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追求和理想，是儒家學說的重中之重，是儒者“修身”不可或缺的關鍵法門，與“格物致知”的智慧開發、“誠意正心”的品德修養一起，組成儒家道德的整體。易言之，政治性是儒家道德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


樹立儒家的主體地位，讓仁義原則、道德精神在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各個領域發揮主導性作用，這應該是當今儒者的共同的追求、責任和使命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把儒家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同時將馬家“去意識形態化”。


解釋社會應當如何運作，提供社會秩序的藍圖，重點關注如何劃分權力以及權力應該被用在哪些目的上……這些正是意識形態的功能。儒家隻有意識形態化了，才能擁有這些功能、發揮這些作用，才能有機會儒化中華化成天下。


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院長、中華孔子學會會長湯一介先生的表態卻讓我吃驚。最近湯一介接受了《南風窗》的專訪，居然強調《不要把儒家“意識形態化”》（這是專訪的標題）。


湯一介先生說：“我覺得學術就歸學術比較好。儒家，我不主張它意識形態化，最好把它看成一種學術去討論，討論到大家都覺得這個不錯了，作為一種精神自然就接受了。”（專訪文章的核心提示）認為“政治化的儒家是會使儒家可貴的精神有所喪失，而起著負麵的作用。”


湯先生“不主張”儒家意識形態化顯然是就政治意義上而言的。其實恰恰相反，儒家意識形態化以後，其誠信、仁恕、孝悌、和諧、中庸、民本、德治、王道等等“可貴的精神”和思想，可以得到更好的弘揚落實，可以對人類社會各個領域特別是政治領域產生全麵、廣泛和深入的影響。


另外，儒家不是宗教卻具有很好的宗教功能，可以提供比各種宗教更為殊勝的良知信仰（良知是一種精神又不僅僅局限於精神），作為人生安身立命的內在棲居。


把儒家局限於學術領域，等於取消了它的政治、宗教兩大功能，大大地“專業化”、狹隘化了。


當今中國，儒門空前淡泊和邊緣化，要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基本沒有可能（除非發生很特殊的情況）。但是，能不能是一回事，支不支持又是一回事。作為著名儒者，不支持也罷了，起而反對，很不應該。


二


下麵摘一段《南風窗》與湯一介先生的問答，可見湯先生是在政治意義上使用意識形態這個詞語的，“不主張”儒家意識形態化就是不主張”儒家政治化。


《南風窗》：您以前講過，並不讚同“政治化的儒學”，雖然曆史上這是一種現實，卻是值得批評的。問題是，為什麽幾千年間，傑出人物無數，曆史卻唯獨選擇了孔子他們那個群體的一套東西？


湯一介：……孔子本來是人，很人性化的。在先秦，還沒有把他樹立到後來那種樣子。墨子的弟子就說，像孔子這樣有學問、有道德的人，應該做王啊，為什麽沒有做王啊？我看，如果孔子做了“王”，也就沒有孔子了。後來專製王朝的時候，皇帝就把他自己變成一個內聖外王，已經是王了，他是聖王啊，對不對？而且是奉天承運，皇帝是天子，那麽這個天子就應該有一個天子之師，就是國師，這就把孔子抬到至聖先師文宣王至上至高的地位了。樹立起這樣一個形象，把孔子更加意識形態化了。我認為，這對孔子並不好。


在中國曆史上，政治化的儒學確實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有一定的正麵影響，我們一個改朝換代，有的比較好的就是三四百年，那麽長的時間，它大體上為什麽可以穩定呢？我想不能說儒學一點作用也沒有。任何專製社會，都需要一套教化來維持它的統治，當時就是利用儒家的思想，當然也利用道教和別的，主要是利用儒家多一點。西方也是一樣，中世紀也是個專製社會。它用什麽做教化的？就是基督教，他們是要維持神權統治或王權統治，中國就用儒家。當然政治化的儒家是會使儒家可貴的精神有所喪失，而起著負麵的作用。


順便對這段話略加分析。


墨子的弟子說得對，孔子應該做王。孔子做不做王都一樣是孔子，但是政治就不一樣了。如果孔子有機會為王，那是民眾民族之福、國家天下之幸。當然，在那種禮崩樂壞的時代，那種不可能的。


隻有道德本位、道德掛帥的時代，聖人才能得到各界人士廣泛的擁戴推舉，才有為王的機會。聖人為王的社會，必是太平世。堯舜時代雖然太平，但一切都比較原始，文明尚未發達，隻能算是太平世的初級階段，高級階段在相當遙遠的未來世。


湯先生承認“在中國曆史上，政治化的儒學確實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有一定的正麵影響”，但卻嚴重低估了，這應該是受五四反儒惡潮的影響過深所致。其實，作為中華文化的正統、主統和大多數王朝的指導思想，儒家在中國曆史上豈僅是“有一定的正麵影響”而已？可以說，中華文明數千年的輝煌都是在它的主導下創造出來的。


當然，以現代民主標準去衡量，“我們原來的製度”有“非常致命的弱點”。但是，曆史是不能這麽縱向比較的。曆史的局限性不能歸責於文化，更不能歸責於儒家的仁義原則，不能因此斷言說“政治化的儒家是會使儒家可貴的精神有所喪失而起著負麵的作用”。曹操說：設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封王；東海曰：設使中國沒有儒家，不知曆史會血腥到什麽程度，不知中華民族能否延續到今天。


儒家被君主專製利用過，這不是儒家的錯，眾所周知，民主自由的口號也曾被惡狠狠地利用了一把呢。何況儒家被利用的同時也對利用者產生過極大的良性的“反作用”，更何況曆史上君主製自有其合理性與合法性。


其實儒家是更加適合為民主時代“服務”，民主製度亦可以更好地體現民本原則，把“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念落實到製度上。“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用現代的話說，就是：民權高於主權更高於“領導權”。


但要求儒家在古代就設置出民主製度來或追求民主是不現實的。然複須知，製度上的不斷優化和與時俱進，本來就是儒家內聖學的邏輯要求和外王學的直接追求，清末康有為譚嗣同等改良派的努力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隻可惜，當時曆史條件已經熟透，政治環境卻過於惡劣，滿清是所有尊儒的王朝中最劣質的。


三


東海曾經說過，於丹們把儒家“雞湯”化了。現在看來，湯一介先生盡管資格老些，顯得學術化有深度些，但本質上似與於丹們無異。當然，“心靈雞湯”也是儒家的作用之一，隻是儒家還有其它廣泛而重大的作用有待提取和發揮。這是於丹們難以勝任的。


有沒有政治關懷和王道追求，應是衡量儒者“大小”的重要標準。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既然是儒，在道德上就不應該小人，子夏是賢者，以文學而著稱，愛好人文典籍，精於章句訓詁，孔子也不至於警示他別淪為小人。因此，這裏的君子小人，應是就度量規模的大小而言，後人評論子夏之學，亦謂謹密有餘而宏大不足。


錢穆說：“推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者，不出兩義：一則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則專務章句訓詁，而忽於義理。”“心忘世道”就是“忽於義理”所致。儒家外王學致力於政治文明和製度建設，以體現對世道人心的關注。君子儒，就是這種全麵把握儒家義理的大儒。


“溺情典籍專務章句訓詁”的“小人儒”，作為學者很優秀了，很多學者連這一標準都達不到呢。但對於有誌於儒者，我要借孔子的話勸告或勉勵一句：“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2011-1-24東海儒者餘樟法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