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shu) 名：《朱子哲學的結構與(yu) 義(yi) 理》

作者：江求流

出版社：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6月

《朱子哲學的結構與(yu) 義(yi) 理》引言

對於(yu) 宋明理學乃至整個(ge) 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朱子無疑是一個(ge) 無法忽略、繞過的關(guan) 鍵性人物，正因如此，朱子哲學以及廣義(yi) 的朱子學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整個(ge) 中國哲學界關(guan) 注的重心之一。經過幾代人的辛勤耕耘，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可謂層出不窮：無論是文獻的整理與(yu) 編撰、生平事跡的梳理與(yu) 考辨，還是在思想理論的闡發與(yu) 詮釋，都取得了豐(feng) 厚的成果。然而，正如吳震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就大陸學界而言，自1981年張立文先生《朱熹思想研究》和1988陳來先生《朱子哲學研究》出版以來，三十多年後今天，以哲學史或思想史為(wei) 視域的朱子學研究的專(zhuan) 著竟然極為(wei) 罕見，不免令人唏噓”。即便加上吳震先生沒有提及的，2010年蒙培元先生的《朱熹哲學十論》以及2018年吳震先生自己的《朱子思想再讀》等幾本以哲學視域研究朱子學的專(zhuan) 著，他所感慨的“與(yu) 陽明學以及陽明後學研究領域各種專(zhuan) 題論著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的學術現象相比，朱子學以及朱子後學研究領域的專(zhuan) 題論著卻略顯‘冷清’”這一狀況並沒有得到明顯的改觀。事實上，不僅(jin) 大陸學界如此，即便是在港台與(yu) 海外，對朱子的哲學理論進行係統的研究與(yu) 闡釋的專(zhuan) 著也並不多見。這一背景下，出版一本以朱子的哲學理論為(wei) 主題的專(zhuan) 著，似乎並不顯得多餘(yu) 。

本書(shu) 基於(yu) 對朱子著作的閱讀與(yu) 思考，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試圖探討朱子哲學內(nei) 在的問題意識及其整體(ti) 性結構，並在這一視域下，對朱子哲學中的相關(guan) 哲學理論內(nei) 涵加以闡發。主要涉及到以下幾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

第一章主要處理朱子哲學中的理氣論問題。在本書(shu) 看來，朱子的理氣論實質上是針對在當時具有重要影響的佛教的性空論。而性空論又涉及到真如緣起思想，即天地間的萬(wan) 物都是真如本心幻化而成的。在朱子那裏，性空論的克服構成了理氣論的核心問題，而對性空論的克服又涉及到氣化生物的問題。朱子認為(wei) 從(cong) 本源上說萬(wan) 物都是氣化所生，而氣內(nei) 在地具有生理，這種生理在氣化萬(wan) 物的過程中就內(nei) 化為(wei) 萬(wan) 物內(nei) 在的性，這也就是在朱熹哲學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性即理”這一命題的基本內(nei) 涵。而通過氣中內(nei) 在地具有理這一觀念的揭示，朱子實際上對《中庸》的“天命之為(wei) 性”進行了轉化，從(cong) 而無論是對萬(wan) 物生成還是對萬(wan) 物之性的來源問題的理解都不再訴諸於(yu) 神學目的論。因此，理氣論也內(nei) 在地包含著對目的論的消解。

對性空論的克服是第一章的主要內(nei) 容，而在朱子那裏，對性空論的克服所關(guan) 注的核心問題是對人性實在性的論證。人性的實在性在朱子那裏主要是涉及到本體(ti) 的問題，而體(ti) 總是離不開用，因此比人性實在性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功能是什麽(me) 的問題。朱子對人性功能的論證實際上是對孟子性善論的一種繼承。在他那裏，人性是一種感通能力，主體(ti) 由於(yu) 內(nei) 在地具有這種感通能力，在人倫(lun) 日用之中就能夠自然而然地為(wei) 善。因此，人性構成了人倫(lun) 日用的本體(ti) 論基礎，或者說，人性構成了人倫(lun) 秩序的內(nei) 在法則。而作為(wei) 主體(ti) 內(nei) 在的感通能力的人性之所以受到重視，也與(yu) 朱子對人倫(lun) 秩序的關(guan) 注有關(guan) 。正是因為(wei) 人倫(lun) 這種存在秩序非常重要，那種作為(wei) 人倫(lun) 秩序基礎的人性才顯得重要。概言之，人性的功能及其對人倫(lun) 秩序的意義(yi) 構成了本文第二章的主體(ti) 內(nei) 容。

