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治理中的禮治

作者：王樂(le)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月廿七日戊子

          耶穌2020年12月11日

從(cong) 古至今，中華民族一直以文明禮儀(yi) 之邦著稱於(yu) 世。中國社會(hui) 注重人與(yu) 人之間交往的禮儀(yi) 規範，注重人際交往的文明禮貌，注重樹立維係禮儀(yi) 社會(hui) 的風俗風尚，將禮儀(yi) 道德作為(wei) 個(ge) 人良好品行、社會(hui) 優(you) 良風尚的自覺追求。綿延五千年的華夏曆史當中，禮法兼備、寬猛相濟，始終是安邦定國之要道。這是因為(wei) ，任何一種社會(hui) 治理並不能完全依賴於(yu) 法令規章的“硬約束”，而是要從(cong) 最根本上培養(yang) 起每個(ge) 人的禮義(yi) 廉恥之心，從(cong) 而以“軟引導”的力量完成社會(hui) 治理的目標。

禮儀(yi) 道德道綱守章

漢朝興(xing) 禮之後，吏治清明，官員道德蒸蒸日上，少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過著和美安樂(le) 的生活。社會(hui) 治理一旦重視道德教化，而不完全依賴於(yu) 法律的嚴(yan) 苛，無論法製健全不健全，社會(hui) 仍然可以保持和美的風俗。

唐代繼承和堅持了漢代以來的禮治思想，提倡以仁孝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汲取隋煬帝濫用刑罰而導致隋王朝覆亡的教訓，采納魏征的建議，強調慎獄恤刑，使老百姓漸知廉恥，官民奉法，進而達到了社會(hui) 秩序的良性循環。

中國古代禮治思想通過遵禮、行禮、護禮，緣人情而製禮，達到了國家治理的目的，且在經國家、定社稷、序尊卑方麵，禮為(wei) 人們(men) 設定好了義(yi) 務與(yu) 責任，除了極少數違反綱常倫(lun) 理、破壞社會(hui) 秩序、罪不可赦之外，隻要按部就班、安分盡責，就能實現社會(hui) 治理的目標。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禮治的本質就是為(wei) 了維持特定社會(hui) 統治秩序的製度。對於(yu) 上古時期的人們(men) 來講，舉(ju) 行對天神和先祖祭拜祈禱的儀(yi) 式幾乎是最大規模也是最為(wei) 莊重的群體(ti) 性社會(hui) 活動。為(wei) 保障這種儀(yi) 式按照程序順利進行，對於(yu) 程序和範式有著至高要求的“禮”順勢而生，成為(wei) 奴隸主貴族分封國或家的準則，成為(wei) 平民按照等級進行生產(chan) 生活的依據，對維護當時的統治起到了規則和製度的作用。

禮治的發展孕育著封建社會(hui) 新秩序的產(chan) 生。荀子認為(wei) “隆禮重法”適合作為(wei) 統治的指導性理念，孟子將“移孝作忠”“仁”“德教優(you) 於(yu) 刑罰”的禮製在“權變”的魔法下更加貼近世俗，順應人性。故而，“親(qin) 親(qin) ，尊尊”的禮治思想在整個(ge) 社會(hui) 領域仍是占據主正統地位的。

即便“法製”在秦朝時盛極一時，也處處可見“禮治”的蹤影，這固然是法家“引禮入法”的必然結果，但也充分體(ti) 現了秦代“法治”和“禮治”有著緊密的關(guan) 聯性。在秦朝的律法條文中多處對“孝”這一禮治核心思想的重視，一方麵是對維護宗法“父權”的維護；另一方麵則更為(wei) 注重的是嚴(yan) 格按照血緣關(guan) 係的切實存在與(yu) 否，對於(yu) 領養(yang) 過繼等沒有血緣關(guan) 係的親(qin) 屬之間的規定則完全按照一般人與(yu) 人之間的規製來處理，從(cong) 而維護以“孝”為(wei) 核心的家庭倫(lun) 理。

武帝時期，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義(yi) 》中係統闡述了“三綱”，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東(dong) 漢時期發展為(wei) “三綱五常”，一直為(wei) 整個(ge) 封建時代後世所嚴(yan) 格遵從(cong) ，滲透到封建社會(hui) 生活的方方麵麵，成為(wei) 具備普遍意義(yi) 性的禮教。

法德兩(liang) 翼情理兼通

中國沿襲上千年的禮治思想，注重法德合一，對古代中國社會(hui) 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和社會(hui) 治理起到了強大的推進作用。法律和道德作為(wei) 社會(hui) 治理的兩(liang) 種主要和基本的手段，存在著不盡一致和偶有偏悖的情況。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無論禮法交鋒還是禮法合流，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均以倫(lun) 常為(wei) 禮治的中心與(yu) 核心，構建整個(ge) 社會(hui) 運轉有效的治理體(ti) 係。

