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正統論及其思想價(jia) 值

作者：毛欽（武漢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7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十三日丁醜(chou)

          耶穌2020年8月2日

（《蘇軾文集》，中華書(shu) 局2004年版）

內(nei) 容提要：“正統論”是中國史學思想史上的一個(ge) 重要概念。自宋代歐陽修首作《正統論》之後，宋代學者們(men) 便對“正統論”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zheng) ，而其中蘇軾的正統論在諸多正統理論中別具特色，其首次將“正統論”與(yu) “名實論”相融合，成為(wei) 正統思潮中的突出代表。

蘇軾吸收了先秦名家“名實之辯”的邏輯思維與(yu) 儒家“正名”的政治文化意蘊，將“名實論”融入到“正統論”之中，創立了別樹一幟的正統學說。

蘇軾的名實論吸收了先秦名家的邏輯思辨精華又融合了儒家“正名”的道德色彩，他的正統論弱化了道德因素對評判正統名位的影響，卻在曆史觀和史學批評中重視道德因素。蘇軾的正統論具有重大的史學思想價(jia) 值，其正統論體(ti) 現出的史實與(yu) 道德評價(jia) 相分離的史學思想和對正統標準的討論對史學理論和曆史編纂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關(guan) 鍵詞：蘇軾；正統論；名實論；思想價(jia) 值；

一、引  言

正統論是中國史學思想史上的一個(ge) 重要概念。謝貴安指出，所謂正統論，“既是中國古人的一種曆史觀，又是史學活動的修史依據，是對政權叢(cong) 生、錯綜複雜的王朝興(xing) 衰的一種判斷和看法，也是修史時對紛亂(luan) 如麻的曆史線索的一種梳理和描述。”[1]

正統論又以宋代最為(wei) 發達，梁啟超先生指出“正統之辨，昉於(yu) 晉而盛於(yu) 宋”。[2]宋儒重視尊王攘夷的春秋學，從(cong) 而興(xing) 起討論正統的風氣。

（北宋形勢圖）

宋人對正統的探討主要是對曆史上中國曆代王朝前後承繼的正當性問題的論爭(zheng) 。近年來，學界對宋代正統論的研究不斷深入，相關(guan) 成果不斷湧現。[3]

然而學界對蘇軾正統論的研究仍相對薄弱，[4]李哲的《蘇軾正統論中的名實觀》就蘇軾正統論中的“名實觀”因素作出討論，對蘇軾正統論的其它方麵則較少涉及。因此，本文擬探討蘇軾融合“名實論”而形成的“正統論”的理論特色及其曆史觀，進而揭示蘇軾正統論的思想價(jia) 值與(yu) 影響。

二、蘇軾正統論與(yu) 名實論的融合

蘇軾為(wei) 闡述其正統觀而作正統論三首，包括《總論一》《辯論二》《辯論三》，在《總論一》開篇即言：“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5]據此將“名實論”融入到“正統論”之中。

蘇軾將“名實論”融入到“正統論”中的做法，自有其思想淵源。對“名”“實”問題的探討起源於(yu) 先秦諸子，老子與(yu) 孔子分別提出了“無名”與(yu) “正名”的觀點，《道德經》開篇即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wan) 物之母。”[6]

按照通行的解釋就是“可以言說的道不是永恒不變的道，可以稱謂的名不是永恒不變的名。”[7]老子認為(wei) 形而上的“道”是不可“名”的，因而“道”獨立於(yu) “名”。莊子進一步發展了老子的學說，提出：“名者，實之賓也。”[8]

孔子明確提出了正名思想：“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le) 不興(xing) ，禮樂(le) 不興(xing)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9]

孔子的“正名”思想誕生於(yu) 禮崩樂(le) 壞的春秋時期，其時君臣關(guan) 係與(yu) 社會(hui) 秩序混亂(luan) ，故而孔子認為(wei) 當務之急是“正名”，名位定了，那麽(me) 禮樂(le) 刑罰皆可興(xing) ，社會(hui) 秩序也將得以重新建立。

