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的文集首發式，儼然成了右翼精英的結盟典禮。賀衛方、茅於軾、馬立誠、秦曉、秦暉、胡德平、葉選基、陶思亮、馮侖、張思之、張鳴……群雄畢集，就連吳敬璉老先生也發來視頻，稱“易中天文集有益於文化建設”。
    
    
    易先生的說書水平不錯，《三國演義》確實比別人說得好，但要說他說書能夠令政、商、學這麽多“大腕”傾倒，就像當年金庸武俠小說令鄧小平、蔣經國共同喜好一樣，恐怕也未必。因此，群星畢至可能另有原因。出場人員皆來自同一陣營的現實，也吐露了個中玄機：由於重慶“唱紅”、左派起訴、輿論收緊等係列現象風雲驟急，有些人認為，中國現在又到了“曆史轉折”的重大關頭，到了左右決戰的關鍵時刻，此戰將決定中國未來走向。因此，右翼精英們自覺有必要更緊密地團結起來，更自覺地協同作戰。於是，通過這麽一個“適當的形式”，對內明確結盟的意識和決心，對外宣告聯盟的正式成立——5年前賀衛方教授曾在所謂“西方會議”上，提出要“慢慢地形成小的群體”，現在終於瓜熟蒂落了。
    
    
    在自覺鬥爭激烈時，正式聯合起來以增加勝算，這並沒什麽錯，也沒什麽見不得人。所以精英們幹脆搞了個儀式，轟轟烈烈。但是，精英們顯然犯了另外的錯誤，那就是“門禁不嚴”——集會就集會，典禮就典禮，為什麽要把秦曉這個以十幾億元將七十多億公產納入私囊的大腐敗分子也搜羅進來？即使需要利用他背後的政治、經濟資源，也可以在桌底下悄悄聯手嗬，為什麽要讓他公開亮相呢？這麽一來，人們豈不認為，你們這個右翼精英聯盟，其實就是一個與貪官沆瀣一氣的聯盟？在場精英中，尤其應該感到尷尬的是“法治”不離口的會議主持人賀衛方教授，人們難免有疑問：難道你們鼓吹的“法治”，其實就是這種與貪官彈冠相慶、舉杯甚歡的“法治”？但看現場的情形，賀教授似乎全無尷尬之意，怪不得他們早就將“讓貪官免於死刑”列為了中國“法治進程”的重要目標。
    
    
    當然，也可能是秦曉自己為了表示“問心無愧”，強烈要求非站出來亮相不可，使其他精英有苦說不出：又要用人家，又不讓人家露麵，怎麽也說不過去吧？還是朱學勤教授的招子亮嗬，知道自己“抄襲案”惹了一身騷，幹脆就不出來礙眼，默默在幕後為聯盟工作得了。
    
    
    為表示對右翼精英選擇在自己文集首發儀式上結盟的感激之情，善於作秀和煽情的易中天，頗說了些雷人的話。尤其是一句“如果誰對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認為他不是人”，更是震驚中外。易先生有沒有資格評判別人“是不是人”我不知道；關鍵在於他易中天“是不是人”，這首先就是個問題。起碼按照他自己的衡量標準，他不是人。
    
    
    易先生之為右翼群英看中，那是出了大力氣，下了大本錢的。起因即為網友“邋遢道人”指出的“投名狀”：首先，在“汪暉抄襲案”時勇猛出擊，奮不顧身；然後，在“朱學勤抄襲案”後左遮右擋、左右互搏，展現了驚人的靈活身段，讓其他隻習慣固定套路、麵對網絡批評往往束手無策的精英驚歎不已。當隻有“汪暉抄襲案”曝光時，易先生義憤填膺，聲稱“抄襲剽竊”比學生殺教師、老師睡學生更加不得了。等到情節明顯更惡劣的“朱學勤抄襲案”曝光後，易先生卻盛讚朱教授“像條漢子”——當然，在易先生的心目中，可能殺教師的學生、睡學生的老師也“像條漢子”，但如此醒目的雙重道德標準，恐怕也隻有像易先生這樣自稱“公雞中的戰鬥機”的散打高手才會不恥於出口——於是右翼精英們由衷讚歎：我們缺的就是這麽一個既奮不顧身、又毫不要臉，且精於插科打諢的人嗬！有了一個這樣的人，關鍵時刻能起大作用，可以在絕境中製造混亂、創造生機。於是，同意易先生“入夥”的共識形成了。但易先生的無恥竟然達到如此程度，難道不比“對茅先生有所不敬”更“不是人”嗎？
    
