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袁偉時先生“儒家是憲政主義嗎—簡評秋風的孔子論”一文(一)  
作者：劉明 
來源：作者賜稿《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曆2011年6月25日  
     
     
     作者按：近日看到80歲高齡的袁偉時先生寫了一篇很“憤青”的文章批評秋風，蓋因秋先生說了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的好，結果惹惱了袁先生，袁先生便以一篇頗具“文革”式大批判文風的文章討伐秋風，筆者與秋風先生素昧平生，隻是覺得袁先生這樣的文章其文風太過時，內容太陳舊，說理太貧乏，虛火太旺盛，實在忍不住便以袁先生評論秋先生的形式對袁先生的該文評議一番，自覺屬於激憤之作，如有冒犯還請袁先生海涵，另也請秋先生理解筆者的心情，如有不當與越俎代庖之嫌，還望諒解。由於本文較長，寫成兩段。  
     
     
        　(原文作者簡介：袁偉時，男，1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哲學係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原文：  
     
     近年興起的“國學”熱，是中國思想文化走向多元的重要現象。現代社會的思想文化領域應是多元、自由的，公民自由自在地選取和發展自己的愛好，各適其適。  
     
     評議： 

    袁先生不知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國學熱的興起明明是中華民族向自己主流文化的回歸，而不是什麽走向多元，這是民族自信的覺醒，為什麽遲不熱早不熱而是近年熱？這不正是民族物質文明強大後對精神文明的必然追尋嗎？這種現象不唯中華民族如此，世界許多民族都如此。“現代社會的思想文化領域應是多元、自由的，公民自由自在地選取和發展自己的愛好，各適其適。”這種膚淺的認識早已是陳詞濫調了，現在還拿出來用？思想文化稍分就有精神層麵，政治層麵，生活層麵等等，你袁先生說的是那一個層麵的思想文化？生活層麵當然可以自由與多元，但在精神層麵，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主要信仰，再怎麽自由也不可能多元；在政治層麵，一個民族國家有一個民族國家的主流思想文化，再怎麽民主也不可能多元。就以袁先生尊崇的美英社會為例，精神層麵，絕大多數民眾信仰基督教，美國新總統宣誓手要按在《聖經》上，為什麽不來個多元化，把《可蘭經》、《大藏經》、《論語》與《聖經》摞在一起手按上去？政治層麵，美英社會尊崇民主憲政思想，請問袁先生你能在美英搞獨裁專製的政治文化嗎？國學對中國人來說，正是這種屬於精神層麵同時又對政治層麵影響巨大的思想文化，因為這涉及到民族的精神特質認同，民眾的安身立命大問題。袁先生一上來就故作寬宏大量地說，國學熱好啊，這是思想文化走向多元了啊！既然這樣，袁先生還用得著寫這篇費力不討好的文章嗎？袁先生這麽著急，從情緒上看似乎有點惱怒，簡直有點如臨大敵的樣子，不正說明了連袁先生也不相信國學熱不是那種單純的多元文化熱嗎？ 
     
    原文：  
     
     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這是多數學者的共識。學者們要重新闡釋某個曆史人物，必須嚴格遵循公認的學術規範，不能肆意歪曲曆史為己所用，否則，炮製出來的東西很可能是忽悠讀者的泡沫。   
     
     近幾年，秋風兄熱衷捧孔子。把“自由”、“平等”、“憲政”和“自由學術”、教育乃至“社會”的“創造者”等等金箔往孔子臉上貼，信誓旦旦地說：這就是如假包換的真孔子；“中國人必須回到儒家”！這些前無古人的新裝，在下閱後疑竇叢生。   
     
