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帛書(shu) 《易傳(chuan) 》看戰國易學的哲理化

作者：趙涵（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七月十四日丁未

          耶穌2020年9月1日

劉大鈞曾稱馬王堆帛書(shu) 六十四卦經文及其傳(chuan) 文的出土，是易學研究史上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的確，馬王堆帛書(shu) 《周易》為(wei) 易學研究帶來了新鮮血液。其中，帛書(shu) 《易傳(chuan) 》六篇大都成書(shu) 於(yu) 戰國時期，作為(wei) 漢武帝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之前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戰國易學的第一手材料，極大拓展了學者們(men) 的研究視野。我們(men) 知道，戰國易學在易學史上地位特殊，起到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不僅(jin) 繼承了孔子所開創的解《易》思路，而且對兩(liang) 漢易學影響深遠，進而奠定了《周易》一書(shu) 的性質和旨趣。本文試以帛書(shu) 《易傳(chuan) 》為(wei) 主要材料，研究戰國易學的特點：一是不言占筮，觀其德義(yi) ；二是重視陰陽五行，並以之解《易》。

不言占筮，觀其德義(yi)

殷商至西周，占筮是主流預測方式，凡國有大事，必占筮以問吉凶。《尚書(shu) ·洪範》第七疇曰“明用稽疑”，其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可知，卜筮在當時是君主決(jue) 疑的手段和工具。然而，這種流傳(chuan) 已久的卜筮傳(chuan) 統在春秋戰國時期發生了一些變化，彼時占筮雖尚流行，但根據《左傳(chuan) 》《國語》等材料的記載，同時也出現了“不煩卜筮”的思想傾(qing) 向，主張遇事應先以心誌進行判斷，而非求助於(yu) 卜筮。例如，《左傳(chuan) ·哀公十八年》記載，巴人伐楚，按例楚國應當卜帥，即由占卜決(jue) 定誰帥軍(jun) 出戰，但楚惠王說公孫寧向來“如誌”，就由他帥師，不必卜問了。其中提到“聖人不煩卜筮”，應是當時普遍的思想認知。

另外，在當時的筮例中還出現了以德義(yi) 解《易》的思想傾(qing) 向，反映出時人已對占卜那一套建立於(yu) 鬼神信仰之上的預測係統產(chan) 生懷疑，傳(chuan) 統的卜筮之術麵臨(lin) 著挑戰。《左傳(chuan) ·襄公九年》記載，穆薑占筮得艮之隨，史官認為(wei) 要趕緊出奔，穆薑卻認為(wei) 雖然隨卦卦辭是吉利的，但是隻有具備“元亨利貞”四德的人才配享此吉兆，自己參與(yu) 動亂(luan) ，於(yu) 德有失，即使占得此吉卦，也難逃懲罰。此即“德占”，斷定吉凶更多考慮人的德性因素。朱伯崑認為(wei) ：“（春秋時期的易說）就易理說，重視生活中的經驗教訓和道德修養(yang) 以及事物變易的法則，不以吉凶為(wei) 鬼神之所賜，開始將《周易》引向哲理化的道路。”

春秋時期雖然逐漸開始注重人的德行，但是仍需借助占筮這個(ge) 工具。至戰國時期，占筮不再流行，遇事不再依靠占筮，完全從(cong) 人的德行出發判斷吉凶。在戰國時期的國家政治生活中很少見到占筮活動，《荀子》雲(yun) “善為(wei) 《易》者不占”，正是對此的反映。李學衛認為(wei) ：“春秋以降的理性思潮到戰國之時達到高潮，殘酷的政治鬥爭(zheng) ，特別是頻繁的戰爭(zheng) 將卜筮迷信基本上逐出國家政治生活，卜筮成為(wei) 統治者偶然使用的文飾。《左傳(chuan) 》《國語》文獻頻繁的占測術記載，再也沒有出現於(yu) 戰國時期的文獻。”

