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shu) 》學的憂樂(le) 情懷與(yu) 宋儒的內(nei) 聖之道

作者：朱漢民（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曆史學、哲學專(zhuan) 業(ye) 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史、湖湘文化等）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2021年第1期

摘要

以人文關(guan) 懷、人生意義(yi) 為(wei) 出發點的中國哲學，既呈現出憂患意識，又包含有樂(le) 感精神，其實應該用“憂樂(le) 圓融”來概括。宋代士大夫在推動儒家哲學化的內(nei) 聖外王之道建構過程中，其出發點就是一種兼容憂樂(le) 的情懷。宋代士大夫既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同時又追求“孔顏樂(le) 處”的超然境界。宋儒通過挖掘《四書(shu) 》中的憂樂(le) 情懷，找到了儒學及中國哲學的深層精神。他們(men) 還進一步對《四書(shu) 》作出創造性的詮釋，將《周易》的宇宙哲學與(yu) 《四書(shu) 》人格哲學結合起來，建構出一種超越精神的內(nei) 聖之道和天人一體(ti) 的性理之學。

引言

中國哲學是以人文關(guan) 懷、人生意義(yi) 為(wei) 出發點。宋儒既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同時又追求“孔顏樂(le) 處”的超然境界。理學家通過挖掘《四書(shu) 》的思想資源，以表達自己對人文世界的憂患與(yu) 喜樂(le) 的進一步思考，進而建構一種既有人文關(guan) 懷、又有精神超越的內(nei) 聖之道。質而言之，宋代士大夫推動儒家內(nei) 聖之道的哲學建構，其出發點正是一種與(yu) 憂樂(le) 相關(guan) 的人文關(guan) 懷。

一、《四書(shu) 》的憂患意識與(yu) 宋儒的社會(hui) 關(guan) 切

宋代士大夫普遍具有濃厚的憂患意識，既有《四書(shu) 》記載的儒家士人的精神傳(chuan) 統，又有著現實的社會(hui) 政治原因。

首先考察《四書(shu) 》的士人精神傳(chuan) 統。在早期儒家的子學著作中，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們(men) 大量有關(guan) 對君王無德、士人無恥、天下無道的強烈憂患。孔子深刻表達了他對天下無道的關(guan) 切，他一直強調“天下有道，丘不與(yu) 易也”。孔子進一步思考天下無道的原因，他認為(wei) 是由於(yu) 社會(hui) 普遍缺乏仁愛精神，而仁愛精神的推廣又離不開教育。所以，孔子《論語·述而》反複強調：“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yi)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衛靈公》記載：“君子憂道不憂貧。”可見，孔子已經將自己對社會(hui) 政治的憂患，轉化為(wei) 對文化教育的憂患。《孟子·離婁下》也大量記載了孟子相關(guan) 的社會(hui) 政治、文化思想方麵的種種憂患，他進一步指出憂患意識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孟子相信，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因而君子不能夠消極地憂患災患的來臨(lin) ，而是保持積極地防範於(yu) 未然的心理準備。所以，憂患意識的重要價(jia) 值，就是要強調持久、不變的戒惕心理，即所謂保持一種“終身之憂”的精神狀態，最終才達到“無一朝之患”的結果。《孟子·告子下》：“生於(yu) 憂患，死於(yu) 安樂(le) 。”也是強調憂患的精神狀態是為(wei) 了使人提高警覺，心存戒惕而臨(lin) 危不亂(luan) 。

《四書(shu) 》元典奠定了的儒家士人的精神傳(chuan) 統，特別是對宋代士大夫形成的憂患意識有直接影響。如果說漢唐時期的儒家士族衍化為(wei) 因文化壟斷而成為(wei) 既得利益的“準貴族”的話，宋代士大夫主要是來自於(yu) 白衣秀才，他們(men) 是一個(ge) 從(cong) 民間士人上升到廟堂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的社會(hui) 群體(ti) ，他們(men) 與(yu) 先秦儒家諸子既有著相近的精神文化的血緣聯係，又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曆和文化情懷，故而自然和早期儒家士人的人格精神十分一致。他們(men) 從(cong) 《四書(shu) 》元典中尋找人格典範、思想資源，《論語》《子思子》《孟子》表達出來的士君子的憂患意識和人格精神，成為(wei) 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源泉與(yu) 效法典範。早期儒家士人表現出來的關(guan) 懷現實、心憂天下的人格精神，對宋代士大夫產(chan) 生了深刻的影響。