朱子對人性功能的闡發實際上是以性善論為(wei) 基本內(nei) 容。但性善論必然麵臨(lin) 性惡論、善惡混等不同人性論的挑戰。在朱子看來，人性本善，但這種為(wei) 善的能力會(hui) 受到氣稟和人欲的抑製。氣稟是人生來就有的，因此是抑製人性功能的先天因素，而人欲實際上是在人性功能發用之時，主體(ti) 對它的有意違背，因此是抑製人性功能的人為(wei) 因素。朱子哲學中的氣質之性與(yu) 天命之性之間的關(guan) 係主要涉及的是氣稟對人性的抑製問題，而天理人欲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則涉及人欲對人性功能的抑製問題。朱子通過對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內(nei) 容的分析，實際上既堅持了性善論的，也回應了性惡論、善惡混等不同人性觀的挑戰。因此，本文第三章主要圍繞抑製人性功能的雙重因素展開的。

人性受到氣稟、人欲的雙重抑製，因此隻是以潛能的形式存在。然而，人性雖然潛能化，但它作為(wei) 本體(ti) 仍然具有重新發用的可能，這就涉及到工夫的問題。因此工夫論之所以在朱子哲學中如此重要，就在於(yu) 正是通過工夫，也就是後天的修為(wei) 才能使得那種先天的人性潛能開發出來。這在朱子那裏也就是複性的問題。而談到工夫，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工夫的具體(ti) 進路問題。但這一問題不同學派有著不同的理解。朱子與(yu) 湖湘學派關(guan) 於(yu) 察識與(yu) 涵養(yang) 關(guan) 係的辯論實際上主要涉及工夫進路的問題。而朱子心性論中的中和舊說向中和新說的轉變也與(yu) 工夫進路的問題密不可分。總之，修為(wei) 以複性的工夫及其具體(ti) 進路構成了本文第四章的主要內(nei) 容。

從(cong) 朱子與(yu) 湖湘學派的辯論可以看到，工夫進路的恰當與(yu) 否對於(yu) 複性的修養(yang) 目標非常重要。但工夫進路不能盲目進行，它實際上有其當然之則，即有其規範性，對朱子而言，這種規範性必須通過格物致知才能弄清。因此，朱子那裏的格物致知問題所涉及的首要問題就是對工夫進路的引導問題。當然，對朱子而言，格物致知不僅(jin) 涉及工夫進路的引導問題，還涉及到實踐活動的如何進行的問題。這是因為(wei) ，工夫問題以複性，即德性的成就為(wei) 目標，實際上培養(yang) 的是德性主體(ti) ，但朱子這些儒家學者必須麵對家國天下的眾(zhong) 多實踐事務，而處理這些事務也有其規範性，否則實踐活動就會(hui) 陷入盲目性。因此格物致知還涉及實踐盲目性的克服問題。因此，本文第五章從(cong) 工夫進路的指引與(yu) 實踐盲目性的克服兩(liang) 個(ge) 方麵展開了對格物致知問題的分析。

無論是以涵養(yang) 、察識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尊德性工夫還是以格物致知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道問學工夫，都屬於(yu) 個(ge) 體(ti) 層麵的修養(yang) 工夫，借用儒家的固有術語來說，即屬於(yu) 內(nei) 聖的之學。然而，在儒家傳(chuan) 統之中，內(nei) 聖總是關(guan) 聯著外王。對於(yu) 朱子而言，對儒家內(nei) 聖之學的闡發，實質上寄托了其外王的政治理想之中。這一點在朱子與(yu) 陳亮等人之間展開的王霸之辨、皇極之辨中得到明確地體(ti) 現。這些相關(guan) 的辯論，既涉及到對曆史人物的評價(jia) ，也涉及到對現實政治的批判。而對曆史人物的評價(jia) ，又構成了對現實政治批判的曆史依據。朱子試圖通過相關(guan) 的討論表明，外王的政治理想的實現必須建立在內(nei) 聖的修養(yang) 工夫之上，從(cong) 而用修養(yang) 工夫對現實的政治主體(ti) 進行立法。對上述相關(guan) 內(nei) 容的分析構成了本書(shu) 第六章的內(nei) 容。

