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與(yu) 刺蝟：通才的過去與(yu) 未來

——《通才的文化史：從(cong) 達芬奇到蘇珊·桑塔格》簡評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達坦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九月初三日乙未

          耶穌2020年10月19日

當今可以找到的西方哲學經典的最古老文獻之一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c.535–c.475 BC）的手稿殘片，我們(men) 在其中讀到“博學多識（polymathiē）並不能讓我們(men) 的理解能力有多大提高。”一個(ge) 人擁有的有關(guan) 世界的知識數量，無論多麽(me) 寬廣和博大，都不能保證他已經掌握世界的樣貌或運行規律。赫拉克利特因此對博學多識的通才表示懷疑，比如他覺得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是個(ge) 江湖騙子，因為(wei) 他是個(ge) 博學多才的全能式人物。赫拉克利特認為(wei) 他不是一般的冒充內(nei) 行而是“徹頭徹尾的大騙子”。蘇格拉底之前的世界有很多錯綜複雜的難題對我們(men) 來說都無從(cong) 知曉，但是，這場辯論我們(men) 當然可以理解，因為(wei) 我們(men) 自己也傾(qing) 向於(yu) 將通才、全才看作騙子，博學多識者看作江湖術士。卡洛·金茲(zi) 堡（Carlo Ginzburg）說“福柯是個(ge) 博學多識的通才”時，可能並沒有咬文嚼字。

在談及德裏達時候，以賽亞(ya) ·柏林（Isaiah　Berlin）開的玩笑稍微好一些，但也僅(jin) 僅(jin) 是稍好一點兒(er) 而已，“我認為(wei) 他可能是這個(ge) 真正的通才，雖然是個(ge) 很聰明的人。”當今時代要做可敬的學者就是要在嚴(yan) 格定義(yi) 的相當狹隘的專(zhuan) 屬領域進行專(zhuan) 門研究，而且要避免做出通才式宣言。有人曾經注意到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說他的知識如此非同尋常，涵蓋很多領域，以至於(yu) 其同事認為(wei) 他濫竽充數。其實，擁有百科全書(shu) 式知識的名聲反而可能毀掉一個(ge) 學者的職業(ye) 生涯。當今學界的正統思想信念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一個(ge) 世紀之前提出來的。“局限在專(zhuan) 業(ye) 化的領域，帶著宣布放棄它涉及到的浮士德式人類普遍性，這是現代世界從(cong) 事任何有價(jia) 值工作的條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韋伯本人就是不由自主的浮士德式通才，在曆史、法律、社會(hui) 學、哲學、政治理論等其他領域之間縱橫馳騁，任意揮灑其才華。

我們(men) 認識到自己陷入將專(zhuan) 門知識和博學多識對立起來的古老爭(zheng) 議中，這其實並不偶然。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通才的文化史》中令人信服地論述的那樣，這個(ge) 辯論一直是西方自我代表的組成部分，過去多個(ge) 世紀中反複出現和被不斷放大。“本質上總是一樣，但在強調重點和環境上總各有差異。”

每當我們(men) 將專(zhuan) 家或者業(ye) 餘(yu) 愛好者，將理論和實踐，將純知識和應用性知識，將細節和大畫麵對立起來時，我們(men) 就參加到了在古希臘就開始的辯論之中。伯克使用了以賽亞(ya) ·柏林的狐狸和刺蝟之分來強調其利害關(guan) 係有多麽(me) 重要。前者“知道很多東(dong) 西”，後者“隻知道一件東(dong) 西”。

讓這個(ge) 辯論一直充滿生命力的因素是，正如西方典型地推崇嚴(yan) 謹性和專(zhuan) 業(ye) 知識一樣，它同時也對普遍性知識的理想充滿敬畏。赫拉克利特或許嘲諷博學多才的畢達哥拉斯，但他的希臘同胞則尊崇地稱呼神靈為(wei) “多才多藝者”（Polymatheia）。古代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是（enkyklioses paideia），該詞就是後來的“百科全書(shu) ”（encyclopedia）的前身，要求學生掌握知識所有領域的野心勃勃工程。我們(men) 自己的“通識教育”也是沿著類似路線進行的。文藝複興(xing) 時期，人們(men) 或許偶爾嘲笑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不切合實際的研究課題，但同時也非常崇拜他。他們(men) 禁不住承認，對他們(men) 來說，他是非常寶貴的理想的化身，對我們(men) 來說也如此。浮士德博士本來是黑暗的、令人討厭的人（那個(ge) 頭號雞奸者和黑鬼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o），1532年的時候紐倫(lun) 堡副市長（Bürgermeister）注意到這一點，因為(wei) 他拒絕讓這個(ge) 學者進入城市，但是，他成為(wei) 我們(men) 的英雄和典範。大約一百年前，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需要為(wei) 現代西方文明探討的問題本質起個(ge) 名字時，他就想到了“浮士德”這個(ge) 詞。我們(men) 指責那些通才是“業(ye) 餘(yu) 愛好者”是“江湖騙子”或更難聽的話，但我們(men) 從(cong) 來沒打算消滅他們(men) 。

博學多識的通才在西方思想和文化史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伯克隻能涵蓋過去六個(ge) 世紀的內(nei) 容。他提出了擁有500名通才的名單，裏麵包括文藝複興(xing) 時期建築師菲利波?9?9布魯內(nei) 萊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德國光學家庫薩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意大利作家翁貝托·埃科（Umberto Eco）、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結構主義(yi) 文學批評的代表人物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等。在書(shu) 的第一部分，伯克按時間先後順序討論了通才，將其劃分為(wei) 具體(ti) 時代精神的群體(ti) 如“1400–1600年的文藝複興(xing) 時期”、1600–1700年的博學猛獸(shou) 時期”、“1700–1850年的文人時期”、“1850–2000年的學界領土時期”。伯克試圖在這裏提供的不僅(jin) 是個(ge) 別通才的畫像、引人入勝的圖畫、或1789年達芬奇設計的飛行器草圖的大全，該書(shu) 的主要野心之一是描述“某些思想和社會(hui) 趨勢，並回答一些普遍性問題，如有關(guan) 社會(hui) 組織形式和竭力做博學多識的通才的優(you) 勢和缺陷的輿論氛圍等。”