     評議： 
     
     稍對中國這一百年文化史了解的人都知道這段話顛三倒四，前後矛盾。既然“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這是多數學者的共識。”秋風先生順著這個共識，進一步研究孔子，並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獻給大家，怎麽說是把“金箔往孔子臉上貼”， 既然“多數學者”都認為孔子偉大，那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孔子？少用點“給臉上貼金”之類的“文革”大批判語言好不好？你說“重新闡釋某個曆史人物，必須嚴格遵循公認的學術規範，”你這裏說的學術規範是什麽？是認為“孔子是封建奴隸主思想家”的既有結論嗎？是認為封建製度就是從周到清以一貫之的現成教條嗎？那還要秋風研究什麽？你說“不能肆意歪曲曆史為己所用”，你舉個例子說明秋風那一句話歪曲曆史了？一句例子都不舉，隻管信口噴沫，有這麽批判別人的嗎？秋風的文章本人認真讀了，查一下史籍，秋風引用的材料還有旁證，都在那裏明擺著，而且已經擺了幾千年，誰都可以用。當然，秋風有與前人不同的認識，這不正是他研究的成果嗎？這樣的研究就是“炮製”？順便提一下，“炮製”是典型的“文革”大批判語言，看看袁先生的年齡，“文革”時正處於三十多歲的黃金段，不論是批人還是被批，“文革”的影響都不可低估！問題是袁先生緊接著卻又說出了一句時下在街巷細民中很時髦，由本山兄從東北帶來的新詞語“忽悠”，讓人頓感到袁先生又青春又普羅又時尚了，怪不得80歲的老人口口聲聲把45歲的秋風“稱兄”，雖是繼承了中國文人的傳統，但中國文人的傳統更在於文交時的斯文與尊重，八字未見一撇，就把這位“文兄”的研究成果定性為“泡沫”，這不是中國文人多所指斥過的那種“口蜜腹誹”嗎？秋風發表出來的關於周社會的自由與不平等，孔子師徒形成的社會團體雛型，孔子開創的平民教育先河等等研究成果，都是有據有理，而袁先生批判別人，卻拒不舉證隻管掄帽子。袁先生認為秋風說的“中國人必須回到儒家！”是“前無古人”，作為文化學者，到底是你無知還是說話隨意？一個世紀一來，雖然儒家文化遭受到了“無法無天”者率領的“無知無畏”者的肆意踐踏，但卻是代有傳人，大道不絕，於是“中國人必須回到儒家”這樣的話從來就不絕如縷：一百年前康有為沒有說過嗎？半個世紀前熊十力沒有說過嗎？當代的蔣慶沒有說過嗎？就影響力而言，袁先生能知道秋風卻不知道那三位，隻能說明袁先生對秋風懷著偏見，“我盯上了你我就隻說你”，這是一種嚴謹的學風嗎？  
     
     原文： 
     
     應該首先說明，這與“托古改製”無關。清季末年，興起一股西學中源的思潮，把現代學文化說成是中國固有的東西，“鄉校”是議會的起源，民本就是民主，墨學是現代科學的由來，“禮失求諸野”。這種牽強附會的東西，受到嚴複批評後，梁啟超承認這不過是“為俗人說法”。當時的先驅者這樣做，確實是“托古改製”，為國人尚未熟悉的科學與民主開路；但客觀效果不佳，已被他們擯棄。時移勢易，21世紀的中國人早已超越了大清帝國臣民的蒙昧，用儒學或“禮治”滲入憲政，在清晰的憲政原則中，一杠子插入“儒家紳士治理”，與19世紀先驅用心良苦的“托古改製”風馬牛不相及。  
     
     評議：  
     
     一個常識是人類的智慧、對事物的認識即便跨越很大的時空，仍然有許多的相似性，因為人類的基本遺傳基因是相同的，人類的文明史幾乎是同步的，現在甚至認為人類的起源也是單中心的。為什麽人類各民族語言可以不通，但都在翻譯後對所有問題能夠互相理解，這正是由人類的相似性所決定。那麽要學習外族的東西，在本族找出相似性以便學習得更順暢有何不可？為何要絕對一樣才接受，否則就一概排斥？那麽中西之間有絕對一樣的嗎？如果已經有絕對一樣的了，還用得著引進嗎？說鄉校是議會的起源怎麽了？民本與民主難道沒有相似性？民本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而真正的民主隻是近幾百年的東西，要在中國落實民主，找到本土資源有什麽不可？而且，中國社會本身就有自己的自恰性，如果沒有西方的強盜過來，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也會發展壯大，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照樣進行。也許會進行得更理想更順暢更具東方特色一些。現在有西方學者研究發現，歐洲的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英國的光榮革命，背後都有東學西漸的影子，都有《論語》、《大學》等中國典籍在這些運動發生前的大量翻譯刊行。啟蒙運動領袖的伏爾泰自稱是孔子信徒，在書房掛著唯一的偉人畫像就是孔子。連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啟航時用的海圖也是來自於中國。大家現在都認為現代民主共和起源於西方，其實中國人才是世界上創建有現代民主共和特征的民族(參見蘭芳共和國)。聽到這些，袁先生不要驚詫，更不要惱怒。秋風評議說中國儒家傳統有類似現代憲政的特質，其論證完全是基於中國史料，同時也是對現代憲政深入研究的結果。在中國要落實現代憲政而不管中國國情，隻照搬照抄西方的“清晰的憲政原則”，這種幼稚天真的做法已經失敗過不止一次二次了。中國清末、民初、新中國連憲政之花都未開，都是因為一些人用西化(含左右兩派)屁股決定中華大腦所致，而唯一“開花”的“46年憲法”最後在台灣“結果”，其文本草案卻正是由儒家學者所提供。回顧一下“46年憲法”誕生過程，並不是儒家學者存心要“插一杠子”，而是袁先生所尊崇的那些“自由先賢”如胡適之類，不是拿不出憲法草案，就是拿出來的太離譜，統統通不過。在此情況下，儒家學者張君勱先生為國民大會提交了一部完整的憲法草案，結果順利通過，在台灣一直發展到了今天，這是剛剛過去的曆史事實，怎麽能被誣稱為是“一杠子插入儒家紳士治理”？袁先生還說“21世紀的中國人早已超越了大清帝國臣民的蒙昧”，看來袁先生對現在在中國落實憲政是很有信心了，但本人想告訴袁先生，連許多自由主義人士都認為，現在的中國離能夠落實憲政比起清末民初不是近了，而是更遠了，大清帝國時期中國即便落後，至少還在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正道上，還有一批既有中國智慧又有世界眼光同時對民族負責為國家擔當的知識分子，而現在呢？基本是一些非左即右不中不西隻逞口功不負責任的“書憤”分子。好不容易出了像秋風這樣一些以在中國落實現代憲政為己任，同時又能深察中國國情曆史的知識分子，卻不能見容於袁先生這樣歲高言重的同類，隻能說明這實在不是中國憲政前途的祥瑞。 
     
