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yu) 世界體(ti) 係的兩(liang) 輪脫鉤

——重新掛鉤：以自主發展為(wei) 中心

作者：姚中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政治學係教授）

來源：《世界政治研究》 2021年第二輯 總第十輯

內(nei) 容提要

後發國家實現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在世界體(ti) 係中，但該體(ti) 係又是支配性的，因而對後發國家來說，是否進入體(ti) 係、如何進入、進入多深、構建何種身份，以及能否在必要時退出、脫鉤，又在合適時機進入、重新掛鉤，是國家的頂層戰略抉擇問題。1949年以來，中國有過兩(liang) 輪與(yu) 世界體(ti) 係的脫鉤—重新掛鉤：第一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與(yu) 美國主導的西方體(ti) 係脫鉤，轉身進入蘇聯領導的東(dong) 方體(ti) 係；第二輪是50年代末，中蘇友好關(guan) 係破裂，蘇聯排斥中國，中國逐漸接觸西方。本文簡單梳理兩(liang) 輪脫鉤—重新掛鉤過程，揭示中國從(cong) 中獲得的自主發展收益；據此曆史經驗，對一個(ge) 國家與(yu) 世界體(ti) 係脫鉤—重新掛鉤的必要性、條件、效果略做理論探討；最後分析國家發展新戰略所隱含的與(yu) 西方體(ti) 係再度局部脫鉤、進而協和生成以生產(chan) 為(wei) 中心的新世界體(ti) 係之政治意誌。

【關(guan) 鍵詞】

脫鉤；重新掛鉤；世界體(ti) 係；國家自主性

一、問題、文獻與(yu) 方法

近年來，美國日益明顯而廣泛地尋求與(yu) 中國脫鉤——實即排斥，把中國排出其所主導的世界體(ti) 係。麵對這一做法與(yu) 新冠肺炎疫情的疊加衝(chong) 擊，中國從(cong) 2020年年中開始調整國家發展戰略，從(cong) 事實上的國際大循環轉向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中隱含了在核心關(guan) 鍵技術領域實現局部脫鉤、以擺脫依附、實現自主發展之義(yi) 。這樣，世界體(ti) 係中強者的排斥與(yu) 弱者的脫鉤策略，成為(wei) 學術界亟須深入研究的問題。

曆史可以為(wei) 鑒。過去大半個(ge) 世紀，中國已有兩(liang) 次脫鉤或遭排斥而又重新掛鉤的經曆：第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與(yu) 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體(ti) 係脫鉤，轉身進入蘇聯領導的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第二次從(cong) 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中、蘇友好關(guan) 係結束，蘇聯排斥中國，中國與(yu) 蘇聯脫鉤，於(yu) 70年代初逐漸接觸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體(ti) 係。

這兩(liang) 次脫鉤—重新掛鉤是新中國曆史進程之關(guan) 鍵節點，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戰略格局變化之關(guan) 鍵節點。從(cong) 全球範圍看，中國最終取得了較好的發展成就，又堅持了政治、經濟的獨立，這表明兩(liang) 次脫鉤—重新掛鉤的戰略決(jue) 策是基本正確的。深入研究其過程、得失，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現代世界體(ti) 係的性質，理解中國在此體(ti) 係中為(wei) 了實現自主發展而進行戰略抉擇的政治邏輯；至關(guan) 重要的是，這一邏輯貫穿國家新發展格局構想和“‘十四五’規劃綱要”。

本文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ti) 係理論，但作擴張使用：以蘇聯為(wei) 首的東(dong) 方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也被視為(wei) 一個(ge) 世界體(ti) 係。之所以使用這一概念，是因為(wei) 世界體(ti) 係首先是經濟性的，且有中心與(yu) 邊緣（或外圍）間的支配關(guan) 係。“脫鉤”是外圍國家尋求自主發展的一種策略，通過主動、暫時脫出支配性體(ti) 係，構建自身的政治獨立和發展自主權。與(yu) 之相關(guan) 的“排斥”指世界體(ti) 係中的霸主國家聯合中心國家借助各種機製、政策，阻止特定外圍國家在世界體(ti) 係內(nei) 活動、從(cong) 中獲取發展所需之資源。脫鉤和排斥都不可能斷絕一切關(guan) 係，而是從(cong) 戰略層麵上相互脫離，不再保持製度性分工關(guan) 係，因而不再進行係統性匹配。在脫鉤或遭排斥之後，後發國家又可與(yu) 世界體(ti) 係重新掛鉤，即重新進入世界體(ti) 係，此即過去幾十年間學術界所討論的“融入”。

本文關(guan) 注脫鉤、重新掛鉤，重點是脫鉤，對此，中外學界已有一定研究，基本沿三條線索展開。

第一條線索是貿易保護主義(yi) 理論。作為(wei) 美國立國之父的聯邦黨(dang) 人亞(ya) 曆山大·漢密爾頓是早期闡述者。麵對英國的先發技術優(you) 勢，漢密爾頓於(yu) 1791年向國會(hui) 提交了《製造業(ye) 報告》，主張為(wei) 了發展本國“幼稚工業(ye) ”，須建立強大國家，並采取嚴(yan) 厲貿易保護主義(yi) 政策。貫穿19世紀的“美國學派”繼承了這一思想，且有強烈的民族主義(yi) 甚至孤立主義(yi) 傾(qing) 向。德國人李斯特曾在美國生活多年，他觀察美國保護主義(yi) 政策的實施，並自覺繼承漢密爾頓的思想，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ti) 係》中係統發展了保護主義(yi) 理論，其要旨是通過保護性關(guan) 稅，與(yu) 工業(ye) 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脫鉤，以謀求本國“幼稚工業(ye) ”自主發展。繼承李斯特主義(yi) 思想傳(chuan) 統的德國學者迪特·森哈斯於(yu) 1977年發表《世界經濟秩序與(yu) 發展政策：對脫鉤的呼籲》，倡導後發國家走“脫鉤型發展”之路，其所用詞匯dissoziation（dissociation）相當於(yu) de-coupling，意即脫鉤。1982年出版的《歐洲發展的曆史經驗》進一步申論“隔斷作為(wei) 發展原理”（dis-sociation as a development rationale）命題。

第二條線索是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論。馬克思論述了資本主義(yi) 的世界性，從(cong) 而構建了思想史上第一種世界體(ti) 係理論，相應地認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也是世界性的。然而，革命卻在俄國首先爆發，新生的蘇維埃國家遭資本主義(yi) 世界體(ti) 係排斥，處在事實上的脫鉤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發展列寧的“一國革命論”為(wei) “一國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論”，認為(wei) 蘇聯自身可以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暫時的脫鉤被正常化。據此，斯大林認為(wei) ，蘇聯黨(dang) 和國家的根本任務是在世界體(ti) 係之外、完全通過內(nei) 部積累，實現工業(ye) 化。這是其五年計劃思路的理據。不過事實上，在西方經濟危機爆發後，蘇聯立刻抓住機會(hui) ，大力吸引西方資本、技術，此即構成重新掛鉤。由此，蘇聯迅速建立了完整而獨立的工業(ye) 體(ti) 係。斯大林版本的脫鉤論對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有巨大影響。

第三條線索發展於(yu) 西方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家對拉美、第三世界國家“欠發展”（underdevelopment）、依附的討論中，由薩米爾·阿明較早提出並闡明。1969年，阿明提出“脫鉤”（de-linking）概念；在1970年出版的《世界規模的積累——欠發達理論批判》一書(shu) 《緒言》中阿明再次明確提出：“與(yu) 世界市場的決(jue) 裂是發展的首要條件。”1985年，阿明在《脫鉤：邁向多中心的世界》一書(shu) 中，集中闡述其所倡導的脫鉤命題；兩(liang) 年後，阿明又發表《關(guan) 於(yu) 脫鉤概念的筆記》一文，加以申論，引發學界一定討論。長期關(guan) 注拉美欠發展問題的弗蘭(lan) 克也主張後發國家與(yu) 資本主義(yi) 世界市場“脫鉤”。

以上國際性討論展開於(yu) 20世紀中期，中國發展成就當時尚不明顯，因而未涉及中國。阿明在其學術生涯後期注意到中國，並曾不甚明確地以其脫鉤理論進行解釋，強調“中國不是自1980年以後，而是自1950年以後就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雖然這條道路曆經了許多方麵都不同的幾個(ge) 階段”；“中國的成功崛起完全是這個(ge) 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結果。”