當然，宋代士大夫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還與(yu) 兩(liang) 宋麵臨(lin) 的內(nei) 憂外患的嚴(yan) 峻現實分不開。宋代有一個(ge) 政治現象值得注意：士大夫處於(yu) 政治核心地位的兩(liang) 宋時期，恰恰麵臨(lin) 內(nei) 憂外患的嚴(yan) 重政治局麵。士大夫群體(ti) 在承擔與(yu) 君主“共治天下”政治權力的同時，相應也就承擔了重大的政治責任，這一重大政治責任很快也轉化為(wei) 士大夫群體(ti) 對內(nei) 憂外患局麵的憂患意識。一方麵，宋朝麵臨(lin) 嚴(yan) 重的內(nei) 憂，宋初為(wei) 了防範割據勢力和各種政治力量篡權，強化中央集權而推動政治、軍(jun) 事、科舉(ju) 等方麵的變革，他們(men) 為(wei) 防止地方割據勢力而強化中央集權的同時，又產(chan) 生了許多新的積弊，特別是出現了冗官、冗兵和冗費等問題，逐漸導致國力貧弱、民生艱難；另一方麵宋朝麵臨(lin) “外患”，宋開國雖然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局麵，卻又相繼陷入了遼、西夏、金和蒙政權的威脅，宋朝立國後的數百年間，始終受到外患的侵擾，遊牧民族的南下侵奪始終是兩(liang) 宋的大患。所以，在宋朝建國後不久，“內(nei) 憂”“外患”的矛盾開始顯現，處於(yu) 政治中心的宋代士大夫看到了問題的嚴(yan) 重性，他們(men) 普遍持有一種濃厚的憂患意識。本來，兩(liang) 宋時期士大夫群體(ti) 是憑借自己擁有的文化知識、政治理念、價(jia) 值信仰而參與(yu) 政治的，並且獲得了與(yu) 君主共治天下的機遇，所以，他們(men) 能夠成為(wei) 參與(yu) 朝政的政治主體(ti) ，而且往往會(hui) 成為(wei) 一種政治清流，而並不會(hui) 像其他如軍(jun) 閥、後宮、宦官等權貴政治力量一樣，容易導致對權力的貪婪與(yu) 對民眾(zhong) 的傲慢；相反，當士大夫群體(ti) 堅守自己的政治理想與(yu) 價(jia) 值理念，必然會(hui) 積極推動對內(nei) 憂外患嚴(yan) 峻現實的變革。所以，士大夫越是成為(wei) 政治主體(ti) ，他們(men) 感到的責任也越大，隨之他們(men) 的憂患意識也越強。兩(liang) 宋以來內(nei) 憂外患的嚴(yan) 峻現實，確實引發了士大夫的強烈憂患與(yu) 革新意識。範仲淹向仁宗帝呈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jiao) 幸、精貢舉(ju) 等十項變法及政治經濟軍(jun) 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麵的改革辦法。範仲淹“立朝益務勁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幸，不蹙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欣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1]王安石一直懷有很強烈的猶患意識，他說：“顧內(nei) 不能無以社稷為(wei) 憂，外則不能無患於(yu) 夷狄，天下之財力日益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2]他主導的熙寧變法，就是為(wei) 了解決(jue) 這一“常恐天下之不久安”的嚴(yan) 重憂患。

由於(yu) 《四書(shu) 》就是一套充滿士人憂患意識的儒家經典，宋儒可以通過詮釋《四書(shu) 》，表達自己的人格理想。在宋儒對《四書(shu) 》的詮釋傳(chuan) 統中，特別強調士人的人文情懷、政治責任，也特別強調士人的家國情懷、天下擔當，希望能夠喚起宋代士大夫的憂患意識。二程將《論語》中記載的孔子、子由、顏子等人表現出來的責任承擔及其憂患意識，統統理解為(wei) “聖賢氣象”：

凡看文字，非隻是要理會(hui) 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誌。”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yu) 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3]

孔子、子由、顏子等人表現出來的無非是士人從(cong) 政所應該承擔的政治責任與(yu) 憂患情懷，但是，二程將這一種本來是士人期望承擔的政治責任與(yu) 憂患意識，提升為(wei) 一種“聖賢氣象”，以作為(wei) 士大夫效法的人格典範，宋儒的這一看法其實是有重要的現實原因的。

