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者關(guan) 於(yu) 災疫之後國家治理的諫議

編者按：遭此新冠災疫，盡管舉(ju) 國上下齊心協力渡過劫難，但創痛甚巨，也暴露出國家治理存在諸多問題，希望能正視反思、調整改變，這才是“多難興(xing) 邦”之義(yi) ，亦是中華民族複興(xing) 的中國夢之基礎。現將儒家部分學者建言輯錄，以供執政者決(jue) 策參考。孔子紀元2571年暨耶穌紀元2020年3月。

1.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教授）：

從(cong) 新冠瘟疫的發生到釀成大禍的整個(ge) 過程中，問題出在哪裏？我們(men) 的社會(hui) 太小，小社會(hui) 與(yu) 大政府不協調，我們(men) 的管理體(ti) 製僵硬，社會(hui) 組織完全不起作用，媒體(ti) 完全不起作用，言路閉塞不通。傳(chuan) 統社會(hui) 還有諫議係統，現在沒有了。應吸取教訓，深刻反思，麵對“後新冠時代”，我們(men) 應當更聰明，而非相反。

2.陳明（《原道》主編、湘潭大學教授）：

互聯網很大程度動搖了權力的等級性、信息掌握的不對稱性和傳(chuan) 播渠道的壟斷性。社交媒體(ti) 的活躍不隻意味著媒體(ti) 業(ye) 態的改變，也意味著生活方式的改變。公共領域真正的公共化要求新的思維方式與(yu) 管理方式，平等、客觀與(yu) 對話則是維持其公信力和有效性的關(guan) 鍵詞。李文亮艾芬事件由哨子而勺子最終兜住底子充分表明社會(hui) 分化之嚴(yan) 重、共識維持之重要，由分歧而撕裂隻在一念之間。識微見遠，防患未然。當彼此脫鉤的平行世界落地於(yu) 現實，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

3.朱剛（中山大學教授）：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雖為(wei) 一黨(dang) ，但其自我理解已超越一般意義(yi) 上的黨(dang) 派而自任得天命及天地之正。既如此，就要真正考慮、體(ti) 認何為(wei) 天地之正，何為(wei) 天命之責，何為(wei) 普世大道。果明乎此，自會(hui) 超越一般黨(dang) 派利益，而去擔天命、行大道。當前新冠肺炎正肆虐全球，且必將成為(wei) 世界曆史轉折點。此正是其體(ti) 察天命之責，行天地之道之時。是所盼焉。

4.謝遐齡（複旦大學教授）：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告訴我們(men) ，國家治理的難度有多大。我國治理難度有深刻曆史原因——1957年把提出陸賈建議的人士看作向黨(dang) 進攻的右派分子，繼續任用軍(jun) 官轉業(ye) 治國。在理論槪念上，沿用奪取政權的體(ti) 製機製實施治理；把政治、社會(hui) 動員與(yu) 國家治理混淆。

良好的國家治理有三個(ge) 主要環節。一是闡明國家治理的理念。二是根據理念闡發係統的理論。三是實現理論。

目前第一環節“理念的闡明”還有不小空間。例如，元旦本是農(nong) 曆正月初一，立春節。適應我國基本國情——是個(ge) 溫帶國家，四季分明，適合國民生命節律。孔子是殷商後裔，活動於(yu) 周朝，卻主張夏曆。這個(ge) 傳(chuan) 統國家沒有繼承，把元旦給了公曆。本次疫情爆發時間在冬至之後，似乎在提醒我們(men) 歸元的重大意義(yi) ，以及國家治理順天時的重要性。

第二環節闡發空間還要大些。例如，“三嚴(yan) 三實”學習(xi) 之後，仍然有些理論家放言“儒學不能治國”。一些幹部對國家旣定法律法規，甚至對黨(dang) 章，選擇性執行，而對全麵貫徹執行製度、規則的人士壓製甚至打擊。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論不夠明確，未形成強大精神力量，使得那些領導幹部有敬畏感。