     原文：  
     
     其次，這也與“六經注我”無關。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創建自己的思想體係，通常廣泛利用前賢的思想資源，闡釋自己獨特的思想成果。我們在陸九淵、王陽明和熊十力等人的身上就看到這樣的鋒芒。不同讀者會從這些文字中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但通常不會追究其曆史真實性。  
     
     問題在於秋風兄一再表明，自己的有關文章和書籍才是真正還原了孔子和儒家。曆史不是可以讓廚師隨意加工的麵團。既然號稱史學，包括筆者在內的讀者，就有權按照史學的要求鑒別其真偽。 
     
     評議： 
     
     袁先生的這兩段又是自相矛盾的，前段肯定陸九淵、王陽明和熊十力的研究探索，後段又否定秋風的研究探索，你既然說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創建自己的思想體係，通常廣泛利用前賢的思想資源，闡釋自己獨特的思想成果。”那麽秋風不正是這麽做的嗎？為什麽否定？就是因為秋風的研究探索結果不合你袁先生的口味？袁先生既然認為隻要照著陸九淵、王陽明和熊十力的研究探索去作，就不必追究曆史的真實性，秋風不正是這麽作的嗎，那你為何還要寫這篇文章不是追究而是直接否定？筆者真不知袁先生這段話想表達什麽意思？後人到底該不該追究前人的曆史真實性？在筆者看來，後人對所有的前人都該追究，包括過去的陸九淵、王陽明、熊十力和當代的秋風，但前人都要能經得起追究，而不是有的追究有的不追究，對待曆史人物能這麽隨心所欲嗎？從袁先生的這段話來看，陸九淵、王陽明和熊十力不必追究，秋風則一定要追究，顯然袁先生是認同像“廚師隨意加工麵團”一樣隨心剪裁曆史的，但袁先生卻把自己該戴的大帽子輪給了秋風，這不有點莫名其妙嗎？！此段話還有更莫名其妙的：袁先生認為秋風不該強調自己認識的孔子是真孔子。相信自己的研究結果是正確的，才發表出來讓別人知道，這不正是任何一個正常人的正常思維嗎？！如果你把自己的研究結果給別人時，同時又對別人說這個結果可能不正確，別人不認為你有病啊？！ 至少會認為連你自己對自己的研究都沒有信心，憑什麽要拿給別人來浪費別人的時間？！ 
     
    原文：  
     
    再次，不言自明，這不是要不要繼承傳統文化之爭。為了證明秋風兄的造像虛假，筆者引用了好些與秋風兄論點相左卻為曆代儒門弟子津津樂道的史料；這不是筆者對孔子的全麵論述，更不等於要全盤否定孔子。篇幅所限，無法求全。   
     
     以下特掇拾秋風兄高論，供有興趣的讀者把玩，並略加評點如下。 
     
     評議： 
     
     袁先生的本文好像在此遺漏了自己要列舉的東西，我們隻能隔靴搔癢式的評議袁先生的這幾句話了。袁先生用與秋風論點相左的“曆代儒門弟子津津樂道的史料”來“證明秋風兄的造像虛假”，這句話存在著明顯的邏輯缺陷。史料用“津津樂道”來表述，首先表明這不是嚴肅的史料，就連袁先生也不一定認可，拿這樣的史料來否定秋風，就能一下子證明其“虛假”？這與秦檜用“莫須有”證明嶽飛有罪有何兩樣？袁先生後麵又用了“把玩”一詞，請問這是評論文化理論論文應有的理性嚴謹態度嗎？學者的學術觀點是用來“把玩”的嗎？你可以批判對方，你怎麽可以“把玩”對方？ 
     