由此可見，宋代士大夫在社會(hui) 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全麵崛起，他們(men) 擁有的強烈政治責任、憂患意識，一方麵與(yu) 他們(men) 的政治地位、社會(hui) 身份的提升有密切關(guan) 係；另一方麵與(yu) 他們(men) 自覺繼承先秦儒家士人的人格精神有密切關(guan) 係。宋儒在詮釋早期儒家士人的子學典籍即《四書(shu) 》元典時，實現了在現實中麵臨(lin) 的內(nei) 憂外患與(yu) 《四書(shu) 》文本憂患意識的精神溝通和心靈對話。兩(liang) 宋以來內(nei) 憂外患的嚴(yan) 峻現實，是宋代士大夫激發起憂患意識的現實原因；而一千多年前儒家士君子的人格精神，則是宋代士大夫激發起憂患意識的精神源泉。所以，追溯宋代士大夫憂患意識的精神淵源，可以在先秦儒家士人的子學係統及經典傳(chuan) 記之中找到，特別是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中找到。宋代士大夫從(cong) 早期儒家子學中獲得相關(guan) 的思想資源，《論語》《子思子》《孟子》表現出來的士人精神傳(chuan) 統，既為(wei) 宋代士大夫精神崛起提供了豐(feng) 富的思想資源，同時也激發了宋代士大夫重建與(yu) 自己精神契合的《四書(shu) 》學。由此可見，以《四書(shu) 》學為(wei) 代表的宋學之所以蓬勃興(xing) 起，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新的知識傳(chuan) 統的建構，更加重要的是表達了一種新的士大夫精神傳(chuan) 統的建構。

所以，宋儒一方麵仍然關(guan) 懷現實、心憂天下，希望實現博施濟眾(zhong) 的經世事業(ye) ，故而仍然關(guan) 注國家政治治理；另一方麵，宋儒的學術旨趣重心已經從(cong) 漢代的“外王”轉向宋代的“內(nei) 聖”，宋儒往往相互勸勉、自我期許要成為(wei) “聖人”，普遍向往、追求“聖賢氣象”的人格理想，使宋學具有“內(nei) 聖之學”的特點。所謂“宋學精神”，其實也就是宋代士大夫精神。宋代士大夫堅持對知識、道德和功業(ye) 的不懈追求，倡導一種有體(ti) 有用的學術精神，特別強調由士大夫掌控的“道統”要主導由朝廷掌控的“治統”，這一切，均體(ti) 現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自覺與(yu) 文化自覺。由於(yu) 宋學興(xing) 起代表了士大夫的文化自覺，他們(men) 無論是在廟堂執政，還是在學府執教，均表現出鮮明的政治自覺和文化自覺。他們(men) 倡導、建構一種體(ti) 現士大夫主體(ti) 意識的道統論，其實正是在推動一場士大夫主體(ti) 意識的宋學運動。

二、《論語》的孔顏之樂(le) 與(yu) 宋儒的精神超越

宋代士大夫追求的“聖賢氣象”，還表現出另外一個(ge) 側(ce) 麵，即對“孔顏樂(le) 處”的精神超越、人格理想無限向往與(yu) 不懈追求。在宋儒對“聖賢氣象”的詮釋中，“聖賢”不僅(jin) 僅(jin) 追求“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憂國憂民”，更應該具有“孔顏之樂(le) ”的超越精神和人格特質。宋代士大夫對“孔顏樂(le) 處”的精神境界、人格理想的追求，也是通過《四書(shu) 》學的詮釋來完成的。特別是《論語》《孟子》中記載了早期儒者積極入世的樂(le) 觀精神和人生境界，往往成為(wei) 宋代士大夫的向往、仿效的典範。

“孔顏樂(le) 處”源於(yu) 《論語》。《論語·述而》中由多處記載孔子對精神快樂(le) 的追求，如孔子曾自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le) 亦在其中矣。”《論語·雍也》記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le) 之者，”《論語·述而》記載：“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在這裏可以看到，孔子並不因為(wei) 事業(ye) 困局、顛沛流離而憂傷(shang) 、痛苦，恰恰相反，他堅持認為(wei) 士君子應該將快樂(le) 學習(xi) 、快樂(le) 生活作為(wei) 自己人生目標。特別是《論語·雍也》孔子對學生顏回有一段評價(jia) 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le) 。賢哉，回也！”孔子非常欣賞顏回能夠超越物質生活條件、達到一種純粹精神快樂(le) 的人生境界，肯定這一種“樂(le) ”的狀態高於(yu) “憂”。“孔顏樂(le) 處”代表了作為(wei) 個(ge) 體(ti) 存在、感性生命的儒家士人，一直將“樂(le) ”作為(wei) 自己的生命本真和人生理想。

