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儒學傳(chuan) 承發展事業(ye) 的引領者——新時代中國儒學機構發展建設碎思（二）

作者：常檣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1年第3期

摘    要：中國儒學機構要在新時代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應麵向大眾(zhong) ，順勢而為(wei) ，做儒學傳(chuan) 承發展事業(ye) 的引領者。為(wei) 把握好“引領者”這一概念，儒學機構有必要主動回答三個(ge) 問題：“為(wei) 了誰”的目標問題，“我是誰”的主體(ti) 問題，“怎麽(me) 樣”的評價(jia) 問題；有必要正確處理“大”與(yu) “小”、“熱”與(yu) “冷”、“上”與(yu) “下”、“中”與(yu) “西”、“古”與(yu) “今”、“黃”與(yu) “紅”、“言”與(yu) “行”、“點”與(yu) “麵”、“公”與(yu) “私”、“因”與(yu) “果”等十大關(guan) 係。今天的儒學機構還有必要秉持“共同體(ti) 意識”，加強行業(ye) 內(nei) 融合協作，“抱團取暖”，推動整個(ge) 儒學事業(ye) 的發展進步。

關(guan) 鍵詞：儒學機構；引領者；共同體(ti) 意識；傳(chuan) 統文化；

作者簡介：常檣（1983-），本名常強，男，山東(dong) 臨(lin) 清人，在讀博士

中共十八大以後，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新時代。這一時期的變化和進步是全麵深刻且顯而易見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已不僅(jin) 局限於(yu) 物質生活層麵，精神滿足、價(jia) 值追求、靈魂享受等更高層次的“向往”變得更加必要而迫切，我們(men) 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恰“特”在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堅定不移的宣揚與(yu) 踐行上。對於(yu) 在民族文化上越來越自信、越來越自覺的國人而言，以中國式雅致生活為(wei) 期許的“詩和遠方”已不僅(jin) 是心中的夢，更是腳下的路。作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核心價(jia) 值觀主要貢獻者的儒學，同樣迎來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新時代。“兩(liang) 創”既是新時代儒學的外在要求，更是新時代儒學的內(nei) 在訴求。時賢普遍認為(wei) ，新時代為(wei) 以儒學為(wei) 靈魂與(yu) 核心的中國古典文化大有可為(wei) 、大放異彩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契機和舞台，形勢喜人，催人奮進，不進則退。

近十年來，有一股力量一直以“在場”的身份參與(yu) 並推動著儒學的傳(chuan) 承發展，這便是介乎黨(dang) 政機關(guan) 和社會(hui) 大眾(zhong) 之間的“第三方”——中國儒學機構。儒學機構的主要服務對象為(wei) 專(zhuan) 家學者和民間大眾(zhong) ，具有公益性、跨界性、民間性、社會(hui) 性、靈活性的典型特征。從(cong) 時間上看，中國儒學機構誕生於(yu) 改革開放之初，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曆史，但就全國而言，儒學機構目前整體(ti) 上仍處於(yu) “摸著石頭過河”與(yu) “野蠻生長”的初級階段。然而一個(ge) 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時代的飛速發展、社會(hui) 的全麵進步、國力的持續增強、民眾(zhong) 的整體(ti) 覺悟、地球的深度村落化，都已將包括儒學機構及其從(cong) 業(ye) 者在內(nei) 的一切中國文化從(cong) 業(ye) 者和組織機構置於(yu) 新的起跑線上，儒學機構必須在未來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必須以“起步即衝(chong) 刺”的決(jue) 心和勁頭謀劃工作，推進事業(ye) 。我們(men) 倡議，儒學機構應主動順應時代大勢，紮根社會(hui) 基層，回應大眾(zhong) 關(guan) 切，做儒學傳(chuan) 承發展事業(ye) 的引領者。

“一代人本身有著怎樣的曆史，決(jue) 定了他們(men) 研究什麽(me) 樣的曆史”[1]。儒學機構作為(wei) 中國儒學發展史上的“時代產(chan) 物”，其曆史及未來走向，理當由“時代中人”來記錄和研究。然而也必須承認，囿於(yu) “隻緣身在此山中”的時代局限，現如今我們(men) 關(guan) 於(yu) 儒學機構的任何探討，可能都隻是從(cong) “點”上有所反思和感發，很難在“麵”上做到盡善盡美，無奈留下“不識廬山真麵目”的遺憾。即便如此，我們(men) 仍堅信“不怕慢就怕站”的行動邏輯，仍樂(le) 於(yu) 邁出對儒學機構進行記錄與(yu) 研究的第一步，相信這也必將喚起更多有識之士的真誠關(guan) 注、冷靜思考和有益探索。