     原文： 
     
     第一．必須回到儒家嗎？   
     
      “中國人必須回到儒家。這是無可逃避的命運。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國就沒有自我，因為中國沒有靈魂。中國也不會具有主體性，這種主體性必以精神的自主為根本。這靈魂就是儒家。”（秋風：《儒家憲政民生主義》）   
     
      “中國當然要現代化，但健全的現代化過程必須確保國民的主體性。這個具有主體性的國民是由其共同的文化所界定、塑造的，而這共同的文化，隻能是傳統文化。”（秋風：《尊重孔子，現代化才有意義》）  
     
     簡評：“主體性”是新左派二十年來叫得震天價響的口號；其內涵之一是反對“文化殖民”、“文化侵略”；調動民族主義情緒，築起一道高高的防火牆，讓人們活得安安穩穩。如此安邦妙計，焉能不榮寵有加！ 
     
     秋風兄不是新左派；今日跟在馬後搖旗呐喊，不失為新的文化奇景。 
     
     評議： 
     
     在這裏，筆者真不知道袁先生憑什麽把“主體性”這個通用詞語劃給了“新左派”？請袁先生打開“新左派”的主要網站《烏有之鄉》搜索一下，那些代表“新左派”立場的大部頭文章、那些“新左派”的知名學者，是不是把“主體性”這個詞據為己有了？既便是“新左派”用了這個“主體性”的詞表達他們的意思，別人就不可以用“主體性”表達自己的意思嗎？這個規定是你袁先生能確定的嗎？袁先生在此還故意混淆了“新左派”與文化民族主義的區別。誰都知道，“新左派”在反對“文化殖民”、“文化侵略”的同時，堅持的“主體性”是“小傳統”即“兩個凡是”，反對的是卻是“大傳統”即儒家文化，這本身正是“新左派”的局限性與理論難以自恰之關鍵，而文化民族主義卻要保守民族的主流文化，秋風把這裏的“主體性”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你袁先生為何還要混淆這兩種概念？你是真不知“新左派”反“大傳統”還是故意胡亂給秋風輪帽子？不過，從對“新左派”的批判中，袁先生對別人反對“文化殖民”“文化侵略”“調動民族主義情緒”很反感，看來袁先生是讚成“文化殖民”“文化侵略”了。從這一點來看，袁先生的“政治正確性”就完全不如“新左派”了。在筆者看來“新左派”本來有“工人階級沒有祖國”的神聖信條，從原則上講他們是不該“調動民族主義情緒”的，但顯然“新左派”這些年在演變中，“民族主義”反而成了他們“政治正確性”的法寶，結果就把像袁先生這樣的“全盤西化派”比得“政治不正確”起來，這真是不知誰在開曆史的玩笑？不過袁先生並不在乎這種“政治不正確”，仍然逮住機會就反“民族主義”，結果導致“新左派”用半拉子(小傳統)民族主義贏得了人心，而袁先生一類則越來越收縮成一個小圈子，隻能與外國勢力遙相呼應了。袁先生在此段最後又說出了一個 “搖旗呐喊”的詞語，凡“文革”過來者，立即就有“時光倒流”的感覺，因為“搖旗呐喊”這個詞是典型的“文革”語言，想當年隻要“造反派”指認誰“為劉鄧路線搖旗呐喊”，那這個人一般就會“死定”。可見袁先生中“文革”遺毒有多深了。 
     
    原文： 
     
     一個全稱判斷：“中國人必須回到儒家。這是無可逃避的命運。”霸氣逼人！蘿卜青菜，各有所愛。不願回到儒家的中國人多如牛毛。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漢族中也比比皆是。“必須”雲雲，是法律強製，還是意識形態強製？秋風兄口口聲聲否定意識形態，又說這是不能丟棄的“靈魂”。現代公民的靈魂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至於具體的文化取向各各不同，容不得別人幹涉。一個現代國家，要是有靈魂的話，那就是自由、民主、法治成為多數公民的共識並轉化為不可侵犯的規則（製度）。把一個流派的文化，說成是國家的靈魂，冀圖在搶占道德製高點的同時，形成意識形態強製（盡管秋風兄口頭上反對意識形態），非常可怕。小民實在不懂“必須回到儒家”的指令，是不是在製造新的意識形態恐怖？假如一個公民拒絕儒家的“三綱六紀”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就是自己的靈魂，要不要挨批判乃至蹲大牢？   
     