中國學者討論脫鉤問題較早、較多的是溫鐵軍(jun) 和賈根良：賈根良受李斯特主義(yi) 和美國學派影響，主張“不對稱全球化戰略”，即“通過保護主義(yi) 與(yu) 發達國家處在半隔絕、半脫鉤狀態（淺度全球化）”；在此基礎上，賈根良較早提出“國內(nei) 大循環”命題。溫鐵軍(jun) 受阿明影響較大，但偏好“去依附”概念，其團隊的研究觸及了兩(liang) 輪脫鉤—重新掛鉤，但未對其作專(zhuan) 門的理論研究。

提出世界體(ti) 係理論的沃勒斯坦本人曾討論過中國與(yu) 世界體(ti) 係的關(guan) 係，並敏銳地指出：“在資本主義(yi) 世界經濟中，資本的積累必然導致剩餘(yu) 價(jia) 值分配出現兩(liang) 極分化。這個(ge) 體(ti) 係要正常運作，世界人口中處於(yu) 上層的比例從(cong) 來不可能超過15%……中國全力推進經濟增長恰恰是令資本主義(yi) 體(ti) 係的結構性危機變得更加尖銳的因素之一。”這一認識有先見之明。王正毅在介紹世界體(ti) 係理論的專(zhuan) 著中，簡單觸及中國與(yu) 世界體(ti) 係的關(guan) 係。

脫鉤、重新掛鉤均是相對於(yu) 國際體(ti) 係而言，國際關(guan) 係學界對中國的退出、融入有不少研究。分開來看，專(zhuan) 門研究中蘇關(guan) 係的學者對“一邊倒”到中蘇決(jue) 裂的過程有頗多研究；研究中美關(guan) 係的學者對中國與(yu) 美國脫鉤、二十年後又與(yu) 美國關(guan) 係正常化的過程也有所研究。牛軍(jun) 把兩(liang) 者放在一起研究，但主要聚焦於(yu) 領導人的戰略決(jue) 策。時殷弘將1840年至今中國與(yu) 國際體(ti) 係的關(guan) 係概括為(wei) 抵抗、屈服、趨同、造反、協調五個(ge) 階段，後兩(liang) 個(ge) 階段即本文所論涉及者；王逸舟勾勒中國外交三個(ge) “三十年”，把1949—1979年定性為(wei) “造反者”對抗“權勢者”的態勢；劉相平明確地討論過1949年以來中國與(yu) 兩(liang) 個(ge) 世界體(ti) 係的關(guan) 係。目前已有多部研究中國與(yu) 國際體(ti) 係關(guan) 係變化的著作出版，但對兩(liang) 輪脫鉤—重新掛鉤的內(nei) 在關(guan) 聯，似未見深入討論者，且國際關(guan) 係學界的論述均有強烈價(jia) 值傾(qing) 向：首先，不自覺地把西方社會(hui) 視為(wei) 唯一的國際社會(hui) ，忽略東(dong) 方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本身構成一個(ge) 國際社會(hui) ，中國雖在此國際社會(hui) 中，卻常被斥為(wei) 封閉。另外，對世界體(ti) 係的中心—外圍結構或國際體(ti) 係的支配性缺乏清醒認識，把融入視為(wei) 理所當然，對脫鉤普遍采取拒斥態度，未做同情性理解與(yu) 理性分析。

總體(ti) 上，目前尚未有以脫鉤為(wei) 中心概念討論這兩(liang) 輪戰略決(jue) 策、進而探討中國實現自主發展之經驗的研究。本文試圖彌補這一缺憾，從(cong) 後發國家發展的角度，對兩(liang) 輪脫鉤—重新掛鉤決(jue) 策進行連貫的研究，以期理解規模巨大而國力貧弱、並被嵌入於(yu) 己不利的世界體(ti) 係中的中國，為(wei) 謀求自主發展而艱難突破、探索的過程及其背後的政治邏輯。

現代國家是在世界體(ti) 係中存在、活動的，其政治必然是世界性的，因而把國家置於(yu) 世界政治體(ti) 係中考察，是研究現代國家構建及其行為(wei) 邏輯的構成性方法。體(ti) 係內(nei) 生壓力迫使所有後發國家不能不謀求超常規發展，但這種壓力或中心國家給予的誘惑又可能使國家陷入外圍化，從(cong) 而陷入欠發展陷阱中。這樣，是否進入世界體(ti) 係，進入哪個(ge) 體(ti) 係，與(yu) 體(ti) 係尤其是其中霸主國構建何種性質和何種幅度、程度的關(guan) 係，以及是否退出某個(ge) 體(ti) 係，成為(wei) 後發國家所麵臨(lin) 的頂層戰略抉擇問題，其效應遠超外交或國際關(guan) 係領域，而全麵、深刻地塑造國家價(jia) 值、各領域製度和政策，當然也會(hui) 對體(ti) 係本身產(chan) 生大大小小的衝(chong) 擊。

本文後續節次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描述1949年中國與(yu) 西方世界體(ti) 係脫鉤、與(yu) 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重新掛鉤的過程與(yu) 得失；第三部分描述中國與(yu) 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脫鉤、與(yu) 西方世界體(ti) 係重新掛鉤的過程與(yu) 得失；第四部分基於(yu) 中國經驗，對一個(ge) 國家與(yu) 世界體(ti) 係脫鉤—重新掛鉤的必要性、條件、收益略作理論探討；第五部分分析國家發展新格局構想和“‘十四五’規劃綱要”所隱含的局部脫鉤、重構世界體(ti) 係的內(nei) 涵；最後是一個(ge) 簡短結語。

二、第一輪脫鉤—重新掛鉤：退出西方體(ti) 係，進入東(dong) 方體(ti) 係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所著《現代世界體(ti) 係》開篇道：“從(cong)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一個(ge) 我們(men) 可稱其為(wei) 歐洲世界體(ti) 係的格局宣告形成。”在此體(ti) 係中，西歐是“中心”，美洲、東(dong) 歐、非洲是“邊緣”。不過在此後兩(liang) 三百年中，該體(ti) 係主要局限於(yu) 環大西洋地區。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的中國經濟仍能獨立自主地發展，甚至成為(wei) “世界工廠”，與(yu) 歐洲中心國家進行平等交易，並領導東(dong) 亞(ya) 甚至印太天下秩序，可謂“遠方的中心國家”。

到19世紀上半期，這一格局被打破。英國率先完成工業(ye) 化，在技術和軍(jun) 事上對中國享有代差優(you) 勢，在鴉片戰爭(zheng) 中打敗了中國。此後，歐美各國陸續完成工業(ye) 化，並有能力侵略中國，中國接連遭遇失敗。由此開始，歐洲人所主導的世界體(ti) 係覆蓋亞(ya) 歐大陸，舊世界的曆史性國家普遍“外圍化”，中國的世界地位發生大逆轉：從(cong) 遙遠的中心國家變成半殖民地國家，政治上部分喪(sang) 失獨立自主地位，經濟上逐漸陷入半依附狀態，僅(jin) 比美洲好一些。1949年之前的100年間，中國經濟確有所增長，但十分緩慢，且屬於(yu) 依附理論所說的“沒有發展的增長”：民族工業(ye) 受到西方壓製，難以健康發展；各產(chan) 業(ye) 之間、現代經濟部門與(yu) 傳(chuan) 統經濟部門之間存在嚴(yan) 重“脫節”，尤其是缺乏重工業(ye) 支撐，未能構築、積累出國家經濟自主發展之內(nei) 生能力——這是外圍依附性經濟體(ti) 的典型特征。

孫中山、蔣介石曾致力收回關(guan) 稅自主權、廢除不平等條約；抗戰勝利時，中國成為(wei) 聯合國安理會(hui) 常任理事國。然而，國民黨(dang) 政權對美國的依附心態帶來一次反向運動：抗戰結束前，蔣介石接受美蘇在雅爾塔達成的默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出讓眾(zhong) 多國權。後果更嚴(yan) 重的是隨後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及相關(guan) 條約，中國對美國全麵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貧弱的中國成為(wei) 擁有巨大產(chan) 能的美國著手構建之全球自由貿易體(ti) 係的最早加入者。美國商品大量湧入中國，本土工業(ye) 遭遇巨大衝(chong) 擊、破壞。國民黨(dang) 政府又進行幣製改革，與(yu) 美元掛鉤，財政、金融高度依附美國。