最大的難度在第三環節。良好的國家治理須由準確把握理論槪念，熟練地、嚴(yan) 格地執行規章製度，決(jue) 不以個(ge) 人私利、個(ge) 人私見摻雜到工作中去的官員實施。完成這個(ge) “換血”過程須一代到兩(liang) 代人的時間，也卽30—50年。例如，目前我國任用官員主要思路是看政績提升。首先的結果就是，剛剛熟悉了工作，就陞官離職去到自己不熟悉的新崗位。整個(ge) 國家機器由這些不穩定、不熟練的人員管理。再者，就是重視看得見的政績，忽視難以考核的所轄地方、部門全麵的製度、體(ti) 製建設。

5.李景林（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此次抗疫，既有教訓，亦有經驗。暢通言路，順應民情時勢以設策施政，為(wei) 一切政令政策得以成功之根本途徑。抗疫初期之失序，其後中央之成功施策，都表明了這一點。儒家政治，強調民本。政治之目標不在政治，而在民生；政治之合法不在政治，而在民心；察乎民心，在使其能盡言。子產(chan) 不毀鄉(xiang) 校，夫子稱之，其義(yi) 在斯。

在現代社會(hui) ，我們(men) 更當能借鑒古人智慧，參取現代理念，借助科技手段，建立常製以廣開言路，使我們(men) 的施政具有堅實的民意和科學基礎，而非僅(jin) 依賴於(yu) 某些偶然的因素（如所謂“吹哨”），以避免造成社會(hui) 資源的浪費甚至釀成慘禍。這是我們(men) 於(yu) 此次抗疫所應得到的一則啟示。

6.曾亦（同濟大學教授）：

麵對這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災疫，目前不外乎左右兩(liang) 種聲音。然而，疫病自古有之，而對於(yu) 中國古代政府來說，其實也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抗疫治疫辦法。撇開中醫的有效性不談，儒家的治國理念起到了關(guan) 鍵性的作用。因為(wei) 抗疫的關(guan) 鍵在於(yu) 最初的隔離和防護，此後才是有效的醫療救治手段，而儒家奉持的“敬天保民”的政治精神起到了關(guan) 鍵性作用。

所謂敬天，體(ti) 現在疫情問題上，就是不簡單迷信科學技術手段，而把疫情的出現看作上天對人類的懲誡。無論是目前的新冠，還是十餘(yu) 年前的非典，都足以表明人類麵對上天的軟弱無力。因此，關(guan) 鍵在於(yu) 人類應該形成一套有效的人文理念，譬如，麵對疫情，古代朝廷通常會(hui) 引咎自責，反省平日工作的種種失誤，而地方官吏也不用害怕擔責而欺上瞞下，如此上下齊心，得以全力救治病人。這對於(yu) 疫病的初期防護尤其重要。

至於(yu) 所謂保民，則當以“如保赤子”的態度對待人民，而不至於(yu) 因為(wei) 政治等其它原因延緩救治。如果初期能做好這兩(liang) 點，剩下的就交給專(zhuan) 業(ye) 的醫護人員，政府在旁邊協助做好各種技術保障和必要的隔離就足夠了。

可以說，傳(chuan) 統政府正是基於(yu) 這種儒家理念，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抗疫治疫經驗，而華夏民族得以繁衍至今，形成世界第一大民族，實非偶然。因此，儒家麵對現代社會(hui) 的種種新問題時，應該提出一種新的理念，形成一套有效的解決(jue) 辦法，並防止類似錯誤不再重演。

7.林安梧（元亨書(shu) 院創院院長，台灣.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原主任、教授）：