有人曾經注意到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說，他的知識如此非同尋常，涵蓋了很多領域，以至於(yu) 其同事認為(wei) 他濫竽充數。

在某種重要的意義(yi) 上，博學多識的通才在行動上沒有邊界，無視學科邊界和規範、標簽和類別劃分等描述是通才工作的組成部分。任何一個(ge) 通才工程的核心都存在某種反叛精神和顛覆現有秩序的意味在裏麵。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博學多識作為(wei) 一種文化和曆史現象很難在任何完整徹底的程度上被綜合起來研究的原因，比如人們(men) 如何給出反叛地圖統治權的路線圖呢？這讓伯克的努力愈加顯得了不起。他建議將通才氛圍若幹類別：積極的和消極的（依據他們(men) 是生產(chan) 知識還是僅(jin) 僅(jin) 吸收知識）、有限的和普遍的（傾(qing) 向於(yu) 在相關(guan) 領域還是自由地到處遊逛），共時的還是曆時的（同時追逐不同知識還是按先後順序）等。看似更具深遠影響的區分是“離心的”通才還是“向心的”通才。前者積累知識，但根本不關(guan) 注相互之間可能的聯係，後者則將其積累的所有知識都置於(yu) 早已存在的體(ti) 係中。伯克說，“第一個(ge) 群體(ti) 享受無所不在的好奇心的快樂(le) 和痛苦，”而“第二群體(ti) 則癡迷於(yu) 或喜歡成癮某個(ge) 領域，約翰·海因裏奇·阿斯特德（Johann Heinrich　Alsted）所說的‘秩序之美’。”

伯克提出的另外一個(ge) 非常有幫助的深刻見解與(yu) 他說的“達芬奇綜合症”有關(guan) 。雖然博學多識的通才令人癡迷，但它也可能是詛咒，即讓人沒有能力完成任何事，無法將工程推進到符合邏輯的終局。達芬奇這個(ge) 最偉(wei) 大也最不同尋常的通才，是個(ge) 沒有接受過古典人文教育，依靠自學成才的天才（他自稱文盲（omo sanza lettere），就體(ti) 現出伯克故事中少數其他通才者的黑暗麵。給我們(men) 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達芬奇的“精力分散”之驚人程度，其很多研究課題都“半途而廢或淺嚐輒止”。在伯克看來，達芬奇的故事令人警惕：不要在追求幻想和空想中迷失方向，恣意妄為(wei) 。

博學多識的通才已經被指控不由自主地收集知識，無論什麽(me) 知識，而且隻享受收集知識的行動本身。伯克的書(shu) 中尤其是在第一部分有關(guan) 曆史回顧的地方有很多篇幅似乎要證明古老的真理，我們(men) 已經變成了我們(men) 研究的東(dong) 西，人們(men) 有一種覺得討厭的印象，他完全不動腦子思考隻是一味癡迷於(yu) 積累。這裏有從(cong) 很多可能情況中提出的例子∶

正如他的恩主之一在半開玩笑半惱怒的時候所說，萊布尼茨（Leibniz）是個(ge) “好奇心永遠得不到滿足的”人，被研究他著作的人不止一次反複說到這個(ge) 詞。有一位同代人描述他是“深入鑽研所有科學的人”，而其他人則描述為(wei) “全麵和普遍的天才”。在1733年出版的學者詞典中，萊布尼茨似乎是“著名的博學多識者”，19世紀著名德國科學家稱他為(wei) “擁有一切和所有知識”的學者。

這些引語一個(ge) 接一個(ge) 直到喪(sang) 失任何意義(yi) 和感動人的力量。讀者也逐漸遭遇喋喋不休的重複，更認真的編輯可能會(hui) 發現一些地方。哲學家和數學家帕維爾·弗洛倫(lun) 斯基（Pavel Florensky）被提及三次，每次都被介紹為(wei) “俄羅斯的達芬奇”或“俄羅斯的萊奧納多”。但是，在第三次出現時，你逐漸開始對達芬奇和文字編輯都感到惱火了。

這樣的文體(ti) 風格缺陷給這個(ge) 本來令人印象深刻的工程籠罩了一層陰影。要寫(xie) 有關(guan) 通才的文章需要作者本人也是博學多識的通才。伯克證明就是這樣的人。伯克警告我們(men) 說，赫拉克利特在貶低通才時可能有些過於(yu) 匆忙了。人們(men) 的認識來自很多方麵，其中就包括博學多識。本書(shu) 不僅(jin) 告訴我們(men) 有關(guan) 通才過去的知識，它也做了非常好的工作，為(wei) 我們(men) 打開認識通才未來的大門。博學多識的通才仍然前途無量。

譯自：The fox and the hedgehog:Polymathy’s past and future by COSTICA BRADATAN

作者簡介：

科斯提卡·布拉達坦（Costica Bradatan），得克薩斯理工大學文科教授，澳大利亞(ya) 昆斯蘭(lan) 大學哲學榮譽教授。著有《生死之間：哲學家實踐理念的故事》。

本文評論的書(shu) ：

THE POLYMATH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Leonardo da Vinci to Susan Sontag

PETER BURKE

352pp.Yale University Press.$30;￡20.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