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還是規範，政治還是倫(lun) 理？

——大疫當前的思考

作者：白彤東(dong)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中外醫學哲學》[香港]2020年第2期（Volume 18）

麵對新冠疫情的挑戰，在〈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lun) 理資源〉一文中，兼具倫(lun) 理學者與(yu) 儒家學者身份的範瑞平教授，提出了他的回應，展現了學者的現實擔當。我非常認同他這種理論上的努力，並且作為(wei) 一個(ge) 同情儒家乃至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者，我也很欣賞他的儒家情懷。但是，在這篇文章裏，我會(hui) 以和而不同的君子精神要求自己，對他的論述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期待能夠引發我們(men) 進一步的思考和討論。

麵對疫情，範教授指出：“東(dong) 亞(ya) 國家對於(yu) 這次疫情的應對，至少在疫情明顯出現之後，總體(ti) 上處理得較之西方國家更好，背後實有不同的倫(lun) 理精神的反應和支撐。”範教授在這裏把東(dong) 亞(ya) 的成功歸於(yu) 背後的倫(lun) 理精神，尤其是儒家的倫(lun) 理精神。但是，東(dong) 亞(ya) 諸國在何種意義(yi) 上代表了儒家的倫(lun) 理精神？傳(chuan) 統日本與(yu) 傳(chuan) 統中國與(yu) 朝鮮政體(ti) 不同，哪怕是傳(chuan) 統中國，在政治上是儒法互補，在倫(lun) 理生活上是儒、道、佛兼用。二十世紀以來，經曆了變革乃至革命傳(chuan) 統的東(dong) 亞(ya) 諸國還保留了多少傳(chuan) 統，大可爭(zheng) 議。範教授指出：“盡管中國政府的總體(ti) 指導思想早已不是儒家思想，但孝道的影響仍然存在於(yu) 人們(men) 的行為(wei) 和政策之中。”這似乎有想當然的成分。如果我們(men) 不能簡單地把東(dong) 亞(ya) 國家歸約於(yu) 代表儒家倫(lun) 理的國家，那麽(me) 儒家倫(lun) 理對東(dong) 亞(ya) 的相對成功是否真的有貢獻？

並且，我們(men) 是否能夠把“西方國家”作為(wei) 一個(ge) 對比的整體(ti) ？同為(wei) 西方國家的澳大利亞(ya) 與(yu) 紐西蘭(lan) ，對疫情的應對，取得了與(yu) 東(dong) 亞(ya) 國家類似的成功。既非東(dong) 亞(ya) 也非西方的泰國對疫情的應對也很成功。一般來講，作為(wei) 規範理論學者，討論經驗問題，是很冒險的。

在規範層麵，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的共同成功，可能意味著有不同的成功資源。那麽(me) ，它們(men) 之間共通的、可普世的資源是什麽(me) ？這種尋資源，更可能是範教授所批評的福山所“執著”的政治與(yu) 製度，以及“薄”的、可化為(wei) 政治安排的倫(lun) 理考慮，而非範教授所解讀的儒家倫(lun) 理學。後者是一套羅爾斯所講的“整全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如果我們(men) 接受自由社會(hui) 的多元事實，整全學說就缺乏普世性。比如，範教授認為(wei) ，儒家文明的核心是“推崇‘德’的天命倫(lun) 理觀。”而孔孟都認為(wei) “上天已在每個(ge) 人的心中注入了一定的德性。”這種天命之善性的理解，以及範教授後來所強調的所謂儒家的精氣感應學說，是否是孔子的主張，是否為(wei) 所有儒家接受，都會(hui) 有爭(zheng) 議。如果這些想法在儒家之間都不能統一，我們(men) 又怎能期待它們(men) 成為(wei) 中國人、乃至全人類的普遍價(jia) 值？反而是福山關(guan) 心的政體(ti) 類型、國家能力、社會(hui) 信任和領導水準，更可以為(wei) 擁有不同整全學說的人所分享。並且，政治與(yu) 製度的安排，也比倫(lun) 理的改進，能加有效。當然，我這裏不是否定倫(lun) 理的意義(yi) 。但是，為(wei) 了普世性，倫(lun) 理討論要盡量在“薄”的層麵進行，這樣它討論的結果也可以迅速變成多元性社會(hui) 裏麵共同接受的政治安排，產(chan) 生實際影響。比如，範教授指出：“家庭的實在結構反映了宇宙深層的實在結構，呈現在儒家的有些神秘的《易經》符號係統之中。”這種論述就隻能被那些接受這套形上學的儒家學者接受。但是，我們(men) 完全可以說，通過家的延伸，儒家希望人類超越狹隘的個(ge) 人，不做那些短視的決(jue) 定。這就可以成為(wei) 被不同信仰的人所接受，並可以成為(wei) 製度建設的基礎。