正如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曾經指出，中國哲學家的哲學雖然沒有形式的體(ti) 係，但有其實質的體(ti) 係。就朱子而言，這一點無疑也是成立的。通過以上的分析不難發現，作為(wei) 沒有形式上的哲學家，朱子哲學實質層麵展示出了一個(ge) 非常係統的、具有明確的內(nei) 在邏輯結構的哲學體(ti) 係。本書(shu) 的寫(xie) 作，正是試圖以一種結構性的方式將朱子哲學的這一內(nei) 在體(ti) 係清晰地建構與(yu) 呈現出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朱子並非現代意義(yi) 上的職業(ye) 哲學家，他的哲學雖然在實質層麵具有非常明確、嚴(yan) 密的體(ti) 係，但這一體(ti) 係並非他的思辨構造的產(chan) 物。事實上，如果說一個(ge) 哲學家有其實質性的體(ti) 係，那麽(me) ，毋庸置疑，這一哲學家必然有其明確的問題意識，而其哲學體(ti) 係實質上也就是其問題意識的展開。這一點在具有形式的思想體(ti) 係的西方哲學家那裏得到的明確的體(ti) 現，如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作為(wei) “首尾貫穿之哲學書(shu) ”，源於(yu) 康德對“我能夠知道什麽(me) ”這一問題的追問，而以《純粹理性批判》為(wei) 核心的康德認識論哲學實際上也就是上述問題的展開。作為(wei) 沒有形式的但有實質的哲學體(ti) 係的哲學家，朱子所關(guan) 注的核心問題是什麽(me) 呢？

正如本書(shu) 第六章所一再指出的，作為(wei) 一位儒者的朱子，其所關(guan) 心的核心問題是餘(yu) 英時所指出的“秩序重建”的問題。不過，與(yu) 當代政治哲學試圖通過製度建構的方式來達成秩序重建有所不同，朱子仍然是將儒家傳(chuan) 統中的修身作為(wei) 身-家-國-天下這一儒家所關(guan) 注的整體(ti) 性生存秩序的基礎。朱子曾言“聖賢之言本以修為(wei) 為(wei) 主”。而在理學的語境中，修為(wei) 又被賦予了“工夫”的內(nei) 涵。換言之，在朱子那裏，正如本書(shu) 地六章指出的，以道學為(wei) 核心的修養(yang) 工夫，構成了秩序重建的根本性方式。事實上，通過前文對本書(shu) 核心內(nei) 容的介紹，也不難看出，朱子的整個(ge) 哲學體(ti) 係，主要涉及人性的實在性、人性在人倫(lun) 日用中所承擔的功能、抑製人性功能的雙重因素、開發人性功能的工夫及其具體(ti) 進路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無不與(yu) 修養(yang) 工夫這一核心問題密切相關(guan) ：1）、作為(wei) 一個(ge) 儒家學者，朱子自覺地繼承了孟子所揭櫫的性善論，不過在朱子時代，性善論遭遇到了佛教所提出的性空的挑戰。因此朱子強調性是本體(ti) ，並通過理氣論對人性的實在性進行論證，無非是要強調人性本善這一本體(ti) 論事實，換言之，主體(ti) 內(nei) 在地、先天地具有本然之善性；不過，2）、人性的實在性並不是一個(ge) 虛構的實體(ti) 性存在，人性必然有其功能，否者它對主體(ti) 就不具有價(jia) 值意義(yi) ，也就無需對其實在性加以論證。朱子通過對人性功能性的揭示，指出它是主體(ti) 內(nei) 在的可以為(wei) 善的感通能力，它構成了人倫(lun) 秩序的內(nei) 在法則；3）、在上述意義(yi) 上，人性的實在性與(yu) 人性的功能性一起表明性善是一個(ge) 本體(ti) 論事實。然而，既然人性本善，如何解釋現實中的過與(yu) 惡。朱子對氣稟、人欲等問題的討論，都與(yu) 這一問題有關(guan) ；4）、上述討論的結論是，性善雖然是一個(ge) 本體(ti) 論事實，但人性受到了氣稟與(yu) 人欲的雙重抑製，從(cong) 而對現實的主體(ti) 而言，隻是人性這一本體(ti) 所具有功能隻是以潛能的形式存在。從(cong) 而需要後天的努力，使得先天的潛能得以開發。這一開發人性潛能的過程就是工夫；5）、開發人性潛能的工夫並不能盲目地進行，而是有其具體(ti) 的進路，即涵養(yang) 與(yu) 察識。當然由於(yu) 上述進路應當如何展開，對主體(ti) 而言並不是自明的，它需要從(cong) 理論上進行討論和分析，而這一過程即是格物致知的過程。不難看出，朱子哲學的諸環節實質上都是圍繞著修養(yang) 工夫這一核心展開的，而修養(yang) 工夫又是為(wei) 秩序重建服務的。正如馮(feng) 契先生所言：

