的私奔者”，也因為有過多年支持法律維權事業的經驗，王功權堅持，即使一個公民在道德上有汙點，“他也有呼籲社會重視自由民主人權的權利……如果說墮落，蔑視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社會裏最大的墮落”。
    
    王功權自知“不是一個革命者，也沒有能力成為什麽聖人”。康曉光則當仁不讓，“中國人自認為是天底下最優秀的民族，無論如何落魄總覺得自己理應天下第一，這種自高自大的心態賦予中國精英拒絕西方文化的勇氣和信心”。
    
    他祭出“儒家道統+中華民族”的牌位，幻想把它裝飾成荊冠戴在政黨的頭上，然後用工具的名義把西方的政治體製強行引入作為支撐，使喚人家又不給人家名分。這個“儒家”不反對市場經濟帶來的效率，不反對依法治國帶來的公平，不反對人權公約上的各項自由。除了上述消極主張之外，它隻積極主張一點：“儒家”不容顛覆的最高地位和幹預社會生活各方麵、在每碗飯裏摻砂子的權力。“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在馬列主義和自由主義簇擁之下，振臂一呼，千騎卷平岡，九州逐鹿忙。
    
    最令人驚訝的是，在人性經曆了這麽多年被赤裸裸地偷竊、殺害、毀壞之後，竟還有一個幽靈敢於手拎“三桶”(儒家的道統、政統、法統)招搖過市，意圖把民族大義變成社會法權強行通過製度安排得以實現，公然不給當代個體任何選擇人生價值理念的自由。這才是我們迎接曾經徘徊在歐洲的那個幽靈來這邊“風景獨好”的文化土壤！此一“幽靈配”堪稱世紀的相遇，一時間轄製多少靈魂。
    
    很可理解，王功權不得不選擇越過“儒家憲政”。至於“炎黃憲章”裏麵中有沒有他所解讀出來的人的權利法則，因為上古的典籍《三墳》《五典》已成贏政坑灰，何妨寧信其有？我們至少知道，那時候的統治者還沒有自命為神，尚知敬畏———“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儒生們也還沒有熏染上東方不敗的教主心態，以“素王”自詡。
    
    沒有人甘心被跨過。早在2003年，康曉光就在《文化民族主義論綱》中提出：儒學教育必須納入官方教育體係；國家必須支持將儒教設為國教；儒教必須通過非政府組織在海外傳播。細查之，近年來這些建議竟都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實施———孔子的國家公祭年年搞，孔子學院全球建，“儒教研究中心”也成立了。結果，文化還是粥清米可數，民族主義倒煮成了一鍋夾生飯，“信仰缺失”成為今年兩會代表嘴裏的時髦菜。
    
    缺失就意味著需求和市場，引人填補。康曉光在“儒家憲政”裏模擬有神論的口吻出場：“支撐我們今日生活的基本價值和基礎秩序的造物主是誰？這個造物主就是民族成員世世代代的持續探索的過程。……造物主的智慧遠遠超出了人類的想象力所能達到的邊界。”一句話，中國人的神就是中國曆史，中國人做出來的事遠遠超出了人類的想象。讀起來天真可人，讓人無法再繼續板著臉裝模作樣地評論。故此以童話結尾，博諸君一笑--
    
    在一個父愛國家裏，所有的兒子年輕時都發誓，長大了絕不能像自己的老爹一樣當爹。令人驚訝的不是最終他們全部失敗了，而是每一代的失敗之子都還能揚起驕傲的頭，擺出一副無辜的表情爭相總結：有的說，擦幹鼻涕就能當好爹；有的說，少流口水就能當好爹。
    
    如果鄰居家的男人跑來說他才是爹，兒子們必反抗這奇恥大辱。當然，也並非沒有和諧的可能，隻要這個男人先把原來的爹從肉體上滅了，然後從精神上認同老爹傳下來的家庭文化，至於他姓李姓張，幼齒還是耄耋，都好商量。即使他姓獨孤，可以改作劉。如果他自己改不好，就請他在百家姓裏挑選一個打勾，兒子們可以提供全套服務，論證其合法合理、有情有義。兒子們從不關心權力的來源，隻關心權力的運用和他們的機遇。
    
    但如果有兒子想換口味，模仿鄰居家的菜式，中體西用或者西體中用，吃了幾頓之後家人一開會，表決結果必然是他的長相越來越像隔壁大叔。娘親坦白從寬，搶先認了淫亂之罪，黃泉路上，她才認出曆史上認賊做父的其他兒子。
    
    於是，每當放學了該回家的時候，兒子們總是發現自己的鑰匙丟了。王功權的名字被禁止談論，因為沒有一個兒子禁得起私奔的誘惑，除非他連一段催生幻想的愛情也沒有遇到過。私奔成癮愛成傷，在父愛主義國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