戰爭(zheng) 和依附造成普遍經濟、社會(hui) 危機，這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贏得人心、迅速奪取政權的原因之一；但這一局麵也給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出了一道難題：如何處理對美國的這一廣泛而深刻的依附性關(guan) 係？基於(yu) 其政治理論和抱負，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不可能接受這種狀態。

首先，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成立於(yu) 巴黎和會(hui) 上中國被西方列強出賣、中國人開始有反帝意識之後，並以馬列主義(yi) 為(wei) 指導思想。在西方思想譜係中，馬克思發展出世界體(ti) 係理論，以之解釋資本主義(yi) 的誕生和運轉——20世紀各種版本的世界體(ti) 係理論都由馬克思的理論發展而來；列寧依據19世紀後期歐洲的新動向發展了帝國主義(yi) 理論。馬列主義(yi) 理論讓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成立之初就具有世界視野，認識到帝國主義(yi) 的壓迫、剝削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中共二大確定反帝為(wei) 革命的主要目標；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隨後投入抗日戰爭(zheng) ，在解放戰爭(zheng) 中，美國則支持國民黨(dang) 。凡此種種事實不斷強化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反帝、反美、反西方體(ti) 係意識。

其次，馬克思主義(yi) 理論讓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認識到現代社會(hui) 以工業(ye) 化大生產(chan) 為(wei) 基礎；戰爭(zheng) 也讓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深切認識到工業(ye) 化的威力。因而在宣告“一邊倒”的《論人民民主專(zhuan) 政》報告中，毛澤東(dong) 明確宣布：“我們(men) 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以此作為(wei) 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nong) 業(ye) 國進到工業(ye) 國”；“人民民主專(zhuan) 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jue) 國家工業(ye) 化的問題。”據此，作為(wei) 建國憲法的《共同綱領》第三條明確規定國家根本任務是“發展新民主主義(yi) 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nong) 業(ye) 國為(wei) 工業(ye) 國。”而帝國主義(yi) 是中國實現工業(ye) 化的最大障礙，毛澤東(dong) 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七屆二中全會(hui) 報告中又論證說，中國的現代性工業(ye) 發展遲緩，“是帝國主義(yi) 製度和封建製度壓迫中國的結果”；中國要發展工業(ye) ，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yi) ，“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欲達此目的，沒有對外貿易的統製是不可能的。”

據此，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做出了“一邊倒”的體(ti) 係抉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冷戰格局已經成型，二元世界體(ti) 係並存。這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調整國家發展戰略提供了戰略選擇空間；美國基於(yu) 其與(yu) 蘇聯的體(ti) 係性對抗戰略，拒絕接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尋求國家獨立的新中國。因而在立國過程中，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確定三大外交政策：另起爐灶、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歸結為(wei) 一點：與(yu) 美國為(wei) 首的西方世界體(ti) 係脫鉤，進入以蘇聯為(wei) 首的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隨後展開的中國與(yu) 西方體(ti) 係的脫鉤是全麵而徹底的。

第一，政治脫鉤。清末以來，中國政治變革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美國化。新政權終結了這一趨勢，以馬列主義(yi) 為(wei) 指導思想，實行人民民主專(zhuan) 政，以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為(wei) 目標。

第二，外交脫鉤。新政權不承認舊政府同各國建立的一切外交關(guan) 係，而是在新的政治基礎上同各國逐個(ge) 談判建立外交關(guan) 係。由此徹底脫出原有國際體(ti) 係，獲得對邦交國的選擇權，自主地構建了平等、互利的邦交國體(ti) 係，在其中享有完全獨立自主地位。

第三，經濟脫鉤。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明確地拒絕資本主義(yi) 製度，拋棄自由貿易政策，國家憑其對外貿的絕對控製權構建了全麵的貿易自主權，貿易對象從(cong) 西方體(ti) 係轉向東(dong) 方體(ti) 係；在貨幣上，依靠強有力的資源動員和掌控能力，發行“實物本位”人民幣，既不依附美元也不依附盧布。

第四，文化脫鉤。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精英群體(ti) 總體(ti) 上是親(qin) 美的。1949年上半年，毛澤東(dong) 接連發表四篇評論，“批評了國內(nei) 一部分資產(chan) 階級知識分子對於(yu) 美國帝國主義(yi) 的幻想”；抗美援朝期間，國家協調境內(nei) 各基督教教會(hui) 切斷與(yu) 外國的聯係；對西方國家在華的教育、文化機構實行解散、接管等政策；在高校引導知識分子在精神上去殖民化。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做出這一重大決(jue) 策的動機固然有意識形態因素，同樣甚至更為(wei) 重要的是獲取工業(ye) 化所需外部資源之迫切願望。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清醒地認識到，自1840年以來的中國革命是世界性的，現代化建設同樣必須是世界性的。毛澤東(dong) 在《論人民民主專(zhuan) 政》中明確指出：“在帝國主義(yi) 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中國必須從(cong) 先進國家獲得技術、資本，但：“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yi) 者，他們(men) 會(hui) 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men) 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願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men) ，這是因為(wei) 什麽(me) 呢？這是因為(wei) 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借以解救他們(men) 自己的危機，並不是什麽(me) 對中國人民的援助。”中國要推進工業(ye) 化，必須換一條世界道路：“我們(men) 在國際上是屬於(yu) 以蘇聯為(wei) 首的反帝國主義(yi) 戰線一方麵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隻能向這一方麵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yi) 戰線一方麵去找。”因此，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西方世界體(ti) 係脫鉤，絕非走向封閉，而是走向另一方向的開放：東(dong) 方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是一個(ge) 世界體(ti) 係，既是政治的也是經濟的，其內(nei) 部存在一個(ge) 以蘇聯為(wei) 首的經濟分工合作體(ti) 係，其中有足以供中國推進工業(ye) 化所需之知識、製度和資源。

模仿蘇聯工業(ye) 化模式曾經是20世紀30、40年代國人之共識。洋務運動以來，中國持續謀求工業(ye) 化，但在西方世界體(ti) 係中奮鬥百年而未達目標。蘇聯社會(hui) 主義(yi) 工業(ye) 化的成效引起全世界震動，包括自由主義(yi) 者在內(nei) 的中國知識分子自然產(chan) 生了效仿蘇聯工業(ye) 化模式之意。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則將此付諸實施。

中國進入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確實實現了工業(ye) 化進程的一次革命性突破。明清時代的中國就是“世界工廠”，後來敗於(yu) 歐美列強，乃因為(wei) 欠缺工業(ye) 革命所帶來的重工業(ye) ，在西方世界體(ti) 係中始終沒有發展起來，蘇聯模式恰以重工業(ye) 化為(wei) 中心。通過“一邊倒”，中國建立了一套具有內(nei) 生能力的重工業(ye) 體(ti) 係，掌握了工業(ye) 生產(chan) 體(ti) 係的底層邏輯。相應地，蘇聯協助培養(yang) 中國的科研、技術人員，賦予中國自主發展科技的能力。由此支持的軍(jun) 事工業(ye) 迅速改善了軍(jun) 隊的裝備水平，提高了其維護國家獨立自主的能力。

可見，蘇聯支持中國工業(ye) 化頗為(wei) 慷慨，顯示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與(yu) 西方世界體(ti) 係有完全不同的邏輯。西方世界體(ti) 係是資本主義(yi) 性質的，中心國家通過各種機製確保其資本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使用暴力，一方麵拓展市場，另一方麵維護其技術、產(chan) 業(ye) 壟斷。蘇聯則依據國際主義(yi) 原則在體(ti) 係內(nei) 建立跨國的技術—產(chan) 業(ye) 分工體(ti) 係，不吝與(yu) 盟國分享其先進技術。中國也由此得到了當時比較先進的技術。