範教授的一些倫(lun) 理層麵的討論，並不需要預設厚重的形上學，因此有普世的可能性。他對在現代科技的強勢下倫(lun) 理地位的討論，所批評的是科學主義(yi) ，而科學主義(yi) 其實是對科學的迷信，恰恰是對科學精神的違背。真正具有科學精神的人，會(hui) 對科學的確定性、全麵性有著謙遜的態度，而不會(hui) 認為(wei) 整個(ge) 世界的所有方麵都已經被因果性確定地解釋了。因此，範教授不應以因果性為(wei) 其批評對象。並且，在這一批評中，範教授提到了榮格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觀念。對量子力學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包立（Wolfgang Pauli），認為(wei) 量子力學對因果性的挑戰與(yu) 榮格的共時性觀念呼應。但同時，他也對榮格及其追隨者誤解科學提出了嚴(yan) 厲批評。（白彤東(dong) 2019，126-149）範教授試圖利用共時性來解釋法格雷特（Herbert Fingarette）所談論的握手禮，認為(wei) 握手雙方各自伸手的和諧不是因果性的結果，而是一種共時性的體(ti) 現。但是，如包立應用共時性所解釋的量子糾纏（entanglement）所展示的，這種現象既不能用二者之間的因果聯係來解釋，也不能用二者的共同原因（common cause）來解釋。握手雙方的和諧，是他們(men) 共用禮俗這一共同原因導致的結果，符合因果性。但如果一個(ge) 英國人在清朝遭遇了一個(ge) 中國女子，他伸出手來，清朝女子是不會(hui) 和諧地伸出手來的。

在決(jue) 策問題上，範教授說，儒家的孝道使得東(dong) 亞(ya) 國家不會(hui) 接受群體(ti) 免疫，因為(wei) 後者會(hui) 導致老人大量死亡。但是，在疫情肆虐的時候，醫生如果隻能救活一個(ge) 人，他應該選擇一個(ge) 重病纏身、不能自理、隻有半年壽命的老人，還是一個(ge) 健康的嬰兒(er) ？僅(jin) 僅(jin) 訴諸孝道，是否也是範教授所反對的極端與(yu) 激進主義(yi) 的表現？除了孝道，儒家的生生原則在上述情況下如何照顧？

我也認為(wei) ，西方的自由民主體(ti) 製與(yu) 國際秩序的問題，在新冠疫情中被暴露出來。這裏，自由民主的自由部分（新聞自由、法治）是好的。如果中國大陸不是從(cong) 人民到媒體(ti) 都被封嘴的話，也許新冠可以被更早控製，至少全國人民可以上網發泄怨氣，不用擔心這麽(me) 大範圍的封號。但是，在我的新書(shu) 裏（Bai 2019），我論證民主決(jue) 策有結構性問題，其解決(jue) 是將民主表達與(yu) 儒家的精英決(jue) 策結合的混合政體(ti) 。在國際秩序上，範教授批評西方的契約傳(chuan) 統造成了國際上的不合作。但是，我認為(wei) ，這裏真正的問題不是契約傳(chuan) 統，而是超越國家的全球化是由為(wei) 了自己利益可以不顧一切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主導這一悖論。對此，我也在我的新著裏提出了以“仁責高於(yu) 主權”為(wei) 原則的儒家新天下體(ti) 係。我想，上述在政治與(yu) 製度層麵上的努力，也許才是大疫當前，儒家能夠做出的貢獻。

參考文獻


白彤東：《實在的張力：EPR論爭中的愛因斯坦、玻爾與泡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BAI Tongdong.  Tension of Reality: Einstein, Bohr, and Pauli in the EPR Debat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範瑞平：〈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中外醫學哲學》，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頁7-33。FAN Ruiping. “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7-33.

Bai, Tongdong.  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 The Confucian Ca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