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垂直民主尚賢製及其啟示

作者：貝淡寧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20年第6期

【內(nei) 容摘要】中國近四十年的崛起與(yu) 其獨特的政治模式密不可分。該模式具有鮮明的尚賢特色，並融合了民主與(yu) 試驗的要素，可被概括為(wei) 一種基層民主—中間試驗—上層尚賢的垂直民主尚賢製。該模式也是一種能夠激勵現實的理想，即便它在理想與(yu) 現實之間仍有較大差距。該模式雖然難以被不具備與(yu) 中國的曆史經驗相似的國家模仿，但其中的某些要素仍可以被其他國家有選擇性地學習(xi) 和借鑒。

【關(guan) 鍵詞】賢能政治；試驗民主；垂直民主；尚賢製

【作者】貝淡寧，山東(dong) 大學政治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由迪，山東(dong) 大學政治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後。（山東(dong) 青島266200）

隨著1991年蘇聯的解體(ti) ，關(guan) 於(yu) 挑選政治領導人的最佳方式的規範性辯論也戛然而止了。從(cong) 那時起，無論國家的大小、曆史和文化背景有何不同，在道德上都隻存在一種選擇政治領導人的正當方式——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福山的“曆史終結論”代表著那個(ge) 曆史時期關(guan) 於(yu) 自由民主的廣泛信念，認為(wei) 自由民主構成了“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以及“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①]至此，民主的合法性在全球達到了頂峰。[②]正如溫斯頓·丘吉爾所言，“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地嚐試過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這位英國前首相以其獨特的諷刺式幽默來肯定民主，暗示即使民主並不完美，卻仍然是所有製度中“最不壞的”的一個(ge) 。

然而，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崛起讓人們(men) 對“好的”民主與(yu) “壞的”專(zhuan) 製這種簡單的兩(liang) 分法產(chan) 生了質疑。無論中國的體(ti) 製有什麽(me) 缺陷，它在過去的40年裏，使7.4億(yi) 人擺脫了貧困，占全球脫貧人口的70%以上[③]，而且，自1979年以來未陷入過戰爭(zheng) 。毫不奇怪，這樣的成績激起了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向中國學習(xi) 和平發展模式的興(xing) 趣。如老撾等國家，近年來都定期向中國派遣公職人員進行政治和經濟方麵的培訓。反觀所謂“先進”的自由民主國家，它們(men) 的表現如何呢？在過去的幾年裏，一個(ge) 缺乏經驗卻善於(yu) 煽動選民的候選人問鼎了美國總統寶座；那個(ge) 曾經是世界上最為(wei) 成熟、溫和的自由民主國家——英國，它的選民們(men) 卻魯莽地通過投票決(jue) 定退出歐盟，脫歐危機至今仍在延續。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事件暴露了一人一票的選舉(ju) 製度在賦權選民和選擇政治領導人時容易忽視他們(men) 在能力與(yu) 道德方麵的缺陷。那麽(me) ，中國的政治模式能為(wei) 這些“先進”的自由民主國家提供怎樣的借鑒呢？

在回答這個(ge) 問題之前，有必要簡要描述一下過去幾十年影響中國政治改革的特殊政治模式，或者說政治理想。雖然這種政治模式在理想與(yu) 現實之間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有效地建立在尚賢主義(yi) 之上的政治理念仍然可以幫助我們(men) 理解和評價(jia) 中國的政治現實。

中國的垂直民主尚賢製

賢能政治強調政治體(ti) 製應該選擇和擢升擁有卓越能力與(yu) 美德的領袖，這一理念在中國擁有很長的曆史，但它的複興(xing) 和重新釋義(yi) 則肇始於(yu) 20世紀70年代末，也就是改革開放的初期。伴隨著改革開放序幕的拉開，中國產(chan) 生了一種重要的政治理念或政治模式，可稱之為(wei) “垂直民主尚賢製”，這種理念或模式在政府官員、改革家、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中享有較為(wei) 廣泛的認同。一般來說，垂直民主尚賢製意味著在較低層級的政府中擁有更多的民主，而政治體(ti) 係隨著政府層級的升高則變得越來越尚賢。更確切地說，中國過去40年的政治改革一直遵循著三項原則：政府層級越低，製度就越民主；中間層級的政府是嚐試新做法與(yu) 製度創新的最佳試驗空間；在更高層級的政府中，政治體(ti) 係則需要更加尚賢化。