蘇聯尚能尊重中國的獨立自主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與(yu) 中國簽訂的一係列條約加深了中國的依附性，麵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建立國家政權的事實，則抱著“蔑視”態度，缺乏最基本的尊重，這是雙方走向敵對的一大原因。蘇聯的態度相對好一些。在革命時期，毛澤東(dong) 抓住曆史契機實現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組織上、思想上相對於(yu) 共產(chan) 國際和蘇聯的獨立自主。帶著高度自覺的獨立自主意識，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建立新中國並加入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斯大林雖有民族主義(yi) 和大國沙文主義(yi) 傾(qing) 向，但並未徹底拋棄國際主義(yi) 。

事實上，在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中，中國享有“半中心國家”地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基本上獨立地取得革命勝利，使斯大林另眼相看，形成其“革命東(dong) 移論”命題：世界革命中心先從(cong) 西歐移到俄羅斯，又從(cong) 俄羅斯移到中國和東(dong) 亞(ya)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可與(yu) 蘇共“合作分工”，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發揮一定領導作用。自19世紀末朝貢體(ti) 係崩潰以來，中國再次發揮國際領導地位。這是中國恢複世界性大國進程中的重要一步。

當時以及今天一直有人懷疑，“一邊倒”是另一種依附。確實，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做出“一邊倒”決(jue) 策後，在政治、軍(jun) 事、教育等各方麵采用蘇聯模式。但稍加考察即可發現，“一邊倒”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權衡了兩(liang) 個(ge) 世界體(ti) 係對中國發展——尤其是工業(ye) 化的利弊之後，獨立自主地做出的政治決(jue) 斷，完全不同於(yu) 此前國家領導者的被動、依賴心態。正因為(wei) 有此精神，毛澤東(dong) 在1949年10月出訪蘇聯、重構中蘇關(guan) 係時，堅決(jue) 要求廢除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規定的蘇聯在華主要特權，不惜與(yu) 斯大林發生衝(chong) 突。

三、第二輪脫鉤—重新掛鉤：中蘇決(jue) 裂，再度進入西方體(ti) 係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中的獨立性、自主性推動中、蘇兩(liang) 黨(dang) 很快結束蜜月，引發中國的第二輪脫鉤—重新掛鉤：中國與(yu) 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脫鉤，反身進入美國為(wei) 首的西方世界體(ti) 係。

斯大林逝世後，1956年年初，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了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震動世界左翼陣營，共產(chan) 主義(yi) 觀念在西方世界急劇退潮；東(dong) 方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內(nei) 部人心浮動，波蘭(lan) 、匈牙利陷入政治危機。麵對如此劇變，赫魯曉夫舉(ju) 措失當，毛澤東(dong) 卻審時度勢，向蘇聯黨(dang) 及時提出正確應對之策，化解了兩(liang) 場危機。赫魯曉夫頗為(wei) 感激，邀請中國充當調解人，協調其與(yu) 波蘭(lan) 黨(dang) 的緊張關(guan) 係。由此中國大幅度提高了在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中的地位，成為(wei) 所有黨(dang) 公認的具有一定領導作用的大黨(dang) 。

毛澤東(dong) 由此決(jue) 意探索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的中國道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如此獨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製度創新引起蘇共不滿，50年代末，蘇共廢除了對中國的援助協議，糾合各國共產(chan) 黨(dang) 批判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疏遠中國。中國遭遇中心國家的排斥。這之後，中、蘇之間、實際上是中國對當時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中的多數黨(dang) ，展開了為(wei) 時數年的意識形態論戰，兩(liang) 者最終走向決(jue) 裂。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次脫鉤，兩(liang) 種力量在此戰略調整過程中同時發揮作用：一方麵，中國主動擺脫蘇聯模式，拒絕蘇聯的支配，探索自主發展道路；另一方麵，蘇聯領導其盟友排斥中國。就兩(liang) 黨(dang) 決(jue) 裂而言，後一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不過，這次脫鉤是猶豫而漫長的，脫鉤主要出於(yu) 蘇聯的排斥。因此，整個(ge) 60年代的中蘇關(guan) 係表現為(wei) ：在意識形態領域，兩(liang) 黨(dang) 激烈爭(zheng) 論；在經濟領域仍保持經貿往來，中國的對外貿易主要發生在與(yu) 這個(ge) 體(ti) 係內(nei) 的東(dong) 歐國家之間。

中蘇決(jue) 裂後，毛澤東(dong) 更認真地探索獨立發展的現代化中國道路，但中國的工業(ye) 基礎十分薄弱，難以支持內(nei) 生性工業(ye) 化。從(cong) 各國經驗規律看，工業(ye) 化的啟動有賴於(yu) 享有比較優(you) 勢的產(chan) 品進入世界規模的市場，國際大循環是無法繞過的。中國與(yu) 蘇聯脫鉤、又未進入西方世界體(ti) 係，缺乏必要資源投入和市場規模，工業(ye) 化必然陷入停滯。而當時美蘇兩(liang) 國投入巨資進行軍(jun) 備競賽，帶動新一輪技術革命，中國無從(cong) 獲得。故與(yu) 蘇聯脫鉤後，中國發展陷入停滯。

接連遭遇經濟、政治挫折的毛澤東(dong) 認識到內(nei) 生工業(ye) 化的不可能性，乃於(yu) 60年代末重新思考國家發展戰略。美蘇兩(liang) 霸關(guan) 係的緊張再次給中國提供了戰略回旋餘(yu) 地，中國及時調整戰略認知，確定蘇聯為(wei) 首要戰略敵人，反美則退居其次。由此，中美有了共同戰略利益，逐漸接近，很快實現了關(guan) 係正常化。此時距中蘇脫鉤已有十年矣。

不過，接下來中國與(yu) 美國為(wei) 首的世界體(ti) 係的重新掛鉤過程是比較緩慢的。1979年中美始正式建交；兩(liang) 國經貿往來雖有增加，依然有限；直到2001年年底，中國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比較完整地進入西方經濟體(ti) 係，此時，中美關(guan) 係正常化已過去30年。

如此漫長的過程與(yu) 中國當年迅速進入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形成鮮明對比，主要原因在於(yu) 中美兩(liang) 國的政治互信度較低：一方麵，中國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各方麵與(yu) 美國是明顯異質的，美國對中國的進入設置了苛刻條件，兩(liang) 國交往過程中也出現過多次反複；中國進入體(ti) 係之後，美國領導西方國家仍在多個(ge) 領域對中國采取防範、歧視或封閉措施，旨在維護其在技術、產(chan) 業(ye) 、軍(jun) 事等方麵的絕對優(you) 勢。另一方麵，中國雖有借助西方世界體(ti) 係實現快速發展的殷切希望，卻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第一，不改變基本政治和經濟製度；第二，堅持經濟上的自主發展戰略，保持國有企業(ye) 的戰略性地位，保持政府對經濟全麵而強大的管理權，保持國家對金融的全麵控製；第三，堅持有控製的、漸進的開放政策，堅守貨幣主權，堅持維護工業(ye) 體(ti) 係的完整性和獨立性。可以說，鄧小平所闡述的“兩(liang) 手抓”原則，也適用於(yu) 處理與(yu) 世界體(ti) 係的關(guan) 係：一方麵堅定推動開放，另一方麵堅決(jue) 維護國家的獨立自主。當時接連發生的西方思想、政治衝(chong) 擊波，促使鄧小平對後者的認識日益堅定。

中國如此堅持政治獨立和發展自主，在80年代以來的世界體(ti) 係中是頗為(wei) 罕見的。冷戰結束後，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崩潰，“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覆蓋全球，非西方體(ti) 係中的絕大多數國家改變了其政治製度和發展戰略，而有所謂“民主化第三波”、自由主義(yi) 的全球化等世界政治現象；曆史將終結於(yu) 西方的經濟政治製度的說法一度極為(wei) 流行。中國麵臨(lin) 巨大的政治、意識形態壓力，卻保持戰略定力，特立獨行：實施對外開放，進入這個(ge) 單一世界體(ti) 係，卻始終保持製度和政策的自主性，按自己的戰略需要，自主地實施有管理的開放政策，按國家發展需要引進各種外部資源，以建立獨立而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為(wei) 國家根本任務。事實證明這種自主性開放的發展模式是有效的。

四、脫鉤—重新掛鉤：作為(wei) 後發國家實現自主發展的策略

在短短二三十年中，中國與(yu) 世界體(ti) 係進行了兩(liang) 輪脫鉤—重新掛鉤，如此頻繁、劇烈的戰略調整當然有其特定曆史脈絡，但也呈現了後發國家在現代世界體(ti) 係中謀求發展所麵對的兩(liang) 難困局，更呈現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所建立和領導的國家克服這種困局的意誌和戰略。