在漢唐儒家那裏，並沒有對孔子、顏回關(guan) 於(yu) 人生之樂(le) 表達出特別的關(guan) 注。但是，原始儒家追求“樂(le) ”的人生境界，在宋代士大夫那裏得到強烈的呼應。《論語》中有關(guan) “孔顏之樂(le) ”的問題，很快成為(wei) 一個(ge) 士大夫普遍關(guan) 注、熱烈討論重大問題。從(cong) 兩(liang) 宋開始，士大夫群體(ti) 普遍盛行以“孔顏之樂(le) ”的人生境界相勸勉，而且他們(men) 也將“孔顏之樂(le) ”作為(wei) 求聖之學的一個(ge) 十分重要的、關(guan) 鍵的學術問題。

一個(ge) 十分有趣的思想史現象，北宋那些著名的、有創造性的新儒家學者，他們(men) 進入聖門，似乎都是從(cong) 體(ti) 悟“孔顏之樂(le) ”開始的。他們(men) 對“孔顏之樂(le) ”境界的體(ti) 悟，又總是與(yu)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的思想有著直接的聯係。宋學學者群體(ti) 中，幾位有創始之功的學者，諸如範仲淹、胡瑗、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重要學者，他們(men) 進入聖學門檻、建構道學學術，往往總是與(yu) “孔顏樂(le) 處”的問題思考相關(guan) 。張載年少時喜談兵，範仲淹告誡他“儒者自有名教可樂(le) ，何事於(yu) 兵！”範仲淹還將《中庸》作為(wei) 領悟“名教可樂(le) ”的主要經典。胡瑗主講太學時就以《顏子所好何學論》為(wei) 題試諸生。道學宗師周敦頤，就是一個(ge) 追求“孔顏之樂(le) ”的士大夫，史書(shu) 記載他“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4]周敦頤也以這一種人生境界啟發、培養(yang) 弟子，程顥、程頤兄弟十四五歲從(cong) 學於(yu) 理學開山周敦頤，周子教他們(men) “尋顏子、仲尼樂(le) 處，所樂(le) 何事”。[5]程顥、程頤由“孔顏之樂(le) ”的人生追求而走向道德性命的義(yi) 理建構，而成為(wei) 理學的奠基人。

為(wei) 什麽(me) “孔顏之樂(le) ”會(hui) 成為(wei) 這些重要宋學開拓者普遍關(guan) 注、深入思考、引發創新的重要學術問題？這一學術問題的思想史意義(yi) 在哪裏？宋代士大夫對“孔顏之樂(le) ”的普遍追求，他們(men) 往往將是否達到“樂(le) ”的境界作為(wei) 得道與(yu) 否的標誌，表達的恰恰是這些承擔著沉重政治責任、社會(hui) 憂患的士大夫群體(ti) 另一精神麵向和思想追求。他們(men) 認定，從(cong) 孔子、顏回到子思、孟子，都無不追求這種“心下快活”的人生境界，從(cong) 個(ge) 體(ti) 存在、感性生命的角度來看，宋代士大夫同樣會(hui) 積極尋求愛蓮觀草、吟風弄月的快樂(le) 人生。宋儒認為(wei) ，要達到這種精神上的“快樂(le) ”“氣象”，離不開《四書(shu) 》體(ti) 係的學術資源，包括身心修煉工夫與(yu) 超越現實的精神境界。《四書(shu) 》學之所以在宋代興(xing) 起，恰恰是因為(wei) 它們(men) 能夠滿足宋代士大夫尋求“聖賢氣象”“社會(hui) 憂患”“孔顏之樂(le) ”的精神需求，成為(wei) 這一個(ge) 時代能夠表達時代精神的經典依據。

正因為(wei) 作為(wei) 政治精英的士大夫不僅(jin) 僅(jin) 是社會(hui) 角色，還是感性個(ge) 體(ti) ，他們(men) 也會(hui) 麵臨(lin) 個(ge) 人的是非、得失、生死問題，他們(men) 意識到，個(ge) 人的憂、苦、煩、悶等消極情緒，其實源於(yu) 自己對得失是非榮辱的偏執。那麽(me) ，他們(men) 應該如何處理自己個(ge) 人的憂慮、煩惱等消極情感等問題？佛老之學提供的方案是以自己的內(nei) 心平和為(wei) 最高目標，故而主張通過精神修煉，以能夠麵臨(lin) 是非、得失、生死問題時達到“不動心”“無情”“空寂”的精神狀態與(yu) 心理狀態；但是，儒家思想的最高目標是以內(nei) 聖與(yu) 外王為(wei) 一體(ti) ，通過“正心誠意”的內(nei) 聖修身是為(wei) 了“治國平天下”外王事業(ye) 。所以，儒家人格理想的“聖賢”“君子”，總是會(hui) 充滿家國情懷、天下牽掛。理學家胡宏談到“聖人”時，認為(wei) 他們(men) 和凡人一樣有著豐(feng) 富的個(ge) 人情感與(yu) 人生體(ti) 驗：“凡天命所有而眾(zhong) 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為(wei) 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為(wei) 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為(wei) 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為(wei) 傷(shang) 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為(wei) 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為(wei) 非宏也，聖人不釋怨。”[6]他認為(wei) ，聖人和眾(zhong) 人一樣，也是一個(ge) 有著情、才、欲、憂、怨的個(ge) 體(ti) 存在，特別是儒家的聖賢、士君子必須承擔起社會(hui) 關(guan) 切、家國情懷的憂患意識與(yu) 外王事業(ye) ，他們(men) 常常感到需要學習(xi) 佛老的精神超越境界，在麵對人間不平、痛苦而自己卻保持“不動心”“無情”甚至是“空寂”的精神狀態與(yu) 心理狀態。所以，儒家的聖賢、士君子作為(wei) 個(ge) 體(ti) 存在，他們(men) 需要有一套處理憂患、痛苦等不良情緒的修煉方法和精神境界。唐宋以來，儒家士大夫也一直在深入思考，如何化解個(ge) 人的憂、怨等不良情緒，提升喜、樂(le) 等積極情感。