最早對“名”“實”關(guan) 係作出係統性的論述的則是公孫龍。公孫龍細致的考察了“名”與(yu) “實”的關(guan) 係，其關(guan) 係可概括為(wei) ：“‘實’在於(yu) 對某類事物的實質或共相的體(ti) 現，以某名稱謂的某物體(ti) 現了由此‘名’指稱的這一類物的共相或實質，並且這被‘名’指稱的共相或實質盡其完滿地趨於(yu) 其極致狀態。”[10]

（公孫龍）

後期墨家在名家的基礎上，形成了較為(wei) 係統的邏輯理論，從(cong) 而創建了中國古典邏輯學，他們(men) 提出了辯的目的和作用為(wei) ：明是非、別同異、察名實、處利害、決(jue) 嫌疑、審治亂(luan) 六種。[11]蘇軾對正統中“名”“實”關(guan) 係的考察就帶有一種古典邏輯學的思辨色彩。

其實，名實問題並非是一個(ge) 抽象的哲學或邏輯學問題，從(cong) 先秦名實問題的誕生與(yu) 發展來看，名實問題與(yu) 政治與(yu) 文化有著密切的聯係，例如孔子的“正名”思想形成與(yu) 亂(luan) 世，與(yu) “禮”“道德”等問題是分不開的。

丁亮考察了先秦秦漢經典對名實問題的論述，認為(wei) 名實問題的發展始終在文德問題的籠罩與(yu) 伴隨下，名實問題其實是文德問題的核心，也就是說，名實問題的發生有一具體(ti) 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此背景下，名實問題有著許多相關(guan) 、同步或平行的文化議題，如言意、禮樂(le) 刑罰、文質與(yu) 象等等。[12]

那麽(me) 蘇軾正統論中的“名”“實”指的是什麽(me) 呢？蘇軾在《總論一》說：“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yu) 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jue) 矣。”[13]

蘇軾實際在此已將“名”與(yu) “實”作出對應，“名”即“位”，“實”即“德”。

蘇軾在《辯論三》又通過對曆代王朝的得位來論述“實”：“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yu) 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yu) 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yu) 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yu) 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14]

由此可以看出，蘇軾所謂的“名”是正統這一名位，是對取得中央政權的王朝的指稱，這是一種基於(yu) 史實的認識；而“實”則是其得位之本質，是通過道德對其得位手段作出的評價(jia) ，具體(ti) 來講，蘇軾所謂的“實”就是指“德”“功”“力”“弑”。可見，蘇軾的名實論吸收了孔子“正名”思想的道德因素。

蘇軾對正統之“名”與(yu) “實”關(guan) 係的論點是：“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yu) 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shang) 名。而名卒不能傷(shang) 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shang) 名，故天下不爭(zheng) 。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yu) 實。”[15]

“不以實傷(shang) 名”“名輕而實重”已經鮮明的表達了蘇軾的觀點，即認為(wei) 實比名更重要，名隻是一個(ge) 符號和象征，而實才是更為(wei) 本質的內(nei) 涵，在邏輯上延續了先秦名家“實”高於(yu) “名”的傳(chuan) 統。

在此蘇軾還用“賢”“不肖”與(yu) “貴”“賤”來論述名實關(guan) 係，“貴”“賤”是“名”，“賢”“不肖”是“實”。曆史上“貴”“賤”名位有高有低，這一點我們(men) 必須如實地承認，然而“貴”者不全是賢人，也可能不肖，但我們(men) 不能以道德上的“賢”“不肖”來否認其“貴”者的地位，“賤”也同樣如此。

那麽(me) “正統”又是什麽(me) 呢？蘇軾認為(wei) ：“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yu) 是乎始輕。”[16]

在蘇軾看來，“正統”隻是一個(ge) 名號，而蘇軾是輕名重實的，故蘇軾作正統之論是“欲重天下之實”。

蘇軾的“名實論”在邏輯上吸收了先秦名家“名實之辯”的邏輯精華，同時又吸取了孔子“正名”思想，其“名實之辯”又蘊含道德因素，因而兼具政治文化色彩。而蘇軾作為(wei) 將“名實論”融入到“正統論”之中的第一人，其正統理論在宋代諸多正統論中也可謂別樹一幟。