    
    能不能對茅老“不敬”，該不該對茅老“崇敬”，需要看具體情況，不能一概而論。茅老此前的一些經濟學研究和傳播，包括在NGO的一些工作，是可敬的。但是人老了，難免有糊塗的時候。對茅老的糊塗，是不是也必須“崇敬”？恐怕，“不敬”才正當，“崇敬”者“不是人”。
    
    
    茅老近來的糊塗，可以他去年發表、最近才獲得廣泛傳播的《我為什麽要講真話？》一文為例。文中說：“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富人是這樣（指“貪汙腐化，假冒偽劣”）賺來的錢，不但我不知道，恐怕誰也弄不清。”——這種不可知論，別人可以說，恰恰茅老本人不方便說。因為按照他另一篇文章《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的論證方式，什麽樣的道聽途說、流言誹語都可以作為證據，那麽還有什麽“弄不清”的？難道對象不同，就必須采取不同的論據選擇標準嗎？一切服從於論證的目的，屁股決定腦袋，看來還真是某些人的“學術”硬道理嗬。而且越到後來，屁股越大、腦袋越小，最後就隻剩屁股、沒有腦袋了。果然，茅文在後麵就直接亮屁股：“我認為基本情況並非如此（即富人並非靠“貪汙腐化，假冒偽劣”賺的錢）。”——以茅老標榜“為富人說話”的立場，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他腦袋中的論據：“道理很簡單。貪汙腐化，假冒偽劣是不能創造財富的，那都是財富的轉移。我國改革三十多年創造的財富比過去增加了數十倍。這裏不光有工農大眾創造的財富，也有企業家和富人創造的成分。如果假定富人沒有創造財富，對社會非常危險。要不了多久全國就要大動亂，大革命，從頭來起。中國將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萬劫不複之地。這是有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也包括解放後三十年的曆史證明了的。”——恐怕很多人難以想象，這就是他們所“崇敬”的茅老說出來的話？就連最基本的常識和理性都不要了。難道“貪汙腐化，假冒偽劣”這種“財富的轉移”和“創造財富”是勢不兩立、水火不相容的事嗎？難道富人就不能既轉移財富又創造財富嗎？難道創造財富可以作為沒有轉移財富的充分證明嗎？在茅老眼中“很簡單”的“道理”，在正常人眼中應該屬於匪夷所思：難道貪官搞了點政績就可以證明沒有貪汙？難道導演出了部好電影就可以證明沒有“潛規則”演員？如此荒謬的邏輯，最後竟然可一直推導出：不聽我的，“中國將陷入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萬劫不複之地”的宏大結論，這與不久前秦曉的說法：不聽我的，就會有動亂和革命。結論如出一轍，邏輯水平也不相上下。
    
    
    換一種場合，或許茅老不會表現得如此糊塗。但每當要論證不可能完成的結論時，他就饑不擇食，慌不擇言。看來，茅老的糊塗雖然還沒有達到辛子陵的程度，也差之不遠了。如果像辛子陵那樣，連“新抗美援朝”的消息都信，還說什麽：**雜誌“沒有必要編造一篇表彰胡溫的文章”。那就不是糊塗，而是愚蠢了。當然，我反對一切對於言論表達的限製——有道理你直說好了。像辛子陵那樣的，就讓他說出來讓大家看看他的愚蠢，又有什麽不好？
    