應該說，魏晉隋唐以來，佛道對這些問題均有過深入的思考和實踐，其中佛教更是積累了豐(feng) 富的思想資源。魏晉隋唐佛教的大規模傳(chuan) 入和發展，他們(men) 通過精神修煉而化解個(ge) 體(ti) 的不良情緒，對士大夫精神生活產(chan) 生深刻影響，進一步引導宋儒更加關(guan) 切通過提升個(ge) 人的精神境界，以化解憂怨等不良情緒和提升喜樂(le) 等積極情感。所以，從(cong) 個(ge) 體(ti) 存在來說，新儒家精神修煉的目標就是所謂“尋樂(le) ”“心下快活”，北宋儒林流行“尋孔顏樂(le) 處”，以及他們(men) 在修身中以是否“樂(le) ”為(wei) 目標，即所謂“反身而誠，乃為(wei) 大樂(le) ”。[7]這些所謂的“樂(le) ”，其實是一種超越了個(ge) 人憂、苦、煩、悶等各種消極情緒，從(cong) 而達到身心的安泰、自在、舒展、灑落的超越境界，這一超越人生境界與(yu) 天理論的人文信仰、哲學建構有關(guan) 。宋儒羅大經說：“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慍，曰樂(le) 則生矣，曰樂(le) 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le) ，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le) ，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le) ，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le) ，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le) 。”羅大經將修身目的確定為(wei) “教心下快活”，這既是一種“愛蓮觀草、弄月吟風、傍花隨柳”的感性快樂(le) ，又是個(ge) 人實現了對自己感性生命的超越，是考察一個(ge) 人是否“得道”的重要標誌。所以，宋儒的“尋孔顏樂(le) 處”，首先必須能夠超越個(ge) 人憂、苦、煩、悶的消極情緒，通過修身使自己“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8]這一精神超越的思想根基必然是哲學與(yu) 信仰。

故而在兩(liang) 宋時期，《四書(shu) 》學成為(wei) 宋代士大夫特別關(guan) 注、熱烈討論的核心經典。因為(wei) 宋代士大夫特別在意是否達到“聖賢氣象”的崇高境界，是否在承擔重要政治責任的同時還能夠具有灑落自得、閑適安樂(le) 的心境。他們(men) 通過閱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中的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聖先賢對“樂(le) ”的追求，進一步表達出自己對自由、自在、自得、自樂(le) 的向往與(yu) 追求。理學開山祖周敦頤在《通書(shu) ·顏子》說：“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le)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le) 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ya) 聖。”[9]在這裏，周敦頤通過對《論語》中“顏子之樂(le) ”的詮釋，認為(wei) 這是一種“見其大而忘其小”，其實是指顏回達到了人與(yu) 天道合一的精神境界。這一個(ge) “大”，恰恰是周敦頤在《太極圖說》《通書(shu) 》中建構起來的“太極”“誠”的宇宙本體(ti) 。所以，這裏所謂的“顏子之樂(le) ”，其實就是依據於(yu) “聖賢之道”而達到的崇高境界。譬如程顥也是通過挖掘《論語》《孟子》和《中庸》的思想資源，而建構這樣一種“顏子之樂(le) ”的精神境界，他在描述仁者精神境界時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yu) 物同體(ti) ……孟子言，‘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須反身而誠，乃為(wei) 大樂(le) 。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le) ？”[10]仁本來是《論語》中的核心道德思想，而宋儒進一步將仁提升為(wei) 一種哲學意義(yi) 的形而上之本體(ti) 。我們(men) 注意到，程顥建構的仁學本體(ti) 論，其首要目的並不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仁學提供一種知識學依據，更是為(wei) 他們(men) 滿足“孔顏之樂(le) ”的情感需求，為(wei) “仁者渾然與(yu) 物同體(ti) ”“乃為(wei) 大樂(le) ”提供一種安頓精神的依據。所以，為(wei) 了達到“渾然與(yu) 物同體(ti) ”“反身而誠”的“樂(le) ”之心靈境界，程顥等道學家從(cong) 早期儒家士人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對“樂(le) ”的追求中，找到了自己精神安頓的依據，並由此走向內(nei) 聖之道的哲學建構。