一個(ge) 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時代的脈搏，看到了時代的矛盾（時代的問題），就會(hui) 在他所從(cong) 事的領域裏（如哲學的某個(ge) 領域裏），形成某個(ge) 或某些具體(ti) 問題。這些具體(ti) 的問題，使他感到苦惱、困惑，產(chan) 生一種非把問題解決(jue) 不可的心情。

在這一意義(yi) 上也可以說，朱子的哲學體(ti) 係並不是朱子主觀的思辨構造，而毋寧是“如何實現秩序重建”這一“非解決(jue) 不可的問題”逼出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哲學中充滿了理氣、心性、天命之性、氣質之性、涵養(yang) 察識、格物致知等眾(zhong) 多的概念、範疇。當前對朱子哲學的研究總體(ti) 上都是圍繞著上述概念或命題展開的，或者說，範疇論的研究方式構成了當前朱子哲學研究的主要進路。毋庸置疑，對朱子哲學的研究無法脫離對相關(guan) 範疇的分析與(yu) 理解。因此，這種範疇論的研究範式具有重要的意義(yi) ，它在實質意義(yi) 上推動了朱子哲學研究的發展與(yu) 深化。不過，範疇論的研究方式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即它往往糾纏於(yu) 概念、命題的辨析而忽略了朱子哲學所關(guan) 注的內(nei) 在思想結構、問題意識以及相關(guan) 問題的理論內(nei) 涵。而在本書(shu) 看來，隻有在朱子哲學的問題意識及其整體(ti) 性結構中，才能夠弄清朱子在使用這些概念、範疇時所要解決(jue) 的問題，以及朱子是如何運用這些概念、範疇展開其哲學思考的，也隻有在這一前提之下，才能夠真正穿透這些概念、範疇所具的理論內(nei) 涵。

當然，本書(shu) 的研究也並不能看作是對朱子哲學的還原。實際上，在當前朱子哲學研究成果汗牛充棟的背景下，任何對朱子哲學的研究都不得不直麵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也同樣以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為(wei) 背景的——無論是正麵的吸收、借鑒，還是反麵的反思、批判。更為(wei) 重要的是，在“中西哲學的相遇、溝通已經成為(wei) 一個(ge) 本體(ti) 論的事實”的背景之下，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不可能如某些學者所謂的“以中解中”，同樣對朱子哲學的研究，也不可能是“以朱解朱”。事實上，近代以來的朱子哲學乃至整個(ge) 中國哲學領域的研究都受到西方的學術範式與(yu) 知識體(ti) 係的不同程度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在給中國學術研究帶來新的理論、範式與(yu) 方法的同時，也存在著遮蔽中國哲學自身的內(nei) 在體(ti) 係與(yu) 理論內(nei) 涵的問題。因此，本文的研究既自覺地將自身建立在對西方哲學的學習(xi) 和消化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麵，也自覺地避免套用西方哲學中某種理論框架來解釋朱子哲學。對本文而言，西方哲學的參照性意義(yi) 在於(yu) ，通過與(yu) 西方哲學中的相關(guan) 理論的對比，以彰顯出朱子哲學乃至整個(ge) 中國哲學的獨特的理論內(nei) 涵。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朱子哲學的相關(guan) 文獻中具有豐(feng) 富的概念、範疇，而且由於(yu) 他沒有有意識地去構建一個(ge) 哲學體(ti) 係，他對這些概念、範疇的往往都沒有進行明確、係統的定義(yi) ，特別是如《朱子語類》這類“著作”又是弟子所記錄，在概念、範疇的使用，乃至觀念表達本身方麵都存在諸多不明確、嚴(yan) 謹的地方，這就導致在當代的朱子哲學研究中，相關(guan) 的概念、範疇的考證、辨析往往成為(wei) 學者們(men) 關(guan) 注的重要內(nei) 容。不過，由於(yu) 本書(shu) 將自己的任務定位在揭示朱子的基本問題意識，以重構朱子的內(nei) 在哲學結構，並在這一哲學結構的關(guan) 照下闡發朱子相關(guan) 觀念的理論內(nei) 涵之上，雖然這一工作也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了對相關(guan) 概念、範疇的辨析工作，不過，為(wei) 了避免影響到全書(shu) 整體(ti) 行文的連貫與(yu) 流暢，筆者盡量避免在正文部分進行這類工作，而更多地將相關(guan) 的辨析以及對當代相關(guan) 工作的回應性內(nei) 容放在注釋之中進行，這就導致本書(shu) 的注釋非常之多，有的注釋的內(nei) 容也非常之長，注釋的總字數居然占到了全書(shu) 的1/3左右。但這也是不得已而為(wei) 之，還請讀者諸君理解！

