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正不阿、扶危濟困和盡職盡責

——倫(lun) 理學視閾下朱熹謀事之忠的主要內(nei) 涵

作者：歐陽輝純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武陵學刊》2021年第2期

摘要：朱熹忠德思想具有十分豐(feng) 富的內(nei) 容，謀事之忠是其內(nei) 容之一。朱熹的謀事之忠主要包括三個(ge) 方麵的內(nei) 涵：持正不阿、扶危濟困和盡職盡責。持正不阿是指謀事之忠的原則和態度，扶危濟困是謀事之忠的宗旨和目的，盡職盡責是謀事之忠的方法和途徑。盡管在道德實踐中，忠德的踐行在皇權社會(hui) 下顯得舉(ju) 步維艱，但是他卻做到了一位理學家在當時所能做到的最大的“盡忠”的努力和嚐試，這是值得今人讚許和欽佩的。

關(guan) 鍵詞：朱熹忠德；持正不阿；扶危濟困；盡職盡責

美國學者田浩教授指出，朱熹是個(ge) 致力於(yu) 研究道德價(jia) 值的哲學家，而且認為(wei) 其道德價(jia) 值在經典中表達得最為(wei) 明確［1］。忠德是朱熹道德哲學一個(ge) 重要的內(nei) 容。他的忠德理論是建立在“天理”基礎之上，其內(nei) 容主要包括做人之忠和謀事之忠等內(nei) 容。朱熹的做人之忠主要彰顯德性倫(lun) 理學的維度，謀事之忠主要彰顯規範倫(lun) 理學的維度。謀事之忠包括：持正不阿、扶危濟困和盡職盡責三個(ge) 方麵。持正不阿是指謀事之忠的態度和原則，扶危濟困是謀事之忠的宗旨和目的，盡職盡責是謀事之忠的方法和途徑。

一、持正不阿

正即正義(yi) 。墨子說：“義(yi) 者，正也。何以知義(yi) 之為(wei) 正也？天下有義(yi) 則治，無義(yi) 則亂(luan) ，我以此知義(yi) 之為(wei) 正也。”（《墨子·天誌下》）忠，往往與(yu) 公、正、直等意義(yi) 相近或相通。因此，持正不阿，就是“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韓非子·飾邪》卷五）。《忠經》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有正然後用其能。”（《忠經·廣為(wei) 國章第十一》）這是強調忠德的善意。

持正不阿是指道德行為(wei) 主體(ti) 在麵對外在的客觀事實世界時，體(ti) 現出來的守死善道、伸張正義(yi) 、不奴顏媚骨的道德精神和倫(lun) 理氣質。孔子說：“苟正其身矣，於(yu) 從(cong) 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孔子還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論語·子路》）孟子說：“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孟子·梁惠王上》）這是持正不阿精神的源頭。朱熹繼承了孔孟之道，發展了儒學,在忠德上吸收和改造了孔孟的思想資源。在儒家看來，忠就是教人以善。孟子說：“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wei) 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孟子·滕文公上》）這說的就是持正不阿、勸人以善的處事之道。

持正不阿體(ti) 現在做事的行為(wei) 上，就是要盡心利人。朱熹認為(wei) ，持正不阿就是盡心盡力秉公行事，不為(wei) 私利。朱熹說：“發己自盡為(wei) 忠，循物無違謂信。”（《四書(shu) 章句集注·大學章句》）《左傳(chuan) 》也說：“無私，忠也。”（《左傳(chuan) ·成公九年》）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公平公正行事才是忠。正如戴震所說：“竭所能之謂忠。”（《戴震集·原善》）

那麽(me) ，如何才能做到持正不阿呢？朱熹認為(wei) “製欲”是最基本的方式和原則。一個(ge) 人隻要在欲望麵前不動心，靜如止水，那麽(me) 持正不阿就容易做到。朱熹和呂祖謙在編《近思錄》時專(zhuan) 門設“存養(yang) ”一節，其第六條說：“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yu) 欲也。欲牽於(yu) 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yu) 所不見，則無欲以亂(luan) 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yu) 物也。外物不接，內(nei) 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yu) 止為(wei) 無咎也。”（《近思錄·存養(yang) 》）卷四）朱熹解釋說：“謂‘艮其背’為(wei) ‘止於(yu) 所不見’，竊恐未然。……‘止’，是當止之處。……‘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yu) 於(yu) 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yu) 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yu) 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朱子語類》卷七十三）朱熹的意思是說，“艮其背”指行為(wei) 主體(ti) 應當秉持公正不阿的態度，去麵對該麵對的事，做到“外物不接，內(nei) 欲不萌”。這個(ge) “背”主要就是行為(wei) 主體(ti) 主觀上摒棄外物的誘惑。“庭”即庭院，“除”即台階，意思相近之人。這樣的話，即使是“庭除”之近，也能做到“至近不見”，或者做到“行其庭，不見其人”。