在當今世界，中國的政治體(ti) 製可以說是非常具有競爭(zheng) 力的，中國的政治領導力也被廣為(wei) 認可。在這個(ge) 政治體(ti) 製中，有理想和抱負的政府官員通常需要首先通過競爭(zheng) 激烈的公務員考試才能獲得錄用。這種考試製度在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wei) 中國古代科舉(ju) 製度的現代轉型，重視選賢任能，遵循政府職位應根據申請者的能力表現來進行分配的原則。公務員考試通過嚴(yan) 格的筆試和麵試來考查考生的智識和文化水平，也會(hui) 評估有關(guan) 意識形態的知識。在申請考試的過程中，經常會(hui) 出現成百上千個(ge) 申請者共同競爭(zheng) 一個(ge) 初級政府職位的情況。這些申請者們(men) 通過考試進入政府後，需要在較低層級的政府中表現出色，然後要通過愈加嚴(yan) 格的考評才能進一步向政治階梯的上層邁進。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必須積累數十年豐(feng) 富的行政經驗，然而，最終隻有少數官員能夠達到黨(dang) 政體(ti) 係的製高點。很多高層官員都擁有在縣、市、省各層級政府曆練和獲得提拔的經曆，並在每一階段都會(hui) 接受評估其領導能力的考核。可以說，在共產(chan) 黨(dang) 長期穩定執政的曆程中，政治官員有條件對國家和社會(hui) 進行長遠的規劃，做出考慮到包括子孫後代在內(nei) 所有利益相關(guan) 者福祉的決(jue) 定。

一般來說，中國的尚賢體(ti) 係更適合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的多黨(dang) 合作製度，而非西方式的兩(liang) 黨(dang) 製或多黨(dang) 製。多黨(dang) 製國家通常不能很好地保證在較低層級的政府中表現出色的官員會(hui) 得到晉升。由於(yu) 關(guan) 鍵的人事安排會(hui) 隨著選舉(ju) 周期與(yu) 執政黨(dang) 更迭的變化而變化，政府缺乏動力來培養(yang) 官員去勝任高級職位。與(yu) 中國領導人不同，西方民選政客要耗費大量的時間進行籌款和競選，他們(men) 專(zhuan) 注於(yu) 贏取下一輪選舉(ju) ，因而更容易做出受短期政治考量所左右的決(jue) 策。例如，民選領導人為(wei) 了獲得選民的支持，容易受到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遊說；各黨(dang) 派為(wei) 了爭(zheng) 取多數選票會(hui) 想盡辦法滿足各種利益群體(ti) 的要求，特別是立場搖擺的特殊利益群體(ti) 。選舉(ju) 民主的這種弊端曾被哈耶克批評為(wei) 一種腐敗，其中，各種利益群體(ti) 為(wei) 爭(zheng) 取政治利好而結成聯盟，相互競爭(zheng) 和交易，並通過政黨(dang) 向被忽視的公眾(zhong) 兜售虛假的承諾。哈耶克認為(wei) ，現代民主在這種“討價(jia) 還價(jia) ”中炮製出了一套偽(wei) 道德規範，“把民主政府慣常做的事情或者巧妙利用這種機器從(cong) 民主政府中勒索到的東(dong) 西視為(wei) 一種社會(hui) 正義(yi) ”。[④]可以說，黨(dang) 派競爭(zheng) 與(yu) 選舉(ju) 製的結合為(wei) 短期利益與(yu) 特殊利益的擴大提供了便利，這無疑會(hui) 威脅到社會(hui) 的公共利益和長遠利益。除此之外，受政府政策影響的非選民利益，例如子孫後代的利益如果與(yu) 選民和競選捐贈者的當下利益相衝(chong) 突，也可能會(hui) 被犧牲掉。