【序言】

楊國榮

作為(wei) 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哲學思想在理學的衍化過程與(yu) 整個(ge) 中國哲學的衍化過程中留下了重要印記。

以理為(wei) 第一原理，朱熹上承二程，既表現出某種構造形上世界圖景的超驗趨向，又延續了儒學溝通天道與(yu) 人道的傳(chuan) 統。相對於(yu) 張載強調氣的本源性，朱熹首先將關(guan) 注之點指向理氣關(guan) 係。對朱熹而言，理決(jue) 定了某物之為(wei) 某物的本質（性），氣則規定了事物形之於(yu) 外的存在形態（形），具體(ti) 事物的存在既依賴於(yu) 理，也離不開氣。在這裏，理與(yu) 氣的關(guan) 係無疑呈現了統一的一麵。不過，理與(yu) 氣的這種統一，主要限於(yu) 經驗領域的具體(ti) 事物：唯有既稟理、又稟氣，經驗對象的發生與(yu) 存在才成為(wei) 可能。在從(cong) 經驗的層麵理解理氣關(guan) 係的同時，朱熹又從(cong) 形而上與(yu) 形而下的維度，對理氣關(guan) 係作了總體(ti) 上的規定：氣為(wei) 形而下之器，理則是形而上之道。

作為(wei) 存在的第一原理，理同時表現為(wei) 必然的法則，所謂“理有必然”。當然，在朱熹那裏，突出作為(wei) 必然法則的理，並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確認天道之域中對象世界變遷的必然性，與(yu) 張載、二程一樣，朱熹對天道的考察最後仍落實到人道，在這方麵，理學確乎前後相承。就理的層麵而言，天道與(yu) 人道的相關(guan) ，具體(ti) 表現為(wei) 所以然與(yu) 所當然的統一。“所以然”表示事物形成、變化的內(nei) 在原因或根據，“所當然”則既指物之為(wei) 物所具有的規定，也與(yu) 人的活動相聯係，表示廣義(yi) 的當然之則。以“所以然”與(yu) “所當然”為(wei) 理的雙重內(nei) 涵，表明理既被理解為(wei) “必然”，也被視為(wei) “當然”。事實上，朱熹確乎一再地在理的層麵上，將必然與(yu) 當然聯係起來。

較之張載以實然（氣化流行）為(wei) 當然之源，朱熹將當然納入理之中，似乎更多地注意到當然與(yu) 必然的聯係。“當然”作為(wei) 行為(wei) 的準則，與(yu) 人的規範係統相聯係，從(cong) 具體(ti) 的實踐領域看，規範的形成總是既基於(yu) 現實的存在（實然），又以現實存在所包含的法則（必然）為(wei) 根據，對象世界與(yu) 社會(hui) 領域都存在必然的法則，規範係統一方麵體(ti) 現了人的價(jia) 值目的、價(jia) 值理想，另一方麵又以對必然之道的把握為(wei) 前提；與(yu) 必然相衝(chong) 突，便難以成為(wei) 具有實際引導和約束意義(yi) 的規範。朱熹肯定當然與(yu) 必然的相關(guan) 性，無疑有見於(yu) 此。然而，“當然”同時又與(yu) 人的目的、需要相聯係，並包含某種約定的性質。就規範的形成而言，某一實踐領域的規範何時出現、以何種形式呈現，往往具有或然的性質，其中並不包含必然性。同時，規範的作用過程，總是涉及人的選擇，人既可以遵循某種規範，也可以違反或打破這種規範；這種選擇涉及人的內(nei) 在意願。與(yu) 之相對，作為(wei) 必然的法則（包括自然法則），並不存在打破與(yu) 否的問題。