英國於(yu) 19世紀初率先完成工業(ye) 化，對其他國家擁有了絕對技術、軍(jun) 事優(you) 勢，其他國家乃成為(wei) 後發者，被迫麵臨(lin) 國家戰略抉擇的難題：為(wei) 擺脫劣勢，必須推進工業(ye) 化；但工業(ye) 化所需之技術、資本、市場等資源掌握在先發國家手中；先發國家確實積極地推動所有國家進入世界體(ti) 係，為(wei) 此構建了自由貿易意識形態，甚至不惜發動戰爭(zheng) 強迫後發國家“開放”，但其目的卻是把後發國家外圍化，便於(yu) 長期汲取其剩餘(yu) 價(jia) 值；為(wei) 此，還以各種機製維護技術壟斷地位——美國對中興(xing) 、華為(wei) 的技術打壓即清楚地顯示了這一行為(wei) 邏輯。於(yu) 是，身在世界體(ti) 係中的後發國家不能不在開放和封閉之間進行選擇；當然，由於(yu) 內(nei) 外各種壓力，經常采取開放政策，卻陷入“有增長無發展”“不平等的發展”“欠發展”之類的陷阱。後發國家一直在尋求擺脫困境之道。

建國之初的美國相對於(yu) 英國是後發者，漢密爾頓敏銳地意識到這一後發困境，主張貿易保護主義(yi) ，可視為(wei) 溫和脫鉤論。20世紀中後期的桑哈斯、薩米爾·阿明等學者進一步提出激進脫鉤論。從(cong) 實踐上看，凡是實現了工業(ye) 化的國家，普遍采用了溫和或激進脫鉤戰略。

美國就是典型。北美殖民地之所以尋求獨立，就是因為(wei) 殖民者不滿帝國的壟斷，爭(zheng) 取貿易自主權和工業(ye) 發展權。但美國在政治上獨立之後，經濟上仍依附英國——這與(yu) 20世紀的大多數亞(ya) 非拉國家一樣。1812年的英美戰爭(zheng) 再次切斷美國經濟與(yu) 英國的部分聯係，北方製造業(ye) 得到一定發展空間。但南方經濟卻高度依附英國：黑人奴隸製莊園生產(chan) 的棉花絕大多數出口英國，又進口英國的工業(ye) 品，構成了在國家體(ti) 外循環的“經濟飛地”，南、北方經濟之間形成嚴(yan) 重“脫節”——這是外圍國家常見的現象。因此，南北方之爭(zheng) 歸根到底是自主的、工業(ye) 化的、內(nei) 部市場統一的發展道路與(yu) 依附的、大宗農(nong) 產(chan) 品出口的、內(nei) 部市場分裂的發展道路之爭(zheng) ，其間利益極為(wei) 巨大，雙方乃走上戰場。南方戰敗後，美國內(nei) 部市場走向統一，實施貿易保護主義(yi) 政策，其工業(ye) 化進程加快。不過，獲得獨立自主地位的美國又與(yu) 英國重新掛鉤，吸納大量英國資本支持其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ye) 發展。蘇聯其實也是通過被動脫鉤，而後重新掛鉤，自主地實現了工業(ye) 化。

這兩(liang) 個(ge) 例證首先表明，一個(ge) 國家與(yu) 世界體(ti) 係脫鉤是完全可能的。世界規模的資本主義(yi) 的強大政治、經濟邏輯確有力量把所有國家卷入世界體(ti) 係中，中心國家也必然通過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手段把外圍國家固化在依附狀態。但是，世界體(ti) 係的基本單位畢竟是現代民族國家，按照19世紀以來的國際製度，總是可以保有一定自主性，當然包括與(yu) 世界體(ti) 係脫鉤的自由。國際關(guan) 係領域中的新古典現實主義(yi) 理論肯定了這一點，吉登·羅斯認為(wei) ：“外交政策選擇是由實際的政治領導人和政治精英製定的，因此，重要的是他們(men) 對相對實力的感知，而不僅(jin) 僅(jin) 是物質資源或現有軍(jun) 事實力的相對數量。”用建構主義(yi) 的話語說，體(ti) 係固然是重要的，但國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構建其與(yu) 國際體(ti) 係間的關(guan) 係，即國家的國際身份。

脫鉤是建構有利於(yu) 自己國際身份的重大政治行動；而是否與(yu) 世界體(ti) 係脫鉤，取決(jue) 於(yu) 其國家領導團體(ti) 是否有脫鉤的意誌，而這由其認知和情感決(jue) 定。在中國，促成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以美國為(wei) 首的世界體(ti) 係脫鉤的知識是列寧主義(yi) 理論，它定義(yi) 西方世界體(ti) 係為(wei) 帝國主義(yi) 的，是中國貧弱之源。另一方麵，中國有悠久而輝煌的文明曆史，曾構建了一個(ge) 世界體(ti) 係，從(cong) 情感上不可能接受他者的支配，不可能甘於(yu) 經濟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這兩(liang) 者共同支持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兩(liang) 個(ge) 世界體(ti) 係進行脫鉤的政治意誌。

脫鉤意誌之實現，以國家的強大組織動員能力為(wei) 依托。脫鉤必定帶來巨大而全麵的震蕩、衝(chong) 擊，經濟社會(hui) 生活方麵均需重新構造、再次啟動。中國之所以能在短短十年之內(nei) 進行兩(liang) 次脫鉤，主要因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的組織化程度極高，黨(dang) 所建立和領導的國家同樣有極高程度的組織化；黨(dang) —政體(ti) 係對國民和各種經濟資源進行了空前的廣覆蓋、深滲透，使之服務於(yu) 黨(dang) 所確定的統一目標。這套體(ti) 製足以應對脫鉤所帶來的各方麵的巨大衝(chong) 擊，並在短時間內(nei) 完成重新掛鉤所需要的國家發展路徑的整體(ti) 轉換，重新快速啟動。

脫鉤需要合適的外部條件。從(cong) 結構上看，20世紀中期的二元世界體(ti) 係格局讓中國有自主進行戰略選擇的空間，與(yu) 西方世界的脫鉤是以與(yu) 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的掛鉤為(wei) 目標的，同時期不少亞(ya) 洲、非洲國家也做出了與(yu) 中國類似的選擇。19世紀獨立建國的拉美各國則沒有這麽(me) 幸運，在政治上獨立了，經濟上卻沒有備選世界體(ti) 係可供轉圜，不得不繼續留在其所反抗過的宗主國支配的世界體(ti) 係中，依附長期化、永久化，以至於(yu) 其成為(wei) 依附理論的主要經驗來源。

脫鉤的實施需要恰當的時機，通常形成於(yu) 世界體(ti) 係動態演進所敞開之時間窗口，一般是戰爭(zheng) 帶來的，依附性國家與(yu) 中心國家之間或國家內(nei) 部的戰爭(zheng) 導致依附性聯係的中斷。國家領導者團體(ti) 若有脫鉤意誌，可把握時機，將這種臨(lin) 時中斷轉變為(wei) 結構性脫鉤。不過仔細考察即可發現，此類戰爭(zheng) 的導火線常起源於(yu) 脫鉤的意向。脫鉤意向引發了戰爭(zheng) ，戰爭(zheng) 讓脫鉤成為(wei) 事實。以中國為(wei) 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反帝為(wei) 宗旨，內(nei) 含新政權與(yu) 西方世界體(ti) 係脫鉤的邏輯。在美國，謀求自主發展的北方要求南方廢除其依附於(yu) 英國棉紡織業(ye) 的莊園製經濟，內(nei) 含與(yu) 英國脫鉤的政治意願；由此引發的內(nei) 戰摧毀了南方的奴隸製經濟，造成了脫鉤的事實。

因此，一個(ge) 國家是否與(yu) 世界體(ti) 係脫鉤，歸根到底由其國家領導者團體(ti) 對國家發展戰略的認知和選擇所決(jue) 定。一旦其有了自主發展的堅定意誌，則必定密切關(guan) 注世界體(ti) 係的變化，這就有可能抓住時機，實現脫鉤。