相比於(yu) 中央政府鮮明的尚賢特征，更低層級的政府則表現出不同的治理特色。例如，基層民主是中國模式在基層政府的治理形式。縱觀中國基層社會(hui) 近30年的改革曆程，村級選舉(ju) 於(yu) 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推行，政府希望借助此舉(ju) 維護社會(hui) 秩序，遏製地方領導人的腐敗。到2008年，中國已經有9億(yi) 多村民行使了選舉(ju) 權。選民們(men) 直接提名候選人，並通過無記名投票和差額選舉(ju) 的方式為(wei) 一屆任期為(wei) 三年（目前已改為(wei) 五年）的村民委員會(hui) 投票。據統計，投票率普遍較高，選舉(ju) 工作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善。[⑤]在基層社會(hui) 實行選舉(ju) 民主有一些合理因素：第一，在較為(wei) 小型的社區中，人們(men) 對他們(men) 所選擇的候選者的能力和品德有更直接的了解；第二，相較於(yu) 國家層麵的政治議題，基層的政策與(yu) 民眾(zhong) 的生活更息息相關(guan) ，也更容易產(chan) 生團結感；第三，基層政治實踐的影響範圍有限，其出錯的代價(jia) 也更低。

省市級政府層麵的政策試驗是中國政治模式的又一個(ge) 分支。在這個(ge) 層麵的政府經常有機會(hui) 開展經濟和社會(hui) 改革的試點工作。對於(yu) 那些成效顯著、值得借鑒的改革創新經驗，中央政府會(hui) 考慮將之推廣到全國的其他地方。這樣一來，任何地方政策在被廣泛貫徹之前就有機會(hui) 受到質詢並獲得及時調整。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深圳經濟特區的建設，該特區從(cong)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試行在當時頗具爭(zheng) 議的以市場為(wei) 導向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後來在中國各地都得到了推廣。近年來，中國政府還試驗了一些更“開放”的治理方式，比如招募非政府機構為(wei) 老年人提供醫療服務。[⑥]中央政府在清楚地意識到國家不懈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所付出的代價(jia) 後，開始鼓勵各市級政府嚐試采用更加多元化的標準來評估政治官員的表現。例如，杭州將環境的可持續性作為(wei) 優(you) 先標準；成都重視縮小城鄉(xiang) 居民的收入差距等。由於(yu) 中國的憲法體(ti) 係並沒有嚴(yan) 格限定各級政府之間的權力分工，這使得地方試驗更具有可行性。與(yu) 此同時，國家層麵的政治穩定也有助於(yu) 推進在國內(nei) 不同地區複製成功的政策試驗。然而，在政黨(dang) 輪流執政的自由民主製度中就難以保證對具有前景的新政策進行有效的維護或擴大，這意味著國家在政策領域進行試驗和創新的動力會(hui) 變得更少。從(cong) 唐納德·特朗普上台後就試圖全麵顛倒巴拉克·奧巴馬的政策這一事實中，就能夠看到保持政策連貫性在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國家中有多困難。

誠然，理想的中國模式與(yu) 現實之間仍存在較大的差距，其每一個(ge) 分支都存在著實踐上的不足。就基層民主而言，即使村級選舉(ju) 是自由且公正的，當選代表的權力也會(hui) 受到當地黨(dang) 委書(shu) 記和鄉(xiang) 鎮政府的製約，[⑦]這會(hui)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基層自治的有效開展。至於(yu) 在省市級政府進行的政策試驗，有時也會(hui) 受到被創新行動威脅到利益的勢力的阻礙。然而，更為(wei) 嚴(yan) 肅的質疑集中在該模式的尚賢實踐上：尚賢製能否確保有效的選賢任能？既然賢能政治如此強調官員的能力與(yu) 品德對促進公共利益的必要性，那麽(me) ，尚賢製就需要保證就任官員的能力與(yu) 品德確實符合職責的要求與(yu) 民眾(zhong) 的期望。事實上，很少有人懷疑中國高級官員的智識水平和管理能力，但他們(men) 的品德卻曾受到質疑：他們(men) 真的致力於(yu) 為(wei) 公共利益服務嗎？中國巨大的汙染問題曾讓人懷疑一些政治官員對國家長期利益的承諾。但可以說，從(cong)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優(you) 先促進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是中國領導人做出的一個(ge) 理性決(jue) 定。如今，在公眾(zhong) 呼籲的壓力下，政府開始愈加重視維護環境的可持續性。

