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完全自治是一場政治迷夢嗎？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觀察者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十二日丁未

          耶穌2020年3月5日

在香港政壇中，曾鈺成先生是一個(ge) “愛思考”的觀察者，其焦點性的分析與(yu) 提問常常能引發人們(men) 對香港深層次問題的反思，盡管並不能提供恰當的解決(jue) 辦法。在近期關(guan) 於(yu) 香港立法會(hui) 選舉(ju) 預測的文章（思考香港：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0-02/24/39552.html）中，曾先生提出非建製派可能“過半”的分析，並給出了針對中央管治挑戰的提問：

“至於(yu) 中央政府要處理的問題是：如果實踐證明，《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ti) 製不能保證‘行政主導’，不能保證‘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wei) 主體(ti) ’，有什麽(me) 補救辦法？‘一國兩(liang) 製’應該怎樣走下去？”

其實，經過2019全年性的香港反修例以及年底的區議會(hui) 選舉(ju) 逆轉，今年立法會(hui) 非建製“過半”的可能性已有多方在預測和關(guan) 注，並非特別新穎的議題。曾先生想到的，中央肯定已經想到，而香港反對派則更加清晰明白地表達出來了，這就是沈旭暉先生關(guan) 於(yu) 香港“完全自治”之選舉(ju) 奪權路線圖的赤裸裸的表白。沈先生聰明乖巧，條分縷析，唯獨缺乏的是對國家的正確理解和對“一國兩(liang) 製”與(yu) 香港長期利益的理性責任。他告訴了青年受眾(zhong) 如何去“奪取”，他沒有告訴他們(men) 如何愛護香港和愛護自身。當然，煽動者的出發點從(cong) 來不是受眾(zhong) 的真正利益，也不會(hui) 與(yu) 受眾(zhong) 共同承受不利後果。

香港民主運動自九七回歸以來即存在一種強烈的“機會(hui) 主義(yi) ”特征，堅持體(ti) 製內(nei) 選舉(ju) 路線和體(ti) 製外抗爭(zheng) 路線並行不悖，在違法追求的普選進程受挫後，體(ti) 製內(nei) 的“選舉(ju) 奪權”成為(wei) 現實化選擇。當然，奪權的完成方式是體(ti) 製內(nei) 的選舉(ju) 程序，不代表僅(jin) 僅(jin) 采取體(ti) 製內(nei) 方式，相反，唯有繼續激進地利用青年本土派進行運動升級，才能夠保持對政府、建製派及中央的仇恨強度，由“廣場體(ti) 驗”帶來的虛幻本土共識與(yu) 泄憤式投票激情才不會(hui) 消散。這就是為(wei) 何即便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香港反對派仍然需要例行性地組織“黑暴行動”以維持媒體(ti) 熱度及人心撕裂狀態。因為(wei) 一旦廣場行動退潮，特區政府改良管治與(yu) 民生的措施煥發感召力和民意回應，建製派和中央合理進行後期治理，則反修例遺產(chan) 就可能遭受侵蝕，待立法會(hui) 選舉(ju) 前再倉(cang) 促起跑，效果必然不佳。因此，反修例的黑暴手法已經沉澱為(wei) “完全自治”長征路線的護身秘符，奪權一日不成，黑暴一日不止。

甚至反對派也是在跟全體(ti) 香港人玩“政治心理戰”，明確亮明完全自治的政治目標，要求通過選舉(ju) 完全掌控立法會(hui) 和特首職位，如果普通民眾(zhong) 想息事寧人，回歸常態生活，就會(hui) 被“蠱惑”或“脅迫”投票給反對派，以尋求結束有始無終的“黑暴”困擾。這是香港反對派的“完全自治”路線圖及對香港本地政治生態與(yu) 社會(hui) 心理的精巧判斷與(yu) 利用。這確實是一種貌似完美的“政治迷夢”？但它是真實的嗎？它會(hui) 簡單成為(wei) 現實嗎？

對“完全自治”的奪權行動，中央和建製派顯然是反對的，但同時亦有頗多忌憚。原因是，以現有的“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秩序下的選舉(ju) 程序，不能夠從(cong) 邏輯上完全排除“黃絲(si) 特首”，但如果“黃絲(si) 特首”產(chan) 生則“一國兩(liang) 製”的政治底線就會(hui) 洞穿。這是為(wei) 什麽(me) 呢？這就需要追溯鄧小平所設計之“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秩序的安全閥或保障條件了：其一，“一國兩(liang) 製”保障的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否則就跟中英談判過程中“主權換治權”的方案相接近了，這是作為(wei) 實用主義(yi) 者的鄧小平的民族性原則底線；其二，“港人治港”這一地方自治原則的製度性目標是“愛國者為(wei) 主體(ti) ”的自治；其三，普選可能帶來動亂(luan) ，違反基本法秩序底線，中央保留幹預權力。盡管基本法規定了普選目標，但同時要求是按照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實現，至今未能實現。為(wei) 什麽(me) 香港普選改革不能凝聚成共識呢？主要原因在於(yu) 香港反對派從(cong) 未認真思考和努力過成為(wei) 一種“忠誠反對派”，從(cong) 來隻是單純追求本地利益和普選權，而對“一國兩(liang) 製”中內(nei) 含的作為(wei) 普選權前提條件的國家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置之不理。當然，香港反對派向“忠誠反對派”的轉型是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這從(cong) 民主黨(dang) 的逐步衰落甚至司徒華的勉強合作中即可判斷出來。在香港的特定政治氛圍下，與(yu) 建製合作是高風險的，激進甚至勇武化反而是名利雙收的，香港反對派政治的語法和技法由此出現了不斷惡質化的演變，鄧小平期待的“愛國者治港”始終未能成為(wei) 穩固的政治現實。