     評議： 
     
     袁先生認為秋風說的“中國人必須回到儒家。這是無可逃避的命運。”是霸氣逼人，這是由於袁先生數典忘祖時間已經太久，所中的反傳統的毒太深，所以對這樣再正常不過的大實話也如五雷轟頂般難受，那麽要問：中國人不回到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那裏還能回到哪裏？袁先生拿出藏族，蒙古族，維吾爾族……說事，以為自己一捧便可將對手擊倒，卻反而暴露了袁先生的無知。稍有宗教常識的人都知道，佛教、伊斯蘭教其所以能在中國生存發展，正是他們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結果。現在，正是許多的佛教徒、伊斯蘭教徒在那裏宣揚儒家義理，反而是我們漢族裏民族文化的漢奸最多。袁先生還以“蘿卜青菜，各有所愛”來比擬民族成員選擇靈魂的隨意性，請問人的靈魂能這麽像挑蘿卜青菜一樣隨意嗎？一個文化學者，怎麽能把靈魂的確立看得這樣不嚴肅這麽隨便！袁先生接下來又犯了個常識性錯誤：把文化與法律、意識形態混淆一起。難道一個國家就隻有法律、意識形態這兩種思想文化形態嗎？那麽袁先生尊崇的美英，他們的基督教信仰是法律強製還是意識形態強製？袁先生在這段又說“現代公民的靈魂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本人的確不相信袁先生的理論功底是如此膚淺：靈魂是什麽？是精神，是人生觀，是人為什麽活著的問題，是對善美與惡醜的評價，按袁先生強調過的學術規範，這些都是屬於“價值理性”；而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是方法論、工具論，是對真與假的評價，是人怎樣活著的問題，這些都是屬於“工具理性”。正如這樣一件事：按照工具論，民眾具有吸毒的自由，因為這沒有傷害別人，但按照價值論，民眾則不可以吸毒，因為這是醜惡的行為。又以美英人來說，他們的靈魂是自由獨立精神嗎？相信袁先生隻要去美國的普通民眾中這麽詢問，人家一定會認為袁先生有病，為什麽？美國民眾認為自己的靈魂是上帝所給，靈魂就是對上帝的信靠，而自由獨立隻不過是他們的行事方式而已！對中國來說，用工具理性代替價值理性近百年，弄到現在中國人沒有了靈魂，沒有了信仰，沒有了價值判斷，沒有了對善與美的追求，完全靠工具、技術、法治、製度這些形式化的東西維係社會，導致社會現在已經快到了崩潰的邊緣， 就連政治領袖都提不出屬於“階值理性”的東西，而把屬於“工具理性”的“科學觀”當成指導思想，中國能不亂象叢生嗎？中國傳統智慧“君子務道不務器”的忠告一直在那放著，作為普通人當然要“務器”，而作為領袖就要“務道”，可以說“榮辱觀”是“務道”，“科學觀”就是“務器”。貪官的“不是要不要受賄，而是是否科學地受賄！”的說詞正是對 “務器”結果的最好注角。但這又有什麽辦法呢？近百年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毀，使大家都遠離了中國智慧。近三十年來，有袁先生這樣的西化大師裹挾，包括領袖在內的國人誰又能得到中國智慧的滋養呢？袁先生還認為儒家文化隻是一個流派，這種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就隨意說小的作法實在有點像二尺孩童。人們常用俗語說：“老小，老小”，是不是袁先生年紀大了就有點“返老還童”了啊！你可以說“儒家文化作為封建文化統治了中國二千多年”，但你絕不可以閉著眼睛抱著像腿說“大像就是一根圓柱子！”。儒家在周代就不是一個普通流派，而是主流，到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禮崩樂壞，似乎成了一個流派，但經過孔子的體係化與廣泛傳播，它也遠早於高於其它流派(一直有曆代學者研究儒家與其他諸子的關係，發現莊墨兵法農鬼穀子縱橫都與儒家有關。有些就是孔子的隔代弟子，有些是從儒學中分化出來。比如法家，首先是從屬於儒家的荀子那裏開始變化，經過了韓非子，到了李斯那裏才自成體係)。而儒學從西漢以後又成了中國的文化主流，這個常識還有必要重新討論嗎？袁先生在本段文字中還危言聳聽地說秋風提出的“必須回到儒家”是想搞意識形態強製，進而又問堅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是不是要挨批判蹲大牢？袁先生口口聲聲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那麽在中國，真正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在誰哪裏？在儒家那裏！因為“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這句話的出處正是來自於當年陳寅恪給儒家學者王國維寫的悼詞。而在最沒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文革”中，遍天下的大知識分子中卻隻有兩個人以“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來挑戰“偉大領袖”，一個是吳宓先生，一個是梁漱冥先生，這兩位恰恰又是世所公認的當代大儒，正是他們在當時因為堅持了“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而“蹲大牢”，並不是別人！在“文革”那樣最沒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時候，怎麽聽不見袁先生等人的一點異見？！所以筆者想告訴袁先生和一切反傳統者，不要把本來就屬於儒家的東西搶為己有，反過來又給儒家噴沫！還有，一個學者說“回到儒家”那麽一句話，怎麽是對你這個“小民的指令？”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句話己經批了一百多年了，社會現實己經顯現出批此的“巨大成效”，那就是“官貪民偽父狂子逆”，麵臨這樣的社會潰敗局勢，現在全國到處都有成年人在咿咿呀呀地學過去的蒙童文《弟子規》，這不正是人民群眾在自發地補人間基本秩序的課嗎？袁先生和他的“先賢們”以“啟蒙者”自居，逆著人民群眾渴望建立基本人間秩序的心情已經造了這麽多的孽，是不是該撒撒手，饒了人民大眾，讓人民大眾自己能過一點有秩序的安穩日子？袁先生還拿“蹲大牢”來說事，袁先生不懂儒家義理很正常，但你難道不知道隻有儒家才是中國政治文明史上反對“嚴刑峻法”的中堅力量嗎？曆史事實是，隻有回到儒家，才能避免動不動就“蹲大牢”的政治治理模式。不過從袁先生這一段隨意的無理的話語可見，袁先生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分子，居然可以用“蹲大牢”來給一位文弱書生扣政治大帽子，這實在是一種不那麽陽光的政治權術心理。 
     