朱熹認為(wei) ，“製欲”是一個(ge) 人行事持正不阿的基本方式和原則。“製欲”的宗旨就是“止於(yu) 所不見，則無欲以亂(luan) 其心”。朱熹說：“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朱子語類》卷七十三）這樣就可以達到“艮其背”，做到“製欲”，也就是“不見可欲，其心不亂(luan) ”的境界。

朱熹認為(wei) ，“理”大於(yu) “勢”，“理”規範“勢”，或者說“理尊於(yu) 勢”，亦可以說“道尊於(yu) 勢”。在麵對外在的“勢”時，持正不阿者要據“理”力爭(zheng) 。如果持正不阿者沒有“製欲”的行事原則和德行修養(yang) ，就容易為(wei) 外在的“勢”所折服，容易“心為(wei) 形役”。這樣的話，就如程頤所說：“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製，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近思錄·存養(yang) 》卷四）持正不阿者最後變成趨炎附勢、阿諛奉承之流，這是朱熹最為(wei) 反感的。

黑格爾說：“束縛在命運枷鎖上的人可以喪(sang) 失他的生命，但是不能喪(sang) 失他的自由。”［2]持事者最大的障礙就是不能在行為(wei) 過程中抵禦外在的“誘惑”。黑格爾要表達的和朱熹講的人要“艮其背”具有同樣的內(nei) 涵，這是所有持正不阿者的共同態度。朱熹持正不阿的謀事之忠，與(yu) 西方大哲表達的是人類一個(ge) 共同的主題：“理尊於(yu) 勢”。這大概就是“學者”（持事者）必須秉承的德行，也是“學者”應當具有的人文“自然力”，彰顯了“學者”的尊嚴(yan) 和價(jia) 值，也為(wei) 人類的進步釋放了“學者”應有的道德力量。這正如康德所說：“在受迷信或強權壓迫的情況下，則沒有什麽(me) 人比學者更必不可少。”［3]

朱熹強調的持正不阿之忠，在曆史上影響深遠。胡適說：“（朱熹）這種學說深入人心之後，不知不覺地使個(ge) 人的價(jia) 值抬高，使個(ge) 人覺得隻要有理可說，富貴利祿都不足羨慕，威武刑戮都不足畏懼。‘理’是不生不滅的，暫時的失敗和壓製終不能永遠把天理埋沒了，天理終有大白於(yu) 天下的一日。我們(men) 試看八百年的政治史，便知道這八百年裏的知識階級對政府的奮鬥，無一次不是掮著‘理’字的大旗來和政府的威權作戰。元祐黨(dang) 禁（1102年），南宋的慶元黨(dang) 禁（1196年），明初成祖的殺戮學者（1402年），明代學者和宦官或權相的奮鬥，直到明代末的東(dong) 林黨(dang) 案（1624—1627年），無一次沒有理學家在裏麵做運動的中堅，無一次不是政府的權威大戰勝，卻也無一次不是理學家的最後的勝利。明末的呂坤說的最好：‘天地間唯理與(yu) 勢最尊，理義(yi) 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yu) 天下。’”［4]

二、扶危濟困

如何彰顯人的責任，儒家認為(wei) ，忠恕之道是最基本的原則。因此，在儒家看來，人的價(jia) 值隻有在人際交往中，在為(wei) 他人不計功利的付出中，才能彰顯出來。所以，有的人說，儒家就一般本質而言，是一種古典的交往實踐理論［5]。這個(ge) 論斷盡管沒有概括出儒家學說本質的全部，卻也指出了儒家具有實踐的特征。忠德作為(wei) 儒家倫(lun) 理的一部分，其價(jia) 值彰顯最好的方式就是實踐。扶危濟困是忠德實踐的基本原則和宗旨。