為(wei) 了保障“一國兩(liang) 製”的內(nei) 在憲製平衡，基本法以“行政主導”來維係香港高度自治的專(zhuan) 業(ye) 性及對中央的政治負責，以建製派在立法會(hui) 與(yu) 區議會(hui) 中的比較優(you) 勢來塑造及逐步擴大“愛國者”的政治基礎，同時開放較為(wei) 充分的政治發展空間與(yu) 合作機製給香港反對派，以其轉化為(wei) “忠誠反對派”作為(wei) 普選協商及推進的必要政治基礎。“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為(wei) 香港反對派定下的“愛國者”標準是非常低的，除了基本法第104條的“雙擁護”條款（擁護基本法及香港特區）外，鄧小平曾經講過的也隻是要求真心擁護香港回歸、尊重自己的民族以及不從(cong) 事顛覆性政治活動。香港基本法主要是一部授權法，香港人由此享有高度自治權以及非常寬泛的基本權利與(yu) 自由，但在基本義(yi) 務上的“愛國”要求及相應的政治社會(hui) 基礎卻一直不能獲得社會(hui) 性共識、培育與(yu) 擴展。回歸以來，香港反對派施加於(yu) 中央的管治性挫折可謂接踵而來：1999年居港權案中的司法僭越、2003年反23條立法大遊行、2009年反高鐵、2012年反國教、2014年非法占中、2016年旺角暴亂(luan) 、2018年反“一地兩(liang) 檢”與(yu) 2019年反修例運動。這些連續性的對抗與(yu) 挫折事實上不斷打擊和削弱著中央對香港是否能實現“愛國者治港”的立法者自信。十八大以來，中央一直試圖重建“一國兩(liang) 製”的完整法理論述及“全麵管治權”的製度化體(ti) 係，以法治方式鞏固“一國兩(liang) 製”的框架秩序，但這些本來存在於(yu) “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部的中央管治權能及其製度調充的正當性卻被香港社會(hui) 誤解甚至扭曲為(wei) 破壞“一國兩(liang) 製”與(yu) 香港自治。2014年占中以來，中央與(yu) 香港反對派的“一國兩(liang) 製”理解性分歧與(yu) 願景目標的衝(chong) 突日益凸顯。如今的“完全自治”奪權路線圖更是對立法者原意、中央管治意誌及“一國兩(liang) 製”中的國家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的嚴(yan) 重挑釁，甚至是作為(wei) 極端化目標“港獨”的政治序章。

這就出現了曾鈺成先生上麵的警示性提問：當“一國兩(liang) 製”不能保證“行政主導”和“愛國者治港”時，中央如何應對？這一憲製秩序如何演變？當然，也有些分析人士認為(wei) ，中央對特首具有實質性的最終任命權，可以“守尾門”。問題是，守尾門的局促決(jue) 策本身就是中央治港的一個(ge) 重大製度挫折，基本法工具箱最後就隻剩下實質否決(jue) 權了。更關(guan) 鍵的是，中央否決(jue) 特首選舉(ju) 結果的政治風險與(yu) 代價(jia) 是非常大的，容易形成與(yu) 香港民意的直接對立而釀成一場真正的憲製危機。正是為(wei) 了回避“守尾門”的巨大政治風險與(yu) 憲製危機，才有了2014年“八·三一”決(jue) 定的提名控製機製，盡管那樣的機製也不是百分之百保險。香港人始終無法正確想象和理解他們(men) 所處之“一國兩(liang) 製”的國家主權秩序，乃是一個(ge) 高度集權、進取與(yu) 文明內(nei) 涵深厚的超大規模共同體(ti) 秩序，也始終無法真正理解和追隨國家主場的“一帶一路”與(yu) 大灣區戰略，不知國家所求為(wei) 何，甚至產(chan) 生怨恨心理與(yu) 離心力。香港大多數人已習(xi) 慣了“殖民現代性”的一整套製度程序、技術優(you) 勢及其體(ti) 係性意義(yi) 歸屬。中央治港最大的困惑在於(yu) ，治理的真實博弈對象並不是肉身的香港人，而是精神的西方現代性精華，且這些精華因素仍然富有生命力地掌控著香港人的觀念與(yu) 利益，並將之係屬到龐大的西方世界體(ti) 係之中。而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世界對於(yu) 香港作為(wei) 西方文明之“東(dong) 方之珠”的那份源自宗教熱情與(yu) 殖民互動的道德坐標所“愛”之深切，亦非普通中國人所能透徹理解與(yu) 體(ti) 諒。因此，中央治理香港的若幹挫折甚至今日麵臨(lin) “完全自治”政治窘境的捉襟見肘，表征的恰恰是中國崛起過程中與(yu) 另一個(ge) 最強大的係統文明版本之間的衝(chong) 突經驗。