三、蘇軾正統論的內(nei) 容及其曆史觀

在宋代，歐陽修首倡正統論，作《原正統論》《明正統論》《秦論》《魏論》《東(dong) 晉論》《後魏論》《梁論》，晚年又刪改為(wei) 三篇，即《正統論序》《正統論上》《正統論下》，晚年改定之論與(yu) 前論略有不同，而在當時產(chan) 生廣泛影響並引起宋人爭(zheng) 論的應為(wei) 前論。

歐陽修在《明正統論》中承認的正統分為(wei) 三類，第一類是“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yu) 一，斯正統矣”，包括堯、舜、三代、秦、漢、晉、唐；第二類是“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yu) 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包括東(dong) 周、魏、五代；第三類是“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yu) 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這一類是隋。[17]

（歐陽修）

歐陽修的正統論提出後遭到章望之的反駁，據《宋史·章望之傳(chuan) 》記載：“歐陽修論魏、梁為(wei) 正統，望之以為(wei) 非，著《明統》三篇。”[18]章望之的三篇《明統論》今不存，但郎曄在為(wei) 蘇軾文集所作的注中卻有多處引用，故從(cong) 《經進東(dong) 坡文集事略》中可以窺見一斑。

章望之認為(wei) ：“予今分統為(wei) 二名，曰‘正統’、‘覇統’。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統也，堯、舜、夏、啇、周、漢、唐我宋其君也；得天下而無功德者，強而已矣，其得者覇統也，秦、晉、隋其君也。”[19]

章望之不同意歐陽修的觀點，而將“統”分為(wei) “正統”與(yu) “霸統”，這引起了蘇軾的不滿，蘇軾說：“正統之論，起於(yu) 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yu) 章子。二子之論，吾與(yu) 歐陽子，故不得不與(yu) 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20]

可見蘇軾是讚同歐陽修的觀點的，其創作《正統論三首》的直接原因在於(yu) 批判章望之的觀點而維護歐陽修的觀點。

蘇軾所承認的正統王朝有十六個(ge) ，具體(ti) 如下：“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21]

這與(yu) 歐陽修所承認的正統王朝大致上是一致的。蘇軾為(wei) 了闡明自己的正統觀點，因而對章望之的論點進行了批判，首先，蘇軾討論了曹魏是否可稱為(wei) 正統的問題。

蘇軾首先指出：“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雲(yun) 爾，名耳。”[22]正統隻是一個(ge) “名”而已。

章望之認為(wei) ：“魏不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蜀雖見滅，吳最後亡，豈能合天下於(yu) 一哉？”[23]而蘇軾則認為(wei) ，魏雖然未統一天下，但其勢力最為(wei) 強大，就像五代一樣。

章望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為(wei) 天下無有與(yu) 之敵者而已”，五代也未統一天下，章望之因五代之強大而不絕五代，魏與(yu) 之類似，卻唯獨將魏排除在外，這是沒有道理的，因而蘇軾感歎“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

那麽(me) 對於(yu) 未統一天下的王朝，蘇軾正統論的態度又是如何呢？蘇軾認為(wei) ，盡管天下不合於(yu) 一，但倘若有一個(ge) 強大的中原王朝，而其他分裂勢力不足以與(yu) 之抗衡，也可以稱為(wei) 正統。

“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yu) 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yu) 是焉而不與(yu) 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 而助夫不臣者也。”[24]倘若如章望之所言的不予強者以正統，那就是“助夫不臣者”，所以蘇軾認為(wei) 魏在名義(yi) 上仍是中央政權，應當給予其正統地位。

其次，蘇軾討論了晉、梁是否可稱為(wei) 正統的問題。為(wei) 了討論這一問題，蘇軾對此批判了章望之“霸統”的理論。

蘇軾提出：“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yu) 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25]接著蘇軾分析了得天下之“道”，認為(wei) 章望之的“霸統”是從(cong) “實”的角度來論述，但卻“以實言而不盡乎實”，“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26]

蘇軾認為(wei) ，從(cong) “實”的角度看，晉、梁得天下是“以弑”，即通過篡位的手段謀得天下，如果按照章望之的觀點將其歸類為(wei) “霸統”，那麽(me) “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27]