帛書(shu) 《易傳(chuan) 》充分反映了戰國易學不言占筮這一特點，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帛書(shu) 《係辭》沒有傳(chuan) 世本《係辭》“大衍之數”章，此章所論為(wei) 演蓍求卦的過程，這表明帛書(shu) 《易傳(chuan) 》對占筮持否定態度。《要》篇雲(yun) ：“明君不時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與(yu) 凶，順於(yu) 天地之心，此胃（謂）易道。”這是對戰國易學不言占筮的最好概括。另，《衷》篇雲(yun) ：“無德而占，則《易》亦不當。”此言問占之人如果沒有德行，對《周易》的使用就是不恰當的。又雲(yun) ：“疑德占之，則《易》可用矣。”鄧球柏說：“告誡人們(men) 隻有積累德行（疑德）才能占卦，方可用《易》。”連劭名說：“疑，讀為(wei) 凝。占卜前要做出合道義(yi) 的決(jue) 定，故雲(yun) 凝德占之。”劉彬雲(yun) ：“此謂筮占中必須同時觀德，這樣才可以使用《周易》。”故《要》篇雲(yun) ：“無德則不能知《易》。”

由上可知，戰國易學的第一個(ge) 特點是不重卜筮，這與(yu) 其“觀其德義(yi) ”的思想傾(qing) 向有關(guan) 。《要》篇雲(yun) ：“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yi) 耳也。幽讚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者而義(yi) 行之耳。讚而不達於(yu) 數，則其為(wei) 之巫。數而不達於(yu) 德，則其為(wei) 之史。史巫之筮，鄉(xiang) 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戰國易學繼承春秋時期以德義(yi) 解《易》的傳(chuan) 統，以儒家義(yi) 理對卦爻辭進行闡釋，擯棄其占筮功能，純講德義(yi) 。《要》篇雲(yun) ：“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此言沒有德行的人趨向神靈，缺乏智謀的人總是頻繁卜筮。又雲(yun)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yi) 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又雲(yun) ：“仁行而義(yi) 守之。”可見，《要》篇認為(wei) 趨吉避凶的關(guan) 鍵不在祭祀，也不在卜筮，而在於(yu) 踐行仁義(yi) 之道，由此確立了“觀其德義(yi) ”的解《易》思路。

用陰陽、五行觀念解《易》

戰國易學的第二個(ge) 特點是以陰陽、五行觀念解《易》。《禮記·祭義(yi) 》雲(yun)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wei) 《易》。”《史記·太史公自序》雲(yun)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yu) 變。”可見，陰陽、五行是《周易》的重要內(nei) 容。

陰陽、五行觀念起源極早，可追溯至殷商西周之際，最初用來解釋自然現象：陰陽最初指陽光的向背，五行最初指日用生活中的五材。《左傳(chuan) 》《國語》記載有用陰陽理論來解釋自然現象的例子，如《左傳(chuan) 》中叔興(xing) 以“陰陽之事”解釋“隕星掉落”“六鷁退飛”等自然現象。《國語·周語上》記載有虢文公以陰陽兩(liang) 氣的分布論時令；伯陽父以陰陽理論論天地之序、地震之由。可見，早期的陰陽觀念籠罩在天人感應思想之下。而五行最早與(yu) 神靈和祭典有關(guan) ，《左傳(chuan) ·昭公二十九年》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此“五官”在當時實際是被尊奉的“社稷五祀”。

而陰陽、五行觀念的係統化、抽象化、哲理化在戰國時期完成，逐漸被用來解釋天地造化或宇宙起源，呈現出思辨的色彩。戰國易學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易傳(chuan) 》的哲理化，《周易》在戰國時期能夠從(cong) 一本占筮之書(shu) 變為(wei) 哲理之書(shu) ，除了“觀其德義(yi) ”，更重要的是與(yu) 陰陽、五行觀念的結合，後者在易學轉向哲學的過程中起到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傳(chuan) 世本《易傳(chuan) 》中隻有陰陽概念，沒有五行概念，所幸帛書(shu) 《易傳(chuan) 》中同時有陰陽、五行概念，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可貴的材料。可以說，陰陽、五行觀念與(yu) 《周易》的結合，是帛書(shu) 《易傳(chuan) 》的理論基礎。