如果這樣的“完全自治”是一場反對派的政治迷夢，那麽(me) 中央和建製派也未必就會(hui) 束手就擒。曾鈺成先生的警示提問事實上包含了一種模糊的期待，就是唯有中央積極應對才能化解危局。確實，從(cong) 2019年香港反修例及區選經驗來看，特區政府與(yu) 本地建製派之政治能量不僅(jin) 有限，甚至正麵臨(lin) 著嚴(yan) 重的萎縮與(yu) 分化，其重組複蘇必須獲得中央清晰的戰略指導和製度支持。中央除了所謂的任命環節的“守尾門”之外，其實可選擇的製度方法很多，比如督促特區政府嚴(yan) 格執行香港本地選舉(ju) 法，對激進參選人資格加以限製，以及完善對香港自治權的若幹項監督性製度和程序，確保香港立法會(hui) 與(yu) 行政機關(guan) 對基本法的完全遵循並建立對問責高官的常態化監督機製，還可以巧用大灣區框架實現對香港人更多的直接管治與(yu) 吸納。建製派也不會(hui) 無所作為(wei) ，即便是為(wei) 了自身的政治生存利益，也需要奮力一戰。而所謂的“完全自治”在製度上並不容易，因為(wei) 所有的自治權都可以有個(ge) 頭頂的“監督”鐵帽，而且香港本地完全沒有任何權限及可能性修改基本法。“一國兩(liang) 製”本身具有巨大的製度彈性，相互信任時兩(liang) 相寬鬆，相互猜疑甚至威脅時就會(hui) 成為(wei) 緊箍咒。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關(guan) 於(yu) 香港管治的“製度強化”方案以及治港體(ti) 製的高配整合，釋放的就是“製度緊箍咒”的積極管治信號，以便對“完全自治”的失衡秩序進行憲製上的再平衡。這屬於(yu) 中央依法進行的法治工程加固，是完全正當和必要的。當然，最為(wei) 關(guan) 鍵的仍然是香港人本身：他們(men) 到底要一種怎麽(me) 樣的“一國兩(liang) 製”與(yu) 香港前途？他們(men) 真的那麽(me) 有信心及甘心過度授權於(yu) 香港反對派而坐視對抗升級與(yu) 香港長期衰落嗎？香港功能界別的各類精英真的毫無政治頭腦和專(zhuan) 業(ye) 判斷來確認自身的最佳利益嗎？以及香港法律界精英包括法院願意看到香港政治紛亂(luan) 帶來的國際地位下降及他們(men) 自身職業(ye) 榮譽和具體(ti) 收益的損失嗎？香港精英理性的結構性回潮比民意轉變更快，這會(hui) 成為(wei) 香港管治改良及“完全自治”激進路線受挫的重要調節性因素。

或許，“完全自治”隻是反對派政治上的一場迷夢，而真實的生活世界、國家秩序及國際體(ti) 係並不允許他們(men) 一味實施真正破壞性的“攬炒”。盡管反對派仍然例行性上演“黑暴”行動，但其媒體(ti) 與(yu) 民意敏感度早已衰減，審美嚴(yan) 重疲勞，徒增各方惡感。再者，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聚焦早已將香港議題熱度擠到邊緣。從(cong) 廣場退回家中的每一個(ge) 香港人，除了真正的一小部分極端派之外，必然麵臨(lin) 反複的家庭內(nei) 部談判、個(ge) 人生涯抉擇與(yu) 理性上的重新考量，到底要一個(ge) 什麽(me) 樣的香港與(yu) 個(ge) 人未來？筆者相信，經過這段時間的反思與(yu) 調整，香港人的內(nei) 心真實答案恐怕不會(hui) 簡單順從(cong) “完全自治”路線的魔法指引。每一個(ge) 人的內(nei) 心都有“魔鬼”，每一個(ge) 人的內(nei) 心也都有“良知”。而曆史最終是垂青“良知”的，我們(men) 以大道之善堅定前行，香港人內(nei) 心的未來願景可能就會(hui) 逐步解脫過去的迷夢與(yu) 幻思，掙紮出一份澄明的道德自覺，凝定為(wei) 一種真正切合“一國兩(liang) 製”的長期穩定性的政治心智。

責任編輯：近複