新冠狀病毒肆虐，如此人禍天災，何以致之？論其源頭，免不了人們(men) 的口腹之欲，人們(men) 的殺盜淫妄。論其曼衍，免不了人們(men) 的「貪嗔癡」三毒，人們(men) 對於(yu) 大自然的征服欲，對於(yu) 蒼生的輕慢，對於(yu) 天地的驕侵。既已感染，則當明白，當下救治，立刻防止，免得傳(chuan) 染擴大。這本是天經地義(yi) 的事，人們(men) 卻隱匿牠，終而造成更為(wei) 嚴(yan) 重的禍害。

須知：明白就是最為(wei) 真誠的敬畏，能明白就能覺性做主，覺性作主就可以防止瘟疫的蔓延。當然，覺性作主必須當下，並且通過製度、結構、組織的層麵，行其所當行，防其所當防，止其所當止，進入醫療、防護。天下蒼生能回到本位，病毒也回到本位，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le) 其俗」。天地自然的共同體(ti) 、血緣人倫(lun) 共同體(ti) 、政治社會(hui) 共同體(ti) 、文化教養(yang) 共同體(ti) ，人們(men) 在「天地親(qin) 君師」的四個(ge) 共同體(ti) 的場域結構之中，大白其情，敬畏以之，也就能安身立命。

8.張祥龍（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此次疫病麵廣創巨，肯定會(hui) 帶來許多反省。這裏我隻集中於(yu) 反思“高科技崇拜”對中華民族乃至人類的危害，它的缺陷在這次疫情中也有明顯表現。我建議設立“科技反壟斷法”，大力提倡“適度科技”。

高科技是一種加入了“數學因素”的充分對象化的研究方式和能力。按目前流行的標準，它在不少方麵能取得其它科技、比如中國傳(chuan) 統科技達不到的新異效果。而高科技崇拜則斷言：隻有這種科技掌握了有關(guan) 方麵的唯一真理，其它科技研究和實踐沒有真理可言，至多是經驗性的偶然有效，或者是神秘的巫術或迷信。簡言之，高科技崇拜是唯一神崇拜的科技版。

高科技是必要的，用好了也可以造福，但高科技崇拜則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

中醫團隊比如張伯禮院士、黃璐琦院士等人領導的中醫抗疫團隊，這次參與(yu) 了抗疫，取得了相當可觀的積極效果，而高科技醫學至今還沒有製造出可用的疫苗和特效藥。這說明在應對某些疾病時，高科技有短板，它並不能壟斷醫學上的真理，盡管它在其它一些方麵有其特長。

所以高科技可用，但須與(yu) 其它各有功能的科技（醫學方麵，中醫之外，還可加上藏醫、蒙醫等等）平等地、互補地共用，才能補其短而揚其長。它不能是一位“妒嫉的神”（《舊約·出埃及記》），自己幹不來或幹不好的事情，還不讓他者來幹；還要一味堅持，它的缺陷，不管是不是結構性的，隻能靠它自身的“不斷進步”來彌補。

我們(men) 真正需要的，是適度技術。也就是能夠幹淨地、持久地創造和維持一種祥和幸福生活的科技。我們(men) 目前看不到某一種科技能夠獨自擔當這一重任，隻有眾(zhong) 多種科技和傳(chuan) 統智慧的多元平等的合作，才有希望逐漸找到這樣一種造福而非造孽的科技。換言之，“和而不同”這個(ge) 古老的華夏智慧，也應該在科技中得到實現。

9.姚中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這個(ge) 初春的新冠疫情，是大自然強製所有國家參加的一次大考，考的就是國家的組織機製和動員、運作能力，湖北省、武漢市主要負責人在疫情初發時沒有及時調整狀態，以至於(yu) 貽誤時機，說明這套高度組織化的體(ti) 製是有毛病的，需要進一步增強其靈敏反應機製。追究相關(guan) 領導人的責任，也得毫不含糊，該撤的已經撤了，還得事後算賬，該判刑的就得判刑。