一般而言，德治往往從(cong) “人性善”的角度，強調社會(hui) 關(guan) 係中的貴賤、尊卑、長幼和親(qin) 疏有別，使得人們(men) 在既定的人倫(lun) 關(guan) 係中獲得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從(cong) 而尋求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和人生價(jia) 值意義(yi) 所在；法治則往往從(cong) “人性惡”的角度，強調人們(men) 在“法製”麵前一律平等。兩(liang) 者交鋒與(yu) 衝(chong) 突的焦點，往往集中在“承認差別與(yu) 否”這一點上。

戰國末期，荀子最早開始吸收法家的思想，他認為(wei) 統治者對民眾(zhong) 要實行禮樂(le) 教化，不僅(jin) 僅(jin) 要依靠啟發民眾(zhong) 的道德自覺，還要以社會(hui) 行為(wei) 規範的“禮”來約束民眾(zhong) 。“荀子所謂的“禮”，已經包涵了“法”的成分，故而荀子強調的“禮治”是禮法連用的。

西漢初年，民生凋敝“庶事草創”“製度疏闊”，道家“無為(wei) ”“因循”思想成為(wei) 漢初君臣的選擇，為(wei) 經濟恢複和社會(hui) 穩定提供了有利的思想保障。董仲舒提出“春秋決(jue) 獄”（又稱“經義(yi) 決(jue) 獄”）的社會(hui) 治理辦法，即以六經中的思想來對犯罪事實進行分析，作為(wei) 判案的依據，犯罪者的動機是否合“禮”，則對審判結果會(hui) 造成直接的重大影響。“春秋決(jue) 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後世的司法實踐。以卑幼毆打長輩為(wei) 例，為(wei) 了嚴(yan) 格執行“周禮”中的“親(qin) 疏有別”，卑幼與(yu) 長輩的關(guan) 係越是親(qin) 近，則罪刑越重；反之，長輩毆殺卑幼，則是越親(qin) 近的關(guan) 係則罪刑越輕；親(qin) 屬間的盜竊也不同於(yu) 常人，關(guan) 係越親(qin) 則罪刑越輕，關(guan) 係越疏則罪刑越重。

唐律規定凡是罵父母、祖父母即是絞罪；如果有父母告子女不孝，無需提出證據，子女就會(hui) 得到杖擊甚至處死的懲罰；清代法律還賦予了父母將子女呈送發遣的權利，隻要子女不服教誨且有觸犯情節便可依例請求，永遠剝奪其自由，放逐在邊遠的雲(yun) 、貴、兩(liang) 廣地區。這說明，中國曆史上的“禮”“法”合流，是以“禮”入“法”而成，即是漢廷尉陳寵疏中所說的現象：“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wei) 表裏者也。”

好禮學禮為(wei) 國以禮

禮治作為(wei) 一種治國理念和社會(hui) 治理方式方法，必然要求其自身的成熟性與(yu) 穩定性。在西周之前的禮儀(yi) 製度，在祭祀方麵的規範已然趨近完善，但其主要是重鬼神而輕人事的，對於(yu) 人與(yu) 人之間關(guan) 係的調整規範是少之又少的。但是即使在當時和春秋戰國時期，社會(hui) 治理也是比較重視倫(lun) 理道德的作用的。

《群書(shu) 治要·列子》記載著這樣一個(ge) 故事。在春秋戰國時，晉侯為(wei) 晉國多盜賊而苦惱。聽說有一個(ge) 叫郗雍的人可以通過觀察人的神情來辨別這個(ge) 人是不是盜賊，就把他請來指認盜賊，先後指認了千百個(ge) 盜賊，沒有錯過一次。晉侯非常高興(xing) ，說：我得到了這樣一個(ge) 人，還用那些能夠偵(zhen) 破案件的人幹什麽(me) 呢？用這一個(ge) 人，就足夠把這些盜賊治理好了。趙文子聽過晉侯的話之後非常擔憂，說：大王啊，您用這個(ge) 人來指證盜賊，不但不能夠盡除盜賊，這個(ge) 人的下場肯定也不會(hui) 很好，他必死無疑。後盜賊果真聚集起來將郗雍殺死了。晉侯知道後趕緊找趙文子商量。趙文子說：您想要去除這些盜賊，不如舉(ju) 薦那些賢良之人來辦理朝政，興(xing) 起教化之風。這樣人們(men) 都有了羞恥心，誰還願意去做盜賊呢？晉侯依從(cong) 他的建議，讓一個(ge) 名叫隋會(hui) 的人來興(xing) 辦教育，結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治要·孝經·廣要道章》引孔子的話：“移風易俗，莫善於(yu) 樂(le) ；安上治民，莫善於(yu) 禮。”在孔子看來，禮樂(le) 是治國的基本方式之一。從(cong) 個(ge) 體(ti) 來看，通曉禮樂(le) ，以禮踐行是一個(ge) 人立足於(yu) 社會(hui) 的根本，君子好禮、學禮並非僅(jin) 僅(jin) 自立；從(cong) 治國來看，孔子主張“為(wei) 國以禮”。《治要·論語·裏仁》說：“能以禮讓為(wei) 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wei) 國，如禮何？”因此，君子好禮、行禮，就不單單是個(ge) 人之“修身”，也是“治國平天下”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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