在蘇軾看來，章望之沒有處理好“名”“實”的關(guan) 係，“霸統”的歸類實在是不恰當。其實，“霸道”“王道”在中國古代一直都是一個(ge) 相對的概念，王道崇尚仁義(yi) 和禮治，而霸道則以武力而統一天下。

蘇軾就認為(wei) “霸道”“王道”都是“統”的一種，並認為(wei) ：“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yu) 天下，吾以為(wei) 在漢、唐為(wei) 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ju) 而加之弑君之人乎。”[28]

最後，蘇軾的正統論是一種內(nei) 部有等次差異的正統論。蘇軾認為(wei) ：“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yu) 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yu) 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yu) 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yu) 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29]

在此，蘇軾實際上將他所承認的正統依照“德”“功”“力”“弑”分成了四個(ge) 等級，第一等的是堯、舜，其取得正統是通過德；第二等的是三代，其取得正統是通過功和德；第三等的是漢、唐，其取得正統是通過功；第四等的是秦、隋、後唐、晉、漢、周，其取得正統是通過力；第五等的是晉、梁，其取得正統是通過弑。

（朱溫篡唐）

蘇軾的這種有等次差異的正統論分類，是基於(yu) 其對“實”的看法，也就是基於(yu) 道德批評色彩的正統論。

前文已經討論過，蘇軾是輕“名”重“實”的，那麽(me) 對於(yu) 曆史上“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蘇軾認為(wei) 隻要它們(men) 名義(yi) 上是中央政權，那麽(me) 就不妨給他們(men) 以正統之“名”，而道德評價(jia) 是可以另作的，道德評價(jia) 並不妨礙“名”的獲得。

蘇軾對“正統”的態度也影響到他的曆史觀。蘇軾輕“名”重“實”，也就是重視“道德”因素在王朝興(xing) 衰更替中的作用，這種思想貫穿於(yu) 他的史論之中，因此蘇軾常常以“道德”的觀念闡釋曆史。

例如，蘇軾在《禮義(yi) 信足以成德論》中指出世俗的“三憂”：“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為(wei) 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若獨賢為(wei) 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qin) 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為(wei) 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30]

為(wei) 了駁斥“三憂”，蘇軾提出“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君子以義(yi) 處天下之宜”“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的主張，而最終的落腳點則是“此三者足以成德矣。”[31]即蘇軾認為(wei) 治理天下，使百姓各安其職的最終手段是德，而成德的手段則是禮義(yi) 信。

在《形勢不如德論》中，蘇軾又提出：“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wei) 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以地為(wei) 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接著通過史實分析而指出“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因而感歎“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最後得出結論“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32]

即無論是三代分封諸侯，以人為(wei) 形勢，還是秦、漢以要塞建都，以地勢為(wei) 形勢，都不如德，如果德衰微了，那形勢也就不足恃了。

四、蘇軾正統論的思想價(jia) 值與(yu) 影響

蘇軾融合“名實論”而形成的“正統論”在宋代別樹一幟，其正統“名”“實”分離的論述不僅(jin) 對蘇軾自身曆史觀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也對史學理論和曆史編纂學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故應對蘇軾正統論在史學思想史上的價(jia) 值作一評析。

首先，蘇軾將正統“名”“實”分離的做法是對史書(shu) “書(shu) 法”問題的一個(ge) 回應。蘇軾將正統“名”“實”分離實際上就是將史實與(yu) 道德評價(jia) 分離，無論中央王朝是以“德”或“不德”的手段取得政權，都不能否定其取得正統名位的史實，這體(ti) 現了蘇軾在史書(shu) 編纂上主張敘事與(yu) 評價(jia) 相分離的原則。

中國古代史書(shu) 就“書(shu) 法”而言主要有兩(liang) 種方式，一種是以《春秋》為(wei) 代表的“春秋筆法”，即寓褒貶於(yu) 敘事之中；另一種是以《史記》為(wei) 代表的“實錄”，將曆史敘事與(yu) 道德評價(jia) 分離，一般隻在卷末以論讚的形勢發表評論，故班固評論司馬遷“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33]