三、宋儒的憂樂(le) 意識與(yu) 內(nei) 聖之道建構

從(cong) 北宋開始，士大夫群體(ti) 非常向往“聖賢氣象”的人格理想，通過追求一種“孔顏樂(le) 處”的生活態度與(yu) 精神境界來體(ti) 現這一種“聖賢氣象”。宋儒強調“聖賢氣象”的最重要標誌不是外在的政治功業(ye) 之“用”，而是一種內(nei) 在的精神境界之“體(ti) ”。這一“內(nei) 聖”的心理狀態、精神境界究竟是一種什麽(me) 狀態？從(cong) 宋儒的學術論述和現實追求來看，“聖賢氣象”往往體(ti) 現為(wei) 情感心理、精神情懷的憂與(yu) 樂(le) 兩(liang) 個(ge) 方麵。尤其值得關(guan) 注的是，宋儒之所以需要建構出一套有關(guan) 內(nei) 聖外王之道，其實是源於(yu) 生活世界的憂樂(le) 人生，宋儒哲學建構的精神動力、價(jia) 值源泉來源於(yu) 他們(men) 的人文世界。

首先，宋儒之所以將自己的憂樂(le) 情懷歸結為(wei) 一種內(nei) 聖之道，有一個(ge) 基本的思想前提與(yu) 價(jia) 值承擔，即他們(men) 的憂樂(le) 應該是與(yu) 天下蒼生休戚相關(guan) 的情懷。在宋儒看來，盡管一切人均有憂與(yu) 樂(le) 的情感，而聖賢、士君子表達出來的憂與(yu) 樂(le) ，是應該不同於(yu) 常人的。普通常人的憂與(yu) 樂(le) 可能是源於(yu) 自己個(ge) 人的利欲、需求與(yu) 境遇，而聖賢、士君子的憂樂(le) 卻總是直接關(guan) 聯人民幸福、國家安泰、天下和美。所以，北宋時期的許多儒家士大夫，總是將聖賢、君子的憂與(yu) 樂(le) 與(yu) 天下的憂與(yu) 樂(le) 聯係起來。歐陽修曾經談到聖人的憂樂(le) 情感所體(ti) 現的精神境界：“聖人憂以天下，樂(le) 以天下。其樂(le) 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yu) 焉。眾(zhong) 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為(wei) 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為(wei) 己憂，以天下之樂(le) 為(wei) 己樂(le) 。”[11]歐陽修所推崇的“聖人憂以天下，樂(le) 以天下”，正是強調聖人並不執著於(yu) 個(ge) 人的憂與(yu) 樂(le) ，而是將天下的憂與(yu) 樂(le) 看作是自己的憂與(yu) 樂(le) 。北宋時期士大夫普遍推崇的道德精神與(yu) 人格理想，在範仲淹著名的《嶽陽樓記》中表達的更是特別充分，也就是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其實，這一類思想觀點，均是強調聖賢、士君子的社會(hui) 擔當、天下情懷的責任意識，要求士大夫要有君子、聖賢的社會(hui) 責任和天下情懷，將個(ge) 人的憂樂(le) 和天下的憂樂(le) 聯係起來。這其實恰恰是宋儒追求的內(nei) 聖外王之道。

但是，宋代士大夫不僅(jin) 僅(jin) 是強調要將個(ge) 人憂樂(le) 與(yu) 天下憂樂(le) 聯係起來，我們(men) 進一步探究時還可以追問：宋儒為(wei) 什麽(me) 會(hui) 以“憂”與(yu) “樂(le) ”的兩(liang) 種不同類型的情感描述“聖賢氣象”？這兩(liang) 種不同類型情感分別體(ti) 現出什麽(me) 不同的人文意義(yi) ？