對官員品德最有力的指責指向腐敗問題，這也是對中國政治模式的最大威脅。在尚賢體(ti) 係中，由於(yu) 政治領導人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們(men) 被視為(wei) 正直和有公德心的人，因此，濫用公職謀取私利的行為(wei) 就尤其具有破壞性。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的總體(ti) 腐敗程度大幅上升，隨著社交媒體(ti) 曝光了政治精英們(men) 的驚人消費，腐敗已經在過去幾年裏成為(wei) 一個(ge) 更加顯要且敏感的問題。習(xi) 近平主席認識到中共的合法性已經受到腐敗問題的嚴(yan) 重威脅，於(yu) 是開始推行廣泛而持久的打擊腐敗的行動，並已經處理了一些嚴(yan) 重腐敗的高級政治官員。如今，反腐已經成為(wei) 政府的一大首要任務。如鄭永年所言，中國的反腐運動“通過蕩滌大麵積的深度腐敗局麵，造就一種較好的政治生態”，這為(wei) 未來推進有效的製度化反腐以及維持廉潔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契機。[⑧]

中國的政治模式可被借鑒嗎

中國的政治模式可以被借鑒嗎？回答這一問題的主要困難在於(yu) ，中國的政治模式是中國獨特的曆史經驗的混合產(chan) 物，移植中國模式對不具有相似曆史文化傳(chuan) 統的國家而言需要謹慎。賢能政治的思想與(yu) 實踐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關(guan) 於(yu) 選拔德才兼備的公職人員的爭(zheng) 論始於(yu) 2500多年前的孔子時代，而旨在改善賢能政治的製度創新（最著名的是科舉(ju) 製度）貫穿著整個(ge) 中國曆史。皇權時代的中國也在地方一級進行過試驗，但首先將基層的政策試驗係統化的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可以說，中國政治模式及其理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根植於(yu) 中國獨特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它在當代的演變與(yu) 發展有賴於(yu) 政治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經驗之間的複雜融合。

客觀地講，這一整套的基層民主—中間試驗—上層尚賢的政治體(ti) 係，很難被擁有不同曆史和文化的國家輕易複製。隻有在相似的環境下，它才可能是一個(ge) 可行的模式。即在一個(ge) 由尚賢方式選拔的領導人領導下致力於(yu) 社會(hui) 和經濟現代化的多元化大國，其執政組織類似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政治模式的優(you) 點不能被其他國家學習(xi) 。該模式的不同組成部分仍然可以有選擇性地被學習(xi) 和借鑒。比如，它的分層治理以及混合形式可以用來啟發其他國家的製度改革。即使是無意在政府最高層級建立選舉(ju) 民主的國家，也可以而且應該考慮在地方一級實行民主選舉(ju) 。

然而，政策試驗在自由民主製度中也是困難的。因為(wei) 試驗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取得成效，而民選政治家往往缺少足夠長久的時間和長遠的視野來跟蹤與(yu) 考量地區試驗。另外，即使同一政黨(dang) 在不同級別的政府中掌權，在一個(ge) 於(yu) 不同層級政府之間嚴(yan) 格劃分權力的聯邦體(ti) 係中，中間試驗也不太可能具有可行性。中央政府必須有權力在較低層級的政府轄區中進行試驗，並在全國其他地區複製成功的政策。例如，在美國，各州可以充當“民主試驗田”，但如果其他州不願意這樣做，聯邦政府就無法擴大成功試驗的規模。此外，在中間層麵進行試驗可能需要依靠一個(ge) 擁有多元的區域且地方自治程度較高的大國。例如，盡管小型的新加坡政府致力於(yu) 發展賢能政治，但它仍未能留給地方試驗很大的空間。

高層賢能政治是中國模式的基礎，但也是最難以被借鑒的部分。公務員考試製度在一些西方國家是備受爭(zheng) 議的。不難理解，在缺乏考試傳(chuan) 統的國家，政治官員必須通過競爭(zheng) 性考試這樣的想法是很難形成廣泛共識的。更加難以想象的是，在一個(ge) 呼籲民主政治改革的平台上當選的官員會(hui) 要求削減公民的平等投票權。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men) 不太可能看到自由民主國家對以尚賢體(ti) 係替代西方選舉(ju) 體(ti) 係這一想法的廣泛支持。但如果出現以下情況，形勢或許會(hui) 發生變化：(1)中國的政治製度表現過於(yu) 出色，這意味著它將顯著縮小賢能政治在理想與(yu) 現實之間的差距；(2)自由民主的表現過於(yu) 令人失望，以至於(yu) 大多數公民開始認為(wei) 他們(men) 模式的理想是難以實現的。我們(men) 可以指望前者，但不能指望後者。一些不樂(le) 觀的跡象表明，即使在“發達”國家，對民主的承諾也在下降，但目前的情況還不至於(yu) 糟糕到危及整個(ge) 自由民主體(ti) 係的地步。