一、“引領者”應是儒學機構最高的自我期許

儒學機構是專(zhuan) 門致力於(yu) 以儒學為(wei) 核心的中國古典文化之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平台和陣地，其組織形式是多元多樣的，可以是科研機構，也可以是社會(hui) 組織、文化企業(ye) 等，但卻都是儒學從(cong) 業(ye) 者和廣大儒學認同者、研究者、傳(chuan) 播者、踐行者、愛好者的集結平台和“表演”舞台。新時代儒學機構，“上”通自孔子以降的儒家“道統”和“學統”、黨(dang) 和國家的有關(guan) 文化政策，“下”達與(yu) 儒學息息相關(guan) 的人民群眾(zhong) 及其社會(hui) 生活、精神信仰、價(jia) 值追求，可謂承上啟下、上傳(chuan) 下達。從(cong) 身份定位上看，對於(yu) 儒學機構在儒學傳(chuan) 承發展事業(ye) 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men) 可從(cong) 三個(ge) 層次進行概括：低級層次是“見證者、參與(yu) 者”，這是一種較為(wei) 籠統的表達，具有無意識、不規範、隨意性強的特點；中級層次是“記錄者、服務者”，這是一種初步覺醒的狀態，具有萌發性、自主性、自覺性的特點；高級層次是“引領者”，這是一種體(ti) 現著高度責任擔當和高超能力水平的莊嚴(yan) 宣誓，具有統領性、科學性、戰略性的特點。“引領”是儒學機構的核心關(guan) 鍵詞，“引領者”應當是儒學機構最高的自我期許。自古以來，儒學便有其鮮明獨特的思維體(ti) 係、理論品質和發展規律，我們(men) 很有必要把“引領者”放到儒學及儒學事業(ye) 的話語體(ti) 係下去做整體(ti) 性理解。為(wei) 把握好這一概念，儒學機構有必要依照邏輯，回答以下三個(ge) 關(guan) 乎“安身立命”的大問題：

首先，要回答“為(wei) 了誰”的目標問題。

必須要明確，儒學機構是以儒學傳(chuan) 承發展為(wei) 職誌的專(zhuan) 業(ye) 機構，其麵對的是一項神聖而偉(wei) 大的事業(ye) ——推動以儒學為(wei) 主幹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實現“兩(liang) 創”。這項事業(ye) ，充滿了正能量，迎合了主旋律，順應了大潮流。概而論之，這項事業(ye) 要探索實踐的“元命題”主要有四個(ge) ：“孔子+民族複興(xing) ”的問題、“孔子+文化自信”的問題、“孔子+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問題、“孔子+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問題。以上四點還可歸納為(wei) “孔子+民族複興(xing) ”和“孔子+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兩(liang) 大問題，“孔子+民族複興(xing) ”問題完全可以涵蓋“孔子+文化自信”和“孔子+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兩(liang) 大問題。

“孔子+民族複興(xing) ”問題主要麵向國內(nei) ，重在圍繞著一個(ge) “德”字，促進奠基於(yu) 儒學的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yi) 、尚和合、求大同等中華傳(chuan) 統美德、價(jia) 值理念與(yu) 當下社會(hui) 之個(ge) 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ye) 道德、社會(hui) 公德的有機融合，從(cong) 而再造禮儀(yi) 中國；“孔子+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問題主要麵向國外，重在圍繞著一個(ge) “和”字，促進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中華文化更好地與(yu) 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國外優(you) 秀文化展開友好對話和交流互鑒，從(cong) 而團結攜手一切友好力量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大力弘揚儒家文化，有兩(liang) 大標誌性事件：一是以黨(dang) 的總書(shu) 記的身份，於(yu) 2013年11月26日，視察曲阜並在孔子研究院發表重要講話；二是以國家主席的身份，於(yu) 2014年9月24日，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開幕式現場發表重要講話。兩(liang) 次重要講話，前者突出了一個(ge) “德”字，後者突出了一個(ge) “和”字。“德”與(yu) “和”，可謂兩(liang) 次講話的靈魂和主線所在，對應著前麵所提到的兩(liang) 大“元命題”，從(cong) 政治的高度為(wei) 我們(men) 傳(chuan) 揚儒學、儒家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作為(wei) 專(zhuan) 門從(cong) 事儒學傳(chuan) 承發展事業(ye) 的機構，應緊緊圍繞“德”與(yu) “和”來明確職責定位，謀劃事業(ye) 布局，推動工作開展。

其次，要回答“我是誰”的主體(ti) 問題。

社會(hui) 大眾(zhong) 在研習(xi) 傳(chuan) 揚儒學時，往往會(hui) 呈現出盲目性、片麵性、功利性、短視性，故而特別需要儒學機構及其從(cong) 業(ye) 者做引領者。這是從(cong) 宏觀上、抽象上而言。那麽(me) ，從(cong) 微觀上、具體(ti) 上而言，儒學機構及其從(cong) 業(ye) 者就應當做社會(hui) 活動家。必須要明確：其一，儒學機構不是黨(dang) 政機關(guan) ，儒學機構從(cong) 業(ye) 者不是政治家，但卻需要有政治家的站位和境界；其二，儒學機構也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ye) ，儒學機構從(cong) 業(ye) 者也不是企業(ye) 家，但卻需要有企業(ye) 家的智慧和手段；其三，儒學機構不是民間誌工組織，儒學機構從(cong) 業(ye) 者也不是民間誌工，但卻需要有民間誌工的情懷和姿態。一言以蔽之，儒學機構及其從(cong) 業(ye) 者應該是能夠跨越行業(ye) 界限、整合各方資源、認同“君子不器”的社會(hui) 活動家。儒學機構及其從(cong) 業(ye) 者隻有以社會(hui) 活動家的角色開展工作、謀劃事業(ye) ，才能更好地發揮通“天”接“地”、以“上”率“下”、承“前”啟“後”的引領作用。