    
    我的判斷是，現在並沒有什麽左右決戰，更不可能決定中國的未來走向。一些人總習慣用一種悲情或壯烈，將自己從事的工作包裝得看起來似乎具有某種“終極”的意義或價值。但是，中國現在還沒有進步到可以由民間的思想交鋒來決定國家前途的程度，起決定作用的，依然隻有當局。無論左派、右派，最大的對手都非對方，而是橫在中間的當局。中國社會也並沒有到“重大轉折”的曆史關頭，在可預見的時段內，除了不得不投入更多資源以保障最基本的民生外，經濟、社會方麵不會發生大的改變，政治製度也不會有大的改變。唯一可能發生重大變化的，是當局對輿論導向、對話語權的掌控。近段時間的風雲變幻，既是換屆前的習慣性收縮，也說明當局從中東、北非事變中，更加肯定了似乎是由潘維教授首先總結的蘇東事變教訓：當前的大國競爭，製勝關鍵首在意識形態領域；冷戰不同於熱戰，勝負非取決於製空權，而是話語權。由是推測，近些年開始的輿論收縮或將成為常態，當局對話語權的控製，或將更進一步。這當然損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損害最大的，就是執掌中國近20年話語權的右翼知識精英的利益，這也是他們聞風而動、結盟而起的原因。
    
    
    右翼執掌中國話語權是通過兩步實現的。第一步是“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聲稱中國過去的很多災難，都是由“意識形態掛帥”導致的；很多東西其實與政治、與意識形態無關，應該還其本來，不加幹預。他們首先要求“純文學”、“純藝術”，然後要求“純學術”、“純新聞”，最後提倡“純法律”、“純行政”。等到官方意識形態從上述領域退出了，在當時的“國際大氣候”下，右翼很快成為主流，於是他們開始了第二步，建立自己的“政治正確”和意識形態標準，核心就是賀衛方教授在“西山會議”上“泄露”的“天機”：“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當然，其實也不是一點都說不得，實際情況是有些說得有些說不得，可以說一半留一半，所以當時賀教授就說了些能說的。至於什麽時候說那些不能說的？恐怕要等到秦曉們徹底免於恐懼之後。不能說的內容，其實也不難猜測，因為“道理很簡單”：精英們提出這個目標，決不可能隻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精英們要利己，無非有兩種方式，一是在兼顧大眾利益的前提下，有限度地追求自我利益；二是不惜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盡可能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看看秦曉，或者說看看右翼精英聯盟對待秦曉的態度，就不難明白他們已經作出了何種選擇。
    
    
    在這樣的“政治正確”和意識形態標準建立起來後，精英們就將它全麵推向上述“純”化後一片空白的領域，並且覆蓋了報刊、電視、出版、學校等一切信息傳播渠道，覆蓋了研究機構、高等院校、新聞媒體等一切信息內容的生產部門。凡是符合這種“政治正確”和意識形態標準的，哪怕是像秦曉這樣的巨貪，辛子陵這樣的傻蛋，也能贏得桂冠和讚譽；凡是不符合這種“政治正確”和意識形態標準的，不管再怎麽有理有據，首先是進行封殺，實在封殺不住的，就先給你戴個“不是人”的帽子，以“誅心”的方式將你搞臭。
    
    
    這麽多年下來，右翼精英在學術、思想、文藝和傳媒界差不多已經一統天下。除少數官方的表達外，不同聲音隻能見之於網絡，以至於張宏良教授感歎：中國是當今世界大國中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卻又是當今世界上徹底消滅了左派刊物的唯一國家。
    
    
    這麽多年鋪天蓋地的辛勤“啟蒙”，右翼精英“征服”了不少人心，俘獲了不少紛絲。典型案例是劉亞洲和韓寒——本來搞形象思維的，偏偏要插足邏輯思維領域，被人忽悠很正常；被忽悠後又滿懷信心地忽悠他人，也很正常。
    
    
    從2004年開始，左翼思潮開始“浮出水麵”，但右翼仍然牢牢占據著主流。現在，有跡象顯示官方要開始行動了，要把失去的陣地奪回來。它會怎麽做？這一步將走多遠？是僅僅以“唱紅”等形式，倡導一種官方的主流價值觀；還是要全麵調整對信息傳播渠道和內容生產部門的管理方式和獎懲辦法？這是所有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不可不關注的重大變化。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