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方麵對國家博物館門前孔子塑像的位置變動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三個多月以前，孔子塑像被放在國家博物館門口，也就是天安門的東側，引起了不少的爭議。這尊孔子塑像不過是一件普通的藝術品，質樸大方，並沒有太多的異彩。然而，就因為它被偶然置於特殊的位置，就掀起了不小的文字波瀾。無休止的意義追加與相互責難，已經遠遠超過對孔子塑像本身的鑒賞，甚至把部分人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其它地方：浮想聯翩，各抒己見。一時間，鬧得不可開交。


    大眾傳媒時代的最大特點就是泡沫消費。孔子塑像的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趨勢。許多景區、店鋪或者文化場館都存在這樣的現象：出售孔子塑像或者以孔子像作為商品的包裝。更有一些小型企業注冊孔子、孟子的商標，以此作為提高產品身價的途徑。這充分說明了世俗化具有強大的力量，就連古代聖賢也難以幸免。這些現象並沒有引起相關人員的重視，更沒有誘發許多探討。原因在於它們還不具備泡沫的資格。國家博物館門前的孔子塑像由於地段特殊，這才為許多立場鮮明、態度明朗、才華橫溢的論家提供了展示自身能力的機會。無論歡呼具有特殊意義的“孔子”回歸，還是妄想揣測什麽風向標，或者劍拔弩張、口誅筆伐，都於孔子本人與儒家思想無所增損。這都是具有鮮明的身份意識的現代人進行的富有現代色彩的爭論。儒家置身其中，何其不辜！


    國家博物館門前的孔子塑像變動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儒家的尷尬遭遇。經學時代結束以後，經典與聖賢從曆史舞台上淡出。然而，從究極層麵講，生生之德卻未曾斷絕。抱守遺經，退藏於密，深入堂奧，心憂天下，這才是儒家的明智選擇。世俗化對儒家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儒家想要走出困境，不但需要置身於文化意義的傳播，更要善於總結自身的經驗和教訓，重新發掘“儒術”中的合理成分，對治現代社會出現的一係列問題。這裏所說的“儒術”有特殊涵義，其核心價值觀念是“仁”，其外部展現為“術”，就是王應麟所說的“仁術”，也就是經營“家國天下”的“道”。“儒術”或“仁術”是任何具體事物所無法替代或抹煞的。因為它以良知作為倫理道德的底限，構建一個維護公共生活規則的平台，調適社會生活中的諸多問題，將心性、禮製與天道溝通起來，為實現“家國天下”的遠大理想做出具體的事情。與其它宗教的偶像崇拜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儒家以孔子塑像作為尊崇聖人的方式，或者說寄托王道觀念，而不是迷信與崇拜。


    國家博物館門前的孔子塑像在一百多天內經曆了樹立與移動的變動。這些都牽動了許多有想法的人。反對將孔子塑像立在國家博物館門前的人，將目光放在天安門廣場，把孔子塑像等同於某種特定的社會形態、價值觀念和公共生活規則，對其進行否定，而忽略了列寧主張的“發揚現有文化的優秀的典範、傳統和成果”，進而以“左派”幼稚病的武斷方式對孔子及儒家思想進行徹底的否定，忽略了構建新時代的文化需要繼承人類優秀文化傳統這一真知灼見。從曆史人物的身份來看，孔子不是現實的統治者，隻不過在身後被追封出許多嚇人的名號。這些名號都是“飾儒”的表現，或者說是不願意采納“儒術”而力圖“緣飾儒術”的高明手法。“儒術”不是洪水猛獸，而是係念蒼生、利國利民的致治之道。“儒術”不是封閉僵化的觀念形態，而是“日新又新”、不斷損益的理論創新活動，既要敢於麵對困境與挑戰，又要善於解決實際問題。“孔子素王”的價值就在於維護自身理論的完整性，自立自強自覺地進行儒家的社會實踐。儒學精微易簡，不會因為沒有孔子塑像而失去自身價值；儒家誌向宏大，不會因為將孔子塑像放在特定位置而固步自封。


    儒家現代社會必須充分發展，尤其是以開放的胸懷容納一切優秀的文化成果，不斷完成自身的話語轉換，更好地為社會成員謀求福利。麵對激烈的反對意見，儒家必須善於提取其中的有效成分，尤其接受唯物史觀中的優秀創見。畢竟唯物史觀對於基督教有著強大的震懾力與批判力，有助於掃除儒學發展道路上的障礙，更能防止基督教的長驅直入與深層滲透。對於這一問題的冷靜思考，必須成為儒家的緊迫任務之一。同時，唯物史觀也能從儒家文化中尋求曆史文化方麵的基礎與結合點，更好地促進唯物史觀的民族化，激發巨大的創造力。任何盲目拋棄儒家文化合理成分的做法都是小資產階級情緒的發作，而不是真正的唯物史觀。戰鬥唯物主義之所以強有力，就在於它能夠吸納人類一切的優秀成果，不斷壯大自己的理論，而不是閉目塞聽、停滯不前。戰鬥唯物主義必須吸納本民族的思想精華，才能確保自身的生命力、戰鬥力與創造力。百慮一致，殊途同歸。儒家對此也要有清醒的認識。


    孔子塑像隻是一件藝術作品，至於額外的文化意義都是許多解讀者賦予的，不能盲目加以引申。如果真正遵從孔子之道，就應該給“孔子素王”一個合適的位置，那就是文廟或者通常所說的孔廟。大成金聲玉振，沒有莊嚴廟宇，沒有固定的場所，怎能凸顯自身的曆史價值和時代魅力。北朝時期以至於隋代，有女性去文廟祈禱求子，後來的學者對此多有非議，認為極大地誤解了儒家的真精神和真假值。今天，當論家激烈爭辯孔子塑像的位置問題時，是否考慮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誤讀。當學界重新評價孔子的曆史地位時，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孔子素王”的涵義與效用，以至於阻斷它對維係人心、關注社會正義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素王”就是“空王”，也就是沒有權柄卻又呼籲仁愛的令天下歸王的人。當作為有生命的個體已經逝去的時候，就是說孔子本人早已辭世，那麽“孔子素王”的精神就需要認真加以發掘和維護，因為“空王”能夠發揮協調作用，從曆史文化層麵給予今人全麵的關照，在整體方麵構建本民族的精神家園，攜手並進，眾誌成城，促成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這是海內外一切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必須站在全局的高度，放眼未來，而不是自閉於狹隘的預設框架之中，以至於喪失發展機遇。


    前賢有言，千聖萬聖，歸於仲尼一聖。這是對傳統中國的文化匯流的高度概括。既然現時代繼承了傳統文化的優秀成果，那麽就應該重視孔子的文化價值與意義，為綜合創新提供源頭活水與曆史參照，有效地避免曆史虛無主義的幹擾，做一個中華民族發展的促成派。如果孔子塑像具有這一方麵的積極意義，我個人覺得應該給予合適的位置，鼓勵世人不斷努力奮進。除此之外，任何“飾儒”都是不可取的。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