     原文： 
     
      稍加考察，“隻能是傳統文化”這個前提，就值得斟酌。1935年，國民黨中宣部操縱十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高喊：“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征。由這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是中國人。”這是為國民黨、蔣介石威權統治造勢的。76年過去了，謝天謝地，中國人仍然熙熙攘攘活躍在地球的各個角落。不加論證，就確定這個前提，隻能讓人搖頭歎息。 
     
     評議：  
     
    說袁先生掄政治大帽子時還有一點政治權術心理，此段又可證明。1935年十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為什麽是國民黨中宣部操縱的？過去的教授就那麽好操縱嗎？就算是與國民黨中宣部有關，你袁先生以為隻要連代上國民黨中宣部就可以把十教授列成共產黨的反對派，在政治上陷他們於不利境地，而不管他們的宣言有沒有真理性，你這種“官本位”“黨文化”意識，還有一點知識分子的骨氣嗎？可惜的是1935年是中國抗日戰爭麵臨全麵爆發的年份，中國正在形成全民抗戰的局麵，連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到陝北後都決定擁蔣抗日，你拍這個馬屁是不是拍空了啊？就算是“國民黨中宣部操縱的”，在當時的背景下，中國的執政黨用傳統文化收拾一下人心難道不是有利於全民抗戰嗎？現在看來，當時十教授的忠告不正是在許多方麵不幸而言中了中國的社會後來的不幸命運嗎？袁先生以“中國人仍然熙熙攘攘活躍在地球的各個角落”為依據，就認為中國人繼承中華民族文化是多餘的，這種淺薄的說辭虧得袁先生也能說出口？！定義中國人到底是用生物標準還是用文化標準？這對稍有一點社會學常識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隻能用文化標準，而不能用生物標準。如果中國文化沒有了，中國人憑什麽是中國人？就是黃皮膚黑頭發嗎？那與日本人怎麽區別？袁先生在世界上許多民族不是用血緣關係就是用宗教信仰定義民族的大背景下，並不慶幸中華民族是用文化這一最文明的標準來定義民族的這一點也就罷了，為什麽還要徹底取消這個文明的定義標準？ 袁先生對十學者所說的：“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征。由這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是中國人。”這樣深沉的憂思居然沒有一點點感覺，隻能說明袁先生現在已經不是中國人了，或者說不是一個“文化中國人”了，既然你已經不是一個“文化中國人”，你有必要在這裏討論中國的事情嗎？ 
     