蘇洵曾作《史論》三篇，探討了史書(shu) 的“書(shu) 法”問題，他認為(wei) 後世學者著史不當效法《春秋》，“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34]

蘇軾受到其父親(qin) 的影響，他曾提出一個(ge) 研讀史書(shu) 的“八麵受敵”之法：“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xing) 亡治亂(luan) 、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yu) 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仿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麵受敵，與(yu) 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35]

所謂“每次作一意求之”即是將史料分門別類的方法，體(ti) 現在史書(shu) 編纂上則是紀傳(chuan) 體(ti) 的“誌”或者典章製度體(ti) 如“會(hui) 要”“通典”一類的史書(shu) 。這一方法體(ti) 現了蘇軾對史料也即史實的重視。

古人既把《春秋》視為(wei) 史書(shu) ，也將其視為(wei) 經書(shu) ，其書(shu) 在敘事上過於(yu) 簡要，而更強調的是一種“書(shu) 法”，即“春秋筆法”。孔子因春秋之紛亂(luan) 而作《春秋》，意在恢複社會(hui) 秩序，因而寓褒貶於(yu) 敘事之中，其敘事的全麵性和完整性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損傷(shang) 。

（曾亦、郭曉東(dong) ：《春秋公羊學史》，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而以司馬遷《史記》為(wei) 代表的史書(shu) ，在“書(shu) 法”上則將敘事與(yu) 評價(jia) 分離，在篇中先據史料敘述史實，後在篇末以論讚的形式發表評論，表達作者或讚或貶的態度，故而被視為(wei) “實錄”。

很明顯，蘇軾將史實與(yu) 道德評價(jia) 分離的做法表明他是讚同司馬遷的“書(shu) 法”的，這是蘇軾正統論對史書(shu) “書(shu) 法”問題的一個(ge) 回應。

其次，蘇軾對正統標準的討論，對曆史編纂學有重要的借鑒價(jia) 值。蘇軾認為(wei) “故天下雖不合於(yu) 一，而未至乎兩(liang) 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yu) 無君。”[36]即不讚成以“得天下”為(wei) “統”的標準，即使天下“不合於(yu) 一”也不妨將中央政權稱為(wei) 正統，例如魏和五代都是如此。

這一標準對於(yu) 解決(jue) 史書(shu) 編纂上的正統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借鑒作用，比如對分裂割據時代的撰述，紀傳(chuan) 體(ti) 史書(shu) 以誰為(wei) “紀”的問題，編年體(ti) 史書(shu) 以誰的年號係年的問題都可以此為(wei) 鑒。

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鑒》時就曾遇到過係年的困惑，這實際上就關(guan) 乎正統問題：“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wei) 苟不能使九州合為(wei) 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37]

司馬光“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的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了蘇軾正統論的影響。

蘇軾創作《正統論三首》在至和二年，即公元1055年。[38]以上所引司馬光的這段論述出自《資治通鑒·魏紀一》，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始於(yu)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終於(yu) 神宗元豐(feng) 七年（1084），共十九年時間，其中後漢紀三十卷、魏紀十卷成書(shu) 時間在熙寧三年（1070）九月司馬光離開開封前。[39]

因此從(cong) 時間上看，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是在蘇軾創作《正統論三首》之後。蘇軾乃是一代文宗，其文章在士大夫之間廣為(wei) 流傳(chuan) ，以蘇軾在文壇的地位和知名度，司馬光應當是讀過蘇軾的《正統論三首》的。

從(cong) 另一方麵講，宋人對正統論的論爭(zheng) 十分激烈，乃至在士大夫之間形成了一場“論戰”，例如歐陽修的《正統論》完成之後就引起了章望之的不滿，章氏因而作《明正統論》以非之，繼而蘇軾又作《正統論三首》反駁章望之而維護歐陽修，在這樣一股正統論爭(zheng) 的思潮之下，司馬光對此必定有所關(guan) 注。

按照蘇軾將正統“名”“實”分離的理論，司馬光以其係年的做法實際上是在修史實踐中承認其正統之“名”。

五、結  語

正統論在宋代可謂蔚為(wei) 大觀，歐陽修、章望之、蘇軾等一大批文人士大夫都對這一問題各自作出過論述。宋代討論正統問題的風氣之盛，與(yu) 宋代春秋學的繁榮是分不開的。