兩(liang) 宋時期的儒家士大夫作為(wei) 政治主體(ti) 和文化主體(ti) 進入曆史舞台，他們(men) 總是對自己的政治責任、社會(hui) 使命有強烈的承擔意識，所以，他們(men) 對兩(liang) 宋的內(nei) 憂外患十分敏感，他們(men) 追求現實的外王事業(ye) ，完全有可能因此而沉溺於(yu) 憂慮、痛苦、煩惱等消極情緒之中而難以自拔。如果從(cong) 宋儒的思想言論和生活實踐中會(hui) 發現，當他們(men) 在追求外王事業(ye) 的過程中，必然會(hui) 承擔社會(hui) 之苦、國家之難的沉重壓力，故而憂患必然成為(wei) 他們(men) 精神世界的焦點和重心。許多現代學者就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肯定儒家人格理想、中國文化特征是憂患意識。但是，為(wei) 什麽(me) 宋代士大夫總是不得不經曆這樣的人生磨難和生命悲苦？宋儒並不相信一個(ge) 我們(men) 的生活世界之外還存在一個(ge) 極樂(le) 世界，他們(men) 不能夠依賴因果報應、上帝賞罰的宗教信仰來解決(jue) 、化解他們(men) 麵臨(lin) 的嚴(yan) 峻精神問題。要如何才能夠完成精神自我的救贖，以回歸到生命本質的心靈平靜、精神愉悅、身心安泰？

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理想人格一旦落實在世俗的生活世界的，他們(men) 也會(hui) 麵臨(lin) 個(ge) 體(ti) 存在、感性生命具有的消極情感必須處理，他們(men) 當然希望回歸心靈平靜、精神愉悅、身心安泰的生命狀態，並以此作為(wei) 根本精神導向，這時候，“樂(le) 以忘憂”“曾點之誌”“樂(le) 是心之本體(ti) ”等思想觀念就成為(wei) 他們(men) 情感世界的追求和目標。可以說，宋代新儒家之所以追求“孔顏之樂(le) ”，恰恰在於(yu) 他們(men) 有一個(ge) 特別重要的精神向度，就是解決(jue) 他們(men) 在社會(hui) 關(guan) 切、家國情懷中產(chan) 生的憂患問題。他們(men) 之所以需要尋樂(le) ，是根源於(yu) 他們(men) 從(cong) 事外王事業(ye) 必然麵臨(lin) 的入世之憂；而他們(men) 也需要化解、超越內(nei) 心沉重的憂患，故而迫切需要一種超然之樂(le) 。所以，“聖賢氣象”既能夠凸顯宋代士大夫的責任意識，同時也能夠表達士大夫的超然境界。許多現代學者也就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肯定儒家人格理想、中國文化特征是樂(le) 的精神。所以，宋代士大夫“聖賢氣象”的精神追求，既可能體(ti) 現為(wei) “憂患意識”，更應該體(ti) 現為(wei) “孔顏之樂(le) ”。宋代士大夫並不希望永遠陷於(yu) “憂患”之苦，也不希望溺於(yu) 一己之“樂(le) ”，故而隻能夠是兼顧社會(hui) 責任的憂患意識與(yu) 個(ge) 體(ti) 生命本真的樂(le) 天精神，最終達到一種憂樂(le) 圓融的精神境界與(yu) 理想人格。

宋儒不僅(jin) 僅(jin) 是擁有強烈的憂樂(le) 情懷，還以此憂樂(le) 情懷為(wei) 基礎建立了一套係統的心性哲學。人們(men) 往往認為(wei) 哲學是理性智慧的產(chan) 物，而宋儒“致廣大、盡精微”的高深哲學為(wei) 什麽(me) 會(hui) 與(yu) “憂”與(yu) “樂(le) ”的情感世界相關(guan) 聯？

這時，我們(men) 就來到理學“內(nei) 聖之道”的問題意識與(yu) 思想核心。宋代士大夫在積極入世中為(wei) 什麽(me) 會(hui) 具有濃厚的“憂患意識”？他們(men) 又為(wei) 什麽(me) 能夠在憂患處境中尋“孔顏樂(le) 處”？其實兩(liang) 者均與(yu) “士誌於(yu) 道”的精神信仰有關(guan) 。儒家士人的信仰是道，但恰恰是魏晉隋唐以來，儒家信仰之道受到了嚴(yan) 重的挑戰。許多有事業(ye) 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士大夫往往是出入佛老，在佛道的宗教信仰和空無哲學中尋求精神寧靜。宋儒必須為(wei) 自己的“憂患意識”“孔顏樂(le) 處”找到信仰、哲學的依據，這樣他們(men) 才能夠超越“憂患意識”帶來的困擾，才能夠真正實現“孔顏之樂(le) ”的精神升華。所以，《周易》的宇宙哲學成為(wei) 宋儒建構信仰的依據、哲學依據的重要典籍。