10.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新治理需要新製度、新官僚、新知識與(yu) 新社會(hui) 秩序，政治合法性的人民神學敘事與(yu) 自上而下的維穩控製型治理逐步不適應開放社會(hui) 的自由、多元、商談與(yu) 合作性特征，過於(yu) 偏執“秩序”而無法對民主原理適度開放與(yu) 吸納，造成治理現代化體(ti) 係內(nei) 在價(jia) 值容量與(yu) 製度機動性不足，必須大膽解放思想，改革進步。否則，在中國社會(hui) 進一步現代化、多元化及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不僅(jin) 內(nei) 部難以建立可持續的合法性政治，外部也難以獲得基本的信任與(yu) 接納。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不是特殊主義(yi) 的自我局限，而是普遍主義(yi) 的自信成長與(yu) 兼容成熟，是在一個(ge) 更高處的、更廣大的道德與(yu) 政治存在。

11.楊朝明（孔子研究院院長、教授）：

中醫之大用在這次新冠疫情的生死檢驗中得以被認知，中華聖哲的智慧該以怎樣的形式才能被真正喚醒？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一項龐大的係統工程，而撬動這一係統的支點應該就在於(yu)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經典。今天，中國已今非昔比，新的時代，應該滿懷自信，走出迷茫，超越糾結，用傳(chuan) 統經典潤澤價(jia) 值，激發道德意識，讓滿載榮譽與(yu) 責任的思想成為(wei) 民族之學、國家之教。我們(men) 要像了解“舌尖上的中國”那樣，了解“文化的中國”“思想的中國”，讓經典中的文字“活起來”。

12.白彤東(dong) （複旦大學教授）：

此次疫情，從(cong) 負麵的某蔡姓書(shu) 記，到正麵的鍾南山、張文宏等醫生，從(cong) 負麵的村鎮和小區的亂(luan) 政，到正麵的國家動員能力，讓我們(men) 看到，我們(men) 雖然有成就，但是在建立現代科層體(ti) 製的道路上，我們(men) 還要努力。

國家的合法性來自於(yu) 為(wei) 人民提供的服務，而人民對服務是否滿意要由人民決(jue) 定，這就意味著讓人民說話。人民因為(wei) 眼睛看不清而嘴上亂(luan) 說，封嘴不是辦法，而是用政府的努力爭(zheng) 取更多的民心，用他們(men) 的聲音淹沒非理性的聲音。國家政策的製定要來自於(yu) 集思廣益，這就意味著要讓精英說話，他們(men) 說的不好，可以反對，可以置之不理，封嘴也不是辦法。不要防民之口，不要防精英之口，建立好專(zhuan) 家治國的有效體(ti) 製，訴諸民意，重視賢能，兼用儒法，我們(men) 才有希望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

13.柯小剛（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中華民族政治經驗的源頭在大禹治水，《洪範》九疇。此番新冠肺炎抗疫經驗也充分說明：堵不如疏，塞不如導。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保持信息暢達既有利於(yu) 快速反應，又有利於(yu) 輿情引導，實為(wei) 國計民生之關(guan) 鍵。經此一疫，為(wei) 政者當永以為(wei) 誡。

14.楊海文（中山大學哲學係教授，中國孟子研究院泰山學者）：

盡管萬(wan) 事萬(wan) 物的前行總是一腳探索、一腳試錯，但《禮記·中庸》說過：“凡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所謂“一”，就是以人民為(wei) 本位；所謂“事”，就是真能把事情做好。公共衛生事件不可能止步於(yu) 今日，所以《孟子》7·9說“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絕非治國之道。疫情過後，夯實人文關(guan) 切，強化國家治理能力，我們(men) 這個(ge) 堅強、偉(wei) 大的民族才能更偉(wei) 大、更堅強！