歐陽修將正統觀追溯到《春秋》，其在《正統論上》雲(yun) ：“《傳(chuan) 》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40]《春秋》開篇係年曰：“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chuan) 》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北宋孫複作《春秋尊王發微》，以“尊王”作為(wei) 春秋大義(yi) 的主旨，其學術影響尤為(wei) 深遠。“尊王”本就是春秋的大義(yi) 之一，漢唐注疏中對此也多有闡發，但孫複將其尊為(wei) 《春秋》大義(yi) 之首，突出了對中央政權的強調與(yu) 維護。

孫複的春秋學思想受到宋人廣泛的好評，其後的劉敞、歐陽修等人都倡導春秋尊王大義(yi) ，“尊王”也成為(wei) 北宋治“春秋”學的一大主流。

“尊王”思想迎合了北宋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可見宋代春秋學與(yu) 政治的密切聯係，體(ti) 現出了經世的用意。這種治春秋學的盛況對當時的學術產(chan) 生了深刻的影響，春秋尊王的大義(yi) 勢必影響到宋代士大夫的思想，而正統論的形成也就與(yu) 春秋學息息相關(guan) 。

恰如鄧銳所言：“宋代史家普遍以《春秋》大義(yi) 為(wei) 思想指導，不同程度上效仿《春秋》義(yi) 例作史，使得宋代史學的正名觀、尊王觀、夷夏觀以及正統觀等諸多曆史觀念都與(yu) 《春秋》學關(guan) 係密切。”[41]

宋以前的正統論多以道德作為(wei) 評判某一朝代是否為(wei) 正統的標準，比較典型的是唐代皇甫湜的《東(dong) 晉元魏正閏論》，皇甫湜認為(wei) “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wei) 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己無所傳(chuan) 。而往之著書(shu) 者有帝元，今之為(wei) 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42]

（黃甫湜）

皇甫湜從(cong) 夷夏之防的道德論出發，認為(wei) 東(dong) 晉為(wei) 正統，而元魏為(wei) 僭偽(wei) 。至宋代，歐陽修首次將正統觀念發展成為(wei) 一種係統性的理論，他提出正統的兩(liang) 大標準為(wei) “居正”和“一統”，其在《正統論上》雲(yun) ：“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43]

形成了以道德和功業(ye) 兩(liang) 個(ge) 標準來評判某一朝代是否為(wei) 正統。汪高鑫指出，宋代正統論的突出特點是：“否定了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立定正統標準重視純道德因素的做法，而突出了大一統功業(ye) 的重要地位。”[44]

我們(men) 再來看蘇軾的正統論，蘇軾認為(wei) “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即認為(wei) “正統”隻是一個(ge) 名號，隻要是曆史上取得過中央政權的王朝都不妨給予其正統之“名”，即重視史實而不必論其得位之手段是否合乎“道德”。

這就進一步弱化了道德因素在評判某一朝代是否為(wei) 正統中的作用。那麽(me) 蘇軾是否不重視道德呢？顯然不是。前文已討論過，蘇軾是輕“名”重“實”的，蘇軾所謂的“實”是得位之本質，是通過道德對其得位手段作出的評價(jia) ，蘇軾在曆史觀中尤為(wei) 重視道德。

由此可以看出蘇軾對正統問題的態度，第一是對正統標準的認識，蘇軾主張以史實為(wei) 依據，以取得過中央政權的王朝為(wei) 正統，弱化道德因素對評判正統名位的影響；

第二是在曆史觀和史學批評中重視道德因素，蘇軾將正統“名”、“實”分離實際上就是將史實與(yu) 道德評價(jia) 相分離，因此盡管蘇軾承認某些王朝為(wei) 正統，但並不妨礙對其進行道德批評，故而蘇軾的正統論是一種在正統內(nei) 部依據道德評價(jia) 而有等次差異的正統論。

