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排行榜，數年前普通中國人還很陌生的名字，伴隨著胡潤百富榜、福布斯富豪榜以及“教授富豪榜”、“作家富豪榜”等在中國的走紅，如今已成為普通民眾津津樂道的話題。富豪榜的紅火以及媒體對上“榜”富豪的大肆宣傳，客觀上起到了將占有金錢多少等同於人生成功的心理暗示作用。尤其是現在中國絕大多數富豪過度傾向個人享受而漠視社會公益，這些評述成為拜金主義的助推器。
    
    
    　　這個論斷也得到了有關數據的支持：據《路透與艾普索斯（Reuters/Ipsos）》民意調查表明，中國人更相信“金錢萬能”的說法，在中國有69%的受訪者認為金錢代表成功，而在美國僅有33%的人把金錢視為成功的象征。有人據此驚呼,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拜金主義”大國。這對於一個具有悠久儒家文化傳統的國家，真是諷刺。
    
    
    　　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雖然肯定人有逐利的天性，支持人們追求富貴和美好生活，但同時強調恪守“先義後利”的價值觀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財富觀。一方麵，承認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合乎人情，另一方麵，又認為這一追求必須符合社會道德準則。“義以生利”和“以義製利”乃儒家義利觀的核心內容，“見利思義”、“取之有義”、“先義後利”、“重義輕利”等觀念便由此所派生，構成了儒家義利觀的基本內容，也鑄就了中國人仗義疏財、周急濟困的民族性格。可惜，這一曾經塑造了偉大民族的優良傳統在今天已被四處彌漫的拜金世風日漸消蝕了。
    
    
    　　既然有“富豪榜”敗壞世風，為何不建立一個“道德榜”引導民風？實際上，今天有各種各樣的“道德榜”，如政府各機構一直施行的表彰先進、樹立模範以及最近出現的“感動中國”、“心靈富豪榜”等。但這些無論是來自官方還是民間的榮譽表彰，盡管數量眾多，卻都沒有解決榮譽表彰的最關鍵問題，那就是權威性和認同度，有時甚至反而起到以紫亂朱的負麵效應。
    
    
    　　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以往表彰的先進模範人物過多過濫，不但含金量不足，而且魚龍混雜，加之在宣傳上又進行了不適當的人為拔高，導致民眾的認同度不高，造成普遍的懷疑和逆反心理。故此，當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設立國家榮譽製度”，有關機構也正式表態將此項工作列入議事日程之後，在引發社會各界關注的同時，也讓人們充滿了期待。
    
    
    　　中國憲法早有設立國家榮譽製度的規定：第6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規定和決定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第80條規定，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雖然有此規定，但因種種曆史原因未能付諸實踐。
    
    
    　　反觀西方國家，則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國家榮譽製度，主要為勳章製度，不同的勳章和等級構成了國家和政府的獎勵體係，不少國家和地區的最高勳章製度已經存在了數十甚至數百年。當然，西方的勳章製度大多都是來源於本國曆史傳統，開始具有明顯的身份等級標誌，但隨著時代發展，其日益強調功績性，開始具有對內平民性、對外國際化的特點，所有對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本國公民或外國人都列入國家榮譽的授予範圍。從有關國家和地區實施國家榮譽製度的實踐看，這一製度對確立社會主導價值、激勵民眾精神、淳化社會風俗、增強國家認同等方麵起到了很大作用。
    
    
    　　故而，在今天借鑒中國古代的爵位製、旌表製、諡封製，並吸納西方的有效經驗，重建國家榮譽製度，是理之當然，勢之所趨。在當前整個社會道德風氣不佳、拜金主義盛行的情形下，或旌表或諡封或頒發爵位給德高望重、功勳卓著者，將之樹立為社會道德標杆，對於激勵廣大民眾的榮譽感，促使社會道德的提升和改善，促進民眾對國家和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均很有意義。而且，上述各項製度在中國具有曆史文化的合法性，故應在重建國家榮譽製度過程中根據時代特點而因革損益，同時恢複各種國家級禮儀形式如國葬和祭祀黃帝、孔子大典等等，將各地“博物館化”了文廟（孔廟）、書院、先賢英烈祠等等“激活”，不要僅僅隻是作為“過去時”、“死文化”的旅遊景點，使之成為新的文化道場以輔助國家榮譽製度的建立。隻有把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作為國家榮譽製度的精神支撐力量，方能令其具有深厚的曆史文化感而得到民眾的廣泛認同，重獲權威性。
     
    
            原載於《僑報》（美國）2011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