15.曾振宇（山東(dong) 大學教授）：

“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這是儒家為(wei) 人類描繪的理想社會(hui) 願景。仁義(yi) ，是儒家為(wei) 人類共同體(ti) 建構的道德基礎和價(jia) 值依托。仁義(yi) 先在於(yu) 人性，不分東(dong) 西南北，彰顯為(wei) 對生命的尊重和對他人的關(guan) 愛。陸九淵說獨自一人“進乎仁”，不如與(yu) 天下之人“共進乎仁”。如果缺乏一個(ge) 共同認可的道德基礎和價(jia) 值依托，“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隻是一個(ge) 善而無征的烏(wu) 托邦。令人欣喜的是，曆代儒家一直為(wei) 在經驗世界建構一個(ge) 人類文明共同體(ti) 而不斷進行哲學上的論述。

16.吳啟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百八十年來，中國身處一個(ge) 充滿偏私和不公的世界，內(nei) 部的政治和文化也連帶遭到擠壓。病毒沒有偏私，它為(wei) 世界和中國提供了檢驗體(ti) 製及文化的空前機會(hui) 。中國必須把握。

17.穀繼明（同濟大學副教授）：

疫情是個(ge) 放大鏡，把中國目前的各種思想分歧充分地展現出來了。有分歧是一個(ge) 健康社會(hui) 的表現，我們(men) 需要一些基於(yu) 事實和邏輯，而非立場先行的討論。但除了思想的分歧，我們(men) 在其中看到了仁、智、勇的光輝。“民胞物與(yu) ”在醫護人員和誌願者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ti) 現。

18.周景耀（寧波大學講師）：

這次新冠災疫，也是對既有觀念與(yu) 知識的考驗，比如對民族國家的認識。隨著全球交往的深入，越來越顯示出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是一套失敗的知識，它催生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yi) 的“戰狼”行為(wei) 。在新冠疫情全球化的情勢下，其狹隘性鮮明的體(ti) 現出來，對我們(men) 認識世界構成了巨大障礙，亦可謂又一種次生災害。就此而言，破除固有觀念與(yu) 知識體(ti) 係，培養(yang) 世界眼光與(yu) 情懷道阻且長。歸根結底，是觀念與(yu) 思想偏失過甚而有今日之禍。衡諸古今學說，愈覺救生民於(yu) 水火者，唯吾傳(chuan) 統“聖學”。

19.董衛國（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

己亥疫情，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體(ti) 製的僵化和科層領導的官僚主義(yi) 作風應該深刻反省，教育理念和專(zhuan) 業(ye) 人才的人文關(guan) 懷值得反思，部分政府管理者的理念需要反思。痛定思痛，我們(men) 的教育應該人文化，人文應該以身後的曆史文化為(wei) 依托，在曆史理性之中顯示人文的要義(yi) 。既然我們(men) 不是曆史虛無主義(yi) ，既然我們(men) 是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繼承者，那麽(me) 現代本不應該與(yu) 傳(chuan) 統割裂。我們(men) 的現代隻能是傳(chuan) 統的現代，不能拿來主義(yi) ，更不可無中生有。這些問題彼此糾葛，集體(ti) 與(yu) 個(ge) 人，正義(yi) 與(yu) 效率，人文與(yu) 科學，關(guan) 鍵要認清誰本誰末，若隻平行並列的理解問題，那將不得其解。

20.溫海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庚子疫情發展至春分之日，中外形勢已扭轉乾坤。從(cong) 今往後，要明白並尊重天時之力，方能順勢而為(wei) 。盡量廣泛采納和吸收民間戰略智慧，尤其要參考成熟的、已長期行之有效的戰略藍圖，將有助於(yu) 預估事情的發展變化，提前推演，未雨綢繆，決(jue) 勝千裏。重視中醫、周易、儒家、道家等傳(chuan) 統文化和智慧在抗擊疫情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讓中醫和傳(chuan) 統文化有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允許其保持自己的價(jia) 值係統和評價(jia) 方式，並鼓勵和幫助其國際化，在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進程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治國理政古來重視廣開言路，諫言獻策，以便群策群力，共商大計，疫情前後期間，上下溝通多有不暢，今後應盡量理順，傾(qing) 聽民意，多方溝通。古來主意因傾(qing) 聽吸收民意，才能上下同心，攻堅克難，後疫情時代的主意，也要海納民意，主意有容，方成其大，戰無不克。