綜上，蘇軾吸收了先秦名家“名實之辯”的邏輯思維與(yu) 儒家“正名”的政治文化意蘊，將“名實論”融入到“正統論”之中，創立了別樹一幟的正統理論。

蘇軾的正統論弱化了道德因素對評判正統名位的影響，卻在曆史觀和史學批評中重視道德因素。蘇軾的正統論具有重大的史學思想價(jia) 值，其正統論體(ti) 現出的史實與(yu) 道德評價(jia) 相分離的史學思想和對正統標準的討論對史學理論和曆史編纂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注釋：
 
[1] 謝貴安：《饒宗頤對史學正統論研究的學術貢獻——<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發微》，《史學理論研究》2005年第2期。
 
[2] 梁啟超：《新史學·論正統》，《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0頁。
 
[3] 對正統論的係統研究，首推饒宗頤的《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其書於1977年由香港龍門書店出版，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再版，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又版。專門討論宋代正統論的則有陳芳明：《宋代正統論形成背景及其內容》，《食貨月刊》複刊1971年1卷8期，後收入陳弱水、王汎森主編：《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思想與學術》，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23頁；範立舟：《宋儒正統論之內容與特質》，《安徽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2期；張偉：《兩宋正統史觀的曆史考察》，《寧波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江湄：《從“大一統”到“正統論”——論唐宋文化轉型中的曆史觀嬗變》，《史學理論研究》2004年第6期等。
 
[4] 學界對蘇軾正統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第三章，以及李哲：《蘇軾正統論中的名實觀》，《重慶社會科學》2012年第10期。
 
[5]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總論一》，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0頁。
 
[6] 《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王弼注、樓宇烈校釋，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2頁。
 
[7]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頁。
 
[8] 《莊子集解》，王先謙集解，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頁。
 
[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2頁。
 
[10] 黃克劍：《名家琦辭疏解——惠施公孫龍研究》，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6-37頁。
 
[11] 參看李俊主編：《中國古代哲學》，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頁。
 
[12] 丁亮：《“無名”與“正名”：論中國上中古名實問題的文化作用與發展》，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頁。
 
[13]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總論一》，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0頁。
 
[14]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辯論三》，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4頁。
 
[15]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總論一》，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0頁。
 
[16]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總論一》，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0頁。
 
[17] 《歐陽修全集》卷16《明正統論》，李逸安點校，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78頁。
 
[18] 脫脫等：《宋史·章望之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3098頁。       
 
[19] 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11《正統辯論中》，郎曄注，四部叢刊本。
 
[20]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辯論二》，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1頁。
 
[21]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總論一》，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0頁。
 
[22]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辯論二》，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1頁。
 
[23]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11《正統辯論中》，郎曄注，四部叢刊本。
 
[24]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辯論二》，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1頁。
 
[25]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辯論三》，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3頁。
 
[26]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辯論三》，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3頁。
 
[27]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辯論三》，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4頁。
 
[28]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辯論三》，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4頁。
 
[29]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辯論三》，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4頁。
 
[30] 《蘇軾文集》卷2《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6-47頁。
 
[31] 《蘇軾文集》卷2《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6-47頁。
 
[32] 《蘇軾文集》卷2《形勢不如德論》，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7-48頁。
 
[33] 班固：《漢書》卷62《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38頁。
 
[34] 《蘇洵集》卷9《史論上》，邱少華點校，中國書店2000年版，第76頁。
 
[35] 《蘇軾文集》卷60《與王庠五首之五》，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23頁。
 
[36]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辯論二》，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1頁。
 
[37]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69《魏紀一》，魏文帝黃初二年條，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187-2188頁。
 
[38] 《蘇軾文集》卷4《正統論三首·總論一》，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0頁。
 
[39] 參見王曾瑜：《關於編寫<資治通鑒>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77年第3期。
 
[40] 《歐陽修全集》卷16《正統論上》，李逸安點校，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67頁。
 
[41] 鄧銳：《宋代的<春秋>學與史學》，《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8期。
 
[42] 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論》，《全唐文》卷686，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031頁。
 
[43] 《歐陽修全集》卷16《正統論上》，李逸安點校，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67頁。
 
[44] 汪高鑫：《中國史學思想通論：經史關係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