先看“陰陽”。帛書(shu) 《易傳(chuan) 》中的“陰陽”有三個(ge) 麵向：一是指龍的神聖之德。《二三子問》開篇言“龍之德”，言其能陰、能陽的神性，其雲(yun) ：“高尚齊乎星辰日月而不晀，能陽也。下綸窮深淵之淵而不沬，能陰也。”此以龍上行於(yu) 星辰日月之間為(wei) 陽之能，以龍下潛於(yu) 深清之淵為(wei) 陰之能，能陰、能陽是龍之神性的體(ti) 現。二是指陰卦與(yu) 陽卦。如《衷》開篇雲(yun) ：“《易》之義(yi) 萃陰與(yu) 陽。”此陰、陽不是抽象的原理，而是指陰卦和陽卦，是對“觀變於(yu) 陰陽而立卦”的解釋，這是《周易》的形成基礎。三是指天道運行的客觀規律，主要指自然秩序。如《繆和》篇雲(yun) ：“凡天之道，一陰一陽，一短一長，一晦一明。”此“一陰一陽”指日月，“天之道”指日月運行的客觀規律。《要》篇進一步雲(yun) ：“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盡稱也，故為(wei) 之以陰陽。”在這裏，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不足以全部概括天道，故稱之為(wei) 陰陽。

再看“五行”。“五行”是與(yu) 《周易》有關(guan) 的重要概念，帛書(shu) 《易傳(chuan) 》中頻繁出現“五行”。《二三子問》篇有“理順五行”“必順五行”之語，認為(wei) 君主行政要順應天時，如春行春政，夏行夏政，秋行秋政，冬行冬政。順此天地自然之序，則天地無災，百姓不會(hui) 受到傷(shang) 害。《要》篇有“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以柔剛”之語，其中水火金土木之五行可與(yu) 五季對應，水對應冬季，火對應夏季，金對應秋季，土對應仲夏，木對應春季，以此五季之循環往複來表現地道。在《要》篇看來，日月星辰的運行體(ti) 現天道，季節的循環輪回則體(ti) 現地道。可知，帛書(shu) 《易傳(chuan) 》中的“五行”與(yu) 季節曆法有關(guan) ，與(yu) 五行生克說有不同，《管子·五行》雲(yun) ：“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史記·曆書(shu) 》雲(yun) ：“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正是一意。

帛書(shu) 《易傳(chuan) 》對陰陽、五行的討論集中在對天地萬(wan) 物客觀規律的觀察，如日月星辰的運行、季節的循環，都在觀察的範圍之內(nei) 。自然的最大特點是循環往複、此消彼長和生生不息，而陰陽消長和五行循環概念就是用來解釋這種自然特性的。陰陽學說強調“物極必反”，五行學說倡導“循環往複”，以此解釋宇宙的形成和天地萬(wan) 物的原理。

綜上，在戰國時期特殊的社會(hui) 曆史背景下，易學的發展有兩(liang) 條線索：一是孔子提出“觀其德義(yi) ”的解《易》路徑，確立起德義(yi) 優(you) 先的原則，其重要表現是不言占筮；二是陰陽、五行學說發展成熟，自然哲學因而興(xing) 起，理性思維得到發展。根據帛書(shu) 《易傳(chuan) 》中的材料，戰國時期的“觀其德義(yi) ”“吉凶由人”及陰陽五行學說分別構成了人文理性和自然理性發展的一次高峰。前者是漢初易學的發展方向，後者則發展出兩(liang) 漢象數易學，此二者是《周易》在戰國成為(wei) 一部哲理之書(shu) 的關(guan) 鍵，在易學史上有重要意義(yi) 。

（本文係中國人民大學2019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