脫鉤確實可以給處在依附狀態的後發國家帶來一定好處。後發國家對世界體(ti) 係的依附通常是全麵的，脫鉤的好處一般也是廣泛的，比如在政治上實現獨立自主，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去殖民化，但最為(wei) 重要的還是推動自主的工業(ye) 化，“建設一個(ge) 統一的、自主的、以自身為(wei) 動力的民族經濟”。如阿明所言，外圍國家在經濟上的致命缺陷是“脫節”“去結構化”，一般經濟學所討論的“二元經濟”隻是其最粗疏的表達；相反，處在世界體(ti) 係中心的各國經濟是“自我中心的”“一體(ti) 化的”“民族的”，即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普遍論及的國民的/國家的經濟（national economy）。這是“國民國家構建”（nation-state building）的重要麵相。所謂現代國家構建在政治上主要是構造普遍的直接統治體(ti) 係，統一的國家權力穿透一切中間組織，達及所有人，造就相互平等而統一的國民共同體(ti) 。國家構建在經濟領域的任務是打破一切地理、政治、社會(hui) 的阻隔，形成所有國民可低成本參與(yu) 交易之統一的國內(nei) 市場，即“國民的/國家的經濟”。如此內(nei) 在連貫的國民經濟可以實現國家的“自我中心型發展”，這是國家富強、國民保持凝聚力的關(guan) 鍵所在。因此，構造“國民經濟體(ti) 係”是現代國家構建的基礎性工作。

中心國家的政治國家構建、國民經濟體(ti) 係構建與(yu) 其構建世界體(ti) 係的擴張行動一般是同步的，中心國家的支配性力量正來自此。後發國家構建統一的國民經濟體(ti) 係的努力卻遭到中心國家的羈絆，在政治上，無從(cong) 構建現代國家；在經濟上，傳(chuan) 統的統一國內(nei) 市場遭到解構，經曆“去工業(ye) 化”，淪落為(wei) 大宗原料供應地或傾(qing) 銷市場；外向性導致經濟的“去結構化”，其重要部門主要與(yu) 中心國家進行循環，與(yu) 本國經濟反而缺乏有機聯係。由此，後發國家通常陷入政、經二元分離狀態：政治上可能是民族主義(yi) /國家主義(yi) 的，經濟上卻做不到一體(ti) 化。大量經濟活動的體(ti) 外循環必然侵蝕政治統一，其社會(hui) 趨於(yu) “封建化”：依附性經濟部門在政治上依附於(yu) 中心國家，據以構建其對國家的分離性權力；政府麵對如此封建化的社會(hui) ，當然難以具有自主性。

就此而言，現代國家在建立之初進行一次脫鉤，哪怕比較短暫，可能是必要的：在經濟上，全方位劇烈震蕩可衝(chong) 擊已板結的依附性結構，敞開重建國內(nei) 市場內(nei) 在聯係、建立自我中心型發展的國民經濟之可能；在政治上，打擊、馴服依附於(yu) 中心國家而尾大不掉的所謂“社會(hui) ”權力，以樹立國家相對於(yu) 社會(hui) 的自主性；在意識形態上，有助於(yu) “去殖民化”，擺脫歐美化的精英群體(ti) 在思想價(jia) 值上對中心國家的依附，構建自主的意識形態體(ti) 係。經過這一係列努力，後發國家可擁有名副其實的“主權”，從(cong) 而走上自主的、因而是有效的發展之路。

美國、蘇聯，當然還有中國的例子又都表明，脫鉤之後還需重新掛鉤。脫鉤隻是獲得政治獨立、實現自主發展的一種政治策略，其要義(yi) 是解脫頑固的依附性紐帶，確立國家在世界體(ti) 係中的自主權，構建國家自主地確立有助於(yu) 自主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之價(jia) 值、製度、政策的機會(hui) 。但國家發展利益的最大化，還是依賴於(yu) 在此基礎上，獨立自主地進行有利於(yu) 國家自主發展的重新掛鉤，以從(cong) 外部獲取發展所需之資源。

重新掛鉤可有兩(liang) 種情形：一種是重新進入此前脫出的世界體(ti) 係，美國、蘇聯都是如此；另一種是與(yu) 另一世界體(ti) 係掛鉤，當然這是以存在另一體(ti) 係為(wei) 條件的，中國的兩(liang) 次重新掛鉤都是如此。相比較而言，脫鉤雖然是艱難的，但畢竟可以單方麵實施；重新掛鉤則需要合適的國際條件，因而需要高超的戰略意識和政治技巧。

脫鉤與(yu) 重新掛鉤是實現自主發展的戰略操作整體(ti) 中的兩(liang) 個(ge) 環節，缺一不可。經濟活動內(nei) 在地具有擴展性、開放性；尤其是後發國家實現發展所需之資源如技術、資本，隻能來自中心國家；很多時候，後發國家的發展還需依賴先發國家的市場。因此，對後發國家來說，脫鉤是策略性的，重新掛鉤是戰略性的。唯有通過重新掛鉤，脫鉤收益才能實現。脫鉤的目的是為(wei) 了獲得獨立和自主；但若不能實現發展，就不可能維持獨立和自主；即便勉強維持，也沒有意義(yi) 。現代國家的“國家理由”是發展，通過脫鉤—重新掛鉤的戰略操作可以打開自主性開放發展道路，循此道路可以解決(jue) 身處現代世界體(ti) 係中的後發國家所麵臨(lin) 的兩(liang) 難困境，既從(cong) 外部獲得資源，又不淪為(wei) 依附地位。

中國正是循此邏輯展開兩(liang) 輪脫鉤—重新掛鉤的。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後如此評價(jia)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這句話同樣適合於(yu) 評價(jia) 中國的兩(liang) 輪脫鉤—重新掛鉤決(jue) 策。不過，此處仍需對其中爭(zheng) 議較多的部分略作辨析。

對中國70年代初以來與(yu) 美國重新掛鉤的決(jue) 策，各界普遍給予了肯定。很多人乃以今衡古，對1949年中國與(yu) 美國脫鉤的戰略決(jue) 策提出批評，進而貶低中國進入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的價(jia) 值。然而，衡量戰略決(jue) 策之得失，必須進入曆史脈絡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在西方世界體(ti) 係中已陷入深度依附狀態，全麵震蕩式脫鉤確實帶來了巨大陣痛，但結束了長期依附，確立了國家在政治上的獨立自主，開啟了自主發展的道路。中國以此自主發展的精神和獨立自主的身份進入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得到此前從(cong) 未得到過的重工業(ye) 體(ti) 係，從(cong) 而擁有了維護獨立自主的軍(jun) 事能力，進而確立了世界大國地位。因而當20年後中美重新掛鉤之時，中美的結構性身份已完全不同，中國不是依附者而是自主的、與(yu) 美國平等的戰略合作者。從(cong) 產(chan) 業(ye) 角度看，與(yu) 美國掛鉤之後，中國重點轉向發展農(nong) 業(ye) 、輕工業(ye) ，而原有重工業(ye) 體(ti) 係既發揮了支撐作用，又得以轉型、升級。總體(ti) 上，中國通過兩(liang) 次脫鉤—重新掛鉤，從(cong) 兩(liang) 個(ge) 世界體(ti) 係中各取其所長，為(wei) 我所用，形成技術和產(chan) 業(ye) 的“跨時互補”，累積而成獨立的、完整的、內(nei) 在一體(ti) 化的國民經濟體(ti) 係。這兩(liang) 個(ge) 環節，缺一不可，沒有一次是多餘(yu) 的。

這就是在世界體(ti) 係中實現自主發展的中國經驗，它對我們(men) 思考後發國家與(yu) 國際體(ti) 係的關(guan) 係、國家構建、國家自主性等問題，均有重要啟發意義(yi) 。

國際體(ti) 係不是中立的，而是強者支配弱者的權力關(guan) 係——各種現實主義(yi) 理論清楚地揭示了這一點。後發國家處在不利位置，那麽(me) ，是否進入或留在國際體(ti) 係，就是一個(ge) 需要權衡、選擇的重大戰略問題。開放不是絕對價(jia) 值，而是實現發展的機製。重要的是對誰開放、在多大程度上開放，因而保持開放的主動權是至關(guan) 重要的。構建與(yu) 世界體(ti) 係的關(guan) 係是後發國家之現代國家構建事業(ye) 中的關(guan) 鍵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憲法的價(jia) 值和結構。因此，國家領導者須有曆史智慧、世界視野，深思熟慮，審慎決(jue) 斷。