21.劉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此次疫情在牽動華夏萬(wan) 千兒(er) 女關(guan) 注的同時，也對於(yu) 我們(men) 現代社會(hui) 的信息傳(chuan) 導提出了新的命題，在當今資訊社會(hui) 之中，人人都是發聲筒。也正是由於(yu) 這種原因，使得謠言的產(chan) 生與(yu) 傳(chuan) 播變得異常簡單。這其中既有民眾(zhong) 表達上的錯位，亦不可排除有部分謠言本身就意在破壞政府的權威。因此，筆者以為(wei) “信人”者要加強對民眾(zhong) 的整體(ti) 誠信教育，突出誠實守信的樸素美德。隻有取信於(yu) 人，才可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隻有取信於(yu) 民，政府做到“易心而語”，才可以獲得民主的真心擁護。

22.張晚林（湖南科技大學教授）：

武漢“封城”至今已近2個(ge) 月了，這在人類曆史上，可能也是少有的壯舉(ju) 。盡管由此帶來了極大的不便，但武漢市民自覺配合，很少聽到抱怨的聲音，這是很難得的，說武漢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似乎也不過分。最近，歐洲疫情發展迅猛，但武漢封城模式很難在歐洲奏效，原因是市民不配合，這就更加顯示了中國一般老百姓的善良、順從(cong) ，這是很令人感動的。可以說，中國的每一個(ge) 老百姓都為(wei) 抗擊疫情作出了貢獻，都是抗疫英雄。疫情終會(hui) 結束，百姓也會(hui) 回到正常的生活狀態中，希望我們(men) 的政府能夠善待這些善良而順從(cong) 的百姓。若為(wei) 政者在這次疫情中這一點都沒有體(ti) 會(hui) 到，則中國百姓的這種莫大的犧牲，其價(jia) 值是極其有限的。孟子曰：“民為(wei) 貴。”

23.曾海軍(jun) （四川大學副教授）：

此次抗疫之戰，不管存在多大的問題，終歸還是打了一場硬仗，並取了相當程度的勝利。我們(men) 有自身的優(you) 勢，尤其有一線醫護人員的巨大付出和百姓的高度配合，比任何西方國家都做得好。

但是，需要反思的一點是：過去這些天，我們(men) 自己做了哪些事，心裏就沒點數嗎？為(wei) 何如此在意西方世界說的“好話”呢？我們(men) 總喜歡報道西方這個(ge) 專(zhuan) 家說了什麽(me) ，西方那個(ge) 學者說了什麽(me) ，以此證明我們(men) 做得好、做得對。甚至有一個(ge) 外國的路人甲闖進電視台的鏡頭說了中國幾句好話，我們(men) 居然也大肆宣揚，那架勢似乎好不容易逮住了一個(ge) 表揚我們(men) 的人。難道凡西方人說我們(men) 的好話就都是對的，西方人說我們(men) 的壞話就都是錯的嗎？這不搞笑嗎？

以我個(ge) 人有限的見識，以為(wei) 中國在國際社會(hui) 上表現得很仁義(yi) ，至少比很多國家要仁義(yi) 得多，或者比國內(nei) 要仁義(yi) 很多。我們(men) 對此要有底氣，何苦表現出一副急於(yu) 求國際社會(hui) 表揚的樣子呢？我們(men) 如此在意西方世界的“好話”，是不是在普遍不信任中國的國際社會(hui) 顯得特別珍貴？又或者國內(nei) 普遍說好話的聲音就顯得太廉價(jia) ？我們(men) 實在不必如此在意西方世界的“好話”，也更需要讓國內(nei) 的好話變得更有價(jia) 值，而不好聽的話也能認真傾(qing) 聽。我相信，隻有國內(nei) 的各種聲音恢複常態，對待國際社會(hui) 的聲音才會(hui) 更有底氣。