從(cong) 這個(ge) 角度上來說，朱熹的忠德思想是對傳(chuan) 統儒家忠德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一些研究者認為(wei) ，儒家忠德在先秦具有開放的內(nei) 涵，不僅(jin) 包括下對上的忠，更重要的是包括上對下的忠。到了宋明之後，忠德就逐步變成了下對上的忠，甚至成為(wei) 臣下對君主的忠德專(zhuan) 利。這種觀點目前還散播在學術界。實際上，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是沒有熟讀宋明理學經典文獻而產(chan) 生的一種學術偏見。事實上，宋明時代的忠德不僅(jin) 是政治道德規範，而且也是人際交往的道德規範，還是人的德性規範。朱熹不僅(jin) 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為(wei) 忠德的踐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扶危濟困是對傳(chuan) 統忠德的繼承和發展，體(ti) 現儒家“仁以為(wei) 己任”的道德責任感。孔子說：“居處恭，執事敬，與(yu) 人忠。”（《論語·子路》）忠，“內(nei) 盡於(yu) 心也”（《禮記·禮器》）。王弼也說：“忠者，情盡之盡也。”（《論語釋疑》據皇侃《論語疏》引）朱熹在《論語集注》引用程子的話說：“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ti) ，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朱熹自己也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論語集注》）朱熹繼承了前人關(guan) 於(yu) 忠德的內(nei) 涵，並通過與(yu) “恕”的比較來闡釋“忠”作為(wei) 一種德性和德行的可能性。這種忠恕之道其實就是仁道、人道、理道、人倫(lun) 之道、入世之道等。扶危濟困，是忠德為(wei) 人處世、安身立命的儒家責任倫(lun) 理的實踐之道，是人際交往的一種實踐理論的基礎所在。

朱子作為(wei) 道學家的偉(wei) 大代表，他一生“在野多時，五十年間，曆事四朝，仕於(yu) 外者僅(jin) 九考，立於(yu) 朝者四十日而已，然憂國之誠，則始終不衰”［6]。其一生都在盡一個(ge) 理學家的忠臣之道。扶危濟困是朱熹踐履忠德的一個(ge) 重要的維度。

那麽(me) ，如何才能踐履扶危濟困之忠？朱熹在《庚子應詔封事》中說：“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yu) 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jun) ；若夫治軍(jun) 省賦以為(wei) 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庚子應詔封事》卷十一）朱熹談到的恤民、省賦、治軍(jun) 直至正君，其實就是道學家的三大主張：安民、治官（軍(jun) ）、正君。那麽(me) ，扶危濟困之忠自然就包括這三個(ge) 方麵內(nei) 容。

第一，救濟。救濟百姓，就是讓老百姓安居樂(le) 業(ye) 。朱熹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yi)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卷七十四）意思是為(wei) 學的目的是要學以致用，經邦濟世。扶危濟困是“推以及人”。從(cong) 個(ge) 體(ti) 層麵來說，就是要救濟百姓，使他們(men) 擺脫貧困，物質充實。

第二，設立社倉(cang) 製度。社倉(cang) 製度是朱熹的首創，是一種民間儲(chu) 糧和社會(hui) 救濟製度。乾道四年（1168年），建寧府（今福建建甌）出現饑荒。朱熹和同鄉(xiang) 劉如愚設立五夫社倉(cang) ，當時倉(cang) 內(nei) 的糧食是向知府借了常平米600石設立的。社倉(cang) 糧食先由政府撥給常平米為(wei) 貸本，春天農(nong) 民無糧，就借給農(nong) 民，秋收之後由農(nong) 民償(chang) 還，利息是每石米收息米二鬥。當米息收到相當於(yu) 本米之後，僅(jin) 收取耗米3升，以幫助農(nong) 民度過缺糧的時間。朱熹說：“予惟成周之製，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cang) 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yi) 倉(cang) 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yu) 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遊輩，至於(yu) 深山長穀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建寧府祟安縣五夫社倉(cang) 記》卷七十七）社倉(cang) 製度是扶危濟困非常有效的方式，也體(ti) 現了理學家實行仁政的理念。朱熹說：“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以養(yang) 成閭裏睦姻任恤之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勸立社倉(cang) 榜》卷九十九）

第三，減賦。減賦是對災區實行減租減息的一種惠民措施。朱熹曾經在知南康軍(jun) 的時候，就對災荒地區提出減租減息的建議。他在《乞放租稅及撥米充軍(jun) 糧賑濟狀》一文中，希望朝廷減租減息，最終使得朝廷同意南康檢放苗米八分以上，共三萬(wan) 七千餘(yu) 石［7]。這是扶危濟困的另外一種方式。

