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在天安門廣場東側、中國國家博物館北門的孔子青銅像在整一百天之後，又被悄悄移至國博西側北庭院內。主辦者對此解釋是，根據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整體設計，在館內西側南北庭院設立雕塑園，陸續為中華文化名人塑像，第一尊完成的是孔子像。因庭院建設工程未完工，孔子塑像暫安放在國博北門外小廣場（北京晚報4月21日）。這個解釋與百日前立像時的說法出入很大，立即引來各方猜測。就如當初孔子像初立時引發了海內外巨大關注，這次孔子像被移走，所引發的關注肯定尤而甚之。
    
    
    在今年1月11日，國家博物館舉辦“孔子”塑像落成儀式，邀請到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樹聲、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正、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覃誌剛、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顧玉才等領導和專家學者出席。呂章申館長在孔子塑像落成儀式上的講話指出：“在中國家喻戶曉、曆代被稱為‘聖人’的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國文化的名片，在國際社會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一評價可謂準確而恰當，但同時也把這次設孔子像的目的限定在其所聲稱的“為弘揚和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可是，如有人指出，天安門廣場是具有高度象征意義的地點，孔子像所立之處在國家博物館旁，雖不在廣場內，也在其周邊，這樣的位置必然引起人們豐富的聯想。盡管孔子像矗立這個位置是恰當的，因為孔子確屬偉大的曆史人物，但也正因為位置特殊，這尊雕像引起很大爭議。
    
    
    在中國樹立最具有中國文化象征意義的曆史人物的塑像，本是理所當然之事，沒想到卻出現巨大爭議，實在是令人遺憾。因為受近代以來文化激進主義的影響，國人對傳統文化和儒學進行了整體性批判，對儒學誤解、曲解很深，時至今日，帶來了很多的負麵影響，這也促使更多人對此進行反思。隨著文革的結束，學術界對儒學開始正常研究，民間對傳統文化需求日益高漲，政府也以與時俱進的態度開始重新審視和對待儒學。
    
    
    改革開放後不久，中國孔子基金會於1984年經中央批準成立，由原國務院副總理穀牧擔任名譽會長。同年，著名學者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等人在北京發起成立民間性的“中國文化書院”。1994年，在北京成立了國際儒學聯合會。2002年，在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校園內樹立了孔子銅像。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著名學者張岱年主編了《孔子大辭典》及“國學叢書”，羅國傑主編了《中國傳統道德》五卷本（由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任顧問，國家教委主任朱開軒任編委會主任），方克立主編了《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等。
    
    
    尤為重要的是，1989年紀念孔子誕辰2540周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中國最高領導人接見了與會的部分代表並講了話，這可以看作是在比較完全的意義結束那一段批孔批儒、反傳統的曆史的一個重要標誌。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中號召全黨全國人民要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其後，不斷寫入中央文件的小康社會、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等理念均來自儒家，而且中國領導人在很多重要場合的講話中，皆極力肯定儒學的價值，並在全球積極建立孔子學院，以促進文化交流，擴大中國文化的知名度。
    
    
    隻是，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從中國的曆史語境來看，這次在國博門口立孔子像事件的確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但不宜作過於政治化的解讀。中國目前仍然處於三千年以來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價值理念處於從未有過的分裂狀態，各界精英不能達成共識，民眾的精神信仰缺失，麵對這樣的嚴峻形勢，如何達成最廣泛的文化認同，重塑中國性，是擺在當代中國人麵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孔子作為中國文化的象征，不僅代表了儒家，也代表了中國，這既是曆史事實，也被當前海內外所公認。所以說，重新在中國人心中樹立起孔子形象，這與執政黨建黨之初的“為了救中國”之心願和以“中華民族先鋒隊”自我期許之目標並不衝突。職是之故，筆者特向主事者建議，還是莫將孔子像從國家博物館門口移走為宜。
    
    
    （作者補注：雖然陳明先生在網上發帖評論此事曰“五心不定六神無主顛三倒四，一開始就沒抱希望所以現在也沒有失望，而已而已已而已而”，但就我個人而言，還是對此事略感失望，故聞訊後，心緒難平，草就此文，用心良苦，斯之謂也。因特殊國情，平麵媒體不能刊發有關此話題的文章，隻能在網絡上發表，殊為可悲可歎。）
    
    
    共和國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穌2011年〕陽曆4月12日，寫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