其三，要回答“怎麽(me) 樣”的評價(jia) 問題。

儒學機構的使命願景、能力水平、作用影響、成果業(ye) 績等因素，共同決(jue) 定著其到底能否獲得良好的社會(hui) 評價(jia) ，發揮應有的社會(hui) 價(jia) 值。而最為(wei) 關(guan) 鍵的，就是看其水平和業(ye) 績到底“怎麽(me) 樣”。考諸儒學機構的水平，主要包括決(jue) 策水平、執行水平、管理水平、服務水平、交際水平、創新水平等，無須贅言。關(guan) 於(yu) 儒學機構的業(ye) 績，實話講，我們(men) 目前很難采取量化指標去考核衡量。今日儒學機構亂(luan) 象叢(cong) 生、群魔亂(luan) 舞，一大原因正是由於(yu) 目標導向不夠明確、成果業(ye) 績難以考評。盡管如此，我們(men) 仍然樂(le) 意尋求某些標準和辦法，試著對儒學機構之水平和業(ye) 績進行一個(ge) 相對比較客觀的衡量，如學術研究的深化、理論主張的落地、思想體(ti) 係的完備、文教事業(ye) 的興(xing) 盛、人民群眾(zhong) 的讚譽、整個(ge) 社會(hui) 的和諧等，其實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著、體(ti) 現著、標誌著儒學機構的水平之高下和業(ye) 績之大小。當下，要回答好“怎麽(me) 樣”的問題，確保做好新時代儒學傳(chuan) 承發展事業(ye) 的引領者，儒學機構亟待正確處理以下十個(ge) 方麵的關(guan) 係。

二、儒學機構亟待正確處理的十大關(guan) 係

從(cong) 宏觀上來說，儒學機構應致力於(yu) 打造六大平台：立德樹人、培養(yang) 人才的教育平台；發展學術、服務學者的科研平台；引領風尚、成風化人的傳(chuan) 播平台；凝聚智囊、回應關(guan) 切的智庫平台；整合資源、交流對話的互動平台；承上啟下、落實政策的組織平台。儒學機構的兩(liang) 大核心業(ye) 務為(wei) 學術研究和普及應用，應格外注重在樹立擔當精神、發揮頭雁效應、提升業(ye) 務能力、消除後顧之憂四個(ge) 方麵加強內(nei) 部建設[2]。那麽(me) ，從(cong) 具體(ti) 工作上來說，儒學機構還有待於(yu) 正確處理以下幾種關(guan) 係：

一是“大”與(yu) “小”的關(guan) 係。首先要認識到，儒學有“小儒學”與(yu) “大儒學”之分。“小儒學”即以孔子思想為(wei) 根源和核心、由儒家典範人物傳(chuan) 承至今的一整套道德主張和價(jia) 值體(ti) 係，呈現出鮮明的德性色彩、角色倫(lun) 理色彩，既關(guan) 心個(ge) 人成長、家庭和睦，更注重群體(ti) 和諧、天下大同，是傳(chuan) 統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大儒學”則是以“小儒學”為(wei) 圓心和內(nei) 核的整個(ge)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包括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琴棋書(shu) 畫、醫武茶香等。我們(men) 認為(wei) ，從(cong) “小儒學”在整個(ge) 中國曆史中所發揮的作用及其所產(chan) 生的對外影響上看，以“小儒學”來指代整個(ge) 中國文化是沒有什麽(me) 大問題的。今天的儒學機構，其名稱不論是孔子文化研究院、孔子文化交流協會(hui) 、孔學會(hui) 、孔學堂、孔子文化研究中心，還是儒學研究院、儒學研究會(hui) 、儒學發展促進會(hui) 、儒學研究中心，抑或是國學院、國學研究院、國學發展促進會(hui) 等，其基本業(ye) 務都應當以傳(chuan) 承發展“小儒學”為(wei) 主，有餘(yu) 力則兼顧“大儒學”。換言之，前者是“規定動作”，後者是“規定動作”加“自選動作”。當下，有的儒學機構因一己之好而舍棄“規定動作”，整日圍繞“自選動作”活動，這其實是一種喧賓奪主的做法，畢竟社會(hui) 上還有許多從(cong) 事這些“自選動作”的專(zhuan) 業(ye) 機構，這些“自選動作”乃是那些專(zhuan) 門機構的“規定動作”。