同時，朱熹認為(wei) 對那種相互推諉、自私自利的人應當給予批判。朱熹對這種漠視百姓的現象十分反感，他說：“然上供外所餘(yu) 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束，隻教樁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顆粒。那裏有？年年侵使了，每監司使公吏下來檢視，州郡又厚賂遺之使去。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從(cong) 得贍軍(jun) ？然亦隻贍得兩(liang) 三月，何況都無。非天雨鬼輸，何從(cong) 得來？某在彼時，顏魯子、王齊賢屢行文字下來，令不得動。某報去雲(yun) ：‘累政即無顆粒見在，雖上司約束分明，奈歲用支使何？今求上司，不若為(wei) 之豁除其數。若守此虛名而無實，徒為(wei) 胥吏輩賂賄之地。又況州郡每歲靠此米支遣，決(jue) 不能如約束，何似罷之？’更不聽，督責愈急。顏魯子又推王齊賢，王齊賢又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去，顏依舊行下約束，卻被某不能管得，隻認支使了。若以為(wei) 罪，則前後之為(wei) 守者皆一樣，又何從(cong) 根究？其勢不奈何，隻得如此處。”（《朱子語類》卷一百八）朱熹這裏刻畫出了那些相互推諉、隻顧自己烏(wu) 紗帽的官吏。這也體(ti) 現了朱熹扶危濟困之忠的善意心理。

總之，扶危濟困，就是要有力者出力，有財者出財，有德者勸人以善。這是朱熹踐行忠德的一種實踐，體(ti) 現了儒家憂世憂民的現實關(guan) 懷。

三、盡職盡責

盡職盡責是朱熹忠德思想謀事之忠的一種方式和途徑。朱喜說：“人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責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朱文公政訓》）盡職盡責，指無論處於(yu) 哪個(ge) 階層的人，都要盡到自己的本分和責任。

朱熹本人就是盡職盡責最好的典型。他在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歲時，由丞相史浩（1106—1194年）及陳俊卿（1113—1186年）大力舉(ju) 薦，任宣教郎知南康軍(jun) 兼軍(jun) 內(nei) 勸農(nong) 事一職。宣教郎官大概是文官的第二十六級，級別較低。上任初期，就榜南康三事：一是凡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何興(xing) 利除害計畫，悉具以陳；二是鄉(xiang) 人父老應歲時集會(hui) ，講信修睦；三是本軍(jun) 學校養(yang) 士不過30人，故鄉(xiang) 黨(dang) 應推擇學子遣詣學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知南康榜》卷九十九）。盡管朱熹官職很低，但是仍然堅持盡心為(wei) 民，不能因為(wei) 官職低下就妄自菲薄，而是要不卑不亢，盡職盡責。

如何做到盡職盡責？朱熹認為(wei) 應從(cong) 三個(ge) 方麵進行。第一，對官員來說，要提高自己的行政效率。朱熹說：“須是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即勾了，未了須理會(hui) 教了，方不廢事。”“當官文書(shu) 薄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朱文公政訓》）官員持正，體(ti) 現在公事上就是要每日了解每日的事情，提高行政效率，不可將今日之事拖到明日。

同時，要整頓朝綱，反對腐敗。宋代一直被冗官、冗兵、冗費等“三冗”問題所困擾。盡管北宋晚期進行了富國、強兵的王安石變法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地解決(jue) 了宋帝國的財政問題，但是王安石變法並沒有從(cong) 根本上扭轉宋代“三冗”問題。因此，這些問題，也是擋在理學家朱熹麵前的一個(ge) 難題。他認為(wei) 整肅朝綱，有益於(yu) 解決(jue) 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貪汙腐敗的問題。他引用董仲舒的話說：“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wan) 民，正萬(wan) 民以正四方。”（《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卷五十六）隻有這樣，各級官員才能做到盡職盡責，提高行政效率，為(wei) 民盡心盡力辦事。

第二，對軍(jun) 隊來說，要整頓軍(jun) 紀，防止軍(jun) 隊腐化，軍(jun) 費浮冗。軍(jun) 隊人數之多是宋代“三冗”問題之一。朱熹認為(wei) ，軍(jun) 人盡職盡責關(guan) 乎國家的安危和社會(hui) 的穩定。因為(wei) 宋初設立的將兵分離製度，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導致軍(jun) 隊的戰鬥力十分低下。同時，宋代大量收留災民、荒民和流民，導致整個(ge) 軍(jun) 隊的素質極差。朱熹深刻地刻畫了宋代軍(jun) 隊腐化現象，他說：“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呆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wei) 能，苞苴結托為(wei) 事。物望素輕，既不為(wei) 軍(jun) 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jun) 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chang) 債(zhai) 負。債(zhai) 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升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庚子應詔封事》卷十一）將帥軍(jun) 官的貪婪跋扈，必須整頓。所以朱熹強調：“不令宦官賣統軍(jun) 官職，是今日軍(jun) 政第一義(yi) 。”（《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