規範與(yu) 法則的以上差異，決(jue) 定了不能將當然等同於(yu) 必然。一旦以當然為(wei) 必然，則“當然”往往容易被賦予某種外在命令的性質:“仁者，天之所以與(yu) 我，而不可不為(wei) 之理也。”作為(wei) 天之所與(yu) ，以“仁”的形式呈現的規範已超乎人的選擇，所謂“不可不為(wei) ”，便已含有必須如此之意，這種“不可不為(wei) ”的外在命令，同時表現為(wei) 某種強製的規定：遵循天理並不是出於(yu) 自我的自願選擇，而是不得不為(wei) 或不能不然的被迫之舉(ju) ，所謂“孝悌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即表明了此點。不難看到，在道德實踐的領域，以當然為(wei) 必然，總是很難避免使規範異化為(wei) 外在的強製。

在朱熹那裏，作為(wei) 必然與(yu) 當然統一的理既關(guan) 乎倫(lun) 理規範，也涉及對人的理解。繼張載、二程之後，朱熹也對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與(yu) 氣質之性作了區分。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本於(yu) 理，氣質之性則源自於(yu) 氣。作為(wei) 人性之中的規定，天命之性所具之理主要以仁義(yi) 禮智等社會(hui) 倫(lun) 理原則為(wei) 其內(nei) 容，這種原則體(ti) 現的是人作為(wei) 道德主體(ti) 所具有的普遍規定，氣質之性則更多地體(ti) 現了感性的多樣性，天命之性（天地之性）與(yu) 氣質之性之別，突出的是人的普遍倫(lun) 理本質與(yu) 多樣的感性規定之間的區分。

對性（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辨析與(yu) 定位，其意義(yi) 並不僅(jin) 僅(jin) 限定於(yu) 心性本身，從(cong) 更廣的視域看，它所指向的是人的存在及其行為(wei) 。作為(wei) 儒學的新形態，理學關(guan) 注的中心問題之一是人格的成就與(yu) 行為(wei) 的完善。如何成就理想的人格並達到行為(wei) 的完善？在朱熹關(guan) 於(yu) 心性的看法中，已蘊含著回答以上問題的思路。如前所述，天命之性與(yu) 以理為(wei) 本，以天命之性優(you) 先於(yu) 氣質之性理論預設為(wei) 前提，朱熹將關(guan) 注之點更多地指向人的理性品格，並以致知明理為(wei) 成就人格與(yu) 成就行為(wei) 的前提。

作為(wei) 倫(lun) 理的存在，人無疑包含理性的規定，明其當然並進而行其當然，構成了道德主體(ti) 的內(nei) 在規定。正是對當然之則的自覺把握，使人能夠在不同的存在境遇中判斷何者當為(wei) 、何者不當為(wei) ，並由此作出相應的選擇，而對當然之則的自覺意識，則基於(yu) 廣義(yi) 的認識過程。當然不同於(yu) 實然與(yu) 必然，但又非隔絕於(yu) 後者（實然與(yu) 必然），對當然之則的理解和把握，也相應地涉及以上各個(ge) 方麵。無論是對當然之則本身的理解，抑或對其根據的把握，都無法離開致知的過程，道德的主體(ti) 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覺的倫(lun) 理意識，並由此區別於(yu) 自然意義(yi) 上的存在。朱熹肯定致知明理與(yu) 成就人格、成就行為(wei) 的內(nei) 在關(guan) 聯，無疑有見於(yu) 以上方麵。

然而，在強調道德主體(ti) 及道德行為(wei) 應當具有自覺品格的同時，朱熹對德性形成過程及道德行為(wei) 的多方麵性和複雜性未能給予充分的注意。明其當然或明其理固然是成就德性的一個(ge) 方麵，但僅(jin) 僅(jin) 把握當然，並不能擔保德性的成就：理或當然之則作為(wei) 知識的對象，往往具有外在的性質，這一層麵的知識積累與(yu) 內(nei) 在人格的完善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距離。朱熹認為(wei) 一旦“知識廓然貫通”，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既不適當地突出了理性的意義(yi) ，也似乎將問題過於(yu) 簡單化了。從(cong) 實踐之域看，道德行為(wei) 誠然具有自覺的品格，但過於(yu) 強調理性的自覺，往往容易忽視道德行為(wei) 的其他方麵。對朱熹而言，知道了“合當”如此，同時也就意味著“出於(yu) 情願”，這種看法或多或少將自願納入了自覺之中。