二是“熱”與(yu) “冷”的關(guan) 係。有人在審視21世紀以來的儒學發展現狀後，把這種獨特的文化現象稱作“儒學熱”。理性地看，我們(men) 並不認同這種說法，而且不禁要問一句：今天，儒學真的在全社會(hui) “熱”起來了嗎？事實上，與(yu) 科舉(ju) 取士的傳(chuan) 統中國相比，在價(jia) 值觀多元、道德滑坡嚴(yan) 重的當下，儒學依舊“冷”得很！還有人說，今天的儒學是“兩(liang) 頭熱、中間冷”，即上層領導和普通民眾(zhong) “熱”，中間官員“冷”，仔細推敲，這個(ge) 說法也過於(yu) 籠統，過於(yu) 主觀，根本就站不住腳。橫向比較來看，那些與(yu) 國計民生同樣息息相關(guan) 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醫療等領域和行業(ye) ，哪個(ge) 不是正在“熱”中？但我們(men) 卻不見有“經濟熱”“政治熱”“科技熱”“教育熱”“醫療熱”之稱。所以，盡管時下儒學的傳(chuan) 承發展環境比以往大有改善，成果數量也比以往更加豐(feng) 富，但目之為(wei) “熱”可能仍不恰當。總之，儒學並沒有真正的、絕對意義(yi) 上的“熱”，熱的隻是一部分人的頭腦。所謂的“儒學熱”其實就是個(ge) 偽(wei) 命題！我們(men) 並不奢望儒學變“熱”，更不希望儒學變“冷”，其能夠發揮應有的時代作用，合乎社會(hui) 發展規律，並保持應有的“常溫”，足矣。退一步講，即使我們(men) 執意地、善意地在儒學事業(ye) 中引入“熱”與(yu) “冷”的字眼，那麽(me) 也隻能限定在特定場合和環境下謹慎使用，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我們(men) 當然認為(wei) “熱”比“冷”要好。

三是“上”與(yu) “下”的關(guan) 係。這裏我們(men) 從(cong) 儒學形態上來探討“上”與(yu) “下”的關(guan) 係。首先需要說明兩(liang) 點：一，儒學就是儒學，原本沒有形態之分，但由於(yu) 傳(chuan) 揚主體(ti) 之身份及處境的不同，自古及今也逐漸呈現出了不同的傳(chuan) 揚方式和形態，如荀子所言：“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特別是現當代以來，為(wei) 方便研究應用，一些有識之士才明確地把儒學劃分為(wei) 不同形態。二，儒學意義(yi) 上的“上”與(yu) “下”，不涉及其本身含金量之高低和社會(hui) 貢獻值之大小的比較，不能說是“上”重要還是“下”重要。按照今日約定俗成的意見，我們(men) 可從(cong) 不同視角對儒學進行以下兩(liang) 種分類：一種可分為(wei) 政治儒學和生活儒學，其中以政治儒學為(wei) “上”，以生活儒學為(wei) “下”；另一種可分為(wei) 學術儒學和應用儒學，其中以學術儒學為(wei) “上”，以應用儒學為(wei) “下”。不論哪種分法，“上”對“下”都具有價(jia) 值引導、方向引領的意義(yi) ，“下”對“上”都具有案例佐證、成果落地的作用。儒學機構當根據自身特色，兼顧“上”“下”，並有所側(ce) 重。一般來講，以科研為(wei) 主業(ye) 的儒學機構，應把主要精力放在對政治儒學的闡發和對學術儒學的傳(chuan) 承上；作為(wei) 社團組織的儒學機構，應把主要精力放在對生活儒學的倡導和對應用儒學的規範上。當下，“上”“下”融合現象極為(wei) 流行，一些原本歸屬於(yu) “上”的知名學者熱心於(yu) 在“下”的廣闊天地中從(cong) 事化民成俗的事業(ye) ，受到廣泛好評，如山東(dong) 大學顏炳罡教授從(cong) 事“鄉(xiang) 村儒學”活動，中山大學黎紅雷教授從(cong) 事“企業(ye) 儒學”活動，中共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王傑教授從(cong) 事“領導幹部學國學”活動等。但以“上”化“下”，必須要掌握方法技巧，否則結果可能適得其反。顏炳罡教授曾對筆者分享從(cong) 事“鄉(xiang) 村儒學”的成功經驗道：“我們(men) 對大眾(zhong) 隻傳(chuan) 播道理，不傳(chuan) 授學問。”

四是“中”與(yu) “西”的關(guan) 係。現在我們(men) 越來越清醒意識到，既要反對全盤西化的激進主義(yi) ，也要拋棄食古不化的保守主義(yi) 。儒學自古及今都是一種對話的文明、包容的文明、與(yu) 時俱進的文明。新時代是一個(ge) 中西文化深度交融對話、互惠互鑒的時代，儒學當在中西對話中充任先鋒和主將。當今的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無疑是倡導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法治的自由主義(yi) 。今日儒學麵臨(lin) 著由區域性資源向世界性資源的轉化[3]，儒學、中國文化亟待走向世界，因此便很有必要與(yu) 自由主義(yi) 展開對話。如山東(dong) 大學王學典教授所言：“儒學隻有一個(ge) 對話目標，那就是自由主義(yi) 。”“必須開展儒學和自由主義(yi) 的對話，這樣儒學才能獲得世界性話語資質的地位。”“儒家學說要想獲得世界性的地位，除了和自由主義(yi) 展開深度對話之外沒有其他出路。”[4]292，17，16因此，儒學與(yu) 西方自由主義(yi) 的對話將是中西對話的關(guan) 鍵所在，也是中國文化崛起、走出去的必然之舉(ju) 。同時，儒學在與(yu) 西方文化對話中，將深度參與(yu) 、構建中國未來新文化。“中國未來的新文化，第一，一定奠基在儒家的基礎之上，奠基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各個(ge) 要素的基礎之上，包括墨家；第二，它必須和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yi) 進行對話；第三，它必須把對手最好的成分吸收過來”[4]298。識時務者為(wei) 俊傑，目前來看，我們(men) 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從(cong) 中國經驗上升到中國理論的時刻已經到來，中國應該從(cong) 材料、文獻、數據中心向世界的理論、思想、學術中心或演變或前進”[4]38。儒學機構當把握好這一大趨勢、大方向，力爭(zheng) 在中西對話、中西交融、中西合璧中有所作為(wei) ，為(wei) 締造中國文化新形態、推動中國思想文化躋身世界思想文化殿堂做出更大貢獻。此外，處理“中”“西”關(guan) 係還涉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問題。我們(men) 認為(wei) ，這項工作不可盲目操作，不可采取“一刀切”的簡單做法，首先應對“走出去”的傳(chuan) 播對象進行分類，至少應把傳(chuan) 播對象區分為(wei) 華人華僑(qiao) 和非華人華僑(qiao) 的外國人兩(liang) 大類。當下，應重點考慮在旅居海外的6000多萬(wan) 華人華僑(qiao) 中普及傳(chuan) 播儒學及中華文化。