也就是說，應該有選擇性地借鑒中國的“垂直民主尚賢製”的經驗教訓。中國式的賢能政治不鼓勵開放西方式多黨(dang) 派爭(zheng) 奪權力的形式，而這種形式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目前是不可能改變的。因此，自由民主國家的尚賢化改進需基於(yu) 以下前提：政治製度允許結社自由，且最高決(jue) 策者由人民選舉(ju) 產(chan) 生。在此基礎上，自由民主製度可以考慮如何增加一些尚賢因素。

中國之外：結合民主與(yu) 尚賢的幾種嚐試

19世紀的英國自由民主派思想家約翰·密爾提議賦予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以額外的選票，即複票製（plural voting）。密爾認為(wei) ，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公民對待政治問題擁有更加理性的認識，也更傾(qing) 向於(yu) 作出對社會(hui) 的公共利益和長遠利益更有益的政治決(jue) 斷。然而，這一建議在今天已經采用基於(yu) 一人一票原則的選舉(ju) 製國家幾乎不可能實現。教育程度也許與(yu) 選民的能力大致相關(guan) ，但根據教育水平來為(wei) 政治權利劃分等級似乎很難以毫無爭(zheng) 議的方式被廣泛接受。今天，沒有人願意輕易承認自己在智力、能力，特別是品德上低人一等。因此，不平等的投票權製度需要更有力的證據和論證，來支持潛在選民因為(wei) 缺乏基本能力而在選舉(ju) 資格上被區別對待的合理性。

在這方麵，埃琳娜·齊裏奧蒂（Elena Ziliotti）曾向歐盟提出對密爾提案的創新性修改建議。齊裏奧蒂認為(wei) ，在歐洲議會(hui) 的選舉(ju) 中，歐盟成員國的公民應該為(wei) 代表國家和歐洲利益的政黨(dang) 投票。然而，典型的選民似乎不能勝任這項任務。一方麵，近40多年來，歐洲議會(hui) 選舉(ju) 的投票率一直在下降。例如，在2014年的選舉(ju) 中，隻有43%合資格的選民投票。另一方麵，參與(yu) 投票的人經常表現出極端主義(yi) 傾(qing) 向，不能客觀、理性地判斷有關(guan) 整個(ge) 國家和歐洲利益的公共事務。歐洲的選舉(ju) 民主製度根深蒂固，在這種環境中，純粹的賢能政治是不現實的。那麽(me) ，就可以在不破壞民主基礎的情況下，將提高選民能力的機製注入整個(ge) 政治體(ti) 係。具體(ti) 而言，選民可被要求在隻有兩(liang) 個(ge) 黨(dang) 派的平台上進行強製性的多項選擇測試。這種做法將確保選民至少對兩(liang) 個(ge) 備選方案的議程擁有最低程度的了解，而不是盲目地支持某一個(ge) 政黨(dang) 。這樣一來，每個(ge) 歐洲公民仍然保有平等的投票機會(hui) 。而對於(yu) 考試，備考本身隻需要幾個(ge) 小時的時間，不會(hui) 超過一般的駕照考試的備考時間；考試可以考慮在選舉(ju) 前一個(ge) 月進行，並且，考試“不及格”的人仍有機會(hui) 在選舉(ju) 前進行重考。[⑨]