朱熹的以上看法既表現為(wei) 哲學思維的深化，也內(nei) 含著自身的問題。江求流博士的《朱子哲學的結構與(yu) 義(yi) 理》從(cong) 較廣的視域，對朱熹的相關(guan) 思想作了富有理論意義(yi) 的考察。

基於(yu) 對朱熹著作的解讀，作者具體(ti) 地探討並揭示了朱熹哲學的內(nei) 在問題意識以及哲學進路。由理氣之辯入手，作者分析了朱熹性即理對佛教性空之說的揚棄，並進一步對朱熹關(guan) 於(yu) 人性的實在性、人性在人倫(lun) 活動中的作用、氣稟與(yu) 人性的關(guan) 係、修養(yang) 工夫與(yu) 複性的目標及等問題作了多方麵的分疏。全書(shu) 體(ti) 現了將曆史的詮釋與(yu) 理論的分析加以結合的努力，注重闡釋朱熹哲學中相關(guan) 命題的內(nei) 在哲學意蘊，在不少方麵提出了具有一定理論深度和新意的看法。本書(shu) 原為(wei) 作者的博士論文，現在經過作者的進一步修改而作為(wei) 學術著作出版，作為(wei) 導師，我對此甚感欣慰，也相信此書(shu) 的問世有助於(yu) 推進朱熹哲學的研究。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以問題意識為(wei) 指引，以結構性詮釋為(wei) 方法，試圖揭示朱子哲學內(nei) 在的問題意識，重建朱子哲學的整體(ti) 性結構體(ti) 係。全書(shu) 分為(wei) 六章，從(cong) 朱子對佛教性空論的批判開始，分別探討了朱子關(guan) 於(yu) 人性的實在性，人性在人倫(lun) 活動中的作用，氣稟、人欲對人性功能的遮蔽，修養(yang) 工夫與(yu) 複性的目標及其政治立法意義(yi) 等問題，以期展示朱子哲學“實質上的係統”及其邏輯展開過程，並在這一視域下，對朱子哲學的相關(guan) 概念、範疇的內(nei) 在義(yi) 理加以分析與(yu) 詮釋。

【作者簡介】

江求流，男，1985年6月生，安徽壽縣人。先後畢業(ye) 於(yu) 華東(dong) 師範大學政治學係（2009年，法學學士）、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2015年，哲學博士）。牛津大學哲學係訪問學者（2018年-2019年）。現為(wei) 陝西師範大學哲學係講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wei) 宋明理學。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陝西省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後基金項目各1項，在《中國哲學史》等期刊發表文章近20篇。

【目錄】

序  言

引  言

第一章：性空論的克服與(yu) 目的論的消解

第一節、氣化與(yu) 萬(wan) 物的生成

第二節、“性即理”與(yu) 性空論的克服

第三節、天的祛魅與(yu) 目的論的消解

第二章：人性與(yu) 人倫(lun) 日用的本體(ti) 論基礎

第一節、感通與(yu) 作為(wei) 主體(ti) 內(nei) 在能力的人性

第二節、“可以為(wei) 善”或人性何以是善的？

第三節、人倫(lun) 之理：人倫(lun) 秩序及其內(nei) 在法則

第三章：氣稟與(yu) 人欲：抑製人性功能的雙重因素

第一節、氣稟所拘：抑製人性功能的先天因素

第二節、人欲所蔽：抑製人性功能的人為(wei) 因素

第四章：修為(wei) 以複性：人性的開顯及其工夫進路

第一節、修為(wei) 以複性：工夫與(yu) 人性的開顯

第二節、涵養(yang) 與(yu) 察識：日常工夫的具體(ti) 進路

第五章：格物致知：工夫進路的引導與(yu) 實踐盲目性的克服

第一節、格物致知與(yu) 工夫進路的引導

第二節、格物致知與(yu) 實踐盲目性的克服

第六章、修身以立政：修養(yang) 工夫與(yu) 政治立法

第一節：曆史評價(jia) 與(yu) 修養(yang) 工夫的必要性

第二節：現實批判與(yu) 修養(yang) 工夫的政治立法

參考文獻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