五是“古”與(yu) “今”的關(guan) 係。“古”與(yu) “今”的關(guan) 係即儒學在新時代如何實現守正創新、返本開新、創造轉化、與(yu) 時俱進的問題。關(guan) 於(yu) 此問題，時賢已多有高論，無須多言。此處僅(jin) 以傳(chuan) 統禮儀(yi) 的現代轉化為(wei) 話題展開探討，以加深對“古”“今”關(guan) 係的理解。孔子曾提出一個(ge) 重要的文化命題——“損益”，他說：“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孔子認為(wei) ，禮會(hui) 因時代不同而產(chan) 生增減（損益），他高度讚同文化在傳(chuan) 承中的創新，但這裏還隱藏著一句潛台詞，就是其核心的東(dong) 西是一脈相承、不會(hui) 改變的。傳(chuan) 承發展儒學，就應當秉持原則性與(yu) 靈活性並重的思路。如孔子在對待前代人典籍時，增刪有度，取舍有法，同樣展現出“聖之時者”1的堅定意誌與(yu) 開放胸襟。儒學機構可以推動傳(chuan) 統中式禮俗的現代轉化為(wei) 突破口，實現古今完美融合。頗感欣慰的是，“禮，時為(wei) 大”（《禮記·禮器》）的理念正在為(wei) 時賢所積極落實。舉(ju) 一例：2009年，華東(dong) 師範大學朱傑人教授對《朱子家禮》中的“婚禮”進行簡化和改造，為(wei) 其子舉(ju) 辦了一場新中式婚禮。這場現代版的中式婚禮將原本應在幾天、幾個(ge) 月完成的婚禮儀(yi) 式濃縮在了一個(ge) 晚上，並迎合現代年輕人的喜好，融入西式婚禮有益元素，成功“複活”了有內(nei) 涵、有儀(yi) 式感的傳(chuan) 統中式婚禮。朱教授介紹，此舉(ju) 目的有二：一是為(wei) 了求證“時至今日《朱子家禮》是否仍有生命力”；二是為(wei) 了求證“麵對西風席卷、西俗泛濫、中華傳(chuan) 統社會(hui) 禮俗被全盤西化的社會(hui) 現實，代表本土文化和傳(chuan) 統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對全盤西化發起一次挑戰，以尋得中華文化自我救贖的一席之地”[5]。其實，像以上這樣貫通“古”與(yu) “今”的有益嚐試，更值得依托組織機構的強大力量去推廣。

六是“黃”與(yu) “紅”的關(guan) 係。借用20世紀80年代以“黃”“藍”分別指代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用法，我們(men) 把儒學稱作“黃”色文化，以對應今日倡行的紅色文化，不過時隔30多年，此“黃”已非彼“黃”。紅色文化泛指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所形成的先進文化。儒學、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紅色文化是相通的，“黃”與(yu) “紅”的傳(chuan) 承與(yu) 融合是自然且必然的。如那些作為(wei) 紅色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長征精神”“北大荒精神”“兩(liang) 彈一星精神”“雷鋒精神”“抗疫精神”等，其思想根基無不是儒學所倡導的價(jia) 值觀念和道德主張，儒學為(wei) 紅色文化提供了豐(feng) 厚的精神滋養(yang) 。我們(men) 認為(wei) ，今日的紅色文化就是未來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因此儒學機構當主動探討儒學與(yu) 紅色文化、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融合路徑，確保業(ye) 務方向始終與(yu) 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相適應，與(yu) 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相協調。如，儒學機構可圍繞新時代領導幹部政德建設話題展開深入研討，積極推動以儒學核心思想來涵養(yang) 新時代領導幹部的政德，促進各級領導幹部對“為(wei) 政以德”“執政為(wei) 民”等儒學思想的學思踐悟。