至於(yu) 判斷加入或留在國際體(ti) 係之得失的標準隻有一個(ge) ：是否有助於(yu) 以工業(ye) 化為(wei) 中心的發展。自工業(ye) 革命以來，對中等規模以上國家來說，工業(ye) 化與(yu) 否決(jue) 定國家的生死，大國興(xing) 衰歸根到底由工業(ye) 能力之興(xing) 衰決(jue) 定。因此對後發國家來說，最大的政治議題是實現以工業(ye) 化為(wei) 中心的發展、形成一體(ti) 化的國民經濟體(ti) 係，後發國家須據此選擇其意識形態、政治製度，選擇其與(yu) 國際體(ti) 係的關(guan) 係。

這兩(liang) 類政治選擇的正確方向是確保或增強國家的自主性。針對美國政治學長期忽視國家——實際上指政府——的傾(qing) 向，一些美國學者倡導“國家自主性”，且主要在國家、社會(hui) 二元分立視野中展開討論。然而，現代政治的首要屬性是世界性，因而國家自主地權衡取舍其與(yu) 世界體(ti) 係——尤其是與(yu) 其中的霸權國家的關(guan) 係，當為(wei) “國家自主性”之決(jue) 定性維度。亦即，“國家自主性”首先表現為(wei) 本國在世界體(ti) 係中的自主性。政府麵對社會(hui) 時所遭遇之各種不自主，多數是由其在世界體(ti) 係中的政治、經濟不自主所造成的：眾(zhong) 多社會(hui) 力量，不管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意識形態的，常憑借中心國家的資源和政治支持，抗衡本國政府的權威。構建國家自主性，首先要構建國家在世界體(ti) 係中的自主性，體(ti) 現為(wei) 國家的政治獨立，落實為(wei) 國家的自主發展。

脫鉤—重新掛鉤是構建國家在世界體(ti) 係中之自主性的重要策略。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國家之所以決(jue) 絕地脫鉤—重新掛鉤，又是因為(wei) 其本來擁有極高自主性，不論對國際體(ti) 係還是對本國各種社會(hui) 力量，脫鉤—重新掛鉤又強化了這一自主性。因此可以說，政治自主、自主發展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及其所建立的國家之基本政治價(jia) 值，也是驅動其在內(nei) 部、國際上采取一切行動的核心政治邏輯。中國也確實由此實現了自主發展，取得了較好發展成就。中國經驗證明，後發國家領導集團有保持政治獨立、堅持自主發展的意誌，構建出能力強大的政黨(dang) 和國家，就可以自主地構建與(yu) 世界體(ti) 係及其中支配性國家的良性關(guan) 係，避免依附性發展、欠發展之類的陷阱。

五、發展新戰略：局部脫鉤，構建新世界體(ti) 係

20世紀中期，當中國決(jue) 定探索現代化建設的中國道路時，蘇聯排斥中國；今天當中國初步完成工業(ye) 化、決(jue) 心走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時，美國排斥中國。中國再次麵臨(lin) 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抉擇。

美國決(jue) 意排斥中國，並不令人意外。當今全球分工—合作體(ti) 係的上層結構是以政治、軍(jun) 事等手段構建而成的。美國付出成本維護這一體(ti) 係，旨在獲取壟斷核心技術、產(chan) 業(ye) 的利益，其他國家則被有意或無意地構造於(yu) 依附者位置上，盡管程度不同：西歐各國、日本、韓國屬於(yu) 發達國家，但在政治、經濟上對美國有明顯依附性，核心技術受製於(yu) 美國；欠發達國家的依附性就更為(wei) 嚴(yan) 重。

當代中國卻是顯著例外，毛澤東(dong) 植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及其所領導的國家之政治基因是追求、維護政治獨立和自主發展權。中國進入兩(liang) 個(ge) 世界體(ti) 係均為(wei) 基於(yu) 國家發展利益最大化考量之策略性選擇，絕不接受任何依附性結構安排。這一堅定的政治意誌與(yu) 體(ti) 係的支配邏輯是完全相悖的，難為(wei) 其所容，乃遭遇兩(liang) 次排斥。美國排斥中國的邏輯與(yu) 蘇聯排斥中國的動因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中既有意識形態因素，更有國家間戰略競爭(zheng) 因素。

參照中蘇決(jue) 裂經驗似可預言，中美脫鉤的過程不大可能快速推進。中、蘇脫鉤曾麵臨(lin) 雙向阻滯力：中國在東(dong) 方世界體(ti) 係中有巨大經濟、技術利益，蘇聯也能從(cong) 中國勉強留在體(ti) 係中獲得政治好處。中美間關(guan) 係頗有類似之處，美國的資本主義(yi) 性質與(yu) 其世界規模積累的邏輯更會(hui) 成為(wei) 中美的黏合劑。馬克思和阿瑞基都曾指出，資本的積累是世界性的，且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即物質擴張階段與(yu) 金融擴張階段的交替更迭，並在空間上轉移，過去500年已完成了熱那亞(ya) 周期、荷蘭(lan) 周期、英國周期，目前正處在美國周期。在每個(ge) 周期內(nei) ，物質擴張階段的激烈競爭(zheng) 壓低中心國家的貿易或生產(chan) 利潤率，其資本乃從(cong) 中抽離，轉化為(wei) 高流動性金融資產(chan) ，進入人口規模更大、國家組織性更強的新興(xing) 貿易或生產(chan) 中心。曆史上，荷蘭(lan) 資本助推了英國的興(xing) 起，英國資本助推了美國的興(xing) 起。美國早已開始去工業(ye) 化（也即金融化），其資本必然轉向新興(xing) 的工業(ye) 化生產(chan) 中心。阿瑞基曾以為(wei) 日本、韓國等東(dong) 亞(ya) 國家就是美國資本的新大陸，這不符合曆史進程。2007年出版的《亞(ya) 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係》則注意到了中國的複興(xing) ，暗示了中國周期的到來。資本的世界性積累邏輯必然驅動美國資本盡力搭上中國高收益率的便車，一如英國資本當年大量投資於(yu) 美國。當然，在美國國內(nei) ，要求再工業(ye) 化的政治、經濟力量與(yu) 投資中國的金融力量之間一直進行激烈鬥爭(zheng) ，且將繼續下去，但至少在一定時期內(nei) 後者可以構成反脫鉤的阻滯力量。利用這個(ge) 時間窗口，中國可以推動其生產(chan) 體(ti) 係更為(wei) 完整。

阿瑞基的理論也提示我們(men) ，美國周期將會(hui) 終結，繼之而起者當為(wei) “中國周期”，中國成為(wei) 世界生產(chan) 、貿易網絡的中心。這一轉移或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內(nei) 容，國家發展新戰略亦當置於(yu) 這一曆史大勢下理解。

此前幾十年，中國基本遵循“國際大循環”戰略，在世界規模的市場中發揮比較優(you) 勢，從(cong) 低附加值產(chan) 品起步，逐步擴展、升級其工業(ye) 體(ti) 係。在一些關(guan) 鍵核心領域則仍對中心國家有明顯技術依附，另有一些領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場依賴。若幹重要企業(ye) 在遭遇美國排斥之後陷入嚴(yan) 重困境的事實，顯示了局部依附的困境，這種依附不是全麵的，但已是中國進一步發展之障礙。

國家決(jue) 定轉向“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國內(nei) 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新格局”，“‘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地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wei) 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其中隱含了進行更高水平的技術、產(chan) 業(ye) “脫鉤”之用意，當然不是全麵脫鉤，而是針對局部依附的局部脫鉤，以“提升供給體(ti) 係的創新力和關(guan) 聯性，解決(jue) 各類‘卡脖子’和瓶頸問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這裏所說的“關(guan) 聯性”就是我們(men) 所說的經濟發展的“自我中心性”，這是經濟體(ti) 係保持自主之本。