要整頓軍(jun) 隊，就要選將練兵，規範軍(jun) 紀。朱熹說：“選將吏，核兵籍，可以節軍(jun) ；開廣屯田，可以實儲(chu) 軍(jun) 糧；聯係民兵，可以益邊備。”（《宋史·本紀》卷二十六）朱熹從(cong) 官兵的素質、軍(jun) 隊的開支、軍(jun) 民關(guan) 係的處理這三個(ge) 方麵來整頓軍(jun) 隊。這些措施如果當時被采用應該能對整肅軍(jun) 紀、增強軍(jun) 隊的戰鬥力起到積極作用。但是因為(wei) 皇帝趙眘隻把朱熹當作一個(ge) 道德木偶，對他的建議佯裝采納，實則不用，因此這些措施沒有發揮真正的作用。朱熹在給周必大的信中無不憤怒地說：“謬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便被詰問，反若以遲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yu) 行事之實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與(yu) 周參政劄子·一》卷二十六）

第三，強化道德教育，提高整個(ge) 社會(hui) 盡職盡責的道德素養(yang) 。朱熹作為(wei) 理學家，認為(wei) 想要人們(men) 都做到盡職盡責，就要全麵實施道德教育，努力提高人們(men) 的道德素養(yang) 。在朱熹的教育視野中，“存天理，去人欲”是他整個(ge) 道德教育的宗旨。

朱熹的《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最能表達他的道德教育理念。《揭示》說：“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上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wei) 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上為(wei) 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yu) 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上修身之要。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上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上接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yi)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wei) 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wei) 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yu) 經，有誌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yu) 學有規，其待學者為(wei) 已淺矣，而其為(wei) 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複以施於(yu) 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yu) 講明遵守而責之於(yu) 身焉，則夫思慮雲(yun) 為(wei) 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yan) 於(yu) 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yu) 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卷七十四）

朱熹在《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中對個(ge) 體(ti) 道德修養(yang) 、道德教育的方式、道德教育的目的、道德教育的實踐等都做了規定。這也是他全麵提升人們(men) 盡職盡責忠德素養(yang) 的教育宗旨，其意義(yi) 重大，影響深遠。所以，錢穆先生說：“朱子於(yu) 政事治道之學，可謂於(yu) 理學界中最特出。試觀其壬午、庚子、戊申諸封事，議論光明正大，指陳確切著實，體(ti) 用兼備，理事互盡，厝諸北宋諸儒乃及古今名賢大奏議中，斷當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實績，如在南康軍(jun) 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經界，雖其事有成有敗，然其精心果為(wei) ，與(yu) 夫強立不反之風，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瓚佩，亦不過如此。又朱子注意史學，於(yu) 曆代人物賢奸，製度得失、事為(wei) 利病，治亂(luan) 關(guan) 鍵，莫不探討精密，了如指掌。尤其於(yu) 北宋熙寧變法，新舊黨(dang) 爭(zheng) ，能平心評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學家之義(yi) 理空言，亦不陷於(yu) 當時名士賢大夫之意氣積習(xi) 。以朱子之學養(yang) ，果獲大用，則漢唐名相政績，宜非難致。”［9]

總之，從(cong) 某種程度上說，倫(lun) 理學主要是研究人的行為(wei) 的一套規則［8]。盡管也有人將元倫(lun) 理學視為(wei) 倫(lun) 理學的重要分支之一，但是在道德實踐中主要還是研究做人和做事之德，即規範倫(lun) 理學（包括應用倫(lun) 理學）和德性倫(lun) 理學。朱熹謀事之忠的三方麵內(nei) 涵即持正不阿、扶危濟困和盡職盡責比較全麵地概括了做有德之事的道德原則、道德態度，道德宗旨、道德目的和道德方法。盡管這在皇權社會(hui) 的道德實踐中顯得舉(ju) 步維艱，加之朱熹謀事之忠的理論也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他卻做到了一位理學家在當時所能做到的最大的“盡忠”的努力和嚐試，這是值得今人讚許和欽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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