七是“言”與(yu) “行”的關(guan) 係。“知行合一”乃是孔子及後世儒家的立身本色。“言”與(yu) “行”相比，儒家更重視“行”。在言行關(guan) 係上，孔子主張言行一致、寡言敏行、先行後言，他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君子欲訥於(yu) 言而敏於(yu) 行。”（《論語·裏仁》）“先行，其言而後從(cong) 之。”（《論語·為(wei) 政》）清華大學陳來教授把儒學稱作“示範倫(lun) 理學”，強調“德行與(yu) 德性在中國是統一的”。所以說，儒學機構不僅(jin) 應積極宣傳(chuan) 儒學中所倡導的德性倫(lun) 理，更應率先踐行之、示範之。對於(yu) 道德，大家一聽都懂，關(guan) 鍵看能否做到。觀今日某些儒學機構可發現，有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虛假“繁榮”。舉(ju) 一個(ge) 例子：有的陶醉於(yu) 新聞稿中的所謂“業(ye) 績”，造成嚴(yan) 重的“言”“行”不符。要清楚，發布新聞稿本身不是結果、目的，好的新聞稿應是一項富有社會(hui) 意義(yi) 與(yu) 時代價(jia) 值之事業(ye) 或規劃的“衝(chong) 鋒號”“宣言書(shu) ”，其中應包括科學合理的、已然或未然的“時間表”“路線圖”，新聞稿應發揮點燃希望、振奮精神、鼓舞人心、承前啟後的作用，否則，便沒有公之於(yu) 眾(zhong) 的必要。此外，精簡活動冗繁程序、杜絕不實吹捧、走出“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認知迷失等等，都是當下文化機構在處理具體(ti) “言”“行”關(guan) 係時有待落實的問題。少說些漂亮話，多做點實在事，堅決(jue) 克服形式主義(yi) 、官僚主義(yi) 、文牘主義(yi) ，慎言篤行，當是一切文化機構都應當遵循的基本工作準則。

八是“點”與(yu) “麵”的關(guan) 係。首先，從(cong) 儒學事業(ye) 本身來看“點”“麵”關(guan) 係。儒學機構一方麵要注重在“點”上集中發力，崇尚實績實效，量力而行，因地製宜，順勢而為(wei) ，專(zhuan) 注於(yu) 打磨品牌、製造亮點。如策劃一場新中式婚禮，修繕一座破敗文廟，保護一本珍貴典籍，舉(ju) 辦一場祭孔活動，開辦一堂國學公開課，出版一本耐讀佳作等，都是了不起的作為(wei) 。目前，民眾(zhong) 可能連免費、快捷獲取“四書(shu) 五經”的渠道都很難找到，儒學機構是否可考慮在此“點”上有所突破？另一方麵也要注重在“麵”上統籌謀劃，努力朝著建設教育平台、科研平台、傳(chuan) 播平台、智庫平台、互動平台、組織平台“六位一體(ti) ”格局的方向邁進。其次，站在整個(ge) 社會(hui) 發展的高度來看“點”“麵”關(guan) 係。由此來看，儒學事業(ye) 本身又變成了一個(ge) “點”，而整個(ge) 社會(hui) 發展進步則變成了一個(ge) “麵”。因此儒學機構還需要在“低頭拉車”的同時，不忘“抬頭看路”。要正確處理好儒學與(yu) 整個(ge) 社會(hui) 之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等方麵的關(guan) 係，找準角色定位，既要認清自我，積極謀劃，主動出擊，又不可越俎代庖，包攬一切，包治百病。有些儒學機構因過多參與(yu) 商業(ye) 活動，導致費力不討好，可見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儒學機構應時刻清醒地認識到，有些工作需要唱主角，去“拉車”，有些工作隻需要扮配角，去“推車”。

九是“公”與(yu) “私”的關(guan) 係。有人說，文化事業(ye) 是有錢有閑群體(ti) 做的事情，這個(ge) 說法有些絕對，但也不乏道理。從(cong) 事儒學等文化事業(ye) ，單憑人文情懷和熱情還不夠，還需要具備一種公而忘私、兼善天下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追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當是儒學機構從(cong) 業(ye) 者所堅奉的一份莊嚴(yan) 承諾。新時代儒學傳(chuan) 承發展，是一份“我要做”的事業(ye) ，而不是一份“要我做”的工作。於(yu) 儒學機構從(cong) 業(ye) 者而言，德之修、學之講、聞義(yi) 而徙、不善而改，才是個(ge) 人的最大“福利”。筆者在工作中就接觸過許多公而忘私的儒學機構從(cong) 業(ye) 者，如沈陽市孔學會(hui) 劉繼業(ye) 會(hui) 長，年近八旬高齡，團結當地一眾(zhong) 同道中人，始終奮戰在傳(chuan) 承發展儒學的第一線，造福一方，公而忘私，不舍晝夜，不辭辛勞，得到普遍讚譽。多年的工作實踐告訴我們(men) ，儒學機構應格外注重發揮老幹部、老黨(dang) 員、老鄉(xiang) 賢、老教師等“貴人”的價(jia) 值作用，人至老年，往往更熱衷於(yu) 參與(yu) 文化傳(chuan) 承、教育下一代等公益性社會(hui) 事業(ye) ，他們(men) 更能以“背著幹糧給孔子打工”的覺悟和熱情奉獻社會(hui) 。