24.彭永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方方日記和方方日記可以公開流傳(chuan) ，體(ti) 現了我們(men) 這個(ge) 國家政治不斷走向進步，社會(hui) 不斷走向成熟。我們(men) 看重從(cong) 蘇俄來的那套製度中有極強凝聚力、動員力的部分，也需要清醒地認知和克服那套製度中許多負麵的東(dong) 西。

如果非要去設計一個(ge) 好作家的標準去要求所有作家，很可能隻剩下官媒的評論員而剩不下什麽(me) 作家，如果非要設計一個(ge) 真正馬克思主義(yi) 者的標準去甄別其他人，很可能就隻剩下"二十八個(ge) 半"馬克思主義(yi) 者。中國人講求“和合"，人們(men) 從(cong) 不同角度觀察和講述同一個(ge) 事件，才是生活的常態和本有的樣子。

人們(men) 支持方方日記並不是同意和欣賞日記本身所有的內(nei) 容，而是珍視並試圖守衛我們(men) 這個(ge) 國家經曆過慘痛磨難、慘痛教訓之後，而使我們(men) 逐漸成為(wei) 正常國家的那些點滴進步。

25.郭沂（韓國首爾大學教授）：

己亥歲末，新冠災異起於(yu) 武漢，旋即肆虐神州，流行全球。觀各國抗疫得失，偶有所得，而身處首爾，聞見韓國之經驗者尤多。今稍加董理，總為(wei) 十三策，條陳如次：

第一，提高全民的衛生意識和衛生素質，促使民眾(zhong) 摒棄陋習(xi) ，養(yang) 成良好的生活習(xi) 慣，比如禁食野生動物、實行分餐製等，以消除病毒產(chan) 生的隱患。

第二，加強公共衛生的投入和管理，優(you) 化環境。如可以像韓國那樣，在所有公共衛生間投放肥皂、衛生紙，提供熱水，疫情期間還添置消毒液、口罩等，以阻斷病毒傳(chuan) 播的途徑。這樣固然會(hui) 加大政府開支，但卻會(hui) 在無形中節省了N倍的醫療費用。

第三，加大傳(chuan) 染病乃至整個(ge) 醫學研究的力度，培養(yang) 醫學人才。在韓國，醫學是最熱門的專(zhuan) 業(ye) ，吸引了大批最優(you) 秀的人才。正因如此，首爾大學醫學院名列全球30強，而中國大陸沒有一所大學的醫學院進入前50，值得深思。

第四，此次病毒之詭異、狡詐、凶險，前所未有，其傳(chuan) 染性之強、傳(chuan) 播速度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這是幾乎所有疫情國家都沒能及早應對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見，麵對類似災難，不妨往最壞處想，未雨綢繆，防患於(yu) 未然。在這方麵，韓國堪稱及時。當隻有20個(ge) 確診病例的時候，韓國就開始大批生產(chan) 測試盒，並迅速分配到各大醫院，從(cong) 而保證了日後以最快的速度進行病毒檢測。

第五，人雲(yun) 水火無情，病毒更有甚於(yu) 水火。故一旦發現苗頭，應在第一時間立刻通告民眾(zhong) ，以便迅速做出有效防範，爭(zheng) 取將病毒消滅於(yu) 萌芽，切不可以任何理由隱瞞疫情。

第六，在疫情之初，就要做出各種可能的預案，並對每一種預案做出周密安排。例如，如果封城可以作為(wei) 一個(ge) 選項，則需在封城之前就做好充分的物資準備並安排好各種醫療、社會(hui) 等方麵的管理工作，以免導致人道問題乃至人道災難。