     原文： 
     
     即使是傳統文化，為什麽一定是儒家呢？邏輯跳躍，無視現實。須知知識階層中曆來有不少人迷醉老莊，禪修更是至今仍然受到熱烈追捧的風尚。  
     
     這是現代思想文化製度與“必須回到儒家”的文化專製體製的對決，我輩不敢等閑視之。 
     
     評議： 
     
     為什麽一定是儒家？袁先生提出這樣的問題，連許多普通民眾都會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隻能是儒家！”。秋風說了傳統文化接著再說儒家文化，這完全是邏輯順序，是現實狀況，在某種程度上，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傳統文化，這既是曆史常識，也是世所公認。袁先生說有人迷醉老莊，禪修，那袁先生可知道寫《道德經》的老子與孔子是什麽關係嗎？可知道《道德經》寫於孔子後100多年的文化史研究成果嗎？可知道佛教文化吸收了多少儒家文化嗎？說“禪修更是至今仍然受到熱烈追捧的風尚”，禪修從來都是高山幽穀，深宅大院，清靜自為，那裏有“熱烈追捧的風尚”的狀況？真沒想到，袁老先生的確是人老話不老，又是“熱烈追捧”又是“風尚”，為了證明自己年輕，連語言的對象都不顧了。不過這句話要說給佛門弟子，隻能讓人家反感與討嫌。那麽理性地分析一下佛教的狀況，是不是袁先生所說的那種盛況？完全不是。其實佛教與儒學一樣，都在被“西化主義”邊緣化。所以“回到儒家”就不僅是儒者的聲音，也包含了許多佛教高僧的主張(請參閱星雲法師這幾年的布道講座)。袁先生最後一句“這是現代思想文化製度與必須回到儒家的文化專製體製的對決”，袁先生仍然如他的反傳統前輩一樣，把現代化與傳統公然地分裂開來，同時又以“階級鬥爭”的“你死我活”思維對待傳統，這反映了什麽問題？還是“文革”的“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遺風！遺憾的是這樣的學術作風早已過時，早已被中外理論界所拋棄，在這方麵秋風先生研究甚多，發表亦多，本人有時看秋風的這類文章，總是為他的苦口婆心所感慨係之，秋風有時講到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時，就像是在給小學生教漢字筆畫一樣，那個耐心，那個淺顯，那個不厭其煩，那個說理的透徹，並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袁先生如果耐著性子看一下這方麵文章，也不至於這麽隨口而出吧。遺憾的是袁先生大概因為年歲的關係，這類文章沒精力去看，導致這麽遠地脫離了當前理論發展的水平，可以說袁先生的這些觀點，基本上是一種自話自說，因為連像徐友漁這樣的自由主義領軍人物，都在將傳統與現代性的聯係中說事，而如袁先生這麽對待傳統，的確是屬於“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了。再說，就算是“回到了儒家”，就一定是文化專製體製？袁先生應該先弄明白一個史實，中國曆史上到底是政治專製還是文化專製？一個民族有主流文化就是文化專製嗎？既然中國是文化專製，為什麽在世界上中國是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宗教寬容大國？ 中國雖然有“獨尊儒術”，但並沒有影響諸子百家在中國曆史上的平行發展說明了什麽？說中國是文化專製，袁先生心中那個不搞文化專製的偶像自然是美國了，那麽美國新總統在任職宣誓時將手按在《聖經》上，這是一種什麽現象？是不是文化專製？如果中國的領導人在宣誓就職時也把手按在《論語》上，那還不把袁先生氣暈過去啊！但是，作為中華民族，作為中國，《論語》就有這樣的價值與地位，等哪一天中國的領導人手按在《論語》上宣誓就職，那一天就是中國回歸到了民族曆史的發展正道上，那一天就是中華民族的崛起之日，那一天也是中華民族真正受到世界各民族尊重的開始！袁先生顯然看不到了這一天了，但作為一位自詡為“自由主義”者，應該在內心確立起接受這一天到來的心理基礎，因為這一天的到來，幾乎是“無可逃避的”民族的“主體性”要求，這並不是能由袁先生的個人意誌所轉移的。 
     
     原文： 
     
     第二．此封建類同彼封建？   
     
      “美國一位史學家湯普遜曾說：‘封建製度可能是人們的頭腦所能想出的最合適的政體。’我同意這句話。中國曆史上，建立了經典封建製的姬周王朝，持續八百年，為時最久。這從一個側麵證實了封建製的精妙。而第一個現代憲政國家——英格蘭的憲政製度，正是封建治理之道實現新生轉換的結果。”（秋風：《你可能不認識的孔子》）   
     
     簡評：西周封建製約在前11世紀至前771年；西方的封建製則從8世紀到14世紀。兩者遠隔萬裏，相距千年。  
     
     西方的封建製，有神權和王權的對立，有法治傳統，議會傳統，城市自治的傳統，貴族和自由民享有種種自由，如此等等，孕育出現代自由、民主、法治、憲政社會和現代科學技術。  
     
     西周的封建製沒有衝破血緣宗法羈絆，影響所及，後來的中國傳統社會，君師合一；行政與司法合一；儒家的三綱六紀轉化為代代相傳的律例；家族吞噬個人，父母、祖父母在，不準“別籍異財”——個人的自由和財產權全為宗法關係排除；除個別獨立特行之士和個別社會矛盾尖銳的時期外，儒生整體上是最高統治者的馴服工具和文學侍從。結果是推動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積極因素剝奪殆盡，中國社會轉型舉步維艱，轉型時期之長，世所罕見！  
     