十是“因”與(yu) “果”的關(guan) 係。“因”就是儒學機構的工作內(nei) 容、工作態度、工作方式方法等，是獲得優(you) 良之“果”的必備條件和必經之路；“果”即前麵所提到的對儒學機構之水平和業(ye) 績進行考核的那些非量化之衡量標準。善因結善果，良因結良果。泛而論之，儒學機構之善因良因，即內(nei) 部建設上的自強不息、反求諸己、遷善改過、遵規守紀等，外部交流上的開放包容、廣結善緣、成人之美、美美與(yu) 共等，業(ye) 務拓展上的刪繁就簡、領異標新、張弛有度、與(yu) 時偕行等。可喜的是，一些儒學機構的善因良因已經結出了善果良果；可惜的是，也有一些儒學機構卻依舊乏善可陳，沒什麽(me) 可供稱道的善因良因和善果良果，甚至還結下了爛果！如，有的組織機構，竟熱衷於(yu) 搞人事布局遊戲，把像人事安排這樣極其嚴(yan) 肅且原本為(wei) “因”的措施手段當成了終極追求和最高興(xing) 奮點，並樂(le) 此不疲。殊不知，那些華而不實的名銜，不是個(ge) 人頭上的光環，而是機構結下的爛果。當下，一些地方性文化機構在領導職務安排上，就出現了嚴(yan) 重的層級化、泛濫化、隨意化、主觀化，總之，不像話！誰能明確告訴我們(men) ：名譽顧問和顧問的區別到底在哪裏？名譽會(hui) 長和榮譽會(hui) 長的區別到底在哪裏？執行會(hui) 長和常務副會(hui) 長的區別到底在哪裏？常務副會(hui) 長A和常務副會(hui) 長B的區別到底在哪裏？秘書(shu) 長和執行秘書(shu) 長的區別到底在哪裏？“區別”恐怕隻是在擔任者的姓名及他的其他社會(hui) 身份上！我們(men) 期待，在未來，儒學機構通過正確處理包括“因”“果”關(guan) 係在內(nei) 的各種關(guan) 係，能夠完全消除“成長的煩惱”，步入發展正軌。

三、儒學機構“抱團取暖”的意義(yi) 所在

儒學機構充分發揮引領作用，不是一事一時一地的，很有必要打破時空限製、思維定式來統籌謀劃以上所提及的問題。這其實就涉及了“抱團取暖”的問題。時至今日，區域性及全球性國際組織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此我們(men) 有目共睹，並因此獲得了巨大實惠。這是一個(ge) 互聯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融合大協作的時代，拒絕合作就是拒絕進步，“單兵作戰”“閉關(guan) 自守”必然是死路一條。國與(yu) 國之間需要“抱團取暖”，行業(ye) 之間同樣需要“抱團取暖”，包括儒學機構在內(nei) 的一切文化機構亦不能例外。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hui) 友，以友輔仁。”（《論語·顏淵》）子夏曰：“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論語·顏淵》）與(yu) 生理學意義(yi) 上的兄弟不同，社會(hui) 學意義(yi) 上的“兄弟”，在本質上乃是一群同聲相契的好友，他們(men) 彼此若因文章道德和誌業(ye) 事功而有機會(hui) 在一起坐而論道並起而行之，關(guan) 係必將更加親(qin) 密，事業(ye) 必將更加廣闊。儒學機構從(cong) 業(ye) 者便是這樣的一群“兄弟”。從(cong) 人才成長與(yu) 使用的角度來說，一個(ge) 機構、一項事業(ye) 的成功，不僅(jin) 在於(yu) 培養(yang) 、扶植、幫助了多少人才，還在於(yu) 結交、團結、吸引了多少人才。

筆者曾提出一個(ge) 觀點：儒學是精神的武學。必須承認，儒學的核心思想足以能夠讓一個(ge) 人的精神從(cong) 根本上變得強大起來。人在做任何事情時，都要具備兩(liang) 點：一是要有情懷，有情懷才能鍥而不舍、持之以恒；二是要有胸懷，有胸懷才能博采眾(zhong) 長、兼收並蓄。而儒學的豐(feng) 厚資源恰能夠培育、滋養(yang) 這樣的情懷和胸懷。儒學從(cong) 業(ye) 者在本質上是一群精神工作者，更應當具備較高的人文情懷、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化素養(yang) ，正人先正己，儒學的精神應首先用來武裝從(cong) 業(ye) 者自己的頭腦，應首先呈現在儒學從(cong) 業(ye) 者的身上。所以說，儒學從(cong) 業(ye) 者必須要帶著儒家式的高尚情懷和博大胸懷，盡全力珍惜業(ye) 緣，尊重同行，團結同仁，以主人翁的心態和姿態來深耕共有的精神家園。在這裏我們(men) 特別強調，今日的儒學從(cong) 業(ye) 者，都應秉持一種“共同體(ti) 意識”，本著“1+1大於(yu) 2”的信念，努力建構“儒學從(cong) 業(ye) 者命運共同體(ti) ”和“儒學機構命運共同體(ti) ”。

放眼未來，我們(men) 既充滿期待又存有困惑，在“共同體(ti) 意識”的指引下，我們(men) 能更加自信、更加篤定地走向未來。具體(ti) 來說，儒學機構“抱團取暖”的意義(yi) 有三：