當然，脫鉤隻是策略，具有戰略意義(yi) 的是自主地重新掛鉤。國家發展新戰略中的“形成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格局”，就是新一輪更高水平的重新掛鉤，即與(yu) 全世界願與(yu) 中國合作的國家形成分工合作關(guan) 係，共同發展。不過，此時使用“重新掛鉤”一詞已無必要，因為(wei) 今日中國不在世界體(ti) 係之外，而是世界體(ti) 係中的一個(ge) “次中心”，有可能是另一個(ge) 正在形成中的世界體(ti) 係的“準中心”。或者更準確地說，中國是正在形成的一個(ge) 新體(ti) 係的“協和”者——這個(ge) 詞出自《尚書(shu) ·堯典》的“協和萬(wan) 邦”——實際上，這個(ge) 曆史進程已經啟動了，此即“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剛剛簽署的《區域全麵經濟夥(huo) 伴關(guan) 係協定》（RCEP）。

這個(ge) 新體(ti) 係的形態和內(nei) 在邏輯必然不同於(yu) 發源於(yu) 歐洲的現代世界體(ti) 係。後者是資本主義(yi) 的，曾經是殖民主義(yi) 的，且經常伴隨帝國主義(yi) ，驅使剩餘(yu) 價(jia) 值從(cong) 外圍流向中心，後發的外圍國家普遍被鎖定在依附狀態，難以發展。中國的文明傳(chuan) 統、革命傳(chuan) 統和政治價(jia) 值均與(yu) 此不相容：中國古代所構建的東(dong) 亞(ya) 甚至印太天下秩序之基本原則是“修文德以來之”，朝貢貿易的運作機製是“厚往薄來”；中國革命的目標是反帝，國家獨立、自主發展、人民共同富裕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價(jia) 值。這些傳(chuan) 統、價(jia) 值必然引領中國走出一條世界發展新路，其大綱是國家領導人提出、並已寫(xie) 入某些國際文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理念。

筆者通過中西長時段曆史宏觀比較研究發現，西方有悠久而頑固的軍(jun) 事—貿易國家傳(chuan) 統，中國則始終是生產(chan) 型國家。歐美構造和維護現代世界體(ti) 係的力量正是軍(jun) 事和貿易，其采取如此策略的約束性條件是其與(yu) 外圍的人口和地理規模相差懸殊，必然選擇挾暴力進行貿易以快速獲利的策略。不過，世界體(ti) 係四個(ge) 積累周期的轉換已呈現出霸主國規模擴大、工業(ye) 生產(chan) 活動日益重要的明顯趨勢：英國支配世界的力量主要來自工業(ye) 化，但其規模過小，很快喪(sang) 失工業(ye) 強國地位，走向金融化；美國的規模在西方世界最大，其霸主地位主要依靠其強大的工業(ye)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能力，隻不過仍未逃脫資本主義(yi) 邏輯的必然結果：金融化。再進一步，繼美國之後作為(wei) 世界性生產(chan) 中心的中國，人口規模是美國的4倍，工業(ye) 規模占全球之比將是空前的。這樣，中國將延續美國開啟的路徑，扭轉世界體(ti) 係運作的邏輯，轉向以生產(chan) 為(wei) 中心。

或可預料，世界體(ti) 係演進至“中國周期”，將逐漸形成全新的“生產(chan) 性世界體(ti) 係”，以生產(chan) 為(wei) 中心，各國組織為(wei) 一個(ge) 以發展為(wei) 紐帶的命運共同體(ti) 。如此體(ti) 係有助於(yu) 其他國家免於(yu) 外圍化，反過來也有助於(yu) 中國免於(yu) 金融化，打破阿瑞基式周期性，長期處在物質擴張階段，造福於(yu) 其中所有國家。當然，美國所主導的世界體(ti) 係仍有頑強生命力，因此，全球將在未來一段時期內(nei) 形成並保持二元經濟、政治世界體(ti) 係並存的格局：一個(ge) 以中國為(wei) 首，以生產(chan) 為(wei) 中心，各國共享發展之福；另一個(ge) 以美國為(wei) 首，以金融、軍(jun) 事為(wei) 中心，延續資本主義(yi) 的中心—外圍結構。這似乎又回到20世紀中期的格局，隻不過中國的地位有所不同。

六、結語

自英國率先完成工業(ye) 化以後，各國均被納入普遍的現代世界體(ti) 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形成東(dong) 西方兩(liang) 個(ge) 世界體(ti) 係分立、對峙的格局。處在其中外圍位置的後發國家之最大政治難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世界體(ti) 係的資源實現自身的發展，而又擺脫或避免依附？這是個(ge) 兩(liang) 難局麵，少數國家選擇了封閉因而無從(cong) 發展，很多國家選擇了開放，經濟有所增長卻陷入依附而不再發展。

在這方麵，中國經曆過複雜的演變，以中國與(yu) 世界體(ti) 係的關(guan) 係為(wei) 線索，可以勾勒出中國現代曆史演變的軌跡如下：第一階段，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領導、維護東(dong) 亞(ya) 天下秩序；第二階段，大約有一百年時間，在歐美支配的世界體(ti) 係中，中國陷入依附狀態，尤其是在抗戰結束之後對美國的依附急劇加深；第三階段，1949年，中國與(yu) 美國脫鉤，擺脫上述依附狀態，並立刻轉身與(yu) 蘇聯掛鉤，走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建立重工業(ye) 體(ti) 係；第四階段，20世紀60年代，中國遭到蘇聯排斥，乃與(yu) 東(dong) 方體(ti) 係脫鉤，與(yu) 美國為(wei) 首的西方世界體(ti) 係重新掛鉤，逐漸允許市場機製發揮作用，但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憑借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自主性開放戰略，基本實現了工業(ye) 化；今天我們(men) 正處在第五階段，或可以中國工業(ye) 產(chan) 值超過美國的2011年為(wei) 起點，中國向技術、產(chan) 業(ye) 尖端攀登，美國開始排斥中國，中國被迫與(yu) 美國進行局部脫鉤，而協和生成新的世界體(ti) 係。

這其中，中國與(yu) 美國、蘇聯為(wei) 首的兩(liang) 個(ge) 世界體(ti) 係的兩(liang) 輪脫鉤—重新掛鉤決(jue) 策，均出於(yu) 高度自覺的政治決(jue) 斷，是具有文明自豪感的大國在現代世界體(ti) 係重新確定自己身份、並實現發展利益最大化的頂層戰略操作，當時付出了巨大代價(jia) ，但長時段來看，其整體(ti) 效果是良好的。

據此可以說，阿明等人倡導後發國家通過與(yu) 世界體(ti) 係的脫鉤來謀求發展，是可以成立的；不過本文補充指出：脫鉤之後，還需重新掛鉤，理由不難理解：後發國家的發展不可能不借助發達國家的技術、資本、市場，不能不借助廣闊世界的原材料；長期完全脫鉤而自我封閉，絕不可能實現國家發展。因此，與(yu) 世界體(ti) 係的脫鉤隻是政治策略，猛烈而全麵的震蕩確實有助於(yu) 國家擺脫對體(ti) 係或其中霸主的依附，樹立政治、經濟自主性。更為(wei) 重要的是善用這一國家自主性，實施自主開放戰略，按照自己的需求，接近、利用世界體(ti) 係中的資源，實現經濟的自我中心型發展。

充分發揮自主性的政治前提是存在一個(ge) 以政治獨立、自主發展為(wei) 基本價(jia) 值的國家領導者團體(ti) ，並建立強有力的國家體(ti) 製，動用、組織、利用內(nei) 外各種資源實現趕超型發展。因此，思考後發國家的發展戰略，與(yu) 其關(guan) 注脫鉤，不如聚焦構建具有政治獨立、自主發展之意誌和能力的意識形態、政黨(dang) 和國家。

至於(yu) 今天，擺在中國麵前的問題已不是與(yu) 世界體(ti) 係的脫鉤或重新掛鉤，而是如何實現更高層次的自我中心型發展，進而協和生成一個(ge) 更好的世界體(ti) 係。不過，本文對兩(liang) 輪脫鉤—重新掛鉤的研究仍有其意義(yi) ，以上所揭示的後發國家的困境與(yu) 複雜心態，值得我們(men) 在協和生成新體(ti) 係時高度重視。“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中國的世界曆史責任是協和生成一個(ge) 更好的體(ti) 係，各國在其中與(yu) 中國長期共同發展而無脫鉤之念，中國文化傳(chuan) 統、革命傳(chuan) 統與(yu) 自身脫鉤—重新掛鉤的經曆讓我們(men) 有理由對此充滿信心。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