這裏例舉(ju) 宋儒解釋《周易》中《困》卦的一個(ge) 例子，能夠使我們(men) 看到宋儒的宇宙哲學與(yu) 憂樂(le) 意識的密切關(guan) 係。《困》似乎象征作為(wei) 政治主體(ti) 的兩(liang) 宋士大夫麵臨(lin) 的曆史困局，他們(men) 一旦進入現實世界就不能不具有濃厚的憂患意識；但是，宋儒希望一切“誌於(yu) 道”的聖賢、士君子，能夠在困局與(yu) 憂患中保持樂(le) 觀的人生態度。範仲淹對於(yu) 《困》卦的“澤無水”，他主張“困於(yu) 險而又不改其說，其惟君子乎，能困窮而樂(le) 道哉！”[12]胡瑗也是如此：“惟君子處於(yu) 窮困，則能以聖賢之道自為(wei) 之樂(le) ，又能取正於(yu) 大有德之人以為(wei) 法則，故所行無不得其道，所以獲吉而無咎矣。”[13]程頤進一步強調：“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le) 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14]“君子當困窮之時……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yi) 而已”。[15]可見，範仲淹、胡瑗、程頤在詮釋《困》卦的卦義(yi) 時，均強調兩(liang) 點：其一，任何窮塞禍患的困境均不可動搖士君子堅守道義(yi) 、不改誌向的決(jue) 心；其二，必須要在“君子困窮”的境遇中堅持以道自樂(le) 。可見，宋儒對《困》卦卦義(yi) 的闡發，已經深入到理學內(nei) 聖之道的核心問題，即如何以樂(le) 觀、積極的態度，去麵對、解決(jue) 多災多難的現實困局。程頤認為(wei) ：“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為(wei) 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le) 天安義(yi) ，自得其說樂(le) 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yi) ，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16]君子雖然處於(yu) 困窮艱險的時勢中，他無法獲得個(ge) 人命運的亨通，但是他仍然應該通過堅守道義(yi) 、樂(le) 天安義(yi) 並自得其樂(le) ，這就是所謂的“孔顏之樂(le) ”。

為(wei) 了堅定自己的“樂(le) 道”精神，宋儒重新建構了內(nei) 聖之道，即建立一套以無極太極、理氣道器的宇宙論為(wei) 哲學基礎的心性之學。宋儒建構了天人一體(ti) 的心性之學與(yu) 居敬窮理的修身工夫，他們(men) 堅持一切人均可通過心性修養(yang) 而獲得“聖賢氣象”，這是宋代士大夫能夠獲得精神上的自我救贖的唯一可能。宋儒特別是在《四書(shu) 》的經典文本中，找到了他們(men) 迫切需要的如何能夠達到憂中有樂(le) 、樂(le) 不忘憂、憂樂(le) 圓融生活態度和精神境界的哲學依據。

宋學本來是一種內(nei) 聖外王之道，宋儒當然希望在內(nei) 聖之道和外王之道兩(liang) 方麵均有進一步拓展；但在宋學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宋儒越來越意識到內(nei) 聖的根本性，特別是宋代士大夫的憂樂(le) 情懷和對理想人格的向往，故而逐漸將內(nei) 外兼顧的宋學轉型為(wei) 以內(nei) 聖為(wei) 主導的性理之學。什麽(me) 是“性理之學”？元代理學家吳澄說：“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17]當一個(ge) 人體(ti) 認到“吾之性”即是“天地之理”，由自我的內(nei) 在心性可上達宇宙之理，他承擔的“憂患意識”就具有了崇高的精神價(jia) 值，而他的“孔顏之樂(le) ”才能夠提升到一種真正的精神超越境界。所以，追求內(nei) 聖之道的宋儒更加熱衷於(yu) 形而上維度的思想建構，對理氣、道器、人心道心、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等問題表現出特別的興(xing) 趣，他們(men) 將《周易》的宇宙哲學與(yu) 《四書(shu) 》的人格哲學結合起來，建立起形而上性理與(yu) 形而下生活緊密相連的內(nei) 聖之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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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程頤：《周易程氏傳》卷四《經下·困》，見《二程集》下冊，第９４０頁。
 
[15]程頤：《周易程氏傳》卷四《經下·困》，見《二程集》下冊，第９４１頁。
 
[16]程頤：《周易程氏傳》卷四《經下·困》，見《二程集》下冊，第９４１頁。
 
[17]黃宗羲、全祖望：《草廬學案·草廬精語》，見《宋元學案》卷九二，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第３０３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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