雖然上述建議很具有創造性，但鑒於(yu) 對投票權的限製曾被用來剝奪美國黑人選民的選舉(ju) 權，這些提議很可能會(hui) 遭到非常理性的抵製。然而，即使沒有這種黑暗的曆史，對選舉(ju) 的限製也很可能被否棄。事實上，除了埃及和泰國的軍(jun) 事力量成功地限製了選舉(ju) 權以外，幾乎沒有任何現代民主國家自願支持限製投票權的提案。既然如此，就隻能考慮那些不限製投票權的尚賢建議。比如，為(wei) 競選公職的候選人組織自願性的考試如何？考試內(nei) 容可以由大學校長委員會(hui) 來決(jue) 定，並且，最好使考題在一係列與(yu) 民選職務相關(guan) 的問題上測驗候選人。考試後可以公布結果，但考試結果不應影響到候選人的競選資格。也就是說，考試不及格或拒絕參加考試的候選人仍有可能出現在選票上。這項提議的好處是，選民將有一個(ge) 明確的標準來衡量他們(men) 的目標候選人的素質。至少，這類考試可以過濾掉那些對政治製度如何運作缺乏基本知識的候選人。然而，這種考試方案也麵臨(lin) 困難，比如，民粹主義(yi) 候選人很可能不顧考試製度的優(you) 點而將它批評為(wei) 一種壞的精英主義(yi) 。換言之，他們(men) 可以通過將考試製度混同於(yu) 貶義(yi) 的精英主義(yi) 並對之大肆批判來博取選民的好感，繼而使逃避測試成為(wei) 獲取政治優(you) 勢的新方式。因此，最令人擔憂的情況是，那些最應該參加這類考試的人很可能是最抵製它的人。

或許，尚賢改革在較低層級的政府中更為(wei) 可行。澳大利亞(ya) 政治理論家Mark Chou受到了中國垂直民主尚賢製的啟發，認同選民的政治知識水平與(yu) 政府規模有很大關(guan) 係，並鼓勵在自由民主國家的不同政府層級中實踐不同的治理形式以提高選民的知情程度，繼而增進理性投票。基於(yu) 地方和州一級的選民認知情況比聯邦一級更好這一普遍現狀，較低層級的尚賢改革或許更容易在保持民主選舉(ju) 的基礎上有效地提供認知保障（epistocratic safeguards）。首先，應該設計方案提高選民對地方選舉(ju) 的重視。Chou指出，有研究表明，“將地方選舉(ju) 的日期改為(wei) 與(yu) 州和全國選舉(ju) 同時舉(ju) 行，可能會(hui) 將投票率提高多達30%”。[⑩]這將促使人們(men) 更廣泛地認識到，地方選舉(ju) 中選民對具體(ti) 問題了如指掌，往往與(yu) 更大規模的選舉(ju) 一樣重要。其次，州一級的選舉(ju) 最好借助民主創新的技術成果來增加知情投票。Chou指出，州一級的權力結構更加複雜，政治辯論和選舉(ju) 都需要較高水平的專(zhuan) 業(ye) 知識來推進知情判斷。然而，相比於(yu) 全國選舉(ju) ，雖然選民更熟悉州這一層麵的政策問題，但他們(men) 對州一級的事務又不及對地方事務了解得更多。因此，在進入投票站之前，可以鼓勵公民使用投票建議類應用程序，幫助選民鎖定他們(men) 可能會(hui) 支持的政治議程、政黨(dang) 和政治家。[11]