一是明確方向，統一業(ye) 務。目前，全國儒學機構眾(zhong) 多，但大多對自身宗旨和方向存在模糊認識，比如，對於(yu) 如何正確貫徹“兩(liang) 創”方針、如何正確把握行業(ye) 標準、如何完善體(ti) 製機製、如何有效推進業(ye) 務開展、如何加強內(nei) 部建設、如何與(yu) 地方經濟社會(hui) 發展相融合等問題，都有待於(yu) 通過群策群力、集思廣益的行業(ye) 內(nei) 探討，達成統一意見並共同落實。我們(men) 不反對儒學機構走個(ge) 性化發展、特色發展的道路，但這也絕不意味著在目標方向和業(ye) 務模塊上，容許彼此間存在質的差別。

二是相互學習(xi) ，共同提高。我們(men) 一方麵要堅定文化自信，一方麵也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本領恐慌，樂(le) 學善學會(hui) 學才能跟上社會(hui) 發展步伐，勇立時代潮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前提下，儒學機構完全可以開誠布公地“親(qin) 密接觸”。在共同體(ti) 框架下，儒學機構從(cong) 業(ye) 者之間的真誠讚譽和建設性批評，都是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要知道，行業(ye) 評價(jia) 從(cong) 來都是衡量自身工作的一個(ge) 重要維度；儒學機構之間信息和資源的互通共享、經驗和做法的切磋琢磨、亮點和樣板的複製推廣，都將有利於(yu) 儒學事業(ye) 的整體(ti) 推進，有利於(yu) 從(cong) 業(ye) 者素質能力的大幅提升。

三是協同攻關(guan) ，形成合力。我們(men) 身處同一片藍天之下，往往麵臨(lin) 著共同的問題和煩惱，因此絕不能以機構為(wei) 藩籬來切割問題，隻能以問題為(wei) 紐帶來整合機構。特別是，儒學傳(chuan) 承發展事關(guan) 國人精神家園建構及民族文化“走出去”，意義(yi) 非同小可，麵臨(lin) 的大多都是大問題、大課題，有些問題和課題單憑某一家組織機構根本難以解決(jue) 、完成，這就更需要發揚協作攻關(guan) 精神，合作互補，互利共贏。唯有拒絕閉門造車，突破機構壁壘，才能辦成那些井底之蛙所辦不成的事。

儒學機構之間的協同合作早已成為(wei) 普遍呼聲和具體(ti) 行動。截至目前，儒學界已出現了兩(liang) 個(ge) 極具代表性的協作平台：一是“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2012年，山東(dong) 大學聯合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共同組建了“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2】，此後浙江大學、四川大學、山東(dong) 省政府等高校、政府部門不斷加入。該中心通過組織集結海內(nei) 外權威學者，對一係列儒學重大問題展開了協同研究，在學術界具有重大影響力。二是“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hui) 議”。2013年，浙江省儒學學會(hui) 、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等在杭州聯合發起了每年一屆的“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hui) 議”，經過八年的發展，這個(ge) 活動已得到全國幾十家儒學社團的響應和支持。以“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全國儒學社團聯席會(hui) 議”兩(liang) 大平台為(wei) 抓手，全國儒學科研機構、全國儒學社團組織已形成了兩(liang) 大鬆散的聯合體(ti) 。

最近十年來，還有學者曾在不同場合下提出建立“中國儒學研究會(hui) ”等國字頭實體(ti) 儒學組織的想法，如王學典教授在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組建之時就提出，“促進中國儒學研究會(hui) 的成立，以協調全國儒學發展”[4]314。這當然是一個(ge) 美好的願景，但目前來看，全國性實體(ti) 儒學組織的成立時機可能還不成熟，如聯合國一般的鬆散的協同合作體(ti) 可能更有利於(yu) 營造一種“比學趕幫超”的良好氛圍，更有利於(yu) 當前儒學事業(ye) 的發展。

此外，值得提醒的是，雖然我們(men) 認同並支持行業(ye) 內(nei) 合作的大勢，但各參與(yu) 方也要確保一切言行符合黨(dang) 紀國法、公序良俗以及儒學自身發展規律。

今日的中國，正站在實現“兩(liang) 個(ge) 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曆史交匯點上。這是一個(ge) 大轉型、大變革的時代，一切都在變化之中，曆史地看，我們(men) 可能隻是過渡的一代，但任何一種“過渡”都構成了承上啟下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人無法選擇時代，隻能融入時代、影響時代、造就時代。從(cong) 儒學史的角度而言，不可否認，今天我們(men) 仍然處在一個(ge) 從(cong) 批孔到尊孔、再到學孔用孔的時代，儒學機構作為(wei) 國家重要發展時段的見證者、參與(yu) 者、建設者，要思考如何在變局中開辟新局，要放眼未來三十年來謀劃自身事業(ye) ，既要幹讓時代受惠的事，也要幹讓曆史銘記的事；既要幹基礎性的事，也要幹戰略性的事；既要幹好事，又要幹成好事。如果我們(men) 一直秉持包括“共同體(ti) 意識”“機遇意識”“發展意識”“奮進意識”“革新意識”“擔當意識”等在內(nei) 的一切好理念、好想法，並積極將其落實為(wei) 好做法，全力爭(zheng) 做儒學傳(chuan) 承發展事業(ye) 的引領者，那麽(me) 儒學機構就一定能夠在新時代書(shu) 寫(xie) 下精彩動人的中國故事之“儒學篇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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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孟子評孔子之語。載《孟子·萬章下》。
 
【2】原名為“儒學與中華文化複興協同創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