    把兩者混為一談，有如指狗熊為貓熊！如此論證，夫複何言！ 
     
     評議：  
     
     袁先生在這裏美化西方的封建社會顯然是不顧基本事實了。眾所周知，西方的8到14世紀正是神權與封建領主的雙重壓迫時期，被公認為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神權與王權對立又怎麽樣？苟安又怎麽樣？還有法治傳統又怎麽樣？僅僅看一看“初夜權”的殘暴與野蠻，就足夠說明西方那個封建社會是個什麽樣的社會了？還有議會，城市自治，不都是壓迫大多數人民的工具嗎？西方的議會真正發揮作用是從英國的光榮革命開始的，這已經到了16世紀。還有一個，就是袁先生承認的，西方社會從封建時期一直到現在都公然地實行等級製，貴族與平民到現在都過著截然兩分的社會生活，這那裏能孕育出自由民主法治憲政？西方現代的東西，眾所周知是因為發生了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而形成，後人研究，這三大革命性社會變革很難從西方的土壤中自發發生。文藝複興是因十字軍東征從東方帶回了古希臘典籍而誘發，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卻與中華文化的人文主義傳播至西方有關，因為在神權至上，神人一體的觀念鐵桶中，怎麽可能想到“發現人”？而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則是一縷曙光，照亮了西方的暗夜。現在研究發現，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加爾文都曾閱讀過來自中國的曆史典籍。而啟蒙運動亦然，前已述及。科學技術更不是封建社會孕育的結果，而是反封建的結果。接下來袁先生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貶損也是了無新意，仍然是重複百年來那個從先有概念出發的現成的說辭而已。這裏有必要有根據事實進行新的思考：血緣關係不是人與人最直接最真實的關係嗎？封邦建國以血緣宗法關係為依據不是很自然很合理的嗎？君師合一，行政與司法合一這不正是中國文化的和合性特征嗎？讓比西方早發生近兩千年的中華文明學習西方的封建社會，你袁先生說說怎麽學？當然後人在今天可以學，但當年中華文明走的是和合這一文明發展之路，而西方一直走的是對立這一文明發展之路，這應該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可借鑒資源，為什麽就一定是西方的對立才正確，而東方的和合就不對呢？袁先生接著又開始重複這百年來一直流行著的一個無理而獨斷的說辭，就是對家庭和長輩的貶損。也就是說家庭隻有吞噬個人，沒有保護個人；父母隻有壓迫晚輩，沒有為晚輩遮風擋雨。父母、祖父母在，應該“別籍異財”分家單幹！那麽，請問袁先生，處於農業社會，就抗風險能力而言，到底是一個大家族強還是單幹強？百年來社會流行的全是對家庭與長輩的指斥，好像指斥者對晚輩的感情比被指斥者還深一樣，這種不講道理不顧事實的流行理念嚴重地瓦解了我國社會的基本架構，一些人非要把中華民族重家庭溫情的人與人關係變造成西方那種原子式的人與人無幹，隻與上帝發生關係的狀態，這正如《聖經》上說的那樣：我要拆散天下的家庭，我要讓子與父鬥，妻與夫鬥，萬民就都歸順我了！百年過去了，秋風先生代表著新一代開始反思了，而袁先生卻仍死抱著那個發黴的說辭不撒手。那麽請問袁先生，你的父母究竟給了你什麽樣的壓迫，促使你對家庭對父母持這麽激烈的批判態度呢？在這一段的末尾，袁先生仍然重複了“儒生整體上是最高統治者的馴服工具和文學侍從”的那句陳詞濫調。對此稍有曆史常識的人都會發現：儒生的存在價值就在於限製統治者，從孔子到孟子，從支持陳勝起義的孔子後人到限製皇權的董仲舒，從唐宋明清朝堂上的儒生到“文革”中的梁漱冥、吳宓，都擔當了這樣的社會角色。因為他們心中有道，所以他們總是代表了社會良心，使得曆代帝王在決策中行政中不至於任意而為，便大大減緩了皇權專製的壓迫力度。曆朝曆代那些為限製皇權而“殺身成仁”的儒生，相信袁先生稍一讀史並不難發現，那是一組前赴後繼的壯麗圖景。在近代以來，也正是儒生首先睜眼看世界，從早年的張子洞到後來的康有為，從清末的梁啟超到民中的張君勱，正是他們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從民初的政經改革到46年的憲政治理，一步步推動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正是中國的儒生才是中國社會的穩定力量，建設力量，對國家民族負責任的力量。他們為中國曆史的進程、社會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無可辯駁的曆史事實。可以說未來的中國社會，不是儒家需要政黨政府國家和人民，而是政黨政府國家人民需要儒家，因為儒家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曆史正道，代表著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更是人民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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