在民主基礎上實踐尚賢創新的又一個(ge) 突出例子來自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於(yu) 2010年成立的加州思遠委員會(hui) （Think Long Committee）。它的任務是製定全麵的方略來為(wei) 它所認為(wei) 失靈的加州治理體(ti) 係進行修複，同時它也參與(yu) 評估對加州長期發展至關(guan) 重要的政策和機構。該委員會(hui) 的目標是引入去政治化、無黨(dang) 派的長期議程，並以此矯正那些主導加州政治生活的由黨(dang) 派鬥爭(zheng) 、短期及特殊利益構成的政治文化。最初，該委員會(hui) 與(yu) 其他委員會(hui) （California Forward）一同提出了一項投票提案，旨在結束長期使加州背負巨額預算赤字的黨(dang) 派僵局。2011年，該委員會(hui) 發布了“加州複興(xing) 藍圖”，建議改革加州的直接民主投票倡議程序，以確保公眾(zhong) 對此類措施進行更多的審議。在該委員會(hui) 的改革項目中，政府問責公民理事會(hui) 是最具創造性和影響力的成果，其成員由無黨(dang) 派的在加州事務上具有專(zhuan) 業(ye) 知識和豐(feng) 富經驗的公民組成，旨在通過建立去政治化的審議機構來改善加州代議製民主與(yu) 直接民主的混合模式。上述改革計劃都在努力邁向一個(ge) 包含問責尚賢製成分的“有識民主”（a knowledgeable democracy with elements of accountable meritocracy）。[12]2014年，時任加州州長的傑瑞·布朗簽署了全民投票進程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開放對投票提案的公開審查期，以及要求向支持和反對這類倡議的運動公開前10名捐助者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創新或許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國式賢能政治的理論與(yu) 實踐的啟發。然而，賢能政治並不能成為(wei) “自由主義(yi) 危機”的萬(wan) 靈藥，因為(wei) 危機本身根植於(yu) 西方選舉(ju) 製度自身固有的弊端。在一些西方學者看來，“好的政策可能是壞政治，壞政策可能是好政治。這是一人一票無法自我糾正的根源，因為(wei) 審議機構沒有考慮到大眾(zhong) 民主所支持的權宜之計的長期後果”[13]。基於(yu) 一人一票的選舉(ju) 民主，在改革過程中始終要麵對廣泛的政治參與(yu) 對治理和決(jue) 策質量所構成的挑戰。總而言之，自由民主國家可以嚐試在一人一票製度的基礎上，特別是在次一級政府中鼓勵進行吸納尚賢因素的漸進式改革創新。在這方麵，中國政治模式的分層治理形式以及鼓勵混合治理形式的方法，為(wei) 自由民主國家以及其他國家改良自己的政治體(ti) 製提供了有益的啟發。

自由民主製度可以通過向包括中國的賢能政治模式在內(nei) 的尚賢體(ti) 係學習(xi) 以改善自身的表現，並在人民的監督中支持自由民主的合法性，從(cong) 而避免政權的衰敗。自由民主製度所經曆的衰敗一直困擾著人類迄今所知的所有政治製度。誰也不願意看到自由民主製度中優(you) 秀的部分遭到其弊端的破壞和瓦解。對於(yu) 中國而言，可以從(cong) 一些西方民主機製中學習(xi) ，從(cong) 而完善其政治體(ti) 製。如果足夠幸運的話，未來將迎接一個(ge) 更加尚賢化的西方和一個(ge) 民主更加完善的中國，每一種政治體(ti) 係都將建立在自己固有的文化和傳(chuan) 統基礎上，並爭(zheng) 相證明自己在善治方麵是世界上最有效的。

注釋：
 
[①]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p.xi.
 
[②]Ursulavan Beek,Democracy under Threat:A Crisis of Legitimac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9,p.vii.
 
[③]《中國人類發展報告特別版》，2019,p.v,https://www.cn.undp.org/content/dam/china/docs/Publications/NHDR-ENG.pdf.
 
[④]F.A.Hayek,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A New Statement of the Lib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Oxford,UK:Taylor&FrancisGroup,2012,pp.355-356.
 
[⑤]參見Kevin J.O'Brien,Rongbi Han,“Path to Democracy？Assess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8,no.60,2009,pp.359-360.
 
[⑥]Ann Florini,Hairong Laiand Yeling Tan,China Experiments:From Local Innovations to National Reform,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2,p.6.
 
[⑦]參見劉明興：《中國農村財政體製改革與基層治理結構變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3年，第六章。
 
[⑧]鄭永年：《運動式反腐敗符合政治理性》，《聯合早報》2014年8月12日。
 
[⑨]Daniel A.Bell,Elena Ziliotti,“Should Voters Be Tested？”World Post,April14,2014.
 
[⑩]Mark Chou,“Combatting Voter Ignorance:a Vertical Model of Epistocratic Voting,”Policy Studies,vol.38,no.6,2017,pp.593-599.
 
[11]Mark Chou,“Combatting Voter Ignorance:a Vertical Model of Epistocratic Voting,”Policy Studies,vol.38,no.6,2017,pp.593-599.
 
[12]Nicolas Berggruen,Nathan Gardels,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A Middle Way between East and West,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2,p.131，p.142.
 
[13]Nicolas Berggruen,Nathan Gardels,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A Middle Way between East and West,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12,p.131，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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