第七，中國自古就有開倉(cang) 賑災的傳(chuan) 統。對於(yu) 災民和受疫情影響的民眾(zhong) ，宜提供必要的經濟補助，使之無衣食之憂。

第八，根據病毒的傳(chuan) 播特點，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有效抗疫。在此次疫情中，韓國政府通過跟蹤病例的手機、銀行卡等信息，梳理其活動軌跡，以找出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再如，韓國醫學界迅速研發出先進的檢測手段，司機不下車在路邊就可以檢測，半小時就可以出結果，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延緩了病毒的蔓延。

第九，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hui) 和經濟的正常運轉，盡量避免過多幹擾民眾(zhong) 的正常生活。正是由於(yu) 采用了各種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韓國在沒有封城、封路、封小區，沒有關(guan) 閉餐館、咖啡館和各種公共場所，甚至沒有停工的情況下有效地控製了疫情，成為(wei) 全球抗疫的典範。

第十，一旦發生疫情，民眾(zhong) 有了解真相的權利，隻有這樣才能保護自己，並阻止疫情的發展，所以切實貫徹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極其重要。新聞界要發揮應有的作用，反映事實，挖掘內(nei) 幕，而不是僅(jin) 僅(jin) 靠方方這樣的作家承擔這一責任。對及早發出預警的吹哨人，要予以保護和獎勵。同時，對於(yu) 惡意造謠者，一經查實，要追究法律責任。

第十一，抗疫工作中一旦發現失誤，當及時糾正，並對相關(guan) 責任人進行處罰。

第十二，明確科學與(yu) 政治的界線。屬於(yu) 科學的問題要交給科學家去解決(jue) ，政治問題則由政治家來解決(jue) ，避免將科學問題政治化，將政治問題科學化。否則，如果科學家用政治的有色眼鏡講科學，就會(hui) 降低其公信力；如果政治家以科學家的身份講政治，就會(hui) 被認為(wei) 是外行。因此，科學家和政治家要各守其責，不可越界。

第十三，正確看待全球化和地方化的關(guan) 係。一方麵，在全球化時代，病毒極易跨越國界，乃至導致全球流行，所以需要各國相互溝通，相互幫助，共同麵對；另一方麵，每個(ge) 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都應製定出最適合自己的抗疫政策和方式，所以需要各國互相尊重，相互借鑒，優(you) 化自我。

以上意見，懇望方家賜教，如或可供有關(guan) 方麵借鑒，幸莫大焉。

26.劉海波（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

第一，人大常委會(hui) 2月24日野生動物決(jue) 定早日公開撤銷或根本修正，此為(wei) 卑賤自黑之舉(ju) ，無益抗疫，試圖管理不確定性，打擊先進的中國特色農(nong) 業(ye) 模式。

第二，對先進性團體(ti) 政治模式要有信心，特別是其全球普適性，但是黨(dang) 建思路要完善，最要：擱置信仰重修養(yang) ；先進性團體(ti) 不是官僚組織，規則紀律必須以慣例案例為(wei) 基礎。

第三，給在世所有中國公民發放現金，暫定每人1000元，方法是央行購買(mai) 特種國債(zhai) ，隨後征收抗疫租金稅還債(zhai) ，征稅對象是大的坐地收租房地產(chan) 業(ye) 主和互聯網頭部企業(ye) 如阿裏巴巴。

第四，開始中國金融模式房地產(chan) 模式企業(ye) 模式改革，要點：自主發行基礎貨幣和黨(dang) 對金融的絕對領導；房地產(chan) 稅；鼓勵共同體(ti) 型企業(ye) 發展。

第五，中國可持續小農(nong) 農(nong) 業(ye) 模式要鼓勵，大工業(ye) 和小農(nong) 業(ye) 並行。

第六，廢除1月份中美貿易協議，撤銷其中的金融開放條款。

第七，抗疫援助的重點是中國周邊國家和亞(ya) 非拉友好國